郜银林 忻县地区的人物朱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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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刘邦诗云“大风起兮云飞扬”，云本来在天上，讲飞比较贴切，讲扬就不那么贴切了。我说：大风起兮尘飞扬。亲眼所见，自然界所见如此，人间所见也如此。我虽是小人物，但我讲的比较贴切。尘土靠风确能飞扬起来。
       毛泽东是个大人物，中外敌友都不否认。尽管有人夸他，有人贬他。最为垢病的是他刮的那股大风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波浪状阔，汹涌澎湃。大风起兮尘飞扬，确实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一下子火了气来，成为耀眼的名星，令人乍舌。北京有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太原有刘灏，宋捷，史纪礼。忻县区有赵存元，康超，康国良。当时为学生们追随，羡慕，敬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是说他们是名星，名副其实，一点不假，有好多学生为了追星，甚至搭上了性命。
      说到忻中校星，说到忻中文革，说到忻县地区文革，学生们最追随，最羡慕，最敬佩的莫过于朱玉宝了，他是忻县中学学生会主席，忻中同学（井岗山派）的领袖，忻中红旗第一顺序的领导人，忻县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朱光是忻县军区司令员），忻县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文革中他没有资格造反，学生会主席照例被划为保皇派，他的家庭成份是中农，也成不了红五类。有些人还想整他，把他当作是的校长王法成走资派的徒子徒孙，可是没有啥把柄，无法揪出来斗他。
      忻县区有个卫校，文革主任比教有头脑，开始组织红卫兵就贯彻：看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把全校的同学都收了。其实学生娃娃们就是想戴那个红袖箍，显示自己也是革命派。忻中的校文革主任郭耀宗要叫校红卫兵是响当当，硬梆梆的红五类（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属的子女）董继斌为首的忻中红卫兵，收了近有半年，只收到了忻中学生的约三分之一。等到批了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任何人都可发起组织群众组织时，朱玉宝和赵生玉发起组织的忻中“红旗”三天人数就超过了忻中红卫兵，一下成为忻中人数最多的组织。　　
　　忻中和忻师当时是忻县区的两所最大的中等学校。地区卫校，地区农机校次之。　
　　1966年6月忻师开展的文革一开始就比忻中好，轰轰烈烈的程度在忻州城里引人注目。
　　由于忻师在忻州城的西南角，离忻州城的主要街道很近，文革一开始就有好多老师被揪了出来成为黑帮分子游街批斗。其中还有忻县地区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王粉花。
　　后来又揪出走资派校长程友三，抄他家时竞抄出两万元存款，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普通教员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叫人很吃惊。
　　忻师的革命造派，还去太原到山西省委告程友三的状。使当时以卫恒为书记的省委发文说：中共忻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程友三、党委宣传委员高云伟与教师冯陶民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允许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判。

　　8.25事件
　　1966年8月25日，忻县地委、忻县专署召开“忻县地区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3万多各界民众聚集在红旗广场。
　　上午9时会议开始。地委副书记刘寰主持会议，简短致辞后，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徐志远作了动员报告。在大会将近结束之时，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忻县师范红色造反兵团的赵存元、康国梁等学生，忻专农机校东方红兵团的学生冲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以大会没有悬挂毛主席像,没有向毛主席三掬躬为由发表造反宣言。
　　下午忻师、忻中、农机校的学生造反组织在大街上贴了不少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表明态度要向地委造反。晚七时许多学校的造反组织陆续聚集到地委大院东楼前（现在市委院东楼）要徐志远出来接受批斗，要求地委罢免徐志远的官。
　　忻县师范的学生没有善罢甘休。8月26日，忻师的造反派们赴省委、省人委告状。省委在8月29日决定撤销徐志远党内外一切职务　
　　8月30日清晨，城内锣鼓宣天，忻师同学在庆祝告状胜利。

      8.30请愿
      1966年8月30日清晨，睡梦中的忻中同学被喧闹的锣鼓声惊醒，原来是忻师同学告状胜利，省委在8月29日决定撤销徐志远党内外一切职务。愤怒，嫉妒，恨的忻中同学不满忻师同学获的胜利，不满省委的决定，决心赴省城讨个说法。
      8月30日下午，省运输公司倾巢出动50辆大骄车、大卡车载着忻中、忻纺、地区造纸厂、匡村民兵2000余人开赴省城。车队由尖草坪入太原，沿解放路从督军府西门直入省委大院。
      在到达省委后，几个单位的负责人临时碰头，一致推举忻纺刘继平为请愿团总指挥，董继斌担任副总指挥。早已得到消息的省领导，安排接待处把忻县请愿团集中到“七一礼堂”，宣布将2000余名请愿人员安排在迎泽宾馆、省政府一所、并州饭店、省团校。
      8月31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湖滨大会堂接见忻县请愿团。主席台上除赵雨亭、阴发祥、刘贯文外，还坐着几个官员。刘继平和董继斌坐在主席台靠左的位置上。赵书记要先听取请愿团的意见，刘继平让董继斌去讲话。董继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哪里登过如此大雅之堂，一个19岁的毛孩子，现在要在省委书记面前讲话，两腿还在发抖，内心忐忑不安。但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于是走到麦克风前。台下坐着的除请愿团2000多人外，还有省委省人委相关人员，5000座位的湖滨会堂坐了一大半。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的董继斌，鼓足勇气将8.25事件的经过讲了一番，把忻县人民不理解省委的决定的心情讲了一番。董继斌讲完之后，赵雨亭讲话，他的中心意思是，这中央明确规定，并三令五申，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许领导干部以任何方式挑动群众斗群众。徐志远所犯的错误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赵书记讲完话，会场一片骚乱，有人冲到前台要求讲话，被警卫人员制止，接见会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的几天，省委负责接待的领导穿梭在请愿团中做工作，要求返回忻县。更多的是做刘继平和董继斌的工作。直到9月6号，请愿团一无所获，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在晚饭后都集中在省委5号楼前，要求省委书记卫恒接见大家。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出来，不行！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出来了，还不行！大家一定要见卫恒。就这样僵持着，直到深夜12点钟，卫恒书记才出来，简短的讲了几句话，和前几天赵雨亭讲的口径一致。
　　看来徐志远的官复原职是没有希望了！但请愿行动无果而终，如何动员这2000多人返回忻县？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初中学生，住在高级宾馆，免费享受着白面馒头，有的不想走了。于是我们决定，董继斌负责，组成8人赴京请愿团，于9月8日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忻县赴太原请愿团也在同一天返回忻县。
      看学校历史忻中是老资格，看师生人数忻中是忻师的好几倍。忻师拔的文革的头筹，忻中人自是很不爽快。打倒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那是忻师人家自己的事，忻中人说三道四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徐志远那就不同了，忻中人也可以插一杠子，你打倒，我就喊支持，对消忻师人的锐气，给忻师人的狂欢添点悔起。所以忻中人大多数一齐喊“支持徐志远”，忻中红旗也喊“支持徐志远”。
      这时朱玉宝还忙于大串连，没太考虑徐志远的问题，“支持徐志远”会有油水他也没有预见到。

     2.4夺权
      受山西省1967年1月12日夺权的影响。
      1967年1月20日忻县区有一次夺权。山西省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忻县军团联合忻县专区５家造反组织，成立忻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夺了忻县地委和专署的大权。
      山西省夺权后的原忻县地委书记、曾被原山西省委罢了官的徐志远，此时已成为刘格平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他不承认忻县区“1.20夺权”  他于2月3日由刘格平的特派员王建陪同，带着刘格平的旨意回到专区，王建向忻县军区主要干部传达要支持徐志远，要重新组织了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了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重新组织忻县区的夺权。这成了忻县区革命造反组织兴衰的一个重要的分水令。由忻县军分区朱光，贾如胜侦别革命造反组织的唯一的题目是“支持还是反对徐志远”他们召集全区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在2月4日晚一一单独提堂。革命造反组织忻县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兵团赵生玉到场应对。他答案是“支持徐志远”，他答对了，马上得到一顶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乌纱”。这“乌纱”赵生玉自己可以戴，他是好人，没有戴，立即让人们去找朱玉保。这时离夺权不到三个小时了。幸愧朱玉保被找着了。
      人们严究“必然”和“偶然”的原因，朱玉保能当上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和他平时的为人处世有关，才使他能够成为忻县区最有影响力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这是“必然”。说是“偶然”就是赵生玉答对了题，又肯找他，又找到了他。就忻县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兵团内部也是支持，反对徐志远的观点都有。只有赵生玉，即支持忻中的走资派王法成，又支持地委下台干部徐志远，他不相信一个人一天就会由革命变成反革命。
　　若认真的选择忻中师生中支持徐志远有作为，有功劳的当数董继斌了。可是夺权在急，也无人来得及靠虑这些了。
      徐志远重新组织了26家革命造反组织于1967年2月4日晚0时0分夺权。传单号外朱玉宝副总指挥大名赫然在目。
      山西忻县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后附革命造反组织名单“忻县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兵团”名列第一。
      1967年3月26日像上海,省城听从毛主席的"还是革命委员会好"的说法,在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忻县区革命委员会。徐志远（原中共忻县地委书记,忻县军分区第一政委)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任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贾如胜(忻县军分区第二政委)，朱光(忻县军分区司令员)，张天槐(原忻县专员公署副专员)，赵文甫(原忻县专员公署副专员)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玉宝当上革命委员会常委。当时赵生玉获的了委员，康力勋，田常安，任复兴，王富元,张希田,李元中等也进入了地委大院，成了指五画六的工作人员。王富元还混到地委大管家的地位，一段时间地委花钱都的他签字。大家都沾了朱玉宝，赵生玉组织忻中红旗的光。



      我去朱玉宝的常委办公室拜访过他，那时他已和杨文亮公开了关系，校星和校花，叫人羡慕。朱玉宝大人大气严然地委干部的样子，没有了学生娃的气息。办公室超常的宽敞明亮，王富元管车，随叫随到。地委，军区的大干部们听了朱玉宝脱稿的有板有眼的讲话，都说这年青人对时局把握的准，有远见，了不得。



      后来徐志远照顾他们在革委会工作过的同学们，让他们到轩岗矿当了工人，免得回农村务农只苦，比毕业返乡，毕业插队的学生强多了。
      我的同学赵生玉，董计斌，张希田等都和朱玉宝一起到了轩岗。
      张希田于2015年9月4日上午从白石龙他女儿家乘地铁四号线到龙华我的寒舍畅谈了好久,谈到了朱玉宝时,由于我们都很欣赏他，我至68年离校后，也未在见过朱玉宝，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嘱他把给我说的过的朱玉宝事情写成文字。不过数日果然有了回文。他写的很好照录如下：

      朱玉宝琐事追忆：
      1.朱生于1946年秋季。朱与杨文亮结婚是在1970年2月，是在到轩岗当工人后，已不在区革委会了。（为我写的错误纠正）
      2.1967年成立区革委会时，忻中朱为常委，赵生玉，董继斌，段玉林均为委员。（为我写再前面的文字补充）
      3. 2.4夺权到区革委会成立后，忻中部分同学到革委会工作是以工农兵学的名义，是三结合之一的革命群众，并非都出于照顾，当时忻师卫校也有。工作能力忻中同学最受赏识，各部门领导都要求留用，1968年冬因河南灵宝县精乒简政被中央推广而搁置。
      4.1969年1月30日，忻中18位同学到轩岗当工人属于老徐照顾。当时轩岗矿革委会副主任杨拴劳想招知识青年到矿上，创造了照顾的机会。18同学当时分散在区革委会各部门：朱常委分管文教卫生，王富元在总务处，张希田，田昌安在核心小组办公室，王成义刘保英在宣传部，任复兴吕福仓兰智文在文革办公室，康立勋在政研室，张文英张绪亮在农委，田天才在财委？边明堂在中级法院，靳安在检察院，董赵段三人在校革委会。
      5.朱玉宝简历：
      山西省定襄县留念村人，1946年生，10岁丧母，由父亲拉扯成人。1963年定襄河边中学初中毕业并考入忻县中学读高中，任忻中学生会副主席，主席。  1969年1月分配到焦家寨矿机电队，背起四大件搞井下维护。1972年冬参与共青团整建工作，1973.3选为轩岗矿团委书记，1974年任轩岗矿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任矿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十一届五中全会后遭人诬陷，排挤，于1980年8月调到大同云岗矿子弟学校任党支部书记。1983年考入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1986年毕业后任大同矿务局多种经营总公司开发公司经理，后调任挖金湾矿党委书记，晋华宫矿党委书记，矿务局水泥厂党委书记，煤气厂党委书记，2006年退休。（白樵苏 2015-9-13 下午）
      并嘱我说：继斌和我均认为，玉宝很可能不愿意人写他的过去，希望你慎重考虑，要写也要特别谨慎，不要伤了弟兄们的心。



      网上查阅到有关朱玉宝的文字很少：
      忻中学子篇上有他的大名。
      朱玉宝 1948年生，忻中高中34班学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经济专业本科毕业，高级政工师、经济师。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煤气厂党委书记。主要论文有：《企业内部尽快建立模拟市场》，刊登在92年由刘国光、周桂英主编的中国改革全书工业企业体制改革卷上；《一元线性回归在企业工资预测中的应用》，发表在煤炭部主办的《煤炭企业管理》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上；《煤炭企业经济技术指标评价刍议》，发表在《煤炭企业管理》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上。另在中国煤炭协会主办的《开采》杂志、大同日报、大同矿工报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
      何于清，北京作家，著有《特殊生态难民》的文章，有一段写到朱玉宝的说的话。把这断照录如下：
    “父母官"的热泪在缺水最严重的某煤矿，我采访了这里的"父母官"--矿长王举堂和他的副手们。
　　像一块朴朴实实的煤一样，他很朴实，没有一点"官"架子，也很豪爽坦荡。他是这片黑沃土上的儿子，他爱脚下这片养育他的土地。然而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矿区的环境受到这样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水，竟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大学的教材书里他知道，日本人不吹自己的树，朝鲜人也不砍自己的树，他们宁愿出高价进口木材。过去战争使朝鲜烧成一片焦土，而如今森林覆盖率已达到80％。
　　他点燃一支烟后对我说："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要改变，这倒不仅仅是对煤矿而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这种原始的对地球采取掠夺性撷取的生存方式最终要毁灭人类自己！"他不言语了，埋头边吸烟边注视着烟蒂的红光，顿了顿又说："面对矿上的缺水，难道我心里就不急，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工人们接班先到澡堂看，有洗澡水就报到，没有水就回家。急得我们高价外雇拉水车，一吨水50元，一车4吨200元，这还得管饭拿点儿小玩艺。每天最多拉7车。我刚来矿有一次结水费，一下子就让周围农村结算走21万元。春节缺水严重时，我们领导每天一进调度室的门第一句话先问'来水了么？'其次才问生产，区队干部每天满世界拿上水盆提上水桶找水，好让工人们出井能擦把脸。所以我每天宁肯少派拉主材的汽车，也要多派车拉水，"党委书记朱玉宝对我说："我来矿时间不长，但一看到工人们洗澡那情景，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三四天就那一池子水，几乎成了黑糊糊，臭气熏天。工人们洗澡时看那样子也难受。久久地坐在池边，看着那池水，看着看着，猛然扒开浮在上面那层污渍，一下跳了进去，一个、二个、三个……那场面真使你眼泪在眼睛直打转！我们的工人太好了，相比之下，我们这当父母官的，就问心有愧，愧对他们！"
　　又一个人接着说开了，我抬头看看，是刚提拔不久的张矿长。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还是我当科长时，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太深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没有水了，老人也是矿上退休老工人，是工伤矽肺，气短得连气都出不上来。他找到我说，别说是亲戚，就是凭我给矿上抱风钻打眼放炮打得出不上气这份上，也得给我拉点吃水吧。我不能拒绝他，答应下来，求人找了一个小水车，终于给老人把水拉到了门口。没想到老人只接了一担水后便让其他人哄抢了。那阵子天己黑了，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见老人气得额头的青筋崩得老高老高。老人大骂起来……我流泪了，按说我这个人还不肯轻易流泪。我劝老人说您别说了，要骂就骂我吧，是我这个官没当好啊！
       看了这些文字，你就会知道，朱玉宝他们这些煤矿的基层干部在和什么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2014年他老了，他以同煤集团老年学学会副会长写了《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同煤路径的思考》。看这篇文章就有好象在听他的铿锵有力的报告。
      不要一提红卫兵你就骂，全国现在还有几个亿的红卫兵，骂红卫兵就是骂你们的祖宗。红卫兵中决大多数是好人，现在的各级领导几乎都是做过红卫兵的人，连习主席，和李总理都作过红卫兵。红卫兵中有坏人你们可以骂，就是共产党中也有叛徒，贪污犯，国民党中也有忠诚良将一样，任何人群都是一分为二的，红卫兵中有浑球，也有明星。
      我讲的就是朱玉宝，赵生玉组织的忻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三天就网络了不是“红五类”的忻中冠有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那些一心想革命，人家又不要你革命的孩子。成了忻县区最大的学生组织，攒足了人气，使他们进入了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事实。

郜银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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