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文革”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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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年中共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7·23布告》，是山西“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也影响到我的人生。
    “ 文革”初期，我正参加太原市城市“ 社教”，担任太原市南地区社教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因不在具体社教单位，基本上没有参加“文革”活动。1966 年10 月，太原市委决定，城市社教由块块组织领导，改为由条条进行。社教工作团撤消，工作队员回原单位参加“ 文化大革命”，我因市委决定在社教单位配班子，故未回原工作单位（太原市交通局）而去了配班子单位的主管单位太原市第一工业局，担任了该局社教办公室主任。因我不是该单位正式人员，因此也未参加该局的“ 文化大革命”活动。其间，该局政治部主任被罢官，局党委让我兼政治部的工作。一工业局下属单位多，今天这个下属单位造反派来局里要这材料，明天那个下属单位造反派来要那档案，按正常情况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受到很多冲击。等到1967 年3 月全面夺权之后，我就从一工业局回到太原市委城市教指挥部等待安排，不久，市革委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我带队到市物资局，搞群众造反组织革命大联合。
    1967 年山西“ 文化大革命”，发生“ 9·5 ”事件（武斗打死十中女学生孟玲玲）后，省革委办事机构调整工作人员，10 月我被市革委推荐到省革委办公厅常委秘书组工作。起初，承担一些省革委常委会、主任办公会签到等会务工作。1968 年4 月，原山西省劳动厅厅长李玉田被“ 解放”，担任了省革委办公厅副主任，让我承担省革委来往文件传阅、传递工作，随他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会务工作。文件传阅、传的工作是，上下给省革委的文件，办公厅秘书办公室收后填字收文卡，送给办公厅常务副主任李玉田，李主任签署呈阅文件的领导人名后，交给我送呈各位领导审阅，领导圈阅或签注意见，按呈阅名字都审阅后，我进行登记，送给李主任阅审，最后按李主任的指示把文件交回秘书办公室送有关部门办理。
    文件传阅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送到领导办公室，交给他们的秘书，由其秘书呈领导审阅，当时或过后我向秘书取；另一种办法是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近似现在的省委常委会）上传阅，核心小组会议各领导座位是固定的，会前我就把传阅的文件放到领导座位上，由他们在正式开会前或会议中间阅。阅后即放到一边，我取回再转给另一位阅。核心小组会议是传阅文件的主要时间，因此每次核心小组会议我都跟随李主任参加。核心小组会议的会务是由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的，省革委办公厅副主任列席核心小组会议，主要是承担核心小组会议决定的由办公厅办理的工作。所以办公厅参加核心小组会议的一般只有副主任和我两人。
    核心小组开会，各成员会前一般都互不交谈，一进会议室坐下就看文件，只有张日清会议开始前，好与一般工作人员交谈，问询一些情况。中央多次在北京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一去就是半月二十天，每次开会都是核心小组成员徐志远在山西主持日常工作。徐志远一般在核心小组会上发言，好在他主持山西工作处理问题都公道正派，看不出有派性倾向。大概这也是留他主持工作的原因。我到省革委办公厅工作后，1967 年末和1968 年前半年，参加过几次省革委常委会议和省革委主任办公会议会务工作，到1968 年后半年，两派就闹得更凶了，以后就完全由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近似现在省委常委会）代替了。之前这些会都在迎泽宾馆召开，1968年中，派性闹得厉害了，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决定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主要领导集中办公，办公、会议地点搬到并州饭店南楼，这是原来山西接待外宾的地方。一般食宿在这里，核心小组成员集体活动，个人不得接待造反派，接待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必须集体参加。当时我们也跟着住到了并州饭店南楼。1969 年3 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决定202 部队移驻太原，对此山西两派一派高兴、一派不欢迎，在号房过程中，两派态度严重对立，多处发生武斗，号房进展缓慢。一天，我到刘格平（省革委主任、核心小组组长）家送文件，见到丁磊（刘格平夫人）正指责徐志远（省核心小组成员）工作不力，认识不高，立场不坚定，影响了大局。当时中央已决定丁磊常住北京，不能插手山西文化大革命。过了不久，听说丁磊回到太原在家中接见太铁（路）造反派头头，并把刘格平也叫回家，见了一派造反派头头，这就违反了核心小组成员不能单独接见造反派的规定。从此山西两派斗争又日益严重，武斗升级，以致中央再次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
    产生了解决山西问题的《7·23 布告》。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决定，把省级机关干部都集中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也作为省革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去北京参加了中央学习班。我们于1969 年8 月中旬，集体坐火车到北京昌平“ 三工校”、山西班一大队一连二排五班学习，斗私批修，批刘（格平）张（日清），清除派性。参加了国庆二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不久，山西班就集体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进行“ 清队”（清理阶级队伍）。
    中央学习班山西班有六个大队，大队长、政委及连长、排长都是由解放军师、团、营级干部担任，生活、学习都是军事化。1970 年春节前，学习班“ 清队”告一段落，准备结业让人们回去过年。当时中央已调整了山西省的领导，省革委主任、核心小组组长已由刘格平改为谢振华（省军区司令员、原69 军副军长）。但临春节时，突然宣布山西省派性问题没有解决，要揭发批判刘（格平）、张（日清，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政委）、袁（振，省核心小组成员、原太原市委书记）、丁（磊，刘格平夫人、夺权后任省人事局长）、鲁（克南、袁振夫人），形势紧张、声势浩大。以前学员们星期天休息可以上街，亲属可以探望，而此时宣布学习班实行“五不”：不准个人单独行动、不准串连、会后交谈揭批情况、不准请假、不准亲属探望、不准通信。当时有的学员就说怪话：“ 比坐班房还厉害”。小会揭、大会批，联系自己检查派性，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
    而我承担的传送、传阅文件，是一项十分敏感的工作。经常参加核心小组会议，常有人找，向我打听会议有关情况，有的人想让我把他的文件送给核心小组成员，这些都是关系重大的事，涉及机密纪律。李玉田让我承担此项工作，就是因为前任派性大，违反纪律，受到批评。因此，我坚持除办公厅主任签送的文件，其它任何人让我捎送的文件不送，会议情况对任何人不说。不过这样也引起不少非议，说我不可靠，尽为人家办事。我到六十九军、省军区送文件必须坐省革委的公务车去，有的司机不给出车，无奈李主任让车队长为我指定了专车。司机说你以为我拉你，我是拉那些纸（文件）!
    因为我是“ 承担工作”的性质，到中央学习班后，我是大队、连、排工作的重点之一。我在“ 文革”那样的环境里，当然也有派性，讲过派性话，办过有派性的事，但因自身胆小谨慎，客观来自太原市，接触不广，没有办过违反规定的事，没有说过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我在学习班，检查派性，互相揭发，有关方面（包括六十九军、省军区）揭发，都没有涉及我的问题，解放军同志说我：“ 你这个还真难得”。因此把我从班里抽到连部写简报。学习班结束，学员有三种去向，第一种回省级机关工作，第二种下放到外地充实基层（工作），第三种下到农村劳动锻练。因为我在“ 文革”中没有直接参加过造反活动，后来到办公厅也没有办过派性大的事，在中央学习班表现可以，因此我被分配到忻州地区交通局对口单位工作。不过初到忻县地区人们说我是刘格平的秘书，1973 年8 月安排我工作时，曾任过谢振华秘书、正在地区革委政工组工作的郭林槐（后曾任五寨县委副书记，太原市纪检委书记）证明我不是刘格平秘书（郭林槐在中央学习班和我在一个排，比较了解），才任命我为忻州地区交通局副局长。
    我在山西省革委办公厅工作时，有一件亲闻的事记忆特别深刻。1969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宣布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有一位叫韩英，会后二三天就听说韩英是山西的，没有参加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收听大会闭幕广播时，同志们说：选你当中央委员了，还不赶紧去参加一中全会，坐在这儿干什么。他说：不能开这种玩笑。结果一会儿就接到去参加一中全会的通知。还说，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是周恩来总理提名的。在一次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大同煤矿技术人员代表韩英发言，公道正派有水平，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韩英在九大后，曾任山西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1995 年任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在神朔、朔黄铁路建设中，又和山西共事，密切配合，颇受尊敬。


（作者为忻州市发改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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