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志峰：柯庆施提倡“大写13年”所引起的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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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采》

柯庆施提出“大写13年”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聚集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举行元旦联欢会。巴金、熊佛西、丁玲、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等上海文艺界知名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

会堂里热气腾腾，喜气洋洋，处处洋溢着一片除旧迎新的欢乐气氛。演出大厅中歌声嘹亮、琴音激昂；茶室里，三五知己、抒怀谈心。人们在这里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一年。

1月6日，《解放日报》、《文汇报》报道了这次元旦联欢会：“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柯庆施在热烈的掌声中，步上讲台。他热情洋溢地向上海文艺界祝贺新年，热情地希望上海文艺界在新的一年里，“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现代文艺作品”。

柯庆施在谈话中讲到，他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他说：“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13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话剧《第二个春天》抓住了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主题，抓得很好。剧本本身还有些缺点，还可以不断改进，但应该肯定是一个好剧本。电影《李双双》抓住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改造问题，戏也很动人。这些主题都抓得好，作者抓住了当前人民思想生活中重大的矛盾。”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继续讲道：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13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13年——大写13年！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特别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创作一些能够迅速反映现实、适合人民群众大家歌唱、大家演出的群众歌曲和短剧等文艺作品，“鼓舞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

《解放日报》报道，柯庆施的话“获得与会同志们热烈的呼应，会场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巴金、熊佛西等都兴高采烈地说：谢谢柯老对我们的鼓励！”

“大写13年”是柯庆施根据当年文艺创作、戏剧舞台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太少的状况，向文艺界提出的新要求。在这里，柯庆施强调，“着重提倡写解放后13年”，“大力提倡写13年”。

“大写13年”提出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舞台上，改革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而这种改革就是贯彻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应反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

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改编旧戏和编写新戏的过程得到了推动与加快，但相当一段时间旧新二戏并存。有的旧戏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面貌，只要内容无“封建迷信思想”或“落后思想”的成分仍可上演。至于改编戏曲和新戏的艺术特点，主要反映在内容接近现实，音乐尝试结合中西方乐器，语言简单化等。同时某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剧目也允许上演以作反面教训或提高阶级意识。

1958年“大跃进”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创作，结果出了一大堆废品，造成极大浪费。文艺作品的质量大幅度下滑。1961年电影界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要求提高艺术质量的呼声响得震天动地。

怎么提高质量？只有不断学习。向谁学习呢？西方是帝国主义，北方是“苏修”……这个时候，中国在外交上正处于困境，左右已近孤立，没法学习别人，只好把目标转向自己的老祖宗。于是，1960年代初，“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便在文艺界风行起来。以电影界为例，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除了创作思想、创作技巧要学习古代的诗论、画论以外，题材选择也开始大幅度向传统倾斜。1958年—1962年间，话剧创作出现了一个历史剧的热潮。数量之大，影响之大，质量之优都是前所未有的。从内容和立意来看，此时的历史剧可分为四类：1、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2、发掘历史精神以鼓励今人的，如曹禺《胆剑篇》。3、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儆后人的，如朱祖贻等的《甲午海战》。4、歌颂历史上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的，如田汉的《关汉卿》。

一时间，文艺舞台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历史剧。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给予了相当关注。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巡视华东各省以后，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上海班子中的争议

柯庆施的讲话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讲话在上海市委班子中是有争议的。

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认为“大写13年”这个号召不错。1991年11月他还讲道：

“当时在戏剧舞台上，演的尽是一些‘洋、名、古’的东西，并有人散布一种意见，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没有戏可挖，演现代戏，像喝白开水，淡而无味。这种现象，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我的理解是：‘写13年’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倡戏剧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塑造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不让‘洋、名、古’完全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

“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有些同志由于江青借提倡革命现代戏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使戏剧舞台上万马齐喑，因而迁怒于‘写13年’和革命现代戏，一听到有人提‘写13年’就认为替江青翻案，把江青的反革命活动同‘写13年’连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分析的。这不能不是10多年来困扰文艺界、戏剧界，使革命现代剧迟迟难以在舞台上出现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江青在戏剧界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写13年’（现在是写40年），大演革命现代戏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认真对待，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

陈丕显在2005年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中说：

“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它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个讲话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的强烈反感。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也感到奇怪和不以为然。我想，光允许写解放后13年，那么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能不能写呢?不要写古人、死人，那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能不能写呢?虽然我有这些看法，但也仅认为这可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柯庆施又要放什么‘卫星’吧，并没有体会出这后面还有什么名堂。”

后来，巴金讲述了他听到的一件事，有人请柯庆施看话剧，柯庆施问：“是不是写13年的？写13年的，我就去看。”当他得知那出戏反映的内容比13年多出两三个月，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13年的，我不看。”

1964年初，文化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书记会议，明确现代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六、三、一”的比例，也因与“大写13年”口号不符而不准在上海电影系统传达贯彻。

柯庆施矫枉过正了。

张春桥大做文章

1963年3月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就“大写13年”这个口号展开讨论时，作为分管文艺的市委常委张春桥进而提出“大写13年”的“十大好处”，将“以现代题材为主”的要求引向极端。

在上海的报纸大力宣传“大写13年”时，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4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讲话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讲话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讲话了。

他们一齐批评“大写13年”，尖锐地指出，“大写13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大写13年”展开面对面的辩论，编造了“大写13年”的十大好处，并竭力鼓吹“题材决定论”，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13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

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也难以苟同这一怪论，在这年5月召开的故事片厂长会议的讲话中，虽然表述婉转却态度鲜明地说：柯老讲13年，中央讲主体，13年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体，另外1840—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要写，比例可少些；再推上去2000年的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高人民情操，有休息性、娱乐性，这样的片子也允许要。

周恩来平息风波

思想不能统一，矛盾只好上交。

1963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周恩来说：

“既然讲时代性，自然以现代创作为主，但也不忽视古典著作。无产阶级总是要后来居上的，即使以古为鉴，也不能简单的古今类比。古典作品确有时代局限性，但一定要具体分析，讲清楚它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批判地接受古代遗产，我国的古典作品中有许多正义的、人民性的作品，这是很大的特点，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地方戏曲里，很多表现了‘卑贱者’是最值得同情和具有正义感的人。如川剧《芙奴传》，称赞了最卑贱的人。神话剧里，是美化人间，表现人间生活比天上好，表现了正义的力量。古典戏曲里也有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也有写牛鬼蛇神的，这也要具体分析。《杨门女将》是好戏，里面王侯、将相都有。《罢宴》写反对浪费，寇准也是个宰相。同样，才子佳人的戏也不能一概不准演。如果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都禁止，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又得恢复。所以，对古典作品要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可能一下子十分恰当，要谨慎。”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

“文艺创作一定要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合乎时代背景。古代是古代历史的背景，不能把古人写成现代人出现在舞台上。借历史题材来讽喻现实，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超越那个时代，不能把今天的思想强加于古人。同时，演古代生活，是以古为鉴，却不能以古代今。今天是今天的时代，还是歌颂现代的作品为最重要，要提倡演革命斗争，新人新事，以反映现代生活为主。但这不是取消古代的东西，历史题材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手，进行了整理加工，可以写得更好。”

对于有争议的“大写13年”，周恩来强调：

“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只停留在13年革命成果的思想水平上是不够的，停留在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成果和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遗产成果的思想水平上，也都不够。因为这都是历史。文艺工作者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世界革命理想。这样才能够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意气风发。有了这样的气魄，才能产生出好作品。

“强调写现代为主，却不要忽视了100多年革命斗争历史。

“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应当加以区别，但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这两个阶段而言，创作重点当然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拿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相比，重点又要放在建国以来的13年。

“在13年里，又要区别已经成为历史的13年和今天的新人新事。

“这样，创作的范围就广阔了，不是只写今天的新人新事。表现近百年的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斗争，并且把他们联系起来，作品才能丰富，才能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好作品。现在表现13年的作品还不多，对此不要气馁。应当承认，现在写13年的作品中，已经有不少优秀的。刚解放不久，老舍先生就写了《龙须沟》，剧中歌颂了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表现了旧社会受压迫人民的翻身。这几年又出现了更成熟的作品，再经过13年，相信会有更伟大的作品问世。

“我们的领导是正确的，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创作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13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作品里刻画出来，再加上新人新事多了，这样就丰富了。”

周恩来讲话后，“大写13年”就提得较少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文学艺术部门、戏剧、电影等，也要抓一下推陈出新问题。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内容要变一变，形式也要变一变，例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形式也要推陈出新。按照这个样子，20年以后就没有人看了。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有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这年12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份批示，则震撼着整个文艺界：“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艺界面临着一场暴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