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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Harris:中国长城般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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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5 11:53: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长城般的沉默

Benjamin  Harris

〔编者按:本文原为英文,由贝苏尼译成中文,载“独立评论”网站,本刊编者对
译文作了若干校正和改动。〕

    在伟大的世界诸文明当中,中国延续最为长久。

    埃及、希腊、罗马都曾支配其所及的世界,然后就急剧地衰落了。中国从不是
最伟大的文明,但因其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也从未被淘汰出伟大文明的前列


    我在大一时修过中国历史课。这就是我在这个课题上的正规教育程度。促使我
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并非正规教育,甚至也不是班上的一位善于启发的讲师,而是这
个课题本身。因为对中国的兴趣就是对世界的兴趣。

    然而,中国又是那么远不可及,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前往那里。2005年
3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当时的女友正在她家悠然自得地喝酒,开始盘算第
一个共同度过的长假应该到哪儿去。排除了几个国家之后,我提到一直想去中国。

    我们又喝了几杯,上网“随便看看”,每喝一杯似乎就离中国近了一步,星期
日早晨醒来,开心地意外发现我们已经订好了六月间在北京两个星期所需的一切。

    2005年我完全是个旅游者,却从来没有走出北京(城区),甚至没有去那
“必到”的长城。我被胡同迷住了,跟女友把整个假期花在这些迷宫中,抢在它们
被拆毁之前照相记录。

    返回美国之后,我到书店去找一本关于中国的严肃著作。“严肃”是唯一的标
准。书架上有新出版的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我从这本书的体积和重量推断它一定严肃,于是买了下来。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当我在2008年11月再次来到北京,我有了个新的女友,对文化大革命也
已略有所知。“略有所知”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产生以偏盖全的强烈冲动。我在这
里写每一句话都时刻警惕着这种危险。所以对推广和臆测之处都清楚地加以标明,
而不是含糊其词地把它们说成是可能的事实。当我的观察与其他人一致的时候,我
将指出其一致。只有当我肯定其正确性的时候,才会做出概括性的陈述。

    我们住在北京城外的一家五星级宾馆。十一月清冷的气温远比上次六月的暑热
让我舒服。尽管已经是十一月,房间里还是很热,于是给前台打电话。他们马上派
了个人来。我们告诉他问题所在,他不懂。我们引他到恒温器前指给他看。他检查
了恒温器,动了动开关,转向我们,那表情是说,“没有坏呀”。我们给他做样子
,用手扇脸,抖汗衫。他认真看着我们,可还是不明白。卡门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
,抓在手里作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那人的脸色开朗了。卡门和我相视而笑,为自
己的交流技巧而得意。那人径直穿过房间,打开窗户。他转身对我们微笑了一下,
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出房门——他的任务完成了。

    我在总共约25个小时里和7个人作了谈话。其中5个接受了7次正式采访,
约占13个小时。其中6次采访至少有部分录音。共有约8小时的录音带。还有在
餐馆之类地方的非正式补充讨论。

    这些录音带适当格式化之后我将把它们全部上传,并把链接贴在这里。还有部
分正式采访的逐字记录也在整理之中,届时也会把链接贴在这里。

    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的回答
也是向他们提问的基础。卞仲耘遇害事件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如果不是那
么多红卫兵——包括宋彬彬和刘婷婷——已经移民美国,将这件凶杀案从纯粹的中
国内部事务变为美国人,至少我这个美国人的份内应该关心之事,我是不会参与的


    因为我是受美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一生的事业就是起诉凶杀案,这件凶杀案
也具有专业的意义。在阅读、研究、访谈、理解、比较的时候,我的职业经验也有
用武之地。

    我可以负责任地进行以下概括:中国有中国的刑法,美国有美国的刑法,二者
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美国刑法专注于个体:个体保护和个体责任。其最重要的目
标是,首先,不让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其次,除非证据确凿不能判刑;再
次,个体罪犯(们)得到确认并受到惩罚。

    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一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就我所知,这个案子也从未经过
侦查。然而,这件凶杀案其实是易于审理的。这件凶杀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
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目击者认识凶手(们
),应该有几十个目击者。

    因此,并不存在妨碍逮捕的证据不足问题。毋宁说,没有逮捕是因为中国政府
裁定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因此没有应对其负责的个体,而只应由社会
负责。

    中国政府的这个裁决是针对卞仲耘的丈夫王晶提出的诉讼所做的。关于文化大
革命的总体判决也大同小异:那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
一场浩劫。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判决书写于1981年,毛死后5年。因此,甚至
毛也不可能承担责任。

    在重访北京之前许久,我就在阅读和交谈中多次遇到了美中两国制度之间的这
个哲学差异。接受访谈的人们在这方面给了我更多的教益。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王晶先生,卞仲耘的丈夫。我大概是跟他谈这件案子的
第一个外国人。他同意见我并讨论卞仲耘案,使我深感荣幸。他很勇敢,我非常敬
仰。他从妻子被害那天起就一直坚持捍卫事实真相。他买了一架相机,拍摄了卞仲
耘遍布鳞伤的遗体——一个痛苦的深情举动。42年来,他一直在床下箱子里珍藏
着卞仲耘的血衣,还有她破碎的手表,照片,还有物证,例如作为正式通知他卞仲
耘“死亡”的文件,签字人当中有——宋彬彬。

    乘出租车去会见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还有些紧张。我不远万里而来只有这一
个机会跟他谈。马继森,曾在外交部工作过的作家,慷慨地同意安排这次会见并为
我们担任翻译。

    马继森在门口热情地欢迎我们。卡门和我送了她一只花篮来表示感谢。马继森
说王先生已经来了,让我们走几步拐到客厅。王先生坐在房间另一边的沙发里,他
微笑着缓缓站起身来,我赶紧上前扶住他,我们热烈地握手,不由自主地,我拥抱
了他。

    我给他也带来了一件礼物,王友琴提议的正义女神像。那真是个好主意。在把
雕像交给王先生之前,我想好了几句自鸣得意的开场白。

    我告诉王先生,我是检察官,正义是我的唯一服务对象。我告诉他,我敬仰肯
尼迪总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所有人的正义也得不到
伸张。所以,在这位总统遇刺45周年的日子能给他这件礼物,尤其恰当。这个时
候,我的古巴女友,中国女主人,以及中国采访对象异口同声地纠正我:明天才是
11月22日。

    我向王先生解释雕像的意义。正义女神(中文里也称司法女神——译者)蒙住
眼睛,表示对双方一碗水端平;她左手举的天平用来衡量双方的证据;她右手所持
的惩罚之剑下垂,象征无罪推定和谨慎,除非被证明有罪,不受惩罚。

    很快我就跟王先生熟起来,我喜欢他,喜欢我们的对话,他的性格。会见持续
了5个小时。

    我按照检察官的工作方法事先对所有访谈进行了准备。我写下所有准备提的问
题但是将访谈保持自由的形式以便自然发展。我得到的回答和回答的方式将改变我
如何下一步提问。我试图通过观察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深入访谈对象的内心。

    提问的时候我经常改换话题,而不是依照时间的直线顺序。有些问题是开放式
的,“请讲讲某件事,”——另一些则是为获得特定信息——“某人对你怎么说的
?”同一个问题用两种方式提出。有些问题我逐字写下来,因为我就是想用这样的
方式来问。这些都是普通常识性的引导访谈并获得准确真实回答的技巧。

    我决定在初次见到王先生的时候单刀直入:“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承
担负责?”我想看到他对这个开门见山问题的反应。这个问题很个人化,“您”,
“您的妻子”。我选择“承担责任”,而不是“谁踢的,谁打的?”“承担责任”
是因为我想让他考虑一般性的责任,并根据他所知,所思,所疑来回答。然后我可
以提出更具体的问题,看他的判断是否有充足的根据。不问“谁踢,谁打?”是因
为美中两国都有许多外行认为,没有亲自动手的人就不能承担“责任”。而且,王
先生并没有目击那次犯罪,这样,完全诚实的回答应该是,“我不知道”。

    我提出了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毛泽东”。

    “毛泽东”,王先生对妻子命案的解释跟中国政府的判决一样:个体行为者没
有责任。

    王先生似乎很喜欢跟我们的谈话,根据他的提议我们又见了两次面。充裕的时
间和轻松的气氛让我更深入地了解杀害卞仲耘凶手的个体责任观念。我可以通过和
王先生谈话来审视这个观念,当它应用到凶手身上,看她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
,也应用到卞仲耘和王先生身上,看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党员因被捕后的斗争而闻名,手被铐住了就用脚踢,全身
不能动弹就吐吐沫和破口大骂,即便在走向刑场的途中也要尽力反抗。1966年
8月5日,卞仲耘在去学校的时候知道自己将被打死。中国军人抵抗侵略者至死不
屈,但卞仲耘面临本国本族人的处决时只是被动地服从她们的审判。

    我从阅读,尤其是从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知道,王先生在那个夏天,当
卞仲耘面临的危险急剧增加时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然而我还是想看看和听王先
生亲自讲,我想知道他心底里的那些可怕的事实,我于是提出了下面的一串问题:
他为什么做了某些事而没有做另一些事。下面就是他用叙述的形式所说的,但他没
有(独自)讲述,而是针对我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而给出的具体答案。

    王先生告诉我,卞仲耘在1966年6月23日第一次遭到“斗争”。他和卞
仲耘以及孩子们住处的墙上门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充满蛮横的侮辱和
暴力威胁。他给我看(当时拍摄的)照片。8月4日卞仲耘再次挨打。他告诉我,
那天晚上她洗了个澡,因为她想干干净净地死去。他说,第二天早晨,他们握手道
别,他目送着卞仲耘向学校走去直到从视野消失。当天晚上,他得知她已经遇害。
他给我看遗体的照片。

    王先生也是这样跟胡杰说的。在影片《我虽死去》当中,胡杰拍摄了王先生站
在他当年目送卞仲耘远去的地方,当她转过街角,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当我看
到影片中这痛苦的场面,脑海中浮现一个问题,从那时直到现在:他为什么让她走


    这是个不近人情的问题,如果冒犯了王先生我会非常惭愧,但我还是连同其他
很多问题一起问了,因为它至关重要。

    我问,卞仲耘在6月23日挨打之后,全家为什么不搬走。王先生告诉我那是
不可能的,政府控制着每个人的迁移,这同我我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一致。

    我问,如果他陪卞仲耘去学校将会怎样,他说,不允许陪她。

    我直接问他为什么不反抗,他说,因为(这样)他本人,孩子,以及其他亲属
也会被打死。这一点也和我读到的一致。

    王先生对我的问题没有生气,回答时没有明显的羞愧。我现在认为,由于高压
政治和洗脑,在1966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罪恶感或羞耻感的位置。我想这
是我现在的想法但还不能十分肯定,但是在第一次会见王先生的时候却没有这样想


    和王先生第一次见面后乘出租车回宾馆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对卡门说,我不
能理解,人怎么能眼看着心爱的人受到伤害或被杀死,而不采取某种干涉行动。越
谈越显得不可理解。“不管社会压力多大我也不会让我的妻子出门。我会反击。”
(热气冲上我的脑门)“那毕竟都是些女孩!青少年女孩打死了卞仲耘!只要几个
男人走过去就可以让那些娇滴滴的小姐们尖叫着回到教室,防止这件事发生!”(
检察官说服了陪审团:他自己有这个本事)。

    卡门无精打采地回答道,在中国不是这样,在较低的程度上,她的祖国——古
巴也不是这样。她说,我无法理解,是因为我在美国一辈子被惯坏了。我在夸张典
型美国男性的义愤。

    我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跟一位美国妇女说了(这件事)。(她说在中国期间很
愉快,但是,不由自主地告诉我,“我们住的宾馆那么闷热,还没有空调!”)她
到过北京以南,她女儿上学的一座城市。她告诉我,她女儿曾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
在打老婆。他把她打倒在地。一些人在围观,一言不发,都不去劝解拉开她们。这
位年轻的美国妇女本能地冲上前去,护住那男人的老婆。挨打的老婆血流如注,好
几颗牙都被打掉了。她大声喊,用中文,“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叫警察!”人群
中没有人搭腔。这青年妇女自己叫来了警察。

    人类的一切行都处在理想和禁忌两极之间。

    一个社会对理想和禁忌的选择构成其价值体系。卞仲耘凶杀案具有历史的重要
性。它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在“红色恐怖”暴力泛滥的1966年8月。
它也因下列事实而具有历史价值:凶案发生时的学校领导——宋彬彬在13天之后
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而闻名全国,从而表明毛赞成“红色恐怖”。

    但是,历史意义仅仅是这件凶杀案重要性的一部分。这件凶杀案仍然在纠缠着
那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因为它打破了禁忌。尊师是中国人的传统。(卞仲耘
担任校长的)女子中学附属于师范大学。然而,恰恰是一位老师,那所学校的校长
被打死。那是一所精英学校: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孩子在那里就读,其中最著
名的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女儿。“女儿们”,女孩们,“乖”女孩们,犯下了这桩
凶杀案。

    毛泽东在其整个统治期间都试图改变古老的中国价值体系。通过打破禁忌,他
试图扯断构成禁忌的最基本的社会纽带。“大跃进”期间他试图用公社取代核心家
庭。忠于党被颁布为最高的忠诚,高于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学生对老师的忠
诚。他试图用号码取代人的姓名。随着毛泽东崇拜的发展,热爱毛主席成为爱的最
高形式。

    毛曾经冷酷地思考过全面核战之后的世界,说如果死掉三分之一的人类,剩下
的三分之二将是社会主义者。他试图重新定义人类个体生命的价值。

    党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是党作出的决定。他试图重新定义正确与错误。

    回到宾馆,收到叶维佑的留言说王先生想再见见我。我很兴奋,卡门却不然。
她指出,那天跟王先生谈了5个小时,没得到半点关于打死卞仲耘凶手身份的任何
信息。我顿时泄了气,她是对的。她认为王先生只想聊闲天,不打算提供信息。

    九点半叶维佑又来了电话。我接听的,她告诉我,王先生想再见我,“有话要
跟你说。”我们约定了时间。我放下电话,又鼓足了劲。除非他现在要提供(凶手
)姓名了,还能是别的什么意思?卡门不相信,再见面还是闲聊,即便王先生知情
也不会告诉我。“他们根本不在乎,”她说,泛指中国人。“既然他们不在乎,你
为什么要管?”我觉得自己很傻,但她还是对的。

    凶案四十二年之后,如果王先生真的不知道那些参与打卞仲耘的人当中哪怕一
个人的身份,却相信我一个外国人居然能确认她们的身份,确实显得很傻。如果王
先生知道(凶手身份),他却在5小时的谈话中没有告诉我。

    我一边跟卡门谈话,一边却想起王先生说过的另一件事情。宋彬彬和刘进曾来
到王先生住的单元,交给他卞仲耘“死亡”的正式文件。我问过他,他当时或以后
是否打听过,谁对他的妻子做了什么。他说,没有问过。证明卡门说的都是对的(
当然我没跟她说)。

    11月27日之前已经约满了访谈和活动,我不可能在此之前再见王先生。

    11月22日,我在叶维佑住的单元采访了她,11月24日在她前夫的单元
再次采访了她。我了解到叶女士是叶维丽的堂姐,叶维丽是美国学者,宋彬彬和刘
进的朋友,出现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她写过一本个人回忆录,并为一
学术刊物写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文章。

    一见到叶女士就可以明显地感到她的善良,内心的道德形之于外。对她来说,
是与非是清楚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复杂的心智概念,像她的堂妹,红卫兵和中国政
府认为的那样。叶女士写过她曾经如何将毛泽东当作偶像来崇拜和热爱,又如何解
魅的感人故事。她的陈述也转贴在这里。

    和叶女士交谈中的一个话题尤其触动了我。她问美国的离婚法。我解释道,多
数州有所谓“无过失法”,即一方无需指控另一方的过失,只要简单宣布“矛盾不
可调和”就足以离婚。她带着再自然不过的诚恳表情问我,“本,法律是否适用于
美国所有的阶级?”

    我解释道,在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心里想却没有说的是,她认为美国
有阶级, 因为我不想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下面一段是个人意见和事实的结合,分别加以标明。个人意见都遭到别人的激
烈反驳。

    美国当然有阶级,但不是叶女士所说的那种。(意见)从托克维尔的观察(1
9世纪——译者)到今天的研究,都揭示了美国人坚信阶级间的流动。(事实)即
“今天的穷光蛋明天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对信念来
说是事实,对现实来说是意见)美国人不相信,美国的阶级不可改变。(事实)多
数美国人不嫉妒富人,因为明天,或者下一代,本人或后代会发财。(对信念来说
是事实)因此,阶级诉求在美国政治中经常不那么成功。(事实)富人们因其成就
而得到尊崇,而不是因其特权而遭到忌恨。(作为一般性陈述,事实)如果有司法
的或事实的法律应用于不同的阶级,如叶女士所认为的那样,那末美国队(个人发
展的)机会的信念就不能持久。(意见。许多人争辩道,不同阶级或利益群体在法
律面前事实不平等)

    叶的献身与解魅的个人故事与许多已出版的回忆录一致。毛泽东受到许多普通
中国人的爱戴。他的政策得到许多普通中国人的拥护。爱戴和拥护深入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表现出对毛缺乏热情相当危险。然而那时还是有真诚的热爱,混合着高压
政治和个人感情的热爱。

      “红色恐怖”期间的凶手们并非被迫使去打人杀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
命,他支持支持学生造反,然后给以肯定,但他本人和政府都没有强迫学生武斗。
红卫兵是学生自己创建的,不是官办的。学生们作为个体和自己领导的群体中的个
体所采取的暴力行动,是他们个体和在自己领导的群体中,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

    中国政府,曾经犯下暴力罪行正在步入老年的红卫兵及其支持者,为这些凶手
辩白说,因为文革是群众运动,所以没有个人责任;这些凶手没有选择相反行动的
自由意志。

    然而,很多学生根本没有犯下暴力罪行,王容芬没有,王友琴没有,张戎也没
有。和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说的相反,她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城楼
并非偶然。她自己选择当红卫兵,她骄傲地戴着红卫兵袖章,并且心醉神迷地给毛
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中国政府,老红卫兵及其支持者并没有主张暴力是对的,他们主张这些错误不
是个体责任。

    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因为它承认了凶手们仍然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在法治社
会里,一个人不能为一桩他或她不了解对与错区别的罪行负责。红卫兵们当时就知
道打人杀人是错的,但他们仍然做出了打人杀人的个人选择。

    在法治社会里,参加暴力群众运动叫做“骚乱”,它不能成为个人暴力行为的
辩护理由。国家的高压政治也不能洗刷个人犯下的暴力罪行。纳粹分子在纽伦堡审
判时所作的“仅仅是执行命令”辩护被(法庭)驳回。中国政府在审判四人帮的时
候也驳回了这种辩护。江青曾用“执行命令”进行自我辩护,“我是主席的一条狗
,让我咬谁就咬谁。”

    叶维佑两次访谈之间的那天我们去了紫禁城。在御花园里,两个中国妇女手拿
相机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我们当然愿意给她们照相,但她们的动作表示出现了误会
。通过打手势,几秒钟之后我们明白了,她们要给我们照相。她们想要一张外国人
的照片作纪念品给朋友们看。

    记得我在2005年也在天安门广场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一个女人在
拍摄相貌特别的外国人,高个子男人和金发碧眼的女人。我们对她微笑,她也有点
不好意思地微笑了一下。

    也许,他们并不是拍摄异国情调的粗鲁中国人。也许,她们是拍摄任何、所有
外国人的便衣国安警察。

    不管怎样,“外国人”永远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关系的重中之重。皇帝时代
紫禁城内的非中国人看上去令人惊讶,值得在记录下来。中国是墙之国,北京是墙
之城,皇城是城中之城,墙圈起来的一部份。

    所有这些物理的围墙现在已经倒下,但心理之墙仍然存在。“中国沉默的长城
”就是指这些障碍。我记得跟一位不太情愿的中国移民的谈话。他曾经随口告诉美
国同事一位也在美国教书的同胞有红卫兵背景。这些话传到老红卫兵的耳朵里,他
受到警告说,以后不要跟“白人”说这些事情。

    25日上午,我们又试着解决空调问题。宾馆派来一位代表,不管遇到什么问
题都可以跟她联系。我们叫她“夏”。她上楼来到我们的房间,英语无懈可击。我
们对夏说,需要一点冬。她问,我们是否马上要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她可以去找
个技术人员来检查。我们一整天都排满了,就告诉她房间是空的。夏说等我们回来
就能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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