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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庐奇秀甲天下，人间之仙境，避暑之福地。
可是前三十年的庐山真不是一块福地，却是一个政治大戏台。
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此会议，史称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遭贬，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噩运连绵，直至咽气的那一刻;“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响起，极大地加剧了已经开始了的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
想我堂堂大中华，向以地广物博，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在那连续三、四年间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找点吃的都成为全民最困难、最要紧的事。朱门虽然尚有许许酒肉，但也已经远远不是多得能发臭的程度了。悲惨啊!
1970年8月至9月，中共中央又在此会议，史称第三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遭囚，林彪遭斥，直接引发了一年后的“九一三事件”，在全世界面前宣布的亲密战友、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竟然抛尸异国荒漠。荒唐啊!
说起“戏”，从小到大最喜欢看的还是《失空斩》。其实这是三个情节连续的折子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合称。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也好比是一出折子戏。
史学界一般将其分为前后两期，以7月23日毛泽东的大会讲话为界，前期为“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
也有人将这45天的长会分为三个折子，每一个折子各占15天。
第一个折子：从7月2日会议开始——7月14彭德怀的信发出，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史学界有人特别强调这一阶段为“真正的神仙会”。
第二个折子：从7月16日至8月1日，又分上半折与下半折。7月23日前为上半折，左右开始遭遇战，矛盾犬牙交错;“723”毛泽东圣旨下，万箭齐发，将一个好端端的彭元帅射得就像一只刺猬似的。
第三个折子：从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发出号召“对事也要对人”，众毛左倾巢而出，深挖猛追，大肆整人，庐山风声鹤唳，一片肃杀杀气氛。最终对“彭黄张周”作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结论，对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号召。
三折子也好，两折子也好，戏码儿至今无人写。
本文旨在说说这出戏，侧重于第三个折子戏。
一、彭德怀的“万言书”真没有什么好批的
1959年8月1日前，庐山开的是中央工作会议;8月2日后，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在庐山召开。
会议的焦点人物依然是“彭黄张周”，但会议的“焦点”问题却不再是彭德怀的“万言书”。
彭德怀的“万言书”真没有什么好批的!
说是“万言书”，却只有3400多字，其内容、范围、深度都远远比不上东北局一个中层干部李云仲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两万多字的信。
后人歌颂彭元帅的“万言书”是“秉烛直书”、“直抒胸臆”，其实这仅仅只是大而化之的美誉。
严格讲来，彭元帅的“万言书”并不直书，粗中有细的彭元帅在写信之时就有着许多的考虑。他考虑到自己与毛泽东在历史上一向有误会与过节;考虑到建国后两人的私人关系一向不融洽;考虑到近几年来毛对他更是不时假以颜色，“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阴阳怪气、蛮不讲理;更是考虑到大跃进正是毛泽东亲自抓的，“三面红旗”正是毛泽东自以为是的得意之笔，所以说，彭元帅写信时也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负担。他本来也只是想与毛泽东当面谈谈心，反映点问题，却不料机缘不凑巧，想见见不到，这才写了这封信。
他是不得不写的。会议前的农村视察，目睹了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悲惨情景，他的心情无法平静。
有一件事曾被很多人都提到，但是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不断重复地被提起。
七个月前的1958年12月22日早晨，彭德怀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地递给了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是一首打油诗，却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彭元帅展示一读，心中无限凄惶。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夹在笔记本里，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耳闻目睹了无数的饥荒景象再加上这首诗，彭元帅的一腔热血沸腾得不能自止，他决心到庐山上来“为人民鼓咙胡”了。“万言书”就是这样的背景与心情下写出来的，是饥荒中的乡亲们请他写的，是他答应了乡亲们要写的，他不能说话不算数!
虽然彭元帅的心中被老百姓的困苦搞得激荡无比，但是开篇也仍然是首先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然后再说具体的错误。对于缺点与错误，他也是只挑主要的，次要的能不说的尽量不说，能说小的尽量说小，能淡写的尽量轻描，也没有作多少原因分析，更没有任何的“上纲上线”。
所以，这份“万言书”从内容到情绪都是一封中规中矩、平平常常的信。它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在中共高层中彭元帅是唯一敢提意见的人。
即使当时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忠毛”、“维毛”的态度，但凡心中尚存一许良知，其实对“万言书”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其中所谓“错误”全都是“正确”的代名词，其中所谓的对“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全都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在向党的主席按正常程序发表的正确意见。
俗话说“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毛是另类，他不仅盯上了这只“无缝之蛋”，还硬要从这只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而毛泽东确实也具有这方面的特殊本领，从井冈山时期起他就是党内上纲上线的老祖宗。他挖空心思去寻找，发动众拥趸们：柯庆施、康生、罗瑞卿、李井泉、王任重、陈正人、张仲良、曾希圣、吴芝圃-----几十个极左分子，几十个构造不一样的脑袋，几十双眼睛，几十只鼻子去找，其实是什么“骨头”也没找到。但是毛泽东说他找到了，居然还说找到了17条。
但常常被说起的也就两条：
一条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儿并不是彭元帅这样的大老粗所发明的，而是毛泽东批评别人时的用词。彭德怀不过是拾毛之牙慧批评党内存在的问题。很难说就是专门针对毛，也很难说没有针对毛。
俗话说，谁的头上有蚤子，就是说的谁。
另一条是所谓的“有失有得”。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谈到大跃进的成绩与错误也就是“得失”时，故意将 “失”放在“得”的前面了。毛由此“逻辑推理”得出彭元帅“居心叵测”的结论。
这叫什么“逻辑”啊?历史上所有“文字狱”都是独裁者的捕风捉影。自欺、欺人、诛心为一切“文字狱”的固有属性。
即使这两条是能够打出油的芝麻，毕竟也只有两粒。所以当年在庐山上，与会者们对彭德怀的这两点渐渐地兴趣不大了，开始转入追查彭黄张周的组织联系，构陷“军事俱乐部”的罪证。
就此同时，“斯大林晚年问题”突然浮出水面，立刻成为全会新的热点、亮点与焦点。
(二)“斯大林晚年问题”与田家英的“三句话”
什么叫“斯大林晚年问题”?就是庐山会议上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们的伟大领袖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了。其中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多疑，变态、专制、独裁------
后来查明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是周小舟说的。但同样内容的话，彭德怀可能说过，张闻天可能也说过。搅到后来，连当事者们自己也可能搞不清究竟是自己听说的还是自己先说的。总而言之，一棍子打下去，这几个人全都跑不了。
就在追查“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收官阶段忽地又引爆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所说的“三句话”，其潜在威力就好比是扔在广岛的原子弹，差点儿就将田家英与整个庐山都炸了。
田家英说有朝一日如果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说三句话：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三句话确实很厉害，对毛泽东的形象与威信有着颠覆性的作用。尤其是将田家英的大秘书身份与这三句话的内涵联系起来，可比“斯大林晚年问题”厉害多了。
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问题，田家英的“三句话”并不准确。
比如“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一句，已经将天下治理得一塌糊涂，还谈什么“能治天下”呢?应该是“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再如“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后来的发展远不是“有人议论”的问题，而是尸骨未寒，接班人却抓了未亡人。
再如“别人很难进言”也不准确，而是别人根本不能进言。
尽管如此，田家英的“三句话”仍然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少数的优秀分子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批判的最高程度。
细致阅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以及逄先知等的回忆，田家英对毛泽东的背后议论还远远不止这三句话，此外还有：
1、毛泽东“任性”;
2、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
3、毛泽东“喜欢让人写检讨”;
4、毛泽东时有“凭空捏造”之举：
田家英在谈到毛泽东有凭空捏造这一习惯与特点时，还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作佐证：“反右派前，(毛泽东)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
5、田“反感江青及毛周围服务人员的情况”。
6、田认为毛“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
7、早在1958年时，田家英还与李锐说过一副对联：
隐身免留千载笑,
成书还待十年闲。
言下之意，毛泽东早就该主动交出权力，退出政治舞台，去专门从事理论著述，总结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为好。
这副对联又比“三句话”更厉害。但是，由于李锐没有与周小舟或其它人谈起这副对联，因而也就没有暴露。
8、田曾说：“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这是大约在50年代末田家英对胡绳说过的一句话。
9、田“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虽然这是在1963年后田家英经常对逄先知说的一句话，笔者将此一并收集在这里。
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反感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对大跃进运动的看法，也包括对反右派运动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很尖锐，很厉害。超过庐山会议上的“俱乐部”与“秀才们”的所有言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议论都是田家英日积月累的真实感受。田与毛朝夕相处，对毛观察细致，体念深刻。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崇拜越来越少，批评越来越多，整体认识正从正面向负面的演变之中。他也将他看得越来越透，越来越扁。物不平则鸣，无处可鸣，只好与知心老朋友背后议论而已。
“无所适从，很难侍候”是出自心底的呐喊!
作为一个部下，对顶头上司有这样尖锐的看法且已经成为“成见”，那么与上司的关系怎么能处得好呢?即使是忍气吞声长期忍耐了，但终也会有一天忍耐不下去的那一天;即使是一时半时没有暴露，也终有暴露的那一天。
一旦忍耐不下去，一旦暴露，必然是惨剧。
因此有人认为田家英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作为一个秘书，他太不安分守己了，太不守规矩了，太犯上了。
毛泽东的文字秘书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有人说只有一个叫徐业夫的似乎是例外。其实这也是很难结论的。徐是74年病死的，仅活了58岁。徐虽然“伴君如伴虎”，却恪守了“疏不间亲”的古训。据传曾被毛誉为“诸葛一生帷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都对这位小徐秘书感佩不已。叶说：“只有总理和小徐读懂了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不行。”
徐业夫的年纪比田家英大，个头儿也比田矮小，职务也比田低，但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徐在处理高层关系时确实也比田家英老成持重。
但问题是：
1、徐业夫始终只是一位接接电话、打打电话、抄抄写写的秘书，而田家英则不是。
长期以来，每当毛泽东的农村政策需要调整时就派田下乡调查研究，除了提供第一手材料外同时还提供观点与建议。田家英频繁参与国是，事实上早就成了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
田家英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也自我赋予了一种责任：他是能够对党国大事发表意见的;他也是应该对党国大事发表意见的。隐瞒实情、隐瞒观点，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座右铭。
田家英似乎至死也没有能彻底看透彻，他归根结底仍然只是一个秘书。
毛需要他发表意见时他才能发表意见;毛不需要他发表意见时，他不仅不能发表意见，甚至最好连意见也不要有;
毛需要他发表的是支持自己或接近自己的意见，需要他提供的是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而绝不是“唱反调”的意见与证据;
即使毛能容忍田发表一点不同意见，那也是绝不能超过自己底线的。
但是，谁也把握不住毛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毛的底线是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从1958年下半年出现“农村公共食堂”后，公共食堂立刻就被毛誉之为共产主义的萌芽，谁要是反对公共食堂谁就是反革命。安徽省委的张恺帆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就被毛泽东直接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革命。“公共食堂”这个底线1961年年中才被突破，而且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又如，人民公社是1958年七、八月份才出现的，立刻就被毛泽东誉之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不仅有“农林牧副渔”，而且还有“工农商学兵”;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金桥。于是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的这个特点就成为毛泽东的底线。直至1961年的“六十条”出来后这个底线才被突破，改为“生产队”所有制，而这时的“生产队”其实是生产大队;又半年后，这个底线又被二次突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时的“队”才是“生产小队”。
正当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想再作第三次突破，改为“包产到户”时，毛泽东就死活不答应了。终毛之世，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被突破。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即使是更为原则的“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也并不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底线。
例如群众路线。田家英向他反映包产到户是群众的普遍要求，毛泽东就说：群众的意见是要听的，但这样的要求不能听。
又如“党的领导”，毛泽东曾将党的领导誉之为“三大法宝”，毛泽东还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领导”在哪里呢?只剩下他自己及他的老婆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
所以说，没有人能预测到毛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有时他表现得有几分与时俱进，有时却又逆时而动。全凭他的心血来潮及政治需要。
2、作为秘书，徐业夫与田家英都有一个共同的“天”，那就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不信任他们了，那就是“天”塌了。
但是徐业夫只有这一个“天”，而田家英的心中还有一个“天”，那就是天下老百姓。
徐业夫虽然只有一个“天”，日子也并不好过。我们就不知道徐同志的工作多么忍辱负重?不知道他遭过多少白眼?也不知道他受过江青的多少辱骂?更不知道他为什么58岁就病死了?
田家英的心中有两个“天”，而且在田的心目中，老百姓这个“天”更大更重要，为了缺衣少食，灾难深重的老百姓的利益，田家英不惜一再冒犯毛泽东这个“天”。
三、少不更事的李锐
李锐老先生是我很敬仰的“两头真”老人，“少不更事”的评价不是我说的，而是李锐自己说的，是李锐对在“庐山会议”上的自我表现的自我评价。
田家英的“三句话”是在庐山会议的前期私下里对李锐一个人说的。
正因为是知心朋友之间私下里的聊天，所以田家英才能一抒心中之块垒。家英的话无论从内容到情绪上都充满了从幻想到幻灭的矛盾纠葛，充满了从失望到绝望的郁闷与沉重。田李二人对毛有太多的共识，家英的话就像刀子一般刻在李锐的心间。于是李锐同志在得意之时或是感慨之时就不由自主地将此话告诉了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周小舟。
李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告诉周小舟的呢?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并没有交待明确，但书中却讲了两则小故事：
第一则故事就发生在这次会议上。
7月20日，李锐在第一小组发言时曾尖锐地指出“钢铁翻番”和“1959年高指标”同华东计划会议有关。矛头直指华东会议的主持者柯庆施。
于是小组会上就有柯的马仔揭发李锐在火车上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就是指证李锐攻击大跃进。
“大跃进”是禁区，只能歌颂不能怀疑。李锐当然不能承认也不敢承认，于是就追问揭发者：“你是听谁说的?”因为此人当时并不在火车上。
揭发者说是柯老。
李锐说：这就更奇怪了,柯老也不在火车上。
揭发人被追问得无奈，就将此话收回了。
本来此事至此也可告一段落，但李锐接着就对这位揭发者厉声喝道：“我同你今后只能谈风花雪月。”
揭发人哑口无言、铩羽而归。
李锐在这样的对话中表面上取得完胜，实际上却留下后患。传到那位当年被毛泽东都尊称为“柯老”的耳朵里，“柯老”会作何想法呢?
另一则故事则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
当时柯庆施认为李锐为他写的一篇文章没有用心写，因而对李锐不满意，李锐因此不高兴。
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过来要跟李锐干杯。
李锐不仅拒绝干杯，而且还大声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
李锐转回餐桌不予理会，弄得位高权重的“柯老”下不了台。
当时满餐厅的几桌人都听见了这句话，都见到了这个场面。
李锐只知道图一时的痛快，却将自己与这位“柯老”之间的关系置于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状态之中。
而那位权位远比李锐高，却受气受辱的柯老又岂肯善罢甘休呢?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是必然的。
到了7月26日,李锐在作了第一次检讨后，在会议大形势的鼓舞并驱使下，同组的毛左开始对他围攻。此时的李锐却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仍然坚持“真理与正义”不买账。小组会后就有一分“舌战群儒”大义凛然的得意，也可能为了给志同道合者鼓气，李锐就将这两件事告诉了周小舟和周惠，两个姓周的傻小子听了也颇为高兴。
人性中就有这样的弱点，喜欢谈“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的事就不愿提了。李锐那时年轻，也有这样的毛病。甭看李锐当时42岁了，已经年过不惑，但其政治上还是相当幼稚的，而且又自恃有毛泽东的宠爱与信任。
李锐在书中承认自己当时是“少不更事”。
岂止喔!纯属“傻小子，睡凉坑，全凭火力壮!”
可以想像当年的李锐得意之时，有什么话不敢对他人说的呢?
笔者估计田家英的“三句话”也就是李锐在这样得意的时候说给了周小舟。
四、庐山大戏正本：绞肉机追索“斯大林晚年问题”
全会后期主要追索“斯大林晚年问题”。
掰着手指头数一数，涉及“斯大林问题”一共有六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与周惠。其中周惠是反右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个人的人品可能有点问题。其它五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不错的，起码都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
一般情况下，这段私房话是不会暴露的，但是最终仍然被暴光了。这既不是“俱乐部”与“秀才们”的不堪一击，也不是面对压力的“窝里斗”或“狗咬狗”。过去调侃的说法“不是国军无能，而是共军太厉害了”。
也正如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老祖宗的“阶级斗争学说”既是教义，也是工具。它不是一件如螺丝刀之类的小工具，它既是一台强大的“绞肉机”，又是一台强大的“解码器”。它能让你丢失的记忆找补回来;让你将打死你也不肯说的话自己说出来;让你心底里的思想变成文字;让你的“腹诽”变成“恶攻”的铁证;甚至能让你鬼迷心窍地自己就认定自己是“阶级敌人”了------但这台“解码器”解到最后就全是“乱码”了。
在窃听器被使用前，少数几个人在私室里的谈话总是需要内部人的检举揭发才会被暴光。由于人性的弱点，无论怎样坚固的攻守同盟都总有其薄弱的环节，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的薄弱环节攻破的。
“俱乐部”与“秀才们”的薄弱环节是哪一个呢?
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张闻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但事情的发展却主要是由于黄克诚大将军。
从人品而言，黄大将的德高望重如今已成共产党的一块碑，即使是在当时，黄大将的人品也是公认的。
黄克诚自己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
李锐评价道：黄克诚是一个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惯于多想困难的人,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的艰辛经历,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苏区,以及多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党内斗争特别是打AB团等错误肃反政策的教训中,使他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他在党内是有名的"老右倾",受过多次打击和处分,但他不以为意,该讲的还是讲。
在小组会上，黄克诚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
如此这般的一个黄大将军怎么可能成为“薄弱环节”呢?
但是最后，黄大将仍然在大家的“耐心帮助”,终于承认了"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历史的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也正是从黄克诚大将军那儿被突破的。
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为了将情节交待清楚，笔者对这一段故事进行了排序)：
(一)8月9日下午，第二小组，张闻天
张闻天在他所在的第二小组会上被迫揭发与交代了一些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张说：彭曾经对他说：在中央常委会上毛一人说了算，毛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彭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彭还说：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经张闻天这样一交代，“斯大林晚年问题”立刻就被全会所注意。
但张闻天所说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只牵涉到彭德怀，并没有波及开，更没有波及到“秀才们”。此时的与会人众都还没有想到“秀才们”也有同样的“斯大林晚年问题”。
(二)8月10日一早，第五小组，黄克诚
黄克诚在他所在的第五小组开始受到逼供。人们拿昨天张闻天所交待的这些“新东西”作诱饵引诱并诈唬黄大将。
小组会议的主持者说：昨天张闻天还揭发了彭德怀许多新问题，你黄克诚与彭德怀亲如父子，你知道的情况总该比张闻天多吧，可是你却没谈什么新东西，你应当老实交待。
与会者你也说，他也说。
黄大将就在心里想：张闻天也已经交待了，自己跟随彭德怀这么多年，不交待点什么肯定过不了这一关。
黄大将的心思开始活络了。正在考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时候，蓦然一抬头就看见李锐小同志走进了会场，紧接着又看到李锐的身后还跟着公安局长罗瑞卿大将军。罗瑞卿的个头儿又高又细，就像白无常似的。黄大将立刻心上一阵发紧，就产生了误解(李锐的书中说他产生了“误会”，依笔者看来准确地说应该是“慌了神”)：李锐是第四小组的，他到第五小组来干什么呢?莫不是被罗长子押来对证的啊?坏了坏了，李锐小同志可能已经和盘托出了。
慌了神的黄大将越发沉不住气。他自忖：不交待不行了，不如变被动为主动吧!
其实这天早晨会议秘书处的确是通知了李锐让他到第五小组去，也的确是为了与黄克诚去对证，但是对证的却并不是彭德怀的事，而是关于高岗的事。
至于李锐的身后为什么跟着罗长子呢?这纯属是一个偶然。文革开始前夜被毛泽东打成“彭罗陆杨”的罗瑞卿大将军此刻正处于红得发紫，积极得发狂的阶段。也不知道是谁赋予身为公安部长罗瑞卿这样的权力，他是可以在三个小组随便跑的，身份似乎是皇帝老儿的巡阅使。.
可是黄大将那知道这个情况呢?他一看李锐身后跟着罗长子就慌了神。黄大将军就在这样的心态下开始揭发彭元帅。他一共讲了五点问题，包括：彭德怀曾经议论：毛主席自相矛盾;所谓的集体领导不过是“常委会是主席一人讲话”;“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等等。
凭心而论，黄大将所揭发的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并没有多少新料。严格讲来也许能算“墙倒众人推”的性质，但并没有到“落井下石”的程度;“自保”的心态是有的，但“反戈一击” 立功的心态并不严重。
黄大将揭发了这么多材料也就可以了吧!不就是想“蒙混过关”吗?
可是黄大将没有及时收住嘴。他接下来所讲的内容不仅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而且是惹火烧身了。
黄大将接着又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是别的同志说的。
这句话本来是可以不说的，也是根本不能说的，或者说我不知道也可以。
别看黄大将是老革命，但在党内斗争中仍然属于没经验。其实有经验也不行，毛泽东发动的党内斗争的永恒的主题是“整人”，但如何整?怎样整?从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作切入点，老毛的方式方法全都是常换常新的。
慌神状态的黄大将说了这句不该说的话，等于是将话把儿舔在人家的舌头上让人家来追问。
与会者立刻就像被打了鸡血针，追问：是谁?是谁?他是谁?
越发慌神的黄大将又说：是“李锐”。“在23日(毛)讲话后的那个晚上，他们三个来我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
(三)8月10日上午，同一小组(第五小组)，李锐
黄大将话音未落，会场一片哗然。原来这几个家伙竟将我们的伟大领袖比作晚年的斯大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所有人的“耿耿忠心”全都“蠢蠢而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向了李锐小同志。
“李锐，是不是你说的?”
“李锐，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李锐，这句话你是怎么说的?”
“老实交待”!“老实交待”!
四十出头的李锐小同志在聚光灯下表面上竭力装镇静，内心也早就慌了神，心跳得就像小鸡啄米。
慌神状态的李锐说：“斯大林晚年这话却不是我说的，黄克诚同志没有记错，肯定是我们三人中有人说了。”
此时的李锐小同志也是大傻冒，他与黄大将犯了同样的错误，同样也是将话把儿舔在别人的舌头上。
李锐啊!李锐!如果你敢担责任呢?你就说“是我说的”;如果你不敢担责任呢?你就说“我没说”。
可是你却说是“肯定是我们三人中有人说了”。
喜欢下棋的人都知道“长考出臭棋”，这是规律;又有一句话叫“饥不择食，慌不择路”。
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应对中，李锐同志选择了最愚蠢的应对。
(四)8月10日上午，陈正人与周小舟
钦定第五小组的副组长陈正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无疑是冲在大跃进一线的积极分子。此前臭名昭著、为祸华夏的“徐水经验”正是由他和谭震林于1958年的六、七月间先后推荐给毛泽东的。
陈正人老同志是毛泽东在江西时期的老部下，对毛的忠诚更非一般人可比，而毛不仅体会到他的忠诚，也对他的忠诚作出过高度评价。毛曾说过“陈正人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如此之高的评价，林彪、邓小平、周恩来全都没有得到过。历史上只有罗荣桓元帅得到过类似的殊荣，此外就没有第三人。
在庐山会议上的这位陈正人老同志又恰好与柯庆施老同志同住一幢房，而柯在大跃进中已经得到毛多次表扬了。看得出来，陈同志在庐山上的表现是深受柯的影响并以柯为榜样的。
在李锐讲完后，陈同志的脑子转得飞快。表示忠诚的机会又到了，他拔脚就跑到周小舟所在的第二临时小组去责问周小舟：
小舟啊，黄克诚已经交待，你们三个人23日晚上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
小舟说：“我说了，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
第二小组的李富春、廖鲁言都问:“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
小舟说：“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现在我们大家总算明白了，“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的定义。
陈正人很兴奋，这位老同志青春焕发似地两头跑，马上赶回自己这个小组对大家说：周小舟已经承认了，这话就是小舟说的。
于是关于“斯大林晚年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原来就是这个周小舟同志说的，时间是7月23日晚九点后，地点是黄克诚住处，在场只有四个人：黄克诚、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本人。
“斯大林晚年问题”不是黄大将说的，在这个问题上黄大将脱清了干系。也不知这个黄大将有没有感到轻松了?
也不是李锐说的，李锐的责任也轻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工交口的负责人薄一波老同志就主动出来做了一回好人。
薄一波同志说李锐的问题由我们工交几个部的的同志来解决。客观上他为李锐同志解了围。
“绞肉机”工作到这里，似乎也可以圆满收工了。
(五)周小舟的心态出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一回的问题出在周小舟同志的心态上。
无论是表面上，还是实质上，周小舟同志都是心底坦荡荡的。他爽爽快快承认了这件事，再也没有往其它人身上推。
但他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承认了这件“天大的事”，他就担当了血海般的干系。下场必然是撤职查办，妻离子散。在这样的“预后”面前，如果不是“逼上梁山”，小舟是不可能主动承认的，更不可能主动坦白的。
半个多世纪来，人们评论这件事时往往只强调了周小舟的“坦然”，忽略了周小舟的痛苦。
周小舟其实也是实在“没法子”啊!内急已到屁眼了，一咬牙、一踩脚，这才不得不“坦然”承认了。
由此，周小舟同志从内心深处落下了对李锐同志的不满与埋怨。
他自己固然是“没法子”，但他没有能够理解好朋友李锐同志也是“没法子”。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还好说，那就各人将对别人的埋怨埋在各自的心底里。大不了割袍断义，从此视为路人。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惹不起，躲得起。屙屎离你三尺远!
在政治运动中，许多这样的好朋友之间的情谊也就是这样给掰扯了。
问题是这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做不到，因为“条顿剑在行动”，“特高课在行动”，“全能绞肉机”在继续工作着。
(六)8月11日上午，李锐交出一份检讨，下午又作了检查发言
8月11日上午，李锐交出一份检查。这份检讨又引发了新危机。
李锐同志为什么要写这份检讨呢?
李锐说：8月10日，“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捅出来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麻烦了。……可是关于我同田、胡间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周、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很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十一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看过。
这样的担心，情在理中;想包揽的想法，也理在情中。
但8月10日后的形势已经不是任何人想大包大搅就能包揽得了的了。
如果在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没有咬出李锐，李锐没有咬出周小舟，而把责任搅在自己身上，兴许这就是一个唯一的机会。在此之后的一切行动全都是“马后炮”。大错已然铸成，一切为时已晚矣!
笔者的看法当然更是“马后炮”，而且是50多年后的“马后炮”。
正因为是在50多年后，又借助了李锐老先生的这本书，这才看出了50多年前的“马后炮”为什么是一着“臭棋”了。
可是，当年的李锐同志哪有可能想得到呢?他在8月11日上午交出了一份“深刻”检讨，下午又在小组会上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
(七)8月13日，周小舟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李锐的检查当然不可能事先给周小舟看，周小舟对于李锐与薄一波的谈话也一无所知，所以这壁厢李锐的良苦用心，那壁厢的周小舟是不可能理解的。
周小舟因“斯大林问题”已经对李锐不满了，现又因李锐的这番检查而更为不满了。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这个检查，客观上也确实让周小舟、周惠等陷入更大的被动。李锐都交代了，二周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
周小舟听了李锐的检查后气得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向周惠“托孤”。
在这种激愤的情绪下，小舟再次犯糊涂。于是在8月13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向毛泽东承认了错误。在承认“我陷入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为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的原有基础上向毛泽东剖露心迹。小舟说：
“……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人.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后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如此声泪俱下的陈情表,毛泽东读来丝毫不为所动。
小舟的信中除了交代了自己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的来往交谈之外,还专门写了与李锐的有关交谈,他居然就将李锐曾经转告过他的胡乔木、田家英等同李锐谈过的一些话都一条条写上去了。实际上也就变相揭发了李锐。信中还说：“但是他(李锐)隐瞒了他(李锐)谈到的许多问题”，又说自己对“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李锐)说当做(纸)烧掉。他(李锐)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李锐)的交代不谈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
既然你周小舟也认为李锐之所以不谈这些的用心是善良的，那么你又何必要向毛泽东汇报、揭发呢?
小舟在信中还建议：“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明,不要传播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
小舟的目的是让毛泽东知道田家英、胡乔木等与李锐背后的议论，并建议毛泽东进行内部调查。
那么请问周小舟：调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证明有这回事还是没有这回事?是证明上述诸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简直是莫名其妙!高压之下的周小舟，鬼迷心窍，心中可能仍然有幻想，故而荒腔走板，与虎谋皮，脱裤子放屁!结果将自己彻底搭进去了。
(八)毛泽东的超常反应
让我们推测一下如果是一般人收到这样一封信会怎样想，怎样做?
一般人首先不会怀疑写信人的忠心，甚至也会被感动，有几分感动就有几分手下留情;
一般人也会对信的内容半信半疑，将信将疑;
一般人对信中那些敏感的话会秘而不宣。因为身边人的这些诛心的评价一旦公布出来对自己的威信没有半点好处;
一般人也会暗地里进行调查;
一般人也可能暂时不露声色、留中不发。
但毛泽东是一般人吗?他不是一般人。
过去我们常说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制造出来。那么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的行为怎么可能为周小舟这样的凡夫俗子所估计到呢?
毛竟然将这一封信加上一段批示：
“印发各同志。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这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当然也出乎周小舟的意料。他捧着毛泽东的指示痛彻心肺、欲哭无泪!满腔忠义化作暴风骤雨中的一串串尿水泡。
(九)与会人众的无比震动
这样一来，田家英的“三句话”也就彻底暴光了，田家英的身份以及这“三句话”的含金量足以使会场无比震动。
你想啊，毛泽东一向喜爱有加、亲如父子的秘书竟然在背后如此这般地评价毛泽东，谁人不惊奇?谁人不传布?
就像我们现在在农贸市场里常听到的那种吆喝：
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莫错过，听听伟大领袖的秘书是如何编派伟大领袖的?咚咚锵!
四、李锐血海担干系，少奇四两拨千斤
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是师徒四人的风水命数。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是彭黄张周“俱乐部”，也是“秀才们”的命中劫难。这一年田家英37岁，周小舟47岁，周惠41岁，李锐42岁。
李锐是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只要中国共产党还领导着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就都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看看曾经的生存状态，看看曾经都干过些什么?
尽管如此，当年的李锐还毕竟太年轻，毕竟是体制内的人。面对如此大阵仗，如此空前凶险的政治生态中，李锐的表现进退失据。
如何坚持真理?他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必死的决心;
如何卖友求荣?他不是这样的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如何保护朋友也保护自己?他没有足够的智商;
如何牺牲自己保护朋友?他同样也没有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李锐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妻儿老小，也有身家性命。
这不是李锐的错，即使是彭德怀这样一身正气的元帅，即使是黄克诚这样从不说假话的大将，即使是张闻天这样的一位中共前主要领导人，谁也没有这个本领。更何况李锐，田家英、周小舟这样本质上是书生的人。
此前的李锐已经一错再错了。
先是在8月10日的第五小组会说了“斯大林晚年这话却不是我说的，黄克诚同志没有记错，肯定是我们三人中有人说了。”这就客观上逼迫了周小舟不得不认账。
站在道德的高度，李锐怎么能这样说呢?有人或许会这样责备李锐。
那么你认为李锐应该如何说呢?
难道李锐应该像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头可断，血可流!你们要的‘密电码’，我决不会告诉你们的。”
可是，李锐不是在敌人的法庭上，而是在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上，放眼望去，全是领袖与同志，没有一个是敌人，李锐还能怎么说?
当然，李锐还可以说：“是我说的，是我说的。共产党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李锐这样说了，牺牲了自己，既保护了周小舟，也保护了田家英。
可是李锐还有一许残留的幻想，他不想就这样干净彻底地牺牲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伟大领袖的认识还远远的没有达到他后来的那种程度。此时的李锐同志的认识水平也就与田家英的那“三句话”差不多。
继而，在11日的会上李锐又突然来了立场大转弯，全盘认了账。
这就越发使得小舟加深了对李锐的不满，居然不管不顾的揭发了田家英的“三句话”。
周小舟又是什么心态呢?难道他不知道“拔出萝卜带出泥”吗?难道他也是经不住考验，卖友求存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考量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整个表现，他是除彭德怀之外的另一个悲剧大英雄。他的下场悲惨超过了黄克诚、张闻天、也远远超过了李锐，而以田家英差不多。
小舟在庐山上以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拒绝了毛的诱供。
毛曾在8月1日给周小舟送了一本书，随书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
喜欢送书，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送书的用意因人因事而宜，有时极简单，有时极玄妙。
毛泽东送小舟书的目的简单得赤裸裸，“迷途知返，不远而复”的意思就是“赶快投降，检查自己，揭发别人，还给你一个官儿做”，但周小舟却无动于衷。
毛泽东约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他对小舟说，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
站在毛的立场上也算是“动之于情，晓之以理”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毛的这一番话只能算是利益诱供，实在不光明。
小舟垂泪对毛言：“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苦口婆心，唇干舌燥，浪费了一夜的表情，顿感失望，眼睛一闭，挥挥小手道：“你走吧!”其实就是“挥泪斩马谡”，不过他却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答应照顾他的家小。
这一走，二人从此再也没有面对面。
1966年12月25日，毛73岁生日，小舟在广州又一次受完了不堪凌辱的批斗后，晚上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人世，死时仅54岁。
周小舟为什么要选择在毛泽东生日的那天自杀呢?这其实与田家英选择在毛泽东的藏书房里自杀的意义差不多。
至于李锐，如果没有他后续的表现，他在庐山会议上前面的表现很可能会被历史误解，事实上他也被他的老朋友周惠、老熟人吴冷西误解了。
所幸在最关键时刻，李锐来了一个大义凛然，也终于证明了他在庐山上的表现虽然有失措之举，但终究不是卖友求荣之徒。
面对着小舟的揭发，李锐这一回终于稳住了气息，站出来说：
“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
有谁认为李锐不光明?有谁认为李锐不磊落!谁说朝中无人是男儿?李锐就是铁骨铮铮一汉子。
虽然李锐这样说，又有谁相信呢?
但是，既然是你李锐自己承认了，那就先算在你李锐的头上再说。
于是群左们转向李锐，眼看着李锐就要被撕成碎片了，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出来保了李锐。
刘少奇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轻轻一句话，四两拨千斤。横亘于李锐、田家英面前的万丈深渊被跳过了，
刘少奇当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他装得好，装得对。不仅李锐、田家英应该感谢他，最应该感谢他的应该还是毛泽东。
如果这“三句话”落实在田家英身上，家英固然是罪责难逃了。但是毛也就脸面扫地了。连你的秘书都这样编排你，可见你是一个什么人。
所以毛泽东才会在周小舟的信上批示“挑拨我们与秀才的关系”，“秀才还是我们的人”，以此作了结论。毛在此之前自己也想清楚了，大小秀才们悉数起来编派自己终究是太无脸面的事。所以他“自知无趣找台阶”。
此前二日，即8月11日毛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既然话已至此，何不就将李锐一并保护下来呢?可是毛泽东话锋一转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虽然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却将李锐一脚踢了开去，可见毛泽东对李锐之恨。恨从何处而来?还不就是因为这“三句话”吗!
庐山开完会回到北京后，田家英曾特地跟李锐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这句话不幸被李锐的老婆范元甄听见，小范是红杏早出墙的延安大美女，早就与李锐同床异梦了，于是小范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天之后，李锐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毛当然不会相信李锐的话，后来派人查过田家英与俱乐部的关系。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暂时算了。
但从此毛泽东对田家英就有了戒心，田家英则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不满与更大的畏惧。双方的心里都下了一把刀子，庐山会议前亲如父子的关系一去永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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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9 06:4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