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潘复生和《宣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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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6月25日，以潘复生为首的河南省委出台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简称《宣传要点》。一个月后的当年8月初，这个旨在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实招，却因省长吴芝圃的带头反对而受到批判和被责令收回，并成了潘复生在河南倒台的主要原因。

　　《宣传要点》的“要点”

　　其实《宣传要点》与“宣传工作”关系不大，它是以潘复生为首的河南省委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该《宣传要点》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积极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指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等八大方面，出台了41条具体措施，洋洋洒洒4100多字。譬如，针对省长吴芝圃主政河南期间，由于“盲目推广和坚持牲口集中喂养”的方法，因而“从1955年到1957年2月期间，牲畜非正常死亡达177万头，瘦弱和不能使役的牲畜最严重时达30%左右。这给河南的农、副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很大困难，许多地方不得不用人拉犁拉耙”的情况，《宣传要点》规定：“认真推广分槽喂养、分散到户、养用合一的饲养办法;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于畜力的需要。社员自养牲畜所需的饲料，应按统购统销的标准留足，或由国家统销等”;在发展生猪问题上，《宣传要点》规定：“凡养公猪、种母猪或售给国家肥猪一头，均可售给8斤至15斤猪肉发给一年内有效的肉票。新生小猪每头补助饲料5至10斤”;“在统购中，红薯折粮抵口粮部分按5斤红薯折一斤粮食计算”，实际上，晚红薯就是需要5斤鲜薯才能折一斤原粮的，且红薯在储存过程中损耗又大，而当时农民又都是靠吃红薯为主，而统购又不要红薯，过去的“4折1”使河南农民的自留口粮部分吃了大“虚头”;还有《宣传要点》中规定的“社员个人开垦的隙地、废地、所得的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不计购销”等政策，都是增加粮食生产，惠民利国的好办法。
　　特别是，针对吴芝圃主政河南时反复坚持的“农业社越大越好，把大社分成小社就是从社会主义道路上倒退了;把自留地分散给社员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等等脱离实际的错误认识”《风雨春秋.303面》，《宣传要点》提出了：“可以把规模太大的社，变为联社或分社”：“为了减少红薯损坏，可推行就地刨，就地分或者分散包产到户的办法”等。研究发现，《宣传要点》提出的“大社划小社”、“包产到户”等办法，和21年后的“联产产责任制”并无有实质性的区别。再如自留地问题，《宣传要点》规定：“凡未给社员自留地或留的较少的农业合作社，都必须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和各县实际情况，由县确定自留地的适当比例，及时留给社员自留地，现在仍由社或队集体经营自留地的社，应迅速改变，一侓由社员自己经营”，突出“分”和“责”，用经济手段刺激经济发展，是《宣传要点》的“要点”。

　　《宣传要点》的“运”和“背”

　　1957年4月时的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严重缺粮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为此多省发生了“闹粮”和“闹社”的群体事件，河南更甚。从如何尽快把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搞上去，改变民不聊生的状况出发，河南省委出台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宣传要点》，应当算应运而生，形势的急需。
　　1954年7月至1957年3月期间，河南省委的工作是由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主持的。期间“政绩”如何?从1954年到1956年底，短短的三年当中，河南农村普遍实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大跨越”，一年升一级。就是说，如果互助组是把原来的一家一户生产改变为几乎或十几家在一起;初级社是把几十户乃至上百户农民组织在在一起进行生产经营;而高级社又把几个初级社合并到一起，一般为几百户人家在一起生产经营。由于管理手段跟不上去，从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生产大呼隆”的现象，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而征购任务又是在大批”小农经济”及“农民自发势力”的前提下，逐年增加的，这就使农村缺粮情况越来越严重，造成了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这当中有整个国家的大气候的原因，更有吴芝圃主政期间“左倾蛮干”比别的省的严重的因素。“大呼隆”、“高征购”把当时河南的农村搞成了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几个照片和当时的报刊资料能够证明的问题，倒是一些原始信件中可洞见蛛丝马迹：
　　例如，1957年4月12日，唐河县桂章乡李汉章村一位叫张培养的共产党员、少尉军医，把转业50天后在农村看到、听到的情况写信给中央说，他所在的村子“80%以上的农户已经断了粮，不得不靠挖野菜，或低价变卖家具以便于到外地卖高价红薯干、干菜、粉渣充饥。由于缺吃少穿，农民们不仅生产情绪不高，反而公开谩骂政府：“生产他妈个屁!打下点粮食都叫国家给弄走了，一年到头累的腿疼腰酸，可是整天连碗黑饭都吃不上”;“可能政府嫌人太多了，存心叫饿死些老农民的!”;“反正政府不让吃饭，干脆给他们闹一场算了，总比坐到屋里等死强!”比较进步的说法是：“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对我们翻身农民们最好，可现在不让吃饱饭，算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了”等等。5月13日，河南省委办公厅把张培养的这封信退回给南阳地委，并提出的“拟办意见”是：“我们于5月3日收到中央转来的唐河县农民张培养反映农民缺粮严重，市场紧张，农民外流，影响生产的信件。入春以来，类似这样的信件，唐河、方城就发来数十封，仅5月3日就收到4件”。
　　原籍南阳专区泌阳县饶良区黄桥农业社淡庄村，时为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干部的邱文华，在给全国人大写的信中说，他1957年5月7日回乡探亲时，从驻马店到泌阳县绕良镇200多公里的路程中所见所闻(摘要)：“ 5月7日我由驻马店下火车，8日早晨赶往汽车站购买到泌阳的车票。在往汽车站的路上，我碰见了几起衣服破烂，面黄肌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群，起初我以为是犯人，但仔细看却又不像，因为他们每人手里差不多都拿有一个小篮或者是碗、棍，而且又有那么多的小孩和妇女。他们是乞丐吗?但我又不敢相信。汽车离开驻马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一连串的疑问又发生了：公路两旁的洋槐树和榆树几乎全都没有叶了，甚至也没有树枝;路上大车小车的牛车一车接着一车：所看到的牛车几乎全是人拉的，田里双铧犁也都是人拉的：所碰到的人们(除了穿干部服的和赶大马车的商人)几乎都是面黄肌瘦愁眉苦脸的。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200多公里的旅途中这些问题经常盘旋在我的脑子里，又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 5月9日总算到了家中，一切的疑问也都跟着解决了。当村上的人们一听说离家多年的我回家了，左邻右舍的叔伯、兄弟、姐妹们马上把我的如同乞丐的家挤得满满的。他们进了屋来不说别的，首先就问：;文华，看看咱们的日子过的怎么样?‘接着便开始诉说他们的苦处了。他们讲;孩子，你们在外边好啊，看我们都快要饿死了，现在看着还都有口气，反正早晚也是得饿死的’。当我一走进村庄时，所看到的是村不像村，人不像人，牲畜不像牲畜。过去是多么美丽的村庄啊!现在却变得如此颓败。大树全放完了，房子破烂不堪，人们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牲畜瘦得更加可怜，说“弱不禁风”，恰如其分。”
　　“ 群众们讲，现在可真的不分贫富了，家家都是一个样：没吃、没烧、没穿的。入春以来99%户的食料都是红薯干、野菜、树叶、菜根等，人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东西也拿来充饥了。不少的农户经常是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那里，有的几乎是几个月不见一粒粮食。能够走动没有累赘的人都跑出去要饭去了，实在走不了的只好在家挨饿。我村贫农王群成6、7口人一春上几个月几乎没有尝过粮食，雇农张小八、刘中均等多人都跑走要饭去了。据村上的群众讲泌阳关庄等区不少村的人三分之二都出去要饭去了。各村的牲口死亡的情况更加惊人，普遍是自去年到现在死亡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左右，严重的几乎死光。我村东北角马砦合大社(即高级社)后，33头牲畜到现在死的剩4、5头了。我村还是好的，今春也死去了13头(占三分之一)。这些牲口死亡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料缺草饿死的。”
　　如果说以上两封信所写的情况只能作为“典型”的话，下面的一段文字那可就是河南省“面上”的情况了：“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农村发生2万多起闹事(年前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城市将近5000人闹事”。在处理中(吴芝圃主政的河南省委)“将15名带头闹社的农民逮捕判刑.....商丘专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部分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群众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9人，参加违法乱纪的基层干部达830人，其中党员593人”《风雨春秋.301面》。1957年2月底至3月初，刘少奇副主席专程来河南新乡、郑州、许昌、信阳等地视察后，潘复生恢复主政河南省委，这也可以理解为，潘复生是在吴芝圃把河南搞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回河南收拾残局的。
　　怎么收拾残局，切入点是啥?从实际出发就是把省委的工作重心转到如何发展经济上，这也符合“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八大决议。所以，潘复生4月上旬开始重新处理民权、永城、夏邑、等地的“闹社”事件，平息了民怨，稳定了局势后，5月初，就派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到下边搞调研，研究如何“把蛋糕做大”的方针政策，6月中旬让农工部拿出了草稿，6月25日交省委讨论通过，并定名为“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简称《宣传要点》，从7月初起，就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宣传贯彻。为了使《宣传要点》尽快和强力贯彻落实，潘复生多次对地县委书记们说，要用党性作保证，确保《宣传要点》的全面贯彻落实。仅此就足见潘复生对出实招扭转农村经济不景气局面的急切程度。
　　可是，要知道期间毛主席想的啥?抓的啥?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下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5月15日，毛主席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知，6月8日、7月1日、7月9日和7月21日，毛主席又先后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夏季的形势”等党内通知或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全党千方百计“引蛇出洞”大抓“右派”。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就是第一要务。从“唯上紧跟”的角度出发，抓“右派”是上峰安排，当务之急。潘复生当时是怎么权衡的?无法知道，但他显然重视前者，慢待了后者，却是有根据的。如1957年7月13日，他对荥阳县委提出的“立即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批复说：“决不能采取荥阳县委划出半个月的时间进行反击右派，并结合本地本社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大力揭发和批驳的做法”。借此，潘复生严厉指出，反右派的战场不宜扩大，再扩大了容易影响生产，而且不好领导，也没什么好处，特别是中、小学校，没有搞的必要。期间，他还一再强调，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不能把错误的思想也当成反动思想来批判。如果把中间派当成右派，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反复指出，河南和北京、上海不一样，中央划右派的比例只能作参考;甚至说，右派分子对我们急风暴雨，我们反击时要和风细雨。7月21日，潘复生在青岛会议上给毛主席汇报说，河南估计最多可划1500个右派(潘复生8月初遭批再次离职休养后，吴芝圃主政后来一个“反右派补课”，一下子就划了7万多个“右派”)。还有一个明显之处是，5月初，正是大掀“整风运动”高潮的关键时刻，潘复生却把最得力的干将，人称他的“左膀右臂”的-----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派下去为制定发展经济的政策搞调研，而他俩当时分工却是抓整风，即后来的“反右派”工作的。在处理当时实际存在的“国与民争粮”问题上，《宣传要点》显然是照顾了农民的利益的。如“社员口粮红薯折粮比例由过去的‘4折1’改为‘5折1’的计算办法”，这就不符合7月16日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7月22日的“全国粮食监察工作会议”总的精神。因为在当时各省普遍难以接受中央分配的征购任务的情况下，“两会”强调的是如何“进一步批判小农经济思想”，充分挖掘潜力，确保国家征购任务完成的。所以，《宣传要点》在制定、宣传贯彻时，也就是潘复生政治上“背时”的开始，尽管它反映了实际需要和民意：“《宣传要点》一经公布和执行，便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普遍欢迎，他们生产情绪饱满，很短时间，就开出了几十万亩荒地，积极搞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争取秋季增产丰收。《宣传要点》在解决合作化遗留问题，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风雨春秋.304面》。

　　《宣传要点》遭批后的河南

　　然而，制定《宣传要点》以及“在反右问题上有温情主义”，却成了潘复生在河南遭难的导火索，成了河南人民从此失去这位好书记的关键所在。
　　1957年8月6日至13日的河南省委第五次全会(扩大)上，吴芝圃等人利用传达毛主席关于“1957年夏季的形势”等指示和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精神的机会，对潘复生进行了发难。由于会议召开前夕前潘复生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怎样进一步抓好《宣传要点》的落实、反馈和完善等方面，对吴芝圃等人将要拿《宣传要点》和“反右不力”作靶子之事，竟茫然无知，所以会议的话语权逐渐由吴芝圃所掌控。“会议经过两天的辩论，认为省委上半年在粮食问题上有右倾情绪，过多地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妨碍了国家的利益。在若干具体政策上，如给社员自留地只征公粮，不计购销，在统购中红薯折粮抵口粮部分按5斤折一斤计算等，违背了以丰补歉，少吃建国的方针;认为《宣传要点》的基本精神，不是着重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相反，其中一部分条文是迎合农民的私有观念和个人思想的，这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不相符合的，宣传的结果是起副作用的，全会决定立即停止宣传。”;“会议认为，省委7月13日发出的‘关于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全会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指示”《风雨春秋·310面》。1957年10月，潘复生第二次被迫靠边站，美其名曰：“因病离职休养”。1958年5月14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进行了一个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大会发言，指名道姓地对潘复生进行了大批判。5月18日，中央即免去了潘复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接替。1958年5月25日结束的八大二次会议公报对潘复生问题的定性是：“犯有右倾错误的候补中央委员、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反对党的路线，进行反党活动”。堪称为“我国农村联产责任制的雏形”的《宣传要点》竟成了潘复生的“罪行”，成了“大跃进”开始时第一个省委一把手倒台的主因。
　　吴芝圃却因至而再次主政河南，并终于取而代之。他重新主政后，凡事都同潘复生“对着干”：收回《宣传要点》各项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规定：把大牲畜的“分槽喂养”改为“集中喂养”;红薯折粮原是5斤折一，现改为4折一;取消潘复生时候分给社员们5%的自留地等等;大批“大社划小社”，掀起了“并社风”以至于遂平县嵯岈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等，把“大呼隆”、“大锅饭”体制搞到了“极致”。
　　在思想领域公然鼓吹“左倾蛮干”。如1958年1月27日河南日报“是当促进派，还是当促退派?”的社论中，竟然把“按常规办事，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人都说成是“满足现状，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形势”等，把“敢想敢干”误导为左倾蛮干。从1958年7月初到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批判潘、杨、王运动”中，把潘复生重新主政的4个月中所干的的求实”之举和惠民办法，一概污蔑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生产悲观论，河南贫困论;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破坏反右斗争;坚持发展资本主义等”。把“潘、杨、王”打成“反党集团”，残酷斗争半年之久，还株连下边干部群众20多万人。
　　“大批促进了大变”，最起码，粮食产量上的“吹大气运动”始于河南。当时小麦的亩产顶多300来斤，而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却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典型地块的小麦单产高达2345斤，几天后又说该社小麦典型块亩产达到3500斤，再过几天后又把西平县和平社的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等。1958年8月6日，吴芝圃在陪同毛主席视察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社长王文生向毛主席介绍说，棉花每亩地单产保证1000斤皮棉，争取2000斤皮棉;在商丘县道口乡中华社七一试验站，党委书记徐家麟当着吴芝圃的面欺骗毛主席说，架秧红薯每亩单产要达到100万斤等，对这些“吹破天”的“欺君之罪”，吴芝圃不仅不予戳穿，反而大加赞赏等。
　　因为《宣传要点》“妨碍了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要“少吃建国”，就要高征购：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仅281亿斤，却征购入库粮食80.8亿斤;1959年实际产量仅194.9亿斤，又征购入库72亿斤，加上公社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两年中全省多征购了60多亿斤粮食，不少地方甚至连种子、饲料粮、社员口粮都上交了，以至于1959年底前不少地方就出现了食堂停火的现象。此时此刻，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却坚持认为这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在全省范围内大搞“反瞒产”，并在“反瞒产”中，发生了掘地扒房，随意搜查农民家庭及罚站、罚跪、拔头发、捆绑和打人等违法现象。有些包产队还建起了“望烟台”，发现社员生火做饭便进行摔锅和斗争。
　　吴芝圃和潘复生“对着干”的结果至少加重了“大饥荒”。1961年1月31日，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总结河南省委“左倾蛮干”惨痛教训的会议上，是这样表述惨状的”的：“我到光山(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啼哭，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而是真的!先念同志对我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很多。既没有自留地，又不让群众挖野菜，又把小锅砸破，群众根本搞不到一点吃的，严重的地方食堂停火90天，还不准群众家里冒烟，难道还不痛心接受这样的教训吗?”吴芝圃与《宣传要点》唱对台戏的结果，不但没有使生产“大跃进”，反而使河南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产力倒退到解放前，“人死了200多万，牲畜死掉300多万头，耕地碱化1000多万亩，树木被砍掉百分之七、八十，农具损坏50%”《风雨春秋.323面》此死人数字虽然打了很大的埋伏，却也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东西毁灭给人看”。《宣传要点》把潘复生搞惨了，也搞香了。他为什么在河南省委历任书记中最吃香?就在于在整个形势只重视阶级斗争，轻视经济工作，顾上不顾下的情况下，他遵循实事求是精神和客观规律，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实事、好事。历史老人最公正。

　　(主要参考资料：《风雨春》河南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河南党史委编：1958年7月4日河南日报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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