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武传斌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
刘炜：患难夫妻 风雨同舟
武传宝：一生仰慕包文正 三山五岳存于胸
黄意坚：高举平反大旗的旗手
薛声钦：“振华851”前前后后
邬恒芬：夜抢“黑材料”
苏锷： 忆周恩来接见中的两件小事
陈一阳：李一哲大字报和武传斌
黄端裔：我和武传斌在校友会的交往
余志明：“臭虫”的由来
江汉： 抢救世遗“开平碉楼与村落”
苏炜： 晤老武
王挺： 悼传斌
阿陀： 千里走单骑
患难夫妻 风雨同舟
刘炜
1、 初识
2、 情坚如铁 越穷越嫁
3、 新婚燕尔 三年关押
4、 文革落幕 再陷囹圄
5、 改革开放 艰苦创业
6、 讲情重义 险遭不测
“可能人人都和我一样，一生都在逆境中奋斗”。武回忆录开场白，真是他在生命行将走到尽头时的肺腑之言。
武在文革中风光不到两年，却被关押审查九载；文革后虽创业有成，却三次遇险，大难不死……
1、初识
我和武是67年夏天在北京谈判时认识的 ，当时我是新一司的代表，武是红司的代表，我们都在南苑招待所住了几个月，期间得到周总理接见。武为人坦率直爽，有啥说啥，而且诙谐幽默，常常逗得大家很开心！高翔聪敏稳重，我们新一司的司令林昌文则温和持重。三个司令各有不同。我比较认同高翔，觉得武过激了，有些反感。当时我经常在北京家里包些饺子送给他们吃，和他们慢慢熟起来了。觉得他是贫下中农，对人很真诚！当时毛主席教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解放军学习。所以，我对他很敬佩。
武当时总穿一件陈永贵式的农民粗布衣服，很朴实。总理觉得他很特别，特别问他，为何穿这样的衣服？他回答：“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
那时，看到武没有衣服穿，我就跑去教育学院，跟老师们要了一些过时的，已经没有人穿的老式衣服（四个口袋的那种）送给了武，他从北京回来就住在苏锷家，我们常在哪里见面。
这期间我们还是朋友关系，当时追他的女孩子不少，甚至有中大红旗女秘书为他神经失常。68年底我被分配到从化教书之前，武还留在中大边审查边等分配，我们常常到中大的那片柑树林幽会。之后他便常来丛化看望我，因此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
68年底，武被学校暂时安排在中大附近郊区农村的联星大队劳动，住在大队长杨德家，和他一起下田种西洋菜。春节快来了，我俩都很希望能一起过个年，杨德想了个办法，就说我是他的亲戚，那我就可以从丛化过来了。他对武的评价很好，也影响到我。我以前和武的生活环境差别太大了，我义父是高干，有时我还坐小车。这事家里也不同意，我是很难下决心的。武家那个穷，我从来没经历过，每个月表姐给他寄来五块钱生活费，写给我的信，信封都是把用过旧的反过来再用……但那个时候讲“越穷越光荣”。以前认为他偏激，比较左，鲜明过头，我更认同高翔他们。现在觉得这是出于贫农孩子对毛主席的忠诚，他只是很坦然，不是真的左，是可以原谅的。期间他最好的朋友，工联的头，我的清远老乡邱学科也起了重要的牵线作用，他常常当着大家的面开玩笑，说武传斌在这么多人中只喜欢我一个。我同情武的家境，更同情他大学生书生一个，响应主席号召投身文革，现在落得被批判斗争，很可怜，同情渐渐转变为爱情。
69年武放出来被送到到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因为表现好，成为标兵，回来讲用，叫我出来，结果我从从化坐两个钟头车出到来，他正在办学习班，只能见十分钟。他晒得黑黑的，身上有血泡，还卷着一边裤脚……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2、情坚如铁 越穷越嫁
我们谈到结婚，武对待事情是很认真的。他说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你回北京问问你家里同不同意；第二，到我的老家看看，你一个人去，我不陪你去。你感受一下，看看能否接受我的家庭，然后再做决定。
我回到北京的家，妈妈和义父都不同意我和武的结合。义父曾是部队的首长，原安排在南方大学工作，后调到北京。因为我的婚事，我妈、义父、婶婶和我在房间里，谈了三天三夜，但我还是坚持。结果义父说，你要坚持和武结婚的话，我们会和你脱离关系，你以后不要回来了。义父13岁参加革命，后来分配到文化战线，经历过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他知道，凡是被政治牵连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虽然家里反对，我还是坚持要和武结婚。最后他们以失败告终。
北京回来后，跟着我就去河南济源县汤坑村他老家。
我坐运煤的火车在焦作下了车。当时他父亲骑着辆破自行车，跑了3个小时的路程来接我。他爸爸很瘦的，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尾座，走了一段路，他爸爸太累了，骑不动了，我只好下车自己走路了。脚下的黄土比脚眼高，走得很辛苦！走了5小时才到他家。
那个地方，就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有名的双柿树了。也就是著名的“愚公移山”典故提到的“王屋山”所在之地。挖窑洞，就真是愚公移山了——通常是把一座山生生劈开一道口，挖条道进去以后，四面再挖宽，四壁分别打窑洞住人。外面只听到笛子声而看不到人，一条小山路弯进去，有点像个四合院，院里有排水沟，粘土里挖出来的窑洞冬暖夏凉。院里种树，还养牲畜。抬头往天空看就像几十米高的竖井。但这是指比较好，比较规范的典型窑洞。当时我去他家见的是最简陋那种，是把山劈开两半后，挖出门对门的两排窑洞，他们一家从城里回乡落户，住的就是曾经被日本人烧过废弃的最破烂的一孔窑。窑洞里，前面是厨房做饭的，后面是睡觉的，他家包括武共有父母兄弟姐妹6 人，前面两张小床是他的弟弟妹妹睡的，里面是他父母睡的。窑洞里漆黑一片。 晚上点的煤油灯，等到第二天，人的鼻子被熏得黑黑的。 我睡了他弟妹的其中一张小床，上面铺满了厚厚一层黄土。我害怕窑洞会随时塌下来，都不敢睡觉。还怕上厕所，那只是一个埋在地下的大缸，得小心翼翼蹲在架在上面的两根细木棍上，底下都是屎尿，屎虫在里面游来游去，真是很恶心！吃的是窝窝头，都长毛了，上面黑黑的，放到炉子上烤了才能吃的。原来，这些窝窝头是过年前已经蒸好了，一直放到现在才吃。我偷偷把上面黑黑的皮剥掉了，吃里面的陷。 即使是黑窝窝，也只是招待我才吃的。平常，他们吃的全是番薯呢！他们家就是贫穷到这个样子！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
就是这个贫穷的家庭，却培养了全县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鼎鼎有名的中山大学的大学生！武那件一排大头布扣，下面开叉的白布对襟衫，就是他母亲用自家种出来的棉花纺棉织布做的，很粗，上大学一直就穿这。家里现在还收藏一件。
我从他家回来见到武，武问我的感受。我说，我家里反对，是回不去了。他家虽然穷，但是，我还能接受。因为当时提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越穷越光荣”的精神！所以我呢，越穷的人越要嫁！
学校放假了。整个暑假，由于我和家里脱离了关系，在从化也没地方可去，只剩下我一个女孩子在学校。校长是个好人，怕我不安全，晚上从家里骑自行车回学校陪我。那年年三十晚，广州一个同学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刚好她爸是郊区的看守所的所长，他爸一听说我和武的关系，惊慌失措。吃完饭就打发我走了，不让我留宿。我没地方睡觉，只好和那个同学在广州街上逛了一宿，那天天气特别冷啊！
70年8月我正在从化办学习班，趁同事难得聚在一起，我宣布结婚，买了糖果准备办婚事。武从紫金来到从化和我一起去领结婚证。这件事归公社管。当时我个子很瘦小，只有90斤，武是高高大大的。江埔公社保卫科不肯发结婚证，因为我是老师，武是坏头头，要向省委汇报，等批下来，才能通知我们去领。领不到结婚证，怎么结婚呢？当时余志明，丘学科等人都说“不管这么多了，结婚吧!” 于是9月我们就在广州余志明家结婚。大家都来帮忙张罗婚礼，用床板做桌子，杀鸡杀鹅做了一席酒菜，有十来人来祝贺，倒也热热闹闹的。结婚证直到10月20日才批下来。
3、新婚燕尔 三年关押
结婚后，我们分居了整整五年时间，这五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失去自由，先后两次被关押。
第一次是结婚后才几个月，时间是70年底，他在紫金烧碱厂也没干多长时间。他约我出来，说预感要出事了。果然很快就被拉走，谁也不知道拉到那里，到处打听，过了一段时间，最后才查出是被关进了柯木塱看守所。那里是专门关押特务的地方，在大山里，骑车进去找……
柯木塱关押了大约一年多，72年中放出来，即被直接转移关到中大的“广寒宫”。当时武和陈家吉都关在里面，陈家吉的夫人带了儿子去看陈。我知道了，厚着脸皮也跟着要去见武。他们不让我见，说是我没有预先申请。我想了一个办法，说我带了蚊香来，你们不让我见，我就在外面睡觉，一直等到见到他为止。他们没办法，就安排在另一个地方，让我和武住了半个月。我们白天都得离开，晚上才能和武在这里住。于是，73年5月我们便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儿子。
我怀了儿子的时候，武还被被关在里面。我在从化很艰难。他妈产后风不能干活，弟弟妹妹又小，因此我教书工资每月42元，要寄10元去河南。
没办法，虽然妈妈与我断绝了关系，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给妈妈写信，请她来广州帮帮我。后来，妈妈心疼我，来了广州照顾我们母子俩。
我生儿子的时候很紧张，担心会难产。医生听说我是武的夫人，就说“武传斌很了不起！我认识他。”其实，他只是从报纸上知道武而已。他教我如何用力，医生的鼓励下，儿子终于顺利生出来了。
中大关了一年半，73年底放出来回到紫金，整整关了三年。75年调到惠州东江化肥厂当厂长，那时有个说法叫“挂职下放”。关你的时候关你，放出来你还是常委，很滑稽的。
75年9月，我第二个孩子出生半年后，省委直接来调令，没有和我商量就把我调到惠州了
4、文革落幕 再陷囹圄
75年到77年，约两年左右的时间，相对前后来说，算是我们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武当厂长，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指挥组织化肥生产。厂里生产方法很原始，就是用木柴将石头烧成磷肥。炉子会自动熄火，常常半夜两三点，工人便跑来喊“武厂长，熄火啦！” 武就马上穿上厚厚的棉衣，带上面罩，冒着千度高温和呛人的毒气，身先士卒带头冲进炉子，将未融解的岩石（等于是岩浆）凿碎，把炉渣清理出来再重新点火。出来时，棉衣上都烧穿了一个个的洞眼。
第二件事，他搞了热水锅炉，使工人下班后有热水冲凉，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质量。
工厂毒性很大，宿舍和厂房是分开的。工人40多岁就退休，因为不能干下去了。不少工人年纪轻轻就走了，后来我们统计过，那几年陆续死的就有40多个。烧碱厂和化肥厂都是毒厂，他们不枪毙你，但怕你，就把你送来这种地方。肺癌，那时就已经在他的身体里潜伏下来了。武传斌原来就有黄疸性肝炎，后转化为严重的肝硬化，可以说一直是在“带病坚持工作”，而且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第三次关押是毛泽东死了以后，那也是最惨的一次。根据武的日记记载，时间是从77年6月“清查四人帮的人和事”开始，直到或80年6月宣布释放，刚好三年。
76年9月毛去世后，我们都很彷徨。因为文革是毛发动的，参加文革是响应毛的号召，以前再怎么批斗关押也不那么惊，现在毛死了，就不一样了。先是把武关在工厂的炮兵连营房审查，副市长带队，有专人严加看守。因为离家两百多米，我们可以常常给他送些汤水，每天，我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送汤。我让小女儿捧着汤，摇摇晃晃地走向爸爸被关押的大门，看守人员出来接了汤，交给武。此时，女儿可以在约十米近的距离看到爸爸，而我却只能在三，四十米远的地方看到武。他会挥挥手。
虽然武被关起来，但当地的人却对我们很好，发大水时，我两个小孩幼小，母亲又老，我一个人没办法搬家，结果，学生们开着拖拉机来帮我搬家，还送来了很多粮食，食油，鱼和其他食品。我很感动。
那时，广州的朋友招国富来看我，只能从窗口撬开铁枝爬进来，不敢从正门进来，怕人家看见，不让进。
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常常遭人家欺负，常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哭着回来，好惨啊！我只能对他说，你有什么事，跟老师说，回来跟妈妈说，不要还手打人啊！
那时候，我一边教学，下班还要去担沙，赚钱寄到武的老家。武兄弟姐妹六个，武是老大，他常常对我说，我的弟妹们都很小，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家庭。
那时家也被抄了，常有人来找我写材料，学生一看到车来，都知道是来找我的。对阿武的审查批判一直没怎么停过，全市开大会批斗武传斌，我还得带学生去参加，这些都令我很尴尬。正是因为我的处境很艰难，别人挑一百斤，我就得挑四、五百，付出更多，工人对我很好。我只能很努力工作换取信任。我既教物理又上数学，当班主任带一个班70多人……
两次调工资分别是3%和12%比例的名额，两次都有我。上面不批，教育局就有人暗中关心帮助我，认为武是武我是我，该调就得调，并查出我档案有62年下乡当知青（当时陶铸在广州大张旗鼓搞上山下乡运动），当过半年代课老师的记录，符合政策，不占名额也可以调了。
武在炮兵营关押一年左右，不但没放出来，后来还升了级。这次可能和有人乱写揭发材料有关，说武除了68年在北京召开“北航黑会”，毛死后在广州也有活动，指的是76年毛死后张子健结婚的聚会和另一在煤炭公司崔永泽家聚会上，他们私下有一些对时局的议论。其实，他们在说什么我也没听到，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当时我带着儿子在房间。但上面老是要我写材料，还经常抄家。
本以为关押武的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谁知人却突然间不见了！当时是由惠州副市长直接负责关押武的，但接走他的是省委。是在星期一上午五点钟（后来对武的看管已逐渐松懈，大家还没起床）一早接走的。接武的时候，没有通知惠阳地委和惠州市委。使用接驳的方式，即从惠州开车到博罗，广州的车在博罗等着，接上武后直奔广州。副市长问我：武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啊！急死人哪!
武在博罗把手表叫人送了回来。那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啊！我整个人都傻了！他关关放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前从来没这样做。我很担心。以后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人说是拉到北京去了，有人说他被拉去枪毙了，一时谣言四起······
那段时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母亲从北京过来陪着我，我们每天去花生地捡农民遗落的花生，晒干藏了好几罐，准备阿武一有消息就送去，让他在牢里有得吃，结果一直没有消息。有个工人何姨很同情我，她说：“你有什么要我帮呢？你不是说不知道武现在关在什么地方吗？我可以帮助你知道武现在关在什么地方。”她问我信不信神，我说不信，她说，“都到这时候了，你不信也得信啦！”于是她带我坐了一个多钟头车，来到惠州党校附近，又走2个小时山路的地方，在大山草丛中见到一个90多岁的老太婆。我把武的出生年月日告诉了她。老太婆聋，我讲半天她都听不见，但她一开口我就打冷颤。她说：“此人既不偷又不抢，是为国家大事而被关起来的！白虎当头，进不得，出不得，在哭啊！他现在的位置在东南方向。” 我心里想计算了一下，那个位置就是广州啊！ 老婆婆接着说：“现在遇到白虎星，要努力，八月十五可能见到，见不到也一定会有消息……”
一直等到农历八月十三，没有任何消息。何姨又有事要去见老太婆，我咬牙花钱买了一包月饼，连同一把老太婆要的雨伞托她带去。她刚走，那天我正在上课，上到第三节，省里派的汽车来了，接我去广州黄华路公安厅看守所见武，还要我把儿子也带去。我高兴极了。这次去是送衣物，探监，但总算知道下落，放心了。见到了武，他说：我在里面没什么，不用挂念。一天放风一次，没人干扰我，一个人一个大房间。送些蜜糖茶给我，送多些书来。武在那里还学了英语。
武的肝硬化曾经在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过都没治好。黄华路关押期间，化肥厂有个工程师沈桂才，家里是代代相传的中医世家，他给了一个秘方，就是绿茶浸蜜糖封起来，每日吃一匙，结果两年治好了肝病。以后我们一直注意他的肝，始终再没复发过。
这次他被关三年是最后的一次关押。他前后一共被关了三次，连同毕业分配前的那段，一共七年。这次是因为毛主席去世，怕他会与四人帮有牵连，所以要关起来。其实每次运动，都会把他抓起来，当替罪羔羊。之前那次清查516运动，是31办的同志来找我说他是“516分子”，是反林彪的，要我和他离婚。我不听他的，不信他说的话，不同意离婚。但是林彪事件后，那人却说现在查清楚了，他是林彪的走卒……
80年武放出来，他妈妈就走了。
5、改革开放 艰苦创业
武最初是挂着省革委常委的头衔去惠州工作的。以后在惠州被关押批斗，吃过很多苦，但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对惠州是有感情的，因此改革开放也是在这里重新起步，艰苦创业。
那时武负责筹建惠州无酒精啤酒厂和易拉罐厂，地区就给两个山头，让他白手起家。他得去广州，利用他文革积累下来的人脉，想尽办法申请款项。常常半夜2、3点才从广州开车回来。我已经睡了。我当时在惠州三中当班主任，7点骑单车上班，他还在睡觉。有三四年时间，各忙各的，几天都难得打一次照面，但一直互相支持着。他搞惠州化肥厂、惠州啤酒厂和851之前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都会很支持他。他到过年还带工人旅游，很少顾家，当然我也会抱怨。他是啤酒厂筹建主任，万事都找他，专家来也要接待。市长是文革大学生，要政绩，就用他。他也说政治不合适我，还是搞专业对口。后来他认识于若木，于介绍了广西的生物学家扬振华与武认识，武向他购买了一支851试管，在于的支持下成立“岭南生物工程公司”，回化肥厂用一个车间开始生产推出“851营养保健口服液”，因对治疗癌症有独到的疗效，曾轰动一时，在东莞挖了第一桶金。
他后来搞许多项目也都有超前意识。80年代，武在惠州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惠州市和广州市改造和建立了一系列的企业：1、 惠州东江化肥厂 2、无酒精啤酒厂（惠州最赚钱的企业） 3、 易拉罐厂（惠州龙头企业）4、惠州生物工程公司（著名的851）5、惠州生物工程公司广州办事处（推销851）6、广州天河珠江生物工程公司7、有线电视台（与广州电视台合办）8、广发期货公司（与广州发展银行，广州财局等合办）。直到今天易拉罐厂啤酒厂还是惠州的龙头企业……
6、讲情重义 险遭不测
武重乡情。因为家乡的路是黄泥路，很难走的。92年我们捐了6万元给家乡修筑了一条质量很好的柏油路。由于武的举动，带动了其他村庄在外的亲人，也跟着捐款回家乡修路。他们村的党委因此事也受到启发，第一条路修好后，跟着动员家乡在外的亲人捐款修第二条更大的公路。后来，我们还再捐了几万元修公路。
武很大气，念旧不记仇。事业有起色，经济上好了，他就主动去帮助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每年年初一到年初四，都请军区的老干部喝茶，开茶话会，并到他们家慰问。这些老干部中有些人以前都曾经整过武的，武不计前嫌。武和前市革委常委，地总的头头孙亦武的关系也不错，孙的脾气很硬，对上面的处理不服气，结果工资也没有了，家境较差。武带着薛声钦等人去看望他，还把钱给他，买些酒去他家慰问，开解他。同时，还介绍一些电梯的生意给东风派头头梁锦棠做，支持他。武对文革对立派头头的关心帮助，据说即使在东风派内部也不容易做到。
就因为热心助人，直肠直肚，没有防人之心，90年代，武曾遭过一次绑架。作案人是他的几个河南老乡，刚从武装部转业，还是什么“五好战士”“标兵”之类。武很相信他们，曾帮助过他们，为他们联系安排工作，但他们却恩将仇报绑架了武。那天，他们五个人打电话来说已经帮武的公司追回一笔债务，要武到军医大宿舍取。武一点儿也没有怀疑，把司机留在车上自己一个人就上去了，结果一进门就被刀枪架着，开口要一百万。武是见过世面的人，很淡定，开玩笑口气说，我一个打工的，那里来一百万？后来讨价还价讲到40万。武12点打电话给我，叫我3点以前拿40万到办公室，我一听懵了，一下子去哪里找？武在电话里大声说：“你是我老婆啊！”我这就明白了：“你被绑架了？”……我立刻在陈家祠到处借钱，最后筹到40万。来人取钱时，那边（熟人）电话说给钱吧，我说先放人才交钱，从窗口看见放了，我就把钱给他，他当着我朋友面收钱，好大胆。几天后破了案，五个人被公安厅抓到三个，判了重刑。(除了这次被绑架，武还在丛化遇过一次车祸，车都报废了，人大难不死……还在惠州医院中毒，查不清是药物还是食物中毒，省里派来抢救的医生遇到发大水被挡在半路……)
因为我和武的婚姻，我义父一直和我们脱离关系。后来，于若木（陈云夫人）对武说：“其实你义父反对刘炜和你结婚，是因为疼惜刘炜，而且对你不了解。你去看望一下他们，他们就不会这样对你了！”听了于若木的话，每年，武带上奶粉等礼物和我一起到北京看望我的义父，并作思想汇报。改变了义父对他的印象，得到好感，觉得原来武是个如此有学识的人，因此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武对我妈妈很孝顺的，我妈妈101岁了，他经常提醒我妈妈到时间吃药了。为了要守着我妈妈，照顾她老人家，多年来一直没去旅游了。
解放初期，因为社会变革，我爸与我们母女俩失散了几十年。
到了80年，我在香港的生父叫人到广州找我，那人刚好和我妈妈见了面。他说我爸在香港每次听到粤曲，眼泪直流，想起我妈和我在广州不知怎样了。所以常常挂念我们。在广州白云宾馆，我爸和妈妈终于团聚了。我爸很感激北京的义父。写信感谢他对我们母女俩这些年来照顾的恩情。
武临终时，还在冰箱门外贴上纸条，注明几月几日，提醒我去检查乳房和眼睛，因我当时做了白内障手术。
武也经常回中大慰问老师们。中大教授，生物学家江振波想出一本书，名叫《师姐》。但是资金不足，武赞助了一笔钱给他，使他的书能顺利出版。
2002年，武在惠州东江化肥厂退休后，移民加拿大。
在加拿大，武任加拿大中大同学会多伦多分会的秘书长，做了很多工作。本来准备了很多资料，要带那些老人家回国参加中大校庆的，却不辞而别了。在加拿大，武还应许多老华侨的要求，协助朋友江汉成立了一家基金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交修缮开平碉楼的提案，挽救日渐破败的碉楼。
* * *
武传斌（以下简称武）去世以后，我见到了80年代武公司出纳的妹妹王延英，她说：刘老师，武总去世了，我姐姐很难过，要我向你转达两句话：“当时在天河宾馆七楼701室是我们的写字楼。其实，武总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很能为公司着想，没有半点私心的人；第二点，武总曾说，‘我这一世最幸运的就是娶了刘炜做老婆。’”这句话让我感受很深。相隔四十多年了，在这个场合我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自己在武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他娶了我是幸运的。同样，我嫁给他，也是感到很幸福的！ 虽然四十多年来，我们遇到很多痛苦的事，但我们两个是心灵相通，互相信任，互相包容的，我们从来没有什么争吵。
武是北方人，他的脾气不是很好，但为人坦率，有啥说啥，而我们广东人是比含蓄的。他无论对家人对员工，即使批评你，他的表达都是很真诚的。 虽然有时他批评你很凶，但两分钟就没事了。他有时说错了话，马上检讨改正，很诚恳，诚实。
（2015年8月李慧儿协助整理）
一生仰慕包文正 三山五岳存于胸
武传宝
出生 ——
巍巍王屋之东，莽莽太行之南，涛涛黄河之阳，愚公移山之地，谓之济源，济源取自中国古代四大名渎（江、淮、黄、济）之一济水之源之义。公元1944年元月4号，在河南南阳镇平县城的一家田姓绸缎庄的后院，一个男婴呱呱落地。这个男婴的父亲叫武永杰，是绸缎庄的大伙计，武家祖籍济源，男孩生于镇平，故父亲给他取乳名济平，又因男孩在族谱中处于“传”字辈，济源自古就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父亲及其希望自己这个长子将来能够文武双全，所以又给长子取了个官名叫武传斌。而这个祖籍济源的武传斌，也就是我的大哥，从此开始了他极其传奇而又悲壮的一生。
一声儿啼震济平，
二九题得中大名；
三山五岳存于胸，
四海叱咤成英名。
童年——
由于战乱，田家绸缎庄破产了，父亲失业后在许昌卷烟厂老乡处谋得一份驻开封帮办的差事，所以大哥武传斌的童年先后是在镇平县和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度过的。
在开封，我家就住在包公祠旁边，所以大哥童年时经常到包公祠里玩耍，时间久了，竟然经常腰挎着铁环，迈着方步学起包公走路的样子，经常逗得大人哈哈大笑。
童年时的大哥异常胆大，从小喜欢捉鱼逮虾玩虫子，还经常抓蛇装在口袋里，这在北方地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北方人畏蛇如虎， 躲还来不及呢。有一次他当众从口袋里抓出一条小蛇，当时就把在场的一个老太太吓得大小便失禁，老人的家人找到他家里，家里不光赔钱，还得给对方赔礼道歉。气得父亲用皮带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三天都不能下床。
解放开封的时候，解放军和守城的国民党军打得非常激烈，家里人全都躲在屋里，只有年幼的大哥武传斌独自站在院里大喊大叫“ 你们快出来看啊，天上飞机下蛋了，一个、两个、三个，好多好多啊！”原来那是国民党的飞机在向城外攻城的解放军投掷炸弹呢。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是调回许昌卷烟厂，后来又被分配到许昌师范当了会计。我们全家随父亲一起搬到许昌居住。正是：
五六孩提不更事，
自幼便把包公饰，
七八少龄尽显奇，
安知有无鸿鹄志。
少年——
1951年武传斌入许昌文化路小学读书，次年直接跳级读三年级，1956年升入许昌第二中学，1959年考入许昌第一高级中学。
在上小学这段时间，武传斌是属于非常顽皮的孩子，家里附近有个西湖公园，刚到夏天，他就带着一帮娃娃兵到公园的湖里去学游泳，北方人不习水性，大人唯恐孩子在湖里出意外，所以坚决不让他下水学游泳。然而年幼的孩子哪里体谅大人的苦心，一有机会，他就又跳进湖里了，不过一旦被发现，少不了一顿痛打。就这样他还是顽性不改，经常和父母打起游击来。
大哥又是自幼聪明过人，上小学一年级就把二年级课本学完了，上三年级的时候也把四年级的课本学完了，他想跳到五年级，老师嫌他太小，不收他，他只得老老实实上了四年级。他看上课没啥意思，就自己或买或借攒了二十几本小人书在大街上摆摊儿出租，看一本一分，看五本三分，挣来的钱再去买新的小人书，边看摊边还顺便带着年幼的妹妹。
上初中的时候，他已经不满足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了，他到处搜集各种课外读物，如饥似渴，博览群书。但是这样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学业，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许昌一高。
就在武传斌考上许昌一高那年，父母响应国家支边的号召，到甘肃兰州工作去了，这时候他下面已经有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母的离开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是衣食住行，尽管当时一高是住校，但是星期天学校没饭吃，假期就更不用说了，穿衣也是个大问题，虽然当时全国的条件都不好，十六七的大小伙儿总不能一年四季不换衣服吧，加上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都极其落后，同时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他的高中三年是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即将升高三那年暑假，他实在耐不住对父母的思念，加之父亲告诉他兰州也可以参加高考，他便打点行李独自乘上西去的列车到达兰州，来到了父母的身边。暑假里，他一边带弟弟妹妹，一边到黑市上批一些打火机火石到街上贩卖，每十粒火石能赚五分钱，同时他还想把自己的学籍迁到兰州，由于是假期，学校无法沟通，到开学的时候才给学校沟通上，得到的回复是无法办理学籍迁移。当时的通讯工具主要是书信，一来二往已经开学四十来天，学校连发两份加急电报催其返校，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兰州，但是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旷课四十五天了，学校不得不按规定给予处分，最后在开除学籍和记大过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学校也不想埋没一个超级优等生。然而次年当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因为他的记大过处分政审不过，便于清华大学擦肩而过。正是：
九九磨难未成佛，
十面埋伏滑铁卢，
百年树人来人评，
千锤百炼或是福。
青年——
1962年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又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先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兰州城市粮食供应紧缺，急需下放一大批干部以应对国家困难，我的父母就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回济源老家农村。同时大哥武传斌高考落榜后户口在许昌没有落脚地，也只好把户口迁回老家农村，当时我刚出生（我出生于1962年7月11号），至此我们全家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武传斌也就成为农民的儿子——新中国的愚公。
回乡后的大哥从开荒、挑粪、割草、担水抗旱做起，尽管他之前从未干过农活，手脚起泡了，肩磨肿了，但是他从没有退却过，和同村的小伙子比着干，以至于后来全村的长者一提起当年的济平（武传斌乳名）没有不树大拇指的。到了晚上，他就到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去看书，那是因为饲养室里有一盏马灯。有时他还会跑到三四公里外的邻村借书看。到了雨天，他会在家里画画，他最喜欢画的人物有两个人，一个是戴着官帽的包公，自幼他就是包公的粉丝，因为包公是忠诚和公正的化身；另一个是手握大刀的关羽，在他眼中关云长义薄青天。这两个人是他毕生的楷模。后来听大人讲，大哥农闲时在家里推磨磨面，推磨的时候一边推着磨，一手抱着年幼的我，手里还拿着书看，真的是手不释卷。
冬季农闲时，他就跟着村里的青壮年去邻村挖窑洞。1963年春季，公社的初中聘请他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当年的七月十五号至十七号，武传斌在焦作参加了高考，然后被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录取。
1963年9月，武传斌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南国都市广州，踏进了影响他一生的学府——中山大学。
从小学到中学，武传斌一直是班干部或团干部，到了中山大学后，由于他依然学习优秀，积极进取，很快就成为校学生会干部，在当时的学业评语中，他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学子。当他大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而来，作为学生会干部武传斌首当其冲成为了红卫兵闯将。虽然他来自北方的农村，衣服穿的破破烂烂的，但他本身的确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一时间他成了“中大八三一”、“广州红司”、“广州红联”的主要负责人，还领导了对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夺权活动，并于1968年二月进入广东省革委会，任常委，多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那一年他刚刚二十四岁，已是广东的风云人物。然而，1968年7月中旬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持召开了由全国十多个省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议后，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自此风云突变，刚回广州就被隔离审查，还多次受到批斗。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文革结束，大哥一直都在文革中起伏，1981年武传斌被解除广东省革委会常委职务。
千古伟人一声令，
百万学生齐相应，
十年沉浮随国主，
九九归一全身轻。
怀念大哥——
我兄弟姐妹六人，我排行老五，大哥武传斌，大我十八岁，也就是说，我刚出生，大哥就考上中山大学了，因此，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大哥仅仅是个称谓。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见到大哥应该是在1968年，那年我六岁，当时只记得大哥是个瘦高个子，帅帅的，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一两天就走了。其后1971年前后回来过一趟，匆匆的走了，印象也不太深。然后1976年大哥回来过一趟，当时我已上初中，这一次回来是县里领导陪同回来的，有专车接送，这在当时济源的一个小山村里是个不小的轰动，其时我才知道大哥在广东是个不太小的人物。1980年冬天大哥回来为母亲奔丧，这段时间是我和大哥相处较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大哥因文革时期是造反派刚刚被处理结束，加之母亲新亡，情绪比较低沉，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却时刻透露出坚毅。改革开放后大哥不再从政，干起了专业工作，先后在惠州的东江化肥厂，啤酒厂以及岭南生物工程集团公司从事技术及管理工作。期间除了为县里、乡里以及村里协调解决过一些困难外，并没有为我们兄弟姐妹谋得一分私利，除了二姐随军以外，我们其余姐弟四人全都在河南老家务农。直到1990年以后，剩下的姐弟四人才陆续在郑州和济源经商。1992年，当父亲想把从村里到环乡公路之间的一段五百米土路修成柏油路的想法和大哥商量的时候，大哥一次出资六万元，为村里修通了公路，因此在我们乡里引发轰动效应，并辐射全县，引发了各个乡村向本村在外有经济实力人员募捐修路、建校的热潮，因此一时传为佳话。大哥出资修的公路至今还在使用，后来捐的两万元因为乡里并校没用上，改为建设村委会办公室了。总之，在我们兄弟姐们心目中，无论是文革期间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哥都是一个一心为公，为国尽忠，不谋私利的楷模。
大哥一生为国尽忠，同时大哥也是一世尽孝。大哥文革时期公务繁忙，广东离河南老家较远，当时交通极不方便，大哥虽然不能经常回老家看望父母，但是每月都要从可怜的工资里（56元/月）挤出十元寄到老家孝敬父母，从不间断，即使在他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大嫂依然坚持每月向家里寄钱。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条件逐步好转，大哥每年向家里寄的钱从几百元递增到几千元，特别是在父亲做胃癌切除手术和父亲病重去世两件事上，大哥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费用。
由于大哥的两个孩子在加拿大读书后定居加拿大，所以大哥退休后移居多伦多，其后数次回乡省亲，祭奠父母，虽然来去匆匆，但是兄弟姐妹每次相聚，也都其乐融融。大哥一向身体健康，生性豁达，诙谐幽默，不曾想2014年春节前他被查出了肺癌，而且是肺癌四期。
2013年大哥回来省亲的时候，想到开封和许昌故地看看，我就陪着大哥大嫂和二姐一起来到了开封和许昌，在开封我们一起到了包公祠，龙庭、相国寺，吃了开封的灌汤小笼包子。在许昌，虽然因为城市框架的拉大，一切都面目全非，但是，大哥还是准确地找到了当时故居、学校、西湖公园的位置，他甚至记得故居水井的位置，还专程来到关羽辞曹挑袍的灞陵桥凭吊了关公。
返回郑州的路上，大哥说，看了这两个地方，终生无憾了，谁承想，一语成箴，大哥和家乡永诀了。
2014年春节那一天零时左右，当我拨通多伦多大哥家的电话给大哥拜年的时候，接电话的是大嫂，大嫂告诉我，大哥出去和朋友喝茶了，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大哥身在异国他乡，过年我们彼此不能见面，所以除夕夜拜年对我们兄弟姐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视的事情，不过想想由于时差的因素，多伦多其时正是当地的中午，可能大哥有什么重要的朋友要接待，虽心有不安，也未想到大哥身体有恙。直至正月下旬，我们才从也在多伦多的外甥女处得到准确消息，大哥除夕前就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因为担心感染，拒绝亲属探视。听得消息，如五雷轰顶，当时我就蒙了，大哥八月回来的时候还是神清气爽，谈笑风生，看起来挺健康的，怎么不到半年就肺癌晚期了呢？大哥一生风风雨雨，大起大落，历尽坎坷，刚刚过上安逸的生活，为何老天这么不公平呢？
2014年5月底得知大哥病情好转已经出院，我们在郑州的姐弟三人办好护照签证飞赴多伦多探视大哥。见到大哥的时候，大哥精神尚好，不过显得有点清瘦苍老，这时的大哥还能开车，依然的谈笑风生，还陪我们一起吃了加国的超级大龙虾，大哥自认为身体恢复得不错，还约定来年清明回老家祭祖。在多伦多呆了十多天后，见大哥身体还算稳定，我们便回了郑州，殊不知，这次相别，竟成永诀。
回郑后我们还不断和大哥通电话，大哥一直说感觉良好。到了九月上旬，大嫂说大哥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可能已转移成了骨癌，并伴有综合症。十多天后，大哥已经进食困难，开始说胡话，因为出汗每天要换七八身睡衣。二十二号再次住院，我们已知大哥时日不多，订了二十五号的机票飞赴多伦多，想见大哥最后一面，二十四号晚上（多伦多时间二十四号上午）当通过视频看到大哥在医院带着氧气罩，打着无助的手势的时候，一时泪如雨下。“大哥，等一下，弟弟明天就去看你了！”然而，天不遂人愿，弟弟妹妹的飞机还没起飞，我们亲爱的大哥已经驾鹤西去了。
八十一难皆渡完，
七级浮屠成涅槃，
六神具定我为主，
五十珠江撑大船。
四海为家心地宽，
三七功过有谁断，
两万多天话人生，
一朝仙逝无遗憾。
武传斌——我的大哥，你是我一生的骄傲，是我们愚公家乡的骄傲，愿你在天国里逍遥气派，安息吧！
风云半世纪绚丽南国一骄子，坎坷七十载忠义孝悌武传斌。
2015年8月10日
高举平反大旗的旗手
黄意坚
我与武传斌相识是在文革前的六三年，当时他是学生会生物系的体育委员，我是数学系的体育委员，彼此相当熟落。而我到中大八·三一，则是六六年十二月底，他请我去的，说是要我帮他们整风。之后，我便糊里糊涂成了八·三一的一员。可以说，没有武传斌便没有我此后精彩的人生记忆了。
文革中，武之所以会成为广州红旗派的领袖之一，就是高举平反的旗帜：
六六年底，他带领八·三一的人冲机要室，抢黑材料，无非是要为文革初因为批评党委和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讨回一个公道。
之后，为珠影东方红平反，为项明平反，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都是为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伸张正义。
武的平反，不仅限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更发展为为六十年代初因陶铸反瞒产而受迫害的阳江、廉江等地群众的平反；为解放初发生的党内错误整肃的“双陈案”提出平反……总而言之，高举平反大旗，为解放以来直至文革的各种不公不义违反人权的冤案翻案。这是武传斌的功绩，也是广州红旗派在文革中能发展壮大的缘由。
我佩服武传斌，是他的政治修养。
六七年“五三绝食”时，当时有人提出要当局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诉求，武传斌坚持不同意，认为似这样的绝食为代价的诉求，只望达到逼当局释放项明的目的，太高的要求，当局不会同意。我们这些无权的群众无法坚持下去。结果，如武传斌所预言，项明得到释放，绝食可宣告胜利，又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达到预期效果。
六八年后，武正确地认识到毛对文革是采取了战略退却，要避免造反派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应紧跟毛，也采取战略退却，因他的正确判断，使广东的红旗派在六八年的镇压中，群众不似广西等一些省市，受到千千万万人死亡的重大生命损失。
武也是我接触的人中最有领袖气质的人。
文革中，中大几个头头，就数武最有领袖气质。说组织能力，他不如陈家吉，说脑子灵活，他不如我，但无论陈家吉，我，张尔纲都没有他那种领袖气质。他能处世不惊，淡然处之。六八年七月中央点了他的名，说他召开北航黑会，还说了反共救国军总部在广州，他能泰然处之。安排我和八·三一的一些骨干逃离广州，由他留在广州，收拾残局。这种淡定，这种敢于担当，我佩服。
在大人物面前，不卑不亢，面对数万人的场面举手投足从不怯场，领袖气质是装不出来的。然而，若不是鬼使神差的所谓“北航黑会”，武毕竟只是广州或广东地区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六八年武上京告状，全国十几个省市当时感到受压的，如武一样跑到北京告状的群众代表在北航无意中凑在一起，当局以为这些人凑在一起，要成立一个新党与当局对抗，所以有“九大没开，武要在九大前召开新党”的说法，这便触犯了当权者的底线。于是加剧了六八年下半年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而武也一下子成了全国有影响的人物。
至于我和武传斌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六八年传，在广州武是旗派所谓在朝派领袖，我是在野派领袖，这是无稽之谈，广州根本就从未有过什么在朝派，在野派。至于八十年代之后，各自为生计奔忙，我与武传斌的来往少了。他下海了，在商海中驰骋，我不敢介入经济领域，共同语言自然少了，但我记忆中，九十年代，他若在广州，每年八月三十一日，会约我到他家两人喝一杯。为了体现他存在的价值，他和蒯大富等人一样，只能继续拼搏，不似我，做个闲人，做个观客，优哉游哉 的混了这几十年。武这样拼搏，也伤了身体。早在二十几年前，我就劝过武，无须这样，要注意身体，他说他也无奈，商场如战场，已经下了海，也就身不由己了。呜呼哀哉，以至他先我而去，然也如他所愿，体现他的价值，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
2015.3.25
“振华851”前前后后
薛声钦
文革期间，我在群众组织大联合成立的工革联担任常委，和红司负责人武传斌是同一派的战友，也都分别被结合上省、市一级领导班子，其后更一样长时间被关押审查。
1983年6月23日，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向我宣读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广东省委免去我中共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党委常委及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另一个是省纪委对我作自动退党处理。8月中旬，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又向我宣读中共广州市工交政治部文件，对我结束监督劳动改造，安排下放到广州重型机器厂下料车间当机械员。这时，总算有事可做，有微薄工资维持生活。上级领导说,“将就一下工作岗位，将息一下身体，恢复一下健康”；我们的同事朋友说，“年轻的时候你想得太玄了，现在呢，该安定团结地过日子了”
但自卑感还是压得我非常郁闷。
尽管我起早摸黑，加班加点，但是由于领导的政治偏见，工资不给同工同酬，实行经济制裁。工厂从83年12月起，四年四次调整工资中，我被束之高阁。直至86年7月，等待22年了，人生有多少个22年呢？我才第一次领到最低工程师标准工资——每月68元5毛正！
自从我在广州重型机器厂调资中受梗阻，忧心忡忡，束手无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正当我苦闷彷徨之时，1988年8月16日，武传斌委托夫人刘炜前来拜访，请我下海协助武“岭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
“岭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88年春天在惠州由武传斌一手创办的，缘起于87年底，中国著名营养学权威于若木（陈云夫人）在北京亲自引见武传斌认识了发明“振华851”保健品的福建农学院生物系副教授杨振华女士，随即武亲自到福建农学院拜访楊教授，深入试验室，现场考察“振华851”中试基地，详细了解口服液瓶装、胶囊型生产工艺。经过双方多次反复洽谈，杨教授同意把“振华851”技术转让给广东省惠州市。
惠州市委很重视，指定市经委负责，具体实施由原东江化肥厂抽调人员，并划出风景秀丽的东江河畔一幅地，新组建“岭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任武传斌为副董事长、总经理。
1988年10月，我应武总邀请，离开广州重型机器厂，来到天河宾館“701”岭南生物营业部。初去报到，武先生让我先熟悉“振华851”销售，主要任务是协助筹建广州生物公司，每月工资400元。（比原工资80多元长了好几倍）。第二年初，根据于若木的建议，直接生产銷售‘振华851”的“广州天河珠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挂牌成立成立。
“701”营业部，士气鼎沸，生意兴隆。主要销售福建出品的“振华851”口服液（国内∶500、250毫升/瓶；出口∶250毫升/瓶），出口暂由香港黄显豪先生代理。
我在“701”，主要参与销售策划，协助武总接待各大媒体如电视台、电台、大小报刊记者采访，广告项目研究及经费控制等。
“振华851”国内销售的辉煌井喷至今历历在目。1988年10月，鼎盛时期的“701”限购令公告，限每人一次只能买二瓶。那时，购买者风云际会，人山人海。他们迫不及待，不坐电梯，自觉按顺序从一楼排队上七楼……
1989年3月于若木应武总邀请，視察惠州市“岭南生物”“振华851”正式投产的生产线现场，第二天坐武总亲自开的小车来到广州，并莅临东莞庄“珠江生物”工厂工地视察我代表武总在“珠江生物”工厂锅炉房工地上，向于老等领导汇报公司工厂土建的建设进度。“珠江生物”工厂主楼、生物所大楼、锅炉房、供配电房已有雏形。建设工地一片忙碌，热气腾腾，如火如荼。
1989年12月底，“珠江生物”开始投料试产“振华851”口服液，1990年1月1日，第一瓶“振华851”诞生。第一批投料发酵一吨“振华851”口服液，共生产2000瓶（每瓶500毫升）。经质检部门对各项指标检查，完全符合福建农学院杨振华教授的发明专利技术要求。1990年1月底，“珠江生物” 工厂四个车间全面投产。
“振华851”车间产品，口服液类∶A型（保健）250亳升/瓶、500毫升/瓶，B型（治疗）250毫升/瓶、500毫升/瓶。胶囊类∶50粒/瓶、100粒/瓶。“帕拉金糖”车间产品，“帕拉金糖”颗粒类∶50公斤/包，“帕拉金糖”糖桨类∶50公斤/桶。“茯花口服液”车间产品，10亳升X6支/盒。“临床酶试盒”类型规格由使用医院检查科指定……
“振华851”，是经历文革政治磨难后武传斌在专业舞台上东山再起，投身商海，迈出辉煌成功的第一步。我有幸参与协助公司草创时期的一些工作，特此存记。
夜抢“黑材料”
邬恒芬
六七年一月初，广州的冬天虽然没有北方寒冷，我们也已经穿上棉袄。我与婷等三位女中学生参加了几个中大学生组织的抢“黑材料”行动。
记得那时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在中大八三一王挺带领下，我们一行坐上一部三轮货车，从中大开往佛山。当时只知道是去佛山地委抢“黑材料”。四个女生每人背一个大书包，准备用来装“黑材料”；男生带着起子和斧头，准备必要时用来打开文件柜。王挺对我们几个负责检查文件的女生说：到时候凡是看见牛皮纸袋上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全要！
三轮货车停在一条漆黑的巷子里，我们正准备下车，王挺叫我们先别动，等武传斌的指示。这时我看到昏暗街灯下站着一个身穿一件月白色对襟上衣，外披棉大衣的人，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他脸上戴着一副白框近视眼镜，嘴唇上叼着一根香烟，正在低着头沉思……
2014年10月6日于纽约
忆周恩来接见中的两件小事
苏锷
我和武传斌一起，一共参加了周恩来对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的全部十九次接见。除了67年4月在广州的两次接见，其余十七次是在北京（十二次接见两派，五次单独接见造反派）。武传斌和我的文革缘，可以说是周恩来缘。
67年4月14日总理第一次在广州珠岛宾馆接见两派，武传斌穿的是一件土布衫。
……
武：报告总理，我是学生，“中大红旗”武传斌。河南人。
总理：你是河南哪里人，为什么穿粗布衣服？
武：我是河南济源人，农村长大，这是家乡织的土布。我家是贫农。
总理：你是农民的儿子，你要做贫农的好孩子，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为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7年11月14日，是总理最后一次接见。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林彪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群众组织赴京代表以后，我们回到招待所。11点半，接到总理秘书的通知，总理要见我们（造反派），于是又回到人民大会堂。我们五个人：武传斌、高翔、周焱、邱长青和我，在接待厅等。一直到两点钟，总理才吃饭。2:15开始谈，5:30结束时天都亮了。
总理一直把我们送到福建厅的门口——他对广东代表特别好。
11月份，北京已经很冷了。我只穿了一件玫瑰红的秋衣。走不多远，总理的赵秘书追出来，给我一件军大衣，说：“这是总理交代的”。
——后来在监仓能挨过来，就是这支持的：总理对我们这么好……
68年武传斌从我们家被押走那天，我妹妹追出去，把这件大衣送给他。
2014年11月7日 阿陀访谈苏锷（摘录）
李一哲大字报和武传斌
陈一阳
今天下午，有朋友告诉我说，我们的老朋友武传斌逝世了。晚上，上网查了一下，在新浪网“阿陀阿陀的博客”得到了证实。
我与武传斌相识于1967年“811”事件——当时正逢文革两派“武斗”时期，我们十七中一班同学乘车要到白云机场营救据传被劫持的中央文革成员金敬迈，途经东风路省政府附近时遭到伏击，牺牲5人，伤二十多人。王希哲因伤而委托我全权负责，我马上找到当时的“红司”司令武传斌，向他汇报此事件，他立即指示我们马上撤到当时“红警司”所在地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当时武传斌的沉着、冷静、理性而又果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与武传斌来往比较多是在我上山下乡到紫金古竹水东大队插队期间——当时他也刚好安排到古竹的烧碱厂工作。那时，我几乎一个月左右到古竹“趁”一次“墟”，经过烧碱厂都要到武传斌那里吃白饭、长聊天。他们夫妇对我都很客气，很关心，很有人情味。1972年，我“贫病又交无妄悲”，他夫人刘炜那时在从化当老师，听说从化要建殡仪馆，要招工，就问我敢不敢去，想帮我解决困难。在那时，下乡知青能够被招工当工人，可是一件非常渴望而难得的事情。尽管，后来未能如愿，但我一直对他们夫妇都心存感激。也正是在那年，他们还邀请我和莫振乾等朋友，一起游览从化流溪河，于是，有了上面这首词。
武传斌在《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中，提到了“李一哲”和我。
那篇文章共三部分，其一是讲“1967年初省革联夺权时期”、其三是讲“1989事件之后”的交往，而其二就是讲《“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广东省革命委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副主任之一。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大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 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文章刊于北京《记忆》杂志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本文为原文，和《记忆》版本略有不同。来源：新浪网“阿陀阿陀的博客”2013-10-3)
在我看来，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武传斌与我多次的高谈阔论，多多少少也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我从武传斌那里，获益良多。
在习仲勋为我们“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时，曾经问过我们对文革两派头头的看法。我在“平反”过程中基本保持沉默，但在回应这个问题时，我对武传斌发表了“比较好”的看法。——那时全国还都在搞“清查文革三种人”运动，许多省市的“造反派头头”都被审查、判刑十五年左右乃至死刑，事后看，广东是少数的例外。
1979我“平反”后，躲在社科院图书馆这个“象牙塔”里很少社交，与武传斌也很少来往，尤其是他出国之后。但偶尔见到互相认识的朋友，也彼此转达关心与问候。
永别了，我的老朋友、老大哥，你不虚此生！
想起1972年与武传斌等朋友同游从化流溪河后写的赠给他的这首词，特予发表，以作纪念。
菩萨蛮
（1972游流溪山瀑布赠武传斌）
流溪山顶云头落，
谁耍威风泻银河？
吼吼声不断，
欲辟山两半。
悠游忘百事，
捧水作杜康。
何不凿濂洞，
长此当猴王？
2014年9月27日
我和武传斌在校友会的交往
——天意怜芳草，人间爱晚晴
黄端裔
我是一个七十岁以上的人。亲友逝世，老成凋谢，大不乏人。但是，除了父母兄弟姊妹之外，没有一位亲友离去而令我如斯伤感的，只有他——武传斌。公事上的好搭档，私交上的好知己。
我是念文学的，他是理科专才。他以缜密的的头脑，弥补了我很多感性认识的不足。
我是个书生型人物，他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省级造反派大头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有人会问：你们会合作愉快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一位返璞归真的谦谦君子了。而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待人处事，我们追求的是：合情，合理，合节。
我和传斌的交情，注定都是通过校友会这条桥梁。由首次认识，到最后一次聚首，都是与校友会工作有关。记得那是2004年农历中秋节校友会举行的一个迎月晚会。黄昏时，我单独在布置会场，其他工作人员出外购买饮食物品。一位“慈眉善目，温文有礼“的中年男士进来，通过彼此自我介绍，姓名和系别之后，他见我忙得不可开交，二话不说，就卷起衣袖帮给我布置，（还记得所有灯谜字条都是他 帮我贴上墙的。）后来，校友陆续进场，有一位与他同时期的校友，看见签到簿上“生物系武传斌”几个字，立刻拉我到一旁，很认真的跟我说：“喂！武传斌呀！”他见我只是漫应一声，再加强语气说：“喂！他是武传斌呀！”弦外之意，似乎是嫌我有眼不识泰山吧。的确如是，我一九六二年即在香港一间电影公司任职，对广州文革情况，完全脱节。所以，武传斌这个鼎鼎大名，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尤其如是，对我们以后的交往，更加亲切，更没有隔膜。
还有，你若与他素未谋面，一定以为凭他过往不凡的经历，外形一定是威严高大，英明神武的了。非也，与武传斌初次识荆，给我“慈眉善目，温文有礼”的形象，在以后十余年间每次见面，直到最后在殡仪馆，隔着一重玻璃，瞻仰他的遗容时，还是那副“慈眉善目,温文有礼”的样子。
我和传斌最后一次会面，也是他为校友会最后做的一项工作。事缘母校九十华诞（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他要为校友会做一张有特色的光碟送给母校做贺礼，专诚约了几位老学长，带了些有历史性的校友聚会相片给他挑选，时间地点人物也要解释一下，他是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逝世，那天是九月上旬，他身体已经很衰弱，我劝他另外找人替代，但他仍坚持要尽秘书长这份职责。（最后，由于他太辛苦了，还是请了会内瞿志武理事接了余下的工作。）所以，武传斌为多伦多校友会的贡献，是延到他生命最后的一章的。
传斌是一个干过大事，当年在南中国政坛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与朋友交往中，却是一位很重温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资型人物。二 零一二年五月，我和内子的声乐老师，在密西沙加市开了一场师生演唱会，我邀请了他夫妇来捧场，怎知武太太当日出门时身体不适，只有他单独来，他本来准备了献花的花束，但因为匆忙出门忘了携带，结果在密市找了很久，花了几倍价钱另买。一曲既终，他第一个上台献花，给我们祝贺！这是我一生人第一次在舞台上接受他人献花。他人就是：在年青时曾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武司令——武传斌。
传斌是念理科，是科学专才，也曾是造反派大头头，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认识，很热爱，对文人也很尊崇，可能是跟他是河南人有关，因中州是中国文化的策源地吧。二 零一一年美国芝加哥中大校友成立一个美国中西部地区校友会，母校派出了一个高层代表团，因美加是邻居，希望我们也派代表去，但我要回香港探亲，其他理事又未能抽空，传斌很着急，因他是一位很重人情物理的人，我心念这位新会长也是芝加哥孔子学院的院长，我们不如就“礼到人不到”，送他们一份富有中国古典文化 的礼物吧。我写了一篇“藏头嵌名式”长歌体贺词型的七言长诗，请了一位在多伦多很有地位的书法家，用折叠式洒金笺写上。传斌一见，非常赞赏，很兴奋地认为这是一份度身订造，非常难得而有收藏价值的礼物。立刻给校友总会发了电邮和相片，说总会也非常欣赏，然后亲自用礼盒速递去芝加哥。传斌就是这么一位不平凡中见平凡，平凡中又具不平凡的人物。
以传斌的资历，才华，他跟我说，在这十年间，多伦多不少华人社团，都有意邀请他担任正副会长或秘书长等重要职位，但都被他一一婉拒。他认为身为中大人，为校友服务是责任驱使，理应尽心尽力，其他的自然就无暇兼顾了，这番心意，与我也是不谋而合。
要提一提，传斌逝世期间，我已飞往芝加哥探亲，幸得会内金培，乐伦，马杰等诸同仁戳力相助，使校友们均能对传斌既其家人尽了心意，容我在这里向他们致谢！
在传斌丧礼后设于黄金阁酒楼的“解慰酒”席上，武太太跟我介绍了传斌从河南飞来奔丧的弟弟妹妹，他们对我说：“我们看到中大多伦多校友会送给兄长的挽联，知道是你写的，就凭上下联短短二十四个字，已把我们兄长的一生事迹，为人处世，人品性格，都概括得十分全面，完整。没有半点美化，也没有一丝遗漏，你真是他的好知己，我兄长晚年于海外能交上您这位朋友，是他的福气！”我这样回答他们：“愧不敢当。您们这番话应该由我说才对，我晚年在海外，能交上您们兄长这位朋友，是我的福气才真！”
这幅挽联，根据他们的指示，已于下葬时铺在传斌三尺铜棺上，长埋黄土，永远陪伴传斌于九天之上了。
（前中山大学多伦多校友会会长） 黄端裔 谨识
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
附：中山大学多伦多校友会致送武传斌秘书长挽联
武传斌秘书长千古
同工十经年有理有情担道义 历练半世纪亦儒亦侠复温文
中山大学多伦多校友会同仁敬挽
“臭虫”的由来
余志明
（阿陀注：余志明夫妇和武传斌一家是患难之交，武被关押，夫人刘炜在广州举目无亲，无家可归时，是这对善良淳朴的工人夫妇收留了她。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普通工人因文革结缘将近半个世纪，武传斌在多伦多去世后，就是由余志明联络故旧，在广州发起举行悼念活动。笔者在广州见到余志明，言及68年7月25中央接见广西两派追查“北航黑会”，周恩来和康生说， 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还点了武传斌的名字……余志明说——）
一
你知道吗？武传斌有一个绰号叫“臭虫”。我们身边来往的几个好朋友都爱开玩笑这么称呼他。起因就是你刚才讲的，68年7月武传斌被中央点名，8、9月省革委会会议上，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孔石泉说：这些人是什么造反派？是混进我们革命队伍的小爬虫，小臭虫！我们要把小臭虫武传斌揪出来斗倒斗臭！（大意）
“小爬虫”是文革惯用的语言，“小臭虫”则是孔石泉的天才创造，很搞笑，于是大家以后就开玩笑称武传斌为“臭虫”。
二
你问到阿武最后接受访谈提到“车祸”、“绑架”和“疾病”三件事，是这样的：
“车祸”，是9 6年半夜从惠州开一部“林肯”回广州，被一部“奔驰”军车从后面追撞左后角，撞到高速公路隔离带水泥墩，两个人都受伤，刘炜更是成个人飞了出去，我接到武传斌电话，天亮六点赶到南方医院时，刘炜正在急救室抢救……
“绑架”，是生意纠纷，被投资合伙人XXX扣住拳打脚踢，我和卢宗膜、丘学科三个赶去制止。（阿陀：刘炜讲的是另外一件，就是几个复员军人和阿武认河南老乡，要他帮忙找人合伙投资做生意，武挨义气接待帮忙，最后这些人反而打他的主意，将他绑架索赎金……）
“疾病”，最早是69年，那时还没结婚，他刚到紫金烧碱厂，在实验室中毒，幸亏莫振权救了他。莫是华工红旗的，当时分配工作前下厂劳动。阿武那时挂着黑牌在厂里监督劳动，没人敢帮他，那地方又偏僻，是莫振权背着他跑了一个钟头送到医院，救他一命。可能是这次中毒的关系，72年肝硬化，住入广州中山三院，刘炜来不了，是我和林基球轮流隔日煲汤骑单车送去……
——2014年12月4日 原工联余志明电话记录
悼阿武
四十八年文革事
谁是谁非论不休
运交华盖欲何求
“三种人”罪莫须有
平反未尽已白头
传斌为人为己愁
唯向黄泉追毛酋
（余志明）
附：阿陀有感《我们是害虫》
检视手头上收集的文革小报资料，证实68年8月以后声讨批判武传斌的各种会议上，果然“小臭虫”的骂名盛极一时。
笔者刚好从手机读到某人一段回忆，高华当年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期间，曾在一个聚会中突然提议齐唱《我们是害虫》这首流行广告歌，于是通过“谷歌”翻出来看：
《我们是害虫》
有首歌叫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正义的来福灵 正义的来福灵
营多营多 吃了再说
威力威力 够威够力
可耐可耐 人见人爱
那时候生活真是愉快
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正义的来福灵 正义的来福灵
一定要把害虫杀死 杀死 杀死
那时候生活真是愉快
——我在想，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正义的来福灵”清除革命的“害虫”王实味，和六十年代文革运动，“正义的来福灵” 清除革命的“臭虫”武传斌，两者之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联？
图1： 68年8月中大批斗武传斌等人的实况
图2：文革期间关于批判“小臭虫”的报道
抢救世遗“开平碉楼与村落”
——武传斌支持推动国家“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事业
江汉
我开始知道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个武传斌，那是在1967年的1月。文革之中的所谓广州“一月风暴”，让他作为广州学生群众组织中大红旗-武司令的大名，开始在广州市广大的民众流传起来了。我当时作为一个广州华师附中的初三级学生，远距离看过他在越秀山体育场一次十万人群众大会上的讲演，并且为他的讲话热烈鼓掌。文革风云，诡异多变，大小运动，此起彼伏。各路人马，沉浮无常。他这个红极一时的广州大专院校红旗派司令，广东省革委会常委，曾经被捧到天上，最后摔到地上，也是没有好下场。
我第一次与他近距离的面对面，却是到了在1990年代了，我从广州移民加拿大后，再回国寻找商机，有朋友介绍我来到了他当时在华侨新村的办公室，我十分好奇这样一个曾经在文革之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听说他文革后期的被整肃遭遇，而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了？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很客气与我深入交谈，天南地北，海内海外，谈笑风生，我们完全没有陌生与年龄的隔阂。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武传斌。以后几年里，我们还在广州很多地方会面，探讨过他正在进行的各种商业项目，在他的横枝岗办公室，黄华路办公室……
我知道他在2000年后移民多伦多了，再设法联络上他之后，却发现他的家距离我家居然只有10分钟的车程。冥冥之中，三十多年后，老天爷让我们在异国他乡又走到相同的一条路上了。在距离广州万里之外的多伦多，我可以坐在他家客厅里谈天说地，议论国事，好不自在。后来他一直留在多伦多，而我主要时间是回去广州工作，我们在网络上保持了联络。只要我回来多伦多，他和太太刘伟大姐经常请我在茶楼一起饮茶，听我讲述在回祖国工作与探索的所见所闻。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我才能开始了人生最后阶段的一次新的艰难征程！
事情是自从2008年后，机缘巧合，我自己介入了广东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之中，联合朋友从保护几个华侨碉楼与村落开始，逐步发起了一个推动国家“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事业的工作，2007年6月28日，中国广东侨乡江门迎来了它史无前例的的一个大事件。等待已久的“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海外华侨华人欢呼雀跃，相互传告，这是全世界华侨华人有史以来的一项最高文化遗产成果。这是广东省目前唯一的世遗项目，也是世界及中国唯一的华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在这个宝贵的平台基础上，我们对于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大事业，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推动呢？
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附近的龙兴里村落，人烟稀少，残垣败瓦，这里是一个关氏华侨村落。村后有一座1923年建成的华侨祖屋-震东寄庐碉楼，它楼高四层，耸立田野，竹林环绕，空置荒废数十年了，屋顶渗漏，锈门烂窗，杂物堆放，鼠蛇出没，惨不忍睹。2008年10月，有师傅开始了震东寄庐的维修工程，叮叮当当，清除垃圾，通水通电，屋顶补漏，更换门窗，修旧如旧。两个月后，2009年春节前，搬进来了一户新村民——59岁的我和我心爱的狗狗LUCKY开始居住在此，这一住至今，就已经是七年多了。
我为何放弃多伦多及广州的豪宅与现代化生活，而愿意住进这一座满目疮痍的开平华侨旧碉楼？2008年4月我陪同多伦多老华侨在一次游走开平侨乡时，事出偶然，机缘巧合，竟然托管认养了他家族的祖屋，一座位于开平赤坎镇龙兴里的“震东寄庐”。我被遍布侨乡的旧碉楼、洋楼、村落、街墟散发的历史气息，所深深吸引。此楼高四层，耸立田野，竹林环绕，空置荒废数十年了，屋顶渗漏，锈门烂窗，杂物堆放，鼠蛇出没，惨不忍睹。当年10月，我师傅开始了震东寄庐的维修工程，叮叮当当，清除垃圾，通水通电，屋顶补漏，更换门窗，修旧如旧。两个月后，2009年春节前，搬进从此定居开平村庄，独居旧碉楼里，为保护华侨历史文化，四处奔走呼唤。
面对五邑侨乡一万平方公里上数万座荒弃了数十年的乡土民居，我深入了解数年，面对多次撞壁，无人投资，无人理解，当地政府不管，无政策无规划。我毫不气垒，突发冥想，身无钱财，遂萌大愿，誓要凭借一己之力，以恳切之心，如簧之舌，提出要在开平保护世遗基础上，设法进行尽可能多的挽救维护工作，试图探索适当途径，拯救侨乡碉楼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多数人闻讯不禁深深怀疑，莫非因早年在文革期间的被关押创伤，造成我的晚年精神错乱，走火入魔？
我回来多伦多，向武传斌讲解，他认真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充分了解到我的思考与决心，他说“这件事情难度很大很大，必须是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与协调，这些根本不是你我之辈人能够完成的。但是这确实是一件对于中华民族与祖国的有益大事业，利民利国，你个人提出来很不容易。我支持你！”他经常认真查看我用网络发给他的写给国家领导人与各级政府的信函，提出他的一些修改意见。他多次出面安排我参与多伦多华侨社区与华侨社团的活动，出面协调筹备组织海外第一个多伦多华侨文化保护发展协会，让我能够有一个更加大的社区活动平台。
我与武传斌共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华侨文化的基本问题：
在广东五邑大地上（江门市及属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鹤山市等），9460平方公里.从清末民初开始，曾经走出国门数百万人，他们漂洋过海，生死度外，异国他乡，艰辛打拼，血汗积蓄，回乡修屋。在成千上万的祖居村落里，修起了无数间整齐划一的青砖瓦屋，它们并以所在国的所见所闻，各出心奇，巍峨壮观的碉楼，各具特色的居庐洋楼,大大小小的街墟，它们遍布数千平方公里的乡村四处，平地耸立，雕栏砌玉，中西合璧，争辉斗艳，各显辉煌，有的号称“小广州”，“小武汉”，“小香港”。它们在百年之中，积淀与凝聚了当时华侨华人的无数财富与聪明才智。谱写出当年无数个华侨历经海外奋斗，造福家园的艰辛感人故事。创造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碉楼与村落”的人间奇景。其中仅开平统计曾有1833座碉楼，5000多座洋楼，50多个街墟。台山号称碉楼数千座，洋楼过万座，过100个街墟。弹指一挥间，百年过去了，人们不禁关心，现在它们遭遇的情况怎么样了？
2000年开始由挂职开平市委常委的北京国务院干部李玫，充分认识侨乡碉楼之文化政治价值，首倡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至2007年申报成功。现在已过8年了。但是许多人的认识中，对于它的来源、名字、内涵、范围、仍然一无所知，或者一知半解，知之甚少。
当你行走在五邑侨乡的世遗地核心区之外，随处看到人烟稀少的碉楼、居庐、洋楼、街墟外观，斑驳陆离，锈蚀破损，铁窗空空，楼顶渗漏，生草长树。如果深入在偏僻之地，可以随意进入了一些无人碉楼，每见大门洞开，一阵阴湿陈腐气味，迎面扑来。有的碉楼，断壁残垣，树根盘绕，烟熏火燎，空空荡荡。有的碉楼，被窃贼反复搜略，遍地狼藉，破罐烂床，苔痕斑斑，惨不忍睹。当地村民一致反映，这已经是侨乡碉楼洋楼之中的普遍存在现象。它们一直在呻吟，在流泪，在呼救，在流血，在无期无奈的等待中逐渐死亡！！人去楼空，风雨飘摇，满目疮痍。
历史长河滚滚，沧海桑田茫茫。这里有数千个大小华侨民国村落，人去楼空，满目疮痍，风雨飘摇。虽曾有汪洋亲自出面，支持过问。推进江门侨乡祖籍地华侨文化保护发展工作，受到了高层重视，但却遇到了无人响应，无人投资，种种责难，流言蜚语，朋友退场，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为什么这么难，难在哪里？我们深感这已经远远不是公益事业，也绝非通过一般商业运作能够解决的大困难啦！
我们民间社团与华侨华人可以努力做一些什么事情？做几个样板村落示范及推动吗？我的一举一动都得到了武传斌的支持与指导。
2009年10月，在认养“震东寄庐”第二年，我发起成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继而成立了开平市侨乡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提出“维修侨屋、维护侨业、维系侨根、连结侨心”，以公益保护，维护华侨文化遗产。
2010年3月31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考察开平碉楼与村落，在开平立园开座谈会。
2012年12月依据汪洋讲话精神，我们提出创新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事业，创建中国华侨文化保护发展特区。
2013年3月我们就此上书国家领导人，7.18.得到江门市政府文广新局的赞同复函。
2014年1月继续上书国家领导人。提出“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华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华侨文化是华侨华人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在祖籍地与所在国工作生活的历史过程，所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文明。华侨文化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进行各种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充分发挥华侨华人资源，积极推进华侨文化保护发展，应该成为国家及广东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国策。”建议以以可持续性模式，推动华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
2014年7月、10月、11月，我们分别收到了广东省侨办，广东省侨办主任，国务院侨办等回函。他们高度表扬了我们对于推动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工作。
机缘巧合，机遇难得。我一生坎坷而平淡，移民海外。却在暮年，无意之中，参与了此事。一个人,一只狗，从守望一座碉楼，串起对一个村庄保护，再串起构思一个前无古人的华侨文化产业，最终串起去推动一个崭新的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事业。
今后我将坚持下去，大声呼唤，继续人生最后一搏！
就是在武传斌病重的2014年6月，我回来多伦多，专程去他家里探视。在交谈之中，他除了说明自己的病情变化，还叮嘱我要注意自己已经64岁了，必须安排妥当我自己今后的退休生活，而对于我继续推动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工作，可以长期作战，长期关注，兼而顾之。他说“现在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帮助你了，只能祝你一个人过关斩将，继续坚持下去！”他在9月就病逝了。在他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不忘记关心别人，关心我安排好自己的退休之路，他还在继续关注我们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华侨文化保护与发展事业。
2015-09-22于多伦多
晤老武
苏炜
我于今年暑假六月间专程到多伦多探望过老武（老武与我们一家人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多年来往密切），和他分两天畅谈两次（每次尽量不超过一小时，那时候他已经在持续低烧，身体状况已在“撑持”状），他聊起当年很多旧事，我们也聊了许多这些年来各自的经历和感受，他几乎像交代后事一样跟我说了很多事情，我看出那时候他已经对自己的病况很难康复有预感。我回到耶鲁后还和他通过一次长电话。老武这次走得很急，却是出乎所有熟朋友的意外。我下面那首诗本来写好了不满意，想改好了再给他看，结果竟然只能成为祭灵之诗了（多伦多友人把此诗抄在大纸上，置于追思会他的遗像前）。
苏炜 10/29/14晚于耶鲁
晤老武
少小离分别梦长，晨昏风雨感苍黄。
江声浩荡征人远，草色空蒙役旅荒。
家国怀思轻宠辱，天涯逐梦淡炎凉。
几回举火忆寒夜，嫩盏借君金石光。
6/29/14于康州衮雪庐
悼传斌
王挺
行止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春秋 |
|
发表于 2015-9-29 06: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