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我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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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文学的梦想，在1965年9月1日我踏进山西大学的校门，先是集中一个月的入学教育，到正式上课，已是过了国庆节以后的事了。在那个金色秋天，我对未来的文学梦幻充满了浪漫的憧憬。

我们的写作课老师是魏丕一先生，他的课是很开放的。有一堂课，他将班上一位学生的作文预先打印好，但没有标明这位学生的名字，然后发到每一个同学手上，不说好与坏，只是让全班同学看了后自由评讲。那天的自由评讲发言相当踊跃也相当激烈。薄子涛、崔巍都带头发言，发言者有说好的，理由多多。有说不好的，也是理由多多。那堂课我却没有举手发言，不是对那篇发到手上的文章没有自己的看法，而是我还不适应魏丕一老师这种民主的，探讨式的授课方法，而同学们的发言倒让我大开脑筋。特别是薄子涛否定式的发言和崔巍对文本批评式的发言，让我对他俩刮目相看。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福建前线出现了一位叫麦贤得的战斗英雄，他在海战中头部负了重伤，依旧坚持在战斗岗位上。现实中英雄的事迹激发了我幼稚的思维，想到了一个左得可爱的命题：只要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神经中枢，即便生理上的神经中枢被炮火炸毁，我们的战士依旧可以永生而不倒。于是奋笔写下了《战斗的神经中枢》这样一个题目，完成了一篇千字小文章，并用四分钱的邮资，悄悄地投寄到了《太原晚报》。即便在将装着稿件的信封投入邮箱的那一刻，也觉见自己是在做一件没有希望而又胆大妄为的蠢事，甚至事后生出许多后悔：我能行吗？好在没有同学知道，便也没有遭到同学笑话，连我自个，也在其后几天内决意忘掉这件事了。大约是一周之后吧，突然就收到了一封《太原晚报》的信。我又是避开同学悄悄地拆开，心想，总是退稿了，好不丢人哟！没有料到的喜悦却在拆开信封后从天而降。是一张《太原晚报》，和一张登有我那篇小文章的报纸剪样。同时夹着一个特制便笺，上面写着几句话，字体极舒展漂亮，大意是告诉我稿件已用，但结尾处做了修改，稿酬另寄，希望我继续投稿。没有编辑的签名，只盖着一枚《太原晚报》副刊部的专用菱形章。事情于是先在我们寝室公开，在同学们的祝贺中，我朝思暮想的却是稿酬有多少？啥时可以寄来。又过了没有几天，我便收到了一张三元钱的汇款单。对当时每月只有十五元助学金可供支出的我这号穷大学生来说，这三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说来可笑，兴奋的我竟然跑到学校财务室去领这笔稿酬，经会计笑着指点，才知道这钱得凭学生证到校门外的邮电局去领取。平生第一回投稿就遇上了至今不知其名的“伯乐”，让我对写作产生了自信。

放罢寒假一开学，校党委就传达了中宣部和教育部要在大学搞半农半读试点的文件，重要的是山西大学正是这样一个试点。校党委决定，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三个系的一年级所有师生全部开赴岚县，建立山西大学吕梁分校。岚县是吕梁山区一个老区，抗日战争时代，属于贺龙领导下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三个系的师生乘大卡车到了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便分驻在几个村子里，开始了垦荒种地的生活。大学生变成了农民。每天在地里劳作一天，晚上再在煤油灯下开会，谈罢半农半读的伟大意义便洗脸睡觉，大学课本根本没有用了。原本以为这号日子要过五年的，也想过这也算上大学吗？但在分校党委造成的极左政治氛围中，这念头只敢在心中闪过，而决不敢脱口而出。“文革”前阶级斗争的弦，正在各行各业越绷越紧，半农半读是党中央在大学搞革命化的创举，作为试点，学生们岂敢有非分之想？

到了1966年，先是党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六条”出台，分校三个系的大一学生和老师们，又乘大卡车一夜间涌回太原。进入山大校门，满眼是大字报，原先敬仰的老教授们全成了牛鬼蛇神，我们这三个系的大一学生们，也一下子分成两派，成了学校两派中各自增加的新生力量，以笔做刀枪，再不知教室与课本还有何用了。值得回忆的是我与志同道合的崔巍、安枝儿，在大串联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安枝儿同学毕业后不久即英年早逝，在他离世二十年之后，我在1995年第11期《美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散文：《迷路在自家门前》，其中有这样的回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山西大学就分成了两大派，……像我这种出身旧知识分子家庭的非红五类后代，也一下子戴上了称为“八八”红旗的一派群众组织的红袖章。有红袖章就要革命，大串联这样的革命行动自然要参加了。先去北京，９月１５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回到学校后便与两位同学作伴，直奔太行山区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旧址。那两位同学，一位叫崔巍，是武乡县人，另一位叫安枝儿，是高平县人。他俩全是贫下中农的后代，与我又全是一派，与他俩结伴串联，我心里是踏实的，因为他俩不像对立面和同派中的有些人，对我这样的非红五类后代另眼相看；我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这两位同学在校与我私交甚好，“文革”开始前我当班里的团干部时，他俩还不是团员，我便与他俩很合得来。

从太原来到武乡，又从武乡到高平，住在改为红卫兵接待站的县委招待所里。……本来早上要走的，偏崔巍要为我们三人做一面红旗，说从高平出发，就要直奔江南了，没一面红旗不行。他从红卫兵接待站弄来一面红旗，又弄来笔墨和刻字的钢板和油印机及一沓白纸，非要先制旗和刻印宣言不行。崔巍是个倔脾气，如此革命建议，我和安枝儿自当服从。三人又商定我们这个队伍叫做山西大学八八风华正茂红旗小分队。两人公推我在旗上写下这个名称，又由崔巍起草，我刻写，三人一道印下一沓传单。

……记得从高平县城正式南下串联时，在我刻印的传单上，我们三个大学生的宣言高昂的很：我们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我们没赶上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我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和革命大串联，我们处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肩挑着世界革命的重担，我们经过革命大串联，要用革命造反之火，照亮黑暗世界。原文记不清了，但这些意思没错。我们那时都属于头脑里发着狂热的大一学生。然而，发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在一片狂热中原来是不识路的。

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三人虔诚的“革命”理想，与同时藏于心底的文学志向竟集于一身，因此，选择南下串联的目的地，是鲁迅的故乡绍兴。

1967年春天，太原的武斗之风开始刮进了山西大学。我没有武斗的胆量，先纠合薄子涛、崔巍，还有文三甲班的梁志宏等几个同学，住到并州路省棉麻公司那幢因“文革”开始而业已没人上班的大楼里。相对于学校里频频文斗加武斗的那种日子，我们几个却过起了自学专业的日子。我们一道谈文学，薄子涛往往以那种滔滔不绝的雄辩领先，崔巍则以掉书袋式的旁征博引居后，而梁志宏呢，说着说着，就绕到了他最喜爱的诗歌话题上。后来有社会上的群众组织，要与山大的“八八”一派联合办一张报纸，办报的地点，就选在因“文革”而早已无人上班的棉麻公司大楼内。报名人家也想好了，叫作《进军报》。我与崔巍、梁志宏一道，代表山大“八八”一派，加入了这个临时编辑部。《进军报》在1967年5月19日出版创刊号，到6月27日出罢第四期，就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导致那个群众组织不再和山大“八八”一派联合，编辑部遂自行解体。

这期间，我与崔巍、赵占锁一道，曾偷偷去看望过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偶像、打不倒的大作家赵树理。在太原晚报2006年9月21日《铁笔圣手一代宗师――纪念中国文学“山药蛋”派首创者赵树理诞辰100周年》专刊上，我曾发表了一篇散文《偷偷看望赵树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敲响了赵树理住宅的院门，良久，才有人来开门，是一位老太太。她的神色惊慌的很，望着我们没有说话。我们赶紧说我们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并诚恳地低声说：“我们想来看看赵老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分明是“赵老师”三个字，让开门的老太太听出了我们并不是来造反的恶人，遂领我们走进了正房屋子。进屋后，我们才明白她就是赵树理老师的夫人。

……赵树理听说我们三个是山大中文系的在校大学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来看看他时，便从枕头旁边取出一盒海河牌香烟来，让我们抽。还告我们说他不习惯抽纸烟，并扬扬手里的旱烟袋说，只有抽手里的这旱烟袋才觉得过瘾。我们那时都不会抽烟，赵树理遂又将那盒烟放回到枕边，慢慢说：“我现在是黑帮了，你们就不怕？”见我们摇头，他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丝欣慰。我们说，我们都看过赵老师写的小说，特别是我和崔巍，还告诉赵老师说我俩正在偷偷看他的《三里湾》，想来听听写这部小说的经验。赵树理却不语，从吐出的烟雾后面，我能看到他那张如雕塑般无言，却藏着无限痛苦的面孔。我们只好语言苍白地安慰着面前受难的大作家，并自知话语的苍白无用，而不再多说什么。在沉默中，后来赵树理老师便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来看我了，免得给你们添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我写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不想说它们的是与非，你们还年轻，总能看到历史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我们默默地在赵老师的炕沿边上坐了许久，待我们起身告辞时，他一直送我们出门，并让老伴先开门看看，见外面没有人监视，才放心地送我们走出小院。在那个年代，我们由不得相互感慨，一位身处逆境的老人，此时想的最多的，却是不要给我们三个年轻的大学生带来什么政治上的麻烦。赵老师这颗善待别人之心，现在想起，又让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温暖。

……记得张志安先生在省里领导的关心下，最初整理出赵树理的故居时，我写了一幅字送到了赵老师的故居。内容是“风雨含悲逝，涛声依旧在。”字写的不好，但那却是我在风雨过后，重新踏进那幢小院时的感觉。

身处那个年代，我们却厌恶派性，更不愿参加学校两派的武斗。此时社会上的同一派组织兵团司令部有一份《兵团报》，出出停停，正缺人手。我与梁志宏与崔巍三人，便再次被“八八”一派分管宣传的侯光天同学，派往《兵团报》，成了那份派性小报的编辑。侯光天一身儒雅气，在“八八”一派中，被我们私下称为“鸽派”。他派我们出去办报，大约也是看中了我们几个在那个血腥的年代，身上还保留着的文人气质。

《兵团报》编辑部设在省图书馆大楼楼内，人员构成来来往往，流动性较大。我们参与编了大约有六七期报纸，到了那年10月，便又回到了学校。上大学上不了课，却去办派性小报，分明是人生悲剧。但那是那个年代的社会大悲剧使然。对于我和崔巍、梁志宏三人而言，倒是一种意外的社会实践。梁志宏、崔巍、薄子涛日后也成了作家，我们上面那些经历，正可谓应了人以群分的道理。

1968年9月27日，解放军领导下的工宣队开进了大学校门，学生们全编入连队建制，天天陪着进驻学校的工人师傅学毛选，毛主席语录成了每天必读的经典，也成了班上两派同学相互批判对方的武器。我实在不愿意将大好光阴浪费在那种生活状态中，正好军宣队指挥部要办一份校报，取名为《斗批改》，其意是取自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的下述精神：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我偷偷去军宣队的队部，找到了负责办这张校报的解放军，表达了想到编辑部办报的心意。那位年轻的军官姓任，我称他任代表。他听了我的毛遂自荐后，并没有说什么。几天以后，他却突然来到了我们班。其时的班级都不称班了，称连，管我们班的连长是一位整天将革命写在脸上的老工人。他正带着我们读毛主席语录，听任代表要调我去办报，当下就表示坚决不同意我去。理由嘛，自然是我的出身。但我当时看得出来，他是欺人家任代表在军宣队的指挥部里不是主事的大官。面对一位工人师傅和一位解放军军官的争执，我哪里还敢吭声！只听任代表最后发火了，对那位工人师傅把脸一绷，厉声说：“我是代表指挥部选人，孙涛的出身我清楚！”又朝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我下了命令：“走吧，你以后就不用参加连里的活动了。”后来我才知晓，任代表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入学后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这是他决定选我去《斗批改》编辑部的原因。是不是还有我向他说过，我有办《进军报》和《兵团报》的经历，成了一种补充原因呢？我至今也不知道。任代表待我很好，自然和我对工作的胜任有关。我对他也很尊敬，有啥想法也敢和他说。我在工作上需要搭档，向任代表推介崔巍，任代表一口答应。

去各个系跑一跑，写点动态性的报道，这种工作比起在班上听工人师傅训话，参与班上两派的互相攻讦，心情好了不少。但是，我又想逃避了，逃避这种写八股文的生活。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创作一部戏的招儿。写啥内容呢？也想好了，就写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那时我哪里会写什么剧本呀，鬼心眼儿，无非是一旦弄成此事，又可以如大串联一般，外出游山玩水去了。我和几位同学先到平型关一带实地考察。回来后，如何动笔，那几位同学对此说说也就算了。我只好另选同伴。不承想到，与崔巍私下一说此事，他便表现出比我更大的热情，那是一种立志文学创作的志向表露，并怂恿我一定干成。我与他漫步在早已失去了书香气的校园里，商量着、策划着这件事，决定继续采访。我俩和任代表讲了这个想法，任代表表示支持，但他没有决策权，建议我们去找军宣队指挥部的主要首长。我和崔巍以创作组的名义，大胆去找军宣队的首长，我们说了我们的“大志向”。想想吧，在那个林彪紧跟在毛泽东主席的后面红得发紫的时代，几个大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要写一部以平型关战役为内容的剧本，有谁敢不予支持，给以否定呢？军宣队指挥部的介绍信开出来了。领下出差的经费，我又叫上曾与我一道去过平型关的王道诚和仝宏志，与崔巍一行四人，赴山东济南找杨得志司令员当面采访。顺便游山玩水，自然其乐陶陶。回到学校，又堂而皇之地开始创作，不再参加班上的任何活动，远离了派性之争。在当时那种政治空气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小沙龙。

我在2005年7月30日《海南日报》的《椰风》副刊上，发过一篇散文《37年前的两次采访》，对此事有所回忆：

我们先后采访了两位将军，他们便是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和曾任国民党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手下总参谋部主任的郭宗汾将军。

杨得志将军的寓所在济南军区大院，是一幢小楼，他在一层的会客室里接见了我们。将军是有准备的，将当年的作战日记摆在茶几上，在侃侃而谈平型关战役的前后过程中，不时翻开那些发黄的日记本加以佐证。将军很客观，讲到了当时阎锡山和卫立煌正带领晋绥军和中央军，在雁门关一带摆开战场，正面阻击日军，而刚刚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没有加入这种阵地战，而是按林彪的指挥，发挥了红军山地游击战的战术特长，利用平型关下的有利地形，打了一场山地伏击战，终获大捷。我们去过平型关，能想象到日寇进入关下那狭长的山沟后，两旁沟上埋伏了一夜的八路军战士们，是怎样枪炮齐鸣，向日寇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将军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向我们回顾了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给我们当时空白的大脑里，填充了一些我们并不知晓的历史。

该说说另一位将军郭宗汾了。我们采访他的起因，是因为从杨得志将军那里得知了抗战初期山西的抗战局面，并非由八路军一家支撑。又是驻校军宣队的介绍信起了作用，我们见到了其时正被造反派们囚禁着的郭宗汾将军。他对我们讲到了抗战初期山西的形势，讲到了他追随出任了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在雁门关太和岭上设立前沿指挥部，布署抗战的往事，自然，对八路军的首战告捷也连连赞赏。

真该感谢两位将军的真话。我们的《平型关》剧本并未写成，原因多多，有一条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我们在得知历史真相后，却无法写出历史的真相。阎锡山领导的正面阻击阵地战，是以失败告终，但平型关战役却不是一种孤立存在，按当时江青制定的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们在先行拟就的提纲中，早已将八路军115师定位成孤军奋进，独自撑起了山西抗日的大厦，而采访两位将军的结果，首先便否定了我们的这种无知。

上述文章中“剧本并未写成”是说这件事不了了之了，但剧本并不是没有写完。四位同学中，王道诚和仝宏志后来就忙他们的事去了。我与崔巍先后执笔，几番修改，剧本还是于1969年的7月写好了，且打印成册。那是我与崔巍在校期间一场真实的，却是荒唐、幼稚的文学梦。原本想得到军宣队进一步支持的，甚至想到过，可以由军宣队推介到省里某一个剧团去排演。而我们呢，可以回《斗批改》编辑部去继续当编辑。没想到的是，学校的形势一下子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斗批改》创刊号是1968年月10月15日出版的，我参与了创刊号的编辑。到了1969年8月15日，在《斗批改》的第八十七期上，刊出了“致读者”的终刊词。山西大学革命委员会在９月成立，我又参与《斗批改》编辑部编完9月19日出版的《喜报》，总体上算，这份小报总共出版了八十八期。

1969年初冬，军宣队和工宣队开始领导全校师生，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因林彪向全军颁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山西大学的军宣队指挥部奉命带全校师生，向太行山里的昔阳县转移。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授、老师和校级、系级的领导们，也跟着大转移的队伍，一路步行到达昔阳县。师生们全住进了农家，一边劳动，一边搞阶级斗争，我和崔巍也按军宣队指挥部的指示，剧本一事暂停，先回班里参加运动。

恐怖的日子降临了。说恐怖，一点也不假。在大学生中随时都能揪出阶级敌人来。这些不幸沦为阶级敌人的学生，无非是中了自个朝夕相处的同学的伤害。同类残杀，连动物也为不齿，其情其景，这里不再赘述。

终于熬到了1970年7月。按规定该大学毕业了，我从心底欢呼：我终于能大学毕业了！在昔阳县安坪村的农家小院里，从分管我们的解放军连长手中，我接过了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大学毕业证，还有一张分配到太原市北城区工作的报到证。同学们一个个如得到解脱一般，直奔阳泉火车站各奔东西。那时班上两派学生闹得很僵，“八八”派和“八一四”派各自在阳泉找家照相馆，各自照了一张集体相算作毕业留影。五年大学，一个班的五十名同学，竟没有留下一张合照，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可恨和可悲。

也就是在我与崔巍谋划和写作《平型关》那个时段，经崔巍介绍，我结识了历史系的韩石山。韩兄是一位谈吐不俗，对任何事情都有独到见解的同学。特别是对两报一刊不断地说“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文革”，他发自心底的反感与我心心相印。有此“臭气相投”，也就成了莫逆之交。如果说，我与崔巍创作《平型关》是一种文学志向的萌芽状态，那么，韩石山的文学才气和批判精神，则体现在他写的大字报上。“文革”中两派攻讦是寻常事，一派之中，纵然是狗屎，派性也会将其变成香花。但韩兄却不如此。他也谈史论今，对不同观点的一派，写过文采横溢的大字报，但让在派性笼罩下依然心存善念的两派师生同学共同交口称赞的，是他竟然写出大字报，对本派队伍中那些对老师劣行种种的“学府弟兄”们，作了无情的批判。此举自然惹恼了一些包裹在派性中，自恃拳硬而胸无点墨的一派同学的不满，纵然令韩石山在同类的武力中吃了些许苦头，他却绝不低头。我在刊发于1996年第六期《当代作家研究》上的《话说韩石山》一文中，还记述了另一件有关韩石山的事，即1988年全省作代会上他的另类表现：

那一年省里开作代会，新主席的竞争人选，是两代作家的代表西戎和焦祖尧。年轻的取代年老的是历史潮流，被老作家们知遇和提携的驻会年轻作家们弃老而从新，似也无可非议。他们确也那样做了。而唯独韩石山，坚定不移地以极少数派的代表，支持了老作家们的代表。西戎落选了。我和不少人却从心底敬佩韩兄那种愚顽不化的义举，和赤诚不变的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既然选谁不选谁的那点小小的权力在自个手中，不论谁做工作，韩兄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填写了选票。

人的胆识和品性，绝非能一时铸就，想想如今被人称为“文坛刀客”的韩石山，恐怕唯有我们这些在大学时代就心心相印的老同学，方可在源头上理解其人格的力量。

在学校要迁往昔阳县之前，我与艺术系的林利利办了结婚手续，并借住在艺术系的学生宿舍。好友们来庆贺，韩石山的礼物最为特殊，是他为我们夫妇作的一首《百字赋》，且书写成条幅，还装裱好，在我们的临时洞房里，便增添了在那个年代完全缺失了的文化气息。《百字赋》曰：“时值深秋，年复一周。夜沉沉不眠而人多，新郎新娘婚礼作；天晴晴不雨而雷何，新郎新娘响吻火。舒长袖而起新疆之舞，挥椽笔而谱古关之歌……”后面的词我记不起来了，赋中“舒长袖而起新疆之舞”是指我的妻子在文艺演出中的状态，“挥椽笔而谱古关之歌”自然是赞美我与崔巍的《平型关》创作了。遗憾的是，这件珍贵的礼物，在1976年我遭难被抄家时，同其他一些被抄走之物一道不知下落了。

我知道我的这些叙述，一定会使如今的大学生们读不懂。比如说，党中央为啥要搞“文革”？“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啥文件？“文革”中为啥要武斗？啥叫牛鬼蛇神？啥叫大串联？啥叫军宣队和工宣队？为啥工宣队要由解放军来领导？啥叫清理阶级队伍？等等。“文革”对于未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新一代恍如隔世，但事实就是如此。“文革”中大学的老五届们，与“文革”中的中学老三届们比，前者有幸获得了一张大学文凭，且毕业后有工作有工资，没有如中学老三届们那般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文革”中大学的老五届中，又最数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们悲哀，算来算去，在课堂上正儿八经地上课不足四个来月。这不是虚构的生活。这是历史的真实。所以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申报副高和正高职称时，对自个的学历和五年大学生涯，专门加上了“有文凭而无学历”的说明。我不想抹去历史，也想用历史的真实感动评委们，让他们知道，如我这样的大学生们，获得一些成就，比真正的大学生们更难。一声令下结束十年“文革”，并不能给我们的历史注入免疫剂，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正直的中国人必须正视我们祖国和民族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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