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庆仁：我所经历的一次“文革”大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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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2011年第4期 总53期

　　本文所记述的是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全国红卫兵大串连活动中本人的一段亲身经历。

到北京见毛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长清三中应届初中毕业生。到毕业时，全国学校已经废除了考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升学制度。推选之前，学校让我们回家等消息，结果是杳无音信。这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广泛发动，红卫兵运动更是火爆地兴起。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在北京接见全国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去见毛主席。开始时是学校选赴京代表，后来便无法控制了，几个人建个红卫兵组织就去北京，这给铁路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火车上别说坐，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到处都是人。车到了站，上边的人下不来，下边的人上不去，别说休息，连吃饭喝水都成了大难题。
　　正当中央、国务院为大串连造成铁路运输困难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红卫兵，因挤不上火车而步行一个多月抵达北京。他们的这一举动，为解决交通困难提供了一个范例。《人民日报》于10月22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高度赞扬“大串连是群众在文革中的伟大创造”，“徒步行军大串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在上边的大力鼓动下，步行大串连很快在全国红卫兵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我们家在农村，又系毕业生，消息比较闭塞，知道学生要返校闹革命，大串连已是11月初的事了。回校后，我们立刻召集了同班的十几个同学，发宣言、制袖标、做旗子，刻印章，建立了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目标是步行到北京见毛主席，那时见到毛主席，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串连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去粮所兑换粮票，要拿一半玉米或小麦、一半地瓜干才能换到相应的粮票。说来可叹，我村本来就是一个靠吃救济粮的穷山村，我家又无劳力，粮食分的极少，竟拿不出小麦和玉米，我母亲只好将家中仅存的十几斤绿豆再加瓜干才换了几十斤粮票。
　　我们原来准备都去串连的，但突然听说再晚走就可能见不到毛主席了，于是立即通知人员马上到校，结果那一天下午只到了7个人，大概是11月15日左右，我们决定不等其他人，要连夜出发。于下午天黑之前走入了步行串连的行列。出发时每人穿一身棉衣，背包里一床被子，一双鞋，与其他串连红卫兵不同的是，我们每人还背了一包袱煎饼。
　　外出串连，也和我们平常生活一样，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当然行是最要紧的，下面我依次介绍一下我们串连中的这四个方面：
　　先说衣。1966年下半年，毛主席数次接见红卫兵，穿的都是军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全国便兴起了军装热，如果有人拥有一套军装，那是很荣耀很威风的。在步行串连的队伍中，大部分，尤其是城市里的学生都穿着军装（当然很多都是冒牌货），臂戴红袖章，腰束武装带，很显精神。我们农村无此条件，能找到一星半点军用品就很幸运了，我的一顶军帽还是在北京排了老半天的队才买到的。穿着既无外罩，又无内衣的粗布棉衣，走在路上与那些城市红卫兵一比，显得格外土气，多少有些自卑感；但看到他们不习惯长途奔波，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样子，又有点自豪感。有些南方的红卫兵串连没带冬衣，到了北方，他们的大衣、棉衣都是向当地有关部门借的，当然后来能还的就微乎其微了。
　　再说食。我们步行出发时，每人兑换了几十斤粮票，钱带得很少，最多的也就带了三四十元，我只带了17元钱。路上，主要是吃我们每人自带的十几斤煎饼，再买一点咸菜，或是买一碗汤泡煎饼。快到北京的几天，我们看到其他红卫兵到了接待站若没钱买饭，就打借条吃饭，我们也试着写借条吃了几顿。后来这些借条都寄回了学校，也没还，就不了了之了。到北京的那一天是晚上，已过开饭时间，接待站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包饼干当晚餐；离开北京那一天每人又发给我们两根香肠、一斤面包或饼干当饭吃，对于我们这些山区土包子来说真是受宠若惊。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居民委员会吃饭。那帮老太太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对我们非常热情，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吃饭有食谱，每天吃什么都提前告诉我们，什么炸酱面、水饺、油饼、花卷，变着法的为我们改善生活。那时在北京吃饭不交钱，每天只交一斤二两粮票，所以没花多少钱，我带去的17元钱，1元钱买了军帽，两元钱买了1套简装毛选四卷，3元钱买了一块包背包用的塑料布和一根尼龙绳子，其它不知怎么花了，就这样连去带回，硬是坚持了四十多天，在返回的火车上用仅剩的一分钱买了一碗开水。如今事情虽已过去四十多年，可仍然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恍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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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说住。刚开始串连时，没有经验，住过火车站、学校、大队部、农村饲养棚，虽然条件差，但因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去北京的，各个单位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后来才知道，那时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国家抽调大批工作人员专门接待过往的红卫兵。由接待站统一安排食宿，比自己随便找住处方便多了，从此便很少在农村或非接待单位住过。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陶然亭附近的一个街道居委会住宿，住的是一个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居委会的人员常到我们的住处问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从11月底到12月底，滞留在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越聚越多，影剧院、街道、学校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说当时北京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外地红卫兵，这给北京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难。
　　最后说行。我们于11月15日黑天从张夏出发，沿铁路线北行。原打算一夜走到济南的，但走到党家庄火车站已是夜里11点多了。在车站民警的劝说下，我们在候车室住了一宿。第二天穿越济南，一天走了60公里地赶到了济阳县的孙耿镇，住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学校的几个老师和学生接待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吃完饭收拾时，人家说少了一个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临休息前，我们商量，解放军损坏东西要赔，丢碗是我们的责任也要赔偿，于是凑了五角钱，又留下了一封信，第二天连他们人也没见就赶路了。回校后看到了他们学校给我们寄来的表扬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初出茅庐时的淳朴。
　　那时沿途南来北往步行串连的红卫兵络绎不绝，两支红卫兵相遇后，都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的战友，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祝你们胜利”的口号以相互鼓舞，行进的路线都是捷径，有时是公路，有时是大道，有时则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根本用不着担心走错路，因为每遇拐弯或改变方向的地方都有前行红卫兵所划的路标（箭头）指示。走起来说累吧，的确很累，但一想到要见毛主席，又有那么多红卫兵相伴而行，倒也精神饱满。有时两支同行的串连队伍，为了显示自己，竟不约而同地搞起了竞走比赛，一会你超过我，一会我赶上你，谁也不甘落后，更感觉不到累了。
　　我们北行的路线依次是临邑、宁津、南皮、文安、霸县、固安、大兴，一般一天走50公里路，走到河北时刮起大北风，那风吹得连呼吸都很困难，行进起来更是寒风刺骨，冰冷异常，我们便一同背诵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一步步艰难前行。由于风太大，实在无法走路，在中途休息了两天，用了12天（实际步行10天）的时间，终于到达我们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但当到达黄村（大兴）时，广播里传来毛主席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是1966年的最后一次接见，丧失了只差一两天就见到毛主席的大好时机，我们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按照常规，进京红卫兵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即刻安排返回，在京逗留也就几天到十几天时间，像我们一样那些没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决心要见到毛主席再回去，怎么劝说也不听，一直在北京等了近一个月。主要活动是到北京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在北京的红卫兵，每人都发一张免费乘车证，坐公共汽车非常方便，但很拥挤。当时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大批公共汽车进京。北京动物园附近有一条到各个大学的专线，汽车一辆接一辆往外发，有时排队还得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挤上车。全国各式各样的公共汽车在北京的大街上穿梭运行，成了北京的一道不算完美的风景线。红卫兵接待部门请解放军为我们进行了几次军训，还组织了一次参观故宫举办的《收租院》展览，一次参观军事博物馆，其余时间均是自由活动。
　　如何让这些红卫兵回家便成了问题，没办法最后只得由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一些当时的领导人于1966年12月下旬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我们这些步行进京的红卫兵。记得周总理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是步行串连来北京的，我希望你们也能步行回去，如果你们不愿步行回去，我把你们送回去。”听后倍感亲切，终生难忘。就在接见后的当天晚上，接待站的人员早已为我们免费准备好了火车票、食品，急匆匆地送我们回到了济南。

到南方去串连

　　早在1966年11月，中央就发出暂缓串连的通知，并说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进行。但实际上红卫兵大串连1966年并未制止住，串连的队伍还是有增无减。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原打算等过了春节再去串连的，可又听说大串连有可能被停止，于是决定立即南下串连。这时准备工作便很简单。粮票不用兑换，钱也不用自己拿，都可以在学校借，看来是经国家允许的。说是借，后来谁也没有还。原计划先步行南下到韶山、井岗山，并沿红军长征路到延安返回。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不到100元钱怎样坚持下去，当时并未多想，现在看来像是天方夜谭，但那时确是实事。从北京回来不到10天便又于1967年元旦后不久重新走上步行串连路。人员从原来的7人增加到8人（6男2女），背包上比北行时少了一包袱煎饼。

　　第一天从张夏出发到了泰安，在泰安我买了一双40码的胶鞋，因鞋小不合脚，穿上走路又痛又难受，但舍不得换下或丢掉，硬是坚持走到了磁窑，脱鞋一看，10个脚趾甲下面全都充了血，后来这10个趾甲全脱落了，至今连我自己都很难想像当时是怎样挺下来的。再往南走，正好赶上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穿一身棉衣走路热得实在难受。到了滕县，我们一合计，反正越往南走越暖和，穿棉裤热，背着又是负担，结果是在滕县我们都把棉裤寄回了家。每人只穿两条单裤。好像天公专门与我们作对，第二天就变了脸，北风裹着小雪，一股劲地向我们袭来，当时我们正乘船去微山岛，无法躲避，一个个都冻得浑身青紫，不住地瑟瑟发抖，好不容易到了岛上，住在一个大队部里，因他们无准备，连吃的菜都没有，好歹给我们蒸了一锅馒头，蘸着酱油吃馒头，我一口气吃了6个，0.6公斤。这个记录，我至今也没有再打破。这时的串连，已不是北上见毛主席的单纯内容，增加了学习考察项目，如在枣庄，我们就听取了小说《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原型的王致胜作的关于如何打日本鬼子的报告，并特意去微山湖看打敌人的现场。在曲阜，去孔府参观了全国声讨孔子的展览。当时曲阜成立了由全国大学生造反派组成的“全国讨孔委员会”，专事声讨孔子的活动，三孔的文物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被红卫兵破坏的断碑残碣随处可见，还有红卫兵套上钢丝绳拉倒石碑的照片。在没被破坏的石碑上，都贴有以国务院名义的封条保护。这时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专门进行煽风点火，造反和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活动，对全国文物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据后来统计，仅曲阜一地，就有一千余件珍贵文物惨遭毁坏，损失不可估量，不过我们是初中红卫兵，上述活动我们都没资格参与，还算是值得庆幸的事。
　　1967年元月中旬，经过十几天的步行，我们到达徐州。这时国务院、中央军委已发出通知或命令，要求立即停止全国大串连，走在路上的必须返回。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我们8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遵上级指示，立即回家；一种是继续串连，但要加快速度，不能再步行了，要坐火车。经过激烈争吵仍不能统一思想，只好分道扬镳。我们4个坚持串连的人，在徐州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后，就乘火车去了南京。在南京只去雨花台参观了一次。因当时天气太冷，我们穿着单薄，外出身体实在受不了，继续南下串连的决心发生动摇。只待了3天，他们3人便回家了。后来听说原来坚持返回的四人，因觉得走原路没意思，转而乘车到连云港，再乘船绕道青岛回的家。
　　那时，我三伯父和二叔父分别在杭州和金华居住，觉得离这么近了应该去看看他们。便只身一人到了上海（那时竞不知有直达杭州的列车）。在上海火车站呆了一夜，当时上海正值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在车站上值勤的竞是一色臂戴袖章的红卫兵。
　　从上海到杭州，住在红卫兵接待站，第二天就找到了我伯父，他叫王新三（原名鲁昆周），是我县1949年南下干部，曾是浙江桐庐县第一任县长，1966年调任杭州市委任秘书长，家还未搬便赶上了文革，被逼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内除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橱外什么也放不下，整天的写检查、挨批斗，无法安排我的食宿，只有晚上陪我一同到市委食堂吃顿饭。当时他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他说，我穿着棉裤都有些冷，你穿单裤能不冷吗？立马到商店由他出钱我出布票，给我买了一条绒裤，穿上顿觉温暖无比。时近春节，他竟无法留我过节，我只得于1967年大年初一去金华，在火车上和接待站度过了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春节。
　　大年初二那天我到金华县委找到我叔父家。他叫王明新，原名鲁田周，和我婶子均系我县南下干部，文革前一个是金华县县委书记，一个是县妇联主任。我去时都以叛徒、走资派的名义靠边站了，一家三代六口人被赶到两间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我婶子的父亲文革前是金华地区医院院长，因地主出身，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反革命撵出医院，只好寄住婶子家）。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扫街，贴红卫兵给他写的大字报，随时听候红卫兵召集的批斗他们的大会。写检查、检讨，交待材料更是家常便饭。有工资不发给，每天只一角钱的菜金，文革十年，他们被整十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补发了工资，我外公和婶子办了离休，我叔父又被重新任用为义乌县县委书记，这都是后话了。
　　在金华挤住在叔父家，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白天上街随便逛逛，晚上帮他们抄抄检讨书。他们在自己家里都不敢高声说话，连收音机也不敢开高音，当然也不让我大声说话。红卫兵批斗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外出要向红卫兵请假，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就更不能陪我出去了。我对他们的遭遇甚感不平，也无能为力。住在那里很受拘束，也很无聊。只待了十几天，便免费乘火车返回了济南，结束了大串连的行程。
　　这次大串连历时两个多月，徒步行程近2000里，乘车3000里。是我走出校门，奔向社会的第一课。确实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它的确影响了我的一生。四十多年过去了，大串连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无法忘却。《狂飙》一书中有一段话：“大串连，给身临其境的老三届们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们人生历程中宝贵的一页”。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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