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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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

文革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博弈过程，在文革期间深度参与政治博弈过程，并且有充分表现的是三个群体：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这三个群体因为与政权和国家机器的距离和关系有别，因而其行为模式也非常不同，每个群体的内部又有差别非常明显的群体存在。

其中当权派是国家机器的实际掌握者，因此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具有最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实力，因此在行为模式上倾向于武力与压服方式。

保守派的背后是当权派，按照其背后当权派的成分不同，可以分为老红卫兵（背后是以刘邓陶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势力）和拥军派（背后是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队系统当权派势力），老红卫兵是资反路线的实际执行者，存在于文革初期到一月夺权期间；拥军派是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先锋和依靠力量，1980年代河南当权派内部发生分裂，有人把当年他们一起谋划如何赶在中央接见各个群众组织的时间之前，用武力把造反派清除干净的计划捅了出来。

而造反派则是受到资反路线压迫和整肃的群体，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控制的“两报一刊”的舆论支持下，为了自己不当反革命起来造反的组织，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只能以“四大”为主要手段，以捍卫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旗帜，行使“批判的武器”。

这三个群体在文革期间，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展开线索。其中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是文革的主线，贯穿文革十年的全部过程；当权派内部军队干部与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造反派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是三个辅助线索，都是在局部或者某一个时间段里有表现；合起来理解文革期间社会矛盾展开的线索是“一主三翼”。

一、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的行为分析

造反派

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是少数派，受到当权派及其操纵的多数派的共同打压；接着开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下正式成立组织，开展批判走资派的活动；在1967年初夺权开始的时候，内部发生分裂和派性；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中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到军队的逮捕；在1967年4月之后的大武斗中受到围剿；参加结合之后由于缺乏上下一贯的支持加上缺乏工作经验，基本上成为摆设；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成为清算对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希望清算从前围剿自己的上层势力，放弃了与保守派的斗争和内部分歧，表明造反派在政治上的成熟。在1975年的治理整顿过程中，再次遭到打击和流放，这是1976年热心批邓的基础。十年文革期间，造反派始终是处在一个受压迫---起来反抗---结果压迫加重---再继续反抗的这样一个循环之中。

在参与文革的各方之中，造反派的行为不能说是无懈可击，但是肯定是最为检点的一个群体。因为造反派的对立面是社会上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当权派，他们总是在那里反对和监督着造反派的一言一行。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始终处在一种“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环境里，有着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理感觉。因为造反派本身就是和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社会强势群体作对，而且在造反派的造反生涯中，不但时刻受到“秋后算帐”的警告，而且时时遭遇实质性的打击。许多造反派头在进入造反队伍之前，就已经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等；不仅如此，在造反过程中还往往受到当权派的逮捕，受到武力进攻和生命威胁，如武汉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进攻，军区对钢工总成员的大逮捕等。这一切都促使造反派要谨慎行事，检点行为，避免授人以柄，如武汉钢工总在720之后曾经多次发布命令，禁止对百万雄师成员进行报复，在钢工总组织内部还自己进行过数次“纯洁革命队伍”的行动。

造反派行为谨慎，在根本上是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决定的。本来在理论上，他们起来就是要造当权派的“反”的，但是他们成立组织也往往要首先争取当权派的承认，一方面因为没有官方承认和物质上的支持，就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无法具备，例如武汉工人总部在成立之初，由于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承认，就曾经上北京去告状，要求武汉市和湖北省公开承认他们是合法组织，给一定的经费和办公条件，后来武汉市给他们每月1500元的办公经费（钢工总是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全盛时期有60万战斗队员），并把首义路红楼拨给他们作为办公地点；另外更重要的是，争取到官方对造反派组织的承认，无疑也是一个降低自身遭受日后打击和清算的风险，是一个预先设置的保险措施。

在后来的运动中，特别是1966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原来受当权派和多数派（也就是保守派）共同压制的少数派，才逐步挣脱对自身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称为造反派。造反派的骨干力量是所谓的“老造反派”，是由开始的少数派发展而来的；在1966年十月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之后，多数派发生了分裂，许多人转入造反派立场，这是造反派中间非常不同的两个群体。在一月夺权和武汉720事件之后树旗造反的人，虽然也以造反派自况，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与资反路线的对立，我个人认为不宜作为造反派对待。

造反派内部的重要分歧，来自造反派的政治诉求方面的区别，原来的多数派转过来的人，与最开始的少数派有很大的区别。在成立革委会之后，多数派认为文革的目的已经达到，自身没有什么没有实现的政治诉求，所以支持革委会说“革委会好得很”，称为“好派”；原来的少数派认为，原来整自己的人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而且自己在政治权力面前的弱势地位还是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所谓对革委会并不满意，说“革委会好个屁”，称为“屁派”。好派和屁派的分歧是全国性的，杨曦光写《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表达了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心态，武汉的钢工总内部主流思潮也是受“北决扬”这个小团体的影响，也是老造反派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意识比较普遍存在的表现。

少数派壮大的过程，当然是出于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直接支持，造反派兴起之后，运动的重点方向就转移到对准党内走资派，这个时候保守派（老红卫兵）就慢慢解体和垮台了。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造反派本身也不停地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击，使得他们不能不特别谨慎自身的行为。他们不得不小心行事，以保护自己。在运动初期，许多人就受到当权派的打击，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等，在各种场合，他们都受到当权派的严肃警告，当权派还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各种黑材料，扬言要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和报复。除了这些无形的威胁之外，在运动过程中，他们也不停地受到各种实质性的打击，如专政机关的逮捕或者是街头武力的镇压；在运动后期的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他们经常是当权派组织的各种名目的五不准学习班的对象，成为主要打击和清算对象。

也是因为造反派在文革中，本来就没有几天的风光时间，所以相对地就没有多少机会去犯错误。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从三结合开始到军宣队工宣队进机关为止，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此后就是造反派进各种学习班，开始交代自己的季节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造反派不仅来不及腐化堕落，连作威作福的思想都难以成长起来。

造反派的弱势地位，还由于造反派缺乏政治经验和眼光，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没有能够及时地捍卫自身的利益，而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又不善于作出妥协求得合作与团结。特别是造反派参加三结合之后，缺乏从政经验，无法在一个正常运行的权力构架中间，发挥自己参与结合的合法地位和应有的作用，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造反派始终没有一个上下一致的组织，缺乏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渠道，这是造反派群体的致命缺陷。因为造反派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作为依托，在运动后期上面要求“削平山头”的口号下迅速分散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个体在政治压力下成为孤军奋战的个人，被逼迫去为自己不当反革命而去做出独立的努力。相比较而言，当权派就是常常作为党和国家利益的化身出现，反对自己就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特别是军队当权派，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国家和人民利益保卫者的解放军整体形象出现的，这样为自己制造合法性资源，而与他们个人有意见的造反派却被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造反派基本上就建立起作为反映人民呼声的代表形象，也没有能够作为文革期间的新生力量被对待，而是作为一个个不是圣贤的个人，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去独立搏斗的。

当权派

当权派在运动的初期，利用掌握的国家政权和舆论机器，成功地转移了运动方向和打击矛头，刘少奇亲自部署了运动初期的“排除干扰”，“抓游鱼”等运动，北京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超过15000人。在十六条发布之后，各地发动的“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还有作为资反路线组织部分的抄家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等等，都是当权派按照自身需要布置的，这些动作一方面是成功地把运动方向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成功压制造反派的行动。

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毛泽东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在1966年10月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给各个省委书记们做工作，要求他们对群众运动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在群众运动中间制造对立和矛盾，当权派的选择是回来之后就普遍穿上军装，武汉大概是在11月初，高级别的干部普遍停止工作，进入军队控制的地区，在整体上退出工作岗位，目的就是对失去主流媒体话语权保护的不满，希图以罢工的方式来给毛泽东施加压力；罢工的结果带来了“夺权”和“军队支左”，是希望借助军队的力量和造反派的组织力量去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过程，当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博弈回合，后来的“三结合革委会”模式就是在党政系统干部普通罢工之后，把临时成立的权力结构进行长期化和固定化。在今天的主流文革叙述中间，常常说各级党委和支付是受到冲击而瘫痪的，这是不真实的，大量揪斗干部和冲击政府机关是在一月夺权前后发生的事情，政府部分多数停止工作是在两报一刊发起批判资反路线、基层多数派组织处于瓦解的时候，这个时间要早于造反派的冲击行为。换言之，“瘫痪”是官员主动“罢工”而非遭遇“冲击”带来的，这样才能够很好地理解夺权和后来的三结合形式。

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真切感到自身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开始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利用军委八条中间的“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的条款，通常是把最强大的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动用军队力量去采取专政措施，抓捕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这就是陈伯达指称的“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二月逆流不是在怀仁堂里斗斗嘴那么简单，是与社会上直接动用军队的力量，去排除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既得利益造成的威胁相联系的，体现的是军队干部与党政干部的合作，目标是动用军队力量驱除造反派带来的威胁。武汉是在1967年3月17日对工人总部进行大逮捕的，一夜被抓的人数超过500人，每一个基层组织的头头都被抓。其他的造反派组织，被迫列队到军区门口去请罪。

在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已经明确取消了各个地方军队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的权力，明确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要放出去。这样当权派就无法利用现有的国家机器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免受造反派的威胁，毛泽东嘴理解自己的老同事们了，他在1966年10月对党政干部做思想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起到成效之后，仍然不放弃政治思想工作的努力，在1967年4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这一次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是军队干部，江青在会上的讲话很有名题目叫做“为人民立新功”，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主要是“要保持革命晚节”，结果各地的军队干部返回驻地之后，因为根据军委十条已经无法动用现成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了，多数是通过组织第二武装自己保卫自己，明的不行了就来暗的，文的不起作用了就来武的，通过基层武装部和干部组织系统，去动员和武装工人和农民乃至流氓无产者，组织武斗队上街镇压造反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的核心组织就是由武装部组织起来的“红武兵”，成立红武兵组织武汉市人武部还下过书面文件，集训时间是四月下旬，成立正式的百万雄师联络站是在五月中旬，这个文件组织基干民兵力量的文件，还曾经被造反派拿到，最后交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曾经拿出来跟武汉人武部长巴方庭对质。

在运动进入1968年之后，开始了清党建党活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个时候当权派基本上是把保守派作为依靠力量，通过学习班等手段隔离、审查、利用造反派，并利用造反派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揪出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把造反派彻底打下去，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当权派为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行动最有章法，组织得最好，也是实际上掌握着社会上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因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他们追求的所有目标最后都实现了，比如维护既得利益，比如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帐。在文革期间被处以极刑的人物，实际上都是一些敢于威胁当权派既得利益、敢于与当权派唱反调的造反派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人。在文革群众运动最鼎盛的时间，当权派也能够使用一些常见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来对造反派进行分化瓦解，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群体具有控制国家机器和主流舆论的能力和手段的表现，因此他们能够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来为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服务。

当权派在文革后，通过掌握的国家机器，再团结利用逍遥派和保守派，整合利用知识精英群体在权力中心进行中和与冲淡，制造舆论来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文革沿袭的政治竞争过程，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转移到文化领域进行，知识精英参与对造反派及其支持者毛泽东进行妖魔化的过程，是用笔作刀枪把对手消灭掉，文革期间造反派经常唱歌词是“拿起笔来作刀枪，集中火力批黑帮”，不过这一次黑帮是造反派，批判者是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批判方式多种多样，成效最好的是“伤痕文学”。

保守派

作为一个常识：保守派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阶段性角色转换主要是：文革初期他们是资反路线的实现者和执行者，抄家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们干的，根据毛泽东的定性这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而去“打击一大片”的；第二个阶段的保守派是以半军事化的组织出现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为一个进攻者角色，在全国各地引发一个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第三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保守派作为整人的“动力”，参与在全国抓出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冤案，在军队干部（或者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扶持和利用之下，直接出面组织人马对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大搞逼供信。保守派的优点是因为有后台，所以胆子大，敢于在运动初期就搞“红色恐怖”，后来在武斗期间敢杀人于街头。在搞“四大”方面，在参与运动的积极性方面，在组织稳定性等方面保守派都是表现最差的。因为他们仅仅是依赖于利益的召唤，所以在当权派瓦解利益变得不可预期的时候，保守派组织就往往发生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这种情形在文革期间出现过数次。比较起来，造反派的组织相对就要稳固得多，因为造反派具有真正的精神力量支持和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诉求的目标。

通过文革的反复过程，确实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想，中国的“党、政、军、民、学”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出来充分地进行了表演，如果没有文革被否定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的表演将是不充分的。如果是有心人，一定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场景和运动反复的基础上，重新缮写一本全新的政治学著作，对照文革期间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现实中间的政治博弈过程，这样的政治学著作肯定既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也一定不同于西方的主流思想，这正符合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要求---“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也许这也是文化革命的应有之义---在社会场景的经验基础上去重新建设中国需要的思想格局。

二、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

文革中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是“一主三翼”。造反派和官僚精英群体的矛盾是文革期间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不仅贯穿文革全过程，而且其他三个次要矛盾都是在这个主要矛盾的运行过程中所诱发的。

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是文革的主要矛盾，属于阶级矛盾性质，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质，这个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性质，不是造反派选择和设定的，而是表现在当权派对造反派长期进行的无情围剿和残酷打击上。作为这个矛盾的派生与演化形式，还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从属于这一主要矛盾的表现。

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对走资派的揪斗是造反派处于攻势阶段，实际上敌我矛盾内部化处理，斗批的着眼点是改，这还不是对抗性质的矛盾表现；而文革后期当权派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北决扬”“五一六”运动，就是造反派遭遇当权派全面的反攻倒算，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和阶级敌人。造反派在运动前期清算过走资派，而军队干部来抢夺胜利果实---政治利益，这也相应具有政治权力斗争性质，因为造反派没有经验，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难以得到始终一贯的来自上级的鼎力支持，因此在这个权力争夺过程中一败涂地。造反派和军队干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具有权力斗争性质。等到粉碎四人帮之时，造反派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清算完毕。

文革期间造反派普遍遭到武力镇压和驱逐，文革后期造反派遭到全面清算，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力量格局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官僚精英群体实际上掌握国家机器，具有高度的组织和纪律，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稳定的舆论支持，而且在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能够依托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来保护自己，在这些关键方面造反派都是相形见拙。

一翼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文革运动的初期“破四旧”阶段，和文革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这个矛盾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许多文化名人自杀，如老舍等，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两个时期。

另一翼是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军队干部、军转干部、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为政治权力格局重新划分的争夺战，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文革后期，当然这个矛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建国之后在共产党内也是表现为紧一阵松一阵，这个矛盾也是官僚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和最严重的人身迫害事件，都是由于这样一个矛盾所引发的，例如号称文革第一、第二大冤案的内蒙“内人党冤案”和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因为当权派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的，其中内人党冤案实际上是军队转业干部（华北兵团聂荣臻、杨成武老部下）与地下党干部的权力分配矛盾引发的；“赵建民特务案”的积极制造者实际上是刘伯承、邓小平旧部，是他们要从“边纵”和留用旧人员（云南卢汉是起义的，因此云南各级政府中留用旧人员比较多）手上夺权的权力斗争引发的。新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一般规律是：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经常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在党内没有庞大的山头作为靠山，出于弱势群体地位。

而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如一月夺权之后武汉的香花派与毒草派之争，720事件之后的钢新之争，则是造反派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夺权开始之后开始带有争取权力与影响力的政治博弈取向；另外一个关键原因，是造反派作为弱势一方，内部团结常常容易受到强势一方的渗透和分化，无法顺利完成内部的整合过程，这在后期造反派挨整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矛盾的后果实际上是造反派无法凝聚自身的力量，捍卫自身的合理地位和权益，也不能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去清算当权派的罪行和督促他们实现思想转变。

一个特殊的情况是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部分造反派在军队的支持下，镇压继续造反的造反派这一现象，这是后来文革中间造反派内部武斗最严重的肇因。实际上是造反派已经成为当权派，为了保护政治利益，在部分当权派的支持下，行使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重庆“八一五”参与镇压“砸派”，浙江的“红暴”等组织。后来在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化为拥军派和反军派，拥军派在多数情况下是新保守派。而且这个时候也已经没有人自称为保守派了。另外的原因，早期当权派对造反派的鄙视和准备秋后算帐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为此也加强了对造反派的渗透和分化工作，目的还是不变的---尽可能地维护既得利益和复制那个保护既得利益的政治体制。这个矛盾实际上仍然是当权派与造反派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新的表现形式。

在以刘邓陶为符号象征的当权派看来，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方势力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运动势力（含造反派）是一样的，因为一个从台下对当权派的政治利益和优势地位构成挑战；一个从后台冲上前台来抢夺政治利益。保守派与当权派的观点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端视这个保守派的恩主是谁，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利益，有拥护刘邓陶的，也有拥护林彪的。联动很明显就是反林彪保刘邓陶的组织，同时他们在血缘关系上，本身多数也是老干部第二代，后来被对立面讽刺为“保爹保妈派”。而作为新保守派的拥军派，明显就是拥护和依附军队体系的当权派的，而且是靠反对和揭批刘邓陶来确立自己的造反派地位的。【需要指出的是，林彪由于个人地位，具备作为一个军队势力的象征符号，他本人未必参加和主导过这个群体的活动，至少迄今为止没有象样的证据表明他曾经主动充当过这样的角色。相反在文革期间许多军队干部都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而镇压造反派并从造反派手上夺权的行为并非军事行动而是政治行为，黄吴叶李邱等都是政治局委员，通常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在造反派看来，刘邓陶集团与林彪集团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在不容许不同意见、动用专政手段清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抢夺政治利益方面，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坚定执行镇压造反派政策的。对于造反派而言，与老干部群体和老红卫兵的矛盾，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个小小的过门和序曲，称不上是主流更不是高潮。文革期间，造反派最有意见的人，既不是刘邓陶等人，也不是老红卫兵，而是后来在中国实际执掌权力的那些人，很长时间内是军队干部主导着中国政治，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有明确的表述。

从今天国内出版的几本文革史的叙述模式看，基本上是刘邓陶和联动的文革史，叙说的都是按照这样一群人的独特感受，相关历史事实也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眼光和视野进行取舍的。但是在文革中间，这一部分人的活动时间相对比较短，活动范围也是比较狭窄的，实际上并不能代表文革的过程，是文革参与者中代表性最为不足的群体，他们与造反派的纠葛也相对少得多。对造反派而言，提到文革给造反派带来强烈印记的，不是刘邓陶为符号象征的老干部群体，也不是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相比较而言，拥军派和林彪集团的代表性要超过他们许多。而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纠葛则伴随文革过程的始终，最具有代表性。

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