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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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
　　　　　　　　　－－兼谈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

　　　　　　　　　　　　　　　丁凯文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前夕发生在军内的一件大事，日后随着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被打倒，罗瑞卿被纳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牺牲品。罗瑞卿之所以被打倒，中共官方长期以来的解释是林彪对罗瑞卿的陷害。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如是说：“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１２月８日至１６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１〕按照官方的这一解释，罗瑞卿的倒台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毛泽东仅仅是误听误信了林彪的谗言。以毛泽东的聪明睿智，为何毛泽东会轻信了林彪的谗言？官史的解释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持。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的林彪。”〔２〕另有学者干脆明说：“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３〕换句话说，毛泽东与林彪作了一场政治交易，毛泽东支持林彪打倒罗瑞卿换取林彪对毛发动文革的支持。这一说法也长期流行于国内的史学界。笔者愿就罗瑞卿事件作一番探讨，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解放军高层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１９５９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倒，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理所当然地接替彭德怀主管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自然也要组成新的军委领导班子，林彪也要找一个自己信得过且能力很强的助手作为辅佐。此时的林彪想到了自己的老部下，已经离开军队工作多年的罗瑞卿。据邱会作回忆：“罗瑞卿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是林彪自己选定的。罗瑞卿当时是国家的公安部部长，林彪还怕周总理不放，他就拉着周总理一起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对于林彪的提议，毛泽东还是有些犹豫，毛说：罗瑞卿这个人满身是“刺”，是一个霸道。由于林彪的坚持，毛泽东还是批准了罗瑞卿的任职。〔４〕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林彪之所以选择罗瑞卿出任军中要职，主要原因是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长期以来的密切关系和对罗瑞卿的信任。罗瑞卿出身于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林彪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任抗大教育长，关系非同一般。罗瑞卿年富力强，工作雷厉风行，办事精明果断，不仅资历强，能力也强，且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高级干部。林彪当时身体不好，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位自己信得过，能办事、会办事的得力助手，而罗瑞卿正是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另据笔者所知，林彪与罗瑞卿两家的私人关系十分融洽，双方家庭、子女之间常来常往，罗瑞卿对林彪的子女照顾得很周到。

　　罗瑞卿不仅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兼任了其他多项要职：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办主任、中央专门委员会成员等，其党内、军内、政府内工作任职之多几乎无人可出其右，其地位之显赫和重要自不待言。罗瑞卿的走红不仅仅出自林彪的提拔和重用，主要还是源于毛泽东的信任，而毛泽东的信任更是双重性的，即对林彪和罗瑞卿的信任。

　　中央军委的组成方面，毛泽东仍为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分别是林彪、贺龙和聂荣臻。林彪、聂荣臻原本就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首长，现在军委办公会议的组成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除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外，还有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萧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等。可以说，军队高层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在新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讲话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给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５〕可以说，林彪主要负责军队的重大方针政策，罗瑞卿则主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

　　军队高层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和稳定，不仅保证了军队在彭德怀下台后没有发生重大的动荡，还保证了日后军队工作的顺利、全面的展开，同时也保证了全国上下政治上的稳定。罗瑞卿身居多项党内、军内要职，举足轻重，如不出意外，罗将是日后接替林彪掌管军队的最合适人选。所以，军内撤换罗瑞卿绝非是军中某个人想干就能干得了的，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和其他军中元老们的支持，此事无论如何都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不是单纯涉及到军内某个干部的任免，而是牵涉到毛泽东所确定的军内、党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

　　二、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由来

　　从林彪上台年到六十年代初这段时期中，林彪与罗瑞卿的合作还是比较好的。据邱会作回忆，军队当时的工作重心是加强战备、国防建设和自己生产度过大饥荒。与此同时，解放军还推动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和学雷锋高潮，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大加褒扬，喊出了“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此外，解放军完成了合成军队的建设，陆、海、空三军在战略上的合成，解放军形成了一支完整的合成军。邱会作说：“解放后，据我所知道的，军队的威望最高就是那个时候。”〔６〕

　　然而从１９６２年秋天开始，林彪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复发，无法继续坚持工作，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养病休息。林彪养病期间，军委日常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身上。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７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赞同。由于林彪原本就信任罗瑞卿，放手罗负责军内具体工作，林彪养病后也就更少过问军内事宜，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贺龙、罗瑞卿的格局，林彪的角色似乎逐渐淡出，而罗瑞卿与贺龙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渐行密切，罗瑞卿与林彪原本密切的关系反而显得渐行疏远，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具体在哪些方面罗瑞卿与林彪之间发生了矛盾？按照前引官史的说法“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官版的解放军军史则说：“罗瑞卿对林彪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等主张，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作出具体阐述。”〔７〕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罗瑞卿抵制了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错误主张和治军思想，才导致了林彪的忌恨和打击。

　　但是我们从以往的历史可以看出，林彪从来没有忽略过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于和平年代的特点，林彪在１９６０年底时就提出：“过去主要是靠打仗来练兵，现在主要是靠训练来练兵，靠练兵来打仗。……技术要靠练，反复的练，不练就丢掉了。比如今年军委规定的军政训练时间比例为６０％和４０％，有些特种兵的军事训练时间是７０％。”〔８〕林彪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日同副参谋长张宗逊谈话时指出：（１）（当谈到不少同志担心１９６５年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导致训练时间保证不了时）两方面都重要，都要搞，不要谁把谁挤掉，两方面都要照顾。（２）各军种、兵种都要天天训练，各有重点，各有过硬的本领。像打乒乓球一样，不天天练就打不赢对方。（３）训练时间要下多上少，练基础的时间要多，不要只搞热闹，搞形势，要搞落实。〔９〕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日，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２０条（草案）》，更是对基层战士的训练做出了严格的要求。

　　对于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林彪认为“军事训练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政治统帅军事训练。”意即：政治工作是军事训练得以完成的最基本的保证。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打仗，只有训练，靠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座的同志都是打过仗的，可是许多连长、排长没有打过仗，将来再过几年不打仗，营长也是没有打过仗的，不训练不行。不训练就不能打仗，不训练就要误大事。现在情况变了，训练的意义大大超过过去，提到很高的位置上来，所以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军事学校主要搞军事训练，军事科学技术学校主要学技术，特种兵就更要大量时间搞技术训练。……现在有一种看法，好像搞军事技术就是单纯技术观点，这种看法不对。科学家如果不搞专业，只搞政治，那科学还搞得成吗？大家都搞一套相同的东西，不搞不同的专业，那是不行的。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共同的，但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专业综合起来去完成。〔１０〕针对政治与军事训练之间的关系问题，林彪曾说：“我是一个打仗出身的，我还不知道军事训练重要？那不是大笑话了吗！军事训练是凭思想觉悟，是政治里面的技术。”〔１１〕

　　由此看来，林彪并未仅仅强调“突出政治”而忽视军事训练，而是将政治与军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合体来对待。可以说，林彪与罗瑞卿在军事训练方面并无根本的分歧。表面上看，罗瑞卿对于林彪强调的“突出政治”不感兴趣，由此与林彪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隔阂和分歧。邱会作说：“罗瑞卿从那以后做了很多与林彪搞对立的事。不是公开在工作上搞对立，而是对政治建设罗瑞卿就不感兴趣了，管得也少了。”此外，罗瑞卿还以林彪身体为由要求军委干部不要直接向林彪汇报工作，以免“干扰”林彪养病。〔１２〕然而林罗之间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何在呢？林彪由于身体不好而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军队方面的事务主要由军委副主席贺龙与罗瑞卿主持，而此时罗瑞卿的砝码却逐渐倾向了贺龙一边。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等人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了另一个阵营。邱会作说：“在两个阵营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从数量上来说，几乎相等，但力量悬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阵营有一批能人，这是优于贺、罗阵营的，特别是林彪同毛主席的关系特别密切，这也是特别的优势。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１３〕

　　军内两大阵营在“大比武”问题上形成了明争暗斗的局面。表面上看，全军大比武是为了提高解放军的实战素质，摸索总结出一套军事训练方法，促进了军队正规化建设。但是，这场大规模群众性练兵运动的背后还隐藏了另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倾向，即贺龙、罗瑞卿阵营通过大比武加强自己一方的政治实力。针对全军的大比武，１９６４年中央军委派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到福州军区作调查研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到广州军区作调查研究。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底林彪看到了刘志坚和叶群的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于是召见刘志坚等人就当前军队工作作了指示。林彪认为：“１９６４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指示说：“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的正常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林彪这一指示就是针对罗瑞卿而来，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贺龙与罗瑞卿的“联盟”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是将军队委托给林彪掌管的，毛绝不愿意看到军权此时落入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的贺龙的手中。按邱会作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１４〕林彪要给大比武降温，也不希望自己的老部下罗瑞卿倒向贺龙一边。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军队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即罗瑞卿作为中央军委的一个核心人物倒向了贺龙，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夕最终下决心牺牲罗瑞卿的最主要因素（这其实也是后来贺龙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却被那些表面上的林罗矛盾所掩盖。

　　三、罗瑞卿与老帅之间矛盾激化及军内的反弹

　　罗瑞卿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的不睦和交恶是罗瑞卿倒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国内史学界对此却长期视而不见，不愿触碰，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军内老帅和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国内史学研究者们宁可将倒罗的全部罪责放到林彪头上，也决不碰触到这些军内的元老和将领们。但是这却面临了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为何军内元老和高级将领们积极参与了这场倒罗活动？

　　随着罗瑞卿党内、军内地位的稳固，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其大权独揽和“霸道”的一面渐显突出。罗瑞卿与其他元帅和一些军队将领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１５〕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过从甚密了，不免就与其他老帅们有了冲突和矛盾。贺龙、罗瑞卿主管军队与国防工业，而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聂荣臻任命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而贺龙与罗瑞卿也任命张爱萍为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成了“一仆三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一直想把这几摊子事撮合起来，可就是搞不成，哪家都不干，所以只能靠张爱萍千方百计从中协调。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都向张爱萍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１６〕

　　老帅当中聂荣臻与叶剑英对罗瑞卿的不满日益加深，邱会作就曾亲身与闻聂、叶二人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１７〕

　　１９６５年６月，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告状。叶剑英事后将林彪和叶剑英的看法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交底。邱会作回忆说：“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叶剑英明确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叶剑英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１８〕叶剑英此时还向李作鹏打招呼。叶将李找到西山叶家谈工作。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１９〕

　　对于罗瑞卿筑起的“圈子”，林彪是如何看待的呢？据邱会作回忆：“林彪当时住在大连的时间比较长，他从１９６５年就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说要注意动向。他是首先是同杨成武说的，把罗瑞卿搞的那一套说了。然后，大概是１９６５年７、８月间，叶剑英到大连去了，他又同叶剑英详细谈了这个过程，谈了他的看法。林彪交待叶剑英，让他抽出时间专门做‘打招呼’的工作，就是提前能够多避免一些干部陷到罗瑞卿的这个圈子里去，要多打招呼。……　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叶剑英都打招呼了，他都说了。元帅是除了贺龙一个以外，对其他元帅，叶帅该‘打招呼’都打到了。听‘打招呼’的人就比较广泛了，叶对比较多的人‘打招呼’了。”〔２０〕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听过汇报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２１〕毛泽东一锤定音，军队内部要着手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四、毛泽东发动文革前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其开始时并不为人所知，毛泽东也极为机巧地隐藏了他要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的策略手段是，从党中央核心的外围开始，搞层层“剥笋”策略，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开始，再顺藤摸瓜揪出吴晗背后的彭真，然后再一步步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终的保障，军权绝对不能落入刘邓一系列人手中。文革前毛泽东处于“二线”，党中央的实权在身为“一线”领导人的刘少奇、邓小平手中，毛泽东对刘邓所推行的政策心中不快，常常居住在南方，自云“北京空气不好”。军队高层内部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放手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与贺龙关系密切，贺龙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密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一旦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无论如何也不能旁落，必须掌握在自己信得过的人的手中。综观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毛泽东莫不如此行事，盖无例外。

　　毛泽东对军队的部署早在１９６５年夏即已开始。其具体的部署如下：

　　（１）１９６５年６月７日，杨成武被任命为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副总参谋长负责总参作战部；６月１４日，杨成武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的上位显然是对罗瑞卿的一种制约。

　　（２）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里谈的最多的是战备和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问题。８月３日，毛泽东与法国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谈话时说：“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１０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２２〕毛泽东谈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向下面吹风，把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的所谓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认识上来，以此昭示大家在未来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敢于造反，敢于与党内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３）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

　　（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下令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并兼任国防部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代主任，另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这是毛泽东在倒罗前的又一项战略部署。

　　（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招叶群到杭州谈话。据邱会作回忆，这是毛泽东主动为之，准备把罗瑞卿的问题向林彪摊牌了，也是给林彪打个招呼。〔２３〕

　　林彪为此特地让叶群带封亲笔信及几分材料给毛，该信〔２４〕说：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１１月３０日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官方公布的林彪这封致毛泽东的信，没有信中“叶剑英讲的”这句话。而这一句话至关重要，林彪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应该就是军中的这几位老帅，也说明林彪是从叶剑英那里得知中央新的人事变动后才向毛泽东报告军中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所谈的有关情况。

　　（６）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关于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批示的不突出政治且另搞了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是对罗瑞卿的直接责难。

　　从这段历史的脉络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在这些人中，谢富治负责公安部的工作，与军队问题、林罗关系毫不相干，谢富治也不是林彪一系人马，这也是毛泽东自己要动手倒罗的另一个重要佐证。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他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唯一口实。邱会作对此有一个一针见血的看法，邱说：“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２５〕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

　　五、倒罗的具体实施：上海会议、北京会议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者６１人，其中政治局常委６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７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５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另聂荣臻请假。到会人员除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未编组外，其余编为三组，第一组召集人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周恩来、贺龙。〔２６〕

　　现今的国内史学界众口一词，皆说所有与会人员都不知道上海会议的目的何在，似乎仅有毛林二人知悉会议内容。毛泽东在处理党内重大事件前从来都是事先做好各项工作，打好招呼，做到心中有数，一切均在掌控之中。如果所有与会人员都不知道为何开会，人们又如何领会精神实质而达成开会之目的？事实上，军方将领们除贺龙一人不知会议内容外，其他人都心知肚明，因为叶剑英等人早已事先向他们打过招呼了。文革史家余汝信指出：“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１２月５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他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提防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２７〕

　　此时的罗瑞卿正在云南昆明视察，听取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第二政委李成芳等的汇报并在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作了报告。１２月１１日，罗接到通知中止行程，乘飞机到上海参加会议。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吴法宪说他当即报告周恩来，“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２８〕另据当年负责押送罗瑞卿的机组人员回忆，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奉上级指示亲自向专机组下达命令，专机要准时起降、不许延误、从昆明直飞上海，中途不准转弯，更不准降落，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并配发机组人员手枪，在空中要绝对听从中央指示，监视乘机者的行动等。〔２９〕据邱会作回忆，向吴法宪法下指示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亲自指示吴法宪派专机接罗，并特别指示吴：告诉专机组的同志带上枪。〔３０〕这些防范措施实际上已把罗瑞卿划为异类。此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待罗瑞卿抵沪。

　　有关上海会议的过程，邱会作回忆说：“会议主要方法是小组会。开会的时间是‘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开会），开的是‘马拉松’会议。在小组会议上，大家可以随便发言，没有长篇大论，大都是‘交差式’的发言。这次会议比较特殊的是没有出简报。我所在的西北小组，比较集中的是对长子的‘干将’与‘霸道’两个问题谈得比较多。大家异口同声地指出：他有才干，他霸道。吴冷西对他的霸道作风说得很好。他说：‘长子的霸道作风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手长、嘴尖’……。’还有就是萧劲光等人批判罗搞小圈子也说得比较好。刘澜涛对大家的发言稍有异议。他说，大家批判长子的霸道作风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确的，看来罗也在准备抢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准备，问题的实质是后者。他指出长子抢班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准备，—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事实上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组织上他都在准备。大家认为刘的发言对罗的问题提高认识很有启发帮助。”会议期间邱会作曾去看望老帅，“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３１〕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２、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３、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４、１９６５年６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７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６、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０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７、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８、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５日刘亚楼给罗总长的信；９、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１０、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１１、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６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３２〕

　　上海会议是个“背靠背”会议，会议揭批罗瑞卿，罗本人并未到会，罗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上海会议并未对罗的问题作任何结论。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３３〕会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军内的职务被罢免，贺龙也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小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４２人。３月２２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５３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９５人。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背靠背的斗争。〔３４〕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仅在开幕会时露面后即赴三线考察，会议的实际主持者则是叶剑英。中央工作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的小组会，是毛主席、中央常委为了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叶剑英进一步说：“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３５〕李作鹏回忆说：“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３６〕

　　北京会议是上海会议的继续，用一句中共常用的官话来说，上海会议是“揭了盖子”，与会者是中共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要拿下罗瑞卿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非毛泽东亲自主持不可，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也就只有完全配合的份了。北京会议则主要是在军队内部进行，这时才进入真正的“揭批查”的阶段，也就是要深入揭批罗瑞卿的“罪行”，肃清罗瑞卿的影响。

　　国内史学界在论述罗瑞卿倒台问题上，完全回避了叶剑英等人所起的重要作用，官史如是说：“在中央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叶群伙同吴法宪、李作鹏继续制造伪证。……把‘资产阶级野心家’、‘军队中的赫鲁晓夫’等罪名一起强加到他的头上。”〔３７〕叶剑英所说的８６篇揭发批判难道只有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三个人吗？据《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几个附件，我们知道，揭发批判罗瑞卿者包括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另据罗瑞卿３月１２日检讨提及的，还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如按人头来算，这１３份揭发批判也仅仅占了８６份总数的１５％，其他人又都作了什么样的揭发与批判呢？

　　对罗瑞卿刺激最大的还不是那些表态批罗的军队将领，而是罗瑞卿自己心腹圈子内的几个人的书面揭发。这些材料是叶剑英送给罗看的。邱会作说：“叶帅送给罗瑞卿看这个材料的时候，工作很细心，他有意地不送印刷稿，送的是原始稿。”〔３８〕这些揭发材料内容包括“我们的方针是要有自己的人，没有人什么事也办不好，也办不了。”“我们要名正言顺地拥护贺帅主持军委工作。林总身体不好，再工作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罗看了以后，从他宿舍的三楼上跳下，腿部受了重伤。罗瑞卿的自杀行为引来毛泽东的不快，第二天下午，叶剑英就传达了毛的指示。“第一条，阎王爷办事是有原则的；第二条，罗瑞卿自杀他自己负责；第三条，会议继续开。”〔３９〕

　　叶剑英是中央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的总结发言最具代表性。叶列举了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一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具体细项是（１）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具体内容略，下同）；（２）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３）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４）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５）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叶列举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二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军反党的。”具体细项是（１）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２）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３）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４）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４０〕叶剑英的发言表明，叶剑英不仅是整个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导者，更是坚定地维护林彪的地位，是倒罗事件中的“急先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后，叶剑英更是开心地改南宋爱国将领、词人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用叶剑英自己的话说：“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４１〕

　　４月２４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对罗瑞卿的“包庇”。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央送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就是叶剑英北京会议上批判发言的翻版。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报告。该文件称：“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４２〕

　　上海会议之后，杨成武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叶剑英不久后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军中实力派人物，开始了其在军中的鼎盛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和刘志坚都是那个时期军队里批判罗瑞卿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物。用邱会作的话来说，吴法宪、李作鹏那时的地位还不够高，还没有资格在批罗活动中出风头。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态度。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出席，也没有发表谈话或下过指示，这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判若二人。庐山会议时林彪是毛泽东临时决定搬上山批判彭德怀的援兵，林彪在会上作了发言，表了态。可是这两次倒罗的会议，林彪却变得默默无闻。如果林彪是积极主动的倒罗者，林至少要出席会议发表讲话，可是林彪似乎什么都没做，沉默以待。从这点来看，林彪内心对此是有看法的，是躲避的，是不愿参与的，而非官史认定倒罗主谋。

　　真正决定罗瑞卿政治命运的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这说明中央认可了中央工作小组对罗瑞卿问题性质的定论。５月２３日，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也一起被宣布停职，日后则被统称为“彭陆罗杨反党集团”。５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周恩来任组长，审查彭陆罗杨等人的问题。

　　六、罗瑞卿事件中的两个问题

　（一）刘亚楼“四条意见”的真伪

　　罗瑞卿倒台的一条重要罪状是“有野心”、“向党伸手”。据叶群揭发，１９６５年，罗瑞卿和刘亚楼曾密谈，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中央工作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现在的官史说，刘少奇在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口说了句“难以置信”，邓小平则说“死无对证”，因为刘亚楼已于１９６５年５月病逝于上海。据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吴法宪在法庭上说：“上海会议之后，叶群编造的‘四条’内容，人们有怀疑，要找证明人。找谁证明呢？谁也不能证明。那么只有找刘亚楼的爱人翟云英，要翟云英证明‘四条’，可翟云英根本不知道。”〔４３〕此后，官方认定刘亚楼的“四条意见”纯属捏造。

　　有关刘亚楼“四条意见”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叶群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据叶群的发言，叶群说：“刘对叶群说，（一九）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点意见，是罗交代的。……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２月１９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４４〕从这篇叶群的发言来看，１２月１日，叶向毛泽东汇报的应该就包括这些内容。此后，杨成武在１９６６年４月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作了《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的发言，该发言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叶剑英在３月份北京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也说：“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４５〕

　　当年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的揭发批判中就刘亚楼的“四条意见”都曾大引特引，言之凿凿，强调该材料的真实性。而现在官方和国内史学界以及罗瑞卿的家属对此加以否认，认为这是林彪、叶群恶意陷害罗瑞卿的伪作。而涉及该事件的当事人刘亚楼、叶群等人早已作古，曾积极参与批判罗瑞卿的军队高层人士们日后或改口，或默然，均对此讳莫如深，由此导致文革研究者们的莫衷一是。那么到底有无这“四条”的存在呢？

　　在历史上，刘亚楼是林彪的心腹爱将，关系极为密切。邱会作说：“林彪对刘亚楼向来是器重的。刘在林彪阵营中处于很优越的地位，他们是同志加兄弟，林对他的重视是高于萧华、杨成武的。刘亚楼同罗瑞卿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４６〕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罗瑞卿、刘亚楼都积极参与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也都是林彪上台的积极拥护者。由于与林彪的私人关系密切，刘亚楼还是可以直接向林彪进言的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罗瑞卿请刘亚楼向林彪进言是完全可能的。邱会作说：“刘亚楼在１９６５年春天最后说：‘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邱还说：“刘亚楼因患肝癌于１９６５年５月初去世，去世前的４月１５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１９６５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４７〕官版的《罗瑞卿传》有披露这封信〔４８〕，但是据知情人介绍，《罗瑞卿传》里的这封刘信实际上已作了重要删改，变得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并非原貌了。知情人还说，这封信是刘亚楼去世后，在整理其遗物时找到的，刘的夫人翟云英将其交给了吴法宪，吴交给了林彪，最后林将此信转给毛泽东，而这封信成为上海会议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知情人最后追问一句：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封改造后的信，如果它是真的且还收入上海会议的文件里，那它还有意义吗？

　　李作鹏对此回忆说：“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的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４９〕

　　以笔者分析，刘亚楼的这“四条意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折射出罗瑞卿对军委高层动向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罗希望林彪不要过多干预军中事务，放手给罗去干，今后对军队的执掌逐渐由林彪过渡到罗瑞卿。这个态度与梁必业等人的揭发互相吻合。梁必业说：罗瑞卿再三强调，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什么政治？在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即拥林、拥贺两种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罗端卿再三交代，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的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的作用就大了。〔５０〕笔者认为，其实这“四条意见”仅仅是罗瑞卿倒台的部分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罗瑞卿倒向了贺龙，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这确是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即使没有这“四条意见”，罗瑞卿也难逃被整厄运。

　　（二）叶群在倒罗中的作用

　　叶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崛起应起于罗瑞卿事件。但叶群更早一些时日就作为调解人介入了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５日林彪因为罗瑞卿在总参作战会议总结发言而生气。林彪对作战会议第６３期简报口授了一份电话指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号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指示。”〔５１〕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叶群当晚紧急给罗打电话，请罗到林家谈谈，叶群要向罗解释清楚此事。叶群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１０１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他那个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５２〕

　　《罗瑞卿传》对此也有较多的描写。我们看到的是叶群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当罗问“我怎么过关”时，叶群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指林彪）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５３〕

　　据知情者介绍，林彪对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本身并无意见，关键在于老帅们对罗在军内飞扬跋扈的不满，向林告状，林为了安抚这些老帅才口授了那条电话指示。从罗点点的回忆和《罗瑞卿传》的描述来看，叶群为了此事，特意连夜将罗请到家里作了说明，叶群还告诉罗那份林彪的电话记录已经追回，事情到此为止不再扩大。由此可见叶群作为调解人的一片苦心。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底，林彪在听了叶剑英有关党内问题的介绍后委托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作汇报。据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不行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负责毛泽东警卫的张耀祠回忆说，叶群曾到杭州空军疗养院出看杨成武，并当场委托在场的张耀祠向毛转交林彪的信，后经过与林联系，叶群改变主意要当面交给毛。１２月１日，叶群与毛谈话４小时５５分钟。〔５４〕

　　笔者认为，上海会议前叶群曾向李作鹏打招呼，并要李作鹏和林办工作人员写揭发材料不能看作叶群的个人行为。李作鹏就说：“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５５〕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的上海会议上，叶群作了发言。从叶群发言的内容来看，应该就是叶群向毛泽东汇报的大致内容，主要介绍的是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从现在已看到的叶群的发言，思路显得凌散不清，思维跳跃，一件事没讲完又跳到另一件事，缺乏一个主线，不像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一个发言。所谈内容大致是林罗关系不睦，罗要求林让权，以及刘亚楼的“四条意见”等。叶群在上海会议上发言同样也不是叶群的个人行为，而是奉了毛泽东之命。叶群说：“我不是中央委员，哪有资格参加会议，在会上发言？是主席指明叫我参加会议，我才参加的。我本来只带耳朵不带嘴的。”“我到会后，又是主席亲自点了我的名，专门通知和催了我好几次，叫我发言。”“因为事先毫无准备，连个稿子也没有，就边想边讲你（指林彪）和罗的关系。”〔５６〕笔者认为，叶群此言是可信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叶群是没有资格与会的，更何况发言。

　　显而易见，叶群在毛泽东部署的倒罗事件中充当了毛林之间信息专递者的作用，大致可算个“助理”或“助手”吧，与那些军内元老们所发挥的真实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的意图是，只要叶群参加会议并发言，就给人叶群代表林彪的印象，加深所谈内容的分量，形成倒罗的大趋势。现在的官史极大地渲染了叶群的发言，夸大了叶群的作用，似乎叶群的发言左右了上海会议的进程，为倒罗事件定了调，而刻意隐匿了其他老帅和军队高级将领们的发言和倒罗中所起的更重要的作用。从事后发展的情况来看，叶群的发言未被列入中央下发的文件中，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中央批转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附件下发了。

　　七、对林豆豆申诉材料的几点看法

　　林豆豆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最近新披露出来的关于罗瑞卿事件的资料。这份资料出自林豆豆和张清林的手笔，这份材料通过河南省委、郑州市委领导人转给总政当时的“两案”工作人员于凌宽。林豆豆写道：“把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告诉党，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份材料涉及到罗瑞卿部分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１）１９６５年５月林彪与罗瑞卿就军委扩大会议（实为作战会议，林豆豆此处有误）作总结发言的人选、程序和方法问题上产生矛盾的来龙去脉，以及叶群的调解；（２）林彪、罗瑞卿、杨成武之间的一些关系；（３）罗瑞卿到苏州去见林彪被阻的事实真相；（４）林彪对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倒罗事先毫无所知；（５）林彪对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亦毫无所知，事后还对叶群的发言极为不满；（６）林彪对罗瑞卿的倒台十分悲伤，甚至表示要向毛泽东进言，但被叶群所阻止；（７）林彪、叶群从未参加过１９６６年３月份的北京会议，也不参与中央专案组；（８）林豆豆就其曾抄写的《关于总长和刘亚楼同志的材料》有关事实作了澄清。

　　笔者认为，林豆豆的这份材料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是，间接地将罗瑞卿与军内老帅们的尖锐矛盾点了出来，讲清楚了１９６５年５月林彪为何发出电话指示，命令收回罗瑞卿作的总结发言。官版的《罗瑞卿传》和罗点点的《红色家族档案》都将此事解释为林彪故意对罗的打压，而无视此事的根源在于罗瑞卿在军内行事的“霸道”，对老帅们的不敬。林彪电话指示的第一句话就是“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罗瑞卿既不是军委主席，也不是中央常委，而且这份指示还特别提到了“会议多数人的意见”，显然这就是针对罗瑞卿个人专断独行而言。叶群为了从中调解，缓和紧张的气氛，连夜请罗到家里来作工作，并申明该电话记录已经追回，请罗不要介意。叶群为了有证人还特地拉上了自己的儿女作陪。林豆豆在材料上特别写明“林彪看了总长关于１９６５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的内容，认为还是好的。但他感到总长代表军委做这个总结发言，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所谓林彪对总长发脾气，主要是要求他多尊重和请示其他所有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５７〕有关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情况，邱会作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回忆，但是作为参与叶群、罗瑞卿谈话时在场的当事人，林豆豆的说明更有说服力。

　　林豆豆材料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罗瑞卿事件之所以发生绝非简单的林彪与罗的交恶所造成，而是具有更深一层的原因。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日，叶群携林彪亲笔函到杭州见毛，谈了较长时间的话。毛、叶到底谈了什么内容是很关键的问题。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说，他曾经三次短暂地进入会客室，催促结束谈话。张说他听到了叶群谈话的片断：“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了，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让给他。”“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５８〕然而，我们将张的这个回忆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张耀祠根本就是原封不动地将叶群在会上的发言抄袭在自己的回忆里，张三次短暂地进入毛的会客室催促结束谈话，居然可以把叶群谈话内容如此一摸一样地复制出来，不知是具有“顺风耳”的特异功能，还是做了文抄公？林豆豆的材料披露了一部分毛、叶谈话的内容。叶群告诉林豆豆，“主席就具体询问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情况。主席问：‘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的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总结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是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主席还问了：‘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５９〕毛泽东在１２月２日谈到罗瑞卿问题时，除了说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提法外，还特别点出“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６０〕。林豆豆的这段回忆绝非空穴来风，对照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在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前，早有其他军方的高层人士向毛作了报告，毛对军队高层的动向应该知之甚深。以毛泽东的睿智，毛不可能仅仅听了叶群一面之词就受了蒙蔽而下决心打倒罗瑞卿，毛思考更多的应该是他即将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发动这场运动之前的各项战略部署，而军队这一块必需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信任的人手中。

　　笔者认为，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中比较会产生争议的是，林彪对上海倒罗一事是否事先毫无所知。现在我们知道，在倒罗事件中最为积极的元帅就是叶剑英，在１９６５年夏季以来，叶剑英向很多军内的干部打了招呼，邱会作和李作鹏就是叶剑英直接打招呼的对象，其他军内被打了招呼的人还有很多。对于即将在上海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会议，大家心照不宣。１２月初，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人向毛泽东告状后，毛说了两点：第一点：罗瑞卿霸道，我完全相信，也知道，我同林彪也说过。但罗瑞卿手长，这是个新问题。第二点是：“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处理。”〔６１〕这是毛在着手解决罗瑞卿问题前通过杨成武等人直接向林彪发出了信号，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此时已经下了决心要搬开罗瑞卿。上海会议召开时林彪就在上海，即使林彪没有亲身与会也不可能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另据邱会作的回忆，上海会议时，邱会作与李作鹏去看望过林彪，林彪说了两句话：“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次不提，和罗瑞卿分开。”〔６２〕此外，据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到上海后，林彪让叶群向刘汇报了有关罗瑞卿的问题。〔６３〕所以，林彪对上海会议倒罗一事事先毫无所知一说难以成立。

　　林豆豆申诉中另一个较有争议的是，林彪不知道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笔者相信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之所以能参与上海会议并发言完全是出自毛泽东的授意和安排，周恩来通知叶群说：“是主席亲自点的名，叫我一定通知你讲一讲，主席对我说‘要叶群在会上讲一讲。’”〔６４〕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排，叶群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中央会议，更何谈讲话发言。叶群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应该就是叶群在１２月１日向毛泽东汇报的那些情况，而这些情况也是林彪要求叶群向毛报告的，那些关于罗瑞卿的材料也是叶群带去杭州的。上海会议时叶群也向刘少奇汇报过。叶群如何能够避开林彪在会上发言？所以，说林彪不知道会议的进程，不知道叶群的发言同样难以成立。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中用了很多的篇幅描述林彪在得知上海会议整罗后很伤心，甚至很冲动要去见毛。比如林豆豆说，林彪知道罗出事后“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背着我？可是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６５〕正如前文所述，军内倒罗的势力早已成型，林彪也早就与闻，并知道军内的打招呼事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叶剑英、叶群也不可能分别向军头们打招呼，做倒罗的准备工作。既然与会的军头们都知道会议的目的，林彪怎么能不知道呢？更何况上海会议召开时毛、林都在上海，林彪应该知道毛泽东召开此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因此不存在“背着林彪”的可能性。当然，林彪内心深处也许未必赞成这种倒罗的方式，但是一旦毛泽东下了决心，以林彪多年来拥毛的行事风格，林彪不可能公开反对或质疑毛泽东的行为。所以，笔直认为，林豆豆这一说法的确让人产生疑惑。

　　此外，林豆豆将罗瑞卿的倒台归结为江青和康生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挑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关系云云。〔６６〕证诸中共历史，江青、康生与军队素无渊源，文革之前也从未插手过军队的工作，目前也没有发现具体史料证实江青、康生做过什么挑拨林彪与罗瑞卿关系的事情。江青曾试图涉入军队工作的唯一一件事是，江青曾经找过罗瑞卿要到部队来召开文艺座谈会，但是却吃了闭门羹。〔６７〕那个时期，江青等人一直在上海忙于炮制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的上海会议和１９６６年３月的北京会议都没有江青、康生什么事，罗瑞卿的倒台应与他们无涉。

　　笔者认为，林豆豆的这份关于罗瑞卿事件的申诉材料之所以存在以上这些问题，原因大致如下：

　　（１）林豆豆的申诉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人们刚刚从文革的阴影下走出，思想远远未如现在这般解放，思想认识方面仍然难以跳出原有的格式。毛泽东还是一尊巨大的神像，文革乃至那之前发生的很多事件还是不能轻易碰触的。再加上当时由邓小平、彭真主导的“两案”政治审判已经将林彪、江青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为林彪辩诬也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在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林豆豆的申诉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使林豆豆未能从政治角度的高度来看待罗瑞卿事件，未能体认罗瑞卿的倒台实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前哨战，而仅仅将罗瑞卿事件局限在林罗之间的一些矛盾以及罗瑞卿与军内将帅们之间矛盾的问题上。

　　（２）林豆豆、张清林在“九一三事件”后被长期关押、审查，后来又被发配到郑州，名义上是在郑州汽车厂做个一般性干部，实则受到严密监视，毫无人身自由。他们既不能与外界接触，外人也无法接近他们。在“两案”审判前后他们所做的申诉也不能公开化，只能秘密进行。此外，他们手头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申诉材料基本上全凭自己的记忆，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的叙述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难免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项上的差错，这些都在情理当中。

　　（３）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爆发前军队内部一场大地震，其中涉及到军中的一些大人物，而这些大人物在文革后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如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人。罗瑞卿在文革后复出不敢触及这些曾在当年风风光光批判他的军内大佬，故只敢将批判和仇恨的矛头对准早已倒台的林彪。现在的大陆官方和史学界也面临了同样的窘境，在官史里我们是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倒罗的真实的历史。林豆豆在那个年代写申诉时同样也不能不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作回避，而将军内倒罗的责任放到江青和康生的头上。所以，在林豆豆的申诉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军内大佬们是如何表演的，看不到他们所起的真实作用，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倒罗的“急先锋”。

　　（４）林彪家庭的一些内部矛盾，特别是林豆豆与母亲叶群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由此导致林豆豆长期以来对叶群的所作所为的反感及不谅解。这一矛盾的产生与１９６０年以来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有关，这些信件主要是挑拨林豆豆与叶群的母女关系，乃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林豆豆怀疑叶群是自己的生母，在很多事情上不认同叶群的做法，这一矛盾在“九一三事件”中有了充分的体现。这种心态也带进日后与朋友的交流和申诉当中，难免给人以“捧林贬叶”的感觉。比如，林豆豆在与罗点点的谈话中就说：“叶群办了很多坏事，她不能代表林彪。”“叶群在他们（指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里也起了坏作用。”〔６８〕其实，这种倾向性在林办的秘书中也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官伟勋所著的《我所知道的叶群》和张云生所著的《毛家湾纪实》、《“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等。

　　八、简短的总结

　　第一，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是打倒刘少奇的前哨战。军队必须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由于罗瑞卿与贺龙关系的密切，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控制好军权。正如邱会作所言：“军队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军队应该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里。最信任的人是谁呢？就是林彪嘛。林病了以后，就是罗瑞卿。可罗瑞卿看军队这个’家‘没看住，没看住的标准就是罗瑞卿与贺龙搞在一起，和刘、邓搞在一起。这样，在毛主席那里问题就严重了。”〔６９〕

　　第二，罗瑞卿与军委其他老帅们关系不睦及恶化，引发了老帅们的强烈反弹。林彪出于对罗瑞卿的维护，对罗也有批评和规劝。１９６５年５月２日，罗瑞卿到上海面见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当面提醒罗瑞卿要加强沟通。林彪还特别拿出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向罗瑞卿宣读了其中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内容，目的就是要罗瑞卿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个矛盾却未引起罗瑞卿的高度重视。军内山头派系“两条路线”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军内高层的倒罗风波。事实上，主要参与人是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等人。倒罗是军中这些最高层将领的一次联合行动，这里既包含了解放军山头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的还是对罗瑞卿为人“霸道”的强烈不满。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

　　第三，林彪与罗瑞卿的分歧基本上都是工作方面的，诸如“大比武”、“政治挂帅”孰轻孰重等。林彪也不希望自己信任的人倒向他人。纵观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林彪都没有露面，也没有直接向自己的下属发布过指示。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应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毛要给人以叶群代表林彪的印象。参与中央会议的李作鹏认为：“如果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　李作鹏还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７０〕叶群的发言并未作未附件列入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之中。林彪在罗瑞卿事件中大致可算是个较为被动的人物，最终附和了毛泽东的倒罗活动。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林彪对此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四，在历史上，林彪长期追随毛泽东，是毛泽东极为信任和重用的“自己人”，林彪也深知毛泽东的为人，１９５９年取代彭德怀执掌军队后对毛泽东吹捧有加，在文革中采取“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态度，一切唯毛马首是瞻，林彪不可能与毛泽东作交易并以此要挟毛泽东去打倒罗瑞卿。在军内拿下罗瑞卿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仅仅涉及到军内高层个别将领的变动，更是１９５９年以来军队和中央整体政治格局的大变动，涉及到党政军各个方面，林彪既无这样的想法，也无这样的实力。此外，１９６５年初冬时节的政治形势并不明朗，林彪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心底里的文革大计，也不可能预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提拔自己成为“副统帅”，林彪怎么可能以倒罗为前提而去要挟毛泽东，换取对毛泽东文革的支持？历史上的毛泽东何曾受过要挟，中共大员中又有谁敢于要挟毛泽东？我们还可再引申一句，如果说罗瑞卿是毛泽东为了林彪而打倒的，那么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又是毛为谁而打倒的呢？那种说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获得林彪的支持才同意了林彪倒罗，实在是对这段历史的曲解、误读。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罗瑞卿事件”，那就是毛泽东为了发动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确保军队在运动中的绝对忠诚、可靠，利用了解放军内部派系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对军队高层采取的一次清洗斗争，成为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罗瑞卿则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最早的牺牲品。

　　第五，林豆豆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文革结束后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所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是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可以看成是林豆豆个人的回忆和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在这份申诉材料中，林豆豆就自己所知对罗瑞卿事件发生的过程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一些内容确实值得文革史研究者们的重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林豆豆本人的时代局限性，在某些问题的回忆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差距，作为个人的回忆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研究者们既不必全盘照收，也不必彻底否定，而是客观、理性地予以分析。

注释：
〔１〕〔３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５８－７５９页、第７５９页。
〔２〕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１７页。
〔３〕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号。
〔４〕〔６〕〔１１〕〔１２〕〔２０〕〔３８〕〔３９〕〔６１〕〔６２〕《邱会作同志谈话记录》，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１日，未刊稿。
〔５〕〔２８〕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３９－５４０页、第５６０页。（时念堂当时任空３４师副师长。）
〔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８７页。
〔８〕萧华同志在各军区政委、主任座谈会上传达《林总对１９６１年政治思想工作的几点指示》。
〔９〕《林总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指示》，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印发的全军军训工作会议文件之十七。
〔１０〕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１６－８１７页。
〔１３〕〔１４〕〔１７〕〔１８〕〔２１〕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７０页、第３７４页、第３７７－３７８页、第３７８－３７９页、第３９３页。
〔１５〕〔１９〕〔３６〕〔４９〕〔５５〕〔７０〕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３７页、第５３８页、第５４０－５４１页、第５３７页、第５３７－５３８页、第５４１页。
〔１６〕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第２４４－２４５页。
〔２２〕〔３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９３－１３９６页、第１４００页。
〔２３〕〔２５〕〔３０〕〔３１〕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８１页、第３８０页、第３９４页、第３９５页。
〔２４〕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７页。还见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手稿，现藏哈佛大学图书馆。
〔２６〕〔３２〕〔３４〕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９６６年６月）。
〔２７〕余汝信《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的再研讨》，《华夏文摘》增刊，第６３２期，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
〔２９〕〔４３〕《带枪的专机组－－秘密武装押解罗瑞卿总长的追记》，《军事史林》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转引自薛庆超《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到林彪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１４页、第２０页。
〔３５〕〔４５〕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４０〕〔４１〕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转引自余汝信《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６６２期，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３日。
〔４２〕《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
〔４４〕叶群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４６〕〔４７〕〔５０〕〔６９〕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７５页、第３７５－３７６页、第４００页、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４８〕〔５１〕〔５３〕黄瑶《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版，第５５７－５５８页、第５０６页、第５０８页。
〔５２〕〔６８〕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第２８５页。
〔５４〕〔５８〕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７４－７６页、第７６页。
〔５６〕〔５７〕〔５９〕〔６４〕〔６５〕〔６６〕林豆豆《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７日。
〔６０〕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２０１０年版。
〔６３〕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７８页。
〔６７〕刘志坚《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０６页。


　原载《罗瑞卿案》，余汝信主编，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２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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