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一位十三岁小学生的“文革”经历（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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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十三岁小学生的“文革”经历

　　一个13岁的小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能干些什么？小学校里的红卫兵“文革”中都在做些什么？他们参加过“革命大串联”吗？本文将根据个人46年前的亲身经历尽量详细叙述出来。

小学校里有了红卫兵

　　1966年“文革”初起时，笔者是济南市青龙街小学（下简称“青小”）六年级应届毕业生，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一切正常的生产、生活、工作秩序都被打乱。据说要“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一套”，怎么个改革法尚不明确，我们这一届即将毕业的学生只得滞留小学里参加“文革”。全国所有大中专学校都在搞“文革”，毕业生等待国家出台政策分配，但小学一年级新生不能耽误，仍在招进，故人家称我们这些应当毕业的老六年级学生为“七年级”。

　　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同班大约几十名同学在杨润田带领下，建立了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织，并仿效其他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模样，煞有介事地组建了“作战部”、“政宣部”、“后勤部”三大部门，然后缝制袖章，刻制公章，制作旗帜，购买文具纸张等办公用品，上述部门的设立及花费都是经学校相关负责人批准、并在校总务处报销的。好在我们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红卫兵组织，学校里的“当权派”、造反组织头头们见到我们言必称“革命小将”，有时召开批斗教职员工中的“反革命分子”、“黑帮”大会，还特意邀请我们这些与之“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参加。

　　 “青小”与当时威震省城的济南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仅一墙之隔，据说其大头头陈焕果、当时名叫“洪（谐音红）军”担任着全省最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红卫兵山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以下简称“红山指”）作战部部长，自然他手下那帮半读半体的初、高中生们更是一支“敢打敢冲”的队伍了，（陈焕果曾因“文革中”打砸抢，后来被判了几年刑）。我们“青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很快被纳入到设在解放桥附近原山东机械工业学校内的“红山指红卫（当时历下区改名红卫区）分部小学部”管辖，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红山指”的打、砸、抢，围攻“黑老保”等活动我们未参加过。依稀忆起的有几次大会或游街颇可一述。某次在山东省人民体育场参加批斗会上，到会者约有四五万人吧，随着男女红卫兵激昂的口号声，主席台上依次押出了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省长白如冰，省级领导及苏毅然、刘秉琳、秦和珍、王众音，文化系统的鲁萍、鲁特等十几人，最后一位印象极深刻，即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成仿吾，但见成头发全白、五短身材、体格健壮。上述人物皆被俩人押一个，躬腰台前站成一大排，下边与会者不断跟着主席台上的指挥高喊“打倒xxx”等口号。另一次我们被叫去参加在济南十四中的集会，早就听说十四中的“黑字兵”在全市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但属于所谓“保皇派”。但见操场上“红山指”的队伍占绝大多数，人家十四中“黑字兵”队伍佩戴黑字红袖章也整整齐齐地站在最南边。主席台上双方均有人发言，但自始至终未发生一点肢体或语言冲突。事后我想：或许这次集会仅仅是造反派们试图打击一下“黑老保”的气焰罢了。另外两次是我自己亲眼目睹于今历山路与解放路十字路口，一排排汽车游行队伍，最前方押着的人一次是副省长余修，一次是谭启龙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俩人均被头戴纸糊的大高帽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

　　但以下三件事对我来说印象更为深刻。

　　一是小学生押来了大处长。“青小”原来的大队辅导员宋振英老师属于“保皇派”，是与造反派相对抗的。当时有种说法，说她是“校长王秀英的接班人”，属于“黑班底”人员，因而在校时她曾遭到过恐吓，一年青女教师哪见过这阵势，不久听说其流产了，情急之下便离校不知去向。头头吩咐我与一名叫张吉顺的同学去她父亲工作单位山东省水利厅，把她父亲喊来问话，印象中连介绍信也没开，径奔水利厅向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后，竟押着其父亲宋处长（当时约五十多岁）到校。我们几个人关上门后连连呵斥宋处长：“你女儿跑到哪儿去了？”宋处长一直不讲，僵持一阵后，便有人欲动武，声称“给他点颜色看看！”宋处长顿感事情不妙，高喊：“你们想干什么！”正在这时当时学校教体育的邵老师敲开门，喝斥并制止了我们这种鲁莽行为。邵老师二十多岁，身体强健，平素与我们处得也不错，况且真不给他个面子，动起手来我们三个五个十几岁的小学生哪里是他的对手。

　　二是师生之间存真情。单体芬老师是个“保皇派”，其夫大概是山东省军区的一团级干部，说起来我们与保守派是对立的，故而或许在学校里也曾对其有过不尊重的言行（但我未曾记得亲手打过她）。省军区那时每周六或周日都会在大礼堂内放映电影，“青小”与大礼堂虽一墙之隔。某日我与其他的孩子拥挤在礼堂大门口，因军人把门无法进去，自是十分悻悻然，忽见单老师走过来认出了我并拉住我，对把门的军人说：“这是我的学生，让他进去吧！”当时我就有些懵，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老保”教师竟对我这个“造反派小将”存有这般宽大的胸襟。人民教师火热的情怀、师生间的真情挚爱——虽然在她来说仅仅是“举手之劳”，但至今仍无法忘怀。

　　三是刻钢板、印传单、蹬三轮车。印发传单是那个年代红卫兵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为此我尝试着学会了用铁笔、钢版在蜡纸上刻字，然后动手调匀油墨后、用油印机一张张地印传单，印出后上街散发。反正时间有的是，字写得歪七扭八也无人笑话，纸墨笔砚都由公家报销。还别说，经过一段时间历练，刻钢版字和书写毛笔字还真的有点模样了。多少年后我进入藏书领域，倘说对石印本、铅印本真伪辨别因无亲身体验，而不能精确把握的话，至少对于油印版本我是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曾经历过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的环节。闲来无事时我还在学校操场上，用公家唯一那辆三轮车慢慢学会了骑行，以至于后来带上几个人、大字报纸、浆糊桶等亦能穿大街过小巷，骑行如飞了——此后几年我才学会了骑自行车呢！再后来在工厂去仓库领材料时，我都自告奋勇，娴熟地蹬着三轮车，令车间工友们啧啧称赞。待年过半百、阅尽人生沧桑后更深切地体味到：从小学会并掌握一两门技（艺）术，哪怕是很不起眼的实用本领，定当会受益终生。
小学红卫兵的“串联”路
　　曲线踏上“串联”路。说起当年的“革命大串联”，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大中专学校的师生，小学生能参与其中的微乎其微。眼看同一宿舍大院的初、高中生们进京赴沪，有的去了韶山、井冈山，令我们这小学毕业生十分眼热，而那些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场面更令我们羡慕不已。无奈小学生是被明令禁止外出串联的，何况我们又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学生证，谁接待你呀！苦思冥想之后，几个同院的“七”年级毕业生恳求同住一个大院里山师附中初一的赵胜利，从学校开出了一张“革命串联介绍信”，在他率领下我们4人每人怀揣十几斤全国粮票、十几元钱匆匆上路了，时间当在1966年12月份。此时中央已发出了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而济南火车站也只运送外地来济的红卫兵，当地红卫兵已被告知不能再出去——当然这只是原则性的宣传，并未一个个地认真检查，我们便佯装外地来济串联的红卫兵要返回原籍，混迹在一大串红卫兵队伍中。当天没有红卫兵专列，被人领至天桥附近的天成路小学教室里在地铺上等待，躺至半夜时分，忽被叫醒：红卫兵专列来了，便匆匆跟着大队人员上车。但见红卫兵专列上“水泄不通”，地上、过道里、行李架上到处都是人，我个头小、穿的衣服本来就不很干净，好歹在座位下找了个地方躺下便睡了。待睁开惺忪睡眼时，方知火车停在了北京。到北京后我们漫无边际地走，记得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帐篷内住过宿。后听人讲，我们已错过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机，也曾专程看望过仰慕许久的天安门，遗憾的是未曾在那里照像：如果存照，我想现在看上去一定会很傻、很天真。返回路上，在天津下的车，记得住在天津市某中学教室里临时搭的地铺上，被褥看起来也都是从居民家中借来的，有专门负责接待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吃饭不要钱。虽说睡的是地铺，但记得当时有句“豪言壮语”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在天津曾去某大学看大字报，因年龄尚小，根本看不明白，记忆深刻的有天津大直沽饭店里的油炸糕十分香甜可口，煞是好吃，在济南我从小未见过吃过，至今想来犹口舌生津。还有天津的解放桥，是座可以移动的铁桥，每当驶来大轮船时便可移向一侧，轮船驶过后它又重新合拢，铁桥两岸重又车水马龙。某日黄昏时分，我闲来无事独自外出，仅溜达了一会儿，天色忽然变黑，路灯齐放、刹那间一切变得陌生起来，情急之下我竟找不到回住处的路，年幼胆小、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直吓得我失声大哭了起来，好歹找到一位当地热心人指点，问明白后才得以返回。

　　初次乘坐大轮船。滞津数日已感无甚意思，我们商议回济，又不想直接返回，反正红卫兵乘车船一律免费，故又凭借那一纸薄薄的“介绍信”、排在了天津新港红卫兵候船队伍的最前面。大轮船好像是“红旗二号”吧？共5个等级舱位，买票的女客们先上，然后红卫兵们依次登舱，客轮共装进数千人。我们4人分到三等舱的两个硬卧铺位。第一次乘坐大轮船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新鲜有趣：白天但见海河中小船上的捕鱼人轰赶着十几只鱼鹰入水，不多时鱼鹰便叼上来一条鱼，或许它的脖子早已被捕鱼人绑扎过，吞不下去，被迫丢在船舱里；稍待片刻它又被捕鱼人轰起入水中，如此往返重复。“如此精明的捕鱼人、如此辛勤劳作的鱼鹰”，我暗自思忖道。晚上船至公海上，透过圆圆的船窗使劲向外眺望，外边漆黑黑的，偶尔才能见到一点点闪烁的灯光。船舱里红卫兵们来自全国各地，不知是谁提议，搞起了“大联欢”，有新疆的红卫兵跳起有名的“新疆舞”。轮船至烟台，我们下船后又在火车站候车室连椅上睡了半宿，再转乘火车回到了济南。粗略想来，此次“串联”共10天左右。

　　最后本文想要表达的是：凡是“文革”中我曾对你有过冒犯、不尊行为的师长、同学，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不管你们看得到、看不到我的这些心声，迟来的歉意总比没有要好些吧！

作者：李强

《济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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