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刚：郭沫若说“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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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说“焚书”

冯锡刚

　　１９６６年的暮春４月，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文革”风暴即将
降临。文坛泰斗郭沫若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在听取文化革命
的专题报告之后，即席发言，检讨自己“实在没有改造好”。出乎在座衮衮诸公意
料的是，郭沫若为表示自己从头改造的决心，竟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
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
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向工农兵
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

　　郭沫若的这个检讨发言在４月底由《光明日报》全文刊登后，国人特别是知识
分子为之震惊，国际文化界亦因之掀起一层波澜。国人的殷忧自然无法诉诸传媒，
而国际舆论却由此而获得抨击“文革”的实证。有鉴于此，郭沫若于７月上旬在北
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出响应。郭沫若说，石西民（新任文化部副部长）
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
”。郭沫若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烧掉”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了勉为其难的
解释，并对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予以“回击”：

　　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
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
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
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
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
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
的发言，藉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发言》，１９
６６年７月５日《人民日报》）

　　一个半月之后，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
的时尚。

　　攻之者说，郭沫若的发言为这场毁灭文化的大规模焚书运动做了舆论准备，难
辞其咎；辩之者说，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并未真的烧过自己的一
页书，此说不过是以“自诬”手段求得自我保护，应予理解和宽宥。

　　说郭沫若的发言导致后来的红卫兵焚书，显然夸大了他在当年政治生活中的实
际作用和影响。历史的真实是，除了毛泽东，谁也不可能有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
应的权威。但毋庸讳言，郭沫若的“焚书”说因其极端的自我否定，无疑为急剧膨
胀的虚无主义思潮现身说法，推波助澜。

　　对于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过甚其辞的说法，一般的文化人也并不就真的认为他要
动手烧自己的书。郭沫若在这年５月间会见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
着书橱中排列整齐的著作说：“你们看，书不是都还在吗！”１９６７年８月，郭
沫若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
学的”）时，正面解释了一年前在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致徐正之，《郭沫若书信集》下，４０９页）

　　这番解释印证了他会见日本友人时说的那番话。这样看来，郭沫若的“焚书”
说并非物质意义上的焚书扬灰，而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从头改造。这在本质上
也还是对虚无主义的认同和张扬。但是，这种“凤凰涅盘”式的“焚书”就没有自
我保护的成份吗？郭沫若的挚友李一氓指出：他不是一位单纯的文学家和学术家，
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作为历史学家，他熟悉历史上那些以自诬求自保的做派。这
真是知人之论。一当形势变化，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就不再持“烧掉”的态度了。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郭沫若亲自接待专程访华的日本友好人士，洽谈日本京都雄浑
社筹划出版十七卷本《郭沫若选集》事宜。郭沫若对日方的计划表示同意和支持，
显然是对六年前“焚书”说的否定。这拟议中的十七卷本的选集，几乎囊括了自《
女神》以来的全部文学创作。看来，郭沫若不但不以为自己几十年来笔耕的几百万
字作品真有付之一炬的罪行，而且还认为有传播海外的必要。

　　焚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焚自己的书，另一种是焚他人的书。焚自己的书，一
般来说旁人不便置喙。如果说曹操烧《孟德新书》只是小说家的演义，那么果戈理
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在未付印前即自行焚烧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人对此除了
惋惜，更多的是尊敬。郭沫若的“焚书”说虽也只是指自己的著作，却是屈从外界
压力、投合错误思潮的违心之说。以“凤凰涅盘”来答复世人责难，似乎本是消除
“误解”，本是表明心迹，但归根结底，也还是违心之言。

　　那么作为文坛泰斗的郭沫若，对“焚书”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在中国历史上，开了焚书先例的是秦始皇。郭沫若对这个历史事件前后截然不
同的评价，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郭沫若作《读〈随园诗话〉札记》，其第八节为《论秦始
皇》，涉及“焚书”：《诗话》卷二第六二则，引罗两峰《咏始皇》云：“焚书早
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袁枚以为“妙”。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
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
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
古书！项羽乃楚国没落贵族，为楚将项燕之孙，幼时“读书不成”，故不知文物之
可贵。何能怪罪于始皇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７４２页）

　　项羽焚烧阿房宫连带着所藏的古书，自然是一大罪过，但其用意却并不在“整
齐思想”。为着“整齐思想”而“焚书”，郭沫若竟认为“实有必要”。这种可怕
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为五年后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埋下了伏笔。以笔
者的推测，郭沫若当然并不真的以为自己的书要全部烧掉，但为着“整齐思想”，
他人的有碍“整齐思想”的书就未必不能付之一炬了。事实上，当时的不少知识分
子在读到郭沫若的检讨发言时的一个条件反射便是：以郭沫若这样“又红又专”的
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书尚且要“烧掉”，自检以下，遑论其它知识分子的著述了
。

　　郭沫若对秦始皇焚书的评价，据他在《读〈随园诗话〉札记》的序中所说，“
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贯穿的是“今之意识”。郭沫
若在１９４３年撰写《十批判书》时是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呢？

　　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
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
，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
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
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十批判书》３８９页，人
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

　　在那个时代，郭沫若透过焚书事件，痛心疾首的是思想自由所遭到的“致命的
打击”。相隔十八年，郭沫若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确实发生了“价值倒立”的
转换。个中原委是什么呢？郭沫若１９６０年致历史学家翦伯赞信中的一段话透露
了缘由：

　　“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
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郭沫若书信集》上，５５５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左右了郭沫若。毛泽东为秦始皇翻案，虽未
形诸文字，但却有一段在大庭广众之下为“焚书坑儒”翻案的论述。１９５８年５
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称赞“秦始皇是厚古薄今的专家”，当场驳斥
林彪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责难：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
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
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
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转引自《东方文
化》２０００年第４期钱伯城文）

　　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当时一定听到了这个讲话的传达。他在次年３月写《替
曹操翻案》时，也提到要替秦始皇翻案。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涉及“焚书”，但郭
沫若不难领会其精神实质，故而在１９６１年的文字中作了“整齐思想”、“实有
必要”的发挥。

　　郭沫若对“焚书坑儒”评价的倒转，只是对毛泽东崇拜的一个例证。这种崇拜
一直伴随着郭沫若走到生命的尽头。１９７３年８月，毛泽东在读了柳宗元的《封
建论》后赋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认为《
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因而在诗中还点明“十批不是好文章”。对此，郭亦赋
诗表明心迹：“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如果说郭沫若对江青在“批
林批孔”运动中的颐指气使、威逼利诱极为反感，以沉默表示抵制的话，那么对毛
泽东的批评从未抵触。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郭沫若赋七律一首
，中有“九旬承教认孔丘”的感念。此前两个月，郭沫若在致林默涵的信中说：“
《十批判书》，殊多谬误，望您不吝指正，以俾减少罪愆。”正可以作为诗句的注
脚。

　　文坛泰斗说“焚书”毋宁是历史的悲剧。透过这历史的悲剧，值得后人吸取的
教训是太多了。

http://www.cnd.org/HXWZ/ZK03/zk357.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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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晚年的遗憾

笑蜀

　　　　　　　　　　　　　　　　一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诗贵意境，《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意境没有。如果非要称之为诗的话，至
多只能算作打油诗。

　　说出来怕不会有谁相信，这首打油诗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
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文艺工作者奉命讴
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
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
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１９５８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
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一百九十一行，怎不知当时的读者是怎么读下来的
。至于郭沫若同样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
，更惨不忍读。

　　曾经写出了《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
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在他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理论、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
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在学术界一片荒凉的背景下，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可惜，这朵在寒冬盛开的
“鲜花”没有给他带来声誉，反而只是无穷的遗憾。

　　先来看看这部著作的部份章节——

　　关于李白：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大失败
　　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嶙东巡……

　　关于杜甫：

　　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

　　论者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
公正的评价。

　　１９５３年４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１９６３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１９６２年６月，为纪念杜甫诞生１２５０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
词，后来发表时特意添加了一个持论公允的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
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１９
５８年１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
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
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
向，要翻这个案。一位七十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
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
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
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率先“反潮流”，写就了扬李抑杜的
《李白与杜甫》。他对写作此书的动机的解释甚至也与毛泽东的原话如出一辙——
“四人帮”垮台不久，一位读者致函郭沫若说：“我总认为您对杜甫的论述是苛刻
了。”郭沫若于１９７７年１月复信为自己辩护：“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
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
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

　　其实，岂止一部《李白与杜甫》是为紧跟毛泽东。象前面讲到的郭沫若的《咒
麻雀》、《宇宙充盈歌颂声》、《百花诗》等等，莫不是为了紧跟毛泽东。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即便在个人崇拜花样翻新的年代，他对毛泽东的崇
拜照样处于领先地位。郭沫若曾这样解释：

　　“我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
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
。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
？”

　　郭沫若在用辞上尽量避免用“崇拜”二字，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还是直言
不讳地表露了出来。

　　正因为如此，紧跟毛泽东，歌颂毛泽东，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
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
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
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
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
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
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其实还可以补充几个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这种颂扬，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
界之第一，郭沫若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也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二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

　　这不是偶然的——姚文元文章出笼不久，文革新贵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
林杰等，曾多次在小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认知。他们
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他
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主要指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
保皇党”。从这种认知出发，他们枕戈待旦，要公开讨伐“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
。郭沫若首当其冲。从１９６５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
，有的用辞还相当峻切，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
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
方白”？用意何在？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
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中央统战部主办的两份内部刊物——《零讯》和《光明日
报情况简编》，也反映了一些人批判郭沫若《武则天》和《蔡文姬》的主张。这两
份内部刊物郭沫若读到了。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郭沫若不安其位。１９６６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
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１月２９日，他更是给中国科学
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内称：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
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辞职信则被列为“二月提纲”七个附件材料中的第
四个——《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以证明姚文元文章引发
的所谓“学术讨论”打击面太大，有校正之必要。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
在听取关于这个提纲的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
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
。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
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
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
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郭沫若没有
可批之处，郭沫若毕竟有“过”。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
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紧接着
的４月１０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
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部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
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
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
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把郭沫若放在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
——郭沫若的大部份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
居文艺界的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仅仅四天之后，就诞生了震惊中外的郭沫若检讨书。

　　和郭沫若一样被毛泽东提名为保护对象但要作“自我批评”的范文澜，其时的
举动堪作郭沫若检讨书的一个注脚。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翦伯赞致函同事刘大年
和黎澍，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文澜请
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
”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
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
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批示。”又一封信
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
封建王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
，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
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
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
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是范文澜的心态，
也是郭沫若的心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才有了郭沫若那篇震惊中外的检讨——
４月１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全国人大副委
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
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为了使别人无可再补，郭沫若乾脆一点余地不留，把自
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的这番高论，正中好事者下怀。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
的康生如获至宝，通过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光明日报
》不敢怠慢，立即与郭沫若的秘书联系。秘书答称：需请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发表
，目前他在外地（此时郭沫若刚回四川），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再说。康
生哪等得及，就把郭沫若的检讨书送到了毛泽东案头。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
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无需郭沫若本人许可，毛泽东大笔一
挥：同意见报；郭沫若这篇奇文就在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
《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５月５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
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就仿佛是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尤其在文艺界产
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国内知识分子为之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苏联、
东欧等“修正主义国家”自不免就此说东道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要拿郭沫
若的检讨大做文章。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
的检讨无疑为这些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证。郭沫若的个人形像、中国的国家形像
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
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大概郭沫若事先也没料到自己的即席讲话会在全国所
有主要传媒上一字不漏地登出来，更没有料到会有此种反响，一时手足无措，狼狈
不堪。他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６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五十三个国家和
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
份，在会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
部份谈到自己４月１４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
。他是这样说的：

　　两个半月以前的４月１４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
，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
作用，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
，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
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
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
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
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
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
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
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
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算是对国外舆论的一个回答。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烧书”的主张又做
了一种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
‘烧掉’的意思。”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
败笔。

　　更遗憾的是，像这种最大的败笔，在郭沫若并非下不为例。

　　　　　　　　　　　　　　　　三

　　郭沫若４月１４日检讨的目的是争取主动，求得自保。但他没能如愿。他的检
讨非但没能成为保护伞，反而给别人提供了炮弹。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
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
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以郭沫若为主角的流言蜚语更
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欧阳海之歌》题写
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
，“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曾写下一首小诗，记述此
事：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
　　限期交代，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其实哪有什么“受之甘”，不过是无可奈何罢了。和他有过交往的一位新闻界
人士称：“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而纯粹是高层煽动的——
５月２３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虽然出
席了大会，却备受冷落。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江青主持，陈伯达致
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主题报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身为中国文艺界领袖，郭沫若竟没有发言资
格。这等于是告诉公众——郭沫若已经靠边站了。纪念大会过后两天，即５月２５
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
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皆无。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
，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在红色恐怖席卷国中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
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说：郭沫若不配享有这个历史评价；实
际上是暗示公众：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地冲击郭沫若。郭沫若看出此层深
意。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

　　６月５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亚非作家常设局秘
书长森纳那亚克以及凯尔、西园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团第一排，实际领导这次讨
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却被安排在后排就座。由他代表参加讨论会的
“同学”致闭幕词，次序排列在最后。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享有世界声誉的文
豪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折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
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应该
算郭沫若一生中最苦涩的作品了。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说：
“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
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
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地前进。”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
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
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
像”。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
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
，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
人的悲剧。郭沫若自尊心、自信力的彻底丧失，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知识阶层自尊心
、自信力的彻底丧失，代表着整个知识阶层向政治强权竖起了白旗。就这个意义而
言，郭沫若的这个败笔，既是郭沫若个人的败笔，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败笔，更是
整个知识阶层的耻辱柱。

　　有了这样的败笔，再有其他什么样的败笔，也都无足为奇了。林彪“自我爆炸
”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一直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１９
７３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毛泽东看来，郭沫若算不算共产党人，似乎已经成了问题。

　　毛泽东还把他读过五遍的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洪
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
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
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
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指令：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迭遭重创的郭沫若，现在再度置身风口浪尖，其惶恐惊惧可想而知。他还没喘
过气，更坏的消息又传来了——８月５日，毛泽东让江青记下他的新作——《读封
建论·赠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
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
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郭沫若似乎就要没顶了。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
个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
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在公开场合被高层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
前绝后。

　　这时郭沫若已恶疾缠身。但他还是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
回答。诗云：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本来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
裁统治。他当时万万不会料到，这篇文章既使他不见容于蒋介石，又在几十年后获
罪于毛泽东。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
东的裁决，毫无保留地推翻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并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
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
价——１９６７年４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
愤而自杀。第二年的４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
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敢也不能怀疑那场“
革命”，只能泪水往肚里流。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
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
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儿子的死，多半也因为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他却不
能对致他的爱子于死地的那场“革命”有半句微词，反而还不能不以中国第一文豪
的身份，不断地奉命讴歌那场可耻的“革命”。人世间还会有比这更屈辱的事吗？

　　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郭沫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与世长辞了。他究竟
想了些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但也并不是没有
端倪可寻。四人帮刚刚倒台，郭沫若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直到今天才见天日。在
这首诗中，郭沫若又焕发了《女神》时代狂傲不羁的精神，说“神佛都是假，谁还
相信它”；发誓要仗剑走天涯，把所谓的神佛统统打成烂泥巴。可惜上帝留给他的
时间太少了，他那个亲手砸碎天下所有神像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书面上。这大
概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遗憾。

□　摘自《今日名流》


　　　　　　　　　　　　　

tuffy05

关于郭沫若“焚书”说

翟清福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
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
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
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
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
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
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
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
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
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份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
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
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
。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
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
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

　　　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
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
。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
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
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
报》的报导。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
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
”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
。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
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
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
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
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那样在自焚后从火
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
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
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
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
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
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
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
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
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
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
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
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
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
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
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　原载《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http://www.cnd.org/HXWZ/ZK03/zk357.gb.html

tuffy05

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郭沫若


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讲几句。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按：指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来。我不是在此地随便说，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当然，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读过多少遍，有的时候也能拿到口头上来讲，要为工农兵服务啦，要向工农兵学习啦，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纸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没有切实地做到，没有实践，没有真正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

惭愧得很。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今天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工农兵在为我们服务了。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特别是我们拿笔杆子的人，搞文艺、搞历史、搞哲学的人，必须要深刻地反省。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没有改造好。

比方，报告里讲到的《欧阳海之歌》，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小说。作者金敬迈同志当了好几年兵，现在还在广东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因为他当了多少年的兵，所以他才能写出《欧阳海之歌》来。这本书，我看是非读不可。今天在座的，无论那一位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欧阳海之歌》，我推荐各位好好地读它一遍。他真把欧阳海写活了，把毛主席的思想写活了。欧阳海同志是一九六三年牺牲的。他把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止，所有的党的方针、政策，把主席的思想，差不多都容纳在这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看来，今天所谓专业文艺家，事实上是写不出来的。他是真正在部队里滚了一身血迹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艺作品来。所以，兵在为我们服务了，不是我们在为兵服务。

报告里提到大型泥塑《收租院》，是雕塑的革命化，现在还在美术馆展览。我自己看了三遍。那是很感动人的，有好多观众看了流眼泪，因为他们联想到自己的历史，触动了阶级感情。的确是好，那是我们四川大邑刘家的故事。据说在大邑原来的作品有一百四十六个人物，我们这里只有六十几个，只表现了一部分，已经很感动人了。已经有好几十万群众去看了，现在五月份的门票都卖光了。在座的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我看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必须去看，也使我们自己受一次教育。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是搞工艺的代表团，我同他们见面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就讲，我们到中国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了《收租院》，收获很大。搞《收租院》的一部分四川工人来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们在展览馆的后房里面工作，我去看了。他们就是用稻草做骨头，把稻草切成一寸长的样子，用泥巴和在里面，然后敷上去。材料是很便宜的。我看泥塑的味道再好也没有，比石膏象，比大理石象，比汉白玉雕象都感动人。特别是用泥巴来塑农民，用不着滚一身泥巴，它就是一身泥巴。《收租院》的确是很好的杰作，是雕塑的革命化。它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把主席思想掌握到了，活用了主席的思想。活学活用，用在雕塑上来，便收到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收租院》一来，使得我们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开渠同志，还有好些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他们都同工人一道工作，仿塑了六十几尊现在陈列的人物。这是工人在为我们服务了，工人教育了我们。

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我去年去山西，听到周明山同志（他是农民）讲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那真是生动活泼。他现在是绛县县委书记，他也是人大代表。

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是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

我今天的话好象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四月十四日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