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关于我出版物的一些故事

tuffy05

关于我出版物的一些故事 朱永嘉

2015-06-21 09:06 阅读(519)评论(4)


我在今年5月18日，突然收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来的文函，其标题为“关于朱永嘉先生来信的复函”，出版信字[2015]15号。今录该信函的内容于下：

朱永嘉先生：

您好！由国家信访局转来你的信件收悉。首先对你笔耕不辍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并感谢你对出版事业的关心。

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负责全国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

但《出版管理条例》同时规定，各出版单位经核证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自主决定作者投稿是否出版。我国现有580余家图书出版单位，你可以自行选择合适的出版单位，商谈你作品的出版事宜。

再次感谢您对出版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

收到这封信函后，我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能如此复函是非常高兴的，这肯定了我在国内享有出版自由的权利。我可以在国内580余家图书出版单位选择合适的图书出版单位出版自己的作品，这当然是值得我感到庆幸的事，他们对我表达的善意也让我满怀感激。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一下，我并没有向国家信访局写信访，我曾将自己的出版物，全都敬呈国家相关领导机关，是表示自己坦荡荡的心情，几十年来我的所言所行，至少在大节上是经得起检查的，当然小的错失也难免。

记得我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因心脏病而保外就医的，要到一九九〇年十月才能刑满。那一段时间我没有任何收入，是靠妻儿养活的。一九九〇年十月我刑满以后，还有三年驳政，那当然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在大陆没有一家出版社会接受我的作品的。在一九九一年，经姜义华介绍，我接受了台湾三民书局的稿约，我与肖木合作，花了近三年时间，搞了一本《新译吕氏春秋》。记得我在批林批孔时，那时毛主席《呈郭老诗》中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那个“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为《吕不韦批判》，郭沫若是借肯定吕不韦来批判秦始皇，以此来影射蒋介石。到了七十年代初，又成为此一时、彼一时了。那时我奉命组织写作“论尊儒反法”一文，为了肯定秦始皇，对吕不韦多有非议。事实上尽管秦始皇不满吕不韦专权，但如果没有吕不韦哪有后来的秦始皇呢？《吕氏春秋》一书，其实是吕不韦为了培养秦始皇将来的执政能力而编的参考书。到我们重新注译这本书时，我就抱着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来介绍这本先秦思想文化汇总的著作了。最终我们于一九九四年末完稿，一九九五年八月便在台北出版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定《吕氏春秋》这部书是儒道兼取而以道家为主的，然而多数学者主张该书是以道家为主，认为它是黄老学派的先驱，自秦始皇到汉代前期，在思想观念上是一脉相承地以黄老思想为主体。《汉书·艺文志》把此书归类于杂家，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至少通过这本书可以知道先秦诸子思想的概貌，由于这本书的杂，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先秦那个时代的政治、历史、军事、伦理、民俗方面的知识，而且对于那时的天文、历法、地理、农业生产及建筑、园林、服饰、器物、礼仪、巫祝等也有相当程度的反映，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当然，书本只是客体存在，阅读则是主体与客体交流的过程，客体是不变的，可变的是主体。换一句话说，通过阅读的收获之大小取决于主体如何去选择、理解和思索，如何展开自己联想的翅膀。借用《吕氏春秋》的语言来说，“察今则可以知古”（《察今》），同样的，“知古则可知后”（《长见》）了解一些古代知识，哪怕它是二千年以前古代社会的知识，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现实。我们通过各篇的题解、注释、语译，为后人阅读和理解这本书提供了方便。三民书局出版该书的时候，分为精装本与平装本两种，我们收到样书以后，便把一本精装本送给当时上海的公安局长朱达人审阅，他读后感慨地说，为什么这样得书不能在大陆出版呢？这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但他毕竟不是上海的出版局长，而是公安局长，即使是出版局长，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啊！在一般人看来我们是刑余之人，何况我曾是文革时期上海市委的写作组组长，对上海出版界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我和肖木二个人，只能以大陆作者的身份，为两岸文化交流做一点有益的事，借此安慰自己那种尴尬的处境。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找到了一条生活的出路，为了多一点收益，我们只能把版权卖绝。从出版方讲，他们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借此沟通两岸之间文化交流，还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

我们译注的《新译吕氏春秋》在台湾出版以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台湾商务印书馆负责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的王寿南先生，在一九九六年春写信给我们，向我与肖木约稿，希望我们对《新译吕氏春秋》的导读进行扩充，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中的一种。我们同意了，就在三万字导读的基础上，扩充改写为九万字的吕不韦的传记，一九九六年八月完稿，很快便出版了，列入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的第三册，共有一百三十三页，内容包括吕不韦的传略，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思想则列举了书中的宇宙观、认识论、国家观、战争观、经济观、文化观，《吕氏春秋》与先秦诸子，《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历史评价，书后列出参考书目，为此台湾商务印书馆还赠送了一套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共二十五册给我们。

从一九九五年起，我们接受台北三民书局的约稿，为《唐六典》做新译新注工作，这本书我与肖木二人合作，前后长达五年之久。《唐六典》是一部唐代开元年间编制的一部叙述官制的书，它对唐代国家机器的结构组成及其运作程序，作出了当时具有法律意义的叙述和规定。全书以唐代的官制为经，其他各项典制为纬，分别叙述沿革，向前追溯远至三代秦汉，把先秦经秦汉至隋唐的国家制度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概述。《唐六典》原书就有三十多万字，我们完稿时，全书达二百八十余万字，这可是一件非常庞大的工程。译注完毕以后，我们为全书写了一篇导读，仅导读就有二十余万字。全书是依政府行政职能部门之结构及其运作来分别叙述的，在导读中我们依其职能，把各个官僚机构分类进行分析和叙述，不仅仅是静态的各个机构，而且在动态中剖析各机构之间上下左右在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使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从秦汉到隋唐这套极其庞大的国家政府机构，相关部门结构之职能及运行过程中如何演变。毛主席讲过“百代皆行秦政法”，我们现在这套国家机器的架构和运作还保留着它许多印记，所以在剖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觉到历史与现实那么息息相关，尽管相关名称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二者之间仍有某种割不断的联系。知古与察今往往有着内在联系，议论当今的各种制度问题，不知道中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历史沿革的话，那就难以入门，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无法动摇中国社会制度内在的根本。我们为《唐六典》所写导读共有十三个专题，首先叙述了《唐六典》编撰经过及相关问题，接着分类地叙述各个职能部门，如：

从决策到行政——中书省、门下省、尚书部省；

官员的选授与管理——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

礼乐与教育——尚书礼部、太常寺、国子监；

财政与民政——尚书户部、司农寺、太府寺等；

司法与监察——尚书刑部、大理寺、御史台；

警卫与边防——尚书兵部、诸卫府、卫尉寺、太仆寺；

实业的运作与管理——尚书工部、少府监、将作监、都水监；

宫廷秘书与后宫内务——秘书省、殿中省、内官宫官内侍省、宗正寺等；

东宫即王朝的传承机制——太子诸官署、诸王府、公主邑司等；

中央与地方——三府、都督、都护、州县官吏。

我们把唐代这些官僚机构，依其功能分类，上述机构除了个别地方之外，从功能角度讲，大部分与后世政府机构的功能类似，可以说是古今相通的，只是机构名称不同罢了。唐代的尚书部省与六部尚书都是国家的行政部门，如那时的监察与司法机构都可以在今天找到对应的行政部门，现在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中纪委、监察部，都可或多或少地在唐代的刑部尚书、大理寺、御史台等机构中找到对应的功能关系。其他当代行政机构，也大部分可以在书中找到唐代相关机构相对应的功能，我就不在这儿一一列举了。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些部门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这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这个国家机构如何运作，正如有马在拉的一辆车子，由人来指挥其奔行在宽广的道路上。历代王朝的官僚机构，在名义上，都是君王作为车辆的驭手，臣子是拉车的马，整个官僚机构则如一辆车子的架构，实际生活中这个架构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有时皇上在打瞌睡了，车辆还在运行，那么方向便不明确了。有时拉车的四匹马有时闹意气，这个向东，那个向西，那么车辆便难以行动了。有时君王高兴起来，跳下车与马一起拉车，反而被马踢中摔倒在地。有的时候车子急转弯，弄不好车子翻了，整个车子散了架，那还得想办法把车子架构重新装配起来，训练好拉车的马队，才能继续前行。过若干年即使运行尚且正常的车辆，也要检修一下，更换一些零部件，做一下清洁卫生工作，加一点润滑剂，运转起来才能顺顺畅畅。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对马匹也是如此，要不断给它们洗浴喂料，有时还得换下一些病马，才能使车辆平稳运行。历代皆行秦政法，我们解剖一个组合的形成与解构的历史过程，那么历朝历代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大体上也就清楚了。我们在导读中解剖了唐代这套国家机器的架构和运行状况，考察其各个部件在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我们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轮廓，而每一个官僚部门的表述，我们把历朝历代的职官志与会要结合在一起，那就不仅是静态解剖其在整个架构中的位置，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连接关系，而且是动态地考察其运转时的前后左右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解剖一个麻雀的脏腑，便能知道所有麻雀脏腑的概况。猴体的解剖，也能作为人体解剖的前导。这样从历史研究进行探视，为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提供了一个通道，从这一点去思考，古今往往有想通的地方，有变化，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有许多架构的基因迄今未变。我这是借人、车、马在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各种可能来比喻国家机器在运转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变数，我们希望车辆驭手能像古代善御者王良那样，“约审之以控其轡，而四马莫不尽力”。即使如此，路况也是千变万化的，驭手需要有应对的方案和能力啊！整个《新译唐六典》全书二百八十余万字，说的便是这个道理。\n
三民书局在二〇〇〇年四月间向我们提起要注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我们正式着手工作是在二〇〇〇年的冬季，前后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先是我与王知常合作，中间出了一个插曲，王知常在二〇〇三年五月，遭受一次车祸，视力衰退，肖木就中途参预工作，顶了一段时间，待王知常恢复视力以后，由王接着做下去。我们合作的方式，一般先由我搜集资料，拟一个草稿，然后由王知常修改并定稿并校对，最后我再改定。其中第七卷、第十卷和书前的导读是由肖木改定的，故这本书是我们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本书也有一百三十多万字，其内容比前面二本书要更复杂一些。董仲舒的生卒年月，《史记》与《汉书》都没有记载，《汉书》本传称其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武帝时，他曾就武帝提出的天命和天人关系三次对策，即后人所言《天人三策》。在最后一次对策中，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从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称为历朝历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各家学说实际上都归并在儒家这面大旗之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董仲舒之言，认为六艺中“《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以《春秋》为上。《汉书》本传讲到董仲舒的著作有百二十三篇，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繁露》全书共十七卷，八十二篇。为什么取名《春秋繁露》，其用意也许是《春秋》之大义，若雨露遍施，可应用于人间万事万物之意。实际上《春秋》只是他藉以表述自己论点的一种依托，他不是依照时间次序来讲述这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而是以历史事实来衬托，他的观念重点是在论，不在史的时序。历史事实的作用只是借以用来“辨是非、“长于治人”的根据。借着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以显义，道往以明来，借《春秋》以微言大义，而义之中心是一个“仁”字，也就是他对江都王说的：“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讲仁义，不讲功利，是他讲经义的主旨。他以阴阳五行来讲天人关系，结合灾异来讲天人合一。董仲舒著作中利用神秘主义阐释天人关系的部分，与汉武帝那个时代有关，因为汉武帝非常迷信这套东西，否则就不会在父子之间闹出巫蛊案这场悲剧出来。从董仲舒讲，他借天人合一及灾异说来谈现实的政治问题，也只是为了给自己的言论增加一层保护色。故《春秋繁露》中有关天人合一之说，既有其合理的一部分，也有神秘主义宗教迷信色彩的东西。故对《春秋繁露》的注释和研析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增加了文本解析的难度，我们只能尽可能剥出其中合理的思想内涵。

我与肖木、王知常三人的合作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们三个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如今王知常已先我们而去，我们活着的也已年迈老朽、奄奄一息。是历史的风雨把我们卷到一块儿来的，一九六八年写作组解散，我们都已下放基层，当了一个多月的逍遥派，是姚文元把我们三个人找回来，成立《红旗》组稿小组，于是我们三个人被捆在一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前后有八年时间，我们三个人基本上朝夕相处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共同工作。从一九七三年起，毛泽东因视力退化，阅读古文需要印大字本，这样我们又担负起组织为毛主席阅读需要注释大字本的工作。那时通过写作组历史组的王守稼他们和复旦历史系、中文系的教师，有的是我们的老师辈，如谭其骧、陈守实等，做标点注释工作，我们也跟着做一些具体工作，注释与语译工作我们也是如此这般的边干边学。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都被关押了十多年，这十多年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安心读书的机会，在狱中静心阅读二十四史，对我而言别有一番滋味和心得，出狱以后我们才能比较顺手地接上这一份古文注译工作。为毛主席阅读古文做注释标点工作的过程，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通过老人家在何种情况下读什么文章的经历，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贯通古今。所以通过这十多年三部古典著作的今注今译工作，使得我们不再把古代的经典看作是死的书本，不再只会死扣文字，而是结合古人著书的时代，让他们也活起来。注和译的过程也是我们与古人不断对话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进一步懂得如何在各种环境中，如何不失为人的尊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迹之于古，返之于今，或有所见，对世道亦不无裨益。《荀子·儒效》有言：“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杨倞注时，认为“以古持今”当为“以今持古”。尽管时间上相隔有二千多年的距离，但思想文化上的传统，有时如同基因一般，看上去似隐似现，虽然相隔许多年，却仍然会在变化形式后，顽强地显现自己。我们做的工作，也许就是如何使微者著、隐者显，把死去的东西重新活泼泼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对于我们来说，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后，再去面对故纸堆里所记录的那些历史上王朝反反复复的兴衰变化，其思也深，其味也无穷，在阅读史书过程中浮想联翩，不时地会心一笑，对于他人来说往往视为枯燥无味之事，我们却可以从中感受到许许多多酸甜苦辣之味在其中，这也是一种安慰吧！

二〇〇六年上半年，三民书局约请我们对《容斋随笔》作注译的工作，这本书是宋人洪迈的读书笔记，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十九则，内容包括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乃至医卜星相等都有涉及，对文史都有精辟的考据和论述，又有广泛的趣味性，思想性也很高，当代流行的大都是标点本，台湾有过一个白话本，但也只是选本。这本书吸引我注意的是毛泽东非常喜欢读它，他把此书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北京，在外出巡视时也时时带在身边，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还想读这本书，让办公厅印大字本，等大字本印好，已是他老人家离世的第二天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我考虑接手这本书时，原来我们的组合有困难了，肖木在忙着他的小说创作，王知常眼睛看不见了，我只能找我的老同学徐连达和年青人李春博一起合作。二〇〇六年下半年我们正式接受三民书局的邀约，具体工作从这一年十月份开始，我们三个人每周花一天时间在徐连达家通读此书。由于原书篇幅很大，我们最后决定出一个选本，挑选一百条左右，偏重于文史方面的内容，字数大致在五十万字上下。首先选了十多条试做注译工作，每条加上研析，得到三民书局编辑部认可以后，我们在二〇〇七年六月签了出版合同，实际译注花了二年多时间，二〇〇九年底完成一百〇六篇札记，二〇一一年五月才将导读脱稿交给出版社，至今年二月间此书才正式在台北出版。

《新译容斋随笔》出版以后，还是受到读者欢迎的，李春博撰写了书中有关历史方面君臣民之间关系的文章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受到新浪网的推荐，点击数很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烦恼，许多读者写信希望能读到原著，还有打工青年向我要书，我送了几本，但也难于应对，于是我在博文中提出希望去台湾旅游的朋友能带几本回来，但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把此书上送给中央领导机关时，提了一个愿望，希望在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时，台湾包括三民书局在内的相关出版社有关传统文化的著作，能不能在大陆开放呢？这封信被领导机关转给了国家信访局，而国家信访局又转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件复函。对这封复函我还是非常感激的，但复函主要讲了我在大陆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可以与全国所有的出版社联系我书籍的出版事宜，其实我在大陆出书这几年已开放了，2012年5月，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曹操》一书，以后北京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在2013年4月出版了我的《刘邦与项羽》，2013年7月出版了《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2015年1月出版了《读史求是》那本博客文选，2015年4月份又出版了《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除了《读史求是》是博客文选之外，其余四本都是我讲课时的讲稿。我在大陆不仅可以出版图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已不少，《读书》杂志去年和今年便连续刊登我的两篇文章。对我而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那封复函所言行使出版自由便不是一句空话了。当然，有的新闻出版单位还是有顾虑的，就上海而言，我毕竟还是敏感人物，文化出版界不敢过多地刊登我的作品，这封复函公开以后，多少可以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了吧，管理部门不会因我的名字太敏感而直接不讲什么理由地蛮横干预了吧！例如我的《论曹操》那本书，当时印行了六千册，不久这本书由上海出版主管方命令下架了，剩下的三千册被封存，理由是不要影响十八大的召开。其实《论曹操》那本书与十八大召开根本不相干，无非是我的名字比较敏感罢了，是为了防止给上海有关领导增添麻烦。十八大召开以后，这本书也没有因此而解除封存，这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复函帮了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领导看到这封复函以后，很快就解除了封存。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中国长安出版社对我的支持，他们为我雪中送炭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司给我的这封复函，尽管对我是很大的鼓舞，但我给中央领导机关提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即我在台湾出版的那几本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今注今译如何在大陆也能公开发行的问题。前面我介绍了自己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几本书的内容，至少应该说是无害的吧，至于是否有益，以及有多大益处可以由读者评述，当然在文字表达上小的错失也难免。台北商务印书馆与三民书局都曾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丛书，在政治上他们源于国民党系统，现在国共两党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家都是属于同宗、同一文化的传承系统，在两岸出版系统，能否为两岸文化交流出一份力呢？这件事也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司来牵头，沟通两岸相关的出版社一起来商谈这件有益于两岸人民的事。我也知道台湾的书价高，大陆的书价相对稍低，台湾是繁体字，大陆是简体字，其实双方还是可以取长补短的。三民书局的负责人曾来上海与我见过面，他们为刊印古籍今注新译丛书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有一个宗旨，便是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他说：“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我们注译的成员，也由台湾各大学的教授，扩大及大陆各有专长的学者。阵容的充实，使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整理更多样化的古籍，兼采经、史、子、集四部的要典，重拾对通才的器识的重视，将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目标。”其实传承和发扬我们两岸共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两岸作者共同的历史使命，也需要两岸的出版社共同合作，让两岸读者共享这个历史成果。我在台湾出的书，版权是卖断的，当时为生活所迫，我也不得不如此，因而需要声明的是，我没有权利把这些书再交给大陆出版社出版，只能由两岸相关的出版社来商谈这方面的事宜。在这件事上，我并没有为个人谋利，只是为两岸文化交流如何更上一层楼提供建议罢了。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本着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精神，让大陆的出版社与台湾三民书局沟通，在这方面大陆出版社气度应更大一些，如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能够出来牵头，那事情才能有一个眉目，否则大陆的出版社会有顾虑的，对这件事能够公开、合理、合法地加以推动和进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将会是两岸人民的福祉，对两岸的和平统一也会是一种促进。马英九不是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两岸分了那么多年，现在合是大势，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文化交流来沟通建立两岸同祖同宗同文化的新阶段作出一份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私心的话，自己毕竟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留下的时间与精力非常有限了，希望自己后半生花在传统文化经典上的今注今译工作，能让后来者受益，即使做他们的垫脚石我也心甘情愿，仅此而已。在件事上，我没有什么私利可图，真能实现这个愿望，将来到地下亦有一份安慰。实际上我在香港出的两本书亦有类似的困境。谨以此文作为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给我复函的一份公开的感谢信，并提出自己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愿望，希望能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再答复，也希望这件事成为一个发扬民主、尊重宪法上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的案例，于国于民皆有益处。

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在推动出版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可谓责无旁贷，这不仅仅是一项行政管理事务，它首先是一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应该政治思想领先，使出版工作得以在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兴旺发达，故其工作的重点主要不在如何管，更在于正确思想指导下如何积极推动出版工作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发挥引导作用，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大的方针政策，要从大处着眼来看我们该如何管理。重点不在经济效益，而在社会效益，不仅着眼眼前，而应为民族国家之长远利益建功积德，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出版家，如张元济等人，历史和人民会永远记得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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