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渝 话说“联动”：选自《告别元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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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联动]
（作者：张光渝）

粟寒生，现在姓郑，是他从海军专业时，父亲粟裕给他更的名，改的姓，理由是姓粟的很少，到了地方可能会“特殊化”。
我知道他姓郑，大概是1996年前后。再次见到寒生2006年新年过后的聚餐，年近60的寒生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他的父亲。我把我父亲的传记送给他，他马上说：“淮海战役那时候你爸爸和我爸爸在一起啊。”我说：“是你爸爸部下。”“那时候”是从1947年8月算起，我父亲当政委的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刚成立就在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包围黄维兵团，十一纵才正式归还中野刘邓指挥，而双堆集打黄维的活也是中野华野一块干的。
说起长辈对自己的影响，饭桌上，他讲起了文革中被当成“联动头目”送进监狱的经历。
讲寒生那段“古”，就要先从“联动”的来历说起。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自称“联委会”）是一个历史专用名词，知道的人很多，真正了解的少。一般人的概念里，北京的高干子弟，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大都是“联动分子”。但据我所知，“联动”的正式成员并不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真正要干什么“联合行动”的事情，就会召集一批“乌合之众”，刷标语、散传单，“进攻“造反派”，这些行动都具有随意、偶然、卤莽的特点。“联动”的标志是在左臂戴一个一扎宽的无字红袖章，谁认可联动、谁支持联动，谁就可以自己搞一个袖章戴上。
“联动”的前身“西纠”、“东纠”、“海纠”（即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8月左右，背后有周恩来通过当时的“联络员”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的辅助支持，意在维护一下文革初期越来越混乱的秩序。“红卫兵纠察队”，含有“超级红卫兵”的意思，不过据我所知，除了少数核心人物外，“纠察队”并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统一正规的加入手续，很像是一种需要“自知之明”的“带不带你玩儿”的游戏。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个纠察队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被排斥在外，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我所执行的1966年 8月18日和8月31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型集会的“标兵”任务，就是“纠察队”的职权范围。通知我去，我就去了，没有任何其它程序和环节。当年北京八中的同学吴新潮回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
（8月）31日上午，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北京八中以及四中、三十五中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警戒任务。中午时分，我们列队到达天安门城楼前，和中央警卫团取得了联系，不一会儿，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来找我们，要我们负责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之间的警戒线。
1966年夏天，能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合影的，在金水桥前当值勤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女，其他人也要是“红五类”出身。但当时正在激烈辩论的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赞成的。我曾参加过七、八月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会”，邓小平的女儿（记不得是邓楠还是邓琳）上台自报家门，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倒”，她亮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发表意见时立场站得住。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口号的错误，而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封建传统深远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长期存在这种血统论，对联不过把它挑明了而已。虽然中央文革也出面批驳对联，但至少在十年文革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副对联的，谁的命运都没有逃脱对联的支配。文革中打倒了许多原来自认“革命血统”的青少年们的父辈，这些青少年当然也就不再是“好汉”，但那些没有被打倒的，新上了台的，仍然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而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依然是没有“混蛋”公开称谓的二等、三等公民，当兵、进工厂、上大学，都没他们的份。十年文革没有改变血统论，反而十倍百倍地放大了血统论。

文革初期时，只想革别人的命，没想到其实我们“保卫”的是一场矛头指向自己父辈的政治清洗运动。到后来才意识到，即使是“革别人的命”也是错误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联动”和各色“红卫兵”都干了不少打砸抢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受害对象还主要是过去的旧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家庭及一些闲散平民。
在1966年夏天“破四旧”高潮中，毛泽东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找去汇报，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汇报了社会上的混乱情况，说市委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吴德说：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原来，“纠察队”和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那些血腥事件，是以“超乎寻常”的“雄才大略”为根据的。既然“运动”了，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如同反AB团、肃托、抢救、土改、肃反、反右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必然的，文革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我去抄过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的家，到玉渊坛公园参加过“抓流氓”的行动，批斗过校领导和老师。2005年见到两位当年参加过联动的同学，他们回忆往事，为自己的蛮干后悔不已，但他们一致认定“光渝没有打过人”。记得当时父母对我们在社会上的“革命行动”很不以为然。妈妈说：
你们都被街道和派出所那些人当枪使了。
“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年底的事情，联动的核心部分是“海纠”- 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101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十分集中，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于增寿、卜大华、宫小吉等都是出自这些学校。清华附中的卜大华是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这支红卫兵喊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曾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赞言。据考证。“红卫兵”这个名词最早也是出于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张承志办的墙报，现在张承志是一位知名作家，而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已是学生党员。宫小吉更非同一般，他也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1965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分的秘诀》，列举如何得五分的 “诀窍”，指出这样考出的五分实际没有用处，学生无须单纯追求成绩，三分四分足矣，应当注意多方面实际能力的提高。《中国青年》杂志在同年第六期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文中的思想与他对学习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随即做了批示，并称“此人厉害”。
实际上，宫小吉等干部子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毛泽东早些时候对教育革命的指示他们已有耳闻，并引起共鸣，才能写出那篇文章。不要小看这些“渠道”，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谁能早一步获知“上面”的“风向”，谁就能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是干部子弟的原因。
但到1966年底，曾受到毛泽东肯定和鼓励的这些青年人却对“革命”和“造反有理”产生了新的理解，对“上面的风向”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此时，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已经把“革命造反“的矛头从社会转向中央文革。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联合体。12月5日发布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联动成立伊始，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
“联动”的成立需要一个公开的“仪式”，1966年12月5日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
“联动”存在期间，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了从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之间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行动，干这种事情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军队的地方（政府机关）的都有，“高干子弟”、“中干子弟”都有。但并不是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
我当年就听一位同学讲起他如何碰巧“赶上”参加了某一次冲击行动，而使他最得意的竟然是在公安部大食堂里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他的经历后来由官方举办的“粉碎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所证实 ---- 1967年1月6日近午夜时分，打着联动旗号的一批中学生冲进了公安部大院，他们砸了礼堂内的一些设备后意犹未尽 ---- 展览会的解说词原文如下：
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枪吞一空。他们一边吃还一边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
“国骂”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比如一首红卫兵战歌就唱道：“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所以正式展览的解说词里有那个词也并不为怪。
虽然联动追随者的行动很卤莽，但他们的诉求却很清晰，“联动”显然成了逆流而动的“逆动”，请听他们在冲击公安部时喊出的口号：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利！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强烈要求为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因此实际上，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也就是两个月时间，主要活动也只集中在北京城区和西郊，但其影响却很大。总之，与其说联动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潮。

我从1966年9月就外出“串联”，从北到南往返两趟，最后回到北京已经是12月初，那时我和学校已经没什么联系了。12月14日江青点了我父亲的名，我们一家自顾不暇，顾不上到外面“闹革命”。没想到的是，江青在那前后还点过粟寒生的名，寒生在酒店的餐桌上给我们讲：
当时我是十三中的。那天一个同学叫我到北展剧场参加红卫兵集会，我就去了。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台下与同学聊天，突然听到喇叭广播：“十三中的代表粟寒生请到主席台上来”。原来每个学校要有一个代表，而我不知为什么、被什么人推为十三中的代表。那一天全场都只记住我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别的学校的代表都已经在主席台上，没有“点名”邀请。
粟寒生提到的那个大会是1966年12月26日召开的联动“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是“联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集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公开喊出了“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的口号，得到极其热烈的喝彩和长时间的掌声。而粟寒生的名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专门提到，就成了“出头橛子”。我看，这也是出身惹的祸，谁让他爸爸官大呢。那样的场合，他不当代表谁当代表？寒生说：
过了些日子，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粟裕的儿子粟寒生是联动的头目，要我爸爸“大义灭亲”。那天我看到我爸爸回家后把妈妈拉到房间里嘀咕了好长时间，出来后就问我是不是“联动分子”，我说我绝对不是联动，还讲了那次开大会的事。老头子说，你不是就好，但是既然江青说你是联动，接受一下审查，把问题搞清楚也好。他就叫秘书把我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我关进天安门旁边的一处地方，过了些日子又被转移到陶然亭的半步桥监狱里，就算正式坐牢了。
寒生说：狱中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饿肚子，每天只给四个一两的头和白菜汤。好在楼下是女“联动”，“千斤”们咽不下那些玉米窝窝，楼上的“男犯”就把被子的缝线拆下来，顺到楼下“钓”窝头，也算是苦中作乐。
说是因为“”被关进去，实际上他们的出身还是起正面作用的。粟裕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被彭德怀无故扣上“个人主义”等帽子整下去靠边站，文革中因祸得福没有被打倒，粟寒生在联动全体释放之前就先出狱了，他说自己是受“优待”的。“联动”们被集体释放的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当天，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不是“高干子弟释放犯”，能享受这种待遇？
被释放的的学生们在接见大厅席地而坐，他们见到了几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见过的周恩来，还有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卜大华站起来，还没开口回答，就哭出声来，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在他身后，站着他的同学们。周恩来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蓬乱的晚辈们，心里也不是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周恩来点到他，是为了确认他在场。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孔丹的父母与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这些子弟身陷囹圄，他们的家长也都是自身难保。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感情，高声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此时，江青走上前来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也没办法回答。
江青说：
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
这场极其特别的接见在口号声中结束。文革初期的那批红卫兵，就此消失在文革高潮的政治舞台上，分别奔赴了农村、工厂和军营，迎接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据我所知，我的同班同学刘亚铁当时就是以联动的罪名在广州被捕，理由是他们可能偷渡香港。他后来对我讲述那段“浪漫史”时，还不知道周恩来的广州之行与他们那帮人被释放之间的关系。1967年，刘亚铁在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展以前就自愿到北大荒去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孟建新则穿越中越边境，找到抗美援越的中国部队要求参军打“美帝”，部队表态，精神可嘉，礼送回国。
应当是年龄小的原因，文革初期学生们的“造反”是出于浪漫和激情，以搅动天下为己任，但并不大在乎自己的位置，而大学生则更多现实和功利，比如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就想靠造反获取实际权力，他们的下场更为悲惨，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无关。
多少年过去了，那批“联动分子”中的一些人还会在4月22日这一天抽空聚一次，共同回味那段不可复制也不应复制的经历。当年这些发起红卫兵运动的热血青年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后来才发现，那是历史给他们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他们也在这场“玩笑”中领略了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

说实话，联动当年的政治口号是符合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干部子弟胃口的。1967年元旦，联动以“中央字003号通告”的名义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请看原文摘录；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派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 – 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公开发布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通告，公然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破天荒地提出只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如果不是“高干子弟”们干的，早就被枪毙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够公开喊出这些口号而不受镇压的只能是老干部的子弟。
1967年1月，我父亲和许许多多老干部确实正处于“公告”中指出的“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的境地，它无疑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当然，我没有参加具体的“联合行动”，许多人也没有参加具体行动，但这并不能避免出现诸如把陈小鲁说成是持有“双枪”的“联动总头目”那样的社会舆论。为了避风头，周恩来在亲自询问陈毅，得到他保证儿子不是联动的承诺后，让陈锡联把陈小鲁安排到沈阳军区的农场劳动。
寒生后来当了海军，从部队转业后进了中远公司当海员，跑船、当船长。他曾经从单位要过一套房子，并不违反规定，但粟裕知道了，严令寒生退掉住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寒生和我等都是文革的亲历者，都是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都是沾了长辈的光也倒过长辈的霉的“革命后代”。今天我们在谈笑中说当年，其实也只是触及皮毛和片段，亲历者实际上往往说不清楚自己言行和见闻的全部内涵和意义，历史经验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曾经有一本书名为《告别万岁》，是反思个人崇拜、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为纲种种人祸的时论文集。多少年后，是否还要出一本书，名曰《告别革命》，反思那些打着“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旗号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曾论及联动，他说：
也许，“联动”留给“文革”和后世的一个最值得注目的惊叹号就是那一条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当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时候，我们再来检阅这“文革档案馆”里的陈迹，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武器与严酷。
依我的看法，文革的“史无前例”在于，无论是革命的发动者还是革命的对象，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竟然没有任何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那场运动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
回头看那段历史，“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是被独裁者利用的工具，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一句虚伪的煽动性口号，它的实质是“奉旨造反”，不是“谢恩”就是“谢罪”。文革最初的产物红卫兵很快掉过头来反对文革的发动者，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文革的损害。干部子弟的那些利益一部分被认为是“特权”，但还有大部分是与全民族利益一致的，人们往往注重前者，忽略后者。“联动”这个不受社会多数人“待见”的“小圈子”出于本能提出的一些幼稚偏激的口号中，之所以还能够包含着某些惊世骇俗、被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就是出于上述原因。


出自：张光渝，《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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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联动”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粟寒生，现在姓郑，是他从海军转业时，父亲粟裕给他更的名，改的姓，理由是姓粟的很少，到了地方可能会“特殊化”。
我知道他姓郑，大概是1996年前后。再次见到寒生是2006年新年过后的聚餐，年近六十的寒生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他的父亲。我把我父亲的传记送给他，他马上说：“淮海战役那时候你爸爸和我爸爸在一起啊。”我说：“是你爸爸的部下。”“那时候”是从1947年8月算起，我父亲当政委的中原野战军十一纵刚成立就在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包围黄维兵团，十一纵才正式归还中野刘邓指挥，而双堆集打黄维的活儿也是中野华野一块儿干的。
说起长辈对自己的影响，饭桌上，他讲起了文革中被当成“联动头目”送进监狱的经历。
讲寒生的那段“古”，就要先从“联动”的来历说起。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自称“联委会”）是一个历史专用名词，知道的人很多，真正了解的很少。一般人的概念里，北京的高干子弟，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大都是“联动分子”。但据我所知，“联动”的正式成员并不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真正要干什么“联合行动”的事情，就会招集一批“乌合之众”，刷标语，散传单，进攻“造反派”，这些行动都具有随意、偶然、卤莽的特点。“联动”的标识是在左臂戴一个一拃宽的无字红色袖章，谁认可联动、谁支持联动，谁就可以自己搞一个袖章戴上。
联动的前身“西纠”、“东纠”、“海纠”（即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8月左右，背后有周恩来通过当时的“联络员”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的扶助支持，意在维护一下文革初期越来越混乱的秩序。“红卫兵纠察队”，含有“超级红卫兵”的意思，成立之初也确有代替日益涣散的各级政府机构维护社会秩序的想法和行动。西城区纠察队连续发了十个“通令”，企图以“权威”身份规范文革运动。比如其1966年9月3日的第五号通令，题为“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明确提出“在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针对当时从北京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情况，西纠的9月9日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逐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明确驱逐对象是从外地逃亡、流窜到京的地富反坏，或隐瞒身份查有实据的人员。通令提出，资本家、右派和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的人“不必离京”，交原单位监督审查。
但是，这些“通令”的题目都是“意见”，说明通令起草者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有些含糊。事实证明，这些“通令”也基本没起什么作用。今天重述，只是为了缕清红卫兵纠察队成立的初衷。
据我所知，除了少数核心人物以外，“纠察队”并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统一正规的加入手续，很像是一种需要“自知之明”的“带不带你玩儿”的游戏。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个纠察队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被排斥在外，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我所执行的1966年8月18日和8月31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型集会的“标兵”任务，通知我去，我就去了，没有任何其他程序和环节。当年北京八中的同学吴新潮回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

（8月）31日上午，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北京八中以及四中、三十五中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警戒任务。中午时分，我们列队到达天安门城楼前，和中央警卫团取得了联系。不一会儿，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来找我们，要我们负责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之间的警戒线。

那时候，能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合影的，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值勤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女，其他人也要是“红五类”出身。但当时正在激烈辩论的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赞成的。我曾经参加过7、8月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会”，邓小平的女儿（记不得是邓楠还是邓琳）上台自报家门，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倒”，她亮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发表意见时立场站得住。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口号的错误，而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封建传统深远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长期存在这种血统论，对联不过把它挑明了而已。虽然中央文革也出面批驳对联，但至少在十年文革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幅对联的，谁的命运都没有逃脱对联的支配。文革中打倒了许多原来自认“革命血统”的青少年们的父辈，这些青少年当然也就不再是“好汉”，但那些没有被打倒的，新上了台的，仍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而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照样是没有“混蛋”公开称谓的二等、三等公民，当兵、进工厂、上大学，都没他们的份。十年文革没有改变血统论，反而十倍百倍地放大了血统论。
文革初起时，只想革别人的命，没想到其实我们“保卫”的是一场矛头指向自己父辈的政治清洗运动。到后来才意识到，即使是“革别人的命”也是错误的。文革初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各色“红卫兵”都干了不少打砸抢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受害对象还主要是过去的旧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家庭及一些闲散平民。
在1966年夏天“破四旧”高潮中，毛泽东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找去汇报，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汇报了社会上的混乱情况，说市委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原来，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那些血腥事件，是以“超乎寻常”的“雄才大略”为根据的。既然“运动”了，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如同反AB团、肃托、抢救、土改、肃反、反右等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必然的，文革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我去抄过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的家，到玉渊潭公园参加过“抓流氓”的行动，批斗过校领导和老师。2005年见到两位当年参加过联动的同学，他们回忆往事，为自己的蛮干后悔不已，但他们一致认定“光渝没有打过人”。记得当时父母对我们在社会上的“革命行动”很不以为然。妈妈说：

你们都被街道和派出所那些人当枪使了。

“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年底的事情，联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一○一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十分集中，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于增寿、卜大华、宫小吉等都是出自这些学校。清华附中的卜大华是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这支红卫兵喊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曾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赞言。据考证，“红卫兵”这个名词最早也是出于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张承志办的墙报，现在的张承志是一位知名作家，而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当时已是学生党员。宫小吉更非同一般，他也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1965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分的秘诀》，列举如何得五分的“诀窍”，指出这样考出的五分实际没有用处，学生无须单纯追求成绩，三分四分足矣，应当注意多方面实际能力的提高。《中国青年》杂志在同年第六期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文中的思想与他对学习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随即做了批示，并称“此人厉害”。
实际上，宫小吉等干部子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毛泽东早些时候对教育革命的指示他们已有耳闻，并引起共鸣，才能写出那篇文章。不要小看这些“渠道”，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谁能早一步获知“上面”的“风向”，谁就能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是干部子弟的原因。
但到1966年底，曾受到毛泽东肯定和鼓励的这些青年人却对“革命”和“造反有理”产生了新的理解，对“上面的风向”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如果说“纠察队阶段”的干部子弟还自认为“正统”，对文革运动采取积极拥护的姿态，那么此时，联动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已经把“革命造反”的矛头从社会转向中央文革，从正统转为叛逆。
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联动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达”的口号。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2月5日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联动成立伊始，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提出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
“联动”的成立“仪式”实际上是在1966年12月5日，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
“联动”存在期间，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了从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之间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行动。干这种事情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军队的地方的（政府机关）的都有，“高干子弟”、“中干子弟”都有。但并不是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
我当年就听一位同学讲起他如何碰巧“赶上”参加了某一次冲击行动，而使他最得意的竟然是在公安部大食堂里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这是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中的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进入公安部的行动，其余五次都是“冲”设在公安部院外的接待站或冲击大门未遂）。他的经历为后来由官方举办的“粉碎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所证实——1967年1月6日近午夜时分，打着联动旗号的一批中学生冲进了公安部大院，他们砸了礼堂内的一些设备后意犹未尽——展览会的解说词原文如下：

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还一边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

“国骂”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比如一首红卫兵战歌就唱道：“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所以正式展览的解说里有那个词也并不为怪。
虽然联动追随者的行动很卤莽，但他们的诉求却很清晰，“联动”显然成了逆潮流而动的“逆动”，请听他们在冲击公安部时喊出的口号：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强烈要求为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因此实际上，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主要活动也只集中在北京城区和西郊，但其影响却很大。总之，与其说联动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潮。
我从1966年9月就外出“串联”，从北到南往返两趟，最后回到北京已是12月初，那时我和学校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12月14日江青点了我父亲的名，我们一家自顾不暇，顾不上到外面“闹革命”。没想到的是，江青在那前后还点过粟寒生的名。寒生在酒店的餐桌上给我们讲：

当时我是十三中的。那天一个同学叫我到北展剧场去参加红卫兵集会，我就去了。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台下与同学聊天，突然听到喇叭广播：“十三中的代表粟寒生请到主席台上来”。原来每个学校要有一个代表，而我不知为什么、被什么人推为十三中的代表。那一天全场都只记住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别的学校的代表都已经在主席台上，没有“点名”邀请。

粟寒生提到的那个大会是1966年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联动“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是“联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集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公开喊出了“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的口号，得到极其热烈的喝彩和长时间的掌声。而粟寒生的名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专门提到，就成了“出头椽子”。我看，这也是出身惹的祸，谁让他爸爸官大呢。那样的场合，他不当代表谁代表？
寒生说：

过了些日子，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粟裕的儿子粟寒生是联动头目，要我爸爸 “大义灭亲”。那天我看到我爸爸回家后把妈妈拉到房间里嘀咕了好长时间，出来后就问我是不是“联动分子”。我说我绝对不是联动，还讲了那次开大会的事。老头子说，你不是就好，但是既然江青说你是联动，接受一下审查，把问题搞清楚也好。他就叫秘书把我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我关进天安门旁边的一处地方，过了些日子又被转移到陶然亭的半步桥监狱里，算是正式坐牢了。

寒生说，狱中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饿肚子，每天只给四个一两的窝窝头和白菜汤。好在楼下是女“联动”，“千金”们咽不下那些玉米窝窝，楼上的“男犯”就把被子的缝线拆下来，顺到楼下“钓”窝头，也算是苦中作乐。
说是因为“高干子弟”被关进去，实际上他们的出身还是起正面作用的。粟裕1958年被彭德怀主持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整下去靠边站，文革中因祸得福没有被打倒。粟寒生在联动全体释放之前就先出狱了，他说自己是受“优待”的。“联动”们被集体释放的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当天，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不是“高干子弟释放犯”，能享受这种待遇？
被释放的青年学生们见到了几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的周恩来，还有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联动的发起人之一卜大华站起来，还没开口回答，就哭出声来，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在他身后，站着他的同学们。周恩来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蓬乱的晚辈们，心里也不是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周恩来点到他，是为了确认他在场。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孔丹站了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许多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孔丹的父母与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这些子弟身陷囹圄，他们的家长也都自身难保。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他高声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此时，江青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牛皖平站了起来。江青笑了笑，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牛皖平没有回答，也没办法回答。江青说：

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

这场极其特别的接见在口号声中结束。文革初期的那批红卫兵，就此消失在文革高潮的政治舞台上，分别奔赴了农村、工厂和军营，迎接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据我所知，我的同班同学刘亚铁当时就是以联动罪名在广州被捕的，理由是他们可能偷渡香港。他后来对我讲述那段“冒险史”时，还不知道周恩来的广州之行与他们那帮人被释放之间的关系。1967年，刘亚铁同学在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展以前就自愿到北大荒去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孟建新也是在那段时间穿越中越边境，找到抗美援越的中国部队要求参军打“美帝”。部队表态，精神可嘉，礼送回国。
多少年过去了，那批“联动分子”中的一些人还有时会在4月22日这一天抽空聚一次，共同回味那段不可复制也不应复制的经历。当年这些发起红卫兵运动的热血青年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后来才发现，那是历史给他们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他们也在这场“玩笑”中领略了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
说实话，联动当年的政治口号是符合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干部子弟胃口的。1967年元旦，联动以“中央字003号通告”的名义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请看原文摘录：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公开发布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通告，公然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破天荒提出只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如果不是“高干子弟”们干的，早就被枪毙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够公开喊出这些口号而不受镇压的，只能是老干部的子弟。
1967年1月，我父亲和许许多多老干部确实正处于“公告”中指出的“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的境地，它无疑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当然，我并没有参加具体的“联合行动”，许多人也没有参加具体行动。但这并不能避免出现诸如把陈小鲁说成是持有“双枪”的“联动总头目”那样的社会舆论。为了避风头，周恩来在亲自询问陈毅，得到他保证儿子不是联动的承诺后，让陈锡联把陈小鲁安排到了沈阳军区的农场劳动。
寒生后来当了海军，从部队转业后进了中远公司当海员，跑船，当船长。他曾经从单位分了一套房子，虽然并不违反规定，但粟裕知道了，仍严令寒生退掉住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寒生和我等都是文革的亲历者，都是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都是沾了长辈的光也倒过长辈的霉的“革命后代”。今天我们在谈笑中话说当年，其实也只是触及皮毛和片段，亲历者实际上往往说不清楚自己言行和见闻的全部内涵和意义，历史经验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曾有一本书名为《告别万岁》，是反思个人崇拜、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为纲种种人祸的时论文集。多少年后，是否还要出一本书，名曰《告别革命》，反思那些打着“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旗号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曾论及联动，他说：

也许，“联动”留给“文革”和后世的一个最值得注目的惊叹号就是那一条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当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时候，我们再来检阅这“文革档案馆”里的陈迹，不得不慨叹历史的无情与严酷。

依我的看法，文革的“史无前例”在于，无论是革命的发动者还是革命的对象，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竟然没有任何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那场运动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
回头看那段历史，“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是被独裁利用的工具。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一句虚伪的煽动性口号，它的实质是“奉旨造反”，不是“谢恩”就是“谢罪”。
文革最初的产物红卫兵很快掉过头来反对文革的发动者，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文革的损害。干部子弟的那些利益一部分被认为是“特权”，但还有大部分是与全民族利益一致的，人们往往注重前者，忽略后者。“联动”这个不受社会多数人“待见”的“小圈子”出于本能提出的一些幼稚偏激的口号中，之所以还能够包含着某些惊世骇俗、被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就是出于上述原因。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孔丹自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米鹤都 中港传媒出版社
《毛泽东的车“抛锚”了》 吴新潮 《老照片》第15辑 2000年9月
《十年风雨纪事》 吴德口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粉碎“联动”反革命组织展览会解说词》 1967年2月
《血色正淹没于浪漫之中——关于“联动”和“血统论”》 丁帆
《红卫兵档案》 吴过

《昨天》2014年10月30日第42期（增刊）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2&t=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