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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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

唐少杰

作者简介：唐少杰，1959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左图：2011年10月14日，唐少杰与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山东大学会议中心合影。）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占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具有超越除了中共中央以外的全国文革所有单位、部门和机构的独特角色，对于整个文革的兴起、深入、转向和衰变起到了直接相关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文革的实践上还是在文革的理论及其思潮上，清华大学的文革都是富有典型意义和典型特征的“活化石”。
清华大学文革十年历史大致上可分为六个阶段，这些阶段与整个文革历史密切相关，并以清华文革的六个独特而深重的事例为标志：一、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出现的“红卫兵”与同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二、1966年6月中旬至7月底的工作组问题和“蒯大富现象”及“五十多天”的文革初始问题，清华大学成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伊始分化的“前沿”；三、1967年初至次年7月底的清华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的斗争及论战，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百日大武斗”敲响了造反派运动及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拉下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历史帷幕；四、文革“工宣队”模式。1968年7月底至1976年10月的清华大学工宣队问题是文革中、后期大学文革的重要范式之一；五、1969年至1976年的清华大学“教育革命”是文革教育乌托邦的一大“标本”，清华大学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六、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四人两次致信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致使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标志着清华文革乃至整个文革走入穷途末路。
本文以上述六个阶段或事例为基点，评述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概论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与整个文革历史的关联。

一、红卫兵组织与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红卫兵”。最初，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只是用来署名大字报的一个笔名。然而，红卫兵的出现既代表了清华附中乃至当时中国一种异常激进的青年思潮，又给文革初始的形势发展推波助澜，促使文革真正成为一场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对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清华附中甚至远远超出了清华大学。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1960年代初以来日益趋于极左的或极端激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必然结果。这种红卫兵最早是以名为“根红苗正”实为中共干部子女为主体的，他们要同已经激进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领导及其政策对峙甚至决裂开来，拉出自己的队伍，力求在教育资源或教育领域获得更大的利益、权力和权威。他们经过连续不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亦即“血统论”的政治教育及其鼓动，已经不满足于学习成绩优良，而要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利用“阶级路线”排斥或打击学业优秀的非干部子女。这批大致上与新中国同龄的并正处在青春期心理冲动和生理成熟的青少年们，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已不可能如同自己的父辈那样“打江山”，而只能力求“坐江山”。红卫兵问题的原初核心就是赤裸裸的“接班人论”及“血统论”。清华附中红卫兵把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军民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所讲的那段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作为红卫兵的宗旨，充分表明了红卫兵自始通过毛泽东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造反文化嫁接起来，确立并凸显了红卫兵组织和稍后的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现有文化体制和否定现有教育权威的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通过北京大学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布为标志而正式爆发，仅过了四天之后，文革就通过清华附中而拥有了文革的突击队或生力军。文革在中国这两个最著名的大学得以成形和成势，绝不是一蹴而就或偶然意外的。红卫兵很快走出校门，杀向社会，致使红卫兵组织演变为红卫兵运动。经过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群众，毛泽东真正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
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始，遇到了其手下的众多干部无所适从或难以响应的局面，这一局面被称之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令毛泽东始料不及、喜出望外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横空出世以及所表现出“天兵天将”般的造反精神，使得毛泽东确实有了由社会基层来扩展文革、由青年学生力量来普及文革、由党外激进群众来深化文革的可能和必要。经过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而完全肯定和热烈赞扬红卫兵，红卫兵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开创出文革特有的“破四旧、立四新”的红色世界，就会全力以赴地去造就出无限热爱、信仰、崇敬、忠诚毛泽东的红色天地。
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是使毛泽东的文革自始得以在中国大陆全盘推行开来的一个必要条件。红卫兵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正如当时所言的红卫兵的最高红司令是毛泽东。正是有了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毛泽东的文革才会普及和深入到中国大陆社会的每一地区、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政治推土机”。红卫兵的青少年成份使得红卫兵这支文革最初的政治先遣队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或杀伤力。红卫兵在大大推动和巩固了毛泽东的文革权威之际，也大大削弱了中共党的权威。毛泽东实质上利用或借助红卫兵来打破中共在文革初期的体制和权威，进而更有力地促使文革铺排开来。红卫兵问题本身深刻地显现出横贯整个文革过程的一大历史张力（tension），这就是可以称之为毛天下与党天下的紧张关系。无疑，文革之始，主要通过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实现了毛天下对党天下的全面驾驭和全盘超越。由此，中共中央上层的斗争演变为以红卫兵狂澜为主的平民大众日常政治生活的党外运动，中共自1949年以来的秩序、规范、机制和运作等等发生了重大嬗变。中共被迫地面对或接受红卫兵问题，真正表明了文革自一开始就不同于以往任何中共政治运动。
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指向和政治功能主要在于清华校外而多少有所不同的是，清华在1966年8月上旬出现的大学生红卫兵，基本上限于清华当时的文革形势格局，出现了若干红卫兵组织，最重要的有三个：一是1966年8月8日成立的“八八串联会”（后于8月22日成立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八八派”），二是8月9日成立的“八九串联会”（后于8月19日成立为“清华大学红卫兵”，即“八九派”），三是9月24日（一说23日）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这三支红卫兵具有不同的取向。“八八派”与“八九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工作组问题”，即工作组的性质是什么？当时的文革运动斗争中心是批判工作组还是打“黑帮”？“八八派”指责工作组打击广大群众，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而不是阶级敌人及“反动学术权威”，偏离了文革路线；“八九派”维护工作组，坚持揪斗“黑帮”、“黑线”人物，打击新生的右派分子。主要由出身平民家庭学生组成的“八八派”与主要由高级干部子女所主导的“八九派”的一大不同在于坚持什么样的中共领导，即是否注重文革初始的政治血统取向，换言之，前者所注重的领导不是后者那种血统、爹妈、小圈子式的领导，而是中共对文革全局的总体意义上的领导。“八八派”自始就不同于“蒯氏人物”或“蒯派”以及后来的“井冈山红卫兵”，他们更多地是按照文革前的中共政治路线来进行文革。“八八派”与后来的“四一四”组织的形成和演变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但是，“八八派”并不能适时地推动清华文革深入发展。“八九派”实质上是工作组影子下的红卫兵，它要按照具有血统政治色彩的文革方式来进行文革，其最大的作为就是1966年8月24日及之后在清华实施的红色恐怖暴力活动，即摧毁“二校门”、殴打众多原清华干部和教师、撕毁斥责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对一些干部和职工进行抄家等等，力图把文革的矛头转移到文革前的“阶级敌人”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八九派”在清华文革众多红卫兵中命运不济，寿命颇短，它不过是工作组衰败、撤出后的化身或替身。
“井冈山红卫兵”是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关怀”的一支红卫兵， 尽管它成立较晚、当时名声不大，但是它后来的演变却直接影响了文革初期的历史，直接决定了清华文革初期的进程。
“井冈山红卫兵”的名称就如同其形成之际的清华文革背景和其独特的经历那样，多少类似于毛泽东1928年秋所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所体现的红军崛起的背景。我把该词稍加改写，套用在“井冈山红卫兵”身上：校外旌旗在望，校内鼓角相闻，工作组围困万千重，蒯自岿然不动。早已怀疑一切，更加有志问鼎。“炮打司令部”炮声隆，报道工作组逃遁。
“井冈山红卫兵”的特色在于：它清晰而深切地意识到文革的未来更大发展应基于广大基层群众而指向文革更高更新的对象，它十分敏锐而适时地既给自己也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文革更加深入地推行下去。 因而，它就超越了“八八派”，摆脱了“八九派”，成为清华大学所有红卫兵派别或势力中最符合文革真髓、最具有文革特性的一支红卫兵。它后来演变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更加广泛、深入和复杂的造反派运动。
从清华附中滥觞的红卫兵对于文革的另一“贡献”就是兴起和推广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和观念，使得一代激进青少年中学生和一代激进青年大学生普遍地滋长出无政府主义或反权威主义的心理，经过他们对“大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向往，并加上他们本身所特有的造反有理、准救世主、革命万能、泛敌意识、迷信领袖、崇尚暴力、血统出身、道德专政、英雄主义、理想至上等等情结（complex）急剧地膨胀，进而直指他们周围几乎一切的社会规章体制及干部权威，并用他们唯有破坏而难有建树的狂热活动，既为文革的发动和推行，又为文革的普及和深入，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氛围。

二、“工作组”和“蒯大富现象”

1966年6月9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驻的工作组的领导人来到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正式进驻，接管原来的清华党政领导职权。工作组体现了文革伊始刘少奇等人的文革政策和文革取向。毛泽东当时没有对工作组做出什么指示。刘少奇试图以过去中共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整合大学文革，旨在确保中共党组织或上级领导机构对于大学文革的控制。工作组依据中共1957年“反右斗争”的传统和模式，把文革当成了“新的反右斗争”。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至今也没有对工作组问题做出结论。
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蒋南翔以及清华大学党政权力系统，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是文革初期整肃教育界及大学的必然结果。实际上，1966年6月初至工作组正式进驻清华，清华大学围绕着“反蒋”还是“保蒋”进行过大争论，这种争论很快就不以清华人尤其是不以清华干部队伍的意志为转移了。后来清华文革两派群众就曾争论过“蒋南翔究竟是被‘抛’出来的还是被‘揪’出来的”。显然，蒋南翔以及他麾下的清华干部队伍是文革最初的政治祭品之一。
工作组所肩负的批判清华旧党委、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文革最初的使命并没有成为清华文革初期的主流。工作组把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和国家若干高级干部的子女作为进行文革的主力，这就很有可能使它自身脱离清华的基本群众。另外，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6月19日持中共中央办公厅介绍信来到清华工作组，她以“顾问”的身份指导着工作组，工作组成为她和刘少奇的文革死胡同。
稍后，工作组的命运既不掌握在刘少奇等手里，也不为工作组自身所支配，而是开始断送在清华的一个普通学生即蒯大富手中！令工作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园的一只政治蝴蝶”——蒯大富改变了工作组的文革初衷即工作组所要延续的“反右斗争”的传统和取向，直至由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而搅动并彻底改变了清华文革乃至整个文革的政治气候！
蒯大富的问题直接源于所传的王光美当时要到蒯所在的工程化学系902班参加会议，而后来没有参加的事件。之所以称其为事件，是因为蒯及其同学们对于此事的追问“冒犯”了工作组的权威。不管工作组要不要向蒯及其同学们承认王光美参加上述会议的通知有误，工作组感受到了挑战，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遇到威胁。
1966年6月24日晚，工作组在清华大礼堂主持召开的辩论会意味着工作组开始走向失败，工作组领导人自诩“代表了党的权威、代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却没有赢得清华广大学生的信任，特别是工作组惯于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引起了众多学生的不满。蒯大富在这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及其引起的反响、他在此前后为抗议工作组所写的一系列大字报、声明和信件等，削弱了工作组的权威，并使工作组在道义上大丢其分。
蒯大富等对工作组的责问和随后同工作组领导人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背后却是蒯大富等当时所不知的同刘少奇、王光美的斗争，从根本上改写了清华文革初期党的领导模式，也从大方向上促使文革转入了与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大为不同的进程。这一进程就是以广大群众即草根阶层（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党政干部）为主干的进程。
为了遏制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批评工作组的浪潮，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把700余人打成“蒯氏人物”即“右派”，造成三起自杀事件（其中一起未遂）。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所掀起的反对蒯大富以及“蒯氏人物”的斗争，违背了毛泽东当时秘而不宣的文革主旨。工作组企图通过这一斗争来形成和巩固其在清华的绝对领导地位，但它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工作组在清华不仅没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他们把他们所取代的原有清华党政干部打入“另册”，致使这些干部成为文革最初的对象。工作组的唯一依靠就是刘少奇的文革政策。工作组的失败是注定的，它只不过是被操控于中共中央权力机构的一个文革政治傀儡，它的种种做法加速使它走入了文革初期的政治坟墓。
当时在众多不满于工作组的清华学生中，蒯大富表现非凡，他几乎不妥协、不退让，在当时工作组所打成的众多“右派学生”、“反党分子”或“蒯氏人物”学生中，唯有蒯大富不向工作组“低头认罪”。工作组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开除他的共青团团籍、非法把他隔离、关押十八天等等，都成为他崛起的政治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工作组最大的“贡献”就是直接造就了文革的蒯大富，带来了“蒯大富现象”。 蒯大富给工作组（实质上是刘少奇）的文革政策捅了一个大窟窿，尽管他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至少他的反工作组斗争很快就使清华文革具有了影响全国文革的作用和意义。
毫无疑问，蒯大富反对工作组的胜利从根本上来源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支持。1966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亲自来清华大学调查、了解清华文革问题及工作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乃至在文革初期的路线、政策和方向上对刘少奇等人的巨大不满。周恩来同清华以及工作组一些人的谈话，特别是听取蒯大富长时间的谈话，最后向毛泽东所作的汇报等等，都为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以及撤销工作组提供了重要材料。在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转变上，周恩来的作用仅次于毛泽东，甚至这种作用更加直接、具体和关键。
1966年8月4日夜间，周恩来带着众多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领导干部前来清华，召开群众大会，批评工作组，给蒯大富平反，指导清华文革的进行。仅仅是在这个会议之后的十多个小时里，毛泽东就写出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宣判了工作组的政治死刑。8月22日夜间，周恩来再次来到清华参加全校大会，并做了有关讲话。这再次表明清华此时的文革结束了刘少奇的作用而真正开始了毛泽东的主导。同时，这也再次表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清华文革问题上等一系列重大文革问题上始终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仅吹响了向刘少奇的文革政策反击的号角，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运作和方向。毛泽东这篇大约仅有240余字的大字报，几乎完全是根据清华文革最初“五十多天”的经历而写成的。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把清华文革这“五十多天”的问题提升到了文革的全国性的全局和高度，亦即文革如何进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所通过的决定（“十六条”）对此给了强有力的明确回答：文革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也解放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所有清华“蒯氏人物”。毛泽东这种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解放被中共政治运动打成“异类”群众的举措，极大地焕发出了清华文革群众的政治能量，使得这些群众由衷地喊出了“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工作组的失败和蒯大富的胜利，直接带来的就是刘少奇等的全面溃退，尤其是蒯大富从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带领全体与会者的宣誓，到同年12月25日率领清华大学六千多师生员工在北京城区举行反对刘少奇的游行集会，蒯大富仿佛登上了文革政治的巅峰！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了一支由青少年组成的开路先锋队伍，那么蒯大富则成为毛泽东决定向刘少奇的文革政策开战并把刘少奇打入文革政治悬崖绝境边缘的“重磅政治炮弹”。
值得强调的是，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发起并主持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以及从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到北京市级领导机关、从清华、北大到工作组的大大小小三百余名“走资派”的大会，这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加重打击刘少奇势力的一大高潮。从当时的文革走势不难看出，这次公开批斗大会与同年2月在怀仁堂发生的中央碰头会的争论有着关联，因为一些中共中央元老派干部对于文革极其不满，招致毛泽东决定加大打击刘少奇的力度。同年3月底，戚本禹发表了斥责刘少奇的檄文，刘少奇的问题已成为敌对问题。蒯大富又一次抓住了历史的“时机”，主动请缨，请求周恩来同意清华举行批斗王光美的大会。这场驰名于当时国内外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真正标志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把刘少奇等划入文革的最大敌对势力。这一大会也是蒯大富反对工作组而大获全胜的顶点。战胜工作组、批斗王光美、反对刘少奇无疑确立了蒯大富成为文革初期的一大“标兵”。
蒯大富反工作组的斗争有力地促使红卫兵运动趋向并转变为造反派运动。尽管红卫兵运动的宗旨是“造反有理”，但这种造反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外围的造反或是教育领域的造反，还不是把文革的矛头指向文革最大对象的政治领域的造反。不同于早期红卫兵的造反，造反派的造反是文革更大、更广、更深意义上的造反。造反派的造反把文革最早的亦即“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红卫兵造反加以发展或修正，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把原来主要限于教育领域以及青少年学生的造反扩展为中国大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各个社会民众阶层的反权威体制、批判中共干部政治文化的造反。这种造反最后定格于中国大陆各省市区以及以下地区、中央部级单位以及以下部门和机构的全民性的、全社会性的造反。
在所有文革造反派当中，蒯大富的地位和作用可谓“一花独秀”。相比之下，聂元梓等仅仅造了北京大学党委及其领导人的反，上海工人造反派只是造了上海市委及其领导人的反，而蒯大富所造的是以工作组为代表的刘少奇的反。在这个意义上，蒯大富是文革天字第一号的造反派！

三、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和冲突
“百日大武斗”

1966年底至1968年8月之前的清华文革群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缘起于前述的“八八派”与“井冈山红卫兵”之间的分歧。工作组的失败和“八九派”的终结意味着清华文革1966年10月之后进入了一个与文革最初几个月明显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井冈山红卫兵”的出现不仅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张春桥本人的点拨或授意，而且它体现了文革意义上的群众组织的“正宗”，把握住了当时整个文革大局的要害以及清华文革的根本所在。尽管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井冈山红卫兵”在其成立最初的两个月里，起色并不显著，但是后来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穷追猛打，充分显示了其他任何清华文革群众组织或派别都不可能超越它的角色和影响。
1966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及其总部，首次在形式上统一了清华文革的各派群众。该兵团当时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从更大层面上批判、肃清刘少奇的文革政策，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文革。然而，该兵团时运不济，仅成立三天，原“八八派”代表唐伟等三人宣布退出该兵团总部，这主要是由于该兵团总部主要领导人蒯大富的若干政策和举措所致。这一举动促使该兵团不断的分化，直至次年4月14日分裂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串联会”（简称四派），后于5月29日彻底分裂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这两个组织的对立。
团派与四派的分歧、分裂主要在于具有不同利益关系和不同利益格局的清华群众如何理解和如何运作文革。两派在同一位文革最高领袖的统率下并在同一面文革意识形态大旗的指引下，所进行的文革思想的论战和文革实践的厮杀，成为文革群众问题的一大“景观”，成为整个文革历史的典型个案。
团派与四派的思想分歧和论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分歧和论战近似文革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或交锋。团派的思想完全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正宗真传”，而四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革意识形态的“修正”或“异端”色彩。两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一是文革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文革究竟是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彻底砸烂论”、“改朝换代论”的社会革命，还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
二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何在？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除了这些“走资派”之外，还包括文革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即“阶级敌人”？亦即文革的敌人究竟是“一小撮”还是“两小撮”？
三是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年）？这十七年历史是如同毛泽东所言的教育界及大学被资产阶级专政即“黑线专政论”，还是历史事实在于这十七年是毛泽东、共产党的天下即“红线主导论”？这关系到文革有无必要、是否必须的问题。
四是如何对待文革中那些原有的广大中、基层干部？工作组进驻清华后，把清华原有的干部队伍从整体上打入“另册”，把清华原有的干部几乎全部列入“另类”。工作组撤出半年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加大对刘少奇打击的力度，1967年3月底发表檄文，声讨刘少奇及工作组在清华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政策， 从而引爆了工作组所埋下的干部问题这颗“政治炸弹”。随之而来的争论就是：对于广大的清华干部是要“上‘揪’下‘扫’”，还是要“平‘反’平‘黑’”？是让他们“亮相”于文革，由造反派来决定他们的文革政治命运，还是对他们“一批二帮”，让他们归入文革，回到原来的岗位，发挥出类似于文革前的职权？最终，干部问题的群众化，群众问题的干部化，关系到文革是否为一场整治干部、批判干部的运动？关系到清华文革是由青年学生为主的造反派主导，还是由文革前的中、基层干部为主导？关系到在文革中要不要回归、重建或延续文革前中共的领导体制及干部队伍建制？总之，关系到文革的主体、方向和前途等问题。
五是如何对待文革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还是相反？以团派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左派或“促进派”，以四派为代表的温和造反派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右派甚至是文革前旧势力的复辟派？在四派看来，团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乱冲乱杀”，表明了他们团结不了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他们只能夺权而不能掌好权，亦即他们“只能打江山而不能坐江山”。在团派看来，四派借用并倚重文革前的干部力量，就大有可能使文革走向歧路直至不归之路，就大有可能消解文革直至否定文革。对于团派，四派强调，“既不能让右派翻天，也不能让左派翻船！”对于四派，团派强调，就是要同怀疑、批评、动摇和否定文革的种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清华文革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和论战与其说是怎样进行文革，不如说是直接关系到文革权力的分配、权威的支配等等关键问题，直至关系到要不要文革，因为这种分歧和论战无法缓解，不可调和。两派都大加利用了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以及文革理论的纰漏、破绽和弊端，特别是充分利用了毛泽东及其文革的矛盾、谬误和异化。上述的分歧和论战在整个文革都具有代表性、深切性和普遍性。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的分歧和论战必然走向武力斗争和暴力冲突，这既是文革群众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文革群众组织的取向所促成的。显然，“文攻”和“武卫”是文革群众斗争的政治硬币的两面。清华两派的暴力冲突自始就潜在地具备了。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两派小规模的武斗时有出现。武斗爆发的一个“引子”就是四派初步选定清华若干位原中层干部，并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谏言：“革命小将”即团派人员不宜担任未来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应考虑八至十名的清华原党委成员干部进入这一革委会。 而团派决不允许清华原有的干部势力来执掌清华文革的大权，从团派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武斗以及对清华若干位原中层干部的迫害就可得以证明。两派由“文攻”走向“武卫”，这本身表明两派的斗争是不可妥协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表明文革群众斗争是自我否定甚至是自取灭亡的。
今天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清华大学1968年春夏之际的大武斗能不能避免和如何避免？“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于清华文革两派的“文攻武卫”迟迟不能甚至不可能给以裁定或制止，毛泽东更希望类似的文革群众两派进行“大联合”，而团派和四派的生死之争已使毛泽东的愿望脱离了文革群众斗争的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派各自的“鸽派”势力日趋衰弱，各自的“鹰派”则不遗余力地坚持武斗，甚至不惜以更大的冲突和牺牲为代价把武斗进行到底。尽管在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的“百日大武斗”之前和期间，团派占有更大的主动、负有更大的罪责，但是团派只有经过武斗才能打破它与四派相持不下的僵局，也才有可能争取一个它所希望的武斗结局；同时，四派只有与团派誓死拼争，它才能显示出它自己的价值、地位、意义和影响，也只有抱着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心态，才有可能打出一个团派意想不到的天地或出路。因此，对于两派而言，不是要不要武斗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武斗和如何争取武斗胜利的问题。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既是整个文革时期单位或部门武斗的一个典型，也是整个北京地区最为严重和最为惨烈的武斗。首先，这种大武斗是其肇始者团派及蒯大富最大的政治败笔，它直接决定了团派及蒯本人的政治衰亡；其次，这种大武斗不仅仅限于清华校园，还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有所延伸或继续；再则，这种大武斗集中体现了北京地区文革的一大特色即大学生造反派之争的凸显和深重；另外，这种大武斗在1968年5月30日达到高潮之后，就基本上趋于两派都无力回天的僵局，终止大武斗已不是两派力所能及的事；最后，终止这种大武斗的也不可能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中、下旬数次在北大、清华周围等地组织要求停止武斗的群众游行，四派看到这一点，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出群众队伍进入清华，平息武斗。四派最后一次提出此类具体建议的时间是7月26日即“七二七事件”的前一天！ 尽管我们今天受到当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的限制，无法考证四派的这一建议是否送达到毛泽东那里或是否为他所得知，具体地说，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是否有联系或者有何联系，但是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谋而合”。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7月27日团派抵抗他所派出的数万工人进驻清华而造成的严重牺牲，他的直接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 然而，正是他的这一派出决定及其实施，证明了“百日大武斗”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团派不“败”而“败”，四派不“胜”而“胜”。团派的“败”则败在了毛泽东的不满、干预和扭转，败在了团派对进驻清华的工人群众的武力抵抗；四派的“胜”则胜在了它彻底拖垮了团派，胜在了它与团派殊途同归而一起进入了清华文革历史的博物馆。
由“七二七事件”而来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许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不仅给清华文革最初两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休止符，而且也给文革初期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毛泽东以这一事件为契机，不仅使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走入了文革的历史坟场，而且结束了以群众运动为主体的文革初期历史而使文革转入逐渐恢复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新时期。“七二七事件”和毛泽东“七二八召见谈话”注定了团派和四派被彻底逐出文革政治轮盘赌的大局。
清华文革群众组织，确切地说，四派给文革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的形成和传播主要而又集中地体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该文作者周泉缨1967年7月间所写的这份同名大字报，来源于井冈山兵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最初经过四派个别人士对于河南省文革形势的评议和“指导”，最早体现于周泉缨同河南有关人士的通信以及周本人同河南有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最终得到几位四派人士特别是几位原清华干部、教师的修改和充实，形成为较为系统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既有四派大多数人认可或奉行的观点，又有周泉缨等加以条理化或有所发挥的独特见解。作为在文革初期两年里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潮，“四一四思潮”具有较为丰富、深切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取向，成为清华文革历史乃至整个文革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因为，不同于文革初期出现的诸多思潮大都为极“左”的或极端激进的思潮，“四一四思潮”是唯一一个以文革前的中共意识形态主流为依据的“右倾”思潮。这种思潮能在清华大学出现和传播，恰恰说明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的直接作用和切实影响。从“四一四思潮”的源起、流变和结果来看，文革（更不用说清华文革了）的确是一场中共“十七年”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与毛泽东意义上的文革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之间进行的角逐或博弈。
“四一四思潮”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一是文革中与文革前十七年相比，“阶级阵线和阶级关系不变”；二是“造反派只能打江山而不能坐江山”；三是文革自身应进行修补、整顿，“河归旧道‘十七年’”； 四是文革既要反右，更应防“左”。“四一四思潮”从总体上讲是文革初期相对温和、保守或“右倾”的群众派别对于整个文革的一种心理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对于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及其实践的一种精神上的“矫正修订”。“四一四思潮”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削弱了毛泽东的文革策略。所以，毛泽东在“七二八召见活动”中对这一思潮的“钦定”斥责，反而凸显出这一思潮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魅力。
正如万润南当年对刘少奇家人所言的，刘少奇一案用不了二十年就得平反。 与此不约而同的是，团派在痛批“四一四思潮”的有关文章中也说，这种思潮“将和以后三十年或四十年刘少奇翻案的斗争汇在一起，因为这种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职是之故，“四一四思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文革之后取得历史性胜利或成功的文革思潮！

四、“工宣队”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向清华大学派出的三万多工人来自北京六十一个企业、事业单位，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派出，而且这三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决定。当时，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这一决定。在其开始之际，工宣队的名称也由最初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变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到“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到1970年后工宣队人数不足百人）。如同在红卫兵、工作组等问题上所做出的那种按照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的制约，毛泽东对工宣队职能的调整和确定也是根据文革当时形势而适时地做出的。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流血牺牲，更主要的是由于必须及时遏制文革群众运动和制止全国性的造反派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作为结束大学文革造反派群众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并由毛泽东确定的题目《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
非常有意思的是，工宣队与前述的工作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来自清华之外的文革领导的“垂降”，给清华文革带来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组是文革伊始来到清华，它所沿袭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领导及政治运动路线；而工宣队是在文革破裂或危机之际，它所实施的不只是扭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趋势或走向，还要进行文革意义上的“教育革命”。工宣队不同于1967年至1969年间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处理或解决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虽然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有一定的工人成份，但是其领导或主干却是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这种打着工宣队的旗号来对清华文革实施军人干预和军人领导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个独创。由此可问，毛泽东为什么不以军宣队或军管的方式介入或解决清华文革两派群众的斗争及其危机？因为，利用工宣队的方式要优越于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工宣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是工宣队中的工人人多势众，给清华大学这样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单位很难派驻数百人或数千人之多的军人队伍来进行“管治”；二是派驻工宣队，至少名义上“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以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在清华全校各个部门或环节实施名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三是军事化的管理或军事化的生活在清华大学难以全盘铺开，而工宣队则可立竿见影地让清华文革摆脱一时的危机，以迅速结束武斗的结果使得清华文革转入新的阶段；四是首先在清华大学尔后在北京五十余所大专院校进驻工宣队，要比全部进驻军宣队更为“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在京畿地区不宜出现过多过杂的军宣队或被军管的大学单位；五是工宣队确立了毛泽东及其亲信对于清华文革的直接钳制，清华文革1968年夏秋之后进一步成为毛泽东麾下独一无二的“文革要塞”。后来，清华校内外流行的那种说法即清华文革是“毛主席的一个点”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工宣队在本质上是非清华的，完全来自于文革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政治驾驭及政策运作。工宣队是清华文革后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譬如，工宣队在清华大学所实施的“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布文件的范式，亦即工宣队高于党委会和革委会，就是清华文革不同于全国其他领域或单位的文革运作的一个特例。
一方面，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位一体、一体同构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领袖。
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 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就是一块以广大教职员工为主的“敌区”。清华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 这是信口雌黄，因为在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老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工宣队凌驾于革委会和党委会之上。1969年初成立的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教职员工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在清华之外，还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在恢复了清华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权，这势必造成清华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原有的学校干部的区分。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从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学校的领导权力，整治广大教师，不相信学校原有的干部，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试图以崭新的“教育革命”改换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的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其二，清华文革此时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
工宣队把过去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学员的取向和内涵是大学生等所无法企及的。从对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工宣队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
工宣队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清华大学直至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上、管、改”的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 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其三，工宣队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 具体作法就是解散基础课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作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工宣队领导下的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另一方面，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所作所为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断进行“清查、清理运动”，二是整治广大教师和部分清华原干部，三是大搞“教育革命”。
工宣队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它是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在清华大学的统治。1968年底至1970年清华大学被迫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多人，就说明了这种清查和迫害的残酷和惨烈。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整治、迫害清华众多教师和干部的历史。他们通过大大小小十余次不止的政治运动给清华教师和干部套上了一层又一层无形的或有形的政治枷锁。工宣队一位负责人就道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心声”：“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 更有甚者，工宣队还把广大教职员工下放“改造”，加以惩治。1969年5月，清华大学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1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 同年5月至10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2821名教职员工（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7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员工患上血吸虫病。
工宣队把清华广大教师当成文革的主要对象之一。经过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潜在敌的做法得到了某种“证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0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大为不满。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于那些1949年之后到1966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巨大的失落甚至沦丧。他们一些人针对上述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之一。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他们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 “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 这也就再次表明，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进而，由世界观问题来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的“另类”或“异己”，这也就使得文革由风雨如磐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某种剜心剔骨式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革命”。
工宣队自1969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借着1972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和实行某些改革的工作措施，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3年10月至12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整治被称为体现着“旧教育路线回潮”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被点名批判，被点名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难以计数。 正如清华当时的材料所总结的，这种代表人物实质上“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无非是他们主要集中在下列十多个方面表现出的不满和指责：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作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等。 这些不满和指责在当时无疑是深切和尖锐的，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即使在“教育革命”的兴盛时期，清华大学都有一股根深蒂固的批评、怀疑和动摇文革的心态在潜行。
工宣队与“教育革命”可喻为形影相随。质言之，工宣队有没有给清华大学带来教育建设、科学发展、学科创新和学术进步？历史的回答只能是：否！
毋庸置疑，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在文革时期的所有工宣队中充当着执牛耳或领头羊的角色。这不仅是由于这支工宣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授命，而且它是整个文革的后八年时期大学领域的“政治风向标”。这支工宣队的成员，他们的平均学历不高，大致上不超过初中水平，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根本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们在大学教育业务上不可能与清华的教师和干部同日而语。他们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到大学天地的政治光环，也就真正开创了文革时期大学领域“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冲击业务”的局面。“工宣队模式”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教育主张和教育政策的集中折射和反映。毛泽东由其早年的民粹主义理念和反智主义情怀嬗变为文革时期乌托邦主义的“教育革命”，这是清华大学的不幸，更是中国教育的不幸！

五、“教育革命”

清华文革“教育革命”真正开始的时间是在1969年初。显然，文革头两年的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排开来，当文革群众两派围绕着权力斗争进行着生死较量之际，谁来具体实施“教育革命”还无从谈起。工宣队进驻清华，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
首先，“教育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众。”
1970年7月22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文”。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权威的形式出现，它是后来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 的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它所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的六个内容分别为：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四、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在清华连续四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却“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一文对于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教育革命”在清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偏执和独断。清华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 “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 迟群典型地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 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其次，“教育革命”是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革命，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
“教育革命”把改变以往“智育第一”的招生方式、改变工农子弟比例不高的学生成分当作一项基本的内容。随着“教育革命”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如何办学及怎样招生的问题就摆在了大学的面前。1969年3月至8月，清华大学通过在校内外举办数十个教育革命试验班和200多次讨论会，听取对大学招生等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实行“教育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最主要的就是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确定了：“一、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招生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分子。……二、招生和分配要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三、关于文化程度。……今后大学从工人中招生，文化程度不宜限制……。四、学生年龄以20－35岁为宜。五、招生办法。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群众路线，……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到1969年夏天，清华“教育革命”的招生方案实际上已经形成，同年底，这套方案的试点经验已经定型，一年后推向全国。
1970年3月，北大、清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1970－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最初为三年半，1975年改为三年。“三年半教学过程大体安排是：学员入学后，首先参加专业生产的全过程，同时参加工厂的技术革新，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基本知识；然后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结合一个或几个典型的生产、科研任务，边实践边学习，同时紧密联系实际，安排一定的理论提高阶段。” 清华大学在1972年规定，切实保证学员在每学年39周中有81％的业务学习时间， 保证教学总学时中75％到80％的时间用以业务学习， 但是事实上只能保证50％左右，因为大部分学时还是被入学教育、政治报告、政治讨论、大批判会、排练演出、庆祝活动、野营拉练、挖防空洞、挖坑栽树、挖河清泥、清理仓库、迎接外宾、看内部电影等等所占用。 又如，1975年5月5日，按照清华革委会下发关于学员每周活动时间安排通知的精神，一周七天21个单元时间（每一单元约4个小时）中，至少有5个单元时间为非专业学习时间。 由于教学总学时减少了50％、教学内容减少了40％，一些教师提出不满和批评，因而如何看待教学质量成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资产阶级还要在这个领域，利用他们某些文化的优势，反对无产阶级的占领。” 在“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就是最大的业务”的支配下，学时得不到保障。
清华“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力量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职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无法依赖这些教师，但是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力量而另起炉灶，现实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培训学员。因而，“教育革命”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1970年招生后，即使教师们从事教学，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于广大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们，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
“教育革命”一再给教师的重压使得一些新教师力图向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看齐，他们不想接受教师的身份和称号。例如，1970年夏天，文革前招收的清华在校大学生全部毕业或结业，873名毕业生留校工作，其中不到一半人从事教学和科研，其余的从事工厂、后勤、机关等工作。为了表示与旧教育的“决裂”和与工人阶级“划等号”，他们自称为“新工人”而放弃“教师”的称号。另外，在“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影响下，清华一些老教授试图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改换成对“教育革命”的某种适应，工宣队对此概述为：他们从“业务名词不离口，到红宝书不离手；从故纸堆里钻出来，到大批判战场上杀上去；从‘神仙会’养尊处优，到‘学习班’斗私批修；从消极等待‘斗、批、休’，到积极投入斗、批、改。” 这往往是这些教授的异化式的表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文革“教育革命”都是广大教师的心灵苦难史和精神炼狱史。
清华“教育革命”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演变成为整治教师、冲击教学并使教育裂解而蜕化的“大棒”。这种办学必定是以牺牲或削弱理论教学（特别是基础理论教学）为代价的。这种办学在清华还对作为理论教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实验室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清华的实验设备普遍落后，大体上是1950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1930年代水平的实验设备。 到1974年，全校58个实验室，除6个较好外都受到损害，有21个需要完全重建。清华科研人员也由文革前占教师人数的30％下降到10％。 即使在文革结束之际，清华全校的实验室状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善。
清华“教育革命”的办学方式不仅在于上述的以办厂来代替教学，还在于使学员走出教室和实验室，“开门办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首先是使学生向“工农思想开门”， 从而保证学员学习的所谓政治质量、路线质量。清华“教育革命”一再强调，“开门办学”关系到学校培养“什么人？”和学生“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开门办学”的方式还表现在抛弃清华过去通行的“老三段”教学程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提出“教师启发做向导，书本理论做参考，生产实践是基础，课堂总结再提高”。 这无疑是把生产劳动看作先于教学并且高于教学。1974年初，为了回击去年所谓“旧教育路线回潮”，工宣队决定，清华在校的几届学生全部走出校门，进行“开门办学”。同年初春进校的新学员，刚入学就让他们出去“开门办学”一年，致使他们上业务课的时间大大缩短，只占总学时数的45％，有的专业只占20％。同年批林批孔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开门办学”的方式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强化。
与此同时，“开门办学”的教学必然要打破和清除清华过去教学中的“三中心”论，即“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带来了一种名为教学为生产劳动服务、实为以“教育革命”的政治为中心的相当混乱、破绽百出的教学秩序。例如，基础课教学原是全校统一负责，改为基础课下放到每一系甚至每一个班，即每一系都有几乎“门类齐全”的数学、物理、政治课以及有关基础课的教师。教师们被分散、被编入到不同的学员班级，同一学员班级由学科不同的教师混合组成“业务组”，如同火车的“包乘组”，把学员由入校带到毕业。1970年之后，清华逐渐恢复了部分教研组，但在1973年底之后，又把教师与学生按照专业合在一起，建立党政合一的工宣队队员、教师、学生三结合的专业领导小组。在教学上由几个教师负责一个班，承担由基础课到专业课的全部教学任务，甚至原有的系一级的基础课教师也被“下放”到各个班级，在教学上实行“三自一包”即自己编写讲义、自己刻印讲义、自己讲授讲义，各门课程包干负责，教师的教学“单干”现象严重，教师忙得无所适从。还有一些教师所学非所教或者所教非所学，例如，原有的一大批基础课教学（例如，电工学、热力学、工业电子学、画法几何、工程画图、机械零件等）是为全校开设的，但这时却集中在某些系或教研室甚至班级里，其他单位要开设这些课程就得另找教员，改行开课。教学秩序和教学局面的混乱引起了许多学员和教师的不满，他们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把基础课教师分配到连队（即系、班级）的“连队所有制”作法。 这种作法如同从协作明确、效率优先的工业经济蜕化成包田到户、力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清华“教育革命”也在教学方法上做出了与上述方面相适应的变革。按照《创办》所说的，“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学边干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这又是谎言，因为在《创办》写作的1970年初，清华大学还没有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是招收了几类不同的为时几个月到近一年的短训班进修学生，拿这种培养短训班的经验来侈谈什么大学本科的教学，与其说是以偏概全，不如说是以观念的强制先行来杜撰后来的教学模式。因而，这就不难理解“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 ，亦即往往把基础课同专业课混为一谈并且彼此受害。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使教师无所适从或难于适应，而且使学员所学到的东西或是非系统的甚至非理论的经验之谈，或是急功近利、穷于应付的手工技艺。
清华“教育革命”所倡导的教学方式还有教师、学员、工人（有时为工宣队队员）三方一起进行的“三结合备课方式”，这一般是由教师先写出教学规划，由学员班级支部或代表讨论、由工人“把关”后方可由教师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实际上，这种教学完全是以教师被动、学员任意改动和工人随意决定的形式来进行，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即使是清华“教育革命”的一份经验材料中也批评了有些学员上课时对教师一不满意就当场批判教师，“使一些教师感到压力很大，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有的甚至不愿意在教学第一线工作，认为谁上讲台谁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谁在台下谁就当革命的动力。” 在“教育革命”的年月里，清华还多次发生过教师按照大学的水平讲课，却因学历低、知识浅的学员听不懂，教师被轰下讲台的事情。例如，1940年代担任过清华大学理工学院代院长的一级教授陶葆楷就曾在讲课中，因为学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而听不懂，当场受到斥责和批判。
清华“教育革命”把编写与过去不同的教材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不同不是从教材的学理方面而是由教材的政治价值来确定的。因此，“各门课程都要贯穿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要发动群众，到工农兵中去，开门编教材。” 这种在教材编写上的“革命”就是推翻和抛弃文革前所用的一切教材，要按照“开门办学”等“教育革命”的方式来编写新教材。对于许多课程，新教材不是在讲课的前夕才发出的“传单式的”东西，就是在课堂上可以任意放弃、随时改换的“玩物”。更为荒唐的是，这种新教材的编写大都是由教师写出初稿而由学员和工宣队队员“审定”的政治性教学任务，仿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编写教材的过程也就是政治建人的过程。”
再则，清华“教育革命”乃至整个文革“教育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教育的仇视和对于教育者的鄙视，如同当时清华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如何对待“教育革命”意味着如何对待文革，反之，亦然。因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反之，亦然。但是，“教育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其原因有三：
第一，“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它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 “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这种实质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 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因为，“教育革命”带来的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文明的大反动。下面仅用清华“教育革命”的事例来说明。
1972年9－10月，清华校级领导人先后分头到各个系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发现学员的文化知识程度和年龄严重不齐；二是发现学员的学习水平实在差强人意；三是发现学员中具有难于想象的学习困难和无法克服的学习障碍；四是发现基础课往往冲掉了专业课，课程学习中没有循序渐进，几乎没有严格可行的标准。 清华当时的校方总结材料中也承认，在教学中遇到了学员文化程度严重不齐的尖锐矛盾，学员最高的程度达到了中专水平，学过微积分，而低的连加减乘除运算都很困难。 更为可笑的是，有的学员不仅基本概念不清，而且就没有基本概念，一位学员就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为此还与教师争论了半天。 有的学员甚至连书信也写不了。更为荒唐的是，由于学员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同一个专业班级的学员往往迫不得已被分开来上课，即在同一个上课时间，有的学员补习中、小学的知识，而有的学员在学习大学的知识。
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出国人数总共为12人次，其中只有一人赴法国短期进修，其余都是短暂访问。清华大学在这10年里没有向国外派出留学生，与世界先进的大学教育的交流几乎无从谈起。
文革给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留下了12年之久的空白。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教学和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非常中肯的定位。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召开三十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只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半年一年，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三年就毕业了。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应当称为清华中学、清华小学。 “教育革命”使得清华大学蜕变为清华中学或清华小学，这是“教育革命”的蜕化“奇迹”，还是“教育革命”的蒙昧标记？
第二，“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作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2％，个别班级高达约20％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 因而，“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似乎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思想“遗传”。由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启蒙、近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第三，“教育革命”是一场教育乌托邦的实践。清华大学1975年制定的“教育革命”长远规划初稿中提出在未来几年里，把清华大学初步建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现代化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提出逐步实现教育经费自给以及粮食、副食自给，“不要国家一分钱”；办学方式有：普通班、短训班、业余大学、分校教育、函授及电视教育；争取每年通过短训班及业余大学培养五万名学员；加强普通班的改革，普通班要认真落实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半工半读，积极进行专业改革；力求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改变重尖端轻一般、重理论轻实际、重设计轻工艺等现象，改变各种专业之间分等级的作法，不断缩小和取消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和取消专业分散的现象，既面向工业，也要为农业服务；培养清华内的工人，使他们半工半读，在若干年内达到或接近大学水平；要扩大教师的工农成分，力争在1985年使工农成分的教师占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30％左右的教师既能讲政治课又能讲业务课，同时使教师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学员一起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半工半读，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教师在五年内应累计有一年以上的劳动时间，“基本掌握本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在一个工种顶班劳动。”
更有甚者，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华有关写作班子在论及在教育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些文章中，把“教育革命”当成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就应当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致最后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只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同时还是改造整个社会的手段”；因而，结论就是“教育单位同生产单位的分离，是随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将随着脑体分工和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灭”，“至于大学消亡的问题，到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完全做到了‘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独立于生产单位之外的教育单位——大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那是将来的事”，尽管现今大学还是要办的。
“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它致使教育沉沦为文革的附庸，致使大学沦陷为文革的屠场，全盘地钝化甚至瓦解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地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先天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后天变态和丑陋，等等，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无法克服的自身异化。因此，“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六、从“教育革命大辩论”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从1970年起，清华工宣队的两个人物迅速崛起。作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的“钦定亲兵”，迟群（原中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毛泽东的速记员、机要员）不仅对清华文革而且对整个文革都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例如，他们对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作用； 又如，谢静宜还参加了审查林彪事件及林立衡本人的工作； 另外，他们直接领导并具体指导着毛泽东文革晚期的写作班子即“梁效”大批判组。
特别是迟群本人，给文革带来了两个独特的“贡献”：一是1968年春夏，毛泽东派出其身边的警卫部队干部进驻北京的“六厂二校”， 直接指导这些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把它们的经验推向全国。作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迟群执笔撰写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好评，认为是“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批发全国。 以此稿为标志，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迟群本人还在清华向来自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难以计数的人们做过上百场介绍清华“斗、批、改”经验的报告。二是1971年春夏，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为4月15日至7月3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执笔撰写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修订后，毛泽东8月13日审阅同意，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个纪要的要害就是前面所述的“两个基本估计”。
作为文革教育领域著名的“两个基本估计”的一大推手，迟群真正成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乃至教育领域的一大打手。迟群当时年富力强，很快超出了他当时的工宣队同事，继杨德中、张荣温（两人皆为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之后，于1972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第一把手。他切实执行并具体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革教育路线和政策，成为毛泽东的清华大学“文革总管”。
谢静宜的最大政治资本在于她有着迟群等人所没有的直接可与毛泽东联系的优势。虽然谢本人的表达、组织和工作能力远不及迟群，但是迟群和工宣队要主宰清华大学，就必须有谢静宜这样一位可及时地传达并实施毛泽东旨意的通天人物。
这两位大概只有初中学历的军人，自1972年起对于清华文革的掌控，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毛泽东，所以他们当时被称之为“毛主席的两个兵”。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之后，谢静宜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作为清华第二号人物，谢静宜在清华校外的职位和权力，由于毛泽东的青睐和提携，很快超过了清华第一号人物迟群。1975年初，“四届人大”召开之后，迟群梦寐以求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愿望落空，迟、谢的关系开始紧张而微妙。迟从骨子里瞧不起谢，因为谢本人的工作能力及谋划水平很差，但是迟又离不开谢。二人的关系是政治上的若即若离或相互利用。有谢静宜充当自己的清华副手，迟群上可通达天庭，下可更有效地驾驭那些清华原有干部势力。然而，迟、谢在1975年初之后关系的紧张，既为清华原有干部所不齿，更为工宣队中不是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几位军队干部和工业干部所大加利用。
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 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原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宣队工作回来之后，迟群没有给柳安排工作。柳开始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 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充分意识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一个比他们“高一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来署名，这样才更有力量。经过刘冰的同意，他们四人达成了写信给毛泽东的决定。他们四人写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 他们四人清楚地意识到，不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或介入，他们乃至整个清华大学都无法解决迟、谢问题。然而，他们力争让毛泽东先派人来清华调查迟、谢问题的想法，是否会走向反面？看来，他们当时并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
刘冰等四人当时为了使他们的信件顺畅地送达毛泽东手中，他们通过让邓小平转交的方式。这就把邓小平本人牵连进来了。如果邓小平不同意或不重视刘冰等四人的信，他是不会转送此信的；如果邓小平同意或重视此信，那他一定会转送此信的。邓小平在刘冰等四人写信问题上的态度或立场直接关系到邓本人同毛泽东的关系，确切地说，就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文革之间的关系。
刘冰等四人1975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只指责迟群一人，而毛泽东在了解此信后，把此信束之高阁。到了10月，刘冰等四人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把迟群与谢静宜一起加以斥责。正是在10月之际，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对邓小平的批评，特别是对怀疑文革或否定文革的忧虑，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的两次来信做出了反应。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来信的口头“批示”，又一次引发了清华文革的“政治地震”。
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来信的指责矛头直指邓小平，而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肯定还是否定文革。坊间所传的毛泽东说：“迟群不能走，迟群一走不就是文革输了吗？”（大意）。毛泽东力挺迟、谢，这就再次表明毛泽东要把文革不可逆转地推行下去，他决不允许动摇、否定文革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势力在清华大学乃至中共中央上层乘机坐大。毛泽东决定从清华大学开始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从基层燃起批判邓小平的烈火，次年由于“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烈火蔓延成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写信的指责引发了文革最后一场运动从清华大学走向全国。
由上可见，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当时的领导人中威信很低。清华能有四位校级领导干部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而在这四名干部中，刘冰并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只不过是排名在首，他同意并参与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就表明他对迟、谢的极为不满。另三位干部则是“正统”意义上的工宣队干部（其中两位是解放军干部），他们三位对于迟、谢的“反抗”表明了清华工宣队作为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主导力量，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政治的拼斗和厮杀。通过刘冰等四人写信的事例，再次证明了清华工宣队的主干或主宰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毛泽东的文革“亲兵”。正是由此，1975年至1976年的清华文革更加牢固地、更加突出地被捆绑在毛泽东的文革战车上，并驶向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去世才有可能停止下来的不归之路。
1975年11月3日下午3点，有53人出席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清华大学第二教学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此会上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讨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问题实质。吴德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批评。 正是由于刘冰等四人不知道毛泽东对其写信的批评，他们在这个会议和稍后的会议上同迟群等人相互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斥责。刘冰本人是在11月15日晚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才第一次听到了由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 毛泽东的上述批评第一次在清华大学全校公布是在1975年11月18日举行的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由吴德作了传达。 上述11月3日的会议“故意”不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味深长。从当时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步骤来看，为了批判邓小平，试图通过刘冰等人的反应来决定有关部署。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四人写信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一域一事，致使清华大学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处在了文革政治的风口浪尖。迟群、谢静宜与中共中央上层协力配合，把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即“批邓斗争”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例如，1976年3月26日，清华、北大十余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当面批斗、声讨邓小平本人，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由基层组织人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面斗争中央领导人的先例。另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底至1976年春夏，全国各地、各单位约有三十多万人次来到清华从事“批邓运动”的“学习、取经”，还有十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和记者来清华观摩“批邓运动”及大字报。
自1975年11月起，迟、谢在文革最后的十一个月里，大力巩固他们在清华的地位，大力整合清华文革的干部队伍。他们几乎把清华大学“锻造”成了毛泽东文革的政治“桥头堡”。依照迟、谢的运作，清华大学成为整个文革天地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尖兵”。但是，有一点，他们决不会意料到，他们的政治生命随着毛泽东生命的死亡而很快死亡，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不到三个小时，迟、谢就束手就擒。如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寿终正寝，迟、谢的政治死亡意味着清华文革步入黄泉。
迟、谢在清华文革的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他们通过不断地整治、迫害、清肃和恐怖而使清华大学众多干部、教师深陷厄运，甚至依此来提升他们的权力和权威。迟、谢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毛泽东的文革在清华大学1972年至1976年的“化身”或“替身”，他们过分地甚至过于频繁地把清华文革引入全国文革的大局。这在很多情况下，超越了迟、谢本人文革政治角色的功能或负荷，致使他们以及清华文革难堪“重荷”，根本经不起清华大学之外更大的文革政治风浪的摆布或捉弄！

综观清华大学一百余年的历史，文革岁月是清华大学最为艰难、困苦、曲折和悲惨的时期。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共计有58人“非正常死亡”，1100多人受伤（其中30多人终生残疾），1228名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约占清华大学六千多教职员工总数的20%），178人被打成“专政对象”（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经济损失无法估计。总之，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在整个文革时期具有为文革其他所有单位、部门和机构所没有的两个“亮点”：一是无出其右的文革群众特性，即清华大学的文革群众致使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富有独特的引导性、典型的个案性、深厚的思潮性和创新的实践性；二是独一无二的文革单位特性，即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致使清华大学的文革群众开创出从领袖到群众、从中央到基层、从首都到全国、从大学到社会的文革“样板”！


《昨 天》2015年4月30日第50期 （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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