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春林：我所知道的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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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三司

田春林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这次发表前又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田春林，1943年9月出生，河南驻马店人，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文革期间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的创立人之一，曾代表东方红参与首都三司核心组工作，后任首都红代会常委，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黄石市省冶金地质队工作，1985年调入河南省驻马店市勘察设计院，1993年评聘为工程系列高级工程师。退休后长住武昌。


为什么叫“三司”

首都三司，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什么又叫“三司”？是因为在它之前已成立了两个全市性红卫兵大专院校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简称一司和二司。
首都一司，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到会祝贺。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担任辅导员。一司总指挥汪延群（汪东兴之女，轻工学院学生）。它的成员主要由军队高干和党政高干的子女组成。由于他们家庭的特殊地位，对中央上层的政治动向消息比较灵通，当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率先拉队伍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组织。
首都二司成立于1966年9月5日，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江青、刘志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到会祝贺。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任辅导员。二司总指挥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中将之子，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负责人）。其组成人员也主要是出身好的非当权派子女，许多还是保党委一派的，但政治上不像一司那么激进，比较温和，他们对一司那些出身高贵的军干子女的作派也很反感。
三司紧随二司之后，成立于1966年9月6日，据资料记载，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大会，由刘志坚代表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建议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作三司顾问，刘志坚、杨成武作辅导员。但据周永璋的回忆和我的记忆，三司的辅导员是刘志坚与郑维山，杨成武从未来过。三司未设总指挥，前期的召集人主要是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周永璋。三司组成成份是清一色的各院校中前一时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少数派”即造反派。因此三司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而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具有崇高威望。

三司的成立与周永璋

三司的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始作俑者。因为地质东方红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北京大专院校中率先取得全院“一片红”的绝对优势，在其它院校少数派同学还没获得解放或刚获得解放的时候，地质东方红已经成了气候，像清华的蒯大富就还处在困难境地，不时来地院寻求支持。
谈到成立三司，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是三司的发起人和主创者，也是三司前期主要的“召集人”，地质东方红战斗队的早期成员之一周永璋。周永璋和我是同系，同年级，同一专业不同班的同学。我们1963年入学的地质学专业共招收62人，一个大班，分成两个小班，每班31人，我是一班，他是二班，宿舍都在学五楼的五层，两宿舍紧挨在一起，因为同一专业，很多大课和野外实习都在一块儿上，因此彼此都非常熟悉。
周永璋是江苏如皋县人，说话带有浓重苏北口音，出身贫苦，小时候家里穷，得了头癣没钱治，落下了一个秃头的后遗症，除了头上周边几根稀少的头发外，基本全秃。为了遮丑，夏天带一顶草编礼帽，其余季节常年带一顶赵本山式的解放帽。因为出身好，又靠拢组织，因此被我们政治辅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发展为第一批学生党员。此人平时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口无遮拦，喜欢侃大山，吹牛皮，同学之间争论到激动处，嘴角唾沫星直冒，不时把头上的帽子一把甩到桌上侃侃而谈。他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沟通、很有外交才干的人；再一特点是此人人缘特好，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没有防人之心，像我们这些老同学混熟了说话随便时就直呼周秃子，他也不发脾气，整天见人一脸笑，人绝对是好人，不整人不害人。
周永璋是在地院“6·20”事件中紧跟江祖如老师反对工作队，在“反干扰”中被工作队定为极右学生，工作队对学生干部公开宣布罢官的三人之一（其他两人是蔡新平，黄占启），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在我和朱成昭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他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但是没能进到东方红核心组。
这人有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大的毛病，就是政治优越感。因为出身好，又是学生党员，总是政治上自我感觉不错，有点显摆。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领导核心没有他，他就经常在我们核心成员面前说教：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要加强党的领导，防止斗批改抓辫子。而当时核心组成员里的确没有一个党员，包括朱成昭也只是个团员，而像我连个团员都没混上，伏庆是也是刚入团。对他的这番说教，大家都很反感，尤其是朱头，甚至认为他想以自己是党员为借口篡夺东方红领导权。因此对他很冷淡，也不让他参加核心组议事。由于得不到大家的待见，又经常坐冷板凳，慢慢地他也就淡出了东方红核心组的视线。
哪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这位老兄胸中酝酿，那就是成立一个跨学校的，由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组成的组织，也就是后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说周永璋也是个有心人，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在教四楼的东方红战斗队来访接待室，每天都有不少外院校还处在受压状态的同学来访问座谈，取经交流，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后来成了各自院校造反派领袖的同学，像人大的赵桂林，政法的陈荣金，建工的张玉晋，贾建，北工大的高升，石油的姜阳，清华的老蒯，航院的景岗山，韩爱晶等人，这些人脉关系的建立就为后来三司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永璋是一个具有外交才干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和这些院校建立起关系，同时又与中央上层和北京新市委取得联系，以便得到上层的支持。当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有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红卫兵接待站，北京新市委也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我记得在三司成立之前，吴德就批款给地质东方红买了五辆济南轻骑牌摩托车，购车时我和朱成昭拿着支票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挑选，后来我们的动态组都配了几辆这种车子，方便他们跑各校收集资料掌握动态。我和伏庆是都骑过这种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周永璋就是通过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的红卫兵接待站，认识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吴德，并通过他们向周总理汇报了筹备成立三司的设想和计划。从而获得周总理的支持和指导，在一次召开全体成员院校的筹备会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与周荣鑫、吴德和全体成员合了影。周永璋曾拿照片给我和朱成昭看过，不知还有其他核心级成员看到过没有，也不知道几十年后周老兄可曾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经过周永璋等人紧锣密鼓的筹备，又经过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在物资上的大力支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就是三司应运而生了。三司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座无虚席，各成员学校的红卫兵领袖都上了主席台，我和我们的朱成昭、老蒋等人也上了主席台。大会由周永璋主持，大会发了成立宣言，宣读了决心书，各组成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上台发了言，表了决心。
三司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宣传部办了一个三司的机关报《首都红卫兵》，由我院地质系四年级的聂树人同学为主编。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可能是受总理的指派，北京军区专门派出了一个摩托化步兵班的战士驻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班里配有十几辆两轮和三轮摩托车（据周永璋回忆，是一辆卡车、三辆吉普、三辆摩托），随时接受我们的调遣，解决了三司对外联系的交通工具问题，还开了临时的食堂解决吃饭问题。记得当时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将军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将军不时到文化宫三司来关心大家，问有什么困难需要部队帮助解决。郑维山黑瘦精干，刘志坚像个文人，脚有些跛。他们来三司都在那个摩托化步兵班落脚。总之，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由于毛主席支持，党政军都行动起来支持红卫兵运动，尤其是支持三司的红卫兵。

我怎么到了三司

三司的发起成立是由地质东方红挑大梁，三司成立时，老蒯也给予了关注，他派驻三司核心组的工作人员名叫张云辉，跟我关系处得不错。三司是由周永璋以地质东方红的名义串联各兄弟院校成立的，他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受总部核心组的派遣和批准，等到木已成舟，他才向总部朱头汇报，这本来就让朱头心中不快，而形势的发展，三司的前途又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么，这是一个受到中央支持的跨学校的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因此一直对周永璋存有戒心的朱成昭开始动脑筋，他自己肯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内，放在东方红公社的建设上，没有时间过问三司的事，但对周永璋又不放心，必须派一个有资历没野心他信得过的人去三司代表他工作，这个人选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第一我是东方红的发起人和东方红战斗队的创始人之一，在地院知名度很高；第二我是和他最早串联一起反工作队，又一同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我又没有与他争权的野心，是能让他放心的人。
在我奉派上任三司前，朱头首先向老蒯、聂元梓、陈荣金等外校的头头都打了招呼，说明了换人的原因，而我也和这些外校的头头早已相熟，因此我去三司工作很自然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认可。周永璋看出了苗头，表现了很高的姿态，慢慢地自动淡出了三司的“召集人”位置。我从来没同他理论过这个事，我和周永璋之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大家见面照样说笑自然，而我当时也没觉得这种摘果子吃的作法有什么不对，现在回忆起这一切，都感到当年对周的作法有点过分了。当年毕竟年轻气盛不成熟，现在再来回忆当年，自己有时也觉得可笑。
周永璋后来组织了东方红内部的反朱派即二团之一的“620造反兵团”。三十三年后的1999年，我们都是年近六旬之人了，我到北京去看望老友，住在西三楼招待所，去看江祖如老师时他很高兴，告诉我真巧了，周秃子也来了，并且告诉了他住的房间号，我立马去看望他，他也很兴奋，大家回忆起三十几年前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真是感慨万千，他向我介绍了离校后的经历。正是由于他不受朱成昭的待见，早早离开了朱成昭，成了朱的反对派，地院后来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他无关，毕业分配也没有受到影响，分到四川，到地质队后又调到宣化地院去当老师，后又考上了岩石专业邓晋福老师的研究生。抓5•16运动，“说清楚”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都没有他的事。
关于串联创立三司的事，他没有提及是否给他带来了麻烦，但我却从另外的渠道获得了他为串联成立三司自投罗网挨整的一件趣事。1980年前后，冶金部天津地质调查所有两个外调人员来到湖北我所工作的地质队，外调一个从我们队上调入他们所的中层干部的事，在与我谈完正事闲聊时，他们问我是否认识周永璋，我说当然认识。他们说周永璋读研毕业后为照顾夫妻关系也分到他们所里。这是毕业十年后我第一次得知周的去向。他们对我说，周永璋这个人吃亏就在他那张嘴上，他口无遮拦的秉性不改，胡侃乱吹文革初期在学校参加东方红、成立三司那些陈年旧事，说自己是东方红的领导人之一，又是串联成立三司的发起者，又是和周总理、周荣鑫、吴德等领导在一起如何如何商讨成立三司的具体事宜，吹得天花乱坠。我对他们说，周永璋确实是地质东方红的早期骨干成员，串联成立三司他确实功不可没。他并不都是吹牛皮。来人对我说：现在的政治形势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人们视造反派、红卫兵、首都三司为洪水猛兽，妖魔鬼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把那段历史作为自己的光荣加以炫耀，这不是缺心眼吗？这不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这就是这位老兄的可爱之处。本来这单位并不了解他文革中的表现，他的自我表白反而给那些以整人为职业的政工干部们找到了新的目标，单位又组成专案组跑到地院外调了一通，把他折腾一番，回来后除了落实了他三司那些破事，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而不了了之。本来具有研究生学历，又是名校的研究生，在单位也没得到重用，分配他去搞资料情报工作，业务上也没机会上进。来人倒对他没有恶意，只是和我闲扯，感到惋惜。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位老兄啼笑皆非的天真率性。

如此“总司令部”

关于三司的话题，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由此也可见当时群众组织“乌合之众”的真相之一斑。
三司作为所谓“总司令部”，是徒有虚名，它对“下属”的组成院校红卫兵组织并没有指挥权，人事上也没有任免权，取得了三司身份证的各院校红卫兵也没义务向三司负责什么承担什么。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就是一个以地质东方红为主要力量组成的对外联络站。它的成员，组织机构，三司都不知道，主要人员是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只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三司空白介绍信便于开展工作，他们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们的主要成员，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我院学生江涛，什么时候加入的东方红，我们都不知道，在校时我们核心组就没有人认识他，但在上海，他是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马天水等人十分崇敬的首都三司代表，上海文革运动许多重要事件都有三司的功劳。据说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有一个提案是让江涛参加三结合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把他永远留在上海。后来听说张春桥等上层领导发话，不能开这个口子，北京红卫兵运动结束后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
三司西南联络站，也和上海联络站的情况相似，也是由地质东方红为主，对推动西南主要是四川的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句话，三司是一个群众运动中大轰大嗡的产物，它充其量是个各大专院校造反派之间松散的联合体，按周永璋的说法，只是个联络机构。但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三司成了一面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那个革命造反光荣、时髦的时期，人人都想高举这面大旗去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也有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拉这面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去吓唬别人。
三司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领导班子，没有什么总指挥、司令、副司令、组织部长、政治委员等称谓。它的主要组成院校的头头们像朱成昭、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等人也从来没在一起议论过谁是几把手，如何排座次等等。坊间传的所谓蒯司令、朱司令、田代司令等等不过是玩笑话，调侃之词，甚至是不怀好意的嘲讽之语。现在网上有人吹嘘自己是三司几把手云云，我听后觉得是在说疯话。实际上，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谁也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司，那只是一面大旗，一块招牌，一个橡皮图章。朱成昭也只是在三司成立初期走马观花地去晃了两下，以后再也没去过。只是委托我常驻三司，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比较起来，我印象中，蒯大富到三司的次数还多些，但他自从去上海等地串联后，也就再也没来过三司了，而是像朱成昭一样派了一个自己的铁杆常驻三司处理日常事务，此人名叫张云辉，清华一年级数理系学生，他骑一个摩托车来往于学校和三司之间，他和我处得很好，有一次我还邀他一起到西郊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军队档案室事件，就是他骑摩托带我一同去的。而且，在我印象中，老蒯很少和朱成昭单独在一起议事，在老蒯还沒解放以前来地院求援避难时在一起多些，清华井冈山成立后没见过老蒯来和朱单独议事。我印象中，老蒯这人有点怵朱头，他在下面对我说过朱这人有点冷峻，不太好接近。两人性格完全不同，蒯外向，爱出风头，朱内向，有点给人不好打交道的样子。他俩在一起时，蒯像个小学生，看着朱的脸色说话。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头头的刘诗昆和他老婆、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头头叶向真大闹三司的事件。那天我不在，事后是工作人员向我反映的。说是刘诗昆、叶向真等人带着十来个人来三司闹事，到处刷攻击三司的大标语，并散发传单。我回来后看到三司办公室内外一片狼藉，标语大字报满世界都是，内容是要“踏平三司”，“三司是反革命黑五类的避风港、保护伞”等等。奇怪的是，过了不久，叶向真又换了一幅面孔，要求批准她的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三司成员。我们当然没有批准。

“口号事件”后的周恩来接见与三司大印被抢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发生了所谓“口号事件”。按当时的说法（造反派的大事记记载），认为是陶铸与熊复一起炮制印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将原发的“标语口号”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删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被三司有人发现后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了新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新口号。
“口号事件”那次接见红卫兵过后，以地院为首的一些高校七千多师生员工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了大家。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晚被接见的有地院、北航、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高校师生员工，没有清华。周恩来讲话中表示感谢红卫兵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并为自己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的官僚主义向大家道歉。
当晚我也在主席台上，印象最深的是会前红卫兵和总理卫队发生了小磨擦，卫士长为保总理安全，要红卫兵队伍退后，和主席台隔开一定距离，可大伙都想离总理近些，尽量往前挤，这样就引起冲突，干扰了总理讲话。卫士长很坚持职责，要担保总理安全。双方僵持不下时，朱成昭向总理报告后，向台下大声说：请解放军相信红卫兵，请解放军后撤，由我们红卫兵负责总理安全，大家说好不好？台下齐声高呼：“好！”这时总理过来亲自让卫士们后撤，大会才继续进行。
据蔡新平讲，周永璋去世后他去天津，王秀云把周永璋在中组部审查他时写的一份自述材料的复印件给了蔡，估计是周永璋上交前自己复印留底的。关于他如何离开三司的内容中写到了“口号事件”。他说，“口号事件”过后没两天，朱成昭就把他从三司开除了。
此后三司大乱，发生了基层组织来抢大印的事。
这件事由政法学院的学生刘富元所为。政法学院造反派头头陈荣金是最早到我院串联的少数派，是和东方红最铁的战友之一，他成立了政法公社，是三司的骨干成员。这位刘富元是陈荣金的反对派，他也可能把对陈荣金的嫉恨转嫁到三司头上了（另一种说法是他对周永璋被三司开除不满）。有一天他带了几位同伙对三司搞突然袭击，把三司大印抢走了。
我回去把这事急报朱成昭，当晚朱和我、老蒋带上我院一二百人跑到政法学院去讨要，在他们礼堂和刘富元激烈辩论，但并没发生武斗。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是谢富治批准又重新刻了一套印章。但后来不知怎么刘富元又成了朱头的座上宾，常来找朱。
2011年我到北京老蔡家去，蔡夫人牛彩茹很神秘地给我看一件她收藏的宝贝，她退休前在地大任老干处长，她说有一次在储藏室清理废品时偶然发现了当年三司的钢印。她用力搬出来，我们几位老同学仔细观看，感慨万千，并感谢小牛的细心周全。这大钢印做工非常考究，还带一个杠杆压把，是发证件时才用的。这将来应该是文物级別了。被抢走的那个三司大印是橡皮或木刻的印章。

三司发展成员单位的一个原则

三司在发展成员单位时有几个原则，一是必须是校址在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不管是中央直属的院校还是北京地方院校；第二必须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不吸收；第三是只发展学生组织，不面向社会，科研单位、工厂企业的不吸收。
这一条后来也有了一些变通，那时北京不少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式也和大专院校相类似，也由上级单位指派了工作组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有名的艺术家，像中央歌舞剧院的陈爱莲，中国歌舞剧院的郭兰英、王昆等人，这些文艺院团都受到了工作队的打击，后来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这些院团的少数派也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他们也想打首都三司这面大旗，他们的头头纷纷来到三司，找我和其他核心组成员，这些文艺界人士嘴皮子功夫很厉害，每天来回找你死缠滥磨，后来我们几个研究了一下，我们也非常需要文艺宣传队伍来造舆论，便要求他们各自组织三司名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又都在北京，便于我们管理、联系，于是就网开一面，破格吸收了几个文艺院团的造反派组织为三司成员，记得有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全总文工团、煤矿文工团、铁路文工团等院团。后来这些院团打着三司的旗号组织了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的确起了不少作用。后来北京人艺的蔡安安，全总文工团的曹乃介等人还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
三司的组成成员，绝大多数在筹备阶段就固定下来了，北京那时共有五十二所大专院校，只有极少数院校漏掉了，是三司成立后补充进来的，都是些规模较小的院校，像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外地的院校我们一个也没发展。但确有一些外地文艺单位通过他们在京文艺院团的同学、同事关系介绍来找我们要求参加三司，印象最深的是长春的两个文艺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吉林人民艺术剧院。长影厂的造反派组织来找我的是曾在电影《鸡毛信》中饰演海娃的蔡元元，是蔡安安的同胞弟弟；吉林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组织头头名叫李启明，是个帅哥，后来在《刑场上的婚礼》中饰演过周文雍烈士，他是蔡安安的中戏校友。他们知道我和蔡安安是好朋友，都打着安安的旗号来找我要求参加三司，那更是好话说尽，功夫下完，但是我们始终不答应吸收他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口子一开，凭着三司当时的名气，那将是一发不可收，一个北京市的学生组织岂不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岂不成变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大杂烩组织？这样一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始终不松口。最后为了不使他们太失望太伤心，达成妥协，我们给每一个来人发了一个盖有三司大印的红袖章，才算把这些人打发走，他们对这个结果也还算满意。

印象较深的一次接见会

我在三司期间，全国各地运动发展不平衡，太多数的省市造反派还在受压，有不少外省市的受压派跑来北京上访，寻找支持，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每天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中央首长接见外地来访者的接见会频繁召开，而每一次这样的接见总要给三司发入场券，我参加了多少次这样的接见，已经记不清楚了。
印象较深的第一次是在1966年的12月中旬，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三司，办公室给我一张人民大会堂入场券，告诉我中央首长接见。我拿着入场券，背着小背包从文化宫南大门斜穿天安门广场来到大会堂东门，门卫验过入场券会场位置后，我大步向西走去，正好看见周总理迎面由西向东走来，我忙上前向总理问好，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问我是来开会的吧？我说是，他说跟我一起走。我随总理向前转弯来到在会堂东南角的一个小型临时会议厅。会议还没开始，但人已到齐，可能是在等总理吧。
总理坐下后，江青宣布开会。这是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东西长，南北短。首长们面北坐在南边，群众南坐在北面。首长到得很齐，除周总理外，康生、江青、陈伯达和王、关、戚都来了。群众席上有首都各高校的少数派头头。我们地院朱头和老蒋也都到会，我和聂树人是作为三司代表到会。还有一些外地来京上访的学生受压派，印象比较深的有西安交大的头头李世英，这个人当时很有名。
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这次首长接见的主要内容好像是了解各校、各地文革运动发展的情况，像学校受打击迫害的人数有多少，有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蒯大富汇报了清华的运动情况，首长们对西安交大的运动很关注，详细询问了交大的两派情况，比如工作组是由哪里派出的，有多少师生受到迫害打击，工作组撤出后运动的情况等等。

《昨 天》2015年6月30日 第五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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