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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文革之初刘少奇为何无力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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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6 23: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症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为什么事)。骨子里,就是因为罗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权柄重,位置关键,怕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搞彭真,毛内心的真实目的,也是“防政变”。彭真长期经营首都北京,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囯”。彭又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曽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的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据说又曽对毛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毛泽东先下手搞掉这些人,对任何想在高层搞政变的人(比如刘少奇),都是个重大打击。

毛泽东在正式动刘少奇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这里。

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要最后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重。仅据官方权威文献披露,“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的谈话,和私密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中囯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岀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

亊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亊。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亊,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団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至1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中囯度假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亊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囯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8页至1419页)

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歩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20页至1421页)

这是毛泽东两个来月,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对其困扰之深,焦虑之大。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反政变”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亊安排和部队调动。

周恩来召见军方实权人物作军事部署

接下来,周恩来就绕开党中央,也不经过中央军委,独自作了相关军亊部署,并进行了几项关键性的部队调动和军方人亊安排。

也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两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亊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囯务院)亊务,共和囯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他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主要是防“泄密”。

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絕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古老方法。

1967年武汉的“7.20”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劝其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爭,防泄密。

当时,周恩来写信而不用电报电话或传真,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其手下亲信,完全封锁消息。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的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自此,正式开始了北京卫戍区的扩建重组,进行相关部队的一系列调动,以及首都各要害机关部门警卫力量的大调整。后来在“文革”中地位关键,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员傅崇碧,也就此走马上任。

几天后的5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了“首都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任务,以及内部组织情况,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机构运转程序,还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并作出了相关决定。

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定调子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周恩来还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在“紧急情况”时,需要调动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如果周恩来在京,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因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有出访等外事活动),可报邓小平批准(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第33页)。

这个决定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可谓有点意味深长。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的,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但从整个过程及军队调动部署情况来看,刘少奇并位参与其事,而是周恩来在全权负责。

前文已述,报告中提到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个“首都工作组”,只有周恩来有权拍板作出决定。周的身后实际做主的,是毛泽东。

这就是说,“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这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并作出决定。不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显然不会是来自周恩来本人,而只能是来自毛泽东。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名义上仍是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会,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另搞一套。其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铺开,“工作组”等问题甚至还未发生,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还有两个多月。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并要借故搞他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后来的“派工作组”事情,刘少奇地位已岌岌可危。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紧急情况下,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权,周恩来不在时,由邓小平决定。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信任的,而且对刘、邓是有所区别的。否则不会把如此重大权力交给他(尽管是充当周恩来不在北京时的“替补”)。

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5月31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所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及卫戍部队调动安排等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书面报告。这些决定与部著,亦均获毛泽东批准认可。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首都工作组”下设负责日常亊务的办公室,地点在军委“三座门”。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首都工作组”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组建情况如下: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有3人,分别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可见其“反政变”的色彩很浓。而那个雷英夫,正是后来最先向中央高层写材料,揭发刘少奇的始作俑者。

傅崇碧还回忆说,“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周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和研究讨论有关问题”。

“首都工作组”主要任务是“防政变”

周恩来、叶剑英5月15日的报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都规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这就是,加强首都北京的警卫,确保首都的安全。

所谓“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说穿了,就是保证尚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旦返京后绝对安全。并在毛泽东以“文革”之名,对一批党政军高层(以刘少奇为首)大清洗时,防止有人会对毛泽东搞所谓“政变阴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也是这个“首都工作组”成员的刘志坚将军,“文革”后接受访谈时,曾有一段很关键很说明问题的回忆。

据刘志坚说,早在“文革”正式发动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此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其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军方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毛泽东在“文革”深入发动及自己返京重回“一线”掌控局势前,指示成立“首都工作组”,并重新调整组建拱卫京师的北京卫戍部队,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是防着刘少奇,彭真,或是曾一度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或其他任何人,对他搞“赫鲁晓夫式”或“非赫鲁晓夫式”政变。

关于“防政变”的意图,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5·18讲话”就表露得十分清楚。如今看来,林彪那个专谈政变大讲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就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随意而为,而是有感而发的。

林彪在“5·18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瞩目:“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总参谋部让许世友,作加强对杭州毛泽东保卫保卫的军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来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报告是5月15日。周恩来约杨成武、郑维山谈扩建北京卫戍区,调动部队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安全保卫,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些情况他应当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5·18讲话”中这番话,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本上是事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周恩来、叶剑英一手操持下,关于成立“首都工作组”及相关军事部署等一系列动作。只不过,这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核心机密,在座者(包括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此并不知情。

3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讲话。

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好。”又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子、有枪杆子、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转引自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

现在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先是要搞掉彭真、罗瑞卿等,后来要搞掉刘少奇等,确实要担心这些人会反抗,甚至对他搞“政变”。这些话他对江青讲过,也对林彪讲过。

可见,毛泽东决心将“文革”大规模发展并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变”、“反政变”,确实是他曾经深为担心并认真考虑过的主要问题。建立“首都工作组”,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作相应军事调动和部署,都是针对他即将搞掉的刘少奇等人,“防其政变”的具体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幕后一系列运作,在1966年5、6月那种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式中,起码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此时已明确倾向于毛泽东(或者说站在毛泽东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一方),并全力支持毛深入发动“文革”;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全面发动的前夕,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组”,已经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北京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刘少奇手中。

或者说,这个所谓“首都工作组”,才是当时实际控制北京乃至党中央的“另一套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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