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60年的食堂饭

tuffy05

亲历1960年的食堂饭

静水深流_696 于 2014/8/5 11:01:3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谨以此文献给大饥荒中不幸离去的父老乡亲们，也权作向我1960——1961年先后离去的三位长辈奉出心香一瓣！含泪忆往事，长辈们去时不懂流泪，时隔54年，我留下了迟到的泪水！写了数百散文，唯此文流泪最多......）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人，尤其河南人，对于1960年的食堂饭只怕都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而且这个记忆是终身性的，很不容易忘却。才五六岁，我就赶上了，在幼小的心灵里便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致使一生想忘都忘不掉。

1960年的食堂饭应该是“大跃进”的产物，我们这儿又把它叫做“三两八钱”，即每人每日平均吃粮标准，那是十六进制的旧称单位。按这个标准，每人每月供粮不足12斤！在这个标准下，当年出现了“不正常死亡”，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吗？很幸运，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我能挺过来，长成一米八零的北方大M，并且以酒足饭饱、雨夕灯窗之心态或闲情去诉说五十多年前的事，幸甚至哉？

幼小的记忆里，我当然无法想象“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五风”等那些大事，但对吃食堂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个印象随着我生命的年轮一起生长。食堂饭时吃“野菜”，我们这里有一种草，阔叶多年生，四季都能生长，叶子周边生刺，人称“刺角芽”，生长力非常顽强。即使手如铁耙的老农，碰到它也会缩手，到秋后它的顶部结了个圆圆的疙瘩，非常坚硬，一些不听话的孩子，往往被老年人形容为“刺角芽”疙瘩。

食堂饭吃这个。大锅清水汤煮“刺角芽”，吃着有浓烈的铁腥味，任凭怎样咀嚼，到嗓子眼里还直觉刺扎。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奶奶年岁大了，不能下地干重活，在食堂里帮助摘菜，我趴在奶奶肩上，睡也不睡，玩也不玩，饿得哭。奶奶哄我，说快吃晌午饭了，我就用小手帮助奶奶摘菜，小心的将“刺角芽”叶子上的尖刺掐掉，心里美美的想着，那顿饭就不会扎嗓子了！几百号人吃一锅饭，“刺角芽”成筐的下锅，我的小手只是掐了几片叶子，竟幻想着这么美的事。于是，我手里拿着一片掐干净刺的叶子，竟趴在奶奶肩上睡着了……
当年有一篇文章《公共食堂无限好》，曾入选高中语文教材，说的是贵州某地大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全国主流媒体也都在宣传，食堂饭让中国农民又一次获得了大解放――这几乎是当年领导层的一个共识。但是，有资料证明，像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姐姐当年就曾经在食堂饭中吃不饱，已经可想而知食堂饭在更加广义层面到底怎么样了。幸运？悲哀？是大解放，还是大伤元气，历史说了算。无需争论，正如刘少奇在临终前说的那样，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对食堂饭都提出了异议。彭德怀说得更直接，除了他给主席的信以外，还在西北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他都去调查了，大家吃不饱，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态度明朗。但是，后来会议主题急转直下，由“纠左”演变到“反右”，正如当年一些老同志预料的那样，他们是劝过彭总的，要他讲话小心带“刺”，彭德怀等最后被打成“反党集团”也自在意料之中了。

食堂饭还吃过什么？大雁屎。过往的大雁落在田野里，集体拉屎，人们便把大雁屎捡回，晒干后下锅充饥。也许条件反射，现在想起这些，胃里就特别难受，可当年饥不择“屎”，难怪李自成起义时陕西饥民连“观音土”、破棉絮都吃了。

食堂饭吃酒糟子。地里的野菜，庄上能吃的树叶如槐花、榆叶早吃光了，集体仓库里结满蛛网，饿得死老鼠。于是去城里酒精厂，把人家扔在马路边的酒渣拉回去，本为厂家废弃物，无任何卫生可言，上面灰尘、苍蝇蚊虫横飞，吃到嘴里又酸又碜，叫你合不上牙齿。那滋味真不堪再想，至今，每从那个酒精厂走过，当年的滋味不由就涌上了心头，往往直觉口酸心酸，口水泪水和在一起流！

“端起碗，照相馆”，这是当年群众的一句口头禅，有点打油味道，说的就是食堂饭，因为大锅清汤，所以照见人影。苏联塔斯社记者曾前去河北徐水县参观采访，回去后向苏共中央汇报，时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不无感慨的说，苏联搞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可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却是大锅清水汤。

食堂饭不公平，缺乏监管，管伙的人，炊事员，还有生产队干部及其家属等，常常是先于他人即大批社员吃饭，人们称这个饭是“头道饭”。虽然同是一大锅清水汤，但先下手为强，锅底总能捕捞些什么，于是社员有意见，便在食堂门口贴出了小字报，说昨夜饿死了一个干部，称一下还有八百斤呢。

众所周知，当年的河南可谓“极左”先锋，谎报高产，或农业“放卫星”都走在了前列，终于成为大饥荒的重灾区。食堂饭逼走了一部分人，他们多数“流窜”至湖北，最后定居那里，几十年后大家还笑着说是张体学（张时任湖北省省长）救了他们。在家撑不住了，除了饥饿，稍不慎便遭无情斗争，生产队长一句话“不准吃饭”，就得饿肚子，清水汤你都没有！一些老实巴交“听话”的人，多为老弱或脑子一根筋者，部分人最后便遭遇了“不正常死亡”的厄运。

下面饿死人，上面不相信，粮食产量那么高，至于饿死人吗？于是，调查研究，结论：浮肿病。再调查研究，结论：不正常死亡。这些或“专业”或“科学”或自欺欺人的“权威”结论，充斥当年的主流媒体，但“饿死人”的词眼一直不使用。至今，仍有极少数人在直击当年实质的帖子上大骂“造谣”，可以猜想，他至少晚生了二十年！或者他们压根就是当年推行“极左”路线的官二代拟或代言人。

1960年春，在仅隔三天的时间里，我家两位长辈相继饿死，这是钢铁般的事实！先是爷爷的弟弟，我叫二爷，一个慈眉善目而身材矮小的光寡老头儿。印象不深了，仅知道他先前会做小生意，常常追着庙会卖花生、糖果，他遗下的一个铜秤盘，家里保存多年，文革时才被红卫兵“破四旧”砸毁。二爷胃口差，不适应吃“野菜”，干活无力，常遭队长打骂。按家族，队长应该是他孙辈，可是照例骂娘，队长连亲爹都不放过呢，老爹干活上不去，被他一脚踹趴下，还趁势骂“我叫你浪”，可谓大义灭亲！

二爷干完最后一晌活，就倒在了他那个用土坯支起的小床上，再没有起来，再没有去食堂里领“饭”，他死了。家人就用他床上那些破烂把他卷了，草草埋掉。继而是爷爷的儿子、父亲的哥哥，是个哑巴，我叫他哑巴伯，自然也是个单身。他虽然不说话，但是忠厚可人，做事灵巧，深得人爱，死时才四十岁，当时村上人们都哭了。

干农活栽红薯，哑巴伯有自己的“发明”，常常比划着教人们怎么栽，后来证明，在当时条件下，他的方法确实能让红薯结的大一些，这在我们那里是有口碑的。他特别疼爱我，多少次享受他亲亲抱抱的甜蜜，无法说清，尽管他不会说话，也足以可以倾听到他的心声了。在那样一个年月里，他又能怎么去施爱？连他自己都顾不了，知道晚上脱了鞋，第二天还能不能再穿鞋呢？

有一次，他为集体碾红薯干，趁人不备“偷”了一片，揣在大襟黑蓝土布棉袄里。收工后快步走到家，像唤小狗一样的把我引到里屋，掏出那片带着他体温的红薯干，笑出了一脸的括号——这是我对他唯一的印象。他笑了，我也笑了，在那个连哭都没有眼泪的日子里，伯父侄儿难得一次笑得这么开心，要是能拍下来，留下历史的一个珍贵瞬间该多好！那一片生红薯干的滋味，绝对比今天孩子们最好的美味还美许多倍！

伯父临死满眼含泪，不会说话，咽气的时候艰难的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他想说什么？饿，我饿，给我一口饭！在场的人眼看着他这样，谁也没法，人们多年后还在说，那时要有一点点吃的哪怕一口稀面糊糊，他就不至于死去。可是，没有，工作队天天逼着“卖余粮”，以至于这个无辜的词眼到今天听起来都叫我不寒而栗。食堂饭的时候，谁家屋里敢藏一粒粮食？

伯父死了，人们饿得竟连埋人的气力都没有了，于是同样用他床上的破烂卷了他，就埋在了村上，一块属于我家“场地”的地方，只有几分地，怎么都抬不到离村仅500多米的老坟地。时隔30年后，我家要在这块地盖房子，便将他的坟移走。扒开他的坟墓，满眼断骨碎片，手指骨几乎成了一把碎豆子，叫人看了寒心！就是这一双手，曾经亲亲的抱我，会劳动，会栽红薯，还会为我“偷”来一片红薯干。哭一声可怜的伯父……要不是别人把我拉起来，还真不知道能哭出啥样。

挨到1961年，上级终于察觉了什么，于是解散公共食堂，我们这里也叫“散食堂”，人们奔走相告。家庭小伙恢复了，屋里可以有一丁点粮食了，可惜伯父没有等到。然而，就在“散食堂”不久，我的奶奶因为长期的“野菜”代粮而不适，终于病倒，又一个“浮肿病”！不久即离开人世，那年奶奶才63岁。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幸运，紧要关头，他“流窜”到湖北，感谢张体学“收”了他。不然，以父亲那种胃口，母亲常说“有几百个怕也饿死了”。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数约4000万人（《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72页）。我家的三位长辈不幸成了这个数字的分子，而父亲和我大难不死，人称侥幸躲过了“粮食关”，但也未必或者不求有多大后福，吃饱穿暖足矣，回想食堂饭死去的三位长辈，则三生不求奢糜！

父亲母亲当年“流窜”湖北，我自然成了“流窜犯”家属，于是队长不准我去食堂吃饭，仅靠奶奶那一份养命，而且我还要多吃多占。饿极了，就捡起别人扔在地上的红薯皮吃，不久也“浮肿病”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生命告急，“喂狗”的结局眼看难免。母亲听说，连夜往家赶，重又回到了险象环生的家里。她带回了外婆给的一点点干粮，又去生产队破死命干活，将功“赎罪”，队长恢复了我的食堂饭，生命的红灯变绿灯，成就了我一米八零的大M，感谢母亲！

这里，我深深怀念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她已于近年去世了，但是我不能忘记她。当年队长不准我吃饭，饿得吃别人扔下的红薯皮，才五六岁的她，自己也饿得大张着眼，看到我这样，居然能同情。她手捧着自己好不容易分得的一个红薯，竟然朝我走过来，大方的让给我，你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立刻骂她，因为我是“流窜犯”家属？我常常感念她，感恩她的善良，而且她的美丽和善良是超前的，超前到我们当初连什么是美丽和善良都来不及稍许感悟啊！

1960年食堂饭，在三天时间里，我失去了两位长辈，到1961年，不足一年时间里又失去了奶奶。三天，一年，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时间在我心里最惨烈的凝固了，制造了永远触目惊心的伤痛！然而，1960年的报纸社论仍以《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为题，大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大脑皮层的热效应一触即发。于是“放卫星”、竟“高产”，粮食亩产竟有突破百万斤的！如此离谱，如此荒谬，明知是假，竟不脸红，还欣然笑纳。

粮食“高产”因果了“卖余粮”，“卖余粮”导致农民粮食严重亏空，造成了空前大饥荒。因为饥饿，母亲一生唯一的一次做“贼”，便是去庄稼地里“偷”豌豆叶子。1960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饿得实在没法，豌豆正是叶期，平日夜不出户，并因笃信鬼神而常常自我恐吓的母亲，竟然豁出去了。漆黑的夜，田野里荒坟一片，只觉得头皮上一阵紧一阵热，母亲挎了个纺花篮子，最大容量不过三几斤，眨眼功夫便采满了。

也许恐慌，回家时竟迷了路，母亲在田野里摸了好久，连方向都辨不清楚了。忽然间眼前竟是一片荒坟，吓得她冷汗直冒。定睛一看，原是我们这一姓氏的祖坟地，好了，死了300年的那位老祖宗显灵了，紧要关头，真乃及时消灾赐福荫庇后人。于是，心中踏实了，果不其然，不远处有一微弱的亮光，许是哪家妇女夜里纺线织布，朝那亮光走去，果然找回了家。母亲特别感谢老祖宗，一直笃信是老祖宗暗中指点，才让她化险为夷。

那夜，我是在梦中被叫醒的，睁开眼看见豌豆叶子，连些许犹豫都没有，便大把大把地抓住往嘴里填，直吃得嘴角里淌出了绿沫儿。平生唯一一次无限制的吃豌豆叶子，那夜的味儿后来再没有过，现在豌豆作物在我们这里近乎绝迹了，今天就是杀遍了五洲四海的味儿，却再也难找回那夜吃豌豆叶子的新鲜！那年，那夜，那物，那味，令人惊悸，叫我动容，莫非上苍赐我一次绿色的生命际遇？

翻开我们这边的公安户口册，不难发现1960、1961年出生的人实在很少，那时妇女们甚至无“例假”，应验了当年全国因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数导致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论证。一位老太太提起这个事，就咬牙切齿没有好听的，妈那个B，吃食堂饭男人们饿得Q都不会硬，还给你生娃？到1962年，那年是虎年，食堂散了，形势开始好转，饱受饥饿的妇女们也逐渐恢复了生育，村上的虎妮虎娃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也开始回暖，重新恢复了“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的常态现象。

早在1958年，安徽有一个县委干部竟敢给毛主席写信，力陈“包产到户”的好处，说“包产到户”出现了夫妻田，才试行一年，人们就吃饱饭了，还说高兴地看到妇女也能生孩子了，是可喜现象，中央应该支持。这在当年可是掉脑袋的事，但是没有，他很幸运，没人理他，毛主席也没理他。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针对“大跃进”、“三年困难”等一些情况，号召全党充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畅所欲言，毛主席幽默的说“白天看戏，晚上出气”，使大会取得了积极成果。

历史虽然已经沉淀，但是历史是人民写的，所有的得失利弊早已澄清，不是凭着谁的感情喜好就可以信口开河。中国的粮食近十余年来连续增产，农民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了，如此怪事决不会重演。有一个文化不浅的疑似“美式”研究生，曾经在帖子上大声放言，“三年困难”谁家饿死人了？她相信这是“造谣”，只可惜，她至少晚生了二十年，或者她的专业根本不具备“土地文化”，拟或生于“侯门”，她压根就是当年走极“左”路线的“官二代”，饱孩焉知饿孩饥？

时代在发展，再过若干年，也许曾经写过炊烟的诗人，或曾经描写过缺炊断粮诸如食堂饭之类的散文家，同样将面临着新一代的质问。他们生在优裕，习惯的是电气化，享受的是物质化，崇拜的是西方化，知道他会瞪大眼睛，操着救世主一般的腔调，嗯，那可能吗？造谣！

无需争论了，中国的农民是宽厚的，他们敬天畏地，他们最听党的话，尤其知道感恩，感恩今天逢上了一个好时代。抚今追昔，想起当年的食堂饭，“卖余粮”，统购统销，强征强购，“五风”等，中国的农民今天将又一次享有一个“九天九地”了，他们不忘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大声疾呼，感谢他曾经敢为农民“鼓与呼”。

食堂饭，天方夜谭？一代人心灵的伤痕早已被春风阳光温慰，被优裕的新生活抚平，让记忆沉入生命的断层吧，因为那早已是一块隔山隔水隔世的僵冷化石了。我的童年，我的泪痕，已经如同风筝一样，在高蓝的天幕下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麦苗青了，菜花又黄，但是，那种最不想看到的顽固的野草——刺角芽还在遍地生长，然而，曾经救我性命的豌豆叶子却不见了！

每当早春二月的日子，脚踏着我的田野，我总是深深的怀念那些曾经救命的野菜，尤其怀念豌豆，它或许在北方大地上已经“失传”了？南方的菜市场里依然能够买到，他们给了个美丽名字“荷兰豆”，叶子也有，只是，在这个改革最前沿的南方城市里，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了！

又是一年春天，春风又绿江南岸，风吹草木动，似是故人来。想忘却的，是那个满含“霸气”的稚嫩声音：“汤也喝稠里也吃”；最想忘却的，是那双稚嫩的小手，他想把刺角芽上的刺都掐干净；最难忘却的，是那一片带着我亲爱的长者体温的红薯干……


2007年4月于故乡 2014年7月深圳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