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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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

连载：《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迁往北平。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中央多数机关临时安置在西山一带的公园和旧庙里，房屋简陋，办公和生活用房远远不能适应展开工作的需要。

　　为了尽快解决中央机关和首长办公、生活用房，中央办公厅决定筹组修建办事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４月，由中央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副处长彭则放带领一部分人员，组建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不久，中央军委总务处的许东，也带领着数十人参加到组建工作之中。同年５月，中直修办处开始在万寿路办公。当时的中直修办处下设新市区工程处，经理处以及秘书、人事、审计、行政等直属科。当时北平的都市规划，曾有过将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把公主坟以西划为新市区。为建这个新市区，还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处长是清华大学教授王明之，副处长是彭则放，经理处处长是许东。

　　开始的时候，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处双重领导。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四、六来处办公。为此还从社会上公开招收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的审定，均由曹言行负责。

　　直到了７月１日，中直修建办事处才正式宣告成立，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还到会讲了话。中直修办处的主任是范离，顾问梁思成，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也派人参加了中直修建办事处的领导管理工作。

　　中直修建办事处下设审计科，科长崔福长，工程师曹光柞、蔡荫华。负责审批中直各机关房屋修缮和家具购置工作。为加强领导，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又成立了“中直各机关房屋修建管理委员会”，由范离主持，成员有中南海行政处、香山机要处、中央统战部、中央供给部、中央组织部、中直修办处等单位的几位科长毛维忠、许思忠、乔凤咏、郭青山、高应元、崔福长，以及马列学院的副秘书长刘元士。

　　当时中直修建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旧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设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仅在１９４９年内，就为中央机关修缮房屋近２万平方米。

　　在中直修建办事处成立初期，工作极为繁忙，当时立项的主要工程就有建筑新六所、中南海西楼书记处办公楼、玉泉山别墅、中央统战部办公楼、育英学校、中直保育院、北京医院门诊楼、中直礼堂及招待所、军委通讯部、中联部办公楼及宿舍等等。

　　工程多，任务重，就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门技能的工匠，中直修建办事处遂从各地调集这些人员。因为中直修建办事处承担的工程，都是为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修建的，因此参与这些工程的技术人员和工匠，就多了一重要求，在政治上可靠，因而也就多了一道审定工作。本文的主人公田恒贵，就是这个时候被调到中直修建办事处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办公居住处所，中南海里的中央机关办公用房，以及这些机关部分干部的住所的修建、改装、维护，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南海里的几乎每一幢建筑的原貌，几经改装的变迁，他都能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

　　他无法忘记，因为那里面凝集了他的忠诚、智慧和辛劳，在付出忠诚、智慧、辛劳过程中发生的历历往事，以及这些往事所映衬出的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最初，即便是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

　　也都由从社会上雇用营造厂的员工进行／

　　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个重大事故


　　田恒贵说他当时在山东工学院的学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于１９５１年春季，和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后勤处处长的王爱深、后来任北京市房管局长的周洪臻和武馨英四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进了中直修办处。他还记得他来中直修办处时的领导有范离、彭则放、郭青山。

　　中直修办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城西的万寿路一带，这里原来曾是傅作义的办公楼。田恒贵记得办公楼周围还有沟壕，他到中直修办处刚一个星期，就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那里的工程队伍被称为第一施工所。

　　田恒贵的同学王爱深，被分配在第二施工所，工地就离中直修办处不远，重要任务是负责新六所的工程。所谓新六所就是六栋楼，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人一栋，另外还有一栋服务楼。此刻的这一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楼都盖好了，只是道路、庭院、假山等没拾掇完。除了新六所外，第二施工所还负责附近的育英小学和部分中直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修建。

　　第一施工所的工程绝大多数在中南海里面，也兼管紧靠在红墙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住所，例如在任弼时去世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五位书记的陈云在中南海东墙外的住所，就是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带领工人去修缮的。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公务、住宿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了，有的栉风沐雨百多年，属于危房了，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此外，可利用的旧建筑都利用上之后，办公、住宿用房仍然有些紧张；有些建筑只能凑合一时，不适宜长期使用，因此还要新兴建一些房屋。这些工程，有些也由第一施工所来完成。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在刚刚进入北平以后，中央机关一直没有一支专门的房屋建造维修队伍。第一施工所组成以前，即便是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也都是承包给社会上的营造厂或从营造厂雇用工匠来做。

　　但阶级斗争的弦马上就绷紧了，尤其是担负着警卫责任的部门，他们认为临时雇佣的人，很难一下全摸清他们的背景底细，给这他们与党的领袖和中央机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总有几分潜在的威胁；而且施工的过程中以及施工后的质量也有些问题，还时不时发生一些扯皮的事情。

　　因此，中央负责行政工作的部门决定自己组织人员，成立自己的专门修理队伍。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中直修办处的人员除了像田恒贵等来自北方地区的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等地调来的。第一施工所在中南海内有些与修建相关的事情，通常要同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处和行政处接洽请示，警卫处的处长是汪东兴，行政处的处长是伍云甫，伍云甫调走后是罗道让。与第一施工所打交道最频繁的，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管理科科长毛维中。

　　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王权是第一施工所的负责人，他在北平解放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田恒贵说王权人很聪明，有活动能力。他开始在香山“劳大”搞基建，后来到了中南海。另外还有一位负责人，名叫李树森，是从革命老区来的。

　　刚进中南海的时候，田恒贵并不知道在中南海里住的、办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只被告知那里是中央机关。而且进了中直修办处就强调纪律，要注意保密，不该问的不问。以致他在进了中南海两个多月之际，还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他第一次听说自己就工作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是这一年的５月，在东八所会议室召开的一个报告会上。在这个会上做报告的，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会议的主持者是当时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协理何明孝。

　　田家英做的报告的题目是“学习《为人民服务》”，是他本人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的心得体会。田家英说：作为革命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结合自己的实践强调：我们这些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很少有机会到下面直接为人民服务。然而直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服务，实际上也就是间接的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田家英的这一课，给田恒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为自己能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感到无上光荣。

　　田恒贵说：“我们刚到中直修办处，去山东调我们的郭青山就向我们介绍情况，说为什么这么急着自己组织队伍，因为前不久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事。”当时郭青山讲得比较含糊，也没有指名道姓。进中南海以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又对新来的人员进行教育，田恒贵才对那次事故有了清晰完整的了解。

　　此事发生在第一次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会议筹备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住在中南海里的纯一斋院落，周恩来有时也在那里办公。院落里的房屋年久失修，需要修葺，就从社会上雇来施工队。按规定每天收工时，施工人员要把现场清理整齐，把材料堆放好，排除可能造成伤害危险的隐患，或对危险地段做出明显警告标志。

　　负责检查现场的，是行政处的一位老同志，他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太清楚施工现场的清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天，施工队清理做得比较草率，老同志也未能发现隐患。

　　夜里，李维汉起来上厕所，从住所出来向院子西边的厕所走去，因为看不清楚，人也比较疲劳，在经过一个既没有认真遮盖、也没有做警示标志的水表井时，掉了进去摔断了腿。在他腿伤治疗期间，年长的林伯渠不得不更多地担负了筹备政协的工作。


        陈云的秘书要田恒贵他们签署一份责任书／

　　卫士长来看了几次，今天增加这个，明天增加那个，弄得田恒贵很伤脑筋／

　　听说要花２００万旧币，陈云夫人决定地板不打蜡了／

　　临彻底完工时，差一点儿出了个大事故


　　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负责的第一个工程，并不在中南海里面，而是在中南海东墙外的陈云住所。

　　陈云的住所曾经是李宗仁在北平时住的房子，当年有个代号叫１６１，现如今做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幼儿园。那套房子因多年没修过了，房顶漏雨漏得厉害。因此必须进行大修，把房顶全拆了重新做。房子供暖的锅炉管道和暖气片，由于长年不用都坏了，也要全部更换新的。在小楼的后面，还新加盖了一间厨房。

　　因为是大修，房子里不能住人了，而且工期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结束，陈云夫妇就暂时住进了北京饭店。

　　联系修葺的事宜，是李树森跟田恒贵一起去的，和他们接洽的是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秘书要田恒贵他们签署一份责任书，要求一个月完工。田恒贵觉得李树森是领导，就让他签名，但李树森说田恒贵是此工程的负责人，非要田恒贵来签。

　　签署了责任书又成为工程负责人的田恒贵，此时对陈云的寓所如何修建心里并没有谱。因为房屋的修建工程他此前从没有干过。他在山东工学院虽说学的是土木工程，实际上当时的学习广而不专。开了的课程有都市规划、道路桥梁、工程结构、水利工程等等。实习期间他干的是修筑战备公路，还建了一座公路桥。因为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后开始了抗美援朝，山东是战备重点地区，结果房屋建造的工程倒一点也没有接触过。

　　旧房顶揭掉后，要重新钉屋面板、铺油毡、换新的石板瓦，但田恒贵对石板瓦的铺装工艺根本不清楚。施工的人员多数是李树森从河北平山县革命老区招来的，这些人政治上比较可靠，有的还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来自农村，只盖过乡村的土平房，对城市的高级住宅见也没见过，更不用说做比较讲究的装修了。因此，田恒贵就到其他工地去看，了解石板瓦铺装过程，并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然后将新学到的方法教给自己带领的施工人员。

　　房内的装修多是要求比较高的技术活，例如重新换顶棚，房间内的四周做灰线，修木地板，做高级油漆墙面等等，这些也都是农村来的施工人员从没干过的活计。于是从中直修办处请来了有经验的老木工、老油漆工，带着农村来的施工人员，边学边干。另外，检修暖气锅炉、拆换暖气设备以及电工的活计，也都是由中直修办处调来的专业技工带着做的。

　　农村来的施工人员能吃苦，有学技术的渴望，又虚心肯学，所以较快地掌握了一些房屋装修技能。有这样一支能吃苦肯学习的施工队伍，陈云住所的修葺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田恒贵自己也因负责这一工程，学到了一些学校没有教授的东西，比如铺石板瓦，高级装修，又比如供暖设备的安装，房屋的水电设计安装等。

　　在施工的进程中，原先和田恒贵签署责任书的周秘书将管理房修的事务移交了，接手的是陈云在东北时期的老卫士长。他调来北京的时间稍晚一点，但他对陈云的生活非常了解。

　　周太和是政治秘书，对一些生活细节的事务不熟悉，所以他做修建计划起草责任书时，考虑得不够周到，一些必需的项目没有列入计划。在工程进行之中，卫士长时常来查看，结果总是来一次就发现一些遗漏问题，提出一些增补装修项目。今天增加这个，明天增加那个，弄得田恒贵很伤脑筋和为难。

　　因为工程的时间限制，是根据原先修建项目内容定的，现在新增出一些项目，工期势必要向后拖。另外新增加修建项目，还涉及到增加预算的问题，一些材料要现购买现准备，这些都不是田恒贵能拍板定的，要向上一级主管汇报请示。

　　老卫士长的态度很好，一再承认是他们开始考虑不周，但不把发现的遗漏问题补上，总嫌美中不足。田恒贵就找第一施工所的负责人王权商量，王权说：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叫他们签字。结果增增补补，工期又拖了一个多星期。

　　快完工的时候，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下班后来看了房子，她在修建后的房间里感觉不错，表示满意。她上了二楼，看了陈云办公住宿的房间。这些房间铺的是木地板，由于多年没养护了，特别显旧；再加上施工时搬运材料，有些磨损的印迹，表面更粗糙了。于若木见此，提出是否可以给地板打打蜡。

　　田恒贵知道陈云住所的修葺，是可以包含地板打蜡项目的，但原来的预算里没有加入这一项。因此他又将这项费用做了计算，室内加上走廊，打蜡的面积共２００多平方米，需要２００万旧币，合后来的人民币２００元。现如今２００元已不算什么事，可在当时就不能说是笔小钱了。陈云夫人听说要花２００万旧币，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给住所里的地板打蜡了。田恒贵当时听了于若木的这个决定很感动，觉得首长们要求自己挺严格，什么事都与国家的利益挂钩，能为国家节约一点经费就节约。陈云家的地板，最后真的没有打蜡。

　　当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有一天，周秘书来到现场，对田恒贵说：“首长住在北京饭店，一天要花许多钱，而且老住在那儿也不方便。现在房间里已经可以住人了，首长要搬回来住。”

　　随后，陈云夫妇就住进了１６１。田恒贵还带着人员在院子里施工，因此每天都能见到陈云夫妇。就他的观察，陈云当时工作很忙，早上很早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自行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机关房屋修葺的任务竞相接踵，工人们都难得休息，晚上加班更是经常的事。陈云院子工程的最后结束，工人们从前一天一直干到了翌日凌晨２点多。田恒贵说在刚到中南海那两年，他就没有享受过休息日。

　　工程临完了，却差一点儿出个大事故。那天，一位老工人给小楼安房檐接雨水的白铁檐沟和水斗。因为修房时搭的架子已经都撤掉了，老工人就架一个竹梯子爬上去安装。梯子下面的地面是水泥的，挺滑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人监护扶着梯子，但他也没找别人来扶，自己就往上爬。当他爬到房檐边时，梯子突然向后滑落，幸好院子里有一棵槐树将梯子卡住了。在梯子下滑时他头朝下掉了下去，幸亏他会点武术，随即就用脚钩住了梯子，梯子卡住时，他的头离地面只有一尺多。要是没有树，他钩住梯子也没有用。

　　当时田恒贵正在旁边看小厨房里面的施工，听见哗的一声响，他赶紧跑到外面。只见那位老工人头朝下吊在梯子上，这情景让他后怕了许久。从那以后，田恒贵就懂得了施工一定要时时处处注意安全。

　　在中南海行政处来人验收工程时，又增加了一个小项目。陈云的大师傅提出，最好给厨房做一个碗橱，以便放碗筷和各种烹调用的作料。平山来的木工没有见过碗橱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怎么做，田恒贵就现给他们画了图，他们依照图赶做了出来。

　　进中南海第一施工所后的第一个工程，就这样还算顺利地结束了。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在自己房间里加修卫生间／

　　江青搬到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暂住／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路过东北，曾去看望过林彪一家


　　被分配到第一施工所后，田恒贵就在中南海里有了办公和住宿的处所。进入中南海的东门内，往北一拐走不远有一排平房，共有３个房间，那就是第一施工所的管理人员们办公和住宿的处所。开始时，田恒贵等７个人占了两小间；另外一间是５位会计人员。从这里再往北，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园林管理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处所，再往北就到了中南海东岸的花窖。

　　田恒贵刚进第一施工所的时候，工程很紧张，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工程，但一个接一个，每个工程都很急。工人们那时都没有假期，田恒贵也没有星期日的概念，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加班。陈云住所修建工程是在凌晨两点多告竣的，此前，田恒贵带领着工人们连续工作了十六七个小时。田恒贵回忆说：“我到中南海后的头一年，工作紧张，加班频繁，晚上还时不时开会学习。因此整整一年，我从没有半夜１２点钟以前睡过觉。好在我当时年轻，那一年我２２岁。”

　　也恰恰是因为中南海里的小工程一个接一个，任务一下来就非常着急这个特点，许多事情要经过中直修办处，经过向范离、郭青山等领导兜圈子报告审批就来不及了，所以与这些工程相关的事宜，就直接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议定处置了。例如有些临时出现的小工程，需要增调工人施工，需要购置材料，就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商定解决了。于是，田恒贵就有了两个领导，而且许多工程更多的是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直接安排下达的。

　　田恒贵主持的第二个工程，就是给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房间里加修卫生间。毛泽东和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有各自的住房，但没有附设卫生间，盥洗、解手等生活问题解决起来都有些不方便。毛泽东身边负责内卫的李银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都曾建议在住所内加修卫生间，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因而此次加修卫生间，是趁毛泽东离京到外地的机会进行施工的。

　　为了在施工期间不影响自己的休息作息，江青临时搬到了菊香书屋院外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暂住。田恒贵带领工人利用晚上的时间施工。为了赶工期，他们天天夜里干，星期天也没有休息，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毛泽东的住所做修建工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习惯了夜晚办公，白天休息，所以在他住宿办公的处所，白天不能有任何动静，以免打搅他休息。但当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为什么还要夜里加班呢？田恒贵说当时好像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菊香书屋附近办公，白天工作时间不能打扰，所以只能在夜晚施工。

　　此次田恒贵他们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共修了两个卫生间，毛泽东、江青各自用各自的。毛泽东房间里的卫生间，是占用了他的北房后面走廊的一块。砌起了一个小间，修了上下水道，房内贴了瓷砖，安装了卫生洁具。因为这次给毛泽东做的卫生间，面积非常小，就没有装大一些的浴缸。后来在１９５６年，又重修了卫生间，把面积扩大了，并安装了大浴缸。洗手池边，第一次安装了活动的莲蓬喷头，就是软管连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于洗头的那种。

　　“这种活动的莲蓬喷头，是当时我们在北京能见到的最新型的产品了。据说还是从上海购买来的。”田恒贵对笔者说道。

　　做完了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工程，田恒贵的下一个工程是给林彪在南草场的寓所进行修葺。那时林彪还没有正式调来北京工作，他住的南草场寓所，是个两进的院子，这个院子后来归属了中联部。

　　为林彪的住所进行修葺，是林彪当时的秘书夏桐找杨尚昆提出的。一来房子比较陈旧了；二来原有的格局也不适合首长一家带着工作班子办公居住的需求。杨尚昆同意了，田恒贵随即接到了带领工人们去改造维修的任务。

　　田恒贵说：“林彪的秘书夏桐是老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在林彪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后来他到大连的一个造船厂当了党委书记。夏桐人很好，待我们又和气又热情。”

　　夏桐告诉田恒贵，南草场院子内房屋原格局，没法安排工作人员办公和休息的用房。于是田恒贵对之做了重新规划设计，在院内一侧新盖了五间平房，作为工作人员办公和居住的用房，此外还建了一个车库，又对整个院子做了大修。

　　林彪在南草场寓所的格局变异和改造修葺，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那时田恒贵他们施工所用的材料，如木料、砖瓦、水泥什么的，都是从中直修办处的仓库运送到中南海里。在南草场施工时，不少材料都是由施工人员用排子车从中南海那边拉过来的，所需数量较大的砖瓦、沙子、石子则是用马车运输，来来回回路途还挺远。

　　在南草场施工的时候，林彪、叶群都不在北京，好像是到外地修养去了。林彪的秘书夏桐留守，担起了与施工方面接洽联络的事务。田恒贵知道这里是林彪的寓所，还是秘书夏桐和他聊天中吐露的。

　　为了便于施工，南草场院子工程期间，田恒贵和工人们就都住在了院子里。林彪的秘书夏桐及警卫们，对施工人员的态度一直都很好，每周还安排工人们看一次电影。特别是夏桐对田恒贵很照顾，对有关施工的事很配合。


        民国肇始，春耦斋是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

　　中共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进驻中南海后，春耦斋被用作周末舞会的场地／

　　春耦斋工程最后决定利用夜间施工，是为了照顾毛泽东的休息／

　　不一会儿，警卫人员又过来了，又把工人说了一顿


　　田恒贵进中南海后主管的第四个工程，是１９５１年夏天对春耦斋的修葺和改造。工程的主要项目是内部安全维修，改修电影放映室，并在院子里增建简易库房。

　　春耦斋位于丰泽园主体建筑的西北，“静谷”的正北偏东，建成于乾隆二十二年，即１７５７年。１９４９年中共中央的领袖和中央的部分机关进入中南海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离春耦斋不远的丰泽园一带。

　　从丰泽园去春耦斋，先经过丰泽园西侧的“荷风蕙露”亭，进入面南与亭相对的“静谷”东门，通过北向延伸的长廊，到碧水环绕的纯一斋，再往西行，就到春耦斋了。春耦斋前有宽敞平台，立于水上，四周有白石栏杆围护。

　　宫苑书斋式建筑的春耦斋，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整个建筑面阔五间，外面四周有游廊。室内虽然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富丽。

　　此斋是清帝举行演耕礼时的休息之所，乾隆皇帝曾把皇宫中珍藏的唐代著名画家韩滉所绘《五牛图》，悬挂于此斋。他曾说：耕种之事，牛出力最巨，故在此展观《五牛图》，更知耕事之艰。在乾隆所赋《春耦斋诗》中，明喻《五牛图》悬挂此斋与稼穑的关系：“春耦临丰泽，无非穑事从；五牛贮图寓，三白幸畦封；绨几憩言便，蛰窗倚望重；尔虽踈举趾，意实不忘农。”\n
　　就字面而言，春耦斋亦应视为丰泽园的附属建筑，“耦”同“偶”，古意为两人并肩耕作，后泛指耕种。而丰泽园正是为皇帝劝课农桑，执耒演礼农耕建造的。

　　可在有些记载中，却把春耦斋列入静谷的范围。笔者揣测，这许是因为它距丰泽园的主体建筑颐年殿（堂）稍远，隔着一些院落，而与静谷紧邻且无遮拦的缘故吧。

　　民国肇始，春耦斋常常充当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１９１３年的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过财政会议。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与段祺瑞抗衡的代总统冯国璋下台，被安福国会举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其总统办公处，设在了春耦斋。

　　中共中央的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搬进中南海后，春耦斋被用作周末舞会的场地，后来在舞会后，又增加了放映电影的节目，偶尔也被用来开一些中小型的会议。厅内摆设了一些橱柜、屏风、桌子以及沙发和软椅。

　　春耦斋外部油彩虽说已经被岁月剥蚀得褪去了颜色，但主体建筑还坚实，春耦斋里面的地面，是紫绿方石铺的，虽不够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时期的舞场，已经“豪华”多了。然而毕竟长年没有维护了，室内的顶棚、门窗的油漆、墙上的挂灰都剥落破损得相当严重，必须做一番修葺。另外增加了放映电影的节目后，通常是把放映机在大厅里一支就放起来，这样的放映效果不太好。放映机哗啦哗啦响，也影响后边的人看。因此春耦斋大厅内部也要做一些改造，隔出一个放映室。同时还在春耦斋院子的西边，新建了几间房子做仓库，放置春耦斋开会时才用的桌椅之类物品以及电影胶片等。

　　春耦斋的工程进行期间，正好毛泽东也在家，刘少奇也在家。他俩一个住在春耦斋的东边，一个住在春耦斋的西边。毛泽东晚上办公，白天休息；刘少奇白天办公，晚上休息，都不能打扰。这下可麻烦了，田恒贵他们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利用夜间施工，首先照顾毛泽东，他晚上办公稍微有点声音还不要紧，但在白天他休息时必须停止施工，这才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

　　田恒贵带领工人在夜晚干，一再叮嘱要尽可能不发出声响，工人们也很注意轻声，但还是免不了有响动。房顶有白铁的活，敲打木梁、椽子钉钉子，再小心也总有些响动。

　　常常是刚干了一阵子，刘少奇的卫士长就过来了，说影响首长睡觉了，你们别钉了。工人们就只好停下来。这里是中南海，工人们放下手里的活计，只能原地坐在那里，也不能去别的地方去溜达，也不能大声说话。

　　坐的时间稍微一长，大家觉得无聊和难受了。于是又商量说，与其干坐着无聊、犯困，还不如小声点压低声音慢慢干着。田恒贵也要考虑工期的问题，工程只能干出来，不可能坐出来，就说：“你们尽量悄悄的，别弄出声响。”

　　结果，就这样又干了起来，可一干总会有声响。不一会儿，警卫人员又过来了，又把工人说了一顿。田恒贵连忙对警卫人员说：“不关他们的事，你找我说就行了。他们也是为了按时完成工作呀。”

　　除了管工程，田恒贵还得管他所带领的工人们施工期间的生活。比如春耦斋的夜间施工，工人们在干活中间要吃一顿夜餐，这些事情也得由田恒贵操持。每到快吃夜宵的时间，他就出中南海东门，到附近的小店铺里去买大饼，并从附近的开水房打来开水。

　　施工过程中缺材料了，田恒贵就得带人上仓库拉材料，仓库没有就与有关方面联系，马上调材料取材料。凡是田恒贵主持的工程，工地上负责的就他一个人，什么事都得管。像工人进出中南海的门，都得由他带领，点人数填单子；工程需要的材料，进出中南海的门，也是由他填单子。中南海里面的工程需要的比较大、比较沉重的建筑材料，有些是从外面雇车运来的。为了安全起见，警卫部门不允许这些车进入中南海，这就必须先把车上的材料卸在中南海的外面，然后再由在里面施工的工人，用小车一点一点地搬运进中南海。

　　田恒贵回忆起当年的这些往事时说：“中南海里的工程就是这样，有好些在外面施工不可能遇到和想像不到的问题。那时工人的工作态度也确实是好，人也都质朴宽厚，像在春耦斋施工时几次挨了指责也没有埋怨。”

　　
       怀仁堂礼堂的第一次修建，为了赶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限，

　　就是在正院的上面加了个顶子／怀仁堂修建期间，中南海西门被推倒重建／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南海的几个门都没有动过什么土木


　　１９５２年“三反”运动以后，中直修办处撤销，与中央各建筑单位合并组成了中央直属工程公司，中央机关的一些重要建筑工程，都由这个公司承建。公司的办公地点在五棵松，后来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宋裕和当经理，是公司的第一把手，但实际管事的是后来任北京市建工局长的董文兴和彭则放，他们都是副经理。

　　中央直属工程公司的实际上级是国家计委。田恒贵他们原来属于中直修办处第一施工所，于１９５３年正式划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多数任务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直接下达，第一施工所的人员还一度被编为五处的修建科，但在业务和技术方面，他们还受中央直属工程公司领导。一般一个星期左右，田恒贵就要到中央直属工程公司房管处开业务会议。这个房管处是双重领导，行政劳动是中直管理局，技术方面归中央直属工程公司。

　　这一年，中央直属工程公司有两个比较大的工程。其中第一号工程，就是修怀仁堂；第二个工程是盖北京饭店新楼（即饭店二楼）。田恒贵记得那时公司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这两个工程上了。“当时全公司总共只有１００多辆卡车，几乎都集中使用在这两处了。”

　　这次修怀仁堂，是中南海里的大工程。早在将怀仁堂定为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正式会场之际，就对之做了一次大的修建。当时怀仁堂这组建筑中的任何一个殿堂，都容不下那么多代表坐在里面开会，于是就在正院的天井上面加了个顶子，把天井改造成了会议大厅。当时的工程是中南修建公司承担的，田恒贵的一个同学有幸参与其事。

　　怀仁堂的第一次修建，为了赶会议期限很紧迫，因此当时的设计和建造未能做长远周密的推敲，施工上也来不及精雕细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必须再度进行改造和完善。于是就有了１９５２年的再建工程，将天井上加盖的应急礼堂，重新设计修建成高规格的、设施完善的大礼堂。

　　修建后大礼堂的舞台部分被加高和扩大了，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也都做了大的修改，还新安装了通风设备。这次大修后不久，就在此召开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

　　田恒贵本人并没有参加怀仁堂第二次修建工程，他是因为领受了怀仁堂南边的西楼工程，天天从怀仁堂前经过，看到了整个修建的过程。在怀仁堂高规格大礼堂修建期间，中南海斜对着灵境胡同的西门也被推倒重建。笔者推测这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因为进这个西门不远就是怀仁堂，礼堂修好后，会议或演出时从这里进出最为便捷。

　　中南海有两个西门，斜对着灵境胡同的这个在府右街中段偏南，另一个则临近府右街北口。栉沐百余年的风雨，两个西门已经相当破旧，看上去都显得逼仄。新的西门是由中央设计院设计的，比原先拓宽了，门两边的墙呈八字，比原来气派了许多。

　　这个西门新建后，田恒贵听说国务院那边也有人提出把临近府右街北口的西门也重新做一下，但周恩来总理不同意，他说修一门要花费多少多少担小米，而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裕。北边的西门至今还保持着原来的规模，因而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称作“小西门”。在那些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烙在田恒贵脑海里的记忆，就是事事处处都强调节约精神。

　　讲到这里，田恒贵自然联想到中南海的其他几个门。他说其他的几个门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都没有动什么土木。东面的东华门，只是在１９５４年重新粉刷油漆了一下，把破烂不堪的地方整修了一下。南门，即新华门，是到了１９５９年新中国十年大庆时，才重新刷了油漆，对之做比较大的修理，是６０年代以后的事了。

　　１９５３年，在中南海的东南角，开了一个小门，后来有人称之为“东便门”。１９５３年夏季，张耀祠奉命进中南海，新组建中央警卫团。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中南海南边新兴建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和宿舍楼，当时为了施工用的土石木料进出方便，就在东南段墙上临时开了个临时的豁口。团部和宿舍施工结束时，大概是考虑到警卫团人员的进出和工作的需要，就没有将那个临时性的豁口依原样封堵上，而是修建了一个正式的永久性的小门。从此，中南海又多了一个门。


       西楼仅供大区书记来京开会办公住宿，利用率太低／

　　两次在毛泽东院子里搞工程，都没能见到毛泽东


　　１９５２年田恒贵参加的、与怀仁堂同时进行的西楼工程，也是一项再完善性质的工程。因为西楼在１９５１年就竣工了。但在进住使用一年后，相继出现了许多问题，必须加以修缮和处理。西楼工程是一个小建筑群，包括甲乙丙丁四座楼和一座小会议楼。其中甲楼是刘少奇办公及其全家住宿楼；乙楼是朱德办公及其家人住宿楼；丙楼和丁楼原本是准备用做中共各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办公住宿用楼。例如陈毅来京开会，就曾在丙楼住过。饶漱石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曾在这里居住过。

　　后来因仅供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办公住宿，利用率太低，加之中南海内机关办公用房也比较紧张，这两栋楼遂改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办公用楼了。

　　丙楼和丁楼内地上铺的花砖，是中直修办处下属单位自己生产的，质量不太保证，做工也较粗糙，铺好后又没有好好养护，没等水泥干透就进入使用了，结果弄得许多花砖都松动了。此外暖气片的安装，暖气片罩的装饰等做得也不太好。田恒贵带着施工人员，将这些问题一一做了重新处理。

　　为了让刘少奇一家在１９５２年初搬入甲楼，田恒贵还配合甲楼的施工人员，承担了在甲楼装自动电梯的任务。当时负责电梯安装的是一位姓范的老工程师，他是从中直修办处派来的。田恒贵这是第一次接触装电梯，跟着范师傅新学了一门手艺。

　　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甲楼里的电梯，是中国上海生产制造的。范师傅在安装时，带着田恒贵到了楼顶上的电梯房，给他讲解了电梯的构成和各部件。在安装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向范师傅请教和学习，很快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西楼的工程结束后，田恒贵又接手主持了菊香书屋的走廊改造工程。在此次改造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有时不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可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导致受凉。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可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经过反复解释劝说，毛泽东才不反对了。

　　田恒贵此次带着工人们来施工，依然是趁着毛泽东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们把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封闭式的。“我两次在毛主席的院子搞工程，却没一次也没有和毛主席在他的院子里见面。”


　　新中国初期，递交国书仪式很隆重，也比较烦琐／

　　毛泽东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

　　毛泽东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

　　勤政殿顶子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一下大雨就会漏


　　听田恒贵的回忆，１９５３年好像是他分外忙碌的一年。

　　这一年，田恒贵接受了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勤政殿内部的大修。勤政殿就在毛泽东寓所菊香书屋的东边，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地方，有些国务会议也曾在这里召开。

　　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初期，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也显得比较烦琐。外国大使来去时，都有仪仗队致敬、军乐队奏乐等仪式。毛泽东接受国书后，外国大使要致词，毛泽东还要致答辞。有时还有由中国的外交部长陪同外国大使一行人到主席办公室做简单谈话的安排，甚至还会安排外交部长陪同大使到勤政殿内会客室与同来的外国大使馆馆员共进酒点。因此，有时递交国书仪式会拖得比较长。

　　起初，有关勤政殿的工程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负责的，相关的重要事项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具体负责的人是余心清，他是国务院管理局的局长，后来又任典礼局的局长。然而此时中南海里的区域已有了十分清晰的划分，区与区之间警卫也日益严格，勤政殿所在的南区域，同国务院办公的北区中间隔着几个区，从那边过来很不方便，要过好几道卡，所以这次大修的工程，就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这边承担了起来。

　　这次改勤政殿大修的具体任务，还是由余心清亲自向田恒贵交代的。他说：原来勤政殿内大厅的地板是平的，然而在建国前，开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在大厅靠里边正面装修了一个小台子，有两层台阶。这样，在毛泽东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态势。但是在这里接受了几次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后，毛泽东认为总让他站在小台子上不好。他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田恒贵说：“余心清当时向我交代任务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毛泽东的这段话。”

　　由于毛泽东发话了，因此勤政殿修改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把大厅内的小台子拆掉，将地板重新取平，使进入到大厅里的人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第二项内容是对勤政殿内的柱子进行保护性装修，专门从上海还是苏州定做了云彩花纹的锦缎，用来包在维修后的柱子上。然后在柱子的四角做了护线。另外在大厅的墙壁上，也用云彩花纹的缎子做了装饰，还做了高级装修的护墙板。

　　为了使装修后的勤政殿内更加得体庄严肃穆，余心清还专门请了一些搞高级装修的专家，好像还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人，由他们绘制了一张装修草图。本来，在大厅后面壁上没有挂国旗，装修后放置了国旗，还做了国旗边框。在国旗的下方，做了一排雕花。大厅的顶子也绘上了图案，周围也做了花饰。

　　整个勤政殿大厅在维修装饰之后，焕然一新。勤政殿里面虽然只有一层，但北面大厅外立面约有１０多米，看上去比三层楼还高。因其高大，站在中南海北边的北海或景山上，都能看得到。这次比较大的维修装饰之后，田恒贵还对勤政殿做过多次维修。因为勤政殿建筑南部大门厅和中大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顶子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故而一下大雨就会漏。北大厅虽然是后建的，但因为屋顶做的比较简陋，也会漏雨。漏雨后大厅内白色的贴顶和边墙上就可以看到有漏雨的水纹，滴下来地板地上也留下水印。

　　在举行高级别外事活动的庄严而隆重的地方，让人一眼就看到漏雨的痕迹，是很不应该的。因此每在大雨之后，田恒贵就会接到通知，去勤政殿检查。一旦发现了水纹水印，他们就得连夜搭架子，修补粉刷喷浆。

　　除了下雨后的检查外，有时还会在举办递交国书之类的外交仪式或活动前，上级临时通知田恒贵，对勤政殿进行检查。他说他记得起码有三次，是在举办活动的前一天，才通知他们去检查勤政殿。发现问题就得紧紧张张地赶修，不能耽误和影响第二天的活动。

　　由于多次出现漏雨的问题，主管部门曾计划过做整体大修，但核算下来花费比较大，上级没有同意；另外勤政殿距离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太近，不便于施工，因此整体大修的事始终没有定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对勤政殿做了彻底的翻修，这种时不时检查、赶修的情况终告结束。但经历过那番彻底翻修后，勤政殿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安排苏加诺住中南海勤政殿，与当时大背景有关／

　　勤政殿里里外外的门都由一位姓赵的老同志管理／

　　勤政殿西侧走廊新摆放了一排摆放了文物的柜子／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有关部门曾从海外购回了

　　许多流落在海外的珍贵文物


　　勤政殿是一座几进的大院落，除了比三层楼还高的主殿外，还有套院及一系列平房。中央办公厅的一些干部，以及外国的贵宾，都曾在勤政殿的院落里住过。例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副处长李福坤、摄影科的科长侯波等的家，就曾经是这座院落里的住户。

　　田恒贵还记得警卫处的干部们的住房，在从南门进入勤政殿院落后向西一拐处，这排西房的东立面不是古建筑的装修，而是一门一窗的新式装修。外墙是抹的水泥面，做法和勤政殿院内东面的政事堂一样。

　　有一年下大雨，住在这里的部分干部反映家里的房子漏雨。田恒贵就带人过去检查，当时侯波家住的房子就漏了，他们随即做了维修。田恒贵说：“那时的风气真好啊，干部们出门去办公，连家里的门都不锁。警卫处的人陪着我们，就直接进到房间里去检查房子，也不用到单位去叫他们回来一起看。”

　　１９５４年，修建科又接到指示，对勤政殿的院落进行装修。田恒贵说：“到勤政殿会见中国领袖的外国首脑很多，但在这里面住过的只有两位，一位是１９５４年来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位是１９５６年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

　　但是笔者记得越南劳动党的主席胡志明，在新中国诞生后来中国也曾在勤政殿住过。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访问后，与也在此期间访问苏联的胡志明一起回来，胡志明在华逗留了一段时间，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下榻。

　　田恒贵也知道此事，他说因为胡志明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所以他住进中南海，就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外宾，因此也没有为他的入住而对房屋专门做过装修。“他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处很随便，就像有些文章里叙述的那样。例如他到毛泽东住的房间做客，毛泽东对他说你感觉热就把衣服都脱了。”

　　“那时好像有这样一个惯例，比较亲近的国家元首来访，要和所到国的元首住在一起。毛泽东住的是丰泽园，勤政殿就在丰泽园的东边隔壁，又同在中南海一个大园子里。因此把外国元首请到勤政殿住，成为一种特别亲近和友好的象征。”田恒贵又说。

　　１９５４年受命对勤政殿做维修改造，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访被安排在这里下榻。当时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酝酿将会址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洲和非洲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安排苏加诺住中南海勤政殿，应该是与这一大背景有关。

　　那次装修，是按照高级贵宾的套房格局装修的，精修了卧室，会客室，装了护墙板，外面还贴了云缎。还在勤政殿东北角挤出了一间房子做厨房，因为要在这里单独起伙做饭。原来房间里有个卫生间，但是比较小，只有解手的地方，没有洗澡的地方，改建了一个大的卫生间，做得也很高级。

　　做这么讲究的装修，主要是考虑苏加诺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也不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首脑，而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因此他住所内的装潢，比起当时中国党和国家领袖住所内的装潢，就奢华多了。苏加诺访华期间，陈毅陪他到北海游览，登上白塔时陈毅指着勤政殿的殿顶，告诉苏加诺说：“那就是你住的地方。”

　　由于做维修工作，田恒贵多次去勤政殿，虽说每次去都是忙忙碌碌，围绕工程任务而无暇顾及其他，但进出次数多了，对勤政殿这个建筑群还是留下了比较多的记忆。勤政殿的正门在南面，大门是五开间的，和西边丰泽园的大门有相似之处，但略显得高大些。

　　当时看护勤政殿大门的，是一位姓赵的老同志，但他叫什么名字田恒贵从来没问过。他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田恒贵每次进入都要找他。田恒贵记得第一次去，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人带着他，找到老赵开了门。

　　进入外面的大门后，穿过中厅要走过第二道门，到后面的正厅还有第三道门。因为施工，施工的人员和材料多数时候都是从北面的大门进出，田恒贵就一次次找老赵来开门，由此知道勤政殿里里外外的门都由老赵管理。

　　勤政殿的中厅是古建筑的木构架，无吊顶。南北向比较长，之间的走道上铺着红地毯，走道两边有条案，上面陈列着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其中一白一黑两件工艺品给他留下极深印象。白的是一只非常大的象牙雕刻。黑的是一块巨大的黑宝石，有一米多高，两吨多重，是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抚顺煤矿开采出来的，当地称之为煤精。田恒贵说他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宝石。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改为警卫局以后的一天，局五处的领导给田恒贵打电话，要他处办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