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国璋 内蒙文革中的韩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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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国璋


就在我们沉醉于山光水色之间的时候，上海宣布革命造反派夺权成功。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上海造反派撰写的《告上海人民书》在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它示意各地造反派照此行动。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月风暴”就此席卷全国各地各级政权。

由我、马飞高、赵兰恒、刘文斌组成的“肯登攀长征队”完成了由南京到上海的徒步串连之后，回到内蒙已是二月上旬了。我和飞高在包头家里听说2月5日内蒙古军区开枪打死我院外语系学生韩桐，就急忙相约返校。到校之后才知道我们不在的这两个月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

1月19日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驻呼联络站计11人进驻内蒙师院。内蒙古各级各单位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进入高潮。这期间，市里用卡车拉着黑帮游街示众的甚多。内蒙党委群众拉出刘景平、奎璧、浩帆等游街，教育厅揪出韩明、云照光、陈觉生等在内蒙师院示众。

1月11日呼三司封闭了《内蒙古日报》社，开始出版《红电讯》。10天后，对立组织红卫军发起围攻内蒙古日报社，引发了所谓的“1.22”反革命事件，东纵派员支持报社造反派，韩桐等东纵战士彻夜战斗在报社。次日内蒙军区的黄厚、王良太派出一连部队进入报社，造反派把内蒙军区的作战部副部长刘昌留下辩论，因红卫军阻挠，故将其带至师院辩论至夜里9点。这一天东纵与刘昌的对手关系已在冥冥中确立。

这个事件表明了内蒙古军队是不支持造反派的，当天下午，由首都三司清华井岗山主持召开了揭批1.22事件大会。

2月1日下午，东纵参加了全市造反派的车队游街，要求刘昌出来见群众，检查1.22事件以来的错误。由各校造反派学生组成的军区门前静坐示威即日开始。师院东纵从当日早2时开始静坐。内蒙古工学院“红旗”、“东方红”宣布2月2日21时15分开始绝食。晚上静坐的学生召开揭批刘昌大会，军区放响高音喇叭干扰。次日，师院外语、物理、中文系的师生参加静坐，清华井岗山驻呼联络站的两名同学也参加进来。又次日，静坐示威继续，矛盾趋于尖锐。晚6时许，静坐的各单位派了100名代表打着“见刘昌代表团”的旗子，经过三次交涉，整队进入军区院内，进院后发生冲突。转日就是震惊全国、打响全国第一枪的2月5日。上午11时，内蒙古军区的高音喇叭广播了王良太的三项命令，要造反派撤出静坐，否则将采取行动。12时18分，内蒙师院外语系的韩桐正站在静坐人群的最前列鼓舞士气，他手持半导体喇叭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时候到了！”这时从军区大门里连发了两枪，韩桐中弹倒地。事后披露：是军人柳青亲自开枪的。围攻军区的事件至此已达极致。

为了强化一下现场感，我这里引用一下亲历者我的同学范兴元的忆述。

一月底，传来了毛主席的指示，希望部队介入地方运动中，要支持革命派。作为呼三司的领导层，当然也希望作为地方部队的内蒙古军区能站在自己一边。可几经交涉，内蒙军区的领导却迟迟不作表态。这时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派了大约有二三百人，在内蒙军区的大门口搞请愿和静坐。希望内蒙军区的领导能接见这一派红卫兵和青年学生的代表，希望能明确表态支持呼三司，师院外语系英语四年级的学生韩桐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的。韩桐，托县人，共青团员，时年24岁，他高个子宽脑门，下巴有些尖，说托县话，文革前在校就比较有名。一是他会唱二人台，他和英三的女生李秀演出的二人台“打金钱”，几乎无人不晓。二是他喜欢撑杆跳运动项目，是校记录的保持者。为此他的腿还受过伤。前面说的，我们同在一个长征队，在吕梁山上行走了一个月。我曾见他拄一根棍子走在队伍中。他出身贫农，很能吃苦。他平时不大爱讲话，但说起话来也挺幽默。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耿直，说话痛快。二月四日晚，我当时住在院教学楼，在走廊里遇到了他，他的临时宿舍也在那。正巧他的弟弟韩梓也在那（多年后，我在一本书里查到，中国古琴上下两面，分别由两种木材制成，上面为“桐”，下面为“梓”）。韩梓是内蒙军区汽车连的战士。比韩桐个子矮一些。我问韩桐那里的形势如何？他告诉我形势不好，有可能军区要动武。他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做了个枪的手势。我当时没有想得那么多，白天我也从军区门口走过。看见那里有四五百人在静坐，后面有一辆宣传车，上面有大喇叭对着军区喊口号，要求军区领导出来接见。里面的房上也有几支大喇叭向外喊话，要求学生们离开，说否则引起后果如何如何。当时外面主要是呼三司所属各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支持学生的工矿企业的代表，还有少数是围观者。我对韩桐说多注意身体，不行就换换人。韩当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职务，最多是临时负责人。他当时穿一件军大衣，带棉军帽（在长征队时就这样），肩上背着一个半导体喇叭。第二天2月5日中午，我正在师院北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传来消息说，韩桐被人开枪打了，生命危险。我放下碗跑了出来，当时记得站在一棵小树旁，一阵眩晕使我手握住那棵树，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韩桐牺牲了。我的脑子里乱得很，我与他相处的日子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过。也想起昨晚我们还在一起谈过话。但我想的最多的是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当天晚上，在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手术台上，我见到了他，他静静地躺在那里。第二天学校在体育馆设了灵堂。我把在长征队我们在一起的合影中他的像托人单个放大，放在他的灵前，当哀乐声响起时，我的泪水流了下来。这之后，街上便有了种种流言，就是韩是被谁枪杀的。经过调查，最终证实，军区也承认开枪的人是军区的一名作战部副部长，当然他也是奉命行事。当时枪声一响，军区门前一片混乱。愤怒的学生们要冲进去，亏了当时在场的河西公司一些有经验的人，把学生挡住，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倒下。

2月6日，载有韩桐在军区门前喋血的东纵《东方红》小报（据笔者所知，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内蒙古日报》同时刊登了这一消息，发往外地的报纸被总理下令停发）摆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毛指示周恩来总理处理此事。不久，中央来电，把内蒙两大派的群众代表及内蒙党委，内蒙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召到了北京，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 “谈判”。韩桐事件后呼市两大派斗争日趋激烈，阵营愈加分明，小的武斗磨擦不断发生。呼三司这一派人数明显减少。到4月初，全市这一观点的群众约一千多人被围困在师院的主楼（东风楼）内，有七天七夜。那时我们把一楼封死，人都在二楼以上，准备了一定的食物和水。楼外全是对立面的人，他们扬言不惜一切代价攻下这座楼，我们也做了牺牲的准备，双方都把对方看作敌人。记得我们班这一观点最多时有四十多人，而在这时只有八九个人了。第七天晚上，董致中来问我，是不是已经很危险了，我鼓励他说相信党中央会救我们的。因为此时我已知道和我们在一起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他有办法和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果然第八天周总理派李天佑（中将）乘专机来内蒙，指示立刻解散围攻“东风楼”的人群。撤掉楼内防御工事，我们封闭了七天的楼门终于打开。李天佑（这位当年平型关抗日的优秀将领，此时面无表情）在一些人的陪同下从我们欢迎他的人群中走过。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胜利”了。

4月13日，中央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下发，当时为了尽快使全市人都知道，还用飞机把印有中央决定的宣传品散发下来。“决定”中明确宣布，以呼三司为首的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对立面则属于受了走资派蒙蔽的群众组织，要求其立即解散。但双方的斗争并未停止，对立面因为后面仍有人支持，不断地进行抗议游行，武斗事件也不断出现。不久一个消息传来，师院外语系俄语四年级一名叫欧阳儒忱的学生，被打死在对立派组织据守的工会大楼内。


后话：“4.13” 后，在师院和韩桐家乡分别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经国家内务部批准，追认韩为革命烈士，但“四人帮“倒台后，这段历史被重写。三十八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好些事已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可我常常忆起那一段日子。这段历史有些是鲜为人知的，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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