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木兰：“文革”开始时“前门饭店会议”是如何批判乌兰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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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
　　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谈话。谈话中，严厉指责北京市委，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说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点名吴晗、翦伯赞是学阀。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由林彪转中央军委批准，再报中央以文件下发。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主要内容：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的意见；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撤销了他们的职务；通过了著名的、使全国上下震惊的《5·16通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批语中说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5月18日，林彪发表关于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长篇讲话，诬陷被批判的人要搞政变。这篇讲话作为中发（66）500号文件批转，批转文件指出：“林彪同志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70～271页）
　　政治风暴就这样一步步来临了。5月18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含冤自杀；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原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含冤去世。
　　短短几个月时间，在人们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北京市委、中宣部、学术界、文艺界，以及部队的许多头面人物被批判，被撤职，被关押，或者自杀。当然也有乘直升飞机提升上来的一批。
　　
　　1966年5月21日，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内蒙古代表住在前门饭店。这就是著名的“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赶来参加会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也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赶来主持会议，他带着中央的最新指示和部署。
　　李雪峰在华北局会议上传达了《5·16通知》和林彪讲话。
　　《5·16通知》中有很多异常严厉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显然是毛泽东的口吻。人们纷纷猜想：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
　　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内蒙古代表有146人，都是自治区、盟市、旗县级主要领导，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可是，他们都无法理解《5·16通知》中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让人不理解的是，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却由中央和华北局派工作组来领导内蒙古组的会议。
　　工作组的组长是解学恭。解学恭那时是华北局常务书记，以后在天津任市委书记、政协主席。这是一个“文革”期间上蹿下跳的人物，靠整人起家的“风派”人物。1978年6月被免除党政军一切职务，1987年3月被开除党籍。
　　副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几个月后的8月18日，赵汉也被卷入到这场政治风暴中。8月19日晚，中央派陶铸来揭“中组部的盖子”，赵汉被停职反省。次日，一张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说赵汉是“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大会小会批斗，叫他交代罪行，强迫他劳动，对他进行人格的侮辱。1966年12月4日上午，赵汉含冤而逝。
　　工作组组员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等人。
　　前门饭店会议一开始，斗争的矛头、批判的大火就对准了乌兰夫。对此，善良的、一心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内蒙古各族人民利益着想的乌兰夫全无思想准备。
　　早在1964年的夏天，李雪峰到内蒙古检查工作，在自治区几次做报告时，狠批了内蒙古的领导，说他们“不抓阶级斗争”。1966年的4月，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带着几个部长到呼和浩特，他们违反组织规定，不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关部门打招呼，私下找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及其他个别人谈话，专门收集乌兰夫的材料。他们收集了乌兰夫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具体问题发表的一些工作言论，以及“四清”当中重印毛泽东1935年12月20日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三五宣言）。还收集了工作中一些不同意见，做好了对乌兰夫万箭齐发的准备。
　　在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过程中，乌兰夫针对内蒙古牧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三不两利”政策；在1947年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方针，以及针对内蒙古地区一些具体问题的讲话，这些都符合内蒙古的实际，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可是，以李雪峰、解学恭为首的这一帮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挖空心思，歪曲事实，抓住一些事上纲上线，把正确的“三不两利”政策说成是反动的；把贯彻民族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一起工作，说成是保护王公贵族、重用伪军官；把维护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利益、注意内蒙古地区的特点，发展民族经济说成是搞独立王国；把乌兰夫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恢复内蒙古的行政区划、狠抓生产、学习蒙古语文、建立民族中学等等，都说成是搞民族分裂；把四清工作队改为抗旱救灾工作队说成是不搞阶级斗争；把为更好工作而调整干部说成是为了政变。凭空捏造，无限上纲。
　　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的代表，大部分人根据内蒙古发展实际，并不认为乌兰夫有什么严重问题，认为至多不过是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然而，投机分子任何时候都有，有人开始大批特批乌兰夫。不可理解的是，个别人在内蒙古工作多年，乌兰夫及内蒙古党委、人委的政策和工作有什么问题他们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们也在那里捕风捉影。高锦明、郭以青、权星垣、吴涛等人都以“左派”面目出现，他们跳出来点火了，大批特批乌兰夫搞民族分裂。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时期，就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刘春，按说是最了解乌兰夫，也最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过程的人，也出来发难。
　　乌兰夫在我国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威望，解学恭、高锦明等人的发难点不起火来。李雪峰亲自出马。他气势汹汹地说：“没人揭盖我来揭。”他继续阴沉地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问题相当严重！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毛主席对乌兰夫的批评。闹民族分裂主义嘛！现在闹分裂，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就必然有错误，我怀疑区党委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李雪峰说：“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我怀疑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李雪峰一下子就给乌兰夫定了性质。这就是“闹民族分裂”，“闹独立王国”，“反共”，“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用大帽子压人，大棍子打人，大肆批判乌兰夫搞“民族分裂”、“宫廷政变”、“反党叛国”。
　　
　　在政治高压下，乌兰夫被迫做检查。乌兰夫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搞什么“民族分裂”“宫廷政变”，认为自己最多是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检查几次过不了关。从6月7日这天起，华北局组织内蒙古代表揭发批判乌兰夫，乌兰夫从主持会议的位置上被换下来，改由高锦明主持会议。7月9日，高锦明开始全面揭发、批判乌兰夫的“路线错误”。直到7月20日，整整用了43天。除了小组会议外，中间先后开了八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型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乌兰夫谈话，在场的有吴涛、奎璧。
　　乌兰夫继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之后，也被“打倒”。他是全国省、自治区一级的书记里第一个被打倒的。从此乌兰夫“靠边站”了。
　　7月25日，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7月27日李雪峰、解学恭、高锦明完全颠倒黑白，杜撰出乌兰夫的几大罪状，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不久，乌兰夫被撤销内蒙古党委书记等职务。
　　乌兰夫被留在北京。自此，乌兰夫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内蒙古，离开了他怀有深情的家乡人民。他从此再没能回内蒙古工作。
　　1966年5月乌兰夫去北京是去开会，他只带着随身用品，他不知道这一去就再不能回到呼和浩特的家。呼和浩特家中所有的物品都在抄家时散失殆尽。乌兰夫再一次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年时间里，一些日常衣物都要他人帮助。因为他没有布票。
　　蒙古民族和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群众从此开始经历一场灭顶之灾。
　　此时的北京，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带着坚决革命、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坚定信念，在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鼓动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标语无处不见。形势变化之迅速，就是计算机的速度也反应不过来。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宫廷政变”的大字报、漫画，贴满了北京的校园和大街小巷。
　　此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我和我的外甥女寒晓燕都在北京政法学院上学。
　　乌兰夫在北京前门饭店华北局会议上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在北京传开，我们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父亲孔飞被说成乌兰夫的“军事大臣”。我受到学生们的冷落、批判和围攻。大字报贴到我住的楼前和宿舍门上，连我的蚊帐上面也是大字报。
　　乌兰夫被批判的消息也传到呼和浩特。此时的呼和浩特，也笼罩在由北大聂元梓等人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大字报的海洋中。批判、揭发乌兰夫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
　　一时间，有关乌兰夫的大字报传遍内蒙古地区，传遍北京和全国。
　　
　　
　　摘自——《孔飞风雨坎坷六十年——新中国开国蒙古族将军孔飞传记》——阿木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