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泰：写给原山东大学书记孙汉卿的信

tuffy05

汉卿书记：您好

　　首先祝贺您快97岁了，祝您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本来我打算到济南去看您，由于我99年得了脑血栓，我现在行动不便，生活只能半自理，怕现在去济南，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心情不好病倒在济南，就不划算了，考虑再三先给您写封信，明年春天，我心情好了再去看您，我信上写的就是我想对您说的实话，有的可能您爱听，有的可能不爱听，但我得实话实说，您不爱听的话，千万别把您气坏了，那我就犯大错了，讲职务，您是山大的党委书记，我只是山大的一名教师，讲辈分您是1914年阴历8月16日生，我父亲王乐然是1914年阴历9月15日生，我1938年3月27日生也属虎，您应该是我的父辈，您和我父亲同属虎，我在您面前是下级、是孩子、有些话讲的不对，千万别生气。
　　从历史上公平的评价您，您的确是个好人，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您也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多次受过残酷的迫害，精神、肉体受到很大的打击，职务得不到提升。您1914年出生在山东牟平，中小学学习成绩优秀，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您就入了党，并且是北平市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领导过学生运动，到郑友三部队做过统战工作，1937年又回到山东参加了徂莱山起义，您是领导人之一，您的原名叫孙德香，为了革命您改名为孙汉卿，后来李广文同志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您是组织部长，王力是宣传部长，关锋是渤海师范学校校长，那时谷牧同志是滨海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李广文同志为青岛市委书记，您是第二书记，谷牧同志为济南市委书记，您在青岛工作期间，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多次迫害，尤其是1958年党内整风补课，藤景禄在舒同的支持下，将您、市长崔介、副书记矫枫、宣传部长孙扑枫、文教部长余光前打成右派集团，同时在济南将市委书记王路宾、副书记张毅打成右派，山东八个地委有四个地委书记打成右派，如扈国华，刘干等，省直机关打了一大批厅局级干部，如高级法院王华院长，公安厅郭宏义厅长，商业厅的王月村厅长，处级干部就更多了，李广文同志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中央和省委叫他推荐青岛市委书记时，按资格按能力，应该推荐您，李广文同志考虑您人太老实，就推荐了藤景禄。此后他成了省委书处书记，巴结上舒同，就倒打一耙，说李广文是您的黑后台，叫他停职检查，谭啟龙同志也受到打击，有职无权。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也叫七千人会议，才决定给山东这一大批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因为您首先受迫害，平反也首先从您开始，62年中央和华东局派张敬涛同志为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书记。从您开始为山东一大批老干部平反，恢复了工作，文革期间，藤景禄的死党不死心，操纵山大造反派，在山大整您和余光前同志，在青岛整张敬涛同志，讲您们本来就是大右派，不该平反，现在还应该打倒，张敬涛同志为大右派平反，就是走资派，也应该打倒，我们山大保守派认为您们不是大右派，应该平反，张敬涛同志给您平反对了，他也不是走资派，您们都是革命干部，在山大保您们，在青岛保张敬涛，山大保守派组织先后换了三个名字，原先叫山大红卫兵，被打垮后，又改名叫山大东方红、井冈山又被打垮，那时学生是负责人，我们这些教师和干部是后台，第三次改名为山大红旗，我和马长义这些人才是前台主要负责人。因为那时全国形势对造反派有利，对保守派不利，全国所有高校只有山大红旗是保守派，其他高校统统都是造反派掌权，山大造反派为了打倒成老（成仿吾），将山东大学改为鲁迅大学，只有我们红旗高高举起山东大学这面旗帜，所以人家都讲我们这些人是山大老保、铁杆老保，山大那时的财权控制在造反派手中，山大红旗的干部、教师工资停发，学生助学金停发，这些人吃苦受累，都无怨无悔，保护您们这些老干部，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个真理吗？文革初期山大造反派到北京要为藤景禄翻案，陈毅元帅警告他们，讲山东党内斗争很复杂，不要再翻过去的案了，他们不听，越来越猖狂，并讲第一步政治上打倒你们，政治上打不倒，第二步从肉体上消灭您和余光前同志，他们正策划打死您们，我们得到情报，马上联系青岛王伟等同志，将余光前同志送到青岛，王伟同志家保护起来，您被送到北京钟星帆同志处保护起来，由于我们的保护，山大造反派的第二步计划也失败了，第三步由藤景禄的后代写小说，把您和余光前同志写成坏人，从历史上搞臭您，为了保护您们这些老干部，每个红旗战士付出多大心血，没有饭吃，家长给寄钱。社会朋友帮助，被山大造反派赶出校门，分别住在山师、省党校、省体工大队和七中。我父母和我所有的亲属，包括我在青岛的伯父王宽然都给我寄钱、寄粮票供红旗战士吃饭用。
　　 1968年，林彪、康生等将王力、关锋二同志从中央文革打下去，并给定了罪名，李广文同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与郑筱丛同志写了炮打康生的大字报，李广文被抓，王效禹这个阴谋家，抓住了这个时机，将我们打成王路宾右派翻案集团，我们这些人接着被抓被关，整的我们很惨。
　　 1970年，林彪、康生两个大阴谋家，又把我们这些人，定为山东右派翻案集团，我们个个都成了516分子，将我定为前台总指挥，您们都是我的后台，为此事我找过杨得志司令员，因他的秘书，何秘书与我爱人是老战友，杨司令接了我的材料，并讲他尽力保护我们，后来告诉我，山东右派翻案集团是上面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这场运动把我们整得死去活来，我被关在泰安农学院一年多，有一次我为了逃脱，把教学楼的二楼当成一楼跳了下去，把腿摔坏，留下了腿痛的病根，终生未愈，还误吞过钢笔，为了取出钢笔至今我腹部还留有一道象钢笔一样长的疤痕，那时我差点把命搭上去，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认为保您们吃点苦，受点罪也是应该的。最后还是邓小平他老人家才彻底解放了我们，王力、关锋、李广文同志同时也得到了解放。
　　 由于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初期，左倾势力和左倾思想还很厉害，您和余光前同志的问题迟迟得不的解决，我多次到省委书记白如冰家，找他和他的夫人祝敏同志，做他的工作，早早解放您，他一方面叫我捎信告诉您，不要叫余光前到处写信告省革委常委，他们都讨厌余光前同志到处告他们，一开省革委常委会讨论解放您们二人时，他们都不同意。如果不告他们，再做做他们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另一方面叫我找找省革委常委做做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我都做了。为保您和早早解放您，我四次去北京找谷牧同志及夫人牟锋同志，他们都认为您是个好干部，为保您和解放您做了不少工作，不久您得到解放，被派到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做了党委书记，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您骂人的习惯没有改变。我和省里的老干部都认为要办好山东大学，非得将您要回山大当党委书记不可，我到张敬涛、宋一民副省长，白如冰书记、谷牧副总理家。都做过工作，千方百计将您要到山大当党委书记，78年您回山大任党委书记，我们认为您可以将山大搞好。万万没有想到您利用运动又整了一批人，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您将矛头第一个对准我。
　　 提起78年我气得很，77年我国恢复高考，张敬涛副省长叫我辅导他两个儿子的高中功课，同时还有陈忠梅司令员的女儿、省农业厅的艾处长的女儿，艾玲（现任团中央少工委书记，我一直和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将这四个人都集中在张副省长家辅导，我每次都辅导到晚12点，在他家吃饭睡觉，第二天早晨再回学校上班，这样辅导了二十多天，这四人进步很快，正在此时山东农大的刘师傅给我来了一封信，讲他的女儿刘彩云，在兖州山东拖拉机厂是个干部，各方面都很优秀，想考大学，叫我抽一周时间到兖州去辅导他女儿的功课，我接到信后，很为难，因抓“516”时，我在山农大被抓，刘师傅负责看守我，多方照顾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把为难之事给张敬涛副省长讲了，他想了很长时间给我出了个主意，因他在省政府负责重点工程，山东拖拉机厂归他管，叫我以他的名义给刘彩云发个电报，叫刘彩云请假到济南复习功课，我照办了，刘彩云来到济南，她住在陈忠梅司令员家与他女儿一起睡觉，晚上一起到张副省长家上辅导课，77年秋天的一天白天她到山大找我要复习材料，在整个复习期间她来学校仅找过我这一次，就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了，后来诬告我，有男女作风问题，我心想我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别人也只是瞎传，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学校当时的领导，也没给我任何的警告或处分，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到了78年2月份，您刚到山大，因为有些事没按您的想法去做，您借此事开始打击我，因为我以张敬涛的名义发了个电报，因为有个女同志来找我，就将我定为诈骗流氓犯，先在学校非法关押我七个月，在这期间您多次派人诱骗我，让我承认此事，说承认了就没事了，在文革期间我为保您被关押过两次，现在又被您关押，我也被关押怕了，在你们逼供信的压力下，就违心的承认了，我原以为我承认了您就真的可以放我出去，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其实刘彩云早就是香港一个爱国人士的未婚儿媳妇，我和她没有任何的越轨行为，这大大的损害了她的清白，刘彩云我已找到她，对于当年的那种局势，她早已理解了我，她现在可以为我作证）、。您马上据此走后门叫省公安厅在山大操场开大会，逮捕了我，我知道上了您的当，到看守所第一天我就实事求是的否认了此事，并写了申诉材料，我在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他们就问了我一次，再不问我，也不管我，我申诉他们也不理我，78年12月份国家制定了刑法，将男女作风问题不列入刑法，只能教育不能打击，我本认为可以马上回学校教书，看守所的人早已打算把我送回学校，就算刑法没制定之前，我也不够抓捕的料，可您还不放过我，又走后门坚持把我送到王村教养所，在教养所每次开会，我都说我上了当，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学校逼供信的欺骗下，违心的承认了，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女方的清白，在教养所两年，教养所看了我的材料，我根本不够教养的条件，他们也同情我，但他们没有权利马上放我回学校，他们就安排我当了会计，单独给了一间办公室兼宿舍，又给我买了英语和日语书籍叫我学习，以便将来回学校好好工作，后来又找理由讲我表现好，提前叫我回学校，叫我回学校要求平反，受了这次迫害，我的精神曾一度崩溃，我给威海我最要好的同学写了一封信，他在我写的字里行间感觉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出于对我的关心，这封信他至今还保存着，你们凭什么？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在这三年，我给我农村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对我朝思暮想，我的老母亲盼我盼到望眼欲穿，每到过年白天就去村口的大路边等我，晚上只要大门一响，就以为是我回来了，到了大年三十我还没有回家，全家人的心都沉了下来，（写到这儿我的泪水已夺眶而出，这些都是后来我妹妹告诉我的）。
　　 我回学校您将我的宿舍给了别人，我没办法只好住招待所，李文昌因帮助您打击我有功，您将他提为保卫处副处长，我回学校不叫我回生物系工作，叫保卫处管我，还想进一步迫害我，后来在学校各方面的压力下，您才叫李文昌向我宣布，为我平反了，给我分配了宿舍，叫我回生物系任教。
　　 后来陈忠梅司令员给我讲，我被抓以后，您派人拿着省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他家调查什么刘彩云的材料，并且还胡闹，他是一个老红军，1955年他与李水清、张铚秀三人都授了少将军衔，毛主席同时接见他们三个青年将军，这个照片他还给了我一张，他没想到因为这点事您竟派人到他家胡闹，他真想到山大找您打一仗，后来一想为了我，他还是忍了这口气。
　　 1981年我的同学都从助教升为讲师，因为您整我 ，前后三年使我失去了教学的机会，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吴富恒校长、王祖农副校长，都为我着急给我按排了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和我学外语的任务，吴校长为了表示支持我，专门按排他外甥女从北京军区总医院到山大听我的课，王祖农副校长专门拿出时间修改我写的教科书，教研室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三个教师的教学任务，目的只有一个，争分夺秒提高我的教学科研能力，早早给我提升讲师创造条件，我也很争气，我写了二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还写了实验课讲义，主讲一门课，带两个班实验课，辅助讲另一个专业课，参加科研课题，还干实验员的活，到外文系旁听英语和法语自学日语，我整天忙来忙去，哪有心事干别的事，您可好只因为我救了一个自杀的女青年，您又怀疑我有作风问题，安排李文昌在晚上8：30闯入我宿舍，捉什么奸，李文昌采取打骂的手段，逼女青年葛嫚承认有男女作风问题，但我坚决否认此事，你们仅凭逼供信得来的一面证词，第二天就不让我讲课，也不让我带实验课，粗暴的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把我凉在那里十几天不管不问，使我升讲师的努力成为泡影，我十分苦恼，正在此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给我一个邀请函，叫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生物系都同情我，我到党总支请假，他们同意我去了，会议结束后就放寒假了，我从上海直接到烟台海军四0七医院我爱人处休假了
　　 您现在说我被人抓住了，我害羞，我跑了，学校找不到我，我自愿离职了，学校没有开除我，我被人抓到了，抓我什么了？这是李文昌早有预谋的，他们知道葛嫚没赶上公交车，又回来了，早就派人跟踪，我当时回到宿舍，见到葛嫚没走还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没有车了，因为是冬天，只能回来，她还说有两个人在鬼鬼祟祟地跟着她，我以为在学校不会出什么事，就只好让她在我宿舍住一晚，我去实验室睡，正此时李文昌带两个人闯了进来，这就抓到了我在通奸？真是岂有此理，你们除了李文昌的人说抓了我正着，还有别的证据吗 ？（相反我到有证据说有人在1号楼在打一个女的，还听到了哭声，本来我想找葛嫚为我做证，可是葛嫚这个名字在公安户籍网上查找已没有和她年龄相对应的人，我在济南多方托人打听也没有其任何下落），我出事之后对她有点怨恨和她没有任何联系，有人说，她可能又自杀了，这全是李文昌造的孽，其实没有葛嫚这个人，你们千方百计的想害我，也会找别的理由。
　　 李文昌随便闯入我的宿舍，侵犯了我的公民权、人权，更可恶的是，剥夺我的工作权利，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他讲是您的指示，你们将我所在的教研室党支部，生物系党总支，放在什么位置，没有组织原则，由一个保卫处副处长整来整去，李文昌打电话给烟台海军四0七医院的领导，叫她通知我爱人，告诉我因作风问题，被山大开处了，永远不让我回山大，还在新老校各贴一份开除我的公告，公告上讲我因男女作风问题，屡教不改，开除我的党籍公职，我怎么屡教不改了？你们没有任何证据就胡编乱造，是的因为我和爱人两地分居，你们很容易栽脏，你们非法关押我三年到没有任何的错误？我的道德、人品、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在男女之间我也不是随便之人，有很多人可以证明的。再说您知不知道国家有明文规定，要开除一个大学教师的公职，除非这个教师犯了罪，受到刑法制裁，由法院判刑，并且立即执行的，学校才有权开除这个教师的公职，连缓刑的都不能开除，我有什么罪，法院判我的刑了吗？而您叫李文昌开除我的公职，此后李文昌胆子越来越大，要想从山大迁出我的户口，必须经有关单位同意接收我的户口，我本人同意，当地公安机关给了我准迁证才能迁出户口，海军四0七医院是个军事单位，他们怎么能接受我这个地方人员的户口，国家明文规定就是犯人服刑时，及刑满释放，是城市户口的还是城市户口，以前在哪儿还是在哪儿，没有本人同意不能随便迁移，李文昌胆大妄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强迁户口，致使我户口丢失，我多次派人到洪家楼派出所查我的户口底挡，也没查到，我怀疑李文昌做贼心虚，将我的户口底档给毁了，不是他还有谁能毁我的户口档案，李文昌将78年和82年整我的材料装在我的档案里，档案里明明写着82年山东大学开除我的党籍公职，您怎么说我是自愿离职呢?李文昌78年整我有功，您提拔当了副处长，82年整我有功您提拔他为处长，我到山大拿我的东西，李文昌不让，您还不信，说山大那么大，李文昌能看得了我吗？从哪里还不能回我宿舍，我进山大必走校门，校门传达室是保卫处李文昌管的，他早就布置好了，我一进校门传达室必须向他汇报，我每次回山大还没有走到宿舍，李文昌就带两个人将我打走，还有两次我刚进校门，就被李文昌档下，因为教师、学生下课人多李文昌没敢打我，我与他讲理，很多教师也讲李文昌不对，他就勾结派出所个别民警，将我抓到派出所，关了我一天，我讲我回宿舍拿我的东西，民警讲，李处长讲了，你的东西没收了，以后再不准许回山大，去一次抓一次，从此我没敢再回山大，我在山大所有的私人财物至今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们家庭虽然没有您牟平老家富有，但我们家历代也是书香门第，我祖辈也有人是贡生，我堂叔王炳新在文登乡师与谷牧同志是同班同学，是一个地下党支部，谷牧是书记，王炳新是组织委员，后在牟平雷神庙牺牲，我们家还是一个革命家庭，我爷爷、奶奶为了掩护共产党八路军，被日本鬼子杀害，我大叔在朝鲜牺牲，我小叔也是军人，在解放战争中受了重伤，我父亲35年入党，那时我们家的亲属有十六人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军，每家都有老人，就叫我父亲留在家，照顾各家的老人，我父亲一直是农村的基层干部，老人先后得过全国支前模范，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我母亲是个老中医，为周围群众治病从不收钱，我父母在我们村和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威信很高，文革期间我说您和余光前同志是个好干部，都支持保您们，因保您我吃尽了苦头，老人都无怨言，还鼓励我，可我保了您们，救了您们，您们上台了，有权了，反过头忘死里整我，两个老人都不理解了，82年我出事，83年一向身体很健康的父母因思虑，挂念我，只有六十多岁，便双双离世，因我居无定所，弟、妹找不到我，父母想见我最后一面都未能如愿，我妻子家是世代军人出身，我被迫害后，我妻子顶不住压力，被迫与我离婚，我两个孩子也未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和弟弟，妹妹年龄相差较大，那时他们还未成家，因为我也连累了他们。
　　 84年我在烟台一家公司任副总经理，我公司有一个白云出租车公司，每个小车都有电台，行动很方便，李成茂同志找到我讲，吴富恒、王祖农校长到烟台开会，在华侨宾馆，没有带车，行动不方便，每个人向我要一台车用，我给他们每个人派了一辆小车，这期间我请他们吃了两次饭，谈到您对我的处理时，他们二人讲您上别人的当了，有人讲我到处讲您的坏话，您疯了，下决心整死我，我什么时候讲您的坏话了，我是乱讲别人坏话的人吗？我对您那么忠心，拼死保您，您怎么就不相信我，而相信了别有用心的人呢？问题也许不在这儿。他们说，您很霸道，谁为我讲情，您就骂谁，他们都不敢保我。
　　 84年、85年我两次到白如冰书记家，82年曾两次到省公安厅长郭宏义家，他们二人都说您为整我，都找过他们，他们都上了您的当，他们都不理解，您为什么往死里整我，我如今也百思不解，究竟为什么，这只有您知道。您曾经告诉我，藤景禄整您时，讲给您整五麻袋材料，有影无影都写成材料，以后想平反都难，您会不会学藤景禄的手法，给我整了很多黑材料放在档案里？再者我不明白，您整了我以后，又整了马长义，刘俊昭、李福太，程绍臣等人，这些人可都救过您和余光前的命啊，据马长义讲，您叫他整陈志安的材料，他不整，您就整他，算他有福，您不久就离休，陈志安当了党委书记，他就成了山大副校长，刘俊昭同志心情不好，得了胃癌，今年11月份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李福太同志因白血病于2006年在威海去世，马长义同志得了胃癌，还有心脏病，心情也不好，程绍臣同志身体多种病，生活困难，回他老家平度市他和我一样，老了还得工作，养家糊口，您静下心来想想该不该对待这些老同志？ 您害我以后，我保过的那些老同志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84年山东一些老同志成了一个公司，叫“中国黄海实业总公司”谷牧为董事长，苏毅然为副董事长，曲琦同志为总经理，张毅同志和扈国华同志专门到烟台找我，叫我到这个公司任副总经理，我不爱去，他们讲这些老同志都想我，也想帮助我 ，我在这个公司干了一年多，干的不错，后来中央整顿官办公司，说中国黄海实业公司也是个官办公司，就停办了。后来矫枫同志给我写了信，叫我到北京找习仲勋的老秘书，张志功同志，张秘书很帮忙，推荐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也包括很多领导同志，多次去过中南海，后来在一个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我到了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作为中层干部，我工作也很努力，也干出不少成绩，终因您给我头上压了两座大山，一是把我户口搞没了，我没有身份证，二是您给我戴上被开除公职的帽子，尤其是第一个大山，我没有身份证是个黑人，出门坐飞机、住宾馆不方便，每次出差都是张秘书叫中央警卫团送我上飞机，住宾馆都是事先请当地的领导给预定，回北京坐飞机还得请当地领导，送我上飞机，为了办户口我到洪家楼派出所去查但查不到底根，没法办，因为经常出差，坐飞机住宾馆这么麻烦，作为有户口的人根本不是问题，而我却被限制住了，只能辞去这份工作。后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多位朋友、老同学叫我到那里工作，学习，我就去了那里，在那里苦学苦研，加上我在生物学上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后来我成了教授、研究员、名中医，还是因为我没有户口，我不能在编，只能是客座教授、研究员。1994年因我老家威海市需要，我回到了威海，专门看疑难病症，他们认为我看病的水平高，威海市领导基本上都找我看病，还有省里的一些厅局长也来看病，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很多国外的，由于我干出成绩威海市老干部成立了一个“威海市华夏文化促进会”聘请我当名誉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聘请我为名誉教授，他们都问我有什么困难帮我解决，我都说没有，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了困难不爱求别人，别人有困难我拼命帮助办。
　　 我毕竟72岁了，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人世，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儿，到死没有户口，以后会给她留下难题，今年七月份威海市中级法院的老院长知道了我的事情，积极找公安局的几个老局长，他们几个人一起想办法，9月1日才在我老家威海市落了户，办了身份证，十月份山大威海分校的几个老干部，老教授，到我家找我看病，他们提出应该为我平反，以后又联系山大中心校区的老干部，老教授、以及生命科学院的老教授，以及全国各地的老红旗战士，都一呼百应支持我平反，他们都希望您能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叫现任领导为我平反。
　　 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山大红旗绝对不是一个派性组织，而是山大一批精英，为真理而斗争，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去了几个地方感觉到了，89年我去了德州、滨州、东营等地，那些老红旗战士，有的当了市委书记，有的当了市长，局长、县长、都集中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招待我，并多次轮流招待我，大家都谈到您，认为您是好人，我们保对了，但您也有错误，后来整我们，整好人，对您应四六分，您四分错误，六分成绩，毛泽东整邓小平等人，邓小平还说对毛泽东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他老人家多伟大，他还有三分错误，给您定四六分开，这是大家的评价。1990年我上潍坊出差，老红旗战士李惠信市长，召集在潍坊部分山大学生开招待会，其中也请了刘全复同志参加，李市长在招待会上也给您定了四六分的调子，刘全复会后，多次到宾馆看我，他讲听藤景禄那些人的后代，将孙定为六四开，六分错误，四分成绩，基本是坏人，将来按这个想法写小说，我给刘全复多次做工作，他最后也同意我的看法，李惠信市长有一个好儿子，那就是省委宣传部长李群，可惜李市长2001年因车祸去世。
　　 我和谷牧同志，李广文同志，王路宾同志在北京多次谈到您，您是山东党内斗争的牺牲品，您56年在青岛就是老九级干部，副省级，以后那么多年老挨整，一直还是老九级副省级，如果按您的能力和人品，发展好的话，国务院副总理没问题，甘肃省委副书记，李友久也这样认为，在北京他是您的老部下，解放后他到处找您找不到，想不到您改了名叫孙汉卿，在山东老挨整，影响了您的发展，还好您现在97岁高龄，脑子还那么清醒，身体还那么好，这与您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心胸分不开的，按中医的阴阳八卦推算，您起码还有十年的阳寿，张毅同志也94岁了，但他的身体没有您好，住在省立医院，可惜矫枫同志那么一个好人，86岁就走了。
　　 这三十多年我第一次对您说心里话，好像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反正您是领导，是长辈，对的您接受，不对的您批评，我是实话实说，我一吐为快，千万别气着您，再一次祝您长命百岁，英明留青史，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希望您给山大现任领导写一封信或者说一说，请他们重新审查我的案子，将我的档案材料拿出来看一看，再找有关人员调查一下，该不该平反，处理错了，就应该平反，对于您来讲，就是一句话的事，做了这件好事，您会再增阳寿，是会受到山大全体老干部、老教师的好评，会得到全国关心这件事的老红旗战士及后代的拥护，也为您的后代子孙争取更多的好朋友，做了这件事，对您有百利而无一害。

　　 此致 王坤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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