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文革与改革证明托克维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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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几年过后，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编者按：2012年末，《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经由中央领导推荐而再次为国人所熟知。朱学勤教授曾在共识网“共识书会”上谈到《旧制度与大革命》，演讲稿后经《南方周末》整理后刊发，本文为朱学勤教授授权发布的未删减版讲稿。


　　“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什么是自由派贵族

　　前面说过托克维尔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毁痛诋革命，一股脑儿“告别革命”。托克维尔幼年影响来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亲的祖父——马勒•施尔博，曾出资赞助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出版事业。法国走向大革命3.0恐怖，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群言汹汹，只有这位自由派老贵族挺身而出，为落难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老贵族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曾回忆幼时家庭氛围，合家吟唱缅怀国王从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泪。他父母也曾双双下狱，被判死刑。幸亏发生“热月政变”，热月党人“落实政策”，社会还俗，父母出狱，断头台下捡回性命。托氏家族还有一个远亲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以伤感著名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贵族。成年以后，托克维尔继承了先辈内在的精神风骨，但公开拒绝继承贵族的世袭，名衔，以自由主义视角总结法国革命成败教训，超越家族得失，视野开阔，独成一家，其成就超过同时代研究法国大革命，发明“阶级斗争历史观”，并被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学家——基佐。
　　如果说，革命中有自由派老贵族那句名言而闻世——“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那么革命后，另有一位自由派贡献另一警世名言，一头一尾，交相辉映，照亮当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欧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战胜拿破仑，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也纳召集欧洲和会，王党归来，弹冠相庆，舞会通宵达旦，数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王党狂欢——“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

　　遍读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这两句名言更凸显自由派贵族内在风骨的史迹。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时空，直落当下时代。想想我们经历的“热月事变”，想想事变后我们的幼稚狂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派贵族，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个阶级在上一时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历史意识？

　　托克维尔本人做过多年国会议员，当过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政界有亲身阅历。这样的经历在他那里不是负资产，而是正资产，没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砺他的历史观察力。《旧制度与大革命》最为精彩的章节第三编第一章，谈文人为何在法国担当社会动员，乃至直接出任议会领袖，“文学化”的领袖集团给革命造成何种后果，即因为他在政界内部曾有亲力亲为之阅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然，大革命的文学化政治性格首先应归咎于路易十四时代的长期专制，禁绝知识分子的知情与参与，一旦崩盘，“参与爆炸”，这才造成不懂政治却又具备文学煽情力的文人冲上第一线，充当“广场政治第一提琴手”。李慎之临终前曾有类似观察，曾对我说：“在中国能看得懂这种政治，能负责任地发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当过部级干部以上。” 这话也如任志强风格，话糙理不糙，好像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不是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还处于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社会大众包括文人知情权很不够的初级状态，要从根本上消解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一消极后果，首先是要根本改变这一状态。但在此之前，它的具体运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觉它的“潜规则”，你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摸爬滚打过，才知道它的强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才能够切中肯綮，说到要害。反过来说，今天在这里听讲的不少是具有部委负责身份的人，有几个能像托克维尔那样正面使用这些从政经历，公开地说，大胆地说，负责任地说？刚才进来前，主持人向我致歉：“一会儿开始时，我只能介绍主讲者，不能介绍听者，他们的身份不太方便。”我当然表示理解，但这也是托克维尔曾经看到，当下也是很多人最为担心的地方：一个民族的大多人被隔绝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对称，一旦“参与爆炸”，报复性反弹，又要造成大革命3.0的状态。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维尔其书

　　托克维尔是当过部长的人，却是一个脑袋指挥屁股的部长，是一个真正懂得这种政治，却又让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经验的部长。李慎之也担任过部级官员，他戏称自己是“学官”——胡乔木曾提议他任某部级机关首脑，他坚辞不就，胡才改任他为社科院副院长，一个学术机关的“部长”，他自称“学官”，还能当，也愿意当。但他并未因部长俸禄而局限，民族危难重大关头，一句“我决不能在刺刀下做官”！说辞就辞，毫不恋栈，颇有托克维尔曾祖辈那个自由派老贵族的风范。挂冠而去，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海内外风传，此后即使“沉底”，我相信日后有史家著述九十年代的思想史、精神史，一定有它的位置，不可能被抹去。托克维尔与李慎之这样的“部长”，不是屁股指挥脑袋，而是反过来，脑袋指挥屁股，一旦提笔写历史，就可能超越我们这些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成为教授的教授，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对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负责任、能担大任的人。

　　中国有史家断言，五十年的历史不能写，不可写。这一说自有其无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但托克维尔恰恰认为，五十年内外的历史最值得写，也最应该写：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强，冷静客观也比我们强，但有一条致命短肋：离这个时代过远，已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只根据书面史料写出来得东西，哪怕再丰富，“纸上得来总觉浅”，首先就是“隔”，也会发生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应该这样说，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如此代价下，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他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汉姆雷特》，也可能是“有汉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放到我们当下，离我们50年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生成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又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但是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
　　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
　　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它国家其它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托克维尔线”？回首中国人自己经历的文革、改革，可以检验“托克维尔线”是否存在。

　　毛之文革是以摧毁官僚特权开始他的社会动员，如果不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很难想象底层民众会一呼百应，山呼海啸，前仆后继。那当然是奉旨造反，“奉旨”之下，确实存在官僚特权与社会大众的矛盾。但是，就在民众冲击衙门，欢呼直接民主虚幻胜利的同时，1967年1月，毛签发给上海“一月革命”夺权胜利的中央贺电，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大机关旁，赫然添上“中央文革”，身边人曾有疑问，他强调就是要这样签署！从此，这个“小组”竟然与三大机关并列，成为文革前期中国最为权威的权力机构。中南海深处，毛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甚至代行政治局常委会职责，权力如此集中，只能使人想起1727年雍正以用兵准葛尔部为借口，撤王大臣御前会议，设军机处听命于他一人。史学界公认这一事件，是中国制度史君主集权自秦皇嬴政以来，发展到顶点的一个标志。谁能想到，就在民众沉浸在全国“唱红”“直接民主”的狂欢里，毛悄悄建立的最高领导机构竟然是一个红色“军机处”？他是瞒天过海，过的是“红海洋”之“海”。不仅如此，“红海洋”还有“绿军装”相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局势打乱，他出动军队“支左”，直接接入地方运动。在中央层级，他让文革小组与军委办事组联合办公，所谓“碰头会”，历史上有过各种“合署办公”，却从未发生这样的“合组办公”，前者手擎小红书，后者身穿绿军装，怀仁堂内“红”“绿”辉映，这是什么政体？西人旧谚：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可以看到一个鞑靼人。我们调用此语式，只能说：剥开一个文化革命，可以看到一个波拿巴政体！马克思熟读法国史，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法国官僚体制之庞大，如密网一般捆住社会躯体，而波拿巴政体就是这一官僚体制的巅峰状态。林彪事件之后，毛表面上恢复政治局及中常委机制，但他个人之集权至此，已不必出席政治局会议，而是在他和政治局之间设立一个“联络员”，由家族亲信担任。毛本人已经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赴会议，穿睡衣侧卧在睡房里，听取“联络员”也就是他侄子汇报，或一时兴起，召唤政治局来睡房开会，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是一场无声无形的“政变”，它不仅改变党内政治生活，而且改变了国家层面的“共和政体”。它不是一夜发生，是在百姓狂欢“民主胜利”的十年内不断推进，如此政体畸变，只能与法国大革命后期1814年拿破仑称帝并列，却因为不是一夜发生，反而为后来评述者忽略。从中央文革到“碰头会合组办公”，再到毛远新担任政治局与他个人之见的“联络员”，我们是否看到一条清晰可辨的“托克维尔曲线”？在民众冲击官僚体制的红色狂涛下，历史是在其反面走向集权、集权于一人，直至一场无名无形的帝制复辟。所谓“唱红打黑”，外面有多“红”，里面有多“黑”，“红”与“黑”如此交汇，历来如此。

　　至于文革与改革之间的历史断裂，也有这根“托克维尔线”隐现其间。我们首先应感谢1976年怀仁堂事变，前面说过，那是一场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没有这一事变，改革不可能发生，我们今天的讲演大概只能在监狱里窃窃私语，一旦被告发，只有断头台在门外等着我们。但在历史的另一面，事变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这就注定文革会找到新的宿主，寄生其内，如影随形，共同走过以后的岁月——不仅仅是1976至1978汪东兴“两个凡是”的三年。有些朋友不认同我这一说法。其实要论证这一判断并不难，举出基本史实即可。

　　毛去世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因李先念提出毛远新应离开北京而爆发激烈争议，很显然，元老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政体畸变。按照官史说法，也是从这一夜开始，华国锋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他能够想到的仅仅是等毛泽东治丧期结束，召开中央全会，由他公布毛生前批评四人帮的那几段“最高指示”，交由全会定夺。是汪东兴提醒他，“如果由中央全会决定，那么拿掉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就是说走正常的党内程序，已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空间。接下来就是由这个宫廷近卫的部队长对华主席进行“case教育”或称“启发式教育”：“您知道9-13事件后，毛主席是怎么解决林彪留下来的四大金刚的吗？”华当然不知道，他是个到北京工作没多久的地方干部，阅历有限。汪具体献策：“是以通知开会的方式，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来，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如此做法，本来是汪东兴奉毛旨意，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使用过的老办法，而且屡试不爽，现在也可以用来抓捕文革派四人帮，再加一个毛远新！说这是 “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一点也不冤枉。更为重要的是，对这样的特殊方式，当时的元老如陈云、叶剑英除赞同外，还有无忧虑？当然有。华国锋事先派人征求陈云的意见，后者沉吟许久，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下不为例！”叶剑英是直接参与抓捕，事后有左右见华国锋弱势，向元帅劝进，请他出任领袖，叶竟然说：“这样一来，我不就成董卓了吗？人家就更有理由说我们是军事政变了！”直至1986年10月下旬逝世，叶始终恪守“董卓之虑”，既不揽权，也不擅权，始终没有向前多跨一步。此后改革三十年并不平坦，大起大落，是否能证明陈云之忧、叶帅之虑并不多余，其先见之明与“托克维尔曲线”有暗合之处？我们只要想一想，文革结束之后十年，胡耀邦蒙冤下台，曾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当可明白什么是历史的否定，历史又如何以否定的形式将前后两端顽强地焊接在一起？

　　结语

　　举证文革与改革以证明“托克维尔曲线”，并不是抹杀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是提示改革离它的出发点并未走多远，更何况其中还有反复，真正深刻的历史巨变还在前面。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从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致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所有这些，对我们走好前面的历史行程不无裨益。时间所限，最后只能说一说托克维尔与中国的缘分。

　　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引起关注，康梁上书即已形成热点。从晚清到民国，每一次社会危机出现，有识、有忧之士即会想起大革命3.0，激进者为之辩护，自称为“革命派”，保守者为之警示，被称为“保皇派”，两种对立的历史叙述都是很早进入中国，如卢梭学说进入中国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而严复1903年立刻做出反应，对之抨击，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网络上的韩寒三篇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论述。如此极端的大革命引进史、复述史，从一个侧面反映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两极摆荡，找不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点。无论是历史争议还是现实辩论，两造之间，独独缺少托克维尔这一节：维护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简单归之于“革命派”，也不能简单归之于“保皇派”。毛泽东可谓史癖，文革中甚至以史治国。他也曾以法国革命前后的极端事件比附他所指导的群众运动，如称“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为“新北京公社宣言”，称上海“一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流风所及，以致1966年群众运动分裂，竟然也出现“保皇派”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国贬称。但毛泽东和他的左翼追随者及其大革命史理解，仅限于五四时期的片面颂扬。当民众已经出现“出家”之后“思凡”、“还俗”之厌倦迹象，他只是怀旧流泪，甚至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令人啼笑皆非。70年代国际关系大调整，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惊世骇俗，连基辛格这样以《梅特捏和他的时代》为博士论文的美国策士，也为之惊艳，曲意奉迎。其实他应该知道，这一“独创理论”只是来自一个法国左翼记者出于欧洲传统的反美观点，并非毛首创。毛完全不知道在革命与保皇两极之间，还有托克维尔这样的独立思想。只有一次他与托克维尔已经很近，却被他鲁莽推出，失之交臂。那是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向200多中央委员开出一份书单，其中有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两本名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48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差一点就可能推荐到托克维尔了，却被他斥之为“理论骗子”，陈所推荐“是马克思理论中不重要的两本书”！如此雷霆震怒，谁还敢引荐托克维尔？他到晚年几乎手不离线装古籍，《二十四史》伴君眠，《资治通鉴》读七遍，但缺少世界史养分，尤其缺少托克维尔的滋润。我曾戏称“润之不润”，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样既读马克思，还能“延伸阅读”及托克维尔，他从愤青到愤老，一生未改的3.0脾气是否会有些许滋润，民众与社会也能少受些危害？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润之昔日豪情。抚今思昔，后一句似应改为：“想改革、忧革命，还看今朝”？无论如何，2012年一开始大家能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读《中国震撼》之类的麻醉品好。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惊觉，也令人清醒。

重读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咸丰年间的一本古史，距今一百五十年，而且是洋古，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热议？看来还是革命与改革的老问题，让人欢喜让人愁。

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一纸风行，跟进者众。能否像他那样“告别革命”？托克维尔不这样看。他不是王党，而是自由派贵族，这一派人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出身，恰恰相反，不因家世遭毁而一概反对革命。他告诉我们的是，1789年革命初起，确实有值得同情的理由，只是后来越搞越大，搞得人人自危，这才应该反对，应该检讨。他维护的是“小革命”，抵制的是“大革命”，尤其反对“革‘革命’的命”。如果放在20世纪，他一定会否定“十月革命”革“二月革命”，也反对1927年“国民大革命”革“1911年辛亥民国”的命。

革命可以分析为多个版本。如果局限于政治领域，或可称为“小革命”1.0，这样的革命不伤害社会，正好与教科书所言相反，应称“好得很”；如扩大为社会改造，则可称“中革命”2.0，开始向反面走，必须防范；再扩大，再持续，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那就“糟得很”，只能称“大革命”3.0，那才是要告别，而且要反对。武昌起义第二年，黄兴回湖南与家乡父老议论，曾说到辛亥革命是革腐恶政府的命，万不能延及乡间社会，谁若这样干，谁就是罪人。这样的立场，与托克维尔庶几相通。

鲁迅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按他所期盼，只能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

托克维尔认为，危机多半发生在改革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年代，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此前一个革命观：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其实很“势利”，弹簧压得最紧，未必有反抗，一旦走向改革，弹簧松，社会则爆发报复性反弹，大规模抗议多半就发生在这时。这话说得很难听，有点像任志强说房产——“话糙理不糙”。但是，能否将这一逻辑再向前推一步，干脆说早知如此，那还不如不改革？或者更“糙”一把：我们就是不改革，你们又能怎么样？

如果这样读托克维尔，那就读岔了。他确实说过上述不利于革命的话。但他更为犀利的分析是在下一步：

改革一旦发生，万万不能停顿。法国革命之所以从1.0走向3.0，原因之一就在于已经改革的那一部分，使得尚未触动的这一部分变得更为丑陋，此前尚能忍受，此时已不能忍受！验之于辛亥革命前，清末改革不可谓无诚意，不可谓不“俯允民情”，最后却是被核心深处的那把老算盘绊倒：1909年推出“皇族内阁”，名单一公布，舆论大哗，这才逼反了立宪党人，这才有1912年清室逊位。改革既已发生，从此就意味着与革命赛跑。不能改革到一半，摸到一块最大石头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就只能让后面的革命赶上来扑倒——千夫所指，焉能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