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丁：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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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鲁丁　《党史博览》 2004年第11期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针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江青曾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文化大革命”这个火?又怎样放这个火的呢?应该说,这决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日积月累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时刻都可能发生,如不发动一场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来。
       点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引火物”。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究竟是怎么出笼的?有的书说是江青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不符合实际。事后,毛泽东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们讲述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出笼情况。另外,还有党的文献可以作为佐证。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在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所写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后,接着指出:
        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地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从毛泽东和江青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有的书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不错,但事实表明这“策划组织”是毛泽东建议或允许的。正因为这样,姚文元这篇文章成为他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战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北京“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三、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柯庆施以外,谁都不知道;文章写好后,毛泽东建议“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江青则说,“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从江青的说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谓“中央领导同志”,除毛泽东外,既没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没有总书记邓小平。至于彭真、陆定一,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从组织程序上讲,他们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第二,所谓“他们扼杀这篇文章”,这个“他们”,当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事实也正是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受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这还了得!然而,说不定,这正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种局面和情势呢!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这在党的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的林彪做的九大报告,在叙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节中说:“……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吴晗,矛头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泽东半年多来的所思、所想、所谈,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谜”,十分值得人们深思。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只因为吴晗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海瑞罢官》,而其“要害是‘罢官’”,即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好像说不大通。这样做,充其量只不过能提高或增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给他扣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怀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腾彭德怀的问题,对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远远不够。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尽管当时也云里雾里搞得沸沸扬扬,并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筹码。实际上重要的问题和原因恐怕是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牵一发而动全身”,整吴晗可以作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处。毛泽东本来赞扬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点了名,但说它没击中要害,即未点“罢官”;后来,即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却又说:“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这击中敌人的“要害”又是指什么呢?显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为揭开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问题”架了桥,开了路。1966年第9期《红旗》杂志在《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论中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用以激怒北京市委,这恐怕是真正的底蕴和天机。
        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没有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及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搞了?显然不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和开辟道路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在长期“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历史情势和局面下,是非搞不可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等人谈话时指出：
        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
        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被一些人说成“十年来没做一件好事”,于1962年被撤销)。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他们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他还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1966年4月9日至12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批判彭真。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1966年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两个。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1966年4月28日、29日,毛泽东又两次讲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
        这表明,毛泽东要打倒彭真以及要把“文化大革命”强加于全党已是箭在弦上、不可挽回了;至于其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不过是例行一下组织手续而已。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内容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批判彭真以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5月18日,林彪发表有关“政变”的讲话,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并危言耸听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等等。而这次会议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5月16日通过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个通知,把毛泽东半年多(即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的所思、所想、所谈都集中起来了,反映出来了。其中毛泽东直接加写的两段话,可以说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基本纲领。这就是：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1966年8月2日中央又决定陶铸兼任顾问);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批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成为毛泽东点燃“文革”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即《五一六通知》)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有了,下一步就是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这方面,毛泽东又接连放了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看到这张大字报后,一方面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同时又在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注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焦了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康生6月2日到北京大学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聂元梓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泽东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
        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一批干部子弟建立起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他们除参加社会上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斗争外,并和学校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写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的活动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感到有压力。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意义严重而又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7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一传出,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活动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下子风靡全国,震惊世界。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北京大字报一广播,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此后,毛泽东又接二连三地接见了各地到京的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就被毛泽东一把火又一把火地“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