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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狐同学录里我们班建立了一个密闭的网页，前几天我在这个同学录里看到我的大学同舍4年的“小不点”写老师的文章，其中一篇长文专门写张恩慈先生。张先生是80年代我们系仅有的2个教授之一，1982年出版的《哲学年鉴》里收录了当代哲学家二十几位，他就是其中之一。在校时我对他六七十年代的经历有所耳闻，还专门查阅过他那个时期发表的论战文章。但“小不点”钩稽的史料这么详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征得他的同意，转帖在这里，存档。以后我会写一篇我眼中的张恩慈先生。
张恩慈与“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
文/李琳之
张恩慈，笔名项晴、章凡，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1928年11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县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在《我的传略》里这样说：“家族中向无读书之人,母亲是文盲,父亲略识文字。从农做工是我们家族的传统职业。我在小学毕业后,也做了两年工人,后来才念中学。1948年长春解放了,中学未毕业,我越级考入了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期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改造了我头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几年的学习,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政治上,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1952年8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52年8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哲学研究生,在这里,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训练,为我后来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基础。我很幸运，在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在这里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好条件,众多的知名学者,良好的学风,丰富的图书资料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拼搏精神,它对我都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开始了教学工作,并决心利用这良好的条件发展自己的学识。”（张恩慈《我的传略》，《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3期）
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是张恩慈学术科研成果的辉煌时期。1959年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后又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马寅初“圆圈”的演化》，在社会上和学术圈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1年，张恩慈针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提出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述，写了《“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以项晴为笔名发表在1964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也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在1963年8月16日，张恩慈又以笔名章凡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札记》。这篇文章讲了三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文章发表后，社会反映良好。毛泽东主席无意之中看到这篇文章后，也为作者深入浅出的论述所折服，他在1963年8月19日于百忙之中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推荐该文：
康生同志：
这篇文章可以一阅。你谈的一个美国教授写的那篇哲学文学〈章〉，我已看了一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列宁哲学思想的人。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这篇名为《在〈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后来被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卷。
1964年2月12日，张恩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辩证法与诡辩论》一文，形象地阐述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不同之处，几十年来几成哲学通俗读物的典范明文，被到处引用转载。1964年，张恩慈的《认识与真理》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发行几近百万册，同时有日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译本在国外出版发行。张恩慈的声望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几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
1960年代初，张恩慈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颇受学生欢迎的讲师。但是他对北大论资排辈评比职称和用人等方面的现象看不惯，遂于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的那段时间，向工作组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不满，但是遭到了某些领导的排斥和打击。1966年初，张恩慈调到中央高级党校工作。1966年5月5日，张恩慈写了《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主席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主席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 57页），并批示到：
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随后，该文章连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这次大会后，康生在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面成立调查小组开赴北京大学。组长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副组长是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张恩慈被抽调到调查组，负责跑外勤，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
“轶欧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重用他别人无话可说；二，张恩慈多年在北大工作，和北大左派人头熟，关系多。”（李海文《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百年潮》2001年9期》
张恩慈一回到北大，他原来哲学系的同事纷纷找他反映问题，打听消息，一时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哲学系左派很想从他那里听到中央动向，政治局会议情况，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并没有透漏上层消息哗众取宠，介绍内容主要是他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印发的情况。
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高云鹏跑去问张恩慈，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
聂元梓后来回忆说：“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杨克明说，那就找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贴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宋一秀、我就和赵正义、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聂元梓《文革第一张马列大字报的由来》，《往事》第四期）
５月２５日，由指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签名的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出现在了北大大饭厅的东山墙上。
聂元梓回忆说：“当晚，我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面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什么态度？中央会有什么态度？请他帮我们请示。张恩慈在电话上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要着急，请示以后再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同上）
毛泽东在看到该大字报的文字稿后，不仅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称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并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由此点燃了全国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
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章的重要之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狂潮由此掀起。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下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63级学生、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李海文回忆：“1966年 6月 9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书，我们系在大饭厅听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李海文《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百年潮》2001年9期》
张恩慈对聂元梓的有些做法也看不惯。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张恩慈对此无可奈何。写大字报的7个人很快分裂，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同上）
才华横溢的张恩慈终于为他的年轻和轻率付出了代价。
李海文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中说：“当烧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时，张恩慈曾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会引起全国大乱，绝没有想这场火会烧10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
1966年7月初，张恩慈调到由陈伯达任院长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中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党支部成立，选举范恭俭、张恩慈和王广宇为党支部委员，分工是支部书记范恭俭，组织委员王广宇、宣传委员张恩慈，这三个委员是按每个组推荐一个支委的原则产生的。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以后，张恩慈被调到山西，任命为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副主任，后来调任山西省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再后来，又被调到山西大学做教学科研工作。
此后，张恩慈专心于哲学研究，几十年间陆续出版了《唯物论的反映论》（1980年）、《人类认识运动》（1984年）、《认识论原理》（1986）等学术论著和70多篇学术论文，并在1978年积极参与到全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9期发表《真理不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5年前后，曾有中共中央党校等多所国内名牌大学想聘请张恩慈过去做博士生导师，但都因“第一张大字报”问题未能成行。
2009年8月24日，张恩慈在太原病逝，享年81岁。
......
张恩慈先生师德高尚、辛勤耕耘，为共和国培养众多英才，桃李遍及中华大地。
张恩慈先生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成就卓著，对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张先生的不幸逝世，是山西大学的损失，也是中国哲学界失去一位长者和师者。张恩慈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2年8月21日太原一稿
2012年9月4日北京二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b8ad7d0101bkgv.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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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8 15: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