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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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作者:刘冰


再版序言（1）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我想借再版的机会讲述一些蒋南翔同志这方面的事，作为对这本书的补充。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教育方针，给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了“蒋南翔教育思想”。这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我作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学习办高校、搞教育，也学习了政治。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的启示下，我和学校团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个团支部的工作条例，以便学生中党团组织的工作有所遵循。团委的同志走群众路线，集中了五十条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团员和同学中普遍征求意见后，又经党委讨论通过。这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条例》，简称“五十条”。实行之后，反应热烈，效果良好。
　　《条例》被《红旗》杂志选登在《内参》上。1961年春天，一次###部长办公例会，我随南翔同志参加了会议。康生在会上手指蒋南翔，高声斥责：“你那个清华大学，自己搞了个团支部工作条例，昨天我全天都在看你那个条例。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做吗？”对康生这个以势压人的话，南翔同志未予理睬。会议室里沉默了几分钟，不了了之。会后，南翔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例、规定。我们这个‘条例’正是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条例的执行情况是好的，是合法的。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并且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南翔同志说：“对于领导人的话，我们要尊重，但我们头脑要清醒。”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校党委作了妥善处理，得到了学校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和欢迎。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分为四。这个批评因为涉及到清华的命运，使我心情沉重。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清华该怎么办？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南翔同志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再版序言（2）

蒋南翔同志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这一点，无论是在团中央还是在清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秋，在他的提议下，我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往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当面受到他的教诲。1957年有几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点点阅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见稿。他问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怎么样？我说：“学习了，但很粗糙，不深入。”他说：“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在他的启示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并把《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了多遍，使我终生受益。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立竿见影”。南翔同志不赞成这种搞法。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嘛！？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声势已快到“顶峰”了。此时，蒋南翔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了“顶峰论”。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高峰’比较确切。”这真是语出惊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这使我联想到“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蒋南翔。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蒋南翔同志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犯了“路线错误”。他坚持十七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们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南翔同志当即把他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8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① 迟、谢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蒋南翔同志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蒋南翔同志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深深地震动着我。1966年6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电话上告诫我的话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此时又响起在我的耳边。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蒋南翔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始终激励着我去斗争，直至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最后的斗争——上书毛主席。
　　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远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在《风雨岁月》再版时要说的话。一方面以此来缅怀我的良师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蒋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绍给广大读者。
　　刘 冰
　　200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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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和悲剧是从文教阵地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十年中，清华园里的各种风波起伏都与全国###的大局紧密关联，并且始终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注视，乃至直接干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是毛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1968年7月27日，是毛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标志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1973年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以清华大学为风头，进而波及全国。“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开始的，清华大学遂成为这场斗争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因此，十年风云变幻的清华大学，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窗口或缩影。
　　我亲自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所处的地位而被深深卷入了激流旋涡。“文革”开始前，我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因为校长、党委书记职务由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兼任，我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管得多些，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历经三年磨难，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解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刘某人的消息，使我这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榜上”有名。之后，我被“结合”为校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期担任了常务副书记，终于“官复原职”。那时的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是官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风云人物迟群，排位在我之后的另一位副书记则是风云人物、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夹板中的我在那个多事之秋常常被推到前台，却又事事受制于人，实谓步履维艰!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过多次的抗争。十年中我和几位一起共事的同志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而每一次都使自己增加了新的罪名，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第一封信是“文革”初期，我自己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是我同原清华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联名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这两封信陈述了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严重混乱的局面。后一封信被转到了蒯大富的手中，我们联名写信的行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第三、第四封信是1975年的下半年我和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一起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揭露了迟群及谢静宜的政治野心和种种丑恶言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作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这个批示震惊了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刘冰等四人由此成了胆敢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或“投降派”，又被批斗、专政达一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过问下，随着两个“凡是”被冲破，冤案才得以平反。
　　在如此激烈、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过头的检讨。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多种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处境和心态中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一方面，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另一方面，我又作为“革命干部”被较早地解放了出来，去充当“革命的动力”。我就是以“走资派”和“革命干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风浪中起落沉浮，打倒、解放，第二次被打倒……
　　一方面，这场运动是由自己所一贯敬仰和信赖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对于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和锻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指示，我是完全相信和衷心拥护的；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基层党组织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文教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并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错误估量，采取打乱和抛开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动群众进行冲击的做法，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愿望与效果严重背离的大###，对此，我又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并痛心疾首的。然而当时我自己以及许多党的干部，对于如何实现毛主席关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思想，如何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头脑中存在着“左”的影响。因而在混乱和困惑中所作出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和真心拥护，又怎么会对给党和国家带来如此严重混乱、颠倒和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呢？这就是我当时似明白又混乱的矛盾心态。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二十年，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二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是我想，如果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抱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并努力用历史唯物的眼光，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寻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则是有意义的。因此，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这本《风雨岁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细心指点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些益处，能对困难时期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命运的人们表达出一些感激之情，我将十分欣慰。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尚期各方面同志指正。
　　刘 冰
　　1996年2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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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1）

随着文艺界整风批判的升温，批判之火在学术界也越烧越猛。哲学界除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对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也进行了批判。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①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只是偶尔读过这方面的文章。冯定同志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写过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文章，由于观点正确，文笔流畅，曾经受到人们的赞扬。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学术工作的领导，决定调冯定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开了党政领导干部当教授的先例。后因工作需要，他又兼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们常见面。他为人谦逊，做事认真，生活俭朴，是一位可敬的老同志。他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我拜读过，觉得写得不错，为什么要批判呢？为什么要扣上“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等等大帽子呢？我思想感情上为这位老同志难过，但无能为力，只是沉思而已。
　　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后来同毛远新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工作的最高准则。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陆定一同志又指定清华、北大下乡参加“四清”。根据指示，我们在书记会、常委会上多次研究，商定从高年级同学中抽调7000人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并决定由我和何东昌同志带队。准备工作在1964年第四季度已经开始，因为1965年暑假后大队人马就要开赴市郊各县去，时间紧迫。
　　大约是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清华、北大各去一位负责人到高教部，有重要事情传达。当天下午，北大是陆平同志，清华是我，在高教部三楼会议室，听部长杨秀峰同志（1965年初人代会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大三线，进行备战，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的决定。杨秀峰同志说：“我刚从李富春同志处回来，富春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备战的指示。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建立大三线。在三线要搞工业基地建设，一线二线地区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小火炮、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不然睡不着觉。富春说：‘中央决定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打起仗来，总校就搬到那里。’”当时所讲的三线是指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一线、二线是指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三线是大后方，一、二线是前线。因为那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越战争，战火已烧到我国的南大门；在西、北部地区数千公里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在东南、广东沿海地区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扩张主义者不断向我蚕食。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备战方针，从战略上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中央要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当然这是战略大事，我们立即召开书记会、常委会进行传达讨论，决定由胡健同志全力抓这件事，这就是后来在四川绵阳建立的清华大学分校。
　　写到这里，我想要交待几句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我是想让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们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处在一种怎样的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毛主席对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看得过于严重了。但是，对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而刚刚获得独立解放的新中国来说，她的领袖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警惕地注视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从有备无患着眼，对于战争因素估计高一些，也在常理之中。对国内工作毛主席那样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铸成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除了他主观方面对党内、国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这一主要原因外，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恐怕对他的思想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2）

现在再说参加“四清”的事。1964年12月中旬至1965年1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在“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的基础上总结了运动中新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南翔同志向几位书记传达会议精神时说：“原来的文件草稿是十七条，经过讨论增加到二十三条。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在讨论中有争论。少奇同志认为，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认为矛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工作方法上，毛主席不主张工作队人数太多，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不要搞神神秘秘冷冷清清那一套，要解放‘四不清’干部的大多数，打击面要小。”南翔说：“最后定稿的文件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修改的，有些重要的话，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对于传达中说的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争论，我感到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没有去多想；对于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的，认为主席关于运动的性质看法明确深刻，工作方法强调注意政策，依靠群众，团结多数，打击面要小，这些都是对的。因此，我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带学生下乡搞“四清”有了更有力的思想和政策武器了，下乡前一定要组织大家好好学习。但对于主席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下面的可能是指“四不清”干部，那么上面指的什么呢？标准是什么呢？后来我和何东昌同志在延庆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议论过，也没有搞清楚。“二十三条”下发后，北京市委把通县作为实施的重点，彭真同志、刘仁同志都亲自去那里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经常蹲在那里领导运动的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同志。为了学习“二十三条”，并为带学生下乡参加“四清”作准备，蒋南翔同志在1965年的3月份还带我们几位副书记专程到通县赵凡同志的点上参观学习，请他给我们讲了那里的经验。
　　经过同市委商量，我们下乡的7000人分配到延庆、怀柔、平谷、密云四个县。9月初，我们的“四清”队伍进入了四县我校负责的各公社。我和何东昌同志，还有党委常委滕藤同志、李恩元同志带队，我和东昌负总责。东昌、滕藤和我到延庆，我任县工作团党委副书记，东昌任永宁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滕藤同志任四海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李恩元到怀柔参加县工作团领导，担任县团党委副书记，同时兼管派往密云去的清华师生。去平谷的，由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同志负责。出发前，我们组织学习了“二十三条”和市委的指示，向师生提出了几条主要要求：一是要学会吃苦；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三是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四是要学习政策、掌握政策；五是要提高警惕，防止地、富、反、坏的破坏。同时，我们向清华带队的各级干部特别交待了几点：一是要尽量给学生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二是要注意团结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坏分子；三是要搞好群众的生产，千方百计增加水浇地；四是要注意和各机关、各单位参加“四清”的干部加强团结，搞好关系。从事后看，大体上清华参加“四清”的大多数同志做到了这一些，没有出大的偏差，在掌握政策和兴修农田水利上搞得更好些。刘仁同志、赵凡同志都曾向我提到过这些，表扬了清华。
　　我们正在全身心地搞“四清”运动的时候，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因为我们在乡下看不到《文汇报》，不知道这回事。11月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语，我这才知道姚的文章。我是在12月上旬看到这篇文章的。姚文元的文章说，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鼓吹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文章进而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产生的背景和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帝、修、反的反华高潮联系起来，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剧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希望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说“《海》剧中‘退田’、‘平冤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对于姚文元文章的这种牵强附会扣大帽子的霸道作风，我是不赞成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都加了比较长的按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讨论的精神，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时因为我没看过《海瑞罢官》，不知道《海》剧的具体内容，在乡下消息又闭塞，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什么。后来听说1965年秋天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同志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姚文元文章发表后，12月20日，毛主席将他对《海瑞罢官》的意见找彭真同志谈了，彭真同志不同意把《海》剧同彭德怀联系起来。据说，彭真同志认为，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的文章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剧本是别人让他写的，与“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并且提出他主张“放”的方针。当时毛主席表示同意彭真同志“放”的方针，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说学术上的批评讨论是一件喜事，他表示欢迎，还说：“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他把研究海瑞的情况列了一个时间表：《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中央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8月间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写于1959年到1960年，发表于1961年1月，也在1961年、1962年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之前。吴晗的自我批评列举的事实，证明彭真同志向毛主席说明的情况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后来报纸上发表了许多评论吴晗的文章，我有的看了，有的没有看，我的思想集中于“四清”，没有再去注意这件事。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3）

1966年2月中旬，中央下发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我记不得是在市委看到的，还是在学校看到的，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汇报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对吴晗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学习了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思想上觉得比较明确了，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场争论引向正确轨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搞“四清”，我的思想仍然是集中于“四清”运动。当时已快到3月了，春耕已经来临，我们加紧了扩大水浇地的工作。延庆有许多干河滩，上面是沙石，水都从下面流走了。据专家说用截流的办法聚水很灵，就是从干河滩寻找适当地方挖条沟，一直挖到地下基石，然后筑一条水泥墙，把水挡起来，让它从地面上流出来。为此，我们多次到河北省怀来县和邻近一些县看了这方面的工程，学习他们的经验。
　　大约在4月上中旬，市委通知回城里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礼堂看电影。蒋南翔同志和清华的几位副书记都去了，刘仁同志和市委的几位书记也去了。看完电影，南翔说他要到刘仁同志处有事，让我们几位书记到他家里等他一会。大约快吃午饭时，南翔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关于吴晗的问题，批评了彭真同志和市委。市委要开全会，刘仁同志要我参加，因我还挂着市委委员，一直也没参加过他们的会。还要我准备发言，你们先回去，过两天我向你们传达。”这样我们就回学校去了。又过了两天，因我急于回延庆，就先到南翔那里去了。他说：“市委已开完会，毛主席最近有许多重要指示，说解放后，我们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主席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实际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主席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彭真同志、市委和###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主席说如果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主席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市委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市委检讨了不抓阶级斗争、不抓意识形态的错误。刘仁同志说他只抓砖瓦沙石，不抓意识形态。”南翔说他发了言，主要是建议市委今后多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说：“市委现在压力很重啊！”听了南翔的这番话，我顿时感到沉重和紧张，什么话也没说，向他告辞回延庆了。
　　到了延庆，我在县里一般性地问了一些面上“四清”的情况和春耕生产情况，就到永宁公社去了，因我住在永宁。这时已是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和“四清”都在紧张地进行，人来人往不断征求我对春耕、“四清”的意见。虽然我也讲些这样那样的想法和建议，也照样东奔西跑到各村参加会议和活动，但我的心思基本上不在这些上面，几乎无时不在思索着主席对彭真同志、对市委和###严厉批评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登载了一些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表示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开展严肃的批判，并自我批评说“放松了文化学术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全部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符合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精神，学术批判就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感到市委这下主动了，无形中紧张的心情舒展了一些，但还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回学校，先到家里看了一下，即刻进城到南翔处。他告诉我：“现在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已经作了布置，这你已经知道了。我前几天找了京津地区的高校负责人开了座谈会，也作了批判‘三家村’的部署，想推动一下全国各地高校的大批判。小艾（这是当时我们对艾知生同志习惯的称呼）和胡健他们都知道这个精神。何东昌的病不知怎样？我准备抽空去香山看看他。你还是帮助县里把‘四清’搞好。”我把延庆的“四清”情况简单地向他通报了一下。他接着说：“康老（康生）从杭州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开了个会布置批判“三家村”，谁让你开的？你为什么不守纪律？不向中央报告一声？’我向康老作了解释，社会上都已经进行批判了，高等学校理应开展批判，不布置怎么行呢！是我决定召开的。后来康老说现在富春同志在北京代表中央负责，你今后应和富春联系，有什么事向他请示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到富春同志家里，他正在房里接电话，不便打扰，我在客厅等他。这时，刘仁同志和市委其他两位书记也来到富春同志的客厅，见到我在那里，就问：南翔，你知不知道富春同志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会不会是关于‘三家村’的问题。”南翔说：“他们够紧张的了，当时刘仁同志神情不好，有些沉闷。”听了南翔讲的这些事，我无言以对，心里有许多问号，也不便问。
　　在回延庆的路上，我靠在车座上，时而远眺窗外的田野山川，时而闭目沉思。车进入关沟，我看到两面山上这几年新造的一片一片绿油油的松林，山下与河滩相连的大片刚刚抽芽、显得生机盎然的白杨，想起了刘仁同志1958年为绿化首都，要清华也包几个山头，侃侃而谈的激动笑容。路过三堡，我想起了去年暑假，清华党委在三堡开会时，刘仁同志特地来看我们，他说：“你们三堡盖的房子质量低了，要有百年大计的打算。”我说：“有人批评我们搞的标准高了，浪费了。”刘仁同志说：“那是缺乏眼光。”这些亲切鼓励的话好像是刚说过一样。车爬过八达岭，和山下相比，则是另一种景象。已是4月下旬了，绿色还很少，几乎是一片荒凉。南翔说的那些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思绪紊乱，琢磨不透，上边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
　　狂风暴雨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1）

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2）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汉和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大约是8月15日，清华科学馆的墙壁上出现了传抄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传抄者注明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写出大字报，问题提得如此严重，语言如此尖锐，实是震撼人心。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的是谁呢？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指的又是谁呢？起初我猜可能指的是邓子恢和各有关的同志，但仔细一想现在这样大的动作，又觉得不像。那是谁呢？1962年少奇和小平同志曾经支持和赞成实行包产到户，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少奇同志同主席有过争论，那时主席就曾经有所批评，有可能指的是他们两位。如果真是，这就太严重了，中央主席怎么能给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贴大字报呢？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或者批评，而要捅到社会上呢？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触动党中央的最高层——中央常委呢？显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越想觉得越严重，我有点害怕了，担心这样下去国家会出大乱子，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会不会乘虚而入，钻我们的空子。
　　8月13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们最关心的中央人事问题，没有透露。8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呢？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排到周恩来之前，名列第二，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报道中只有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就是林彪。这等于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这时，我对于毛主席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清楚了。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仍然站在高层领导行列之中，我为之庆幸，但愿今后太平。长期“患病”既怕“风雨”又怕“阳光”的林彪，一反常态，精神抖擞，以他特有的怪腔怪调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这个打倒一切、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讲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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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上书毛主席（1）

“八一八”大会后，北京的红卫兵响应林彪的破“四旧”号召，从8月20日开始走上街头，张贴破“四旧”宣传品，发表破“四旧”的演说，学校里也出现了破“四旧”的大字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梁思成教授被大学红卫兵揪斗。一些红卫兵强行用旧戏装的蟒袍玉带乌纱帽把梁思成同志装扮起来，用绳子牵着，打着锣鼓，喊着“打倒反动权威”的口号，在清华园内游行示众。过往的人们看着这位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人，被推搡着、拖拉着，东倒西歪、踉踉跄跄、挣扎着行进，都目不忍睹，许多人低下了头，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不只是对梁思成同志个人的侮辱，简直是对清华大学这座最高学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亵渎。谁能相信这是“革命”！
　　第二天的晚上，我被职工中的一个群众组织揪斗。会场设在西大操场原校医院门口，会场中央摆了两张桌子。我和校医院党支部书记张寿昌同志被一群人簇拥着推到桌子上，有两三个人摁着我的脑袋，扭着我的胳膊，还有人在后面狠劲地打我的两条腿弯子，要我跪在桌子上。周围的人叫骂着、呼喊着，要我交待所谓迫害校医院几个护士、医生的“反革命事件”。我拒绝交待，并据实申辩。没等我说完，就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又是打耳光，又是用棍子打脊背，把我从桌子上推到了地下。我挣扎着呼喊：“抗议侵犯人身自由！”有两个人抱住我的脑袋，不准我动，强行用推子给我推了“阴阳头”。然后，他们把挖空了的半个西瓜扣在我的头上，让我站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其他一些人叫喊着，一边用棍子打我的脑袋，一边推着我在马路上转游，从西大操场旁边绕过大礼堂西边的小桥，一直游到第二教室楼才放了我。最使我气愤难忍的是，有些人这天晚上不仅揪斗了一些女干部，还给她们都剃了“阴阳头”，第二天我看到那些用毛巾捂着头的女同志，心里实在难过：为什么这样不讲文明，侮辱人格呢？
　　8月24日晚上，在清华发生了一场罕见的肆虐事件。白天我扫马路、拔草，劳动了一天，直到下午6点半才下班，累得腿都软了。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到工字厅已是7点半，晚上再来上班实在受不了，便向值班的小任同志说明了情况，请求晚上不再上班。小任同志非常同情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提出要我一定待在家里，哪里也别去，一切由他负责。从小任同志的亲切嘱咐中我会意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不便细问。告辞了小任我回到家里，身体虽然得到了休息，但脑子仍在不停顿地思考，总担心要发生什么事。大约9点钟，我住的九公寓后面的马路上有人大声嚷嚷：“大家快去看，一些学生在拆二校门。”“有什么好看，那是破坏！”一个声音有点嘶哑的人吆喝着。我从房间北面的窗子向下看去，马路上行人匆匆，朝教学区二校门方向拥去。大约11点钟，有几个工人模样骑自行车的人从七公寓门前往西南门走来。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嗬！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瞎胡闹呗。”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当晚“二校门事件”的基本情况，也了解到人心的向背，群众不赞成这样的“破四旧”。拆二校门的具体情况当时我无法了解，我只是担心，这种行动不要发展到去拆除其他“旧建筑”。那天夜里，胡健同志被抓去了，后来他告诉我：“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工会的刘泰同志说，那天夜里他连打带累回到办公室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初次上书毛主席（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我站在北面房间的窗子前观察马路上、院子里人们的动静。直到12点钟，听到马路上有人说：“二校门快拆完了！”这时我才怀着悲愤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躯躺下休息。心中有事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冲了一个冷水澡，迷迷糊糊渐渐睡着了。大约凌晨2点钟，有几百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来到大学教职工住宅区，分别把几个公寓楼团团围起来，呼喊着林彪讲话中那几个打倒一切的口号，谩骂着、叫嚷着，冲进了九公寓。我被惊醒了，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还未来得及穿上长衣裤，学生冲进了我的卧室，几个人架住我就往外走。在楼梯上，几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拦住了他们，大声恳求着：“附中的同学们，你们要注意政策，别这样！你们把刘冰交给我们好吧？”“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干扰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是大学电机系的同学，负责看管刘冰的。”“不行！你们让开路！”双方大声地对着话，相互争着来回拉我，中学生人多，把几个大学生挤在一边，架起我走出楼去。在楼门口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脑袋往下摁，推着我往前走，并且用皮带抽打我的脊背，前后左右都是人，喊着口号，边走边打。往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走的什么路，我也不知道，只感到时间很长，走了很远。打我的时候，开始感到疼痛，后来感到麻木，最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他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不懂事呀！我大声呼叫：“你们违反政策！”他们全不听。无可奈何！只有任其宰割了。就这样走啊、打啊，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估计可能是在校内的马路上转游，搞“游行示众”。后来走进一个房子里，不打了，让我跪下，去掉了蒙在眼睛上的毛巾，我才发现这个房子是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各系的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各部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水泥地坚硬而不平，两个膝盖觉得有点凉，后来感到痛；最难受的是腰部，又痛又酸，因为在路上有几个人用脚踢了我这个部位。我请求坐在地上休息一下，但不允许，只好就这样跪着。我看着面前一片跪在地上的同志，想起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仿佛他那尖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开展猛烈的进攻！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感到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我心想难道跪在这里的清华党组织的骨干们就是这场“革命”要进攻、要打倒的对象吗？这样的行动就是响应“副统帅”的号召？这真是出奇！真是可笑可悲！
　　天将拂晓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号令，把我们先转移到了科学馆，后又到了生物馆，然后宣布纪律：不准回家，不准乱说乱动，一切行动都要听从红卫兵指挥，如有违犯，要严厉制裁。在生物馆，每天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接受红卫兵的训话。最使我反感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穿一身旧军服、一只眼睛还有点毛病的年轻人。这人说话粗野，开口就骂，带着一帮人，把我们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后又强迫我们互相打。谁打的我，打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脊背8月25日凌晨被打麻木了，已经不知道疼痛。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脊背上都是血，汗衫沾在肉皮上，全变成红的了。”强迫我用棍子打的是校医院院长谢祖培同志。他是一位留学德国的专家，为人直爽、忠厚，1957年虽然也被批判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好人，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实在不愿意打，也不忍心打。不愿打，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动手打一个非党的老专家呢？不忍心打，因为他是个老人，是个好人，我怎么能打这样的人呢？况且我从来没打过人。但那位年轻人硬是逼着我非打不可，我拒绝打，他就打我的耳光，还用棍子打我的脊背，骂我招降纳叛，包庇坏人。一直纠缠不休，无可奈何，我只好用棍子在谢祖培同志的屁股上打了几下。虽然只是几下，但一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内疚，因为我失掉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初次上书毛主席（3）
这场打人的闹剧和悲剧过后不久，生物馆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炊事员，因为不满意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被抓了起来，他思想不通，在被关的房子里自缢身亡。那个年轻人命令艾知生把这位炊事员背出去送到医院太平间。过了两天，学生会的一个干部又被逼跳楼摔死。又是这个年轻人，要我和胡健去把那位学生会副主席的遗体背送医院太平间。因为我的脊背被打破，整个背部都成血染的了，有人看不下去，向他提出：“你看他的脊背，恐怕不能背了。”我的脊背已开始恢复疼痛感，也向他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他同意了。后来换成艾知生同志和胡健同志两人把那位同学背送到太平间。一位日日夜夜为大学生的伙食辛勤操劳的炊事员和一位学生会干部，该不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吧？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们逼上绝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革”的对象？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从生物馆被放出来，已是9月下旬了。
　　在我被关的那些日子里，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事。从8月24日开始，几天之内北京市的红卫兵出动了40万人，在市区和郊县破“四旧”。破了什么呢？第一，更改街名、厂名、店名。例如，把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把“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等等；第二，遇见女同志有烫发的、留长发或长辫子的、穿花衣裙的，拉住用剪子就剪；第三，抄家、打人、毁坏文物；第四，揪斗民主人士，强制解散民主党派。在我看来，这四项都是错误的，都是违法乱纪。至于揪斗民主人士、解散民主党派，可以说是政治破坏，比王明还王明的“左”倾蛮干。对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谢富治说：“红卫兵打死人，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照常规办事。”江青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央文革负责人，讲这样的混话，实际就是纵容、提倡、支持红卫兵打人，和中国共产党历来不准打人的规定和主张相对抗，妄图把水搅浑。8月31日，林彪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组织……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林彪的讲话对红卫兵所谓横扫“四旧”的赞扬，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态度都一致吗？我看不完全一致。红卫兵的违法乱纪、抓人、打人、制造恐怖，同毛主席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的“我们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是相违背的，这些毛主席知道吗？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毛主席历来注意党的政策，反对违法乱纪，所以我怀疑毛主席受到封锁，不了解红卫兵大乱京城的真情。共产党员的党性、良心驱使我萌发了将红卫兵破坏党的政策、违法乱纪种种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反映的想法。
　　自8月下旬以来，清华园里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映演。多少天来，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红卫兵组织”的所作所为，我作为一个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再不向毛主席反映，听任这些“小将”们蛮干下去，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会被毁掉。要反映就会有风险，不反映则于心不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妻子苗既英同志说：“你应当向主席反映，怕什么？不做亏心事，什么也不怕，现在只能写信，写好我给你送，我不怕。”她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坚定了我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的决心。这样我便开始了给毛主席写信。信集中写了我亲眼见到的红卫兵违法乱纪、违犯党的政策的大量事实。信的开头一大段说明了我的身份后，陈述了清华党委和蒋南翔同志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是衷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我们不是黑帮。信写好后，由苗既英直接送中南海收发室。苗既英同志这位受尽人间苦难的贫农的女儿，离家前对我说：“我什么也不怕，准备他们抓我，但这封信我一定要送到中南海，你把孩子们看好。”我们结婚20年来，我第一次发现她是那样勇敢、顽强和坚定。我15岁的女儿刘爱阳为了保证妈妈完成任务，自告奋勇地要陪伴妈妈一同前往。她们跑了整整五个小时，在中南海西门，有理有据耐心地说服了门卫，终于把信送到了中办收发室，并带回了收条。当我看到收条时，我高兴得在房里跳了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写信。过了不久，我把写信的事，告诉了胡健同志，后来他也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我和苗既英日夜盼望中南海的回音。但送别了1966年，迎来了1967年，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而送上的信仍然杳无回音。苗既英鼓励我再写信，她说她再去送。她只能这样帮助我。她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苗既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株连遭到各种折磨和打击，两度挨整，身体精神都受到摧残，致使她患下多种慢性病，最后转为癌症。她是一位富有牺牲精神不知疲倦的共产党员，直到癌症已经扩散，仍支撑着疼痛的双腿去上班。1982年1月4日，她告别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与世长辞了。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的出台（1）

从1966年9月到1967年4月，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印象突出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件是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过去说到路线，习惯的提法是正确路线、错误路线，革命路线、机会主义路线，很少听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出现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是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领导、派遣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在那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已作了检讨，工作组也早已撤回，为什么还要批判呢？有什么值得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批判文章呢？中央文革领导人陈伯达、江青、康生为什么不厌其烦到处讲这个问题呢？我逐渐明白了他们是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但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中央常委，没有听说、更没有见过中央有要打倒这两位领导人的决定，怎么可以无视党的原则任意向他们进行攻击呢？
　　1966年12月25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以蒯大富为首的几个造反派动员、组织了清华六千多名大学生，浩浩荡荡到天安门广场、北京火车站、王府井大街、菜市口、西单等地游行示威，第一次以一个群众组织名义喊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12月26日，校园里贴满了对蒯大富“12?25”行动不同看法的大字报。有赞成的，“欢呼‘12?25’行动好得很！”有反对的，批判蒯大富无视中央，擅自点名打倒中央领导人。我当然是赞成后者的观点，虽然不能发表意见，但总可以看个究竟。12月27日，北京高校一部分造反派在聂元梓等人的蛊惑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刘邓大会”。蒯大富无疑是聂元梓的同党、大会的积极组织者。引人注意的是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了这个会议，这表明中央文革是支持点名批判刘邓的。时隔三天，12月30日下午，江青、姚文元窜到清华召开造反派座谈会，晚上江青在西大操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从扩音喇叭中传出江青拖着长腔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并赞扬清华造反派“工作得很好！”我走到甲所旁边的小山包上，听到这有点颤抖并略带沙哑的声音，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停了下来，一直听完才走回九公寓。我思考着，终于弄明白了，江青这个时候来到清华，是来鼓劲的，是来支持蒯大富的，蒯大富的胆大妄为是与江青等人串通的。在江青离开清华一周之后，1967年1月6日，蒯大富施展阴谋，打电话到刘少奇同志家里，谎称刘在北师大女附中学习的女儿出了车祸，急需送医院抢救，把刘少奇、王光美从中南海骗到了医院。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严厉批评了蒯大富并令其迅速放回刘少奇和王光美。但蒯大富违背总理指示，只是放回了刘少奇，而把王光美同志强行劫持到清华开了批斗会。在周总理再一次严厉批评下，蒯大富才被迫送回了王光美。一个年轻娃娃，从政治上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胆敢如此狂妄，问题非同一般，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个江青，这是明眼人都会看得出来的。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说：“资反路线”在干部问题上是“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这里的“一小撮”指的是什么？是指领导干部吗？工作组在校时天天批斗我们这些人，何曾受到过“保护”？“一大片”又指的是什么？是造反派吗？工作组不就是批判了一个蒯大富吗？既然是批判“资反路线”，现在清华的造反派为什么又批判所谓“伪三临”呢？谁都知道，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学生会临时筹备委员会都是些青年学生，只因为他们是工作组在校时被推选成为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就应当受到批判吗？造反派们今天要这些组织的头头这个检查，明天要那个检查，他们算得上工作组保护的“一小撮”吗？到底“资反路线”的含义是些什么东西？我真的被弄糊涂了。不过这概念最终是用来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1966年8月18日到同年11月26日三个月多一点时间之内，毛主席连续八次检阅红卫兵，规模之宏大，次数之频繁令人惊叹。我逐渐领会到这是毛主席用来发动群众，推进“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工作方法。一个七亿人口大国的领袖同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的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群众直接见面，用这种方法发动群众，确是个创举。各地的红卫兵汇集北京受到领袖的检阅，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传播领袖的号召，形成了“革命大串联”；这种“大串联”同“红卫兵”组织，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相结合，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有形式，是过去各种运动所没有过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的出台（2）

从清华广播台播报的消息中得知，北京的红卫兵在各省市和当地的红卫兵、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结合起来冲击了那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北京他们竟敢冲击元帅们的住地。清华的红卫兵在上海、南京、郑州、南昌、西安、兰州、成都等地，都以“革命先行者”自居，带领那里的造反派冲击当地的领导机关。到1966年底，各地的党委、政府领导机构基本上都已瘫痪，偌大的中国已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大概就是1966年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所描绘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那样一幅图景吧！到了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粉碎后，我读到1966年7月8日毛主席致江青的信中主张“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话时，恍然大悟到，林彪正是唯恐不乱，并梦想在乱中夺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5日发出通知：红卫兵进行串联乘坐火车、轮船、汽车免费，伙食、住宿补贴都由国家财政开支。几千万人在全国进行“大串联”，这虽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但毕竟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平日显得宽旷的清华园，在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人时，各方面已感到不堪重负。我给他们送过开水，知道单是天天烧水送水已感人力不足，何况全国几千万人大搅大闹，来回折腾，一切免费，怎么得了！中央终于发现这样下去不行了。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大中学生暂缓外出串联。同年11月16日、12月1日，又发出通知，北京和各地大中学生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串联。1967年2月、3月，中央又两次发出通知，停止串联。这样才使几千万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大流动逐渐停了下来。
　　在学生外出大串联的日子里，对校内的干部批斗少了，但在高教部，对蒋南翔的批斗增多了。自从南翔停职检查、被批斗以来，清华的同学经常有人到高教部为他辩护。在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包围中，这些同学沉着、坚定，据理申辩。他们说蒋南翔执行的什么路线，我们是清华的学生，是见证人，最有发言权。一切坚持真理的同志应当尊重事实，我们用下面的事实说话。
　　他们说：毛主席、党中央说，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清华大学最早实行党委领导学校的体制。
　　毛主席说，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清华党委直接对政治课实行领导，书记、副书记兼任政治课教研组主任，蒋南翔自任哲学教研组主任，并亲自讲课。蒋南翔倡导和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使同学实行双肩挑，把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具体结合起来。蒋南翔提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思想台阶，循序提高同学觉悟。为了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具体化、经常化，学校在蒋南翔倡议下实行了表扬“先进集体”、表扬“三好学生”的制度。
　　毛主席提出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提出青年要做到“三好”，提出“健康第一”。按照主席指示，蒋南翔提出在学生中建立三支骨干队伍，即：政工干部队伍（年级党支部、班级团支部、学生会、政治辅导员），科学登山队（高年级同学要参加本专业科学研究并对拔尖的学生给予特殊条件培养提高），体育、文娱代表队（校、系两级都有专门组织），把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结合起来，各有侧重地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实现“三好”。蒋南翔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启发同学自觉锻炼身体，努力贯彻“健康第一”。
　　毛主席提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蒋南翔在清华倡议实行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并且已形成了制度。
　　为了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清华在老知识分子中坚持“神仙会”① 的双周学习制度。在新老知识分子中按“三个思想台阶”，蒋南翔提出“各按步伐共同前进”，以启发和鼓励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自觉性。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的出台（3）

为了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办好学校，蒋南翔提出依靠两支队伍、两个车轮（即教师队伍这是第一线，职工队伍这是第二线后勤保证）办好学校。
　　毛主席提出大学生要参加“四清”。清华7000名同学到京郊四县参加了8个月“四清”运动。……
　　所有这些都是蒋南翔带头组织实施的，难道这些具体切实的创造性工作都不算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吗?！……这些充满激情、感人肺腑的辩护词，是当时先后二三十位深夜来访的同学向我深情陈词的综合。尽管同学们的见解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当时那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正确意见仍然难免要被极左思潮的浊浪所淹没。
　　我永远不会忘记，优秀的共产党员、年轻的建筑学副教授、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同志为蒋南翔同志辩护的感人情景。记得8月25日凌晨我被游斗拷打后，从阶梯教室转移到了科学馆楼上。这一天上午，从建筑馆前的马路上传来了口号声，呼叫声，殴打声……透过窗子朝外看去，从建筑馆门前到大礼堂前面的马路上挤满了人，有几个带红袖章的人扭着一个高个子的人，用棍子、长把扫帚打着他游行。那高个子顽强地挣扎着，呼叫着。经过科学馆门前马路时我看清了，那人是黄报青同志。他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镜也打破了。他呼喊着：“蒋南翔同志是马列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蒋南翔同志是共产党员，不是黑帮！”几个造反派嚎叫着骂着，跳起来用扫把、棍棒朝他头上身上猛烈地抽打。黄报青倔强地振臂高呼：“蒋南翔是好党员！”那几个人狠劲地把他推倒了，有人喊着“揍死他”，有人用拳头朝黄报青打来。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放声喊着：“蒋南翔同志是人民的儿子！”那几个人又把他推倒在地，黄报青挣扎着又起来呼喊：“真理就是真理，骂不倒，也打不倒！”那些人再把他推倒，他又起来大声呼叫着……就这样在草坪周围的马路上反复着……游斗了近一个小时。后来造反派对黄报青实行“专政”，用拷打和各种折磨逼他屈服，但他坚持为南翔同志辩护，宁死不屈，后来终于被迫害致死。黄报青同志死了，但他捍卫真理、捍卫党的原则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清华广大师生员工的心中。他是清华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捍卫真理、捍卫党和人民利益最坚定、最英勇的代表者之一。
　　12月初，清华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2月4日，有人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同一天贴出“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大标语。12月19日，有人贴出《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文中说：“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12月10日北大署名“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传到了清华。文中说：“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且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12月11日，清华出现署名“雪莲”的印刷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指名批判了江青、陈伯达。
　　这个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支持非法组织煽起经济主义妖风，扰乱国家经济秩序事件有关。但更深一层的原因，可能与半年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搞乱一切的严重情况有关。群众看到把干部都打倒了，经过自己辛勤劳动的各项事业的成绩都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加以批判，许多人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开始反思了。有人站出来说话了。校园内陆续出现了为蒋南翔、为清华党委、为被打倒的广大校系干部翻案的大字报。不少同学明确提出清华大学十七年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十七年来清华的成绩是主要的。许多人提出，要为允许干部站出来革命大喊大叫！有人说，过去把干部抹了黑，现在把干部再抹红。顿时，一股清新空气在浊浪翻滚的清华园泾渭分明地缭绕盘旋在蓝天之下。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体错误的框架之内，这股清新空气只能是暂时的。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攻击的一年。”接着毛主席又发出号召，全国全面夺权。这么一来，那些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煽狂了的蒯大富们便发起了向12月新气象的围剿。这个新气象被蒯大富们称为“清华园的12月黑风”。在这个大帽子下，他们加紧了对广大干部和一切坚持真理的同志进行残酷批斗和疯狂迫害。
　　此时，传来迟到的信息：1966年12月下旬，蒋南翔被押解到上海、杭州批斗去了。听到这一消息，我的愤慨之情难以抑制。自从彭德怀元帅从成都被押解到北京批斗之后，还没听说过中央哪位部长被押解到外地批斗的。在南翔身上开了中央部长被千里游斗的先例。在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人民共和国的高等###长，任人乱揪乱斗，极尽摧残，竟然没人过问，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现象！人们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上书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1）

1966年12月，清华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返回学校。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联合其他几个红卫兵组织，响应江青“联合起来”的“指示”，于12月19日在大礼堂召开会议，决定学校各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往后几天又产生了“井冈山”兵团临时筹委会，推举蒯大富等十多个造反积极分子为委员，这样就把分散的红卫兵战斗队统一了起来，蒯大富也就成了“蒯司令”，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就在12月19日晚上，这个刚成立的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发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攻击”。蒯大富在会上带领他的“战士”进行宣誓，扬言要“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揪来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作检查”，并当场烧毁“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印章。从此，在工作组扶持下成立的清华红卫兵组织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红卫兵“井冈山”统一组织的建立，“蒯司令”咬牙切齿的誓言，预示着我们这些被冠以“黑帮”的人们更为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当时认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里发生的违背社会生活常规、党的生活常规的这些事，毛主席、党中央不真了解。苗既英曾建议我“再写信”，此刻，再次上书的念头在我脑子里萌发了。那时，我和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高沂家都住在学校，我们虽被红卫兵勒令不准串通，但多年的友情和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每天晚上9点钟后在胡健家或在何东昌家碰头，互通信息，研究形势。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搞“文化大革命”竟然不要政策、否定一切，把清华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我们不同意把蒋南翔和我们划为“黑帮”，不赞成允许红卫兵无休止地打砸抢。我们认为这绝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且估计可能毛主席、党中央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应当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下情，以尽我们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1967年2月，在我提议下，与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高沂同志研究决定，向党中央写信反映我们的意见。信写给谁？鉴于我去年10月写给毛主席的信一直没有回音，我们议定写给周恩来总理，后来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工作是中央文革分管的，如果不把“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挂上，可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样我们的信就变成写给周恩来总理和陈伯达、江青、康生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十七年清华大学的工作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总的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成绩是主要的；第二，蒋南翔同志虽然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对清华是有贡献的，因此，不能说蒋南翔是“黑帮”；第三，清华的干部虽然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能把清华的多数干部看做不好的。信由何东昌同志执笔，我和何东昌、胡健、艾知生、高沂共同讨论修改定稿。信的署名没有高沂，因考虑到他已调离清华，任高教部副部长，如果他也参与签名，可能会引起误会，增加麻烦。信写好后，由苗既英同志送到中南海西门收发室。这次门卫和收发人员态度不好，把苗既英训斥一顿，经她再三恳求，才勉强把信收下，当然也不会像上次那样开收条了。信发出之后，我们翘首以待，盼望中央的回答。此时，听到传闻：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央会议上怒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江青、谢富治等人。据说，叶帅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徐帅拍了桌子，谭震林怒不可遏地质问说：“你们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他愤怒地要退出会场，陈毅元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这些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的最强音震动了北京城，传遍了全中国。对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尤其对我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打入沼泽之中艰难挣扎的党的干部，是希望，是支持，是最巨大的鼓舞。我们多么希望老帅们能扭转乾坤，制止“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啊！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3、4月份骤然间贴出大量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这一方面证实了社会上的传闻，老帅们为了党，为了军队，为了整个老干部，在中央进行了英勇抗争；另一方面令人愤慨，中央文革的老爷们给老帅们的行动扣上“二月逆流”的大帽子进行批判。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感到愤怒，感到难过。

上书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2）

我们2月的信，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答，而被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转给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于是我们在劫难逃，被他们扣上“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的帽子，在全校进行了批判。我和何东昌、胡健、艾知生四人被造反派实行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残酷的、无休止的揪斗。这次写信的结局比上次给毛主席写信的结局更糟糕，是我没有料到的。作为共产党员、共和国公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能行使的这一点写信反映情况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十五 作为王光美、彭真等同志的陪斗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调查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篇文章以清华为解剖对象，点了蒋南翔和党委几位副书记的名字，阐述的重点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八条“干部问题”套下来的，根本说不上调查研究，在我看来，完全脱离清华大学的实际。文章作者装模作样，似乎很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反映，实际上是凭主观臆造。把蒋南翔和几位副书记划为干部的第四类，即“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就错了。既然从这里开刀，各系的领导同志能不连上吗？是谁打击了一大片？我看是“调查员”自己。文章一发表，造反派加紧了对干部的批斗，许多人被迫亮相，被迫“控诉”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文章引发了师生对干部问题的大辩论。有的认为清华的多数或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导方面。有的认为清华党委是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中许多人都是修正主义苗子，清华是烂掉的单位。由于观点的分歧，师生职工分成了两大派，“文化大革命”中清华两派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由这里开始的。
　　1967年4月10日一大早，有个学生模样的人通知我：“吃过早饭待在家里，不准到任何地方去。”大约9点钟，两个带红袖章的人来到我家里，要我跟他们走，出了楼门，这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像看管犯人一样，边走边吆喝：“快点走！”经过二校门，朝主楼方向走去。二校门已荡然无存，看着这空荡荡冷清清的景象，悲愤之感袭上心头。步履稍有缓慢，便被那两位带袖章的人训斥一番。过了动力系馆，东西马路上成群成行的人拥向主楼广场，我估计是开大会，是斗争会还是别的什么会不得而知。我一边走路，一边警惕地注意着人群中的议论。“王光美揪来了没有？王光美没揪来还开什么会？”“还有彭真呢！”我明白这是斗争王光美和彭真同志的大会。要我来干什么？以我的身份和处境看，既不可能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可能是大会的主要被斗者。我正在疑惑不解，已到了主楼后门口，押我的人引我走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那两个人命令我站在一个角落里，面对墙壁，不准左顾右盼。我当然不会完全听从他们。我一面仔细听着人们的说话，一面顺着墙壁缓慢地转动脖子，左顾右盼。突然我发现距我五米左右有几个带红袖章的人，骂骂咧咧，围着一个坐在木椅上的老人。是谁？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不知哪里有人吆喝了一声：“空气不好，把窗子打开透透气！”接着一个带红袖章穿军服的人，在我左边约两三米的地方，把一扇窗户打开。借着亮光，我看清了坐在木椅上的老人是彭真同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崇敬的领导人受侮辱，感情上完全接受不了，愤怒之火，烧颤了我的神经，我想叫，想吼，但自知无能为力，怒火压在肚子里，埋在心底里，身体有点哆嗦了。那两个看押我的人打了我一拳，嘟囔着：“老实点，动什么！”我镇静了下来，心想生气有什么用？于是我闭上了眼睛，想养养神，但脑细胞不听指挥，反而更加活跃了起来……
　　彭真同志在市委会议室、在国际饭店礼堂、在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的形象出现了，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钢铁般的意志，无懈可击的逻辑力，滔滔不绝雄辩流畅的语言；他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表现的坚定、机智、勇敢，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在参与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在我脑海里展现开来。那两个看管人推了我一下说：“跟我们走！”我睁开眼睛，向后退了两步，转过身看到地下室挤了好多人：我的前面是一群带袖章的红卫兵，围着几个被看押的人往南面走，从背影看，其中有一位是蒋南翔，其他人认不出来；我们后面好像也是看押的人。那两个人突然扭住我的胳膊，摁我的头，要我跟前面的人走，到了出口处，要我转向从东面的门口出去。主楼广场人山人海，有喊口号的，有背语录的，有唱文化大革命“专利”歌“拿起笔作刀枪”的。在主楼前台阶下的东面，看押我的人要我低头站了下来。我的右面站的是高沂，按当时造反派对学校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排列的顺序蒋、刘、高、胡、何、艾（即蒋南翔、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我猜想左边站的人大概是蒋南翔了，但我仔细看了看，并不是南翔，这是谁呢？我多次端详，才认出是工作组副组长、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作组负责人也像我们一样挨斗了。大约10点半，有人宣布批斗王光美大会开始。我趁人们读语录的机会，向右上方看了一下，发现彭真、陆定一、杨秀峰、刘仁、蒋南翔都在台阶上，被蒯大富一伙扭住胳膊、摁住脑袋，个个都是“喷气式”，对王光美同志还进行了侮辱性的化装。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像被刀扎了一样难受，为什么国家主席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共和国的部长受到这样的污辱呢？！批判开始了。所有的发言，在我看来，都是诬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一些人的批判发言中我才知道学校党委的几位副书记是陪斗的，杨天放站在我的旁边当然也是陪斗的了。批斗会开了两小时零四十分钟，下午1点10分结束。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我的心像被揪住一样，为彭真同志和杨秀峰同志担心，因为他俩年纪大，尤其是杨老年纪更大，差不多已是古稀之年了，长时间的“喷气式”怎么能支持得了呢！

上书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3）

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发出批判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批判刘少奇的声浪骤然升高。5月14日，蒯大富一伙在大礼堂召开批斗所谓刘少奇的代理人蒋南翔大会，我和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陪斗。会上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贩卖黑修养”。我们确实是《修养》的崇拜者、实行者，但我们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和宣传，而绝不是“贩卖”。发言者还激昂慷慨地指责蒋南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实在是言之无据，无的放矢，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们就被打倒了，怎么可能打击一大片呢？我们自己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又如何保护一小撮呢？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就在这几天清华园里贴出两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一张大字报说：“清华的干部应该基本肯定，必须看到十七年来清华园是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另一张大字报说：“清华的多数干部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在千万张大字报中这是极少数，但是他们说出了多数人不敢说的话，他们代表着真理，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真理有时是在少数人手里。这个信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看到了人心的向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感谢和敬佩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精神。
　　从5月14日批斗会后，蒯大富们加劲多次批斗我和胡健、何东昌、艾知生。这大概就是他们落实《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实际行动吧！因为我在1963年春天写了一篇《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文章，登在校报《新清华》上，后来被《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转载。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那篇文章调子也够高的了。从根本上说，“彻底决裂”并不错，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但正如马克思说的：“这些意识形态，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那篇文章的要求是偏高、偏急了，可以说是“左”了。但蒯大富们还嫌“左”得不够，说那篇文章是“清华园的黑修养”，因此对我大批特批，骂得狗血喷头，斗得更加厉害了。
　　在加劲批斗我们的同时，不知是哪一位“高参”给蒯大富们出谋划策，从5月17日到20日连续三天，在主楼后厅和大礼堂召开“原党委委员扩大揭发会议”，用有打有拉、挑拨离间的手段，强迫干部在会上揭发“蒋南翔和前党委包庇右派的罪行”和“贯彻彭真二月提纲的罪行”。在这次会上党委的几位副书记成为集中攻击的目标，只准别人对我们“揭发”，不准我们申辩。我只说了一句“我们和右派界限是清楚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便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一个造反派说：“刘冰你老实点，你说你是共产党员这是恐吓，你是混进党内来的修正主义分子！”面对这种秽语恶言的攻击诬蔑，我站起来想申辩，却被人从后面捅了一拳，两手按住我的脑袋，说：“低头，老实点！”接着是一片“打倒”声。三天的“揭发会”，总算熬过去了，但造反派对我一刻也不放松，批斗会、提审会，交替不停，只有在体力劳动的时候，思想上才稍微有点安宁。四五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阳光灿烂，万物复苏。清华园里一片葱绿，图书馆门前，工字厅院里，第一教室楼周围，榆叶梅、连翘花、白玉兰，竞相开放，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花朵，舞弄着春风，傲傲荡漾。礼堂前的草坪，虽然被贴大字报的席棚围了起来，但在阳光下仍然裸露出她那碧绿的容颜。劫难中的清华园依然美丽，但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却处于动荡、恐惧、惶惶不安之中。
　　报纸、广播传来毛主席的号召，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代，对待毛主席号召的态度是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1967年7月7日，我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去掉怕字、私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这种愿望是真诚的，要求是迫切的。对于我的大字报，支持的说：要支持刘冰起来革命，为给刘冰四大武器大喊大叫。反对的说：刘冰大字报的要害是翻案，刘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对于这种情况，虽然我事先有所考虑，但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现之后，我却深感忧虑，担心由于对我的看法不同，会加剧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后悔不该贴这张大字报。7月8日下午，红卫兵“223”战团的同学要我搬到他们宿舍去住，以实现我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愿望，也给同学们提供在行动中考察我的机会。对于这些同学的热情和良好用心，我衷心感谢；同时又有顾虑，怕引起同学之间争论的加剧；但自己刚刚表过态要到群众中去，现在群众找上门来，不能不去，我只好跟着同学住到了学生宿舍。在这里我受到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他们跟我一同学习，向我讲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要我放下包袱，解剖自己，这使我多少感到一点温暖之情，心想：“文化大革命”如能这样对待干部，党的政策就对头了。在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一起生活了两夜一天，在第三天，一个名叫“捉鬼队”的红卫兵组织到学生宿舍与“223”战团的人吵了起来。他们要带我走，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示愿意离开学生宿舍，跟“捉鬼队”的同学走。“223”战团的同学通情达理，让我走了。“捉鬼队”的一些同学把我带到水利馆三楼教室，批斗了三个小时，逼我承认贴大字报是翻案。我当然不能承认，坚持贴大字报是真心诚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我坚持下他们无可奈何，后来只好向我约法三章，限制我的自由，不准我再到同学中去，然后放我回了家。回到家里，除了照常到工字厅报到参加劳动，我着重从思想上总结几天来自己的行动，深感在当前形势下，自己必须三思而后行，慎重再慎重。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纪念日，早上起来，“223”战团的同学约我早饭后同他们一起到颐和园观看北京青年在昆明湖的游泳活动。这无疑是个难题，一是我无兴趣，二是我的身份不宜参加这种活动。我向他们作了解释，同学们说，让我去主要是想请我向他们谈谈我的历史，以供考察，无奈，只好去了。我和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出了西校门。7月的北京，8点多钟太阳已升得很高，金黄发白的光芒，像针刺一般照射在脊背上，热辣辣的，虽然天气预报有一二级风，但跟没有风一样的闷热。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走出清华园，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上，看着往来的行人，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和绿油油的农田，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心旷神怡，呼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在颐和园，同学们领着我走过了湖边的长廊，从佛香阁前面爬到后面的山上，在一片树林中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我把自己的历史详细地作了介绍，一直到12点钟才回到学校。对于颐和园之行，我担心会引起什么事情。这天下午、晚上都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工人师傅带我去劳动，主要任务是在大字报区补席棚，趁机我看了一些大字报，观察校园的动静，仍然觉得比较平静。但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天晚上9点钟，几个造反派要我跟他们到大礼堂去，走到第二教室楼，看到礼堂内外灯火通明，礼堂前的台阶上挤满了人。等我走近时，听人喊：“刘冰来了”，接着“打倒”的口号声四起。那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要我低头走到礼堂内舞台前，台上的人宣布“批斗刘冰大会”开始。大会所有发言都一个调子，攻击我搞“翻案活动”。随后大约11点钟，礼堂的人拥了出来，押着我在校园内游行示众。这大概是对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一种报复，这一天，是1967年7月17日。
　　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的社论，这是给各地各单位批斗党的领导干部火上浇油。学校里一些人当天晚上在西大操场，召开“批斗蒋、刘、高、胡、何、艾大会”。这大概就是所谓“紧跟”吧。批斗的发言还是老一套，但有两个口号有点别致：一个是“欢呼清华文化大革命的新飞跃”，一个是“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但据我的观察，这两个用词标新的口号，并没有煽动起群众的新热情，真有点滑稽。
　　196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我赶到带我劳动的工人师傅那里报到，想用努力劳动来纪念这光辉的节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师傅后，他鼓励说：“这好啊！你们这些老干部总是忘不了党的这些节日。”下午工人师傅带我抬席子路过大礼堂旁边，听到礼堂里喊口号，看见礼堂门口和台阶上都挤满了人，马路上人来人往也比平日多，并且有许多军人夹杂在人群中。4点钟，在照澜院休息时，我问工人师傅是怎么回事？他长长叹口气说：“斗争彭德怀和罗瑞卿啊！今天不是八一节吗？！”他接着说：“听说罗瑞卿腿断了，是用箩筐抬来的，造孽啊！”师傅的话如同重重的铁锤撞击着我的心，“太可恶了！怎么能用箩筐把人抬来斗争呢！”想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滞留在我的心脏和喉管之间，我哽咽了，好久发不出声来，我和师傅都沉默着……当年指挥百万大军，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元帅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被他们拳打脚踢，任意谩骂，而这又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行的，这不是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吗？即使犯了错误，为什么不按毛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呢？说他们是“反革命”，可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主席的保卫工作都是他负责的，这些开国元勋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呢？如果说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路线，那么人民解放军是怎样建设和强大起来的呢？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能搞得这样好呢？我不敢相信我们党内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反对毛主席”，都是“反革命”。无数的问题一个一个挂在我的脑子里。


囚禁（1）

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毛主席7月中旬至9月下旬视察大江南北，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主席以73岁的高龄，冒着酷暑，用两个月时间对“文化大革命”调查研究，可见对这场运动的重视。想必有许多新发现、新观点，作出新的指示，但没有详细报道。我这个被编入“另册”、终日在批斗和屈辱中挣扎的共产党员，多么盼望能看到主席的指示，特别是有关干部问题的指示。10月15日，我终于看到了传抄的毛主席视察湖南、江西、浙江、上海、河南、河北六省市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主席除了针对群众中严重的派性斗争和分裂情况，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提出了对红卫兵的教育外，着重谈了干部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主席的指示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衷心地拥护。联系到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实际。正像主席指出的那样，学校里分裂为两大派尖锐对立，直到相互抓人，发生了8月31日的武斗事件；对于干部，这一派保的，那一派要打倒，那一派保的，这一派要打倒，其结果是统统打倒。这两个问题都是主席指出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指示靠谁去落实？学校的问题靠谁去解决？靠党吗？党组织瘫痪了。靠群众吗？群众分裂为两大派，相互对阵，不可调和。想到这些，我又感到主席的指示距离学校、距离我本人又好像很远很远，可望不可即。听说蒯大富10月9日就在大礼堂传达了中共中央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从这以后，清华园到处喊着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字报、两派的广播喇叭、各个“战斗”团组的###，都在谈论这件事，热闹非常。我抱着一线希望，拭目以待。10月20日下午，从两派的广播中传出，这天上午因为所谓的“反革命”周泉缨的材料问题引起两派发生了武斗。一派说周泉缨的材料你不给，另一派说你借口周泉缨问题抄了我的干部办公室，就这样两派打了起来，还打伤了人。这时两派都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在大喊大叫要学习贯彻最新最高指示，而在实际上，这是贯彻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吗？是把学习和行动结合起来吗？事实告诉人们，只空喊口号是靠不住的。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校医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要我带上行李跟他到甲所。这个地方原是校党委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当时已被造反派占领。进了甲所后院，头头顺手推开了一间房门，说：“刘冰你把东西放在房里，从现在起，你就住在这里，吃饭由你家里送，听候我们通知，就这样。”然后，他把房门关上锁起来就走了。我大声问道：“你们要我来干什么？怎么能不说原因，就把我锁在房里？”头头在门外大声嚷嚷：“你以后会知道的。”院子里再没声音，他和一些人到前面房子里去了。我看看手表才4点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像犯人一样被关了起来，第一次完全失去了自由。我在房子里只有几米的范围来回踱步，造反派曾经宣布过的要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蒯大富多次讲的要“把刘冰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不停地翻腾。我想：眼前的被囚禁大概就是前面这些说法的效验吧！我不能被吓倒，要顶住！我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对我专政只能证明他们的反动。他们哪里是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直是背道而驰，是捣乱！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了电灯，光线微弱，灯泡大概只有25瓦，看来他们事先把灯泡换了，这引起我的警觉。我察看房间各处，发现窗子被木条钉了起来，房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条桌、一个凳子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可能要把我长期关在这里。7点钟左右，头头把房门打开，一位工人师傅跟他一同走进房里，头头说：“刘冰，以后由这位工人师傅负责看管你，负责给你送饭，上厕所由他给你开门。”然后，头头退出了房间溜走了。工人师傅手里提了一个饭盒，说：“这是你家里给你送的晚饭，吃完后我来把饭盒取走。”我说：“我想见见家里人。既然把我关在这里，我得告诉家里，让他们放心。再说还需要给我送来换洗的内衣。”工人师傅无可奈何地说：“要见面，那恐怕不行。要衣服你写个条。”看样子这位工人师傅派来之前是经他们做了工作的。我找出笔记本，撕下来一页纸，写上：“我可能短时间不能回家，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师傅说：“不能这样写，只写送来换洗的衣服。”于是我把前面半句话划掉，下面写上我的名字。师傅说：“你勾了不行，划几道，字还看得清楚呀！”我反问：“你们是不是怕我家里人知道把我关起来了？”师傅难为情地说：“是又怎么样？你别问了！”我想了想，问他也没用，于是从本子上又撕下一页纸，写上：“先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以后需要什么再说。”我所以这样写，还是想让家里知道我短时间回不去。师傅拿去纸条往外走，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锁住了。我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心想：这是一场斗争啊！一场切断同反切断我与外界联系的斗争。我打开饭盒，准备吃饭，听到外面有人来了，放下饭盒，门已被打开，头头凶相毕露地站在门口嚷嚷道：“刘冰你老实点，你做什么手脚？你写的纸条不行，要重新写！”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接过纸条用劲撕碎，撒在地上，从本子上又扯了一页纸，写上：“我需要换洗的衣服，多送几件来。”我所以加上“多送几件来”，还是想表达我短时间回不去的意思。那头头没等我签名，顺手抓去纸条就撕了，他说：“你就写‘给我送换洗衣服’，一个字也不准多写。”为了揭穿他们，我决定不写了。我说：“不必写了，请你们到家里帮我拿来就是了。”我想，如果他们去了，家里人必然要问明原因，才会交给衣服，这样就逼着他们非说不可。但头头不干，非要我写，而我则坚持不写。头头发火了，大骂我“不老实”，“无事生非”，我以沉默来对抗。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头头骂骂咧咧地走了。

囚禁（2）

夜里10点多钟，师傅把我带到隔壁一间大房子里。房里灯光很亮，头头坐在办公桌的中间，两边各坐了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衣着像复员军人模样的人，他和头头你一言我一语地催我坐到房子正中间的一个凳子上。然后，头头说：“刘冰，你知道叫你来这里干什么？”我答：“你们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复员军人说：“要审查你的历史。你懂吗？”我答：“我的历史1942年整风运动中早审查过了，用不着你们审查。”头头说：“你的历史不清楚，需要我们审查。不行吗？”我答：“我是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我的历史只能由中央组织部审查，你们没这个权力。”头头猛然站起来，用拳头捶着桌子，嚎叫着：“你老实点，摆什么资格，你是走资派，是黑帮！”我回敬说：“你吓不倒我，我说的是事实。”复员军人说：“算了算了，不跟他磨牙。刘冰你听着，从今天起，你在这里写材料，集中写你的历史，并且随时接受我们的提审。”头头说：“好了，今晚就谈到这里，你回房间去，明天早饭后，就开始写材料，三天后再找你。”回到房间已11点半钟，我把床铺整理好，躺在床上，思索着下午、晚上在甲所发生的一切，渐渐地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他们是想从我的历史上制造一个什么东西，以达到打倒我的目的。这也就告诉我，他们要想从工作问题上打倒我，已经办不到。但他们在我的历史上要制造什么东西呢？我仔细回顾了我的历史，特别是我参加革命29年的历史，我估计他们很可能要在我入党的问题上做文章。因为我是两次入党：第一次是1938年6月在河南地下入党，7月经河南党组织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但党的关系直到同年10月还未转到抗大，就在10月间，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学校党组织劝我重新入党，等河南转来党组织关系时再计算那一段党龄，就这样，我重新入了党。到1939年春，中央组织部把河南转去的我的党组织关系材料转到我当时所在的抗大一分校，这才接上了前一段党的关系。从这时起，在我的履历表上，我都据实写明了两次入党的情况，以及什么时候接上了第一次入党的关系。我反复思索，认为他们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因为当时正是康生、江青一伙指使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处揪“叛徒”的混乱形势。我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直到凌晨4点钟才入睡。早晨还是那位师傅来送早饭，他把我叫醒后，批评我睡懒觉。我毫不在乎，心里倒觉得高兴，一来是我想清了一个问题，二来我总算美美地熟睡了将近四个小时。早饭后，我开始写我的历史材料，一天，两天，第三天上午材料全部写完，下午校对了一遍，我感到我是尽量详细写了我从出生到“文化大革命”45年的历史实情，吃晚饭时把材料交给了师傅。
　　送走了材料，我有一种轻松感，“心底无私天地宽”，自知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自然心里很坦然。但又想知道材料送去后“造反派”们如何动作，所以每天都盼着师傅带来的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了仍然没有反应。我待在房子里没有任何事情，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而书只有“毛选”和语录，为了消磨时间就背语录。11月初，北京的天气已很冷了，这些天又来了寒流，室内温度急剧下降，晚上在被窝里不感到冷，白天在房子里看书就坐不住了，主要是手脚冷，只好盖上被子靠在床边的墙壁上看书。送走材料的第十天夜里，我已睡下，师傅开门叫我到隔壁房间去，时间是11点钟。还是那个大房间，还是原班人马，还是那个阵势，头头坐在办公桌的中间，得意洋洋，摇头晃脑，有点像我少年时代在家乡看到的国民党保长模样。头头说：“刘冰，这是第二次提审你，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你写的材料，我们详细看了，你的档案我们也看了。”那位复员军人插嘴说：“告诉你，是谢富治副总理让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看了你的档案。”头头继续说：“按党章规定，18岁才够入党年龄，而你刚过16岁；党章规定入党介绍人是两名正式党员，而你两次入党都是只有一人介绍，这为什么？你要讲清楚。”我回答：“我入党年龄及介绍人，材料上都已写清楚了，就是这个情况，这是事实，我认为没有什么要说的。”复员军人说：“我们是要你回答你的入党年龄和入党介绍人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你明白吗？”我回答：“我入党时没有看过党章，当然不知道多大年龄才能入党，也不知道入党要有几个介绍人，但我想，入党介绍人他应当知道，党的上级组织更应当知道，为什么又批准我入党，这些都不是我应当和能够回答的，你们应去问我的介绍人和党的上级组织。”头头站起来拍着桌子，提高嗓门说：“我们是问你，是要你回答！”我说：“我已经回答过了。”头头怒目指着我说：“你回答的是什么？”我说：“你们问的问题，第一我不知道，第二你们应该去问我的入党介绍人，问上级党组织。”猛然间，我只觉得我的腰部疼痛，眼睛发黑，我被那位复员军人连推带打，倒在地上。他骂着说：“你混蛋！你是混到党里的假党员，你不承认，狡辩是不行的。”我挣扎着，踉踉跄跄站起来，说：“我向你们提出抗议，打人犯法。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说我是假党员，这是诬蔑。”不知是什么人，猛然用棍子在我脊背上乱打。我挣扎着大声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脊骨，但打不掉我的党性！”我提高声音继续说：“我如果承认是假党员，就是对党的背叛！”我用力地挺直了腰板，呼喊着：“你们打吧！要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假党员，简直是痴心妄想！”咔嚓一声，棍子打断了，也许这帮家伙有些心虚，他们停下不打了。头头装模作样地说：“算了算了，让他坐下。”但我还是站着。复员军人说：“不是让你坐下吗？”我说：“我不坐，站着好让你们打呀！”房子里一阵沉默之后，头头说：“天晚了，今天审问就到这里。刘冰！你回房里老老实实地想你的问题。”凌晨1点，我回到房间，因为脊背疼痛，辗转翻身，不能入睡，索性起来，在房里狭小的空间踱步，思索刚才的“提审会”，越想越感到他们色厉内荏，说明他们挖空心思，制造事端，我下定决心要和他们较量下去。看看时钟已是凌晨3点，不知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还是要爱护身体，抓紧睡觉。为了防止发生师傅开门进来我还在睡觉的事，我用凳子顶住房门，吃了两片安眠药，然后盖上被子，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下午，头头来问我对头天晚上“提审会”提出的问题想了没有？我回答：“想了。你们搞逼供信，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历来的政策，违反宪法。”头头骂我“顽固不化”，气呼呼地扭头走了。从这以后20天的时间没人来问，也没再“提审”。我以为所谓“假党员”问题，可能不了了之了。我的估计完全错了。12月初的一个夜晚，大约凌晨1点钟，头头带了几个人把我从梦中叫醒，劈头盖脑地打了一顿，然后带我到甲所会议室“审问”。头头说，他们按我提供的线索，作了调查，无人证明我是党员，我必须交待“如何混入党内来的”。我回答：“你们说我混入党内，是对我诬蔑，真的假不了，你们吓不倒我，还是那句话，要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假党员，是痴心妄想，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继续打吧。”我把两条腿的距离拉开了一些，挺直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着。头头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既然不交待，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今天就‘审问’到这里。”他让师傅把我带走。从这以后我时刻准备着他们的“审问”，但一直没有消息。送走1967年，迎来了1968年，还是没有消息，两派武斗也越来越严重，看来所谓“假党员”问题，就这样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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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残酷的迫害（1）

1968年5月，在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学校里武斗升级了。“井冈山”派和“四一四”派分别占据了教学区各高层建筑，用大刀长矛和自制武器相互厮杀。两派的广播台相互对骂，昼夜不停，特别是到了午夜，竞相加大音量，信誓旦旦宣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忠于毛主席。当然，孰是孰非，群众自有公断，但国无法治，校无宁日，公断又有何用？！
　　5月30日凌晨，“井冈山”派“革战团”的一群人，押着我离开甲所，翻过第一教室楼后面的土山，绕过楼前的马路，转移到了旧水利馆楼上。从这天凌晨开始，两派整整打了两天。我透过窗子，看到对面建筑馆房顶上，远处大礼堂圆形屋顶上，都有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的人在匍匐、走动。白天，在我能看到的建筑馆和旧水利馆之间的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只偶尔有手持长矛的人从东面机械厂的平房处朝建筑馆跑去。夜晚，建筑馆、旧水利馆灯光昏暗，从礼堂的圆顶到清华园西北部，我能看到的远处一片漆黑，午夜划破长空的枪声和两派广播台的对骂声交织在一起，久久不停地在夜空回荡。我躺在楼板上体味着这阴森森的武斗夜景，好像在做着一场噩梦。此刻，在教学大楼，在科研中心，在工厂车间，在东西两大操场，在教工住宅，在学生宿舍，人们或在愤怒，或在哭泣，或在议论，或在沉默，偌大的清华园没有一个平静的角落。在旧水利馆楼上待了三天，吃饭喝水都是我多次催要才给一点。那些“英勇的武斗战士”都在忙着打仗，对我的看管，自然就放松了。我在房间里可算自由自在，但思想沉重，时刻担心着学校的建筑物、教学仪器、科研设备处在被毁坏的危险之中。三天过后，“革战团”的一伙人押着我转移到了生物馆，关在二楼北边的一个房间里，给我布置任务学习“毛选”，写检查。空气平静了几天，但从广播中听到，两派仍然在武装割据，构筑工事，战云密布。也许是他们太忙了，对我每天除送三次饭外，没人过问。从5月30日以来，已十多天与家人失去联系。为了免去家里对我的担心，我考虑尽快与家里取得联系，并尽可能让家里人知道，我被关在生物馆楼上。在我被关进甲所之前，我的家已经被迫从九公寓搬到学校最北边与清华附中隔壁的二宿舍，距离生物馆很近。现在我每天从生物馆二楼透过窗子眺望二宿舍上空，多么盼望能见到亲人啊！一天早上7点半，我从窗户朝下看，突然发现我的小儿子夏阳骑自行车通过河渠上的小桥朝南驶来。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幼稚的脸颊上蒙着愁云，两只眼睛四下张望着，似乎怕什么似的，慢慢行驶。我真想叫一声：“夏阳！爸爸在这里呀！”但我不能叫。我意识到孩子是到一零一中上学去。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和5点这三个时间我继续观察，发现12点20分，孩子经这里回家，1点半经这里上学，5点半经这里又回家。这样我每天几次可以看到他，精神上得到无法言表的安慰。后来我又看到了我的另外两个儿子春阳和红阳路经生物馆后门前面的小桥，春阳穿了一双懒汉鞋，这启示了我，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我需要洗换的内衣，鞋子也破了，给我买一双像春阳穿的懒汉鞋送来。”我的意思是让家里人知道武斗中我还平安，并说明我看到了儿子脚上穿的鞋子，这样家里人也许会从儿子走过的地方猜想到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向“革战团”一位负责人说明我需要生活用品，把纸条交给了他，他答应把纸条送到我家里，等准备好了再给取来。纸条家里收到了，东西也送来了，但家里人始终没有猜到我被关在什么地方，因为儿子穿着那双懒汉鞋走过二宿舍周围远近许多地方，好几处建筑物都是“井冈山”派的据点。在生物馆待到7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除了基础课教研组造反派来“审问”过我一次并对我动武外，其他来人询问某件事或要我给写什么证明材料，都还讲理，没有侮辱之词。生活也较为安定，我除了学习“毛选”，在房子里一天三次进行身体锻炼，我立志不能把身体搞垮，要健康地走出牢笼。7月中旬一天拂晓，“革战团”的头头把我叫醒，让我立刻整理行李准备转移。随后，一群学生模样的人手执长矛，让我背好行李，用绳子紧紧捆住我的胳膊，用毛巾蒙住我的眼睛，一个人抓住我的衣襟，要我跟着他走。出了楼门，过了生物馆到校医院去的河渠上的小桥，跑步过了西大操场，经过学生宿舍一、二号楼，绕过电厂，从清华附中校墙后的稻田里，把我押到北京体育学院门口。我听到那几个拿长矛的人小声嘀咕了一阵子后，拉着我跟他们走，透过蒙面毛巾，我看到是沿着体院的校墙转弯向北走。刚走了不远，后面一个人叫喊：“不要走了，停下来在这里等车。”于是那几个人用手摁着我原地坐下，先给我摘去蒙面毛巾，然后给松了绑。这时太阳已从地平线上露了头，火红火红的光焰，映衬着绿色的原野，晨风阵阵拂面而过，我的心情突然间舒展了许多，这大概是大自然神奇的魔力吧，我多么盼望自由啊！猛然，从体院门口校墙转弯的地方走过来一群人，渐渐看清楚那些人押着党办主任何介人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林泰同志朝我走来，并要他二人坐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互相看了再看，是战友形同路人，想说话有口不能言，这真是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那些人把我们三人用黑布条紧紧缠住眼睛，推到车里开上走了。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子飞速地奔驰，我们三人在座位上身躯紧挤在一起，表示战友之情，但谁也不能说话，因为前面座位上的人和开车的人是看押我们的“铁杆造反派”。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我熟悉清华和体院朝昌平方向的地形，凭我的感觉，车子是先向东而后向北，我猜到是向昌平方向行驶。我估计可能是把我们运往三堡——清华教工疗养所，到那里要路经昌平、南口而后顺关沟上山。听说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同志被蒯大富他们关在那里，也许现在正在遭受酷刑，但他不会知道他无辜的弟弟（罗征敷）已经被“最最革命”的蒯大富的同伙活活打死了，也不会知道我和何介人、林泰即将被投入“蒯司令”的三堡“牢房”。车子向北飞速地行驶着，约一个小时后，突然转向西行，跑了约两公里后又转向北，路一直较平，我感到这不是去三堡，因为昌平到南口最少也有三四公里，并且快到南口时要下一个大土坡，因此我断定这是到二百号（即原子能研究所）。果然不错，车子停了，一些人骂骂咧咧把我们拉下车，把我送到一个房间后，去掉缠眼睛的黑布，我认出这里是二百号的宿舍楼。那些人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说：“二百号。”那些人惊奇地骂道：“你这老家伙怪聪明呀，你怎么知道是二百号？”我说：“从参加工程规划讨论、看地皮，到参加开工奠基，直到建成，我多次到过这里，这些房间我都看过，你们骗不了我。”我住的这个房间窗户全部用木板钉住了，屋子正中央吊了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到了晚上，通夜不关，照得眼睛发花。一张双层床，一张抽屉桌放在床边，床就是凳子了。门的上方正中间有一个筷子粗细的小洞，估计是用来监视我的。这天夜里12点钟，看押的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审问”，要我交待所谓“自觉反毛主席和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感到震惊和突然，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我说：“第一，我最崇敬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来，从没反过毛主席，更说不上什么自觉反毛主席了。第二，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第三，你们说我们党委有人交待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谁交待你们去问谁。”那些“审问”我的人拍着桌子骂我“不老实”，一个女学生横鼻子竖眼睛，怒不可遏，拿着记录本抖擞着说：“刘冰！你刚才的话都记在本子上了，板上钉钉儿，是你不老实的罪证。”一直审到凌晨2点钟，才让我回到房间。一连几天都是午夜12点“提审”。有一天夜里“审问”我的时候，我听到距我不远的房间里有重重的鞭打声和惨叫声。审问的人说：“刘冰！你听见了没有？是什么声音？”我说：“这是拷打，是逼供信，你们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吗？坦白地说，我不怕。”那些人接着真的打起我来了。他们用棍子、板子和拳头猛打了一气，我被打昏了，但我仍然坚持站立着，依靠着墙壁没有倒下。他们看到打对我没有用，就变换手法，一个姓孙的头头说：“刘冰，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儿子抓起来了，他交待在家里你骂毛主席，这就是证据，你不交待，也能判你的罪。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应该说吧。”我听到我的儿子被抓起来了，立刻难过得揪心疼痛。我冷静了一会儿，心想他们是用这个办法来攻心，我不能上当，要揭穿他们。我说：“你们抓未成年的孩子，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只能证明你们违犯政策，理屈词穷。”审问我的那个头头无可奈何地说：“看起来你是一个老顽固，真是顽固不化了。”这帮人几天来对我连续不断地“审问”，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当然要坚决顶住。我已作了死的准备，我估计他们会“狗急跳墙”，为了某种需要，可能要害死我。我想，必须要人们知道真相，不能被诬陷。因此，我用了很小的一张粉白纸条，写上：“他们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没有，永世也不会反毛主席。刘冰遗言。”然后，我把棉被边折叠压缩，用手轻轻把缝在边上的棉线拉长，这样我的手可以从被边的缝中伸进去，直到被里的中央，把纸条夹在里边，然后慢慢放松让被边还原，不留一点痕迹。处理停当之后，我感到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超常的坦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力量。用拷打和威胁的办法他们失败了，就用罚站的办法，二十四小时不准坐、不准休息，让我站在屋子中央的大灯泡下，他们通过门中间的小空洞监视。我的脚腿都站肿了，为了同他们斗争，我躺在地下闭目养神，把两条腿抬高蹬在墙壁上或放在床边上，使血液回流，这样既可减轻腿脚的肿胀，又可得到全身的休息。他们发现后冲进房间，猛打我一顿；他们一离开，我又照样抬脚躺在地下，有时还能睡上一会儿。为了坚持斗争，我必须保存体力，就这样和他们斗争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拂晓，我不顾一切躺在床上睡熟了。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钟，睁开眼睛，桌子上放着一碗粥和一个窝窝头，房子里只有大灯泡还在发亮，一切都静悄悄的，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失败了。我坐起来，大口地喝完了那碗粥，靠在床上啃着窝窝头又睡着了。12点半来送午饭的人把我叫醒时，嘴里还啃着没吃完的那块窝窝头。bookbao.com

更为残酷的迫害（2）

在二百号度过了一周真正的囚犯生活，我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日子到来，开始了室内锻炼，并要求每餐饭给我增加到两个窝窝头，如果不给，我就绝食，以示抗争。我要千方百计保持身体健康，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突然，在第八天的夜晚，那个姓孙的头头通知我打好行李，准备离开。那些看押的人，鬼鬼祟祟，神神秘秘，还有点惊慌，在楼道上穿梭走动。我估摸不透他们又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听到楼下有汽车马达声，头头大声吆喝着：“快！快把他们带上车！”接着他们用几层布蒙住我的眼睛，用电线紧紧捆住我的手，勒得两手全都麻木了，然后把我推到卡车上。车上已挤满了人，好像都是被捆绑着，我碰到背后一个人，也是双手被捆绑的。车上空气沉闷，没有人说话，只有那些手持长矛的人吆喝着：“人齐了没有？快开车！”汽车驶出二百号，跑到公路上，先向东跑了一段，而后向南开去，这是去北京城的方向。我估摸着车子已到了清河镇，但没有向西拐弯，却继续向南。到哪儿去呢！？突然车内有一位女同志大声呼叫：“救人啦！有人抓人呀！”接着一阵乱打，有个人说：“快拿毛巾捂住她的嘴。”另一个说：“狠狠揍，打死她！”车内乱起来了，那位女同志挣扎着，人们相互碰撞。看押的大声骂着：“妈的！动什么！不准动，谁动我揍谁。”听到了噼噼啪啪打耳光的声音……那位呼叫的女同志，声音好熟悉呀！是谁呢？我想了许久，判定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同志。由此我断定车上捆绑的人，都是校党委和系总支书记以上的学校干部。车子飞速奔跑，我们上下颠簸，我的手被电线勒得不仅麻木，而且有一种难忍的热辣辣的疼痛感。我向看管者说：“我的手已经疼得不行了，你们给我松松行不行？”看管者说：“不行，你忍着点吧。”然后捅了我一拳。我说：“你们是哪家的政策？这样对待干部？”接着他们又捅了我一拳。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车子停了，好像到了一个灯光明亮、人声嘈杂的大院里，接着我听到“北航广播站”几个字从喇叭里传出，我判断这是航空学院无疑了。我们被拉下车，带到房子里，我住的房间有三张双层床，里面住满了人，我被分在门口的下铺。我说：“我的手疼得厉害，你们赶快解开吧！”一个人说：“给他解开。”我的手是解开了，但肿得厉害，两只手的指头都不能弯曲了，疼痛难忍，痛苦不堪，我请他们给我弄点热水泡泡手，他们根本不予理睬。我忍着疼痛，强行活动手指手腕，一个星期后才消了肿。蒙眼睛的布他们不给去掉，只是吃饭时才给解开。那时正是7月底8月初北京最热的季节，每天汗流浃背，汗水浸到眼里，严重损害了我的视力。在“北航”的七八天，什么事也没有，每天除了三顿饭，都是蒙着眼睛，生活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听着“北航广播站”的播音，我想知道的清华的情况听不到，我不想听的，却没完没了地大吼大叫，听疲乏了睡觉，睡醒了又听，昼夜不停，天天如此。8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又被秘密押运转移了。

“解放”了的“另册人”（1）

6月3日，宣传队一位负责人来车间看我，对我说：“有关‘解放’你的消息，报纸、电台都以头条新闻发表，这说明中央领导对‘解放’你的重视。你应觉悟，不要辜负对你的希望。今后你还在这里劳动，和大家一起参加整党，通过学习‘九大’文件，进一步总结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彻底改变世界观，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这位负责人好心的嘱咐和交待，我表示了感谢和照办的决心，但同时思想上画了一个问号：何时才算“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份开完以后，有关大会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已经学习一个月了，我的检查报告就是依照“九大”精神写的，这算不算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呢？如果不算，为什么“解放”我呢？如果算，为什么又提出要我“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呢？这把我真正搞糊涂了。我这个运动中被划入“另册”的人，现在虽已“解放”，但某些“自来红”的“革命者”，可能仍然视我为“解放了的另册人”，我应该注意严于律己，处处谨慎。从这以后，在车间的学习会上或是在整党学习会上，我都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提出并经党的“九大”系统化了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建党“五十字”方针，并以这个理论、路线、方针再次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前我经手在学校进行的工作。我一方面感到主席的理论、路线、方针讲得对，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上跟不上，应当努力学习和好好掌握；另一方面，又感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大量的工作是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学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主要的时间和工作是教学和科研，这些在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中，是否也应有所表述呢？否则和“四清”运动中有人提出的“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不是容易混同吗？将来如果我们的经济、文化建设落后了，会不会又要纠偏呢？但是，当我想到毛主席总是高瞻远瞩从战略上看问题，以及他作为领袖的预见性时，我又怀疑自己眼光短浅，容易从眼前、从局部看问题了。这样就使我对毛主席讲的“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的”论断，感到钦佩。在整党中，我多次用这个论断来“解剖自己”，但不管如何“解剖”，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有一块似是而非的区域：“理论和方针、路线应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的工作是经济文化建设，一定的量规定一定的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应该依据什么？”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始终存留在头脑中。
　　经过整党，我和大家一起恢复了组织生活。当我三年多后第一次参加支部会、小组会，投票选举支部委员会时，脑子里闪出了一种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是谁下令停止了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权力停止全国各地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中央政治局、中央主席有无权力停止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活动用“中央文革”代替？如果党章上没有规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干了，算不算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我认为这是严肃的问题，在今后的代表大会和党章上，应该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这在当时只不过想想而已，一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我在甘肃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才敢于讲了这个意见。今天看来，我个人认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以往的经验教训，作出详细的法规性的规定，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我恢复组织生活后，在车间劳动和各种群众活动中，我虽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但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在政治学习会上，每逢宣传队来人参加，总要点名要我先发言，而我发言时，宣传队的人总要在本子上作记录，这表示对我还在进行考察。我认为自己是“解放了的另册人”，肯定是言中了。

“解放”了的“另册人”（2）

在我“解放”后，宣传队告诉我要“解放”何东昌，说他在工程物理系作检查时感情上不去，要我去看看他，和他谈谈，作点帮助。自从1968年我们两家人从九公寓被赶走后，我搬到二宿舍，何东昌同志搬到清华附小南院，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次奉宣传队之命去看东昌，是我们大难不死之后第一次见面。他和李卓宝同志都在家，我们两人眼含热泪，紧紧握手，久久讲不出话来，这大概是战友劫后重逢感情撞击的一种表现吧。李卓宝同志请我坐下来，我看着他们夫妇二人消瘦的面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东昌告诉我，我检查时他坐在台下，我哭他也哭。我说那天我想到全心全意按照中央的指示，为党工作，衷心地拥护、崇敬毛主席，结果“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着实感到心里难过，对不起党的培养和教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哭了。东昌说他在工程物理系作检查讲了两个小时，感情上不来，没通过。我告诉他宣传队跟我说要“解放”他，只要感情上来，再讲一次就通过了。后来东昌又检查了一次，被通过，予以“解放”，这大概是“感情”上来了的原因吧。什么叫“感情”？和理智是什么关系？可否说理智是感情的凝结或升华呢？理智和感情哪个是更本质、更高级、更可靠的东西？在我看来，理智是本质的东西，因而更高级、更可靠。但在那个年代，许多真理的东西被扭曲了，形而上学的东西，招摇过市，猖獗一时。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1968年底，我的儿子刘春阳和女儿刘爱阳分别到山西曲沃、陕西延川插队去了。对于主席的号召我是拥护的，因为我参加革命后，是走的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希望我的子女也能受到工人、农民的教育。但我是成长在战争年代，当时条件不允许我继续在学校学习；而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孩子们还未成年，正在学知识的时候，如果下乡没有期限，会不会耽误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呢？这种顾虑有过一闪念，但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我还是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送子女“上山下乡”了。1969年四五月间，宣传队决定清华的干部和教师职工到江西举办农场，参加劳动，家庭是双职工的，留一人在学校，另一人到江西。宣传队决定我留在学校，苗既英到江西。从5月开始，6、7、8几个月，学校的教职工近三千人分多批开到江西鄱阳湖畔，办起了“五七”农场。苗既英是7月间走的，她走后，家里留下两个小儿子刘红阳和刘夏阳，他们都在中学学习，我仍在铸工车间劳动。分别前，我嘱咐苗既英劳动中要量力而行，注意身体，孩子们告诉妈妈，他们会听爸爸的话，请妈妈放心。苗既英嘱咐我注意肠胃病，按时看病吃药。临走时我和两个孩子扛着妈妈的行李，把她送到集合队伍里，孩子们说了声“妈妈再见”，送别了踏上千里征途的亲人。这年的10月，我的三儿子刘红阳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学校宣传队要孩子回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那时布票紧张，孩子没有替换的衣服，为了给远去云南的孩子准备衣服，我用了两天时间，在西单和前门大街，跑遍了委托商行，才买了几件不合体的旧衣服，作为儿子的行装。送走了红阳，家里只剩下我和夏阳两个人了。这时我们六口之家，分散在五个省市，真是“天各一方”啊！但全家没有人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一致的心思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主席指引的路。他们走后，我和小儿子夏阳相互关心，相依为命。我一大早上班，孩子一大早上学，为了赶做早饭，我把定时钟扭到五点半，谁知钟响惊醒了孩子，夏阳争着起来帮爸爸做饭。在学校打球，把衣服搞破了，回到家里孩子用胶布把破的地方粘起来再穿。为了给上山下乡的孩子提供学习的条件，有几个星期天我带着夏阳进城，跑书店、商店，给千里之外的孩子们买半导体收音机和农用通俗书籍，然后再跑邮局去寄。每逢姐姐、哥哥、妈妈来信，孩子总是催爸爸回信。经过“文化大革命”，猛然间孩子们长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错，受过磨难的孩子，会成熟得更早一些，不是吗？
　　我在铸工车间和工人同志一起度过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这是70年代的开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月1日发表题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社论，通篇充满着阶级斗争和准备打仗的思想。社论引用了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战争要百倍提高警惕。我的小儿子夏阳已经参加海军离家走了，元旦这一天，我是在“非常革命化”中度过的。我到食堂买了一个土豆红烧肉，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然后，在家一边洗衣服，一边听“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广播。我想到了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入侵我黑龙江珍宝岛地区，随后苏联军队又入侵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目前在中苏、中蒙边境苏军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的情形，认为毛主席的号召英明正确，应当有备无患，我甚至想到一旦战事发生，我将电告分散在五省的妻子儿女就地参战，我自己将在北京参战。这个元旦我可以说是在准备打仗中度过的。1月2日，我就到车间劳动去了。当我开始日复一日的筛砂、清砂、抬铁水包、制造模具等紧张劳动时，我思想上准备着70年代的第一年就这样干下去，或许还会迎来现代战争的新考验。

列席政治局会议（1）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其他什么也没说，她挂了电话。这莫名其妙的通知，引起了我的疑虑和紧张。我放下电话大声叫：“既英！你上来一下！”她正在楼下厨房里做饭，听到我叫，立刻上楼来问：“什么事？”我把谢静宜的电话通知说了一下。她说：“现在到人大会堂干什么？”我说：“我问她，她回避不说，这必有鬼。今天是批斗我们的第十三天，什么‘罪行’都揭了，什么‘帽子’都戴了，反毛主席、反党、反革命，总不会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吧？唯一的可能是要我到那里先谈话后逮捕，这是个骗局！”苗既英说：“这是真的吗？能这样吗？”我说：“这还能假吗？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呀！”她哭了，泪水成串地流下来。她说：“这是屈打成招呀！几十年来，我们对党忠心耿耿，怎么是这个下场！毛主席糊涂了，真糊涂呀！我们往哪里说理呀！”我说：“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她擦了擦眼泪说：“我们也别太老实了，你现在立刻离开北京到老家去，这是他们逼的。我留在家里，一切由我顶着，要抓就抓我，孩子都大了，我们没什么顾虑，总不能株连九族，抓孩子吧？”她已经没有眼泪，脸色镇静而坚定，从心里吐出的这铿锵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感到她不再像一位普通妇女，而是一名视死如归的战士。我说：“我赞成你的精神，但是不能走，走了反而又多一条罪状，最终还是我们遭殃。我考虑还是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他们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是死了，毛主席、党中央还得把我们这一案搞清楚，几十年后还得平反。现在我就按他们的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作好一切准备，如果我被抓起来，你要给孩子们通个信。”我看看手表，时间已到，拿上大衣，准备下楼。她从口袋里拿出些钱交给我说：“你带上，我下楼给你煮几个鸡蛋，晚去几分钟他们能怎么样，你晚饭还没有吃呀！”我找了个本子，把钢笔灌满墨水，口袋里装了两个煮鸡蛋，7点零5分离开家。她送我上了车，在握手分别时，她的泪水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开车的司机很严肃，好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一路无话。我集中思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一切。我想，如果有人跟我谈话，很可能把问题集中在写信的动机、要达到的目的上面，也可能追问我的后台是谁，与在学校的批斗会和个别追问差不多。这也没什么，我实事求是，如实回答，正像苗既英说的，要光明正大。如果不讲理，要抓我，那我也没办法。拿定主意，服从党的决定，在组织原则上让他们挑不出毛病。如果把我关了起来，那就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让时间为我讨回公道，换来胜利。车子突然停了下来，我发现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的台阶上。下了车，我向门内走去，哨兵拦住问：“你哪个单位的？干什么？”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我叫刘冰。”哨兵说：“你跟我来。”刚进门内，一位穿军服、干部模样的人说：“你是清华的刘冰？”我说：“是！”他说：“好，你随我到这边来。”我随他走进了一个会议厅，据我的记忆，就是东大厅。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他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来了。”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话。我怕影响人家保密，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我在想，大概就是他们两人加上吴德、迟群跟我谈话吧？我看看大厅一侧墙壁上的挂钟，差五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原来我想的那些纯属主观臆断。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传达，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正是抱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才向老人家报告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矛头是对着他的。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列席政治局会议（2）

毛远新还在讲一些别的，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我说：“想过，是有错误。”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她问：“怎么回来了？”我说：“主席指名要我去参加政治局会。”她惊讶地问：“参加政治局会？怎么回事？”然后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参加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是冤枉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镇静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还有真理没有？还往哪里去讲理？”停了一会儿，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一面之词。”她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呀！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就永世冤枉吗？我看不能。我们要活下去，在世时不能翻案，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为你翻案。”我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地方说理。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啊！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给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五个人要检查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她说：“检查什么？”我说：“我想主席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些鸡毛蒜皮，给主席派来的干部罗织罪状，然后戴一顶‘诬告’的帽子。”她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我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她坚决地说：“不能过细，不能戴帽子，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我说：“戴顶帽子，将来也要翻案。”她说：“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我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列席政治局会议（3）

苗既英这年夏天进城开会，下车时摔成脑震荡，好几个月不能工作，从10月下旬才开始半日工作。昨晚彻夜未眠，头痛加剧，上不了班，只好请假。在家里她用长布条勒住脑袋，躺在床上，考虑我的检查。我自己一整天待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上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不检查，怕说我对抗主席的指示，而我对主席是崇拜和忠诚的；不检查会有损主席的形象和威望，我决不愿意那样。检查吧，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把没有的事安在自己头上不是自欺欺人、欺骗主席吗！主席说我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这是从何说起？但申辩又有何意义？翻来覆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晚7点，我离家时，苗既英一再交待我“要冷静”，说话要留余地，尽量不要给自己戴帽子。我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到来。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晚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他说：“现在开会，先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他接着说：“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包括主席对张铁生的肯定，都表达了毛远新的意愿。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他，但信要由他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他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他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我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然后，我概括地讲了五个意思：第一，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第二，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第三，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第四，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以处分；第五，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刚讲完，谢静宜莫名其妙地说：“1968年我们刚进清华时，你刘冰被蒯大富关在地下室，我有一天夜里12点钟去看你，你正在吃窝窝头，是不是？”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看到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了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少有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贡献，怎么能因为送了一封党员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一瞬间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呢？这不是信口开河，以势压人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就因为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位在第一线领导教育工作的部长竟如此不尊重，随便给人戴帽子，什么“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等棍子、帽子一齐打来。而从会上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列席政治局会议（4）

三十二 “大辩论”招牌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在此之前，党委扩大会议已连续开了17次，都是以“大辩论”之名行批判围攻之实。这次万人大会，按迟群们的说法是“在全校范围开展‘大辩论’”。会上先由吴德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随后是对两封信的批判。对于两封信如何批判，看来他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只传达批示、不宣读信文说不过去，宣读信文又怕他们的丑事传出去。于是想出了“读一段，批一阵”的办法，妄图使人不能得到连贯、完整的印象，并以批判淹没事实。同时他们又想出了布置人作伪证的“高招”，以颠倒是非。这次会上准备了15个作伪证兼批判的发言人。虽然这些人经过训练预演，但历史不容篡改，会上的表演漏洞百出。迟、谢的以假乱真、用“分割”信文掩人耳目的伎俩未能收效，聪明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利用了他们的弱点：他们不是把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割开来一小段、一小段地念吗？大学生们就一小段、一小段地记录下来。他们不是念上几分钟、批上几十分钟吗？大学生们就利用这几十分钟，仔细回忆、仔细核对记录。他们批判了一整天，学生们记录、核对了一整天。就这样，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全文一字不漏地被记了下来，传了出去，散发到全国。至于那15个作伪证兼批判者的发言，则很少有人记，也很少有人传。
　　迟群说他们是搞“大辩论”。吴德同志讲话中说：“十几天来，清华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辩论’搞得很好。”是这样吗？十几天来，哪一次会允许辩论过？开万人大会的这一天，我是被人拉到“工字厅”，坐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对面墙壁上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看管我的人只准我面对这条标语，不准我改变坐向，当然更不准许到大会上发言。这难道是“大辩论”？迟群、谢静宜不是大大的“革命左派”吗？他们敢于让我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作为辩论一方到大礼堂讲台上参加辩论吗？他们不敢。他们只能也只会用假话去欺骗世人。写到这里，我想摘录几句这次大会以后，12月10日迟群、谢静宜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向中央所作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的报告》中的话，看看他们是怎样欺骗世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看！讲得多漂亮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政治骗子，不论在哪种社会里，这种人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两面人，干坏事，说假话。迟群、谢静宜不正是这种人吗？！
　　我从广播喇叭中仔细地收听了大会上每位伪证者兼批判者的证词和发言，实在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那些所谓证词和批判发言没有哪个是真话，都是些谎言和秽语。他们说我们信中揭发的迟群的那些事都没有。迟的一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因为工作太忙，睡得太晚，有一次抽烟不慎是把公家的被子烧了个洞，但立刻作了赔偿”，并出示了总务部门的赔偿收据。惠宪钧同志是管后勤的，他最清楚，迟群没有赔偿一分一厘，会场上拿出的所谓“收据”，是他们临时制作的。这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从来没闹过名誉地位”，攻击信中揭露的事实是“造谣诬蔑”。然而，正是这位亲信，每一次迟群闹起来，都是他跑着来叫：“刘冰，快去，迟群闹起来了”，或“快去，迟群又闹起来了”。会上作伪证的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一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这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任何假话都敢说，任何坏事都敢做的。会议在迟群的导演下开了一天，骂了我们一天，撒谎了一天，全校师生员工疲劳了一天。唯一的收获是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被师生们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传播开来。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列席政治局会议（5）

全校大会后，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苗既英脑震荡的后遗症加重了，整天头痛、头晕，不能上班，但不准她请假，还要她上全天班。“革命左派”的迟、谢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运用自如。随着对我的专政，对苗既英的残酷折磨也加紧了，非要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每天四次来往于十公寓到“工字厅”的路上。正常人这段路只需要步行15分钟，她要在路上休息几次，要用40分钟，每天160分钟，有几次她晕倒在路旁。无奈只好写信要我的一个侄女来京，每天搀扶着她上班。也就是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三位同志被拉到各系轮流批斗。给我们戴上的帽子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罗列的罪状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教育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党、反毛主席”。就在发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四人的同时，开始点名批判###长周荣鑫。在数力系馆前和同方部院子里开辟了大字报区，并逐渐扩展到新水利馆院子里。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逐渐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每天大批人马、人山人海涌向清华园。常常像耍猴一样，把我们拉到大字报区，名曰“看大字报”，实则让人们问长问短，进行围攻。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叩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她是跟着她爸爸来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的。他们先到了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握住小米的手说：“谢谢你和你爸爸了！”我重复着这句话，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米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
　　送走项小米已快5点钟了，系里还没人来找，看来下午的批斗可以幸免了。根据这些天的经验，晚上10点前如果没人来找，一般当天就不再有什么批斗会了。这天晚上快11点钟了，有人来叩门，但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我有点奇怪，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斗的经验，我机警地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去开门，准备着被带走。开门一看，是我的小老乡、工程力学系学生宋章元。我请他进到房里，坐下后他说：“我今天夜里专门来看看你。”他问了我的身体后说：“你们四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许多人把你们的信用复写纸复写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的性质，同学们在宿舍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话都是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宋章元同学的消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一叶知秋，人心的向背是很清楚的。

列席政治局会议（6）

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这种提审不同于批判大会的主要之点是，提审者人数很少，追问很多，比如追问我为什么找胡耀邦送信而不找别人？为什么要邓小平转信而不找别的中央领导人？无论我怎样解释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迟、谢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猜想他们是要我供认邓小平、胡耀邦是我的后台。不要说这样严肃的问题，即便是一般的事，没有事实，也不能胡说八道，我只能实事求是。每次提审，他们怀疑地问，我如实地讲，每次都以骂我不老实而告终。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在迟、谢加紧对我们批斗的时候，1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高级领导干部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打招呼会”。接着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转发了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中进行讨论。《讲话要点》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讲话要点》要大家认识，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在更大的范围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迟群、谢静宜早就在清华说：“抓住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就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从清华点火，煽起这场全国性的“运动”。
　　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要扭’。”文章说：“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文章强调说：“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显然是出自迟、谢乃至江青一伙的策划，是清华正在进行的大批判的扩展。在清华开始时只是批判刘、惠、柳、吕四人，11日19日起对###长周荣鑫开始了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没过多久就给我们扣上“翻教育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帽子，说我们“要搞修正主义”，“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并把我同周荣鑫连在一起，说“刘冰和周荣鑫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相对抗”。这预示着“四人帮”和迟、谢要把清华的大批判引向整个教育战线。
　　自从开辟大字报区以来，迟、谢们加紧组织力量书写大字报，不断扩大大字报区，一排一排张贴大字报的新席棚扎起来。除了通过北京市继续组织市区各单位人员来校参观外，他们还运用“四人帮”的淫威，强令各地方的领导来清华参观。迟群等亲自出面介绍《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基本情况》，推广他们的所谓“大辩论”实则大批判的经验，同时以报告形式把他们的“经验”上报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说：“刘冰等人的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报告》极力为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论据，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场狂风恶浪推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