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永贤 保德县文化大革命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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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永贤文
（根据有关文章、县志以及白明星口述整理，后经口述人审阅,于2011年6月22日）



　　晋西北的保德县城名叫东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仅是面积约为二平方公里，只有万余人口的小镇子。在一场史称“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小镇里发生了一些鱼龙混杂的苦涩故事。

　　同全国一样，保德县的文革内乱也是首先从学校开始的。1966年，全县只有保德和南河沟两座中学。当时，保德中学有教职工50人，学生有五、六、七班3个高中班，123人；二十八至三十五班8个初中班，约400人左右。南河沟初级中学有教职工30人，学生有七至十班4个初中班，约200人。两校的文革内乱相继从６月底开始，最早只是些表态性的标语口号，抄书抄报的批判文章，逐渐发展成给校领导和少数教师，以及一些团干部、班干部捕风捉影的张贴大字报。７月，停课闹革命，校领导班子也被轰瘫，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因此，县委向保中派出以宣传部长为组长的四人工作组；向南河沟中学派出团县委书记冯治邦为组长、县广播站站长张继良为副组长的四人工作组。８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后，两校红卫兵随之出现，是以班为单位组织的，其主要标志红袖章，也是学生们手工制作的。红卫兵年少轻狂，多数涉世不深，其中不乏走火入魔的小青年，做了些无法无天的错事、蠢事。如炸掉庙梁山顶的文笔古塔，走街串巷破四旧、砸牌匾、拆兽脊、砸古董等。又如对女教师朱钟英实行抄家、办展览凌辱、勒令劳改扫厕所等过激行为。此外，另有郭嘉一和柳润两名教师也受到冲击，给他们贴了不少大字报。郭是北大高材生，处事率性而傲气，又戴顶右派帽子，在却难逃地成了“运动员”。９月下旬，因其日记问题被红卫兵发现，向工作组报告，被公安局拘押，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1979年平反；而柳则是因与一名高中女生关系密切，惹出了风波。迫于巨大压力，该女生写了控告信交工作组，即报公安局立案，于９月下旬逮捕，后以强奸罪判七年刑，1985年平反。在工作组的努力下，两校的文革基本再没出现大的动乱，工作组也没有与红卫兵发生对立。对校领导的批判，也仅限于口诛笔伐，未发生打斗现象。
　　9月底，根据中央精神，保中工作组成员李晋才率领保中韩涛、马煊、翟福林、高喜等二十名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并参加国庆观礼。返县后，县委组织两千余名干部群众夹道欢迎。11月1日，根据县里通知，南中选拔出7名学生代表，由校党支部书记张子俊带队赴京接受毛主席于11月3日进行的第六次检阅红卫兵。南中代表、学生会主席白明星赴京后幸运地被选为观礼台代表，安排在红观礼台东一台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6日，7名学生代表返回保德。县委安排宣传部长秦其刚、监委书记刘汝田率众赶到距离县城5公里的楼子沟，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地迎接至保中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由白明星报告了接受检阅的盛况，次日《保德小报》作了详细报道。后来这些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学生，有六人成为红卫兵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保德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的头目。９月上旬，受清华、北大驱赶工作组的影响，保中、南中两校工作组相继悄然撤离。

　　工作组撤出后，南中学生人数少，基本平静。保中却处于失控状态，学校党支部书记张行善虽在职，但没法工作，县委给保中派了代理书记王占宽。王占宽单枪匹马进了保中，深入到师生中间了解情况，掌握动向。保中是县委关注的焦点，张金驹书记天天叫他汇报，生怕出了问题。这时，中央已发出了组织红卫兵开展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于是，王占宽就为此奔波。10月底，保中学生在他的组织下，分乘十余辆大卡车驶向阳方口，坐火车直奔西安，开始了一切免费的神州行，史称“大串连”。还有几个学生，身无分文，仅凭胳膊上的红袖章，竟然混到越南、缅甸和朝鲜等邻居家串了回门子。南中学生则自发组织外出串连，涌向社会。大串连直至1967年２月底方才收尾，历时四月之久。

　　 1967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风暴”刮遍全国，加剧了混乱局面。山西紧步上海后尘夺权，忻县地区也夺了权。受此影响，保德夺权也是早的，共夺了两次。第一次属于群众组织的自发仿效行为。1966年11月6日县里召开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盛况报告大会后，南中学毛著讲用团成员、红卫兵代表白明星随即留在县城，先后参加县委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及12月初召开的三干会，两会的代表始终为1125人。此间，串连返县的部分红卫兵、滞留县城要求安排工作的“四清”借干和一些机关造反派“亮旗”、“宣誓”，要求组织发动全县文化大革命，会议扩大为三千人，白明星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副主席。会后保德成立了以县委秘书吕茂田、人委秘书吴志民为首的县级机关“保德县革命造反指挥部”和以白明星、李双泉、韩寅生、张庭广、高凤梧为首的负责全县20个公社文革工作的“保德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两大组织。后者推选白明星、李双泉两名初中红卫兵分别任正副站长。三干会至“1.26”夺权这段时间，白明星履行了近两个月的“县长”生涯，主要负责接待外地赴延安串联途径保德的红卫兵，写批条、帮助油印，提供纸张；安排专人到外地采购县里用于制旗、制红袖章导致脱销的红布。

　　1967年1月25日，正在乡下发动文革的白明星突然接到紧急回县通知，下乡的人连夜返回县城，在高凤梧党校的办公室召开联络总站会议，研究夺权，确定起草通告、组织大会等事宜。会议期间，有人告知县级机关造反指挥部已经早他们一步不声不响组织当权派签字夺权了，而且当权派暂时关在了组织部。但是联络总站仍然于１月26日，在县人委大院组织了大张声势的万人大会，他们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把持的政权，我们不夺谁夺”等口号，展开夺权。在县人委大院，白明星宣布了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李双全宣布夺权通告；白带队查封人委各办公室，李带队查封县委各办公室。之后在人委大院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县委、政府已被夺权，一切权力归总指挥部。并以联络总站名义发出第一号“通告”，张贴于城乡各地，白、李两位红卫兵随着“通告”的发出驰名全县。人们一下不知该如何称呼新领导，习惯地叫了个相当于的官衔，呼其中一名为“白县长”，另一个为“李书记”。夺权后机关各办公室被查封，又下大雪，工作人员要集中到大礼堂，他们被激怒，一口咬定联络总站是搞反革命假夺权，并当晚把白明星等人控制在人委四楼会议室轮番辩论，势单力薄、寡不敌众的白明星带头冲出会议室，隔壁的县剧团给了一个半导体麦克风，一路连声呼喊“机关干部在斗学生啦”冲到黄河畔，引起保德以及对岸的府谷县群众的震动、同情和支持。因为夺权大事联络总站没有与县武装部建立联系，武装部一无所知，情理之中要支持县级机关的造反指挥部，认为联络总站无法无天。汇报军分区后，把这次夺权定性为假夺权，不予承认。从27日凌晨直至2月22日夺权，白明星关在党校，高凤梧关在宣传部，李双全送回保中，韩寅生送回粮食局，专人看管，成为反革命。后经居委会主任王桂英、白明星母亲、村妇联主任郭侯命先后与武装部交涉，他们方才获得自由。在这次夺权过程中，宣传部副部长兼党校负责人高凤梧作为一名老干部代表被结合。他资历很深，可大半辈子却蹲在科级位置上。内乱一起，闻风而动，造了一回张金驹的反。谁知结合后没几天，就被关起来重点批斗。关押到礼堂背后的破窑洞。没过几天，这个破窑洞里又关进了县委书记张金驹，这就是第二次夺权。这次夺权是经地区革委会和军分区批准，授权县武装部组织实施的，也就是所谓的真夺权。1967年2月22日午夜，保中三百余名红卫兵悄悄集中起来，跑步到达武装部门前广场集结，各单位的造反组织已列队待命，工人队伍手里还拿着棍棒。院内灯火通明，岗哨林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出出进进，院墙上架着机关枪，弥漫着神秘恐怖的气氛。零点整，武装部首长简短讲话，宣布夺权正式开始。按事前部署分头行动，挨家逐户去捉拿当权派。县委大院变成临时拘留所，科以上干部，除内定结合的和关押的外，都被捉到那里。张金驹定为“走资派”，被关进那座破窑洞，看管起来；常委、公安局长陈占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有一名副县长尹绍仪，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两人被抓捕，并抄了家。2月23日，存在了一月余的夺权指挥部就被勒令解散。夺权负责人白明星、李双全被戴上高帽，站到批判台上，在乡下或县城轮流作检讨、挨批斗，持续了一月余。后来两名红卫兵汲取教训，回家务农去了。夺权后不久，经区革委批准，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武装部政委乔存凯任核心小组长，原县长李原任革委主任，副主任有原副县长郭树基等。

　　夺权后，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与此同时，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南河沟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师生分期分批军训。红卫兵组织逐步解散。中学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必要的常识。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黑帮”的师生员工得到平反。3月中旬，根椐军队支左精神，武装部给保中派来了以科长李树高为队长的军宣队一行三人。在军宣队组织下，保中也夺了权。时称双夺权，既夺原领导班子的权，也夺代理书记的权，并成立了校革委会。王占宽与书记张行善、校长郭文昇都靠边站了，结束了他短暂的保中代理书记生涯，时间仅有五个月，其中四个月是个光杆司令。军宣队进校后，主要开展思想教育与军训。高七班红卫兵对校革委组成人员有意见，与军宣队产生了分歧和矛盾。６月上旬，那几个红卫兵打着大标语到武装部请愿，要求撤换军宣队，未答复，随即宣布开始静坐绝食。消息传来，保中红卫兵三百余人蜂拥而至，楼上楼下围得水泄不通，全部加入绝食行列。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震动全城。有的群众组织还刷出了声援大幅标语，事态越来越严重。武装部郭全部长让伙房做了馍头稀饭，流着眼泪请同学们吃饭，就是没人吃。傍晚，个别小同学昏倒了。眼看要出乱子了，首长们紧急开会，请示军分区同意，决定撤出保中军宣队。事态虽然平息了，但这种近似威胁的方式，反而更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助长了红卫兵的过头行为，也为一年后的迁送武装部事件埋下了祸根。由于对军宣队和校革委的态度不同，保中红卫兵分成了两派，支持者叫“抗大兵团”，约一百余人；反对者叫“东方红公社”，约三百余人。但未发生冲突，只是观点不同。

　1967年4月25日至30日，召开“保德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有军队、“造反派”和领导干部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保德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成立后，开始了斗、批、改，组织对“走资派”张金驹进行批斗游街。由于张金驹担任县委书记十三年间，廉洁爱民，城乡颇有声望。所以，游斗张金驹违背民意，激起了县城群众的不满和愤慨，冲突不断。从而形成了“倒张”与“保张”两派。“倒张”主要是原县委机关的干部，现在又成了县革委会的主力人员，成立了“10.1”兵团。“倒张”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政治行为。“保张”主要是工人、市民、学生、农民和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头目为翟福林（后入伍）、寒涛（后名韩涛）、马煊、高喜四个红卫兵。“保张”属于一种群众自发的道义声援和民意表达。所以，表象上是两派斗争，实质上是广大干部群众与县革委和武装部的对立。更敏感的是，６月份，有人从昔阳抄回有关李原在那里当县长时，反大寨、反陈永贵的大字报，掀起了“揪李”高潮。这是通天大事，区革委只好将李免掉，提拔原县财委主任乔品良担任了核心小组长，乔政委改任革委主任。这样群众更不满意，喊出了“要张金驹，不要乔品良”的口号，乱了套。1967年11月下旬，工人、市民和学生，把张金驹从革委会关押地抢出，在搬运公司保护起来；又一些红卫兵把陈占江从看守所要出放回家。“揪李”、“保张”、“放陈”，这三件事否定了县武装部组织夺权的成绩及其正确性，也等于否定了革委会。支持张金驹的一方在“红总司”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保德县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保联指”。组织60名红卫兵下乡调查宣传，写出《张金驹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驳斥县革委编造的《张金驹的十大罪状》，又召开了全县广播大会，宣布正式解放张金驹。这一举动，获得了全县人民的热烈支持，舆论一边倒。“保联指”同时提出为“1.26”事件受害人平反。县革委压力很大，指挥失灵。面对保德失控的局势，区革委先派工作组赴保，结论是：保德问题仍是张金驹的问题。被“保联指”轰走。又于1968年3月，由区革委委派军分区邢参谋长召集“10.1”、“保联指”两派以及武装部等各方面的代表五十余人，在忻县区一招举办为期一月的学习班。县革委核心小组长乔品良、武装部科长陈智贞带队。“保联指”团长为寒涛，“10.1”兵团团长为县广播站干部路增贵。学习班期间，区革委给“保联指”增补了一名县革委常委，为河运社搬运工崔六老虎；推选了一名委员，为红卫兵高喜；但是“1.26”事件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焦点问题没有解决。“保联指”几个头目认为代表团当了叛徒，他们要改组县革委，搬掉绊脚石。于是，在３月５日对县武装部采取了错误行为，强行把全体人员用大卡车送到军分区。因此，被戴上了“反军乱政”的帽子，政治上失了分。５月底，区革委将县革委迁到桥头公社，武装部也返回桥头。迫于民意压力，又调张金驹到省干校学习，６月中旬，任命为县革委副主任。张金驹一走，“保联指”就失去了号召力和农村群众支持，成了众矢之的。1968年6月30日午时三刻，沙（泉）保（德）公路腰庄段猛然枪声大作，弹如雨下，保德武斗惨剧拉开了血腥的序幕，成为全区、乃至全省的重灾区。连绵数月，死伤数人。交战者：一方是“保联指”，一百多名敢死队员，队长是县机械厂工人张喜（打残张金驹者，后被开除），另一方是十几个公社抽调的基干民兵。6月30日至9月20日，两大派“造反派”发生枪战六次。

　　1968年11月12日，区革委派解放军和工宣队进城解决保德问题，并责成张金驹随部队入城。此时，张被解放出来刚五个月，只是排名最后的副主任。杀红了眼的“保联指”内少数打砸抢分子，竟然在荷枪实弹的一连解放军以及几百名“工宣队”眼皮底下，抓走张金驹。游斗三日，关押二十天，终被拷打致残。为此，省革委专门发布通告，勒令释放张金驹，并交出打人凶手。县革委借《通告》东风，以惩办打人凶手为突破口，抓的抓，开除的开除，批斗的批斗，“保联指”被彻底摧毁。而这一切的实现，正是以张金驹的一条胳膊为代价的。一派成为胜利者，另一派成了失败者。这么一场轰动全省的大动乱、大武斗，总得有个像样的交待和说法吧？于是，县革委锁定了陈、王二人。罪名是保联指的黑后台，指使打断了张金驹的胳膊。1968年12月上旬，陈占江又被抓捕，“二进宫”；1969年2月，“10.1”兵团两个头目从家中把王占宽带走。王被带到县委中院和李原关到一起，开始了拷打审讯。每次拉到组织部办公室（旧）批斗，就拳打脚踢一顿，鼻青脸肿，斗了三次，打了三次。拷打审问了几天见没结果，就把王占宽送进公安局看守所，与陈占江关在一起，一关三年。他们经常被拉到各单位批斗，还到韩家川等十多个公社游斗。有一次政法口批斗陈占江，王占宽陪斗。“10.1”造反派把陈占江从监狱拉着腿，头朝下，一直磨到法院二楼（旧址），约三、四百米，头碰得鲜血直流。批斗时，公安局一个造反头目，竟用大铁钉刺陈的脚筋，致其伤残。监管人员指使四名犯人用木棒把王占宽打得不能动弹，左手致残，出狱后方治愈。林彪事件后，全国开始解放老干部。1972年12月，陈、王被无罪释放。平反后，陈占江曾任县革委副主任，1985年离休；1983年王占宽调地区建设局任督导员，1990年离休。而两校的学生文革后一部分参了军，一部分到轩岗煤矿工作，一部分参加修筑宁岢铁路当了民工，一部分终身务农。学生中走上工作岗位有了职务的人，后来都经受了清理“三种人”的考验。

　　世事沧桑，时代更迭。面对历史无论是反思还是悔恨，一切都成为的久远过去。愿我们不要淡忘或轻视教训，愿悲剧不再重演！

　


文中人物简介

白明星，1949年8月27日生，保德县白家沟乡白家沟村人。文革时为本县南河沟初级中学八班初中二年级学生，学生会主席。曾于1966年11月3日在天安门东观礼台接受过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任过红卫兵组织“保德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站长，时称“白县长”。文革结束后，为村民兵连长。1970年12月参加工作后为本县水泥厂化验员、化肥厂描图员；1972年10月调县电业局先后为办公室干事、主任，电业局副局长、党支部书记（保德、五台县电业局）、局长、忻州供电分公司生活公司党支部书记。他风趣幽默，豁达果敢，为人大度，2009年8月退休后为忻州市戏曲联谊会会长。

寒涛，文革时为保德中学六班高中二年级学生，原名韩贵生。后为张金驹女婿。任过河曲县副县长、忻州地区滹沱河管理局副局长。
马煊，文革时为保德中学六班高中二年级学生，后任保德县煤管局长、县人大副主任。1999年车祸去世。
高喜，文革时为保德中学六班高中二年级学生，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改称“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后任司令。后为山西忻州地区轩岗矿务局科级干部。
翟福林，文革时为保德中学二十八班初中二年级学生，后任义门公社书记、保德县乡镇管理局局长。
李双全，文革时为保德中学二十八班初中二年级学生，后任天桥水电厂工会副主席。
韩寅生，文革时为保德县粮食局南河沟粮站站长，后任县水利局东关电灌站站长。
张庭广，文革前后均为公社副书记。
吕茂田，官至忻州地委副书记。
吴志敏，官至朔州市土地局局长。
高凤梧，文革前后职务未变。
路增贵，文革前为县广播站一般干部，文革后为站长。
崔六老虎，文革时为本县河运社搬运工，文革后官至县革委委员、常委。
张喜，文革时为县剧团演员，文革后为机械厂工人，后被开除。
保德县文化大革命史实



《保德县志.大事记》文化大革命内容择录

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各学校组织“红卫兵”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破四旧”活动。
8月，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掀起高潮；各中学相继停课闹革命。
10月，保德中学和南河沟中学的108名“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同时，各中学大部分师生赴各地串联。
11月5日，召开“保德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原定代表1125名，会议中间，逐步增至近3000人。大会期间，许多“红卫兵”组织“亮旗”、“宣誓”，左右了会议，会期延长近一个月。
是年，各级党政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领导人大多“靠边站”，无法行使职权。

1967年

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单位，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由其组织“服务组”或“勤务组”行驶职权，“造反派”内部出现派别斗争。
22日，在县城的22个“造反派”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和公、检、法机关的权，并成立“保德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4月25日至30日，召开“保德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有军队、“造反派”和领导干部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保德县革命委员会”。
7月，建立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3个革命委员会筹备组。
12月，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被一部分“造反派”砸毁。

1968年

3月4日，一部分“造反派”在人武部院内静坐示威。
3月5日，这部分“造反派”将人武部全体人员强行送往忻县军分区。
5月，县革命委员会搬到桥头办公。
6月30日至9月20日，两大派“造反派”发生枪战六次。
11月12日，地区派“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进驻保德。县革命委员会返回县城。

1969年

1月12日，县革委颁发制止武斗通令。
1月，县级机关举办学习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部分干部被隔离审查。

1970年

4月20日，经过推荐、考试、选拔，保德中学招收200余名高中生入校开学。

1971年

6月至9月，全县开展“批陈（陈伯达）整风”运动。
10月，全县范围内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事件的文件。

1972年

2月，本省大专院校复课招生。20日，本县通过“自愿报名、领导推荐”的方式，选拔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12名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8月2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及“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
9月，保德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