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志强 难忘封冰那些事儿（清华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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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封冰那些事儿

封冰因病缺席校庆聚会，未料两天后竟溘然辞世。这是我们班第五位逝者。这些天，一直想着为他写点什么，却踌躇难以落笔，忆封冰避不开文革——这是个初想清晰实则模糊的话题。
他与我两度室友（大学和文革后进修班），是我们班最有故事者。
一、

封冰来自江苏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温和随性、达观乐天。我记忆里，想不出他与谁有过争执或争论，不记得他和谁比较亲密或疏离，没见过他着急变脸，也未遇到过他生气失态。印象里，总是微笑、友善地面对同窗。在血气方刚的年轻集体中，他的从容沉稳有些另类，却讨人喜欢，别具一种洒脱。面对各类政治活（运）动，封冰总能淡然处之——不激进，不落后，不伤人，不损己。想来奇怪的是，他高中即共青团员，在大学却从未担任学生干部。那时，蒋南翔校长已经将培养目标从“红色工程师”，调整为“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力培养学生党员，鼓励学生担当社会工作，限定每人一种职务（活动）等。那时的清华学子，除了病号，“白身”学生甚少，何以封冰竟然例外？只能猜测，封冰钟情平和宽松的环境，享受心无旁骛的学习境界。也许，这就是他骨子里的理想生活。
依照轨迹前推，封冰会度过平静闲适的大学生活，会拥有平静祥和的婚恋家庭，会享有平静安定的职业生涯。
然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

二、

1966年6月2日，第一节课是《物理化学》考前答疑，我们正在新水利馆等待上课。突然，一个女孩子在门口喊：“北大聂元梓写了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评论了”。大家互相探询地望望，仿佛受到什么暗示，都意识到课上不成了。短暂犹豫后，纷纷离开教室。没有动员，没有通知，大学学习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长达10年，残酷曲折，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就这样糊涂开幕了。
清华园热闹起来。6月5日，刘涛等7人贴出反蒋大字报，触发了“反蒋”“保蒋”攻防战。我们班也贴了大字报——那种写在废报纸上，有观点无论据，有声势无思想的表态大字报。封冰一如往常的超然，不记得他写什么特别大字报，想不起他有什么特殊言论。6月9日，蒋南翔突被停职。同日，513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清华，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任组长。我们班也派驻了一名工作组员，来自冶金部，大家称他老邓。老邓住进我们419宿舍，封冰主动腾出床位，搬了出去。
拐点是“6.24”辩论：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在清华公开亮相，并到七饭厅给学生打菜，引起全校轰动。那天我无缘目睹盛况，但听说了很多细节，包括她怎样盛土豆。
接着，发生了一件酿成大变故的小事：王光美要去化902班听取学生意见，然而，实际去的不是王光美却未加澄清。蒯大富等十人写了大字报，质疑工作组套取学生情报。为证清白，工作组于6月24日晚组织自由参加的“大辩论”，以批倒蒯大富。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工作组的过分自信和傲慢害了自己，辩论会全面失控。礼堂上千学生不论是否赞同蒯大富，都一边倒地不满工作组态度和表现。封冰参加辩论会回来，熬夜赶写了署名大字报《叶林讲话糟的很》，连夜贴到7号楼东山墙上。大字报直点工作组长大名，直斥叶林权势压人，尖锐、直白创东区之最。全班第二天才听说去看，那里已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针对封冰大字报的，支持反对的都有。我清晰地记得，正反两方都没有我们班的名字。
工作组迅即展开了有组织的反击。6月2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大礼堂派代表凭票参加，各班分教室集中听转播），全校铺开“反蒯斗争”，各班都在批判“蒯氏人物”。封冰荣列重点批判对象，工作组组织策划了我们班的批封班会。仔细搜索记忆，已想不起具体细节，只觉得那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批判会，全班奉旨批判、表态。主导批封者，就是十几天前封冰好心让出床位的老邓。政治的宿命，竟如此巧合残忍。
至今不知，批判对封冰造成什么伤害，对封冰人生有多大影响。几十年来，从未听封冰提过那场批判。但我相信，回避正说明记忆犹在，静默也说明伤害隐存。我不希望忘掉一切，更不愿假装什么都未发生。只相信坦诚面对、直面一切，才是强者的处理方式。我们班还有两笔“良心债”：一是，批陈南平教授在我们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原意是要我们珍惜清华学习机会，被批为散布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二是，批辅导员董E执行蒋氏路线，有同学动手按董E低头（这是我们班唯一的“触及皮肉”）。批判会的策划过程和具体细节都已遗忘，但事实却忘不了。几十年后，牛JM同学几经周折，努力联系董E未就——她不愿接任何电话。那么精干聪慧的学姐，发生过什么事，何至于此？全班的愧疚、歉意竟无以送达，可叹。我们班属清华文革比较温和的，彼此伤害量小度轻，想来真是万幸。
封冰陷入一生最黑暗的时期。直到8月22日，周总理在东大操场宣布“工作组批斗学生是错误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封冰才得以平反。此后，清华权柄再度易手，“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封冰成为我们系 “头头”之一。很快，文革的无序无常、反复反常，耗尽了所有的激情和热诚，同学们纷纷加入“逍遥派”——装收音机、打牌、读书、恋爱……，一起沦为了文革大潮看客。而封冰很少参与和过问班级事物，也没有觉察到他好恶亲疏的些许变化。
想到一个插曲：平反翻身后，不知是好奇还是没过脑子，封冰进城顺便溜达进冶金部，去拜访整他的老邓。听说封冰来访，老邓“吓得脸都白了”。两人见面，一个谈笑风生，如见故人，一个满腹狐疑，似撞“还乡团”。最后，两人共进晚餐，珍重相别。大概封冰潜意识里，只要有过接触——过节也好，情谊也罢，都算有缘人吧。他可能从未深想，假如有“假如”将意味着什么。能够时而冒出“没心没肺”般的糊涂大度，是封冰可爱之处。

三、

清华园越来越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剩下“团”、“四”两派缠斗不休。最终（1968年4月）兵戎相见，论武功定输赢了，清华学子大都惶惶然逃离校园，偌大清华园只剩下千多学生。
我班有三位半同学参与了武斗。封冰作为 “系头”，只能留校尽责，无可逃避。另两个同学：一个恋情正浓，唯厮守清华才不致南北相望；另一个无钱买票回家，在京仅有女同学而无法借宿，只能冒死留校。留校就得站岗放哨尽义务，逃脱不了武斗。有趣的是，文革后我班同学大多脱离专业，而这三位同学却都成为材料科学的杰出学者——说不清是偶然巧合，还是另有冥冥规律。最后半位，仅持长矛数天，便逃离阵地离校，从权算半位吧。
清华武斗主要限于教学区，广大校园都是“和平区”，可自由往来。我避难的矿院与清华相邻，常为领粮票、取信等杂事进校，偶尔去看望封冰等人。枪炮声中，校级机关瘫痪，而后勤部门依然运转，工作人员依然敬业。东区后勤部门都搬到临时地点办公，粮票、助学金、信件都可以方便领到。我们7号楼的服务员，定时定点摆信件如地摊，守着摊儿纳鞋垫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68年7月27日，一个闷热的星期六。我因厌食乏力到校医院看病，离开医院时间尚早，就到6号楼（“团派”东区驻地之一）找到了封冰。两人在四层他的住处聊天。我告诉他其他同学的情况和各种消息，他则讲经历的武斗故事。封冰说起第一次拼长矛：几十人对攻，他只紧张地盯着面前对手的长矛，只看得见矛尖晃来晃去，宛如身处真空，其它仿佛都消失了。一仗下来，浑身衣服汗浸的拧出水来。另一次战斗，武功运气皆差，左臂被刺一枪。光荣负伤，卧床修养，有人照顾，还有女同学慰问，温颜软语，轻歌曼舞。说到此，封冰淘气地笑起来。
中午打饭边吃边聊。互听楼外人声喧闹，楼内脚步杂沓。探头外望，才发现六号楼被手执横幅、标语的工人团团包围，声称“收缴武器，制止武斗”。两个女同学站在西楼门遮雨挡板上，向工人喊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们不要上当受蒙蔽，回去吧”，其势若“五四”街头演讲青年。楼内紧张起来，封冰只想隐藏一把匕首。这才体会到藏东西是个智慧活，箱子、抽屉、床底、被褥里、书架后……，一个个想法提出来旋即被否定。我突然想到，楼道吸顶灯罩内，可以藏匕首。两个人搬桌子在楼道藏好匕首，还没来得及得意，立马发现：一开灯不全暴露了吗？无奈又取出来。这时，传来什么命令，封冰嘱我不要出去，自己跑下楼去。我走到四层楼道东尽头的窗口，那里视野宽阔，7、10、11号楼、9饭厅、东大操场一览无余。大致下午3点左右，看到大批工宣队员冲进10号楼。不久，10号楼三层窗口冒出浓烟。下午4点左右，11号楼十余名武斗队员披铠甲、挺长矛冲出来，会合六号楼队伍，一起向10号楼冲去。很快，就看见工人纷纷从二楼跳窗逃生。10号楼北侧有2米多高的斜坡，跳楼人落地很难立脚，大多滚下土坡。看到有几人爬到楼顶，揭瓦片向跳楼者砸下，被击中者立即挣扎着倒下。不一会儿，那里躺倒一片伤员，这是我一生所见最揪心的惨烈场面。不久，大队工人被驱向东大操场，部分受伤“俘虏”被送进六号楼，有女同学忙着包扎治疗。有两个房间审问登记俘虏。一个小伙子坚不开口，一副硬汉模样。一中年汉子，连声认错，还主动做“劝降”工作。人和人真不一样啊。
下午六点，下起了大雨。雨停，外面也安静下来。找不到封冰告别，我独自走出六号楼。这才看到七饭厅前，到处是丢弃的横幅、旗帜、标语等杂物。
绕道走到南校门，校门已封锁禁止出入。我找到一位貌似负责的解放军军官，解释说：我住在矿院，没有参加武斗，今天看病被围，希望放行。那军官看看我——背心短裤，手拿药品，不似暴徒，但仍然冷冷回答：“敢打毛主席派的工宣队，是什么性质问题啊，顾全大局吧”。不被放行，只好站在路边焦急等待。大约10点左右吧，突然有大批工人列队出去，不知是调防还是换班。开始，我只呆呆地看他们前行，突然发现队伍有间隔，打的旗子也不同，想到可能是不同厂的工人。一个念头闪过，飘身插进一个队尾，昂然随行。天幸无人发觉，不到三分钟，混出了南校门。回矿院的大道上，挤满了工人队伍。路过东升乡，看到几十辆汽车大灯将精密仪器馆（9003）照射如昼，那里还在“战斗”。
武斗百日，清华大学13人死亡（学生8人），30多人终生残疾。为制止武斗，北京市61个工厂三万多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二十几个小时内，5人牺牲、731人负伤（重伤149人）。为着同一个目标，高举同一面旗帜，在文明的地方爆发了野蛮械斗。几十年后，有人醒悟：7.27“是清华大学百日大战的结束日，是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夹着尾巴退出历史舞台的纪念日。”其实，7.27只是序幕。很快，工宣队全面进驻首都59所大专院校，接着，全国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我误打误撞赶上了这个转折的关节日子，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亲证电影情节确非全部臆造。
第二天傍晚，接到封冰电话，低声嘶哑地说：逃到清河，设法回老家。不容我回问，立即挂断了电话。那样小心、慌乱的语调，活脱通缉中的逃犯。我亲眼目睹他们攻击工宣队，深知闯了大祸，但我依然担心他们安危——他们是我的同学，那样年轻，那样单纯，现在侥幸逃跑，前路又在哪里？

四

工宣队进驻清华园，迅速拆除武斗工事，修复受损建筑，恢复了学校正常秩序。旋即，通知所有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全体同学暑假返校“复课”，开始了工宣队领导下的新新清华生活。回校第一大事是“清查”，要求每个人交待文革言行，特别是武斗期间所作所为。我们班工宣队来自北京第二机床厂，七、八个师傅进驻。刚开始，气氛紧张，彼此提防。记得一次班会，全班围坐在7号楼下阴凉里，一位师傅动员开导，交待政策，大家默不作声，低头聆听。突然，一位年轻女工振臂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家一愣，来不及多想，也习惯地跟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稍后，才醒悟是对我等喊话，是警告我等不可顽固心存幻想，此口号一向针对“敌我矛盾”，我们呼的真有些不伦不类。现在想起那情那景，仍觉有趣。只不知那位女工今日何在，是否还记得自己可爱的革命壮举？祝她一切安好。
印象里，师傅们没有为难封冰，说清楚即了。想想也是，封冰所作所为都是尽人皆知的公开事实。何况：封冰参加文革，只挨过整，没整过人；参加武斗，只受过伤，没伤过人；那份大字报，总理平反，谁敢翻案？封冰有何可整，整他何为？于是，封冰很快过关，平安无事喽。
想起一件事。清查后期一个晚上，有人找封冰。不一会儿，封冰沉着脸回到宿舍。问他什么事，开始支吾，后来悄悄说：是电九班赵德胜，央求他代认二校门枪击土坦克。
1968年7月6日中午，动农系实验员杨树立驾驶土坦克，欲去科学馆受阻返回，被二校门地堡值守者用7.62mm穿甲弹，射穿了坦克后部钢板，并从背部击中杨树立，弹头嵌到脊椎内不治身亡，开枪者为电九班赵德胜。清查期间，赵极度恐惧绝望。那晚来找封冰，希望封冰能替他认下那一枪。赵认为自己出身不好会受到额外严惩，而封冰根正苗红有可能减轻甚至免于受罚。封冰说，那天，赵持枪在地堡值班监视，封冰坐在一边看小说。听到枪声和赵兴奋地喊：“打中了”，急忙从枪眼望出去，看见坦克静静停着，过一小会儿，又重新发动向东开去。那天地堡里可能只有赵、封两人，这才有顶罪的设想和可能。
封冰陷入纠结中。我问他作何回答，封冰说：答应考虑。可以想得出，一个不甘平庸的孩子，凭借高分考入清华，却背负着出身不好的原罪压力。恰逢文革，为了一个崇高目标，也为了“立新功”获取革命背书，高调走上了与多数出身不好者相反的道路。没想到“英雄”变“凶手”，陷入无助无望无路的绝境，遂向封冰提出替罪的荒谬祈求——犹如濒死者抓到稻草，明知无用仍心存侥幸。那一枪毁了杨树立，也彻底毁了赵德胜一辈子：1973年5月被判无期徒刑，监禁17年后，1990年出狱，3年后于1993年去世。算来只活了50岁，可知他一生的艰辛和凄凉。庆幸的，是那天封冰迷恋什么破小说，躲开了那悲摧的一枪。假如，命运之神重掷骰子，会是什么结局？真替封冰后怕。
清查结束，开始忆苦思甜。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学唱“想起往日苦”等忆苦歌曲。这时，我因肝炎不愈，工宣队师傅让我静休，不参加班级活动。只知道那段时间，全班同学忙着学习最高指示，背“老三篇”，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

五、

1968年12月，我们开始毕业分配。这是百年清华的唯一——以工宣队名义发毕业证，由工宣队主导分配。
受文革冲击，毕业分配方案变化甚大， 不变的是我们依然单纯，全班只填写了服从分配，放弃填写具体志愿。负责我们年级分配工作的是大刘师傅——一位可爱大叔。他主导的一个分配方案堪称经典，至今难忘，几十年后聚会还每每提起：
我们年级有两个新疆名额，大刘师傅想到那里艰苦偏远，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分一对情侣去。这是非常人性和现实的判断。然而，他选中的一对因特殊原因无法去新疆。大刘师傅思忖再三，想出第二方案：派一个男生去，再分一个女生去。大刘细心负责地挑选了女生，力求个头、性格、脾气相配。没想到没有保住密（也许大刘认为好事不需保密），两个同学听说后一齐反对：我们父母都不管，凭什么工宣队给我们包办？大刘词穷没辙了，只得将两个男生分往新疆。临别，大刘对两男生抱憾说：对不住了，你们放心，下届一定给你们分俩女生去。我喜欢他的古道热肠，感激他的善良体贴，但毕业分配复杂多变，岂是善良和热忱应付得了，但能笑怪他么？
分配方案公布，封冰和谭GR分到红透山铜矿。清华没有采矿专业，而红透山需要放大镜在地图上细细寻找。谭GR有一些细致描写，缩编于下：
“红透山铜矿是清原县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大型矿山。那年，一下子分去四、五十名大学生，近二百名中专生，男丁统统下井当运搬工。运搬工就是在巷道或者采场里，埋头弯腰把矿石块搂进铁簸箕里，端着倒进车内，再把车推到一定的地方。超高强度的重体力活，加上空气不好、场地狭小，人很快就精疲力尽、大汗淋漓了。”
“那时，辽宁省每月供应三两油，每月细粮只有两三斤，大部份是苞米面，肉类极少，每顿都是萝卜白莱土豆“老三样”。一面是超高强度的体力活，一面是吃不好吃不饱的伙食。”
“矿山生产危险性大、事故多，有两三次大祸在我们身边掠过：有一次我在巷道末端搬运，干着干着觉得浑身大汗、头晕眼花。领班的老工人看我不对劲，扶我到靠近竖井的地方休息。师傅说，我这次中毒不是特别重，如果中毒后不自主地发笑，那就没救了。有一次上零时班，封冰感冒请假。就在这个班上，他们小组遇上了“冒顶”，十几吨重的石块掉下来，砸死了领班老工人。还有一次，封冰和我都上八点班。上班前约一个钟头，井下炸药库爆炸，死亡47人。”
“后来，矿总部宣传科不知怎样知道了封冰有写文章的本事，就把封冰直接调到了宣传科，封冰从平房大通炕住到了楼层暖气房。封冰没辜负领导的期望，很快就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时政论文，署名是抚顺红透山铜矿某某学习组。这是多有面子的事呀！封冰除了写政论、写汇报材料之外，还要写些文艺宣传作品，从此封冰的好运就来了。”
封冰自己简略说过：“在红透山工作生活10年，干过矿工，宣传，热处理等，”没有具体细说。的确，一个以工程师为目标的工科男，变成了舞文弄墨的宣传干部，理想现实差距之大，确实没什么可“炫耀”的。
我们分到鞍山的5人，男的当铆工，粮食定量54斤，那是特重体力工种的定量。

六、

封冰是我们班的“帅哥”，儒雅随和，文革成就了他的初恋。
1966年夏的一天，一个外校女孩子来找封冰，戴着眼镜，文静和善，封冰立即带她出去了。待这个女孩找封冰次数多了，室友们立即意识到封冰“有情况”。顶不住严词逼问，封冰招供：在一次大学造反派会议上认识的，叫王HL，北京邮电学院学生，好像是位天津姑娘。意外的是封冰恋情公开，却是室友遭殃：王HL每来宿舍，几句寒暄后，封冰就赶我们出去。他们关门恋爱，我们外出流浪，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会面越来越頻，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真受不了啦。后来，到点就敲门赶他们滚蛋，封冰嬉皮笑脸地开门送王HL回校。大家都笃定这是我们班又一喜事，一齐努力成全他们。
7．27事件后，接到封冰的平安电话，为让王HL放心。第三天一早，我骑车到邮电学院，央求看门老头帮找王HL。门房帮了忙，一查之下北邮竟有好几个王HL，也不知何系何班，只好放弃。印象里从此再未见过王HL。直到1980年重见封冰，再问王HL，才知造化竟然是如此弄人：
1970年，全国掀起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潮，各单位都在深挖“五·一六”份子。意外的是，这场运动竟波及到王HL，击碎了封冰鸳梦。那年，封冰携王HL回江苏老家见父母、结婚。就在这个节骨眼，北京邮电学院派人到江苏带走王HL，说回院参加清查“五·一六”。待封冰再见王HL，已是隔着铁窗了，王HL作为“五·一六”分子关进了监狱。于是，那种经典场景再现：王HL坚持分手，封冰至死不渝。不知道拖了几年，直到王HL出狱无望，封冰绝望撒手。至今不知王HL何罪何孽，也不知她现在何方，一生安否。我只知道这段感情是美好的，室友给了他们那么多祝福。然而，乱世难筑安巢，也只能在忆封冰时感慨他的戏剧人生，痛惜王HL的红颜多舛了。
谭GR在悼念文章中写道：红透山矿 “宣传队里年轻漂亮女孩多的是，封冰因工作关系时常和她们在一起，封冰有才气、谈吐幽默，一派江南才子的形象，很快就有几个女孩同时追求他。”
封冰讲过红透山的婚恋故事，至今只记得一段：他们矿有两个姑娘同时爱上一个小伙，两个姑娘同样出色，态度同样坚决。小伙纠结不知如何选择，也不知如何拒绝。情急之下，想出一个公平竞争的主意。小伙带着两个姑娘到矿门口，说：你们从这里跑到路口再转回来，谁先回来和谁好。两个姑娘勉强同意了。小伙子发令后，两个姑娘奋力跑出。半小时过去，不见一个女孩回来，奇怪之余，也跑到路口查看。只见两个姑娘拉扯在一起，谁也不放手让对方跑回去。当时听完大笑，曾问封冰：不会是你自己的事儿吧，除你封冰谁会想出这么古怪的主意？封冰笑着坚决否认。
进修班暑假时，封冰夫人带着小女儿到清华小住。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热心豁达的东北女孩，看得出与封冰“伉俪情深”。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封太太和封“格格”。

七、

1980年暑期，我们班六、七个同学报考北京研究生，独有封冰报考东北工学院。不是他对东工情有独钟，而是担心夫人孩子进不了北京。封冰顺利考取东工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1986年封冰考取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博士，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9年到BHP公司工作。2004年从BHP退休到伍伦贡大学继续做研究工作，并担任BHP公司技术咨询。
毕业40年全班聚会时，封冰谈他的感想：“物竞天择，唯有不懈地努力和追求，才能取得立足之地；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物质利益永远都是次要的。艰苦困厄，玉汝于成！逆境时不灰心气馁，顺利时不志骄意满。做人做事，战战兢兢，临深履薄。”
封冰有底气谈论这一话题：他身受过顺境和逆境，拥有过精神和财富，亲历过追求和困厄。令我意外地是他竟用了“战战兢兢，临深履薄”。想起初进大学，他那么潇洒随性，那么不在乎一切，老来怎会临深履薄般的战战兢兢？我赞同这一处世原则，但不喜欢这8字的压抑。我相信8字背后，定然隐藏着厚重背景以及沉重现实，是文革后遗症，还是海外艰苦困厄？但愿只是文学夸张，而非真心原意。
封冰生时以澳大利亚为落脚地，在那里生活了27年。封冰遗愿：“在生日那天，把骨灰洒入大海”。将大海选做终极归宿，重返地球生命的摇篮，封冰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轮回。澳大利亚和大海都是宽广、包容、自在、开放的，那才是封冰神往的氛围。



1980年返校读书，原419部分同学合影（左3为封冰，左2为作者）



1981年原419宿舍部分同学合影（左2为封冰，左3为作者）


1980年，全班毕业后第一次聚会合影（右1为封冰，左1为作者）


1981年返校读书同学合影（左2为封冰，左1为作者）



文章写完后，才看到陈继芳（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之一）的回忆录，讲到了“7.27”事件，她了解的比我目击的全面多了，也更凶险些。附后：

这一天正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早上，以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六厂为首的首都工人阶级，号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顿时校园里人山人海。工人们手拿《毛主席语录》本，高声呼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动手拆除工事，这下激怒了武斗中占优势的“团派”。
“为什么要拆除工事？”
“为什么要庇护“4.14”？”
“你们是谁派来的，有什么资格这样作？”
双方由争论到漫骂。工人们仗着人多势众，黑压压的人群拥向各大区的武斗据点，学生们慌了，开始把长矛横过来赶他们走，继而更多的工人高声喊着又冲上来了，于是长矛竖过来了……
终于，在主楼区响起了第一声枪响。这本是对天空放的一枪，以恫吓不断扑上来的工人群众，但这一枪使清华园炸了营，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枪声。工人们被激怒了，以为学生朝他们开枪了，于是愤怒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冲向学生。这一枪也乱了“团派”的阵脚，以为已经开了杀戒，于是各大区的枪声随之响了……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老蒯估摸着我会从沈阳回来，所以一大早便要了辆吉普车和鲍长康一起去北京火车站接我，没有接到，待他们返回学校时，才发现风云突变，此刻，大批的工宣队员正在潮水般地涌进学校。他俩不明就里，赶紧弃车、翻墙进校，一溜烟跑回静斋。这突如其来的“工人阶级制止武斗”把他搞得懵头转向，为什么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事先一点消息也没透露？这数以万计的工人是自发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还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来的？他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清华井冈山的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情，事先怎么没有人和他打个招呼呢？
楼外面工人和学生激烈的对抗容不得他思索答案，枪声响起时，他正在静斋，出不去，看不见。工人群众已经迅速地控制了每一个楼，所有的学生都出不去、进不来。他望了望电话，总机早已被切断，工人队伍一进校，首先占领的就是电话总机房，切断了校内、外的一切联系，他们大概是为了阻止清华两派各自的指挥与联络吧！
老蒯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听到枪声，他猛然一惊，无论如何不能伤着工人，否则难以向上面交待。他隔着玻璃窗只见外面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工人们高声呼喊：“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同时向各工事据点发起了冲击。
啊！后果不堪设想，老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下午，战斗还没有结束，一辆载着北京市卫戍区司令李钟奇的吉普车来到清华园，随车喇叭不停地呼喊：
“蒯大富！蒯大富！请马上到市革委会，有重要事情！”
吉普车风风火火，开遍清华每一角落呼叫，声音是那么急切。此刻毛主席要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领袖 ——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那四位均已到场了，而且主席已经开始讲话，唯独这位蒯司令还不见人影，这将来还不落个“抗旨不遵、拒绝召见”的罪名么？（后来不出所料，果然给他戴上了这顶帽子，而且扣上了是他下令开枪的罪名。）那么，老蒯此时此刻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原来，他在静斋收发室工友的帮助下逃出了静斋，和鲍长康商量后决定，由鲍长康打探一下情况，再设法通知各大区武斗司令，避免和工人冲突，并命令他们放弃学校，马上撤退到北京航空学院。接着，他带了陈育延、段永基等人驱车前往市革委会，想问个究竟，却没有见到任何领导。于是赶到西单电报大楼，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报告了清华大学发生的这一突变，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呼救，同时顺便给正在沈阳的我也拍了一个电报，怕我一头撞回学校里来。之后，犹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惶惶然、茫茫然，漫无边际地在街上兜风，待他得知毛主席召见，来到人民大会堂时，本次接见已经过去了近三小时。
毛主席批评了五大领袖“头脑膨胀”，又告诉蒯大富：
“对这次事件，不要揪什么后台了，我就是后台……”
晚上七点多钟，暮色降临了。愤怒的工人群众坚持在清华园捉拿凶手，为死去的三名工人弟兄报仇。此时他们已经红了眼，见了学生就抓，名为辩论，实则是拳头加棍棒。
为了不吃眼前亏，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携着大包小裹，冒着濛濛细雨，在暮色的掩护下，顺着清华附中旁边的水稻田，跟头把式地逃离了清华园。泪水混着雨水在他们脸上流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七事件”。
《清华井冈山兵团》被驱逐出清华园，到北京航空学院去建立流亡政府，“北航红旗”的师生们热情地收留了他们。事后我们得知，就在同一天，北京大学的枪、炮均已架好，只要工人队伍一进北大，立刻枪炮齐呜、以死相拼，损失将远比清华大得多。
“七·二七”，这一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一举登上上层建筑，从此开始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纪元；这一天是清华大学百日大战的结束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七日）；是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夹着尾巴退出历史舞台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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