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林等：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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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李仕林 朱光永 孙之荣 苏德昆 达瓦次仁 段云富

按：本文系作者们应约为清华校友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写的文章，已经收进该书。本刊征得作者们的同意，特全文转载。


前 言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六年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纷纷启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包括史学工作者和不少文革的亲历者。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特别是清华两大派“全面内战”时期，曾经出现过与两大派不大相同，或完全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内战，主张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结束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共同完成文化大革命赋予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任务，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目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全面内战”时期的一种“非主流”声音。我们称它为“第三种声音”。
在清华两派“全面内战”时期，“第三种声音”有组织的活动相对较少，加之不是当时的“主流”声音，不为研究者们重视。依赖文字了解文革的年轻一代，常常误以为当时的那一代人都陷入了疯狂的内战。其实，随着内战的不断升级，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逍遥派”队伍，他们用脚投了内战的反对票。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数众多，代表了文革中，特别是“全面内战”发生之后大多数人的呼声。研究文革，不研究这种声音显然是一种缺憾。我们作为清华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在清华内战时期曾经建立了具有“第三种声音”典型特征的组织，开展了活动。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们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们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清华文革中具有相同感受的同志们，回忆自己的经历，将自己所知道的“第三种声音”的相关情况写出来，给研究文革的学者或者为后人全面研究文革历史做参考。

一、对清华“全面内战”的简要回顾

清华和北大处于文革风暴的中心。清华和北大内部的派性斗争，是文革“全面内战”的典型。毛泽东主席正是从这两个学校入手，试图结束“全面内战”，同时又继续推进文革的。
1966年6月1日，从毛泽东主席下令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到1966年底，清华大学经历了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斗争变化。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成立并控制清华大学行政权力为标志，追随毛泽东主席反对“刘邓司令部”的造反派胜利了，“保守派”失败了。清华园内，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转向造反派的行列，形成了强大、统一的造反派队伍。但造反派几乎在统一的同时就发生了分歧。
清华两个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当时简称为团派或老团）和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当时简称为414派或老四）之间的内战，大体上从1967年开始，到1968年“7•27”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是不同观点的大辩论。1967年4月14日，“414串联会”成立，组织分裂正式形成。其后，一边辩论，一边吵架，内战走向激烈。在当时中央高层的压力下，两大派9月份成立联合总部。但真正的联合总部一天也没存在过，内战继续走向激化。1968年1月4日，两派发生的第一次武斗被北京市卫戍区调解、平息。周恩来总理主导的“二月春风”使内战稍事缓和，并有走向解决的迹象。但后来文革局势的变化，“二月春风”化为乌有，清华重启内战并迅速升级。1968年4月23日，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开始，至“7•27”结束。
清华历来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当它走向迷途的时候，这一特点也在“全面内战”中显现出来。清华内战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文斗时间特别长，足有一年以上。当时，全国都打内战。但全国各地的两大派从形成到发展，从文斗到武斗，只经历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许多群众还没来得及搞清楚两大派的分歧到底是些什么，大规模武斗就开始了。相比较而言，全国各地的内战，说理的时间较短，而清华两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写了无数大字报，出版了大量印刷品，开了不计其数的大小辩论会，广播喇叭昼夜不停地喧嚣。可以说，这些论战曾经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状况在当年的中国是很罕见的。清华内战制造了系统、对立的理论，即“彻底砸烂”理论和“红线主导”理论，并产生了“理论家”。“414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就是曾经被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的414派理论家。
其二，清华派性特别顽固，特别具有煽动性、迷惑性。两派均声称自己不是搞派性，而是为了解决路线问题。两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甚至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在文斗的高峰时期，清华的师生员工卷入派性的比例非常之高。文革结束以后的很多年，当年的亲历者，甚至当下研究历史和政治的学者，有不少还在评判哪一派的理论更正确。当年的派性对后来的清华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第三，清华内战牵动着中央高层，不少高层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干预过清华内战。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干预，有的是起灭火作用的；有的是起煽风点火作用的。因此，清华内战具有特别的复杂性。清华内战的最终解决，是由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著名的“7•27”行动。

二、“全面内战”时期的“第三种声音”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后，由于各地党委被夺权，加上两大派的激烈内战，全国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从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看，他一方面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文革，同时也在想办法减轻混乱，减少破坏。对于两大派的内战，一开始，他就表示不赞成。并且，随着内战的发展，他的态度一步一步变得严厉。1967年3月，他曾经发出革命的学生们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1967年6月，毛泽东主席又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指的就是两大派的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
清华的两大派，其核心力量都是跟随毛泽东主席“路线斗争”起家的造反派，诞生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对路线斗争有特殊的敏感、癖好和惯性。两派初起时的一系列争论，用当时的标准看，确有“原则性”，甚至精彩纷呈，从而获得清华园内多数人的关注和思考。但是当这些争论发展成内战，并继续向恶性方向转变之后，人们对内战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全国主流局势，是引导各地的两大派消除派性、停止内战、促成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并深入地进行斗批改。清华的两大派漠视毛泽东主席停止内战的主张，将路线斗争按照自己曲解的方向不断放大。在全国主流局势的背景下，清华园内许多人从参与或关注争论，到逐渐走向中间或逍遥。两大派的队伍从高峰时的庞大数量逐渐缩小，中间派和逍遥派的队伍逐渐扩大。同时，清华的另一些人开始对两大派的内战进行反思，并逐渐地发出了“第三种声音”。
1、内战中的忧虑和思考
在内战早期，1967年的5月，团派中出现了“五七串联会”,主张两派能多做自我批评，联合起来。“五七串联会”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分别批评两派的一些错误做法，促进两派联合，促进早日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它的主张曾在校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与两大派强大的声音相比，它显得相对弱小。9月份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以后，“五七串联会”逐渐销声了。
整个1967年，在清华园，无论在团派中，还是在414中，许多师生员工迫切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尽快走入“正轨”，结束两派分裂的局面，“复课闹革命”，按照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战略部署”，进入“斗批改”，完成“教育革命”的重任。很多人对双方“铁杆儿派”无限上纲的做法十分反感。
1967年6月下旬，时任《414井冈山报》出版、发行负责人的414总部委员段云富，在编辑出版第三期《414井冈山报》时，发现一篇名为“革命的大联合万岁”的文章，十分高兴。在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文字修改后，用了大半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在当期《414井冈山报》上。
没想到，报纸出版后，414总部召开特别会议，严厉批判了414内部的“机会主义”。会议矛头直指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总部委员段云富，说段是投降主义，是托派。段云富据理力争，说明这篇文章是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精神的，说明大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激烈的争论后来变成了谩骂，甚至有人拍桌子瞪眼睛，指着段的鼻子，骂段是混蛋，要段滚出414。
7月初，段云富的肝炎复发。鉴于精神上的打击和生病等双重原因，段云富给414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写了“辞职报告”，辞去总部委员，离开414，回家治疗、休养。
8月下旬，从老家返回学校后，何去何从摆在段云富面前。参加打内战吧？不愿意。逍遥吧？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选择的做法。此时，原巴黎公社战斗组的几位战友、原414中不满派战的老师、同学找到段云富，向段云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小组。
开始，他们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文化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关于反派性、促联合、深入进行斗批改的指示。参加学习的人时多时少，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有时也找一些教师和工人座谈。经常参加的人主要有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胡平晟、苗日新、陈左一等。经过几次学习讨论后，大家觉得学习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放着清华的一大堆实际问题不解决，光学习有什么意义？于是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工人中去，到教师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于是分头到9003，到工厂，到200号，了解情况。
几乎与此同时，另外有人开始用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小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论述，从理论上研究清华两派斗争，认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其伪装具有欺骗性。
1967年12月，李仕林给团派的“井冈山广播台”写信，信中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团派战士，对于井冈山广播台的作法想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可是自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以来，我们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中很少听见播送批评我们团派自己的文章，总是听到批评414的。我感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精神。……我建议以后井冈山广播台不播送或少播送骂414的文章，多播送批评我们团派自己的文章。衷心希望井冈山广播台成为执行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成为斗私批修的模范，成为促进革命大联合的模范。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话，请能广播这封来信。”这封信被井冈山广播台置之不理。
2、发出“第三种声音”
大约在十月到十一月间，段云富和战友们逐渐形成了组建一个战斗组织，以反派性、促联合，进行斗批改，完成清华教育革命为基本宗旨的思路。思路形成后，大家分别以个人名义或战斗组名义开始张贴反派性大字报，并决定成立战团。
1967年12月25日，以成立日命名的12•25战团正式成立。当时只有十多个战斗组参加，组成了由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和胡平晟等为成员的战团核心组，推举段云富担任核心组组长。核心组研究后明确表示：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414，而是隶属于9月份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并以《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12•25战团》的名义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派性、促联合活动。因为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战团成立后的几天内就起草了上百份反派性、促联合，联合起来进行斗批改的大字报。
差不多与此同时，团派中也有人正在积极寻找已经销声的“五七串联会”，或者同意反派性、反内战宗旨的其它团派成员，在团派中建立类似于12•25战团的组织，同12•25战团一起，共同发出“第三种声音”。经过努力，团派中的类似组织几乎接近建立，但由于主要成员临阵动摇而流产。笔者手头保留的未发表的成立宣言中称：“为什么清华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主要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队伍，是因为私字，因为顽固地存在于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为此，我们一部分团派同志，怀着打倒派性，为实现清华的革命大联合而斗争的决心和意志，走到一起来，宣告××战团成立了。”
这时候，清华内战已经打了一年。虽然两大派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仍然很大，但内战初起时迷人的理论光环已经褪色，不少人感到厌倦，中间派和逍遥派大量增加，他们希望结束混乱局面，恢复清华的平静。同时，全国各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纷纷结束内战，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1968年1月11日，团派“向东支队”贴出大字报《为什么清华两派都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对两大派一年内战提出了尖锐批评。大字报说：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毛主席指示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团派应该立即停止对414的攻击和批评，主要做自我批评，414的缺点、错误让414自己去讲。同样，414应该立即停止对团派的攻击和批评，主要批评自己，团派的缺点、错误让团派自己去讲。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二十几天来，事情却完全相反，两派不但不停止攻击对方，不但不做一点儿自我批评，反而变本加厉，把派性斗争升级又升级，内战烟火弥漫。大字报、广播、开大会，完全听不到一点儿自我批评，听到的只是无休止地攻击对方，甚至不惜降低革命造反派的风格，采取谩骂、造谣、无限上纲等低劣手段。两派的广播里天天都在唱着高调：‘全面落实最新最高指示。’但是，谁都不愿意做自我批评。
“我们经常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现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但是清华的两派不但不‘多做’自我批评，就连‘一点儿’自我批评也不做。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了不用，说了不做，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正在清华园存在着。”
大字报提出：
“今天，清华的两派头头为什么都不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呢？为什么都顽固地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呢？为什么要自作聪明地，正路不走走歪路呢？”
大字报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进一步质问：
“看今天的清华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人过问，内战烟火弥漫，我们不能不问：作为两派头头的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任传仲、陈继芳、孙怒涛、沈如槐、汲鹏、刘万璋、宿长忠等同志，难道你们脑袋里的‘私’字还少了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呢？”
大字报还对两派群众提出：
“在党性不香、派性不臭，派性挡道、党性让路的清华，在两派都不执行最新最高指示的今天，难道不应该对这种危害革命的私字和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斗争吗？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吗？不打倒它们行吗？
“有一部分同志对清华大联合的前途感到悲观，他们不想参加派性斗争，但是又缺乏勇气起来同派性做斗争。这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是完全不正确的。
“由于今天的清华园无论哪一派都还是派性高于党性，坚持党性的同志很可能暂时不被其它同志理解，可能会被骂成‘折中派’、‘调和派’、‘没有阶级斗争观点的糊涂虫’、‘右倾’、‘老机’、‘动摇分子’、‘混进老团中的老四’、‘混进老四中的老团’，甚至可能受到排斥和打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坚持斗争，群众是会看清楚的，群众是会站到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来的。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一切悲观主义的态度都是没有根据的！
“让我们用毛主席的教导来勉励自己，为彻底实现清华的革命大联合而斗争。”
1968年1月17日，在此前上百篇大字报的基础上，12•25战团将其综合、归纳后写出长篇大字报《派性五十例》。全文从六个大类、五十个小类列举了两大派的派性，对派性进行了系统批判。这些类别涉及当时背景下两大派所有主要的争论领域，并且轮番列举两大派在这些领域各自的派性表现。这篇大字报用大家熟知的事实反驳了两派内战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说明派性不是两大派身上的个别现象，次要现象，而是两大派的主要政治特征。派性已经成为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障碍。
以上两篇大字报，是“第三种声音”具有代表性的大字报，阐述了“第三种声音”对当时清华局势的观点和立场。在这两篇大字报上都有很多留言。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声称“团派－414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杆儿团”和“杆儿四”都咒骂这两篇大字报。
团派中类似于12•25的战团未能成立起来，来自团派、中间派、逍遥派而又赞同反内战、促联合的学生、教师、职工纷纷加入12•25战团。这里的人不问谁以前是哪一派的，只是为了反内战走到了一起。参加12•25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更没有成立各系的分部。有的人今天来了，明天可能又离开了。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核心组认为，如果两派真正联合起来，12•25战团将解散，回系回班闹革命。因此，12•25有过多少人，谁也没记过，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团派和414派相比，它非常弱小。经常参加活动的，大约有几十人，参加12•25召开或发起召开的会议或活动的人数，曾经达到过几百甚至上千人。但这与414高峰时7000多人的组织，团派上万人的组织，完全无法相比。12•25战团的目标是希望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以毛主席关于反派性反内战问题的若干指示为武器，结束清华内战。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人访问12•25战团。他们表示，赞同12•25提出的目标，但深刻质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同意12•25的基本观点，同情12•25的努力，而不参与12•25的组织与活动。12•25战团对他们表示理解，欢迎他们常来走走，聊聊。
3、促头头活动
1968年1月16日，12•25战团在中央主楼217邀请两派头头座谈大联合问题。团派方面鲍长康、马小庄等，414方面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龙连坤等应邀出席。两派主要头头，除蒯大富外，几乎都来了。12•25的同志尽力做说服工作，促进两派靠拢。但两派头头谈不拢，没什么结果。由于蒯大富没来，会后，段云富再次找蒯大富“谈心”，仍无果而终。
1月25日，12•25战团专门邀请蒯大富座谈反派性、促联合问题。原“五七”串联会的负责人栾德富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开得平心静气，双方都直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12•25战团认为，清华的一年内战，方向错了，两派都要悬崖勒马，蒯大富应该为促进大联合发挥主要作用。蒯大富说，两派的斗争主要是路线斗争。团派中也有派性，派性干扰路线斗争，我也对派性很头疼。但克服派性，是为了解决路线分歧。你们把两派的斗争主要看成派性斗争，这是不对的。
围绕这些问题，双方都展开了说理斗争。这次座谈会时间不短，座谈双方都能较自由地展开争论。但12•25的同志们发现，蒯大富的内战观念根深蒂固，没有一丝松动。更为奇怪的是，蒯大富将这次座谈会看成拉拢12•25进一步向团派靠近，分裂、瓦解、打击414的一次机会。这让参加座谈会的12•25的同志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但这也让12•25的同志们了解了两派头头们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了解了制止内战的艰巨性。
4、“第三种声音”的内部讨论
12•25战团有过数不清的内部讨论会。与当时的两派一样，12•25的同志不可能不关心政治热点问题，尤其是路线是非的争论。
众所周知，文革中，路线是非是至高无上的。谁在路线上站错了队，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当时的两派都发誓自己代表正确路线，都有相当强硬的上层背景。而要在没有任何高层背景的情况下，公开发出“两派都错了”的声音，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讨论这类问题时，12•25内部也是意见纷呈，难以统一。对如何处理路线争论与反派性斗争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12•25本来就是非常松散的组织，这些分歧更容易影响12•25战团的行动。
但12•25战团的核心成员始终认为，路线问题的是与非，对与错，并不以两派为界限。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各有对错。毛泽东主席虽然一直把“路线斗争”放在文革各项工作的首位，但从来也没有将全国两大派之间的斗争看成路线斗争，相反，他始终将其称为“派性”、“内战”。在两派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是非没有可能争论清楚。只有联合起来，结束对立和混乱，通过调查研究，通过理性地辩论，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同时，只有结束内战，才有可能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的部署往前走。沿着对立和混乱的道路走下去，对清华，对国家只能带来灾难。从这个角度讲，两派都是错的。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12•25不对当时的所谓“路线是非”表态。同时，也并不认为我们自己就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在路线问题上我们提不出，也不愿意提出“第三种意见”。我们只把反派性、反内战、反武斗当成自己当时的唯一任务，紧紧抓住不放。
12•25战团成立初期的代表作《派性五十例》，主观上站在非常“客观、公正”的立场，从两派争论的若干具体问题入手，分别指出两派在这些问题上的派性表现。后来我们在讨论中认识到，具体问题上的是与非是非常复杂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很难“客观、公正”得了。而且，不论两派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是与非，不论谁对得多，还是错得多，两大派在总体上的公开对立、打内战都是错误的。两派的总体错误高于具体问题上的对错。
为了坚定反派性、反内战的立场，12•25的一些同志还尝试对全国广泛产生的派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企图站在较高的角度对影响文革进程的全面内战这个普遍问题，有较深的理性认识。他们从革命导师那里寻找武器和力量。其研究心得经常在12•25内部交流讨论。较典型的是，尝试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论述用于解释这种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当然，这些都是在维护文革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5、反内战游行
与两派头头的两次座谈会表明，两派头头的工作都很难做。但发出“第三种声音”的同志们并没有气馁，想反过来做两派群众的工作。1968年1月中旬，12•25战团组织了全校性的反派性、反内战、促联合的大游行。大家举着标语、横幅，喊着口号，从二校门出发，途经礼堂区，经大操场、明斋、新斋、4号楼，过小河返回主楼。游行人数从一百多人不断扩大，到达明斋后达到300～400人，返回主楼时仍有50～60人。
6、促联合大会
为了争取两派基层群众更多地站到反派战或中间立场上来，决定以12•25战团的名义，召开一次全校性的反派性、促联合大会。大会地点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时间为1968年1月24日上午。战团核心组将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去动员和组织发言，另一组负责会务，为这次大会倾力准备。会务组布置了会场，贴出了海报，刷了一些大标语。这次组织的发言，不只是12•25的同志，还组织了并未参加12•25但反对清华内战再打下去的一些同志。这些工作顺利进行。只剩下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广播大会海报。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广播海报，知道这个大会的人就会很少，会议可能没有多少人参加。但广播站都在两派手里，说服、争取两派广播大会海报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当时设想，争取让两派的广播站都广播这份海报，避免一派广播，尽量减少误会，争取较好的效果。
1月22日晚上，原团派的李仕林、张战烽一起找到蒯大富，请求团派的广播站广播会议海报。蒯大富当时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市革委会多次到清华促进大联合，蒯大富至少在口头上不便反对反派性、促联合的行动。所以他同意广播我们的海报。第二天中午，李仕林拿着海报去找团派广播站，但他们一看海报的内容，拒绝广播。李仕林又到静斋再去找蒯大富，蒯给井冈山广播站负责人刘泉打电话，说了半天，做了许多工作，看样子是答应了。但直到晚上还是没有广播。晚上八点，两人在主楼217（12•25战团主要活动地点）给刘泉打电话询问，刘泉明确表示不答应。刘泉是团派总部委员，著名的“铁杆儿”老团，掌握着团派喉舌。晚上十一点，张战烽又给刘泉打电话，仍不答应。后来，张战烽愤怒了，在电话上与刘泉反复争吵，刘勉强答应，但又说广播员不答应，要给广播员做工作。直到1月24日早晨，仍未广播海报。1月24日上午八点半，张战烽又去井冈山广播站，大吵了起来，吵还是不解决问题，团派广播站坚决拒绝广播。
与此同时，12•25战团原414派的魏洪波、段云富也找到414广播站，要求广播召开此次大会的海报，但也被拒绝。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说服、磨嘴皮，或许因为他们俩都曾经是414派的总部委员，在414中有较广泛的人脉，直到1月24日上午，大会召开时间快到了，414广播站才将大会海报广播了几遍。好在414广播站直播了大会实况，全校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这次会议的发言。
大会在校大礼堂如期举行。由于知道此次会议的人很少，也许还有我们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参加大会的人远远少于预期。一千多个座位的大礼堂，坐了大约两百多人。在当时的两大派看来，这是对12•25反派性、反内战的一个讽刺，一个打击。尽管如此，参会的人仍然按照预定议程热情饱满地开完会议。记得大礼堂后排过道上不断有人进出，有的是来看动向的，有的可能是来看笑话的。这是在大礼堂召开的唯一一次反派性、促联合的大会。
7、迎接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原定1968年1月5日进校，帮助两派消除派性、促进联合。因1月4日清华发生第一次武斗而推迟了。2月13日，海军宣传队正式入驻清华。由于12•25战团同海军宣传队入驻清华的目的高度一致，12•25战团立即与海军宣传队取得联系，向海军宣传队汇报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已经做过的努力，并表示愿意在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配合宣传队，为消除派性、停止内战、促进联合再尽一份努力。在同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交流的过程中，12•25战团的代表发现：军宣队将12•25战团误解为清华的第三派，担心会因此使大联合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担心，12•25战团的主要负责人段云富等向军宣队反复表示，12•25战团发出了反对内战的“第三种声音”，但我们不是第三派，我们没有私利，不在大联合中谋取任何席位，大联合实现之日，就是我们解散之时。终于获得了海军宣传队的理解，并对此表示赞赏。
此后，12•25战团始终同海军宣传队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释疑解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受到他们的指点和鼓舞。海军宣传队逐渐了解了12•25，相互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8、参加头头整风
1968年2月5日，由北京市革委会主办的首都大专院校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学。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决各大学的派性，促进大联合而举办的。清华两大派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指定参加。12•25战团感到这是解决清华问题的极好机会，决定配合学习班，多做头头和群众的工作。
1968年2月9日，12•25战团部分同志到新疆驻京办事处（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在地）贴出给两派头头的公开信和两条标语，希望他们认真学习，真心实意实现大联合。414的头头沈如槐、孙怒涛、汲鹏从学习班出来，帮12•25战团的同志贴大字报，表达他们对促联合行动的支持。此前的2月6日，团派的《井冈雄鹰学习班》请12•25战团去炮轰团派的派性。12•25的段云富、魏洪波、胡平晟在学习班上发言，表达两派群众强烈要求实现大联合的愿望，希望头头们切实斗掉“私”字，不让群众失望。
在头头们被北京市革委会召去办学习班的同时，校内基层出现一些促联合的学习班。开始是两派分开办，后来出现两派合办的学习班。12•25战团于2月12日邀请一些联合举办学习班的单位开会，讨论形势，并研究如何进一步打倒派性、促进联合。
2月13日，海军宣传队进校的当天晚上，12•25战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军宣队进校以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认为，清华出现了难得的好形势，消除派性、实现联合出现了难得的好机遇。12•25战团必须抓住机遇，配合北京市革委会和军宣队，努力做好工作，争取清华早日实现大联合。
1968年2月16日，团派总部发出了《关于目前我校大联合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内部参考文件发到团派各战斗组学习使用。这个文件完全站在派性立场，竭力维护派性，反对党性，实际上是对抗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的内部指导性文件。
9、解散12•25战团
1968年2月18日，12•25战团主要负责同志认为，鉴于北京市已举办两派头头的学习班，军宣队已进驻清华，各系两派均在举办学习班，继续以12•25战团的方式来反对派性、促进联合，已经不合适了。因此建议解散12•25战团，全体成员回班回系回单位，努力促进办好各单位的学习班，用新的方式为清华的大联合做贡献。这样做也是我们兑现向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曾经做过的承诺。
虽然许多成员反对这一意见，认为上述看法对清华反派性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但也认为回到各自单位，促进本单位消除派性、实现联合，是当前形势下最紧迫的任务。12•25战团的同志纷纷回到本系、本班、本教研组，参加本单位两派的学习班，促进基层组织的联合。同时，还有同志到校办工厂的工人中做工作，促进那里的联合。
10、为“二月春风”奔走
1968年2月2日周恩来总理讲话说：“革”与“保”已经不是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了。当前的路线斗争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党性还是派性的斗争。这是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将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提到路线的高度。在周总理讲话的促进下，全国出现了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高潮。当时，周总理的讲话及随之出现的好形势被称为“二月春风”。这个讲话也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12•25战团的同志们。
经过各方面大量的促进工作，工化系准备成立革委会筹备组，综合机械厂准备成立革委会，这标志着那些地方的大联合已取得相当的进展。但是全校大部分单位没有进展，校一级头头也没有进展。工化系和综合机械厂想串联一些单位搞一次大行动，去促进校一级头头的大联合。经过串联，校内更多的单位决定联合发起“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大会成立了筹备处。原12•25战团的同志负责大会筹备处的后勤和联络等具体工作。段云富是筹备处的负责人之一。这个会越筹备规模越大。
1968年2月29日，“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大专院校学习班新地点）召开。群众热情非常高，北京市委党校大礼堂被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坐满，估计有1400人之多。清华大学学习班的两派头头都到了会，领导学习班的解放军也参加了。学习班的负责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讲了话。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在主席台就坐。两派群众（或未参加任何派别的群众）积极发言，要求头头们认真斗私批修，早日实现清华大学的大联合。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给要求联合的群众很大鼓舞。与一个月前12•25战团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的流产的大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当天晚上，土建系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土建系两派联合勤务组。
11、再聚集
但好景不长，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中央文革2月21日讲话，是关于“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此事与清华的团派教工组织“红教联”相关，414是首先开始大规模攻击“反动组织红教联”的。团派为了自保，也开始行动。3月8日，土建系的团派把“红教联”的陶德坚、朱启鸣、来晋炎等几个头头抓了起来。大联合的形势迅速恶化。414准备全线发起进攻。1968年3月9日，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准备迎战414。
1968年3月15日，由聂元梓串联发起的首都8个高校在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驻地召开第二次串联会，炮轰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骂学习班方向路线错了，是往革命小将脸上抹黑，是“修养式”的闭门思过。有人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2月2日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讲话。当时，聂元梓、蒯大富头脑已经膨胀到极点，连周总理的话都可以不听，更未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放在眼里。谢富治和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相当软弱，他们领导的首都大专院校大联合学习班事实上被冲垮了。
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原12•25战团的同志忧心如焚，又重新聚集拢来，多次联系海军宣传队的负责同志谈话，寻找解决办法。海军宣传队的感受，与12•25战团的同志一样，也苦于找不到办法。
已经解散了的12•25战团的同志重新聚集到中央主楼217，研究挽回局势的对策。
12、武斗前夜
中央文革有个3•15（本刊注：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的讲话，其中江青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3•18（本刊注：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其中江青说：“右倾不是苗子，已有行动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讲话，说“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是当前的主要任务，随即又提出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团派认为这是亮明路线斗争旗帜，反击414的大好机会。414也奋起反抗。反内战，促联合被两派都抛弃了。此时，北大已经乱起来了。北大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清华看来马上就要乱了，大字报区的内战气温已经大大上升。
1968年3月25日，北大发生武斗。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去北大制止武斗。
1968年3月28日，北大再次发生首都高校空前的大规模武斗。事态变化非常突然。
此时，清华不论哪一派，都在否定“二月春风”。两派都指责前段时间首都高校出现的反派性、促联合的浪潮，说它否定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重开内战的清华园，两派的对立程度迅速超越以往任何时候。对两派的劝说已经毫无用处。
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清华两派均将毛主席的指示和两报社论为我所用，均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内战的空气进一步升级。12•25战团的同志非常困惑，在主楼217开会讨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该如何理解。社论给人的印象是：不知道它究竟是支持内战，还是反对内战。一贯以毛主席公开发表的指示为行动指南，不愿依靠“小道消息”的12•25战团感到迷茫。
1968年4月21日，团派的广播站全天静默，听说是搬家，准备武斗。
此时，已经毕业分配，因故回到学校的段云富，仅找到12•25的魏洪波。在了解了清华的最新局势和12•25的同志们为制止武斗所做的努力后，他委托魏洪波向12•25在校的战友问好，并请他转告见到的战友，请他们注意安全。他提醒大家，光靠我们这手无寸铁的几十个人是无法制止武斗的。段云富认为，两派已经走向了他们的反面，相信中央绝不会对两派的胡闹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两派武斗队分别占领各学生宿舍楼，构筑武斗工事。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纷纷打整行李逃离学校。成千上万人的逃离，构成了清华蔚为壮观的“难民潮”。在清华百年历史上，或许只在日寇侵占华北，清华南迁时有过类似情况。估计两派留校参加武斗的总人数不足千人，95%以上的师生员工选择了逃离。
这时，12•25战团的同志意识到，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阻止内战的继续和武斗的发生，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尽管我们到处收集情况，彻夜讨论，也想不出办法。
1968年4月23日，清华园大规模武斗终于发生了。从此直至“7•27”工宣队进校，这就是清华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百日大武斗”。
武斗发生以后，聚集在中央主楼217的12•25的同志们，愤怒、焦虑到极点，极力想做点什么来制止武斗，却又做不成任何有分量的事情，因而感到极其无奈。
4月23日中午，12•25战团共十人，怀着对清华武斗的深切忧虑，走访了《人民日报》社。目的是请教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提到的，“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应该如何理解。这篇社论是反对所有派性，还是只反对经过“分析”后的某些派性？“二月春风”后掀起的反派性斗争是否要否定，总理2•2讲话是否继续适用，清华今天发生大规模武斗，这种派性是否该反等等。说穿了，是要求对4月20日社论做出解释。《人民日报》评论组的一位同志接待，群众组的一位同志参加。他们的回答模模糊糊，不知道他们对清华武斗是什么态度。
13、无奈和焦虑
各学生宿舍楼被两派占领以后，12•25战团的同志也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宿舍，有的迁往校外，有的暂住中央主楼217。也有不少人离开12•25战团，或者回老家，或者停止参加12•25战团的活动。留下来的人天天聚集在主楼217，研究清华园的形势，寻求回答“怎么办”。
能够想到的办法都想了，比如刷反对武斗的大标语，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但两派已经杀红了眼，谁听？有同志提出，尽可能多串联一些人，组织全校大游行，呼吁两派停止武斗。这算是一个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主意，但规模小了不行，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海军宣传队也非常支持这个主意。但终因不能找到足够多的人参加，这个设想未能实现。胡平晟等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到工厂去，动员工人起来制止武斗。便分头到9003和校办工厂，动员起近百人的队伍，并准备继续扩大组织，以便出面制止武斗。但是终因力量仍然太弱小，未能实施。面对惨烈的武斗，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很是苦恼。住在中央主楼，消息十分闭塞，到处打听情况，但仍然了解不多。尤其是不知道中央对清华武斗是什么态度，极感焦虑。
武斗发生以后，414派占领了中央主楼的4层以上，4层以下仍允许“和平居民”居住，12•25战团的大本营217房间得以保留。但5月20日，414占领了全部主楼，12•25战团被赶了出来，失去了最后的存身之地。12•25战团的同志，在校外能找到住处的，留在了北京，找不到的只好回家了。留在北京的也做不了任何事情，只能近距离观察清华的事态发展。这样，12•25战团事实上又被迫解散了，全体变成了逍遥派。
1968年6月初，在北京房山工作的段云富接到电话，被告知两派在东区浴室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其原来所在战斗组——“巴黎公社”的钱大耀因武斗受伤“被俘”，被团派关押在1号楼的“监狱”里。414托人联系段云富，希望这个非团、非四，又认识很多团派头头的人能够前往探望，了解伤情。段云富立即请假从房山回城。只身回清华“探监”。
回到学校后，段云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于处于两次武斗之间的间歇期，学校冷清到有点阴森。二校门到礼堂周边马路寂静无人，偶尔看到一两名持矛戴盔的“武士”进出于科学馆。团派办公室主任张学森看在大串联期间战友的情分，看在老段非四的身份上，开了路条，允许他前往一号楼“探监”。
1号楼中间楼梯站岗的团派卫士们手执长矛，看了路条并不放行。他只得从侧面寻找通道。两侧的楼梯全部被床架、床板封住，好在还可以钻过去。爬上4楼，看到团派保卫组副组长孙茂。大概是接到张学森的电话，孙茂给这个非团非四的人一个“面子”，允许他去看钱大耀。并派了两个人“跟随”，一个做记录，另一个手持短矛警戒。进“监房”后，那位武士将短矛嚓的一声扎在桌上，还说了一声“老实点”！
离开1号楼时，段云富见到了团派保卫组组长崔兆喜，这也是段的一个老熟人。段骂了崔，说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你们这些人不懂。”探监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段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中央知道清华的情况吗？为什么不管管？让这些“无知”的青年学生这么胡闹下去怎么得了！同时，他也深感自己的无能、无力。事后又想，历史是最公正也最严酷的审判者，挑动武斗的人和犯下杀人罪行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住在校外的12•25战团的同志，不时地会回清华了解一些情况。百日武斗发生以后，住在林学院的朱光永曾见到同班拿长矛守卫武斗工事的团派、414派同学各一位，分别对他们进行劝说，直到他们离开武斗中的清华园，回了老家。
14、7•27
“7•27”那天，也像往常那样，朱光永回学校了解情况。“7•27”上午10点多钟，在强斋附近，朱光永听到外面一阵一阵口号声，连忙下楼观看。从化学馆那边有几队工人手举红宝书，高呼“反对武斗！”“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等口号，往东走来。前面一队是女工队伍，有100多人。他看工人宣传队来了非常高兴。几个月前，12•25战团本来就想在清华园组织上千的师生员工举行制止武斗的大规模游行，但没有成功。现在，校外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来了，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呀！朱光永毫不犹豫地跟他们一起走，来到大礼堂前。
大礼堂前广场已经有近10支宣传队，都有军代表。科学馆东大门已打开，离门口10多米广场草地上围坐着20多个学生，头发很长，脸色苍白，体质瘦弱，听说是原驻守科学馆的414派同学。他们身后有两个大木柜，里面暂时封存着战死者。团派广播站正在喊：杨余傅的黑后台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来迫害红卫兵小将！朱光永在广场走动观看，一个军代表过来向他宣传反对武斗。朱光永说：“我就是主张大联合、反对武斗的，早就盼你们来了！”军代表就叫他带一支队伍去东区某一地点。随后，朱光永把那支队伍带到了工宣队要去的地方。
由于当天所有校门被封锁，无法出校，朱光永当晚住在了12•25战团教师苗日新家中。除了在校教职员工，朱光永是12•25战团中唯一亲眼见证“7•27”的学生。回到外地躲避武斗的12•25战团的同学，听到“7•27”毛主席派大批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衷心拥护。荒唐的武斗和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7•27”，本意是为制止清华武斗而量身定制的，其本意是一次和平行动。但由于遭到顽强反抗，“7•27”变成了一次强制性行动。为制止武斗，工宣队付出了血的代价。内战期间和“7•27”制止武斗的过程中，几十名清华学子、干部、教工和工宣队员死于非命，数百人受伤，几十人终生残疾。
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北平郊区时，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清华得以完好保存。但在文革中，由于老红卫兵的“破四旧”、两大派的内战和武斗，以及其它种种“活动”，使清华园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
大规模武斗发生以后，12•25的同志们明白，清华内战正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奔向自取灭亡的深渊。没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者的直接干预，清华内战难以结束。在那种情况下，12•25战团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静观局势的变化和中央高层的行动。制止武斗，结束内战，恢复秩序的愿望终因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著名的 “7•27”得以实现。
“7•27”不仅强迫清华两派结束了长达1年零7个月的内战，解散了清华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而且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从此开始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阶段。“7•27”是中国文革的重要转折点。

三、反 思

从历史角度看，清华大学的内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清华内战中“第三种声音”的出现也具有典型性。全国各地、各单位，打内战、搞武斗的造反派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人数上却只是少数。多数老百姓厌恶内战，反对武斗，但却处于无权的地位，敢怒而不敢言。据我们了解，在全国敢于发出反对内战和武斗的“第三种声音”的很少，绝大多数人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脱离派性内战，或远离武斗现场。而清华的“第三种声音”不但形成了组织，还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各种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两派组织为什么内战不止，并升级为武斗，出现“全面内战”这种怪现象？基层群众反派性、促联合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效果，而最高领导者组织的一次行动就可以中止武斗，改变文革进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文革历史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全面内战”虽然发生得早，持续时间长，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的“第三种声音”几乎一开始就伴随内战而产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五七串联会”（团派）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12•25战团（非团非四派）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和人员方面的联系，但它们都是清华“全面内战”期间发出“第三种声音”的组织。两个组织的正式存在时间从1967年5月到1968年2月，合计9个月。由于12•25战团在1968年3月以后的再聚集，实际上一直存在到1968年“7•27”工宣队进校。所以这两个组织的实际存在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也就是说，在清华大学长达一年零七个月内战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第三种声音”发出。在两派的内部，也不时有“第三种声音”产生，包括其领导层。
至于用消极方式、沉默方式不参加“派战”、内战，或与内战保持距离，不参加武斗或者反对武斗的，则在全面内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绝大多数。这是清华大学“全面内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清华两大派与全国的两大派一样，曾经都是毛泽东主席支持过的造反派，是他非常看重的文革先锋队。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曾经想从红卫兵领袖中培养一批接班人，将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扶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岗位。全国两大派，包括清华的两大派，为争夺可能到来的这些权力，不惜杀红了眼。文革初期，本来被认为正义的造反行为，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两大派的丑陋行为迅速脱离了曾经拥护文革的广大群众。
毛泽东主席发动“7•27”，只是为了结束全国的内战，并不想结束文革。“第三种声音”虽然在客观上符合他扭转全国混乱局面的意图，但不是他继续进行文革赖以依靠的力量。所以，清华的“第三种声音”，虽然曾经同海军宣传队有过密切的联系，也曾经通过当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记者向上层反映过情况，但“7•27”后，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进校后，从未肯定过“第三种声音”，其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清华为什么没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结束内战，防止武斗的发生，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12•25的同志们也曾为此深感遗憾。如果清华当年能依靠自身力量结束内战，就不会有“7•27”；如果没有“7•27”，文革轨迹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了。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但回过头看，全国发生两大派内战是历史的必然，它是由文革发动的目的与方式决定的，也与中央高层存在两种声音密切相关，与某些人的私欲膨胀密切相关。在踢开各级党委后的无政府状态下，不发生内战和武斗反而是令人奇怪的了。这是发动文革本身带来的恶果。清华两大派不同于全国其它地方、其它单位。清华两大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强大程度势均力敌，背后都有文革高层的支持。武斗前的文斗时间长，都制造了与文革命运休戚相关的理论体系，以显示自己是最正统的文革派。两派都目空一切，都想争当全国造反派的领袖，都想维护本派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些特点，使清华很难依靠自身力量结束内战。周总理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干预，也无济于事。
我们不赞同毛泽东主席本人支持两大派的分裂、内战和武斗，从而形成全国全面内战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之初始料未及的。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们熟悉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之初、之中，以及文革晚期公开发表的各种讲话，了解他的各种公开行为。从所有这些讲话和行为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一开始就反对两大派的分裂、内战和武斗，而且不断地批评、告诫造反派，努力将造反派的这些脱轨行为引导到自己希望的轨道上来（“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之后，他对造反派的批评和告诫越来越严厉。但清华的两派对他的指示、告诫长期置若罔闻。于是，他不得不采取“7•27”那样半文半武的大规模行动来制止清华的派战和武斗。
从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发动“7•27”行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不能继续容忍造反派长时间的胡闹，并因此影响他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造反派全都打下去，因为造反派是他支持和扶持起来的，是文革的先锋。
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他提出要研究因这两个错误带来的“有所不足”方面。他没有将两个错误推给任何人，而是算在文革的账上。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毛泽东主席本人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人敢于公开指出文革的这两个错误。这本身足以说明，两个错误都不是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其实，考察文革的全过程，毛泽东主席一方面不断地发动群众，打倒他要打倒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地纠正“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种种错误。1968年他发动“7•27”，并随后结束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典型的纠错行动。当时，它符合全国的民心，顺应全国的民意，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确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研究文革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把文革中的一切错误都推到他一个人的头上，例如说他发动了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我们更反对将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无限夸大，将其妖魔化。
结束红卫兵运动，虽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纠正“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但也必然伤及文革自身。这充分说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过程，天生就酝酿着失败。
当年聚集在12•25旗下的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对文革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与觉悟。其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在文革初期是拥护文革、支持文革、参加文革的。其中的学生，不是在组织上加入过红卫兵，就是在思想上加入过红卫兵。1967年，清华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这些同志逐渐脱离了红卫兵队伍，公开反对两大派的胡闹。当时，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发出“第三种声音”，不但需要相当的勇气，而且需要对文革前景做出明确而坚定的判断。但反内战、反武斗、促联合始终没有脱离毛泽东主席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轨道，呈现了显著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后来更顺利地接受对文革的否定，包括对全国两大造反派的否定。
当年清华内战中的某些头头，四十多年后仍然宣称，当年他们之所以另立山头，就是反对文革，否定文革。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他们是先知先觉者，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我们这些亲历者看来，这只能糊弄那些不知内情的人，说轻一点，恐怕也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清华内战的发生，两大派都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两派都是错误的。这在结束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期间，早就由清华官方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当时的中央采用了清华的判断，并推向全国，得出了全国的“两大派都是错误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由官方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在描写清华武斗时，却将原因只归结到其中的一派（P798）。虽然，中共党史第二卷对文革的叙述总体上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对清华这段历史的描述，却值得商榷。
不少学者热衷文革史的研究，也有不少亲历者纷纷撰写文革回忆录。但在有些文章中，真相与假相混杂，求真与歪曲相伴，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一些描写文革的“文艺作品”更是将文革妖魔化，将参加文革的红卫兵妖魔化。这是又一种偏离历史真实，以偏概全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不仅会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还会遗患后人。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中无法删去的一页，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十分认真地总结的一页。文革在中国发生，有其历史的逻辑。如果我们要真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以免在今后复兴中华民族的征途中不再重复类似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分析文革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不能全面地、客观地总结历史教训，走出文革的目的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想象文革的真实，只能以当时发生的事实去寻求原因、结果和规律。但反其道而研究文革的文字、回忆录、文学作品并不少见。
例如，文革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自愿参加的阳光下的政治运动。但不少文字却将其描述成毛泽东主席在黑暗角落里发动的一场阴谋。这就背离了最基本的事实。
1966年8月1日～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几十年来从未听说那次会上有人投过反对票。那么，可以推论，包括参会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同志在内，尽管内心有种种想法，但仍然举手投了赞成票。这是毛泽东主席通过党的正常组织程序使文革合法化。那么，发动文革，就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而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换句话说，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文革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发动的。
既然如此，那普通群众支持文革、参加文革，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就是跟党走。这在当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现在的某些文学作品却把当年的多数群众描写成一开始就反对文革、抵制文革，只有少数有问题的人才参加、拥护或支持文革，从而把当年的多数群众妖魔化，使文革变得不可思议。用这种脸谱化、简单化的手法去描写一场复杂的政治运动，背离了最基本的历史真实。
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中的8月4日晚上，周恩来同志率领参会的一半中央委员来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代表毛泽东主席给蒯大富平反。应全校师生员工的要求，邓小平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三句话。其中的第三句话是：“我衷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在场的两万多清华师生员工亲耳听到的。
在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有人提出党的九大、十大应认定为非法。但遭到小平同志的坚决否定。小平同志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大、十大等文革中召开的党的最高层会议，其政治决定是错误的，但其组织程序却都是合法的，不应该被认定为非法。这同遵义会议以前党的有些最高层会议的情况非常相像。
毛泽东能够在多数老同志内心并不赞成的情况下发动文革，并以党的决定的形式使其合法化，与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密切相关。这个问题至今研究得很不够。例如，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原因，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而遭受严重破坏的？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因素是不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唯一原因？为什么全党那么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未能阻挡这种破坏的发生？ 诸如此类的最应当研究的问题，至今未见答案。
现在，一谈到文革的错误，几乎都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此，也是不科学的。这样研究文革史，没有任何进步作用。企图以全面否定毛泽东，或者否定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从而解释几十年来党所犯的所有错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其实，毛泽东被妖魔化了，共产党也就被妖魔化了。最后，必然是以否定共产党作为终结。
就文革错误而言，毛泽东主席当然应该负第一位的最大的责任，因为他是第一把手，总体方针政策是他提出来的。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尤其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未能阻止毛泽东主席个人独断专行，党中央领导集体应当负有相应责任。深入分析这段历史，对于今天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也不赞同把文革仅仅看成中央高层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主席晚年，中央高层的确存在着权力斗争。但也确实包含着治国理政观念和路线方面的巨大分歧。直到病重、病危期间，毛泽东仍然念念不忘继续进行文革，并说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虽然，这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悲哀，但这也说明了毛泽东并不仅仅把它看成一场权力斗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问题，为此做了注脚。
文革初期，很多普通群众积极参加，除了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外，对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非常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主席严重夸大了干群对立，将一大批干部看成走资派，错误地使用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过的“群众运动”方式，企图以这种手段解决防止执政党从人民公仆变成“老爷”的问题，即走出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问题。但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夸大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超越了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因而选择了错误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途径。与此同时，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未能在事前、事中阻止这样的错误，可能是文革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文革之后，未能深刻总结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正错误的完整、准确的措施，已经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失误。照此发展，将会给中华民族的继续发展带来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也会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必须永远防止文革或类似文革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党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问题的确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随着执政，在实践上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暴富利益集团的出现；工农大众的相对贫困化；道德的全面沦丧；“沉渣的严重泛起”，以及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资源的严重破坏、环境的不断恶化等等事实，正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不能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办法去解决，但应当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是急需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予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花大力气研究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研究执政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恢复党的信仰和宗旨，将其变成行动；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威力；全心全意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实践的检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党内的蛀虫清除出去，重新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

注：
1、本文作者都是当年清华大学文革的亲历者。
2、达瓦次仁，男，藏族，12•25战团核心组后期成员。2001年11月他曾明确表示应当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留下来。几个月后，他因病去世。达瓦次仁同志也是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为此，我们也将他的名字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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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当年的“第三种声音”不是第三派

李仕林

今年7月17日我在校友网上贴出了《清华文革“全面内战”期间的第三种声音》，作者是李仕林等6人。不少校友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三种声音”。别说现在，就是当年也有不少人没有听见过第三种声音。原因很简单，第三种声音比老四、老团两大派来微弱得不在一个数量级。
内战中的清华园，没有发出“第三种声音”，但有第三种“想法”的，可能大有人在。比如在越来越多的逍遥派、中间派那里，或者在老四和老团中的温和派那里。我们这些发出第三种声音的人，当时的思想状态，一是反对打内战，二是不甘当逍遥派，因此想大声疾呼“停止内战吧！”。当时“战尤酣”的两大派，哪里把这种声音放在眼里，只顾向内战的顶峰攀登。所以，发出第三种声音的这个群体想了很多办法去达到制止内战的目标。当时，我们愚蠢地坚信，只要尽最大的努力，一定可以依靠清华自身的力量制止清华的内战。比如，到处动员有第三种想法的人共同发出第三种声音，找海军宣传队，找两派头头座谈等等。
在进行这些活动过程中我们忽然想到，有可能我们会被误认为是第三派。所有发出第三种声音的人，不论行为还是内心都没有丝毫这种想法。但为了避嫌，“1225”的主要负责人段云富、魏洪波、林功实等，选择了一个适当时机，向进校的海军宣传队的主要负责同志明确表态，我们不是第三派，也绝不做第三派。我们只协助海军宣传队做制止内战、促进大联合的工作，一旦大联合有了眉目，“1225”战团立即解散，全体人员回系回班回基层单位。
1968年二月，周总理的“2.2”讲话后，清华出现了短暂的内战低潮，海军宣传队做了大量工作，两派头头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1225”也成功地组织了一千多人在北京市委党校召开促头头大会。段云富等主要负责人认为解散“1225”战团的时机到了，在“1225”的内部会议上宣布“1225”战团解散。但是，当时多数人不同意，认为清华的内战远没有结束的迹象，第三种声音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估计，段云富急匆匆解散“1225”战团也有他的苦衷。首先，他作为六字班的学生已经毕业分配了，必须离开清华。“1225”战团是他为首创办的，他走后谁对后面的行为负责，有些担心。其次，他对海军宣传队的承诺需要兑现，他决不愿意承担第三派的名声。
“1225”战团刚宣布解散，清华的内战就迅速升级了，原“1225”的同志又自发地集合在一起，继续发出第三种声音，直到“727”工宣队进校。
“1225”战团除了反派性、反内战、反武斗以外，没有提出过任何方面的任何政治主张，包括对两大派“思潮”的评说。这并不是因为“1225”的同志对文革没有看法，也并不是没有政治观点，更不是不过问是非。尽管看法不太统一，但多数是赞成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只是认为内战打下去根本无法进行继续革命。两派的思潮在“1225”内部的无数次讨论中，都有过无穷无尽的争论，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对外不表态。由于不想，不愿，也不可能做第三派，所以“1225”不提出对文革的任何主张。从这里可以看出，“1225”当年并不反文革。文革以后，“1225”也有一个走出文革的问题。
“1225”名义上是一个战团，但实际上是一个松散得不能再松散的组织。它不存在加入或退出的任何手续。只要反内战，只要愿意发出第三种声音，谁都是这个战团的成员。今天愿意发声了，今天是，明天不想发声了，明天就不是。不问你以前是哪一派的，或不是哪一派的，不问你在文革中的任何经历，不问出身，不论学生、教师、职员、工人。没有任何成员登记制度。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1225”究竟有多少人，只记得经常参加活动的那些人。象叶志江书里提到的苗日新老师，象候国屏前两天的帖子《张克群和她的三本新著》里提到的张克群，都是“1225”战团的。但他们以前是哪一派的，就完全不知道，也从未想过要去问。之所以取了一个战团的名字，其实就是举了一面旗帜，要相关想法的人聚拢来。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

（2010.11.18贴于清华校友网1964年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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