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怒涛 陶德坚和「红教联」：孙怒涛重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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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坚和「红教联」：孙怒涛重识1957年

陶德坚和「红教联」，我倾力批判过
孙怒涛

清华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在文革中的表现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了以教师为主的战斗组。其中有两个战斗组闻名全校，因为它们曾一时成为学校运动的焦点。

一 个是由动农系的青年教师倪振伟为首的「二万五千里」。他们在1967年初兵团总部整风的时候，因为批评总部的错误、反对否定「八八」招致总部的打压。总部 的「二办」以「二万五千里」攻击总部为由通令解散该战斗组。更可笑的是总部以对待「二万五千里」的态度作为干部亮相的试金石。这一通令引起轩然大波。支持 总部决定的与反对总部通令的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大多数战斗组发表声明认为总部的决定是错误的，而在“总部委员中仅孙怒涛一人不同意（解散）” [4-P151]。一个战斗组，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仅仅是因为对总部有不满意见，即使尖锐一点，也不能通令解散的嘛。可见当时总部在对待反对意 见的态度上是多么的横蛮霸道！为此事，我曾找过住在校内招待所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把总部会议上各种不同意见向他反映，希望上面了解并阻止蒯大富再犯 这样低级的错误。张广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连同我提交的材料装入一只大信封内，上书“戚本禹同志收”。「二万五千里」后来成为「414串联会」的发起战斗 组之一，一直是414中非常活跃的教师战斗组。

另一个战斗组是由土建系的青年教师陶德坚为首的「红教联」。它是团派观点的。这次是轮到414对「红教联」倾力批判，大力打压了。在这个问题上，「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要批「红教联」？我对「红教联」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一是他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里面找”的口号；另一个是他们搞了为陈里宁 翻案的行动，影响很轰动。

现 在已经无从知道「红教联」提的这个口号确实是出自他们之口还是414的一些战斗组把「红教联」大字报里的“素材”经过“概括”、“提炼”以后再加给他们 的。在两派论战中，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等手法是常用的，两派都有。所以，414对「红教联」的批判声讨中，肯定也会有许多不实的地方。但是， 「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我们认为「红教联」的这个口号与团派的“大翻个儿”、“彻底砸烂”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为陈里宁翻案的行动则为 这个口号做了最好的注解。

414打压「红教联」还有一个原因是「红教联」的成分复杂。为首的陶德坚虽然是党员，但是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 误，受到过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一政治“污点”让她一下子从优质群体中除名，成了差质生。她是「红教联」的头头，这一条辫子，足以把她为陈里宁翻案的动 机说成是对党不满、向党反攻。

「红教联」组织上是属于团派的，「红教联」观点上是属于团派思潮的。所以，无论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还 是 出于派性利益，414是必然要打压「红教联」的。批「红教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批团派。「红教联」只不过是一个把柄很多、极易击败的现成靶子。「三七战 团」与「东方红战团」对「红教联」的看法高度一致，动员414力量，对「红教联」口诛笔伐，其声势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而团派，用不着详说，当然是死保 「红教联」的。

414在主楼前召开过“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这事我是赞同的。但是把陶德坚拉到会场上进行批斗，显然是错误的，我并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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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斗争会现场。据《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85页，图188。五柳村据邱心伟女士提供的图片补充。

我 现在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政治观点，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的碰撞、争论是必然的。在法治下的言论自由，就是人人有批评的权利， 人人也有辩护的权利。摆事实讲道理的争鸣、批评甚至批判都是有助于社会进步，有助于彰显真理的。遗憾的是，文革年代缺乏这样的大环境，于是414与「红教 联」之间的争斗，其实也是与414与团派的争斗一样，是既有正常的政治观点争辩，又交织着浓厚的派性色彩。

414在批斗中揭露「红教 联」 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4-P179]拼凑起来的。这样的组 织成分让「红教联」更不堪一击。这使我想起来了我的「怒涛」战斗组曾被讥笑为“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怒涛」与「红教联」其实是“一路货色”， 可是我这个「怒涛」的头头却在振振有词地严批「红教联」的头头！我当时觉得「红教联」就是该批，批得有理。在我的脑海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罪不可赦的， 在反右运动中犯严重错误也是错不可恕的。在这些比我更老的差质生面前，我似乎产生了虚幻的优质生的良好感觉。其实，我在优质生的眼里，离右派也不过五十步 路，与陶德坚差不了多少。由我这样的差质生坚决打压陶德坚这样的差质生，看上去既悲哀，又滑稽可笑。

我粗粗看过陶德坚写的自传《风雨人 生》。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地位已一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 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414的极大打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但她一再表示相信党、忠于党，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从她 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在文革前和 文 革中，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恶魔，是人民的死敌，因而我对他们无比的痛恨。这当然是党长期灌输教育的结果。今天重新审视，事 实上，这是一群听从党要开门整风的号召，出于热爱党、相信党，对党提了些意见、建议、批评的人。党把这些用“阳谋”引出的“蛇”统统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执 政党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几十年后，为了掩盖错误，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证明仅仅只是犯了一点扩大化的过失。一个政治运动，把99.99%的不是 右派的人都被“扩大化”成右派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可笑的狡辩吗？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右派已经摘帽了，但不是平反，好像右派分子还是有罪的，只不过是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这让我联想起蒯大富尽管由周恩来亲自平反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东西”，很是相像。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这批被错整的右派分子，总体而言，比当时的大多数人更能独立思考，更敢于讲真话，更有批判精神，以及更强的公民意识。他们是一批正直、真诚、勇敢、有良知的中国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无辜的，无错，更无罪，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

右派分子是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痞子”，是一批新社会的贱民。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状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人间悲剧！

选自《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五柳村编者跋：陶德坚和「红教联」不仅是派性之争中被打击的重点，也是后来被迟群一伙打击的重点，在清华，斗争会规格之高不亚于蒋南翔校长，这有1968年9月14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康生的讲话可证。为了正确全面了解其意，现将含有的这段话全文录存于下：
“七 月二十七日，北京市的工人阶级和解放军，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在 一天之内动员了三万多人进入清华，这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在这里，我就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 中国文化大革命争取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七月二十七日到现在将近五十天啦。从清华开始，现在有一万九千多工人、农民进入学校，有一万多人民解放军 进入学校。从进入学校中间，看到了学校改变了面貌。停止了武斗，收缴了武器，拆除了工事，也拆除了那个使人紧讨厌的高音喇叭。也整理了学校的秩序。最重要 的是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把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政策，带进了各个学校里面去。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同广大人民 见面，被广大学生、教职员工所接受，使这个学校改变了过去的面貌。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推动了各个学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了各个学校的革命的大联合。开 始了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揪出了坏人。现在我们看清华要斗王光美、刘少奇、蒋南翔，还有陶德坚，（陶德坚是红教联的头头喽）蒯大富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 了很大进步。北京大学，他们批判陆平、彭佩云，还有其他的人，这样的时候，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开始了学校的按照毛主席路线进行斗、批、改的新高潮。使学校 的运动进入了正确的轨道，这是同志们一个很大的成绩，我们感谢同志们！因此，我诚恳地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学习！同志们，实践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所讲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陶德坚的帽子比蒋南翔先生还要多些，并会因当时的需要而变异。如时而为林彪的社会基础，没有参加516组织的516分子；时而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但追根到底，还在1957年的一个右字。打上右的印记，什么言行都成问题了。

其实在清华大学红教联中，不要说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或曾经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亦如陶德坚所说，“就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也在红教工中找不出一个坏人。”（陶德坚风雨人生 [50]沈孝宇事件）那么怎么就成了“右派”，或策略一点称为“资产阶级右翼”呢？从他们突出红教联的成员有半数以上是教授、副教授、老讲师作为罪证来看，说明尽管1962年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文化界短暂的春天 1961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_历史_凤凰网）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依然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叵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就是文革！

可悲可叹的是，正如孙怒涛同学后来所认识：“在这些比我更老的差质生面前，我似乎产生了虚幻的优质生的良好感觉。其实，我在优质生的眼里，离右派也不过五十步路，与陶德坚差不了多少。由我这样的差质生坚决打压陶德坚这样的差质生，看上去既悲哀，又滑稽可笑。”
北 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也陷入了类似的悲剧，他曾以传言沈孝宇有“1957年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说，而要把沈抓起来斗争，也为清华反红教联者提供了 炮弹，但在那些以正统自居的的左派看来，他更是个大右派。事实上朱成昭和孙怒涛，还有蒯大富他们，在文革初期都曾被归入右派学生的另册，都不过是对顶头上 的领导人提了点 意见，并不涉及大政方针。因此，毛泽东先生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如以此为准来衡量，上溯到1959年的反右倾、1957年的反右不都是这个问题吗。

顺便说一下压制不同意见达到恐怖的程度，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在中国古代，周厉王高压止谤，致国人道路以目；秦始皇时，偶语者弃市；汉武帝时腹诽心谤也可以获罪，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盖不副其实。文革话语，类似名不副实者甚多，当另议。

遗憾的是，不仅是王丹拒绝蒯大富，蒯大富们也拒绝1957年，甚至也去再踏上一只脚。其实追求都是一样的，不过争取一个公民应有的说话的权利。

出现这种一代又一代之间的精神断裂，是历史被掩盖，乃至被篡改，国人特别是青年不知真相的结果。在孙怒涛《反右展览，对我重重地敲了一次警钟》中可以看到，蒋南翔先生治下的这一招，的确厉害。

所以孙怒涛同学《良知的拷问》出版，意义重大。类似的记录研究文革历史的图书已出了一些，但明确说出那些被 错整的右派分子，“总体而言，比当时的大多数人更能独立思考，更敢于讲真话，更有批判精神，以及更强的公民意识。他们是一批正直、真诚、勇敢、有良知的中 国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无辜的，无错，更无罪，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代表这一代的人认识巨大提高。五四以来青年人率先追求民主自由与科学的传 统，必将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的民族仍大有希望。

陶世龙，2013年7月7日。
今天是德坚八十一岁生日。发出本文，亦有纪念之意。
2013-07-07 19:36发表在五柳村所建博客[[破晓]，因该博客已被屏蔽，今日再发于此。

http://hzqhy.tumblr.com/post/90533257581/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