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tuffy05

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

Posted July 13, 2013


Y—一位关心、熟悉清华的朋友
S—孙耘

Y： 你读了孙怒涛的新作，为什么也想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心路？
S： 从去年孙怒涛学长在清华校园网上搞《追寻记》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通信联系。今年春天收到他的回忆录文稿：《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 程》，题目开宗明义，顿时让我眼前一亮。近年许多文革当事人都在写回忆录，但这样立题的不多，在我们清华还是头一位。他娓娓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在诸多 问题上探查自己的动机和效果，真诚地‘认错道歉’，同时谈及对文革新的思考和认识，从而开启了清华人反思文革的一条新路。我作为同辈人， 深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和艰难’，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坦诚、勇气和执着。
当年，孙怒涛是414 的头头，我是团派的干将。同为青年学生，大家的心路有相近之处；作为不同的个体，特别是处于对立的群体之中，又必有一定差异。我愿扼要地说说自己的经历和 心路，顺便提及一些问题和粗浅的思考，作为对孙怒涛同学的一个回应，同时就教于清华学友以及关注文革的朋友们。
Y：那么，就像孙怒涛一样，先从你自己小学中学的经历说起吧。
S： 我家祖上是天津南郊的农民。爷爷持家有方，开过米店。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能写一笔好字，但没接受多少新文化。他很早就到商铺‘学生意’， 后来在英美烟草公司谋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应属于高级职员。父亲言语不多， 脾气暴躁，但待人宽厚、仁义，处世谨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平安无事。他常常以此自诩。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的潜在影响很大。1950 年我5 岁时上学，年岁最小，懵懵懂懂的，一直是大同学的跟屁虫，从没有当过班干部。少先队的什么鼓乐队、夏令营等活动也没我的份。小学毕业那年保送人数较多，我 没想到以第十来名的成绩居然混了个保送名额，得以进入天津十六中，就是著名的耀华中学。到耀华上初中，才是自我觉醒的开始。
Y：我知道耀华是天津的名校。怎么说到耀华才‘自我觉醒’呢？
S： 谈到母校耀华很令人自豪。学校坐落在天津英租界有名的‘五大道’附近， 始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紫红色的建筑群，包括四座教学楼和礼堂，保留着欧洲建筑简洁古朴典雅的风格。学校的教学设施一流，校舍里有专门的讲演室、实验 室等，独立的体育馆和图书馆在大操场两侧遥遥相对。那个年代，拥有体育馆的中学你听说过吗？耀华的校名取‘光耀中华’之意，以‘勤朴忠诚’为校训， 代表了那一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的理念。‘七七事变’后流亡的青年才俊，如钱伟长等，都曾在耀华短期任教。当然，解放前它算‘贵族学校’，1952 年改为公立，更名为‘十六中’，普通市民子弟就多了起来。
十六中继承了耀华的传统，比如男女生合校不合班；我们1956 级还特别试行按年龄分班。我们班年龄最小，都是11、12 岁的鸡和猴。入学时，来自普通小学的我属于年岁小不谙世事平平常常的一介白丁，依旧跟在别的同学后边跑。第一学期在玩玩闹闹中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期末开班 会，班主任颜老师总结说： 我们班虽然调皮捣蛋，考试成绩在全年级最好，还有一位同学得了全五分……我心里暗想：不知是谁能考得这么好。轮到我上前领成绩单时，颜老师对我小声说了一 句：还要继续努力啊。我听了心里直打鼓：没觉得考砸了呀。回座位上打开成绩单一看，呀，整整齐齐从上到下，全都是5 分。这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那一刻，11 岁的我仿佛一下子觉醒了，逃离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能行，你会做得更好。
小时候我除了上学读书以外，不 大懂人情世故，更不用说社会政治，属于后知后觉者。初一下学期反右运动开始，校园里没有大字报，我曾骑在同学肩上扒会议室的窗户偷看，只见里面一道道线绳 上挂满了小字报，觉得挺新奇挺好玩的。我家没有右派，也不知道亲戚、老师或同学家长中谁是右派，对反右没什么概念。教历史的徐振树老师讲课很精彩，所以威 信高，同学们听说他要‘下放’劳动， 就想凑钱给他买点东西。代数李老师在课堂上得知后厉声责问：是谁的主意？我们见势不好齐声回答：是大伙儿的主意。后来学校还很开明，并没有为难我们这些小 顽童，同意买些草帽、风镜、手巾等给徐振树和傅义柱（图画）几位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右派。
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我开始在各方面展现自 己。 1958 年‘大跃进’，全校停课大炼钢铁。不知哪位同学搞到一个小高炉，要用大平板车去拉回来。没有骡马， 谁来驾辕？情急之中我头脑一转：驾辕无非是利用杠杆原理让车体保持运动中的平衡，只要把高炉装在车轴上方，找准平衡位置就行。于是我自告奋勇当辕马驾辕。 化铁炉子两三米高几百公斤重，十几个同学前拉后推，我紧握车辕保持平衡， 一刻也不敢松手，任凭脸上汗水流淌，只能靠同学给我擦汗。十多里路顺利前行， 直到大车进校门时，因上陡坡车辕翘起我被高高举起，引起一片惊呼。小高炉大出风头，熔化出全校第一滴铁水，获得广播表扬。这件小事提高了我的威信，让我萌 生一种自豪感，而且更加自信了。从此，勇于任事、敢为人先逐渐成为我做人处事的风格。
Y：中学时代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呢？
S：有两 个方面值得一提。第一，耀华和清华一样，倡导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 十分重视体育、文艺等业余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兴趣小组，例如美术、摄影、航空模型、生物、无线电等等。文体社团和课外活动小组都有专门的老师辅导， 有的达到准专业水平，像航模组多人是省队主力，在全国比赛中获得过仅次于北航的优异成绩。清华男篮的球星‘小五’刘维奇就是耀华59 届的校友。
1958 年兴起无线电报务运动，高班的沈忠如、贾云年同学被选去集训，参加全国比赛，获得好成绩。报务组出了名，我一上高中就报名参加。1960 年贾云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先后在云南和河北从事地球物理和地震研究，1976 年在唐山大地震中以身殉职。沈忠如报考清华无线电系，但录取时被调整至电机系，因为他出身资本家。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知家庭出身的影响。上清华以后，我到 无线电运动队继续从事报务、测向等国防体育项目，在队里结识了我的爱人孙铮，后来在文革中的活动也多与清华体育代表队有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参加报务活 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其二，我自小求知欲很强，喜爱读书，但家里缺乏读书的条件和氛围。幼年时爱看‘小人书’，象三国、水浒、列国志、三侠五义等 等。一般家庭买不起‘小人书’，都是几人合伙从流动书摊上租来看，于是养成看书飞快不求甚解的习惯。上中学后我常跑图书馆，凭兴趣乱看。最初喜看各种民间 故事、童话故事、寓言等。有一段时间钟爱翻译作品，特别是苏维埃文学，如‘古丽雅的道路’、‘一本打开的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等。西方古典名著也有涉猎，但兴趣不很大。我们自己的大部头革命作品几乎都读遍，像‘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把革 命与战争描写得动人心弦， 使青春期的我特别崇尚革命英雄，常常被那些英雄的高尚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幻想着浪漫的革命历程，甚至惋惜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那火红的革命年代。这 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隐藏在内心深处，尽管是幼稚的、虚幻的，却不能否认它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看来，它是促使我义无反顾地投身文革大潮的内在动因之一。
Y：这么说，你在中学里如鱼得水，成长得很顺利啊。
也 不尽然。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上高中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实实在在体验了挨饿的感觉。城市里槐树柳树叶子都被扒光，近郊根本挖不到野菜，母亲因劳累与饥 饿患了浮肿病。我的父亲在1960 年秋病逝，家庭的顶梁柱忽然坍塌， 生活陷入困境。母亲是家庭妇女，哥哥中专刚刚毕业在外地工作，下边还有三个小妹妹，十五六岁的我必须有所担当，为母亲分忧。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家事的烦扰， 我要控制自己的焦躁情绪，要学会‘噪中取静’的读书功夫。我常用保尔. 柯察金的一句名言警诫自己：如果松开掌握自己的拳头，我就会遭到不幸。总之，那是生活对我的第一次磨练。
有一天，母亲拿出几张印制花哨的纸张给我 看，原来是股票，要我到大丰面粉厂去领股息。这时我才知道家里还有股票，尽管每次才领20 多元，根本解决不了生活困难的问题，但领股息就要算资产阶级。这可是件大事，不能对组织隐瞒， 我当即向班主任如实汇报了。以前，各类登记表‘出身’一栏我都填‘职员’， 现在得改为‘高级职员’，因为你肯定收入不菲，不然怎么会买股票？再后来， 为表示对家庭认识的提高，就干脆写‘资产阶级’了。其实，我至今不知道按有关‘政策’我家到底该算什么成份。从此以后，我感受到家庭出身带来的压力， 背上了这个无形的沉重包袱。
中学时代，我待人谦和，乐于助人，在同学中享有一定威信。我遵章守纪， 成绩优秀，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但我从来没有‘红’过，似乎总摆不正‘红专关系’。高三那年，我和几位课代表一起费尽心力帮助大家复习功课，搞讲座、办 墙报，晚间还到同学家个别辅导，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仍然入不了共青团，因为我不够靠拢组织，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靠拢组织’。唯一的安慰是同学们选我作为 ‘群众代表’参加天津市毕业生代表大会。我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告别母校，有自豪感也有压抑感，有甜蜜也有些苦涩。
Y： 家庭出身好像并没有影响你上大学。
Ｓ： 我的出身还不算正牌‘黑五类’，至多是深灰色吧。我能上清华确实是命运的眷顾。1962 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阶级斗争的弦暂时松弛了一下，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之相应，当年的高考录取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强调考试成绩，要‘按分 排队，分级录取’，相对弱化了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我本想报考哈军工，因政治条件不够被拒绝。为了吃饭不花钱，我又想报考师范大学。学校老师们不甘心，一 再动员我报清华北大，并亲临我家与母亲面商解决困难的办法。没有这些老师的帮助我上不了清华，我十分感谢他们。
Y：听说你当年是天津的高考状元？
Ｓ： 这是民间的说法。那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十六中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的消息是阅卷的校友传出来的。62 年虽然注重考分，但主旨仍是‘又红又专’， 所以高考分数及成绩排队严格保密，官方校方都不作宣传。到清华后，按照惯例我和十几名高分新生一起受到‘蒋校长接见’，不过是高沂代表的。遗憾的是， 关于高考成绩，我只听到一些传闻，至今不知自己确切的分数。‘状元’的名号增强了我的自信，也让我感到压力。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能在内心默默地告诫自 己：要继续努力，要有所作为。
我们那届毕业生考得很好，高分生很多，录取率达93%，为耀华争了光。我听说，暑假后教育部长杨秀峰接连一星期亲临耀华听课，继而多位老师获得晋升， 由二级升一级，由三级升二级，还传出要把耀华改为‘国立二中’的消息。所以老师们对62 届毕业生记忆犹深。
1987 年正月初二，耀华传统的校友返校日，文革后我第一次回母校，见到校长阎治身老师。他教过我们物理，一见面就认出我，劈头一句：你们62 届毕业生300 多人，我从头想到尾，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你在文革中栽了大跟头。是啊，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怎么会狂热地投身文革铸成大错呢？这些年我不 断回顾自己的心路，一直试图做出真诚的、令自己信服的回答。
1962 年的‘资本主义回潮’没能掀起多大浪花。第二年就开始了四清、五反，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64、65 届高中毕业生中，不知有多少‘黑五类’子弟被阻断了进大学的道路。我和孙怒涛出身不同，不在同一年参加高考，现在却有着同样的感受：考上清华绝非全凭自己 的聪明才智。
文革中我们团派认为教育界十七年是‘黑线主导’，批判过62 年的‘资本主义回潮’。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回潮，团派中许多人很可能进不了清华，甚至上不成大学。文革中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悖论，我们自己往往深陷其中，应当引起深思。
Y： 到清华以后怎么样呢？
Ｓ： 初到清华，一切都感到新鲜，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典雅庄重的图书馆， 金光闪闪的圆顶大礼堂，大草坪前镌刻着‘行胜于言’四字格言的日晷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学中既有来自上海北京文质彬彬的高材生，也有身着土布单 衣，打着赤脚的南方农村子弟。他们有的聪明绝顶，能文能武；有的见多识广， 言谈不俗；有的潜心攻读，誓不回家，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特长，至于那些党团员班干部更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水平。与他们相比自愧不如，我感受到新的压力。
对我来说，初到清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吃饭’。老师帮我申请助学金，很快拿到12.5 元的全额伙食补助，我没有额外的4 元生活补助，只能依靠自己的节俭和哥哥的补贴。解决了吃饭问题，我能安心读书了。为此我感谢清华，感谢国家， 我要尽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我们无线电系803 班大多数是团员。一年级班主任顾鋆文老师帮我圆了追求多年的团员梦。二年级我转到校无线电队。清华体育代表队有自己的党团组织， 独立的宿舍和食堂，而且伙食标准更高些，对我这穷学生的身体发育大有好处。
Y： 当年的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直属学校领导，政治上吃小灶，出了不少干部。
Ｓ： 体育代表队党团员的比例要高于普通学生班，平均学习成绩也略好一些， 是培养‘双肩挑’人才的一个基地。我所在的航海无线电支部政治气氛很浓。我很自然地成为团干部‘做工作’的对象，他们总要‘帮助’我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 系。我对那种居高临下充满说教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来越厌烦甚至反感。
压抑和反感都属于青春期的内心悸动，同时也表明我对社会政治一无所知。有 一个例子，从高一学俄语开始，我就与一个乌克兰女孩瓦莲金娜建立了通信联系， 而且一直保持到大学二年级。那时中苏两党关系已公开破裂，厚厚的苏联来信十分招眼，我却浑然不觉，最后还是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找我谈话，不让我继续写信了。 现在想来很可笑，我那时对政治就是如此迟钝。
Y： 我想，大学几年里你对政治的认识应该有所提高了。
Ｓ：那当然，我也在逐年长大嘛。对 我 们这一代同学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清华的反右教育搞得很热闹，有展览，有讲座，有座谈。我对反右了解很少，看了图文并茂的展览，觉得 很新鲜。有一幅‘群丑图’印象最深，教数学的李欧教授打着阳伞蹲在阴影里，口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没有照到清华园。细细品读后才明白，原来不能随意给党 员、党支部提意见，搞得不好就是反校党委，反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我还得知，我们系的元老孟昭英、常迵，教物理的夏学江，教电工的杨福生诸位先生 都是右派。据我观察，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无可挑剔，也不像不可救药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老师给我们无八级讲‘反右’，介绍他作为校学生 会主席如何挺身而出与来煽风点火的北大右派学生‘二十九人团’辩论。原来清华这一茬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都是反右时的知名‘左派’。我头脑中留下一个简单 而清晰的印痕：要事事紧跟校党委，争取当左派，千万不要成为右派。
64 年开始的‘九评学习’更加有声有色，‘新清华’报、大会、广播一起登场，众多‘积极分子’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孙怒涛对此有刻骨 铭心的记忆和生动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党团干部、辅导员们苦口婆心地鼓动我们‘暴露思想’，你暴露的问题越尖端，就越显得 ‘积极’，他们的工作成绩也就越大。我倒是诚惶诚恐地想表现一下，无奈自己的阅历简单，没有什么可暴露的亮点，只好再拿家庭出身说事。我检查自己对家庭认 识批判得不够， 检查自己受家庭出身的影响，遇事甘当‘老好人’，明哲保身，缺乏斗争性等等。我不属于组织上重点关注的人，稀里糊涂也就过关了。
Y：影响深远的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很有清华特色。你今天怎么看？
S： 文革前清华的这两场思想教育运动是蒋南翔校长应对时局的一着妙棋。当年‘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上层建筑领域首先拿文化界开刀，继 而派工作组进北大，波及到教育界。蒋校长政治嗅觉敏锐，未雨绸缪， 一方面紧跟党中央，拿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尽全力强化‘不漏气的发动机’，巩固清华的阵地。反右教育明确地告诉全校师生员工：谁反对校 党委谁就是右派。九评学习的‘清理思想’无疑是引蛇出洞的翻版。白纸黑字装进‘袋子’，立此存照，以备秋后、甚至秋后的秋后算账。我们班一位地主出身的同 学就在辅导员的反复动员下，暴露了所谓‘反动思想’，四年后毕业时遭受批判，被工宣队发配到新疆。我党传统的驾驭人招法在清华被发扬光大，而且运用得更为 精妙。与此同时，校党委加紧发展学生党员，培养了从辅导员到中层干部一大批独具清华特色的‘双肩挑’青年干部，指望他们确保发动机不漏气。
Y：蒋南翔是新中国的教育家，在清华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你怎么看文革前蒋南翔主政清华的十几年？
Ｓ： 确切地说，蒋南翔是共产党的教育家，身上兼具党性和教育家的属性。作为教育家，他继承了清华的某些优良传统，经过对‘全盘学苏’的扬弃，形成自己的教育理 念。清华有人专门总结‘蒋南翔教育思想’，自有详尽的论述。我作为当年的学生有些亲身体会，比如坚持全面发展，提出‘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 年’；既注重基础理论，又强调动手能力；注意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等等。在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强调‘重在表现’，敢于录取一些‘有问题’的学生，既使对 ‘反动学生’还坚持在校内教育、挽救。应该说，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能尽力坚持‘有教无类’的传统是难能可贵的，我自己也算一个受益者。蒋南翔坚持‘又 红又专’ 的培养目标，通俗的说法就是‘听话、出活’。校党委要求我们：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还要奋发有为；即使你奋发有为，也要当驯服工具， 真是一个最具清华特色的口号。然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早已弃如敝屣，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无可否认，就清华的整个历史来看，这是个明显的退 步。作为教育家的蒋南翔没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另 一方面，蒋南翔又是我党在教育战线的领头人，党性原则必定置于首位。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蒋南翔深谙党 内斗争的真谛，从52 年院系调整入主清华，改‘教授治校’为党管学校，借助反右等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培养嫡系，组建自己的‘清华牌’干部队伍。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地打造了清华 的‘不漏气的发动机’。在政治风云中，蒋校长坚守自己的原则，特立独行，文革中拒不认错等，都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他本人锱铢必较、党同伐异的思想作风亦深 深影响了清华的党风校风。改革开放后清华迟迟不给钱伟长‘改正’右派，可作为一个注脚。
如唐伟同学指出的，蒋南翔进而推行‘党化教育’，把清华 办 成‘党校’。1953 年他在清华率先建立‘辅导员’制度，注重发展学生党员，悄悄地也十分有远见地把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作为目标并付诸行动。到文革前，在校学生党员达千余名， 在高校中无出其右。正是这些辅导员和学生党员最终成为‘大清帝国’ 的顶梁柱，实现了蒋校长出将入相的梦想。‘满清政府’诠释了蒋南翔党化教育的成功。然而，党化教育禁锢思想，‘辅导员’制度培养新型官僚，‘南翔思想’ 指导下的清华党委一脉相承影响至今，半个多世纪出不来‘大师’的清华屡遭社会诟病。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众多老校友扼腕叹息，为清华的前景忧心。
伴 随着改革开放，许多清华学子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有其历史的必然，其积极意义是肯定无疑的。数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多名常委，直到朱学长、胡学长，曾令我 们引为骄傲。几年前一位北大同学抱怨：台上都是你们清华学工的人， 这是最糟糕的事。我当时据理力辩，觉得他们有酸葡萄心理。今天回头再看，人家难道全无道理吗？如今胡学长已突破旧规‘裸退’，习学弟以亲民姿态接班， 清华人继续执掌着中华巨轮。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条巨轮将被引导向何方？总之， 关于清华和蒋南翔，一切的一切，是耶非耶，尚需人们思考，尚待历史验证。
Y： 咱们继续往下谈。1965 年你去‘四清’了？
Ｓ： 清华四、五、六年级学生从1965 年暑假开始陆续进驻北京郊区农村。出发前对我们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刚刚发表的‘二十三条’，其中一个新提法特别令人瞩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第一次听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鲜名词。我们上故宫午门参观北京市四清展览，那还是按‘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 搞的，介绍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闻所未闻，感到新鲜和刺激，心中充满了期待。
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到京郊延庆县，刘冰、何东 昌 亲自带队。我在城关镇胜利街大队，身着清华学生的标志装——空军的黄棉袄蓝棉裤，负责青年、民兵等工作。第一次长期在农村生活，与农民‘三同’——同吃、 同住、同劳动，真切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刚到农村吃‘派饭’时，穷苦人家落满苍蝇的窝头和臭烘烘的腌咸菜难以下咽，后来居然吃得喷香；遇到 ‘富裕中农’ 家庭用蛋肉招待，则一筷子也不动。我觉得自己在思想改造方面有了不少进步。
四清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农村的政治运动，头脑中留下几 个 深刻印象。第一， 农民很穷，即使在延庆县城，许多农民辛劳一年，结算下来勉强能够购买分配的口粮和那点冬储大白菜，还有不少欠生产队钱的。为准备派饭，老乡们常拿一只鸡蛋 换回一点酱油醋，调调口味。其二，地主富农与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戴帽地主’黎玉才解放时不过二十来岁，温文尔雅，没有什么劣迹。那些十几岁的地富子女 聪明能干，但地位卑微，虽然表现积极，却难掩内心深处的痛楚，令人同情。我不知他们以后走过什么样的生活道路，相信他们摆脱了出身的枷锁以后，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能有所作为。其三，老贫农谈起本村出去的某公社干部，从小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土改时却特别积极，带头斗地主挖浮财，然后就入党当官， 现在×× 公社当书记。我熟悉的贫下中农如大队长郭存海、保管员周明宇等，为人敦厚正直清廉，都不是土改打头阵的积极分子。我从中知道革命不那么高尚纯粹， 革命运动中常常靠痞子，即‘勇敢分子’打头阵。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至今社会上流行的痞气和流氓作风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Ｙ：1966 年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批‘三家村’，矛头已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你们在北京搞四清，有什么感受？
Ｓ： 我和先知先觉的同学不同，根本不懂政治，对上层斗争一无所知。四清时一直窝在乡下，春节都在延庆留守，所以不知道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 月1 日北大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后，一连串重磅新闻陆续传到四清工作队：北大闹翻天了，派去了工作组；我们同一工作队的郭敦仁教授 提前回北大了；彭真倒台，改组北京市委了；学校有人给蒋校长贴大字报了……听到这些片断消息我感到惶惑和不可思议，大家都没心思工作了。没过几天工作组进 清华，要求四清工作队马上封存文档材料，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结束了。在那个年代，新的政治运动终结前一个运动似乎已成为政治生活 中的一个定式。
Y：档案记载，工作组6 月9 日进清华。你们哪天返校的？
S：参照孙维藩日记，应在6 月13 日前后，浩浩荡荡好多辆斯柯达大轿车从延庆拉我们返校。一路上带队干部们明显心绪不佳，政治敏锐的同学开始指责他们， 要求他们与校党委划清界限。一进校门，就看见乱哄哄一群学生，拥簇着一位戴纸糊高帽手敲脸盆的年轻老师游街，宿舍门口墙上满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我从未见 过这种景象，起初感到惶恐、吃惊、不解，当发现自己不属于运动对象以后， 又想看看热闹，继而就去凑这个热闹，要表现自己的‘积极’参与。我当天就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沈×，你保谁的驾？’，要我们队团支部的领导沈同学与蒋黑帮 划清界限。
我很想多写几张大字报。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是三字班海军调干学生，为人厚道，我说不出什么意见，对蒋校长和校党委也不知道该批判些什 么。 怎么才算积极参加运动呢？反正‘墙倒众人推’，我抱着一种玩闹心态，回到无线电系班上写了一篇大字报，点名批判专业教研室主任扬弃疾先生。三年级时杨先生 主讲‘超高频技术’，开场白谈治学方法引用三句古训：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温故而知新。我耍小聪明对杨先生无限上纲：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不是反对‘立竿见影’学毛主席著作？我那时还不懂得这顶大帽子有多重的份 量。文革中我与杨先生再没有接触，不知道这篇大字报对他有过什么影响。多年后听到杨先生的一些事，知道他是一位很有独立见解的正直的学者。我们无八年级几 次返校聚会，杨先生因年事已高都没有参加。我与先生不熟悉，没有勇气直面先生道歉，就借这个场合表达我的歉意吧。
Y：工作组时期最主要的事件是批蒯大富，揪出‘蒯式人物’好几百人，即所谓‘蒯派’。那时你算什么派？
Ｓ： 刚回学校时我跟不上形势，看到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等行为觉得不可理喻。6 月中旬开始就有人批评、质疑工作组，比如王铁成，口气很大，感到有些狂，我跟不上他们的思路。后来看到‘访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 是李小忠从林学院转抄的，感觉讲得有水平。‘李小忠’是李文藏、甘小杰、吴文忠三人的化名，后来被打成‘小三家村’。23 日蒯大富等人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了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然而，6.24 辩论会上工作组一下子就给他上纲到反党夺权，更令人反感。那天我去过辩论会现场，大礼堂楼上下挤满了人。我挤在过道上回头一看，突然担心二楼塌下来，又匆 忙挤了出去， 在外面听辩论。那一天场面的壮观，群情的激昂，可能在清华历史上空前绝后了。没想到一天以后风云骤变，传达了李雪峰讲话，代表队连夜组织游行，高呼‘保卫 工作组’，声讨蒯大富。
反蒯开始了。我小心翼翼地参加工作组安排的各项活动。工作组封锁了校门， 外人不准进，学生不准出；还听说要像反右时一样，给学生分成四类，准备抓右派。我内心充满了压抑和危机感。刚回校十多天，就经历了惶惑、兴奋、骚动、压 抑、惶恐这样的情绪起伏，内心受到很大刺激。那些天，校广播台总播放一首歌颂战斗英雄的歌：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麦贤得光荣入伍保卫海防……多年 以后，只要听到这首歌，内心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压抑、难受。前些时候与汲鹏同学偶然谈起，原来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Y：你是说，汲鹏也怕听这首歌？
Ｓ：是的，汲鹏在工作组时期挨过整。他一听到这首麦贤得和才旦卓玛唱的‘太阳啊，霞光万丈……’心里就感到难受。恐怕不少清华同学都有类似的感觉，这是必然的巧合。
蒯 派们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纷纷认罪投降，唯有蒯大富‘又臭又硬’，坚持到最后。这是老蒯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反蒯’延续到7 月下旬。7 月22 日开始，陈伯达、江青、康生多次到北大座谈、演讲，强烈批评工作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公众面前正式亮相。那时我才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认定她的 讲话代表毛主席， 尽管她曾在北大当众流泪，自称‘阶级斗争斗到我们家里来了’，让大家惊愕不解。随即，中央文革代表党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建议由群众无记名投票，按巴黎公 社的方式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新的权力机构，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管理自己。这些话说到大多数师生的心坎里。陈伯达、康生还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员不一 定是代表党的。这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等于给群众一把尚方宝剑，可以自行检验、评判各级党组织。
7 月29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等‘少数派’参加。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工作组 问题作了检查，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最后出来与大家见面。会后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人们完全想不到，没过多长时间， 天又翻过来了。
Y： 形势的发展的确让人眼花缭乱。那时你有什么感受？
Ｓ：尽管我不是蒯派，我同样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如果说，以前的教育让我觉得毛泽东是高高在上的天神，现在则亲身体会到毛主席与我们心连心。中央文革就是毛主席派来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王 光美秘密坐镇清华指挥反蒯，将几百名师生打成反革命，使大多数师生员工对王光美和刘少奇产生反感。王光美讲：‘我代表少奇同志…’,‘下自行车伊 始…’以及打饭做秀等等，反而增加了人们的轻蔑。所以，当毛泽东表明态度以后， 清华井冈山就充当马前卒，带头批斗王光美，炮轰刘少奇。
Y： 我明白了，这是你后来成为坚定的造反派的一个思想基础。
Ｓ： 还不止如此。工作组刚下台，血统论对联就传入清华，我又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8 月1 日北航附中学生把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 鬼见愁’贴到清华，放言要辩论。清华同学中不乏有胆有识、有政策水平的佼佼者。有的干部子弟站出来批评对联，比如自七的吴慰庭；也有‘黑五类’ 子弟上台表示异议，比如电九的李磊落。然而对联的拥护者人少而势大，辩论的武器是辱骂、拳脚加铜头皮带。他们组织起‘红卫兵’、‘贫协’等‘阶级队伍’， 高叫‘只需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很快在清华形成一马长嘶万马皆喑的局面。血统论甚嚣尘上，多年的压抑上升为恐惧，让我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又面临一个 难以测度的深渊。在惶恐中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个星期，直到8 月8 日晚间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巨大震动，如‘清华文革亲历’所记，听到广播后，当即 ‘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我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情绪由兴奋转而激奋。《十六条》再次申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 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不讲什么出身成分，而是‘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我反复研读， 备受鼓舞。走资派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当左派，为反修防修贡献力量。8 月10 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群众接待站，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幸赶上这场最深刻、最 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明确了目标，有了底气，再也不怕气势汹汹的老红卫兵查问出身，谭力夫讲话出笼后也敢于 理直气壮地批判。后来，老红卫兵在所谓‘红八月’中制造‘红色恐怖’，引起天怒人怨， 同时干扰了批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中央文革遂明确表态：血统论对联是‘反动对联’。
Y：也就是说，经过‘血统论’的冲击，到十六条发表，毛泽东发出号召，你就决心做坚定的造反派了。
S： 那时，我感到自己再次获得解放，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的号召点燃了我的革命激情，‘造反有理’不再是红五类的专利，谁也不能剥夺我革命的权力。 ‘革命倍觉主席亲’，我要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在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跟着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顾这段经历，当年 的 青年学生虽然脱离不开时代的局限，但大多有理想、有抱负，有精神追求。他们激进、敏感，又简单、幼稚，如马克思所说，容易‘轻信’。毛泽东是发动群众的高 手，深谙驭人之术。当你被压在底层，甚至掉进‘反革命’泥坑时，他一把拉你起来，告诉你：你是革命先锋，向前冲吧。你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甚至为之 献身。我想许多平民造反派都有类似的心路。
同学中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中学生‘老红卫兵’是另一类群体。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天生对政治很敏 感，文革前就以‘接班人’自居，在北京闹起‘学潮’， 要求贯彻他们的‘阶级路线’。文革工作组撤离时出现权力真空，他们马上成立‘红卫兵’、‘贫协’，并宣扬极端的‘血统论’。对‘权’字他们情有独钟，有着 舍我其谁的偏执，对联更反映出他们的狂妄和狭隘。他们自恃根红苗正，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想敢干的冲劲超过大学生，在初期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 锋， 把第一波造反烈火烧到全国各地，例如揪斗文教领域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批斗牛鬼蛇神，以及‘扫四旧’，搞‘红色恐怖’等等。没过多久，到1966 年秋天， 当文革烈火烧到他们自家门口时，许多人又转为保爹保妈的保守派，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批判中央文革。一部分人就此开始了新的思考。应该承认，相对于我这样 的平民子弟而言，在政治上他们是早熟者。
与老红卫兵针锋相对，另有一些先知先觉者，典型代表是遇罗克。他的‘出身论’从反击血统论对联入手，全面批判共产党的阶级路线，言论大胆而深刻，震撼人心。我读后虽然很有共鸣，但没有勇气和水平同‘阶级路线’叫板，只想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Y：咱们继续往下谈。当时有个‘八八串联会’，要继续批工作组，还有‘八九串联会’，强调斗黑帮。你站在哪一边？
Ｓ：我当然是八八派观点，但没有参加‘八八串联会’，因为那两天正紧张地准备出去串连。
Y： 串联？好像那时中央还没有号召‘大串联’呀。
Ｓ： 你的记忆没错。《十六条》一公布，学校再次大乱，但各地运动发展不平衡， 外地一些受压的大学生跑到北京上访告御状，控诉工作组和当地领导，要求中央派人去解救他们。大约8 月9 日，力八梁春沛、鲁炎杰等同学贴出大字报，要发扬12.9 革命精神，把革命火种带到全国。他们受到西交大来京告状学生的邀请决定去西安，最后组织了近20 名学生，以力八两个班为主，我们队有两人随孙铮参加， 还找来辅导员周彦煌（力七）当领导。形势严峻，时间紧迫，我们匆忙到食堂退了粮票菜票凑出旅费，到学校开了‘实习’证明以便买半价票，12 日就登上了去西安- 兰州的火车。组织一支成规模的队伍到外地串联，我们在清华应该算头一个。在火车上遇到北京灯市口女中和30 中的学生，她们要去兰州支持革命派。兰州的情况比西安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看过大字报，兰州大学有个李贵子臭名远扬，他们得到甘肃省委支持，残酷迫害革命师 生，还到铁路中学等单位制造过流血事件。火车上的列车员都力劝我们到兰州去，解救受压的革命群众。一种使命感让我们改变计划，决定直接去兰州，然后再去西 安。
Y：当时兰州是什么景象？你们怎样‘煽风点火’，支持革命派呢？
S：14 日到达兰州。一下火车就大吃一惊，只见车站广场红旗招展，站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还有整整齐齐一排排人都举着毛主席像，感觉很新鲜。省委把我们北京来的一 行人接到招待所，主管文教的副书记马继孔出面接见，一开口就说： 我们欢迎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组。我们马上声明：我们只是清华大学学生，不是工作组。回过头来想，那时中央还没有号召‘大串联’，人家很难相信一群普通学生 会自发来到几千里以外搞革命，肯定认为我们有背景有来头。我们虽无政治斗争经验，但革命性、警惕性蛮高，所以拒绝住省委招待所，而是步行前往兰州大学，省 委的车只好在队伍后面跟着。到兰大后李贵子马上‘接见’我们。大名鼎鼎的李贵子是五年级学生，衣着朴素，做派老练，说话口气很大。他为我们安排了招待所， 我们则坚持住在教室，到学生食堂用餐。当天，我们就分头下到铁路、工厂、学校以及兰大内部作调查。
兰大的校园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感觉到一种‘白 色 恐怖’的气氛。但我知道， 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我多次遭遇这种情况，走到一个避静的拐角处，会有一个人叫住你，向你控诉所受的迫害，然后又悄然消逝。他们都是被李贵子和工作 组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学生。我同情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他们也向我倾诉，对我充满信任。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革命情谊’，那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 的纯正的、真挚的感情，至今值得回味。写此文时我查询有关资料，又记起几个熟悉的名字：朱选、陆保珍、张明生等等。如今他们都已年逾古稀，不论过往的生活 有多少曲折，我祝福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
15 日是我们调查的第一天，结果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省委要组织周边农村的民兵进城，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紧急开会研究，觉得必须设法制 止省委的行为，当即决定：1，派鲁炎杰等三人速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他们在铁路局帮助下18 日清晨赶到北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要求面见周总理。2，因为不清楚军队的态度，派我和孙铮、孔繁胜三人马上去兰州军区，要求军队保护革命群众，起码要保 持中立。3，其他人继续联系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注意有关动向，做好应急准备。
我们三人当晚来到兰州军区，说明情况，坚持要见司令员张达志上将， 见 不着人我们就赖在那里不走。等到午夜时分，张司令只好出来接见。我们顾不得落座， 急忙报告‘紧急情况’，并告知已派人向中央汇报。张司令个子不高，面带微笑， 显得稳重而和善。他背手站在那里听我们讲述，并不插言，最后才慢条斯理地说： 我都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要相信我们。我感到，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委态度不一样， 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天已很晚，张司令派他的警卫员送我们回校。那位年轻军人身穿便装，推一辆自行车，示意我们包里有防身手枪。他边走边聊，似乎对省委很 有看法。到兰大门口时，一辆小轿车打着大灯开过来，他急忙转过身并用手遮住脸庞，嘴里嘟哝道：是省委的车，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完成了这个 特殊的任务，很有点成就感。我更感到惊诧的是，省委与军区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居然存在不小矛盾，有些不可思议。
Y：后来农民进城了没有？发生冲突了吗？
S： 可能这些传言原本就是杯弓蛇影，也可能我们的努力起了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农民进城的事。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来。兰州大学李贵子要召开全市性的万人大 会，辩论省委问题，指名道姓要我们发言。那时，批判省委的属于非主流的少数派，受省委支持的一派占据很大优势。我们立即闭门研究对策。鉴于兰州以往的情 况，很担心有人冲击会场，甚至对我们动武，遂商定开会时占据靠近主席台的位置，大家要围坐在一起，让周彦煌坐在中央。那么谁去发言、怎样表态呢？按常规， 由周彦煌发言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尚在议论纷纷时，我脑筋一动， 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上台发言有人身危险，周彦煌是我们头头，要重点保护； 其次，他的苏北口音北方人不容易听懂。我建议由我去发言，我的普通话没问题。关于如何表态，由于我们刚到兰州，调查不够深入，不宜‘下车伊始就哇啦哇 啦’， 随意上纲上线。发言要简短明了，既要明确指出问题，又要体现我们的政策水平。这样一说，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还责成我起草发言稿。
16 日晚间，大会在兰州大学操场召开。偌大的操场坐满了人，举着红旗、标语牌和毛主席像，在数盏聚光灯下可以清晰分辨出不同单位的一个个小方阵。主席台好像是 临时搭建的，我们按计划围坐在主席台旁，没有人上主席台，也不知主席台上有什么人物。开会不久就轮到我们发言。我稳步走上主席台，眼望前方， 台下人山人海鸦雀无声，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我顿了顿，用缓慢的语速，一字一句地大声念发言稿。第一句话先明确我们的身份，是‘代表14 日到兰州的，清华大学、北京30 中、北京灯市口女中的同学发言’。我简单描述了某些单位工作组迫害革命群众的事实，对照毛主席指示和《十六条》，最后指出，造成兰州万马齐喑的形势，‘省 委是有责任的’。这句结论性的话是我挖空心思的得意之作。它没有按《十六条》的四类划分给省委定性，只不过指出省委对迫害群众负有责任， 这就足以点起一把火了。我在台上一字一顿地高声说道：‘我们认为，省委是有责任的！’只见操场远处几块方阵爆发出一阵掌声欢呼声，红旗摇动久久不能停息。 我的发言引起一阵骚动。后边几个发言都是保省委的，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劳模， 声言要送一套毛主席著作给清华学生。我再次上台接受了馈赠。第二天，兰州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宣传画，‘省委是有责任的’这句话传遍大街小巷。兰州的革命烈 火再次被点燃。19 日，鲁炎杰他们在北京受到陈伯达、王力接见。中央文革严厉批评了甘肃省委，紧接着就宣布主持省委工作的副书记裴孟飞和马继孔撤职， 李贵子也不知去向。兰州的天翻过来了，革命群众扬眉吐气了。我们亲自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内心充满了自豪感。那时，我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又很纯真，全心全 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十六条》强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中央文革首长一再讲‘不要当保姆’。现在群众已经解放了，文化革命往下怎么走，要由他们自己决 定。群众越信任我们，我们越不能当保姆。于是大家统一思想，决定尽快离开兰州。
兰州串联是我第一次主动参与政治。在兰州，我们按‘十六条’办 事， 自己既当左派，又充当左派的拯救者，从而更坚定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在兰州我有意表现自己，检验自己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为自己勇于任事、敢 为人先的作为而自得。我平生第一次上台发言，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万人大会上讲话，你只能听到喇叭里传回来的自己陌生的声音，那种感觉很奇妙。总之，兰州之 行让我找回了自我，增强了信心，敢于再次对自己说：你能行。
良知的拷问
我们在兰州这段时间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第一次大串联开 始；8.18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老红卫兵‘扫四旧’，打砸抢，搞‘红色恐怖’；8.24 拉倒清华二校门，等等。这些事件我们都没赶上。8 月下旬，赴兰州的一部分人取道宝成线到重庆，住在重庆大学，依旧到各处鼓动造反。9 月中旬，我们一行人乘船到武汉， 再转火车回到北京。当时学校的行政工作还由‘三临’主管，因为串联坐火车已经不要钱了，我们就找刘涛签字报销了火车票。
Y：兰州之行你们与革命群众成功地互动，有一定代表性。怎么看待文革初期全民的这种积极参与？
Ｓ： 文革初期，撤销工作组发布《十六条》以后，全国群众纷纷起来造反， 人人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家庭内部或亲友之间都争论不休，人们纷纷依观点‘自由结社’，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祖国大地，在后人看来，好像全 民都吃了兴奋剂。其原因何在？人们指出了各种因素：文革前干群矛盾的积累，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愚忠，等等。我个人体会，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对民主、自 由、平等有一种天然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在专制社会常表现为对‘明君’的渴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又往往变为无政府主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西方 中世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提出‘圣经’是至高无上的，人人可以通过读‘圣经’与上帝沟通，否定天主教层层‘教阶’的权威，体现了新生资产阶 级追求地位平等的政治要求，是一种社会进步。无独有偶，文革初期我们鼓动群众起来造反时，常引用陶铸的一句名言：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也就是说， 通过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能够直接地、自主地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而摈弃直接管理他们的党组织体系，体现了他们追求民主、追求平等的愿 望。兰州和重庆的经验告诉我们，陶铸这句话用于发动群众是百试百灵的法宝。
今天看来，《十六条》的发表是文革初期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从 此， ‘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就代替‘听党的话’成为举国上下最时髦的话语，而不再强调党的‘组织观念’。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 次。然而，令党的领袖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民主犹如‘天方夜谭’里的妖魔， 一旦从魔瓶里放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了。而且随着社会阴暗面的公开暴露，各级干部头上完美的光环被彻底打碎，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应该说，破除‘党组织’ 的权威和神秘感是文革带来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
Y： 你分析得似乎有点道理。66 年9 月回校后你参加哪个‘红卫兵’组织了？
Ｓ：66 年9 月的清华，与外地的轰轰烈烈相比，让人感到冷冷清清。‘三临’ 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地来京学生。校内几支红卫兵还固守着清一色的‘阶级路线’， 排斥出身不够格的学生。9 月23 日蒯大富他们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而且很快就突破了血统论，敞开大门招收非红五类出身的‘兵团战士’，不发红卫兵袖章， 但佩发‘井冈山’的小证章，并且申明在内部一视同仁。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了井冈山。那时进出一个组织很自由，我不记得填过什么表，也不隶属于任何单 位，纯粹是山上的散兵游勇。
Y：井冈山的组织的确松散。按照惯例，你总要属于某一个战斗小组吧。
S：10 月3 日《红旗》第13 期发表社论，毛主席向造反派发出新的进军号令： 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不久，井冈山兵团在阶梯教室开会，组建‘南下野战兵团’去云南昆明串联。我们一群散兵游勇，包括孙铮，马莉等人凑在 一起组成一个战斗组。这时，看到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寻找伙伴，我知道他，是校兵乓球队知名的‘黑五类’子弟李磊落，就邀他加入我们小组。于是，来自4 个系、4 个年级的5 名女生和4 个男生就偶然地凑在一起，组成后来小有名气的‘打落水狗’战斗组。李磊落的加入，不但增强了战斗组思想上的凝聚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我的，以及 我们大家的人生轨迹。
Y：李磊落当年很有名，都知道他死在湖南武斗中。
S：李磊落是电91 班学生，校乒乓球队队员。他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有志气，可惜天妒英才生不逢时。他的父母年轻时曾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来又脱党当了逃兵，解放后靠做小生 意为生。李磊落背着‘叛徒子弟’的包袱进入清华， 所以格外追求进步。66 年8 月2 日在大礼堂辩论对联，李磊落勇敢地跳上台，声言：我脸黑心红，黑小子照样干革命。结果被人连推带踹轰下台。‘红八月’中， 他的叛徒父母一个被殴打致死，一个自杀。‘父母双双被打死’的传闻和贴满宿舍门墙的大小字报使李磊落一下子成了代表队的名人。我们很难体会李磊落的内心经 历过怎样的煎熬，但他在我们组的一系列表现，直到在常德牺牲的前一刻， 都在向人们重复着同一句话：我脸黑心红，我是真正的革命者！
Y：噢，李磊落原来有这么悲惨的经历。你们战斗组一起去昆明了。
S：10 月16 日，‘井冈山南下野战兵团’一行几十人乘火车去昆明。我们组的成员在火车上会合，算战斗组正式成立，推举我当组长。当时正传抄毛泽东的一首新词‘水调歌 头·重上井冈山’，最后两句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细细品味这富有哲理的两句话，觉得对我们特别有指导意义，于是给自己的战斗组取名‘肯登攀’。
昆 明的串联学生很多，最抢眼的还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他们依旧身着军装， 腰系皮带，还有人身带棍棒匕首。随着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兴盛，这些干部子弟大多变为保爹保妈派，双方自然会发生冲突。我们此时已不再顾忌‘血统论’， 也不怕他们的皮带匕首。有一次发生武力冲突，我们人数众多，身高体壮，赤手空拳还略占上风。后来省委书记阎红彦开会接见，我就坐在他旁边。那时阎书记尚未 受到大的冲击，表现得稳重平和，有长者之风，想不到没过多久竟然‘自杀’ 了。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有许多未解的谜团。
在昆明，我们小组时常在 一 起学习讨论，议形势，谈认识，各抒己见。李磊落政治敏锐，思维活跃，能引领大家提高认识，最后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可以说， 他是我们组的精神领袖。《红旗》十三期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认为，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李磊落的一些 ‘经典’言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让夫人亲自出面指导文化革命运动，可见已处于少数地位。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 当时听了这话，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经过多次形势分析和讨论，我们推想， 文革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批判刘少奇，直到把他拉下马。得出这个结论让我们感到吃惊，激动，兴奋，甚至还有点悲壮。我们决心充当毛主席的马前卒去冲锋陷 阵。李磊落带头改名言志，取笔名‘江林’，其含意不言自明。我的名字‘孙毓星’ 平平淡淡，受另一位改名‘宋耕’的启发，决定叫‘孙耘’，意思是：要在革命道路上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此外还有‘毛伟’、‘林迅’ 等名字，‘迅’当然指鲁迅。1966 年10 月19 日是鲁迅逝世30 周年纪念日。11 月1 日《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社论鼓动革命群众‘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 身’。我们敏锐地感知：这是毛主席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于是把战斗组更名为‘打落水狗’。
Y：那时，多数青年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革命性很纯真呀。
S： 我们‘打落水狗’战斗组可算某一类典型。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多数非红五类出身，也不是响当当的蒯派，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有强 烈的使命感；都脱离原来的班集体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或许，还有较浓的小资情调。共同的理念凝聚成一种力量，使我们逐渐成为井冈山的骨干队伍。然而我们组也 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高潮中有一人牺牲，二人重伤，我则进了班房； 毕业后几十年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人受到冲击。面对生活的周折，我们只能自嘲：‘打落水狗’自己倒成了落水狗。唯有一点值得庆幸，我们组13 名成员中出了４对‘革命伴侣’。当年清华的战斗小组几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经历够独特了。
Y：革命加浪漫，就像‘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描写的那样。
S： 可见古今中外青年人搞革命都带有浪漫色彩。当然，革命总是第一位的。10 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我们从昆明返回时，临时决定从株洲下车，到湘潭住下准备步行长征。我和李磊落专程到长 沙接待站借款35 元，买了胶鞋、雨伞等必需品。这笔款毕业后被追回，从我的工资中扣掉了。11 月15 日我们从湘潭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从韶136 137
山经湘潭、中路铺，过湘江到朱亭，经上屋场、攸县、茶陵，进入江西到龙市， 最后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全程20 多天。当时茨坪的巨幅画像还是原来的朱毛会师，尚未改成毛林会师。我们参观八角楼，登上黄洋界，吃红米饭南瓜汤，唱红军歌曲，在烈士纪念碑前留影，好像朝 圣一般。在山上我们得悉中央下通知暂停大串联，而且听说北京出现了反林彪和‘炮轰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就不再继续步行长征，乘卡车下山到吉安，经南昌转乘 火车于12 月8 日回到北京。
Y：66 年末刮起所谓‘十二月黑风’。你们28 团正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
S： 经过昆明之行和步行长征，我们全组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除一人以外，大家都继续在一起活动。‘打落水狗’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字报和 讨论会上。不久，动农系零字班的臧令瑜找到我们，要把观点相近、志同道合的战斗组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批刘少奇的资反路线。他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选几个战 斗组作为核心，有：‘雄关漫道’臧令瑜，‘八一’李自茂，‘第一星火’张兴华，‘井冈志’吴文忠，‘烈火’戴国珍，以及‘打落水狗’等。核心组第一次在2 号楼开会，臧令瑜建议取名叫‘送瘟神战团’，瘟神的所指不言而喻。我则提议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28 团，因为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是红四军28 团，而28 团团长正是林彪。张兴华他们都表示赞成。于是，清华文革史上有名的‘28 团’就此诞生。刚成立的28 团积极投入反击‘十二月黑风’和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12.25 大行动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参与者，后来逐渐成为清华文革中一支重要力量。
关于28 团，我想说明几点。1，‘大事日志’上说12 月24 日发起成立， 不知根据哪些原始记录。我的记忆应该再早些，大约在中旬。2，28 团的成立与蒯大富无关，核心组里也没有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在28 团与三纵队的论战中， 总部支持28 团的观点，同时还要保持凌驾于两派之上的姿态。3，67 年初，28 团在社会上的主要活动包括：参与砸联动，主办联动展览等，只有个别人参与‘反康’。4，28 团以观点或思潮结合，组织松散，进出随意，很多战斗组都是自己宣称属于28 团，而大家也就认可了。5，28 团早在67 年3 月1 日就宣布解散， 几个纵队也相继解散。后来414 串联会成立，28 团逐渐变成团派核心骨干的代名词。
Y：照你的说法，28 团组织松散，不分一二三把手，那为什么说你是28 团团长？
这 本是戏称。67 年1 月，28 团的主要发起人臧令瑜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头头、艾思奇的秘书卢国英一起，串连一些群众组织炮轰康生，我校还有戴国珍，龚蔺等参与，就是所谓‘28 团反康’。为此，臧令瑜险些被送进班房，好不容易检查过了关，就此淡出文革运动。‘反康’对28 团冲击很大，危难时刻，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负起责任，在内部外部撑起28 团的门面。出头露面多了，有人就戏称我是‘团长’。414 串联会成立后，各系均设立分部。团派跟着也按系组建01——12 部队，部分总部委员加上各部队一把手组成‘部队核心组’。我是部队核心组成员，从此进入团派的领导层。
名不副实的28 团团长头衔给我带来了麻烦。1970 年深秋，学校大张旗鼓地‘清查反革命组织5.16’。据说，有人对迟群讲：你知道‘团派’这个叫法怎么来的吗？ 那是因为井冈山早期的骨干队伍叫28 团。28 团团长叫孙耘，肯定是5.16 分子。于是就把我从内蒙古海拉尔抓回学校，进行了长达2 年半的审查。
回 顾这段历史，我从上井冈山，组建‘打落水狗’战斗组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进入28 团核心组，表明我已自觉地要求自己站到运动第一线。之所以说‘自觉选择’，是因为它是我过去生活经历的自然延伸，是我内心追求的一个释放，是自我觉醒的一 个新阶段。因此，至今我不后悔，也不该后悔这个选择。
Y： 我好像能理解你了。是不是你周围的许多人都有类似情况呢？
Ｓ：起码在我们战斗小组内，大家不但有共识，而且有一种正面的相互促进， 特别是李磊落，对我个人以及我们全组影响很大。
Y： 你多次提到李磊落对你们的影响，那么就着重谈谈他吧。
Ｓ：如果说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是因为参加了‘打落水狗’战斗组。‘打落水狗’之所以成为‘打落水狗’，就因为有了李磊落。在我们心中，李磊落这个名字永远不会忘怀。
李磊落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文革初期的不幸使他丢弃了以往的多愁善感，从一个普通学生变为一个思想者，进而成为一个战士， 像殉道者一样用全部生命书写自己的忠诚，兑现自己的誓言。
步 行串连回来以后，我们战斗组的人员有分有合，分头参加28 团的活动。有人到兵团保卫组。保卫组负责维持治安，还与体院等单位一起策划砸联动的行动。有人去八一学校搞联动展览会。体育代表队一些人负责展览会的保 卫，逐渐成为团派的一支武斗力量。我更多参与28 团与三纵队的论战等活动。此时李磊落已不满足本组的小小天地，他有更深更远的追求。崔兆喜告诉我，1966 年底，李磊落参加过一个叫‘共产青年学会’的小组织，其成员有著名的伊林、涤西，还有当今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以及北大一些人。他们开过两三次会，学习、研 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林、涤西‘炮打林彪’以后，这个小组织就寿终正寝了。这说明李磊落当时的思想是活跃的、开放的，他在不断地思考、探索。他总提出 一些惊人的见解，比如：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 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他还结合现实斗争加以引申：‘你要加入一个潮流，就要努力站到潮流的前头，引领这 个潮流前进’，‘不要做一个有了你更好的人，而要做一个没有你不行的人’。这些话语我闻所未闻，它表现出来的见地、志向和气魄，我惟有赞叹和钦佩。
李 磊落率先走向社会。他支持中学里受压的少数派，积极筹办联动展览。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朱彤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在‘红八月’时，他曾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胸前 的皮肉上以示忠诚，然而仍被红卫兵打得尿血，爬回家里，险些丧命。‘十二月黑风’时，李磊落把朱彤带到我们组避难，以逃离联动的‘追杀’。
67 年‘一月风暴’时，李磊落结识了‘红色洋人’李敦白，由于理念相通， 双方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时李敦白正和聂元梓一起搞‘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参与北京市的夺权。今年，在美国的沈昆同学来函说：‘李敦白跟我通电话时提到了李磊落，我当时还挺惊奇。他告诉我，李磊落和他熟识，1967 年春李磊落曾经找他，请他到清华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帮助。’我向蒯大富征询，证实确有其事。蒯还说：‘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就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 得精辟极了。’ 查阅党史，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讲过这样的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李敦白应该知道这件事。
一 月下旬，为‘反康’的事，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指明要28 团负责人参加，我和臧令瑜等人出席。一开始，江青说：文化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形势有了新发展，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江青询问大 家的看法不过是一句套话，出人意料，在大厅右后角有一个人突然站立起来，高声叫道：我发言，就噔噔噔走向主席台。定睛一看，竟然是李磊落。我感到奇怪， 他是作为哪方代表来的呢？李磊落上去，拿着稿，大讲一通夺权后主要矛盾会转到革命队伍内部云云，大致是28 团那套理论。没讲几句，江青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让他下台，然后进入正题，严厉批评反康。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只有我明白他，在寻找一切机会践行自己 ‘站在潮流前头，引领潮流’的宣言。
Y：李磊落的确与众不同。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情结。
S： 那时的李磊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充满了革命豪情。我们保存着他的一份残破手稿，散文‘满江红——与形左实左的战友共勉’，写于1967 年春。他面对‘二月逆流’，热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声令下， 山崩地陷，寰球振颤。这个洪流冲决一切罗网，甩开一切绊脚石，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她狂叫着，呼啸着，冲击着，战斗着。她摧毁着座座挡路的阴山恶岭， 破坏着条条保守的渠身浅道。……哪怕会遇上逆风千里，甚至有被狂风撕碎的危险， 但她革命的脚步决不停顿，更不后退。……最后，李磊落想起了高尔基的‘海燕’， 他激奋地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
良知的拷问
更猛烈些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今天，人们也许很难 理解他那口号式革命词藻下的真实思想。但我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潜藏的巨大能量爆发了’，他在恣意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我还知道，在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 藏着深深的自卑，那就是自己黑黑的出身。联动的喧闹已经证明，达摩克利斯剑依然悬在黑五类子弟头上， 他们随时可能再次被人宰割。
李磊落要用自 己 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而且比你们更革命。视死如归是革命者的最高境界。于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死’的字样。比如，4 月1 日晚间，北大附近一个大草垛失火，我们都跑去救火，他回来后写道：死了又有什么， 地球照样转动，革命继续前进。只要需要我一定毫不畏惧地献出生命。他在我们面前一再表示：要革命，就要主动地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1967 年‘二月逆流’以后，四川两派动枪动炮，在成都132 厂地质学院一名学生中弹身亡，是北京学生的首例。李磊落带领一伙中学生——他的崇拜者， 跑到四川支持造反派。中学生们体验到闹革命的惊险与刺激，但他们不了解，李磊落是要去接受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回来以后自豪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李磊落 的思想和行动总是超越我们大家，他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打落水狗’。
武汉7.20 事件后，兴起‘第三次大串联’。当时，中央文革认定湖南‘工联’‘湘江风雷’是左派。在常德，他们一派3000 余人被军分区支持的‘红联’ 武力驱赶到长沙。我们组的宋耕在西大操场斗蒋大会上结识了常德工联进京告状的人，他们特别希望‘首都红代会’前去帮助。在李磊落的倡议下，‘打落水狗’ 战斗组再一次统一行动，不去省会等热点城市，而到武斗激烈的常德去支援造反派， 一同‘接受血与火的考验’。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激动又悲壮。
Y： 在我来看，你们去参加武斗的动机的确匪夷所思。
S：客观地说，人的动机从来不是纯粹和单一的。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能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
我 们一行十余人在7 月30 日到达长沙，会合当地的造反派，准备走水路打回常德。李磊落目标明确，很快加入‘华蓥山游击队’——一支小青年的武斗队， 当上‘政委’。他执意要冲到武斗第一线。后来我们看到，李磊落得悉7.20 事件后就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
Y：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S：8 月2 日我们乘两艘武装轮船随先遣队三百余人出发，走湘江进洞庭湖再入沅江，行驶近3 天到达工联的据点德山电厂。第二天，李磊落等人随一支队伍渡河进入常德夺枪，但一上码头即遭阻击，我校吴庚生同学被机枪打中，鼻子和肩部连中几弹，伤势严 重。李磊落亲自断后，掩护大家退出常德。他们设法直接向总理办公室汇报，终于要来一架小飞机送吴庚生到长沙救治。吴同学大难不死， 后来分配留校工作，直到退休。
6 日，由桂入湘支左的47 军紧急派某团经德山去常德‘制止武斗’。带队的尹政委很重视北京学生，让我随他走在最前面，一起进驻军分区。当晚红联撤出常德，但市区周围枪声不断，战况 激烈。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 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 我们是干什么来了……他的战前动员就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我看他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驾驶楼里面，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 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 解救。车到东门附近，我们步行搜索前进，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 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此时是8 月7 日凌晨一两点钟。李磊落的遗体停放在军分区院里，我们组的孙铮和宋耕不知何时来到军分区，见状就嚎啕大哭。当地的武斗队员们个个情绪激愤，眼睛瞪圆，发出 骇人的闪光。我突然听到屋里劈劈啪啪作响，还夹杂着呼叫声，与孙铮进去一看， 一个叫黄闯或杨闯的人一边骂着一边用板凳砸向一位年长的军人，据说是军分区副司令。那人满面血迹，靠在墙角。这位闯将越打越气，突然拔出手枪就要击发， 个子矮小的孙铮眼疾手快，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一把将他的前臂推向上方，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到天花板上。这一推解救了那位副司令，也挽救了那位闯 将，可以说还救了我们自己。这个场面对我触动很大。武斗中一旦死人，人们的情绪就无法控制，就会丧失理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悲痛之中，我内心充满自责 和担忧，作为战斗组长和带队者，我怎么向李磊落的家人交待，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呢？

李磊落的死在学校引起很大反响。陆续有很多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愿来到常德，要继承他未尽的事业。然而， 来人越多，我作为一个头头的思想负担就越重。
8 月底发生了两派相持中最激烈的一场武斗。那一天，红联一方半夜偷袭， 激烈的攻防拉锯中我方有十几人阵亡。‘战地医院’大厅里弥漫着呛鼻的酒精味， 地上蒙着白布的遗体赫然排成一列，十分刺眼，其中就有北京化工学院的胡宝新， 他们一行四人才到常德不几天。我们组的朱以文被子弹洞穿腰部受伤，是孙铮她们抬下来的。那一刻，我别无旁骛，只想着如何把大家平安地带回学校。后来朱以文 转到长沙手术，所幸未伤到内脏，住院近一个月，随我们一起于9 月25 日
良知的拷问
返回北京。回来后我们又派一同学返回湖南，找到47 军和省革委会，为李磊落办理了‘革命烈士’证书，拿到抚恤金2000 元，一并交给了他哥哥和弟弟妹妹。
Y：你们一起去的同学一死两伤，在清华外出的几千人中伤亡最惨重了。
S： 据我当时估算，八、九两个月间，常德一地双方的死亡人数就有三四百人。推而论之，全湖南省，乃至全国该有多少人死于大武斗啊。我亲历了战友的牺牲， 见证了武斗的惨烈，更意想不到，对立的两派中不分伯仲，都出现了私刑、虐杀等恶行，所表现出的兽性与土匪几无二致。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感到迷茫：文化革命 为什么会变成‘武化革命’？发展下去会成什么样？百思不得其解。
李磊落的骨灰由宋耕带回北京。8 月13 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敦白作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发言。兵团总部还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国际悲歌歌一曲’，纪念李磊落和在武汉‘八一惨案’中溺水身亡的肖化时。
重 新翻阅那本小册子，其中关于李磊落遇难的描述带有演绎色彩，因为作者不是亲身经历。该书编辑、付印时收录了李敦白的发言，但出版发行时李敦白已随王力关锋 的倒台而失势，他的发言被撕掉，仅在目录里留存些许蛛丝马迹。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复原文革历史之难。即使文革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包括档案，也不尽可 靠，更何况在派性之下选择性地处理史实是个普遍现象。档案不过是胜利者雕琢过的‘正史’，特别是其中的‘揭发交待’材料大可存疑。所以， 我要特别向今天的文革研究者和评论家进言，对关键性的、作为论据的史料，你必须按照治史的规矩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不要轻易采信，更不能随意推演、发挥， 否则你发出的宏论只能是空中楼阁，非但落不到实处，反而会误导自己和他人。
Y：我们确实不能忘记文革中许许多多像李磊落这样‘献身’的人。
S： 我的文革道路与‘打落水狗’和李磊落关系甚大。我们通过思想的交流相互影响，通过共同的战斗生活加深感情，产生越来越强的认同感，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丧失 了自我。事实上，每个文革参与者都从属于某一群体，从一个战斗队到一个派别。在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偏激的领袖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体都 有程度不同的趋同性和归属感，甚至今天还在影响对文革的反思。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
Y：是呀，还有很多社会学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你回校以后做什么了？
S：九月份回校后两派正在大联合，没有我什么事，我一度萌生退意。然而， 李磊落的形象即刻出现在脑海里，我斥责自己的动摇，告诫自己：绝不能当逍遥派。我决定做点‘实事’，就是协助陈继芳抓干部工作和开展大批判等等。
我 参与了67 年底至68 年初团派‘三大战役’的策划组织，重点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他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组织‘第二套班子’对抗文革的罪行。在‘解放干部’方面， 陈继芳领导下的‘第二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此外还有一些专案组，比如，斗蒋兵团、八五支队、九六支队、吕应中专案组等。我负责联系其中几个专案组。‘九六支队’专搞谭浩强、罗征启等干部专案，随着 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化成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罗文李饶’专案组。
Y：‘罗文李饶’专案由罗征启开始，你是直接当事人，请谈谈有关的情况。
S：67 年秋冬，两派围绕着干部问题展开激烈斗争。我们掌握一些材料，揭发罗征启反对中央文革，讲过‘极左的根子在林彪’这样的尖端言论，根据‘公安六条’足以将 他定为反革命。于是，总部决定派保卫组和代表队一起抓捕罗征启。68 年1 月30 日大年三十，罗征启回家过年时被抓获。后来将他关在化学馆地下室，以九六支队为主组成‘130 支队’进行审问。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参与其事， 包括连续几天昼夜不断的审问，其间还打过他胸脯一拳头，是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我们的逼供信对罗征启老师身心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我内心一直充满歉 意。1980 年为我考研录取的事，罗老师在给哈工大的信中特别申明：他审讯过我，搞过一些逼供信，但他本人没有动手打过我。罗老师是有意的隐恶扬善。30 年后我读到这封信时，内心顿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Y：后来罗老师一家遭遇了更大的灾难，就是他弟弟罗征敷致死事件。文革研究者和清华同学的不少文章里都提到这个事件，版本多有不同。我觉得，你作为当事人，应该说说清楚。
S： 罗老师一家的灾难是我们造成的，心中的悔恨和歉疚几十年来未曾减退。就事件本身而言，面对别人的说法我感到很为难。他们的描述多来自道听途说， 我如果重提此事又担心引起罗老师一家悲痛的回忆，所以只能保持沉默。近些年多次与罗老师晤谈，历经人生磨难的他非常豁达，我内心很感宽慰。况且，梳理我自 己的心路历程也不可能绕开这件事，就借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说。
68 年3 月上旬，因担心化学馆不安全，就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在八达岭的避暑地三堡，并由代表队负责保卫。罗征启凭借头脑清晰和地形熟悉在27 日夜间跳窗逃跑，尽管腿脚摔伤，最终还是逃出了三堡。
当 时，继王关戚倒台之后又揪出杨余傅，对文革的前景大家都感到迷茫。在校内，我们搞到罗征启的‘活材料’，抓了他们的‘现行’，就等于掐到414 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所以很有些得意。没想到大意失荆州，我们只好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由保卫组和代表队继续抓捕，另一方面准备开批判大会发通 缉令，抛材料、造声势压老四。我曾拿着材料找到海军宣传队的办公室负责人胡保清，要求他们支持发通缉抓捕。他只能含混地回答：是反革命就要抓嘛。不敢明确 表示反对。保卫组和代表队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侦察、抓人的手法也更纯熟。为了找到罗征启踪迹，还抓过他老父亲及同学林维南。我们自恃抓‘反革命’ 是‘革命行动’，就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蛮干，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话，‘革命， 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听到代表队那些人讲述跟踪、蹲 守、化装查访等活动，感到新鲜、刺激， 就想跟他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抓林维南那次我去了，没有进屋，只在楼道下边观看。强行带走林维南时，屋里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后来听说，他的老母亲受到惊 吓， 做下病根，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前些年我问过罗老师，得知林维南一家作为华侨已离开大陆多年。我无缘与林维南先生见面，只有借此机会向他及他们全家表示我真 诚的歉疚之意，祈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Y：说到这里，看你的心情很沉重。其实，你参与抓人行动好像也挺偶然。
怎么说呢，现在人们喜欢说‘偶然创造历史’，但哲学家又告诉我们，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我认为后者更深刻，更本质，也就更真实。
实际上，罗征启当时已经被老四朋友保护在科学馆里了，我们不可能抓到。按照计划，抓不到人就发通缉令，而印通缉令缺照片，因为他们在清华的小家已经‘坚壁清野’了，于是决定去城里他父亲家抄照片。
4 月3 日晚，我们一行9 人乘坐苏式嘎斯69 型吉普车出发。这种车体型较大， 两排靠边的长板凳可以挤下8 个人。当时罗家被驱赶到北京站附近一个平房小院的偏房居住。车在院门外停下，留下司机小李和张建国、王庆章两位同学。我带人进屋，有人找照片，有人宣讲 ‘政策’，有人哄骗他的小弟弟。大约二十分钟后， 我们拿着一本相册出大门时被告知：抓到罗征启弟弟了。我上车后见到一人俯卧在车厢中央，开车后将他翻过身来，才看到他嘴唇与脸面都呈青紫色，心里不免打 鼓，就让打开后面篷布通通风。车回到保卫组所在地甲所，几个人抬着他下车， 放到地板上就开始做人工呼吸。我心知不妙，赶紧找来刘汉忠医生。他略作检查， 就摇摇头委婉地说：脉几乎摸不出来了，赶紧送医院吧。我急忙从总部会议上叫出陈继芳和王良生，说明情况，一起去北医三院。到三院时人家不接收，只开出“人 已死亡”的证明，这时大约是晚上11 点钟。闻讯我们很为震惊，人命关天哪。可是我们想不出什么原因导致死亡，遂决定马上去卫戍区报案。夜半时分，军管会一位领导出来接见，听了事情的过程汇 报，就问：谁是带队的？我说：是我。他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又在抓人的张建国、王庆章名字上画了圈，然后说： 这三个人留下，别人都回去吧。第二天早上把我们三人一起送到半步桥看守所。
在拘留审查中我们都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公安局很快就弄清了案情。实际情况是，当我带人进入罗家时，留在车上的张、王两人发现了一个急速跑出的身影，于是就驱车追赶，追出几百米后将他抓到车内，发现是罗征启的弟弟。他们将其按在车厢中间的地上，绑缚双手，怕他的叫喊声惊动广场上执勤的解放军， 就向他口中堵棉纱。王同学并无此类经验，竟将棉纱塞得过深，堵住喉咙，结果‘闷住呼吸孔道，窒息死亡’。根据这个情节，军代表说：‘你们这事还算误伤’。
我 心里明白，人命关天，即使强调动机是‘抓反革命’，也不能随意伤害生命。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既敢为，就得敢当；况且，出于责任和义气， 作为头头还应该多承担责任。抱着这样的心态，初进班房时尽管杂念很多，我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冷静，而且像我们心目中的革命者一样，总要写点不合辙的诗文激 励自己。
我深知，罗征敷之死给他本人和全家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几十年来，我的愧疚和悔罪，我所接受的惩罚，都无法弥补其 万 一。尽管罗老师代表全家多次表示了原谅之意，但我无法心安理得，无法原谅自己。我和孙怒涛一样，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唯有努力行好事作好人，用自己 的全部身心和实际行动去赎罪，以不负死者和生者。
Y： 真是人间的悲剧，惨痛的教训呀。请继续往下谈。
S：5 月9 日蒯大富带人去探监，即所谓‘冲击公安局七处’。见面时他告诉我， 公安局要求扣下王庆章，放我俩回去。但他坚持：我送去三个人，你也得还我三个人。蒯大富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还说：如果需要留下一个人，就留我。
那 时有一个新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我们三人先后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参加公安局办的‘学习班’。工宣队入主 清华以后，8 月29 日把我们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9 月中旬，王庆章与几十名有各种问题的同学一起被送往沙城，当时的说法是‘暂不分配，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发生活费，等待分配’，实际上是由北京师院的学生 对他们监督审查改造。1970 年王庆章正式分配到河北省宁晋县。我和张建国与部分七、八字班同学一起，于1968 年12 月底分配。孙铮随我一起‘发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到海拉尔报到时遭遇零下45 度的超低温，一片雾蒙蒙的冰天雪地， 或许已预示着未来的日子将被严寒所笼罩。
Y：这么说，你没有参加清华的百日大武斗了。
S：罗征敷事件让我躲过了‘百日武斗’。我想，这也 许是我的幸运。依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和常德的体验，当然要与陈继芳、王良生、王子瑜等人一起，主张通过搞专案挖‘现行’材料，从政治上打垮414，而不赞成 采取武斗方式。然而， 一旦武斗发生，又绝不会当逃兵。我的这一劫恐怕在数难逃。
我认为，罗征敷事件对清华文革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首 先，它是两派斗争中第一件命案，强烈刺激了414 群众，大大激化了两派矛盾，催发了20 天后的‘百日武斗’。同时，它对‘罗文李饶专案’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催化作用。我们进班房的三人都是校体育代表队的成员，当传出可能判刑的消息后，以代表 队成员为主导的专案组自然更为着急，就力图把‘现行反革命案’做实做死，以减轻我们的罪责。我总觉得，这是他们扩大为‘罗文李饶专案’并大搞逼供信的一个 心理因素。因此，我同样愧对专案中受迫害的老师、同学，尽管我没有直接伤害他们。专案组的许多成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影响了出国、入党、提升， 甚至背负着‘三种人’、‘严重政治错误’等罪名。对他们，我总有一些歉意。
专案组成员、校足球队的时作隆在5.30 武斗中摔伤致高位截瘫，我们二十多位同学在毕业后按每年一个月安排寄生活费，连续18 年没有间断，直到他1985 年去世。小时英年早逝，没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令人十分惋惜。2007 年‘二闲堂’主编唯一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时作隆武斗受伤的事，我曾以‘北南’ 的笔名简单记述了小时后来的经历，连同几张旧照一起发表在该网站‘四十年细说从头’栏目。
Y： 今天你说了不少表示愧疚和道歉的话。这些话一定是你早就想说的吧。
S： 有些话的确憋在心中很长时间了，有些则是近几年在清华两派反思氛围里的新体会。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解剖自己’，进而解释自己，真诚地说服自己，然后才可能去说服别人。我达不到鲁迅的境界，只有努力学习他的精神。
听说你毕业后的经历也很坎坷，可不可以简单谈谈？
S： 我和孙铮一起分配到海拉尔通用机械厂，我当车工，孙铮搞电机装配。68 年底到69 年初，正是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即所谓‘挖肃’运动的高潮。外来大学生自然‘清白’，是依靠力量，北大来的小汪已成为专案组的骨干。我报到不久，厂革委 会就让我进专案组。我无法坚辞不干，好在已有清华的经验教训， 迅即发现完全是搞逼供信。口供材料犹如滚雪球，咬来咬去，共产党居然都成了内人党，怎能经得起推敲？我的意见被指责为‘右倾’，很快将我和赞同者踢出专案 组。这样，我不但避免了再陷泥潭，而且得到全厂上下的好评和关照。可见， 从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往往更深刻也更有价值。
1970 年秋，迟群谢静宜主政的清华开始大张旗鼓地清查5.16，启动虽晚， 但气势更猛，迅即在全校铺开，一时间人人自危。数百名已分配离校的学生受到‘隔离审查’，其中几十名重点分子被陆续揪回学校。工宣队通过逼供信获得口供， 将井冈山兵团打成‘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10 月底，以开四届人大准备会的名义将蒯大富骗回学校。71 年2 月9 日，我在工作中被三位解放军带走，于11 日回到学校，‘隔离’在东主楼八区。迟群与我个别谈话，说我‘民愤极大’， 威胁要‘依法制裁’，诱导我交待‘5.16 组织问题’。谁都知道，迟群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那几天我压力极大，甚至动过自杀念头。实际上，许多审查对象都有类似想法，有人已付诸行动，比如与我 同关在八区的一位实验员就喝过敌敌畏。校内自杀身亡者有四名，除一位教师在9003 大楼恒温室自缢以外，另外三位都是团派骨干。物0 的栗乃志在审查中跳楼身亡。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老工人韩启明最悲惨。他本已调回河北老家，又被揪回学校，因不堪重压，逃到电厂外小河边割开股动脉。据 说，工宣队赶到现场时他的血尚未流尽，挣扎着一口气对军代表惠宪钧说：老惠，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团派的‘捉鬼队’伤亡更惨重。陈贯良在清华的江西鲤鱼洲 农场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未死，被讥笑为‘火烧屁股’，后来在两人陪护当中突然钻到拖拉机后轮之下，终于如愿以偿。分配在苏州的李介谦是捉鬼队头头之 一，在当地审查中‘自杀’身亡，详情至今不清楚。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子虚乌有，当然搞不下去，迟群赶紧中止从外地揪人，转而强调‘5.16 罪行’。实际上，早在70 年11 月周恩来就说：‘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这样，将我文革中的事又翻腾一遍，找不到足够的‘罪行’，最后还回到罗征敷事件上重 新定案。
Y： 这第二次审查有多长时间？怎么给你定案的？
S：1971 年9.13 事件以后清查运动就逐步停止了，其后陆续将我们这批人作结论，送回原单位。我的事却拖延到1973 年5 月，审查了2 年零4 个月。5 月18 日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全校‘宽严大会’，将赵××、张× 从严逮捕法办， 孙××、蒋×× 从宽处理。然后回到主楼后厅开全系大会，当场逮捕吴××， 对我则宣布了‘复审结论’，一个新鲜的说法叫做‘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就是暂不戴五类分子帽子，送回原单位，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当天工宣队集中处 理了武斗期间的全部命案问题，共涉及12 个人。
Y：你在学校审查了2 年多，政治上受到巨大打击，想必有很多感触了。
S：和许多同学 一 样，我的思想变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从1968 年秋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领域’开始，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宣告结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再次举起‘斗批改’大旗， 以斗立威，以批固权，自上而下连续发动了几轮政治运动。
第一轮叫‘清理阶级队伍’，是共产党立威的惯例，矛头对着平民百姓。查三代、翻旧帐，40 岁以上人人过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虽无详细统计，数字肯定是惊人的。据唐少杰老师调查，清华在清队期间自杀24 人，超过工作组时期和百日武斗。更有甚者，在某些地区还发生对地主富农灭门分浮财的惨剧。一位同学的母亲老家在湖南道县，她向我描述过那里的惨状，说：鲜 血把村边的河水都染红了。
第二轮随后跟上，1970 年1 月‘一打三反’登场，借‘落实战备’之名，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打三反’开创了公开、成批枪毙‘政治犯’，其实绝大多数只是‘思想犯’的恶劣 先例，还将杀人权下放到省一级，致‘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一大批思想先驱者死于枪口之下，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等。很多地方借机清算武 斗旧账，枪毙了一些失势的造反派头头。湖南常德水运公司‘海总’头头郭大副就被处决，1980 年才获平反。
在一片肃杀气氛中，1970 年3 月27 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造反派统统划归为5.16，制造了涉及近千万人的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直到1971 年发生‘林彪叛逃’的9.13 事件，政治重心转移，这些运动才告一段落。当年‘三结合’在台上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出于派性充当了整人的打手和帮凶。然而，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 年‘揭批查’运动中，他们同样遭到清算。
清查5.16 运动对我来说是个‘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我见识了迟群这位御林军小头目的嘴脸，体验了被打入深渊的滋味，知道了‘秋后算账’的厉害。我想不明白，造反派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革命，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文化大革命中台上人如走马灯般轮换，台下你整我、我整你，到底是为什么？不久以后，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 生，43 年前的28 团团长，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竟然仓惶出逃丧命异乡。我的头脑中犹如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又好像一桶冰水浇头， 通身凉透却使我骤然清醒。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政治以及有关文革的方方面面。总之，这是我思想解放的开端。
在海拉尔工厂的几年里，我亲眼看到文 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了解到工人群众对文革以及各类政治运动的看法。他们对我的理解、同情和帮助就隐含着朴素的批判因素。1976 年4.5 事件时，我厂毛吉昌、刘永杰两位书记特意叫我到办公室，闭门议论形势。大家很有共识，为天安门的革命行动叫好，反感‘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那时，我已从文革的坚定拥护者转变为理性的批判者。
Y：不少人都有类似的转变过程。1973 年回到厂里以后怎么监管你的？
S： 回到海拉尔，我由车工改为大炉工、翻砂匠，以利‘劳动改造’。人家老工人对我没有丝毫歧视，反而处处照应。我体会到工人群众的纯朴可爱，与他们成为朋友， 友谊延续几十年至今。1975 年，市委派毛吉昌到我厂‘代职’当书记。文革前夕他作为共青团市委书记正在中央团校学习，曾在清华园中学当过工作组， 对北京和清华的文革有所了解，政策水平也较高。在他任职期间，于76 年4 月解除我的‘群众监督’，算是‘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同时安排我到科室，从事新产品开发等技术工作。148 149
Y： 这就是说，从68 年4 月事发后将近十年中，对你已经做过3 次处理。
S： 如果算上毕业前工宣队的审查，就有4 次了。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政治的险恶和肮脏，对我的打击之重自不待说。幸而我一直推崇先贤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吾日三省吾身’。作人做事 要换位思考，你涉及人命关天的重案，受些惩罚岂不应该？自己做事自己当，何必怨天尤人？所以我的心态还算平稳。上帝是公正的，当紧闭大门以后会为你开一扇 窗，他施以惩罚的同时还让命运之神赐福于我。在我危难之际，孙铮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不离不弃， 在我监改期间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不久又添了一个小千金。周围的群众，从领导到工人，对我都抱有理解、同情、甚至怜悯，经常施以援手，让我在严寒的边陲感 受到人间的温暖。那个时代受挫挨整的人很多，各有不同的体验。我的感受是： 上天很公平，世间好人多。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Y：你在1976 年解除了群众监督，那个龙年是多事之秋：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你的生活该有新的改变了。
S： 随着四人帮戏剧性地倒台，长达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继而邓小平上台，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当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有救了；忧的是， 政治经验告诉我，恐怕会重算文革这笔账。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蠢蠢欲动’， 于是跟着电台学英语，在给青工辅导高考的同时复习大学基础课，谋划着准备着， 寻找机会离开寒冷的北国，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1978 年春，从清华传来新一轮讨伐声，我知道，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我们把母亲和小女儿送回天津老家，早早做好应急准备。4 月19 日，五大领袖被正式逮捕，一场‘揭批查’运动势如燎原，不出一个月，全国就滚雪球般抓了数万人。中央见状，又急令刹车。过了两个多月，我心想这一轮躲过去 了，但往后还难说， 因为北京的吴德正被炮轰，如果新官上任还难免再烧三把火。果不其然，不久林乎加从沪调京接替了吴德，他的三把火把我再一次烧进了班房。
Y：这就是你第二次进班房了，在什么时候？
S：1978 年10 月份，我和孙铮参加了哈工大‘回炉班’考试。回来后不久， 11 月13 日，我再次被拘留审查。按照行话，这叫‘二进宫’，班房里的囚犯都高看你一眼。刚关进看守所，心绪烦乱，看看眼前，再想想未知的未来，我大哭了一场。第二 天渐渐平复，等待着解往京城。然而，等来的只是一次例行审问， 让我把学校那些事重复了一遍，此后就无人问津了。
1979 年春节过后，孙铮前来探视，告知我俩都考上了回炉班，她准备去哈工大报到。送走孙铮，我心绪稍安。其后十几个月中，海拉尔的许多朋友代替孙铮照顾我，无家胜于有家，我收到的食品数量最多，有些至今尚不知何人所赐。
拘 留期间，我坚持偷偷写日记，回忆读过的诗词，靠记忆和推理复习高等数学等，后来又争取到学英语和其他功课的机会。我再次领悟到，只要站得直、行得正， 你就终会感动上帝。一位眉清目秀的解放军小李班长对我格外关照，还出钱给我买来字典。我出狱时他已复员，竟没能还钱和当面致谢。就这样，我把看守所变成自 己的学校，不但学习文化知识，还学到不少社会知识。
Y： 你蹲班房也有不少收获，看来你挺善于学习的。
S：你说得不错，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和事都是我学习的对象。
孙 铮到哈工大后，汇报了我的情况，学校十分通情达理，答应为我保留学籍， 让我们感到很温暖，看到了希望。然而案子的一拖再拖却让我不断地由希望转而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煎熬中一年就过去了。1980 年寒假，孙铮在朋友的帮助下多方奔走申诉，海拉尔公安局终于在2 月8 日将我释放，名曰‘取保候审’，电机厂书记刘永杰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至此，近15 个月的牢狱生活宣告结束。
不过，‘取保候审’意味着事情还没完结。
S： 是啊，所以我马上请假，在春节前回到家中。孙铮告诉我，河北宁晋县王庆章的专案组早在半年前就直接找过罗征启。当时罗老师刚刚提升为党委副书记， 仍兼宣传部长，他姿态很高，表示‘永远不再追究’，还强调不仅代表他个人， 而且代表全家。于是王庆章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商量先由孙铮直接找罗老师谈谈。罗老师在工字厅接待了孙铮，指点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让海拉尔派人来清 华， 征询对孙耘的处理意见，剩下的事我来办，你们就不用管了。’他的话给我们很大安慰和信心。罗老师还支持我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将黄美来老师编写的政治复习资 料寄给我作参考。
Y： 原来你还不是第一个得到他恩惠的人。罗老师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Ｓ：罗老师对文革早就有深刻的反思，他是一个理性的思想者，这样的举动绝非一时头脑发热。
我 回到海拉尔，将罗老师的意思转达给公安局，经海拉尔市委批准，指派一位副局长带队前往北京。同时，我报考了哈工大自动化仪表专业研究生，厂里给我长假，让 我专心在家复习备考。让我专心在家复习备考。短短40 天要准备5 门功课，时间显然不够。我下定决心，拼命一搏。4 月4 日在海拉尔一中考试，我感觉题目不难。一个月后，哈尔滨传来消息，我的成绩是415.75 分，总分和数学（100）、英语（79.75）都是第一名。哈工大拟录取并来函调档案。时间很凑巧， 海拉尔市公安局报请市委批准后于5 月27 日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同意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党委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给予适当行政处分。文件下发到我们厂，刚调来几个月的书 记张崇才对我很同情，依据他的经验， 最好不要背着一个行政处分，就做出‘取消其此次调资升级资格，免予行政处分’ 的处理决定。实际上，那次调资升级名额为40%，按常理我和孙铮也只能上去一个人。正是因为没有行政处分，12 年后的1992 年，海拉尔市公安局重新下文详述我的问题，并按照最高检察院文件补发了拘留期间的工资和取暖费。
Y：你获得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照，说明人同此心，看出了人心向背。
Ｓ：1980 年6 月上旬，我的档案转往哈工大。与此同时，与我同命相连的同学井岗山也从吉林报考哈工大。我与井岗山素不相识，只知道他是‘北航红旗’ 二把手，曾跟随谢富治、王力去武汉，因7.20 事件而闻名全国。冥冥之中，我和井岗山的互动成就了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Y：你是说胡耀邦批示你们读研究生的事吧。请讲讲具体过程。
S： 7 月初，哈工大校党委开会研究我俩的录取问题。结果常委们意见不一， 8 对1，只有一人赞成。当时哈工大由副校长刘仲甫主持工作。巧的是刘仲甫与井岗山的父亲光复后同在黑龙江鹤立县当领导，是‘铁哥们’，两家关系很密切。常委 会那关键的赞同票正是刘仲甫的。7 月21 日校党委打报告，以‘有不同意见’ 为由向省委请示是否录取。据说省委书记们意见也不统一，因为涉及政策性问题， 遂指示哈工大派人到北京请示。8 月份，哈工大派人事处副处长金光和研究生科科长王舜两位老师赴京。刘校长当然最希望录取井岗山，不过我和井岗山已经牢牢绑在了一起，除政策问题外，一个说 得出去、也可能说服别人的理由就是我考第一， 而且成绩遥遥领先。
Y：真是无巧不成书。你和井岗山就这样在冥冥之中互动了。
Ｓ：我闻知 哈 工大的否定结果后给省委写了信，又到北京继续向各方申诉。厂里特意给我和孙铮一个去呼和浩特办事的差事。到京后我们首先拜访了罗老师， 是我文革后第一次与他见面。随后他就给省招办和哈工大写了一封信，表明赞成录取的态度。我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通过亲朋好友给哈工大老领导李 昌， 给五届人大代表黄火青等送申诉材料，最后还给胡耀邦写了信。
哈工大的两位老师十分负责。到北京后他们先到清华找罗征启。罗老师态度鲜明，给 他们看了那封信。信中恳切地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 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 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清华党委里林克、胡启立、汪家璆等大多数成员支持罗征启，明确表态赞成录取。然而在北航他们碰了一鼻子灰。
两 位老师没有气馁，先后找了高教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最后，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9 月4 日，阎草副主任听取了汇报，收下了材料。当天书记处开会，中纪委王鹤寿书记便向胡耀邦汇报了这件事。胡耀邦看了材料，当场做出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 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我不知道胡耀邦总书记是否看过我的申诉信，但我知道，他这样雷厉风行地批示， 决不是随意表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他一贯理念的必然行为。关于胡耀邦批示的四句话，罗老师当年告诉过我，我记得大意是不差的。井岗山的老同学， 北航戴维堤、尹聚平夫妇在其回忆录《逝者如斯》中生动、清晰地描述了在阎草家看到胡耀邦亲笔批示的情景。
中纪委迅速落实总书记批示，向清华和北航 作了传达，同时邀集高教部、新华社和哈工大组成调查组，分赴吉林市和海拉尔市考察我俩的工作表现，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就是例行程序：调查组向省委汇报，汇 集各方意见建议录取；随后哈工大党委议决：同意录取；9 月25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并发函向书记处和王鹤寿、胡耀邦同志汇报；书记处批复之后才发出录取通知书。
10 月中旬，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来到哈工大才见到井岗山本人。我和孙铮终于在哈尔滨团聚了。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Y： 这新一页揭开得真不容易，有那么多巧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你。
Ｓ：我的确是幸运的。据我所知，在全国众多造反派学生中，经胡耀邦正式批示读研究生的仅此一例。此前78、79 级研究生招生时也有类似情况，他们就没有我俩的运气了。
我感谢罗征启，也感谢哈工大和清华那些老师、干部；我感谢胡耀邦，也感谢黑龙江省、北京市和中纪委的各级领导，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顺应了社会潮流和人心向背。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这种必然来自全国上下对文革的反思，来自团结一致向前看、往前走的朴素愿望。
当 时我们做了两手准备，同时寻找可能的接收单位，研究生上不成就调动工作。我们听说华中工学院的书记朱九思是大胆的改革家，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就通过武汉的 友人送去材料，等我回到海拉尔时已收到华工发来的商调函。如果哈工大不能录取，我就将去华中工学院工作。朱九思思想开放，敢作敢当，还接收了在清华整得很 惨，‘帽子’尚未完全摘掉的陶德坚老师。
Y：胡耀邦的确是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
S： 对胡耀邦总书记我充满感激之情。1989 年4 月15 日胡耀邦逝世，我悲愤之极，在哈工大设的灵堂前徘徊许久，出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没能献上自己的一束鲜花，留下终生遗憾。2009 年3 月底，胡耀邦逝世20 周年前，为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实现近30 年的夙愿，我们夫妇二人专程赴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墓，到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在胡耀邦墓前，我诵读了祭辞：
泱泱中华 朗朗乾坤 幸生耀邦 千古一人
心系天下 施惠于民 平反冤案 颠倒昆仑
‘人才难得 既往不咎’ 关爱我辈 将心比心
人格高尚 党之‘良心’ 人性光辉 岿然永存
4 月7 日，我第一次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座谈会。发言中谈到耀邦同志对我的恩惠，多年的情感突然迸发，以致泪流不止无法自制。会上我着重谈了一个观点。当代人制史论今，常被现时的权势、名声 所左右，只有历经时间的淘洗，光环褪去，后人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客观。比如，一提到‘平反冤假错案’， 就是刘少奇、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固然这是些大案要案，但我认为， 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胡耀邦从朴素的人性出发，拿出非凡的魄力，顺势推动对数十万‘右派’的‘改正’；进而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摘帽；‘家庭出身’ 作为与生俱来的原罪被一笔勾销。试想，除了胡耀邦，谁能做出这个‘顺势推动’ 之举？这个‘一风吹’吹掉了中国的现代‘种姓制度’，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色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历史性进步。特 别是，这个伟大的行动发生在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真正起到‘颠倒昆仑、扭转乾坤’的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这场‘平冤 案’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惠及全国数亿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其规模之大‘前无古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胡耀邦是‘千古一人’。我相信， 后人对他的评价将不会低于，甚至超过毛泽东、邓小平。
Y：你的评价很有意思，或许掺进去你个人的感情因素吧。
Ｓ：我不否认对胡耀邦有感恩 之心。我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但我一直在观察、学习，加上独立思考，可能思维方式还跳不出科学逻辑的框框。你看我很会考试， 说明我是个‘求甚解’的人。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似是而非，我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严肃认真的。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Y：看得出你是个认真的人。到哈工大读研和工作应该比较顺利了吧。
Ｓ： 总的来说是越来越顺利了。哈工大的小环境不错，老师同学待我都很好， 但大的政治形势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摆脱不掉。我到哈工大后不过一个月时间， 就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公审‘四人帮’。政治形势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我暗自思忖，如果早在暑假期间宣布这个消息，我们这研究生还上得成吗？想到这里， 不由得感叹世事的无常和我们的幸运。
到1982 年，公审四人帮以后，又开始了‘清理三种人’，即整肃‘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个模糊的定义足以适用于任何造反派，‘二十年内不搞运动’的承诺犹然在耳，新一轮运动已展开。然而搞政治运动毕竟已不
得人心，像哈工大就没有多大动静。这是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又一个进步。
可 是，我注定躲不开政治的漩涡，它会自动找到你。1983 年研究生毕业面临分配，当时哈工大刚刚转归七机部（航天部）领导，部主管部门坚持要将我和井岗山‘不予分配，退回原单位’。经过我们的坚持、老师们的支援 和学校的反复交涉，最终七机部做出妥协，同意我留校；同意井岗山进北京，但不能进七机部， 可以自己找接收单位。后来他去了北京化纤学院（即服装学院）经管系。
Y： 噢，你年岁不大，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了。
Ｓ：这个调 侃的词汇说来轻松，但是当‘运动员’的滋味一般人体会不到。孙铮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作记录员，清华来函要求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哈工大管理学院的总 支书记罗家骧亲自出马外调，找到多位当事人，否定了那些重磅材料，最后按‘一般错误’收场。罗家骧在清华听到一则消息，‘清理三种人’ 当中清华向外发函涉及三、四百人之多，大多要求定‘严重错误’以上的罪名。罗书记对清华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哪儿有这么多‘严重错误’？
那段 时间我接待过直接间接来自清华的外调好多次，有两件事印象最深。其一是关于陈继芳的外调。马小庄陈继芳夫妇分配在长春一汽，干得很出色。陈继芳是团派主持 ‘解放干部’的总管，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在清查5.16 时就受到很大冲击，亏得怀孕六个月才没被揪回学校。这一次能放过她吗？专案组曾明确警告他俩：薄一波讲过，“清华井冈山都到哪里去了？” 长春一汽的专案组两次找我调查。第一次来人态度很好，第二次换了个年轻人，态度恶劣。他拿出几张复印件，指着说：你以前写过的材料还不认账吗？想让我照抄 一遍作证言。我一看， 是十几年前清查5.16 时的‘交待材料’。我一下子火了，高声质问他：‘你知道这些材料是哪儿来的吗？你知道清查5.16 是怎么回事吗？知道清华有多少人挨整，多少人自杀吗？你知道中央早就宣布那是冤假错案，要求销毁黑材料吗？…… 你拿张纸来，我给你写。’我未加思索，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一份证言：
看到这些清查5.16 时的所谓材料，我十分震惊和气愤。在迟群操控下，清华的清查5.16 运动波及数千名师生员工，有四人自杀身亡，是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中央早已定性并明令销毁相关材料。鉴此，我郑重声明：这些材料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我一 概不承认。除了对材料中所涉及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歉意以外，谁使用这些材料谁就要负政治责任。
写完后我签上字就摔门而去，情急之下竟然忘记抄一份 底 稿，但其内容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陈继芳对我说，虽然长春一汽核查办人员没能从我和王良生那儿拿到他们想要的材料，难以向上级交差，但是我们这批清 华同学不屈服于薄一波等人淫威的胆量和智慧，却让他们由衷地感到佩服。
还有一次在系总支办公室接待清华的几位老师。刚坐定，一位领头的老师就 说： 我们来是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你要如实回答。至于你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谈 ……。 这本是一种审问的套话，但我一听就窜起一股无名火，当即打断他的话： 你说我还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这样一来二去居然吵了起来。我们系总支书记站在旁边愣愣地看着我，不知所以。一位女老师赶忙打圆场，说到他 们来之前找过罗征启等等。我听她提到罗征启，头脑冷静了下来。其实我明白， 过激反应是我的‘运动后遗症’，往往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件小事，触动了某个心结，就会突然火冒三丈，情绪无法控制。于是我检讨了两句就开始对话。他 们外调的目的是整团派的几位政治课教师，非要说我们搞专案、抓反革命是听了‘教唆’。他们诱导我写出证词，言里话外还带有一个意思，这样的话反而能减轻我 们的责任。实际上，文革中的学生，特别是团派学生都自认为‘路线觉悟’ 很高，很自负，从不理会干部教师的意见。同为团派，教师与学生发表相同的见解亦十分正常，根本没有教唆之类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不可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这 件事让我想起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偏见显然来自派性，然而为什么清华的派性那么顽固，那么强烈，其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呢？

Y：清华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过去有骄人的历史，文革中有激烈的争斗， 直到今天又有‘大清帝国’一说，在国内大专院校中确实独树一帜。
S：以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比较，就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而言，清华与哈工大、华工这些学校大不相同。‘红教联’陶德坚老师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证。
文 革一代清华人没有不知道‘红教联’的，那是个‘牛鬼蛇神大杂烩’，是‘右派翻天’的典型。‘红教联’连同它的发起人陶德坚老师早就被被批得臭不可闻， 以至于四十年以后，所谓牛鬼蛇神、右派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一位团派观点的干部在谈起文革时还不忘与红教联划清界限，强调：我们与红教联可不一样。
查 看大事记，1966 年10 月28 日，在地质学院等院校造反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清华大学红教联’宣告成立，成员包括土建、冶金、电机、自控、基础课等单位的教师。12 月12 日，‘红教联’扩充并更名为‘红教工’，加入了实验员、工人和职员等，一度发展到近二百人。67 年1 月23 日，‘红教工’加入井冈山兵团。3 月15 日‘红教工’解散，回本单位闹革命。‘红教联’的历史沿革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唯有仅存在一个半月的‘红教联’之臭名延续至今。这是清华文革史上很值得关注 的一个现象。
我与‘红教联’接触不多，只认识其中几个老师，如林贤光、曹维涤、张家廉等， 专门搞‘陈里宁案件’的朱起鸣也见过几面，与陶德坚本人并不熟，印象中她是一位温和端庄、略显柔弱的年轻老师。陶德坚是414 重点攻击对象，后来受陈里宁案件牵连，被团派‘群众专政’。30 多年后，在‘五柳村’网站上看到陶老师的回忆录《风雨人生》，始知她已在1997 年7 月离开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拼尽心血记录下自己的人生之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她的爱人陶世龙，即‘五柳村’网站的创办人，近年回国住大女儿处，与我们同在一个小区，见面机会较多，因此，我对他们夫妇多了一些了解。
Y：
你介绍一下陶德坚老师吧，她可算清华文革中的名人。
S：陶德坚十七八岁时，带着‘救人’、‘为人人都得到幸福而奋斗’的理想，为圆自己的大学梦，从香港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她怀着强国富民的梦想，一心跟共产党走，对未来的事业、生活、爱情都充满期待和幻想。我们自己亲有体会，一代代青年学生都有相似的成长过程。那个时候急需知识和人才，环境相对宽松，强过后来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所以，尽管父亲是国民党员，陶老师还能很快入团入党，当上学生干部，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1953 年8 月陶德坚他们提前毕业。她作为唯一的党员拿着一摞档案，与九
位同学一起从天津大学分配到清华，充实缺少师资的建筑系。她一到清华即受重用，担任系党支部宣传干事，参加了清理思想运动和肃反运动。然而，她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尤其缺少政治历练。她听到几个天大同学对党支部的意见，就原原本本向支部书记刘小石反映，结果酿成‘曹昌彬事件’。曹昌彬等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又加重处理，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
这些同学蒙冤二十余年，其中一位先家破后人亡，十分悲惨。在1957 年整风时，陶老师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曹昌彬等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直言提出，结果虽然没被打成右派，却在58 年追加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她实在想不通，在刘小石跟前‘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
关于这个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事件发生在1956 年冬季，在毛泽
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前，更在‘反右’之前。由‘水平很高’的刘冰同志亲自操刀，同时在建筑系还抓出英若聪等三名研究生组成的‘反党集团’。这件事说明，蒋南翔有很强的党性和政治嗅觉。1956 年10 月底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反应迅速，马上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裴多菲俱乐部’，在高校中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曹昌彬他们只不过对刘小石的‘宗派主义’有意见，说他对清华毕业的人亲近，对外校分来的疏远，根本不涉及党的大政方针和校党委的治校原则。深谙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蒋南翔把对支部书记的意见升格，说他们‘有纲领、有策略地进行反党活动，……企图篡夺党在建筑系的领导权’，让刘冰一棒子打下去，毫不留情，显然是借机作为打造‘不漏气发动机’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反右时所谓重灾区，如政治课，物理、外语教研室等都是‘外来户’集中之地。
正因为文革前非清华出身的教师、干部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受压感，有些还受到直接打击，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多数参加到团派。

党内处分是个政治上的重大打击，但对陶老师并没有很大影响。她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搞业务的，不作支部宣传干事了，就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她后来成为精密仪器机房防微震领域的专家。说起陶德坚，建筑系老师都知道她聪明能干，干活不要命。一位414 派的老师听到她去世的消息，一句感叹脱口而出：哎呀，那是个能人呐。‘能人’是同事们对陶德坚的一致评价。
Y：
文革中她必定也是‘能人’了。
S：文革中的陶老师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紧跟党的领导，先后保蒋、保工作
组，结果一错再错。她糊涂了，然而又开始清醒了。原来蒋南翔、工作组都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告诉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主席才是我们的贴心人。工作组撤销后，受到‘十六条’的鼓舞和地质学院教师自发组织起来闹革命的影响，她挺身而出，在万马齐喑的清华教师队伍中，率先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织‘红教联’，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曹昌彬事件到成立红教联，说明陶老师是有觉悟、有正义感的，是为人正派的，然而在政治上又是很幼稚的。一个‘漏网右派’牵头组织一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起来造反，在很多人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从此开始了她荆棘丛生的文革之路。红教联和陶德坚像是团派的软肋，先有一百五十多名干部联名写公开信要求蒯大富清除‘陶德坚之流’，随后即成为414 的首要攻击对象。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罗征启老师曾坦率地承认：当时414 是把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德坚头上。
1968 年春，江青、康生指名让抓‘陈里宁事件’中‘清华那几个坏人’，陶德坚老师被团派‘群众专政’，关押了几个月。工宣队主政以后，陶老师更成为‘全能运动员’，每一次政治风波都要抓她作为背后的‘阶级敌人’。林彪倒台，她早年的学生借谈心之机鼓励她暴露思想，殊不知是惯用的‘引蛇出洞’招法，她遂被批为林彪的‘社会基础’。72 年清查5.16 收场后，她成为全校唯一一个‘暂不戴帽子的5.16 反革命分子’，并被‘清除出党’。1974 年‘批林批孔’时，因为‘拒不认罪服罪，疯狂翻案，抗拒改造’，又给她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并‘交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她已吸取教训不再‘谈活思想’，然而还是被批为邓小平、刘冰的社会基础。在多年的频繁批斗和劳动改造中陶老师承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连尚未‘解放’的蒋校长看到后都‘充满关怀之情叹息地说：“怎么让你一个女同志来干这个？”’
直到四人帮倒台，陶老师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不再扫厕所了；不必定期汇报思想了；进出清华园不需要专案组批准了。我无法想象，陶老师被连续‘专政’八年，在清华园是独一无二的，其间她遭受了多少摧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那瘦弱的身躯？
Y：后来在政治上给陶老师平反了吗？
S：文革结束后政治形势变化很快：落实政策，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天翻地覆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且深感愤懑的是，在陈里宁释放并恢复党籍之后，专案人员仍有说词：“定你为反革命不单是为陈里宁翻案，从为曹昌彬翻案，到你文革中的表现，说明你一贯反动，你别想翻案。”再后来右派改正，曹昌彬们平反了，文革中的案件都要一一复查。专案组还有应对招法，像对付钱伟长的右派改正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字——拖。直到1979 年底，经过上层的干预，校方才发还陶老师被扣的工资，并费尽心思拼凑出一个‘复查结论’，其中列举了‘带头冲击专政机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系列错误言行’等罪名，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叫做‘不定为敌我矛盾性质’。同时拒不解决陶德坚被迟群开除党籍的问题，要‘另作研究’。‘不定为’三个字算清华的又一个创新，如同迟群在清队时首创的‘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一样。小学生也明白，‘不定为’不等于‘不是’，只为了留下一个‘敌我矛盾’的暗扣。可叹清华人的高智商都用在玩弄整人的文字游戏上，不能不说这是母校的悲哀和耻辱。陶老师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要求就有关事实对质，结果‘结论’不了了之，事情又拖了下来。
当年身为政治部主任的胡启立曾仔细听过他们的申诉，但没有正面表态；另一位外来的党委副书记挑明了原因：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因为解决快了群众思想接受不了。谁能在清华自封为代表‘群众’？显然有一些执掌实权的人还想整治陶德坚。陶老师以切肤之痛认识到：现在看来，蒋南翔造就的这台不漏气发动机还在起作用，如果想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1982 年武汉华工的改革家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创建建筑学专业。曾为右派的周教授想到同命相联的陶德坚，予以推荐。朱校长毅然决定接收，后来还派组织部长去清华调取陶老师的文革档案，以便解决‘开除党籍’的问题，但清华让这位部长坐了冷板凳。好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在华工，陶老师一直以没有‘政治结论’的身份顺利工作，直到退休。
在回顾了自己的‘风雨人生’之后，病榻上她一吐真情：我心中的世界前所
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后记’中她再次表示：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么顶撞，造成过什么伤害，均请各位予以谅解。
陶德坚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15 年了。建议我的同学们再去读读这短短8 万字‘素描式的人生画卷’，尽管读来颇感压抑，但你会有很多新的感悟。
Y：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S：在清华的政治氛围下，我认识的不少团派教师、干部，都像陶德坚那样选
择了离开，包括一些正牌清华出身的。他们在社科院、北大、复旦等单位担当学
术领导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当年与陶老师一起分配到清华的10 名天大同学，最后只留下林贤光一人。到九十年代，全建筑系的老教师中，非清华牌的只剩下林贤光和曾昭奋两位。
传统是无形的巨大力量，清华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可惜‘新
清华’还留下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整人、排外传统。我真心希望，这个传统到我们这一代能寿终正寝。
Y：当年痛批过红教联和陶德坚的人，今天恐怕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S：是的。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必然过程嘛。‘红教联’的老对头‘万山红’
战斗组的一位骨干教师就发过感慨：陶德坚死得太早了，好些事情她看在前头了。
几年前，414 总部核心组的蒋南峰同学登门拜访林贤光夫妇，为1967 年初的抄家行为鞠躬道歉。林老师很为感动。
沈如槐在自己的书中重新认识当年打击红教联的行为：我们和红教联之间在政治观点上有极大的分歧，我们认为他们的许多言行是错误的，……（但）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更不应该采取批判斗争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认真全面地研究红教联的观点，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击团派，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红教联的成员一律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他接着表示：在这里我也愿意诚恳地向那些被我们414 批判、揪斗、抄家、关押甚至体罚殴打的教师、职工及其他同志表示道歉。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沈如槐见到陶德坚老师的爱人陶世龙先生，还当面表达了歉意。
孙怒涛在文中也鲜明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地位已一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到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414 的极大打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我从她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Y：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听说某位414 派的老师讲过，‘今天如果
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参加红教联，也要“彻底砸烂”’。面对今天的现实，大家都更需要反思文革。
S：反思文革的课题很多。我们不妨仿照孙怒涛同学，从反问自己开始：你为什么自觉地投身文革？你为什么参加某一派？几十年中你对自己和文革的认识有什么改变？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回答得清晰透彻却不那么容易。那些连篇累牍下笔万言的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更要先做好这些功课，起码要给自己一个让自己信服的回答。对亲历者而言，没有对自己的反思，你描绘的文革再生动再热闹，也势必有某种扭曲和雕琢，更何谈深入的研究与恰当的评论？
孙怒涛用工程方法论将学生划分为‘优质生’和‘差质生’，以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来解释两派的分野，虽然逻辑上显得简单生硬，优质、差质的说法也值得探讨，但从宏观上看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与所处地位密切相关。所谓‘地位’，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本质上是在社会利益链中的位置。某些年轻的研究者指出，不同群体的观点、思潮分歧背后有深层次的利益之争。我们耻于谈利，但他们作为后来人和旁观者的看法是不是更深刻呢？
我前面已指出文革理论和行为充满了悖论和矛盾。毛泽东要通过‘无产阶级
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特权阶层’问题。414 某些朋友针对这个理论有精辟
的见解：老四老团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只不过老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而老团强调‘继续革命’。其实，正如沈如槐指出的，毛泽东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悖论。
党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专政工具，而‘继续革命’又要打碎它，犹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定不会成功。时至今日，‘特权阶层’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形势下变本加厉，体制性的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癌瘤。如今抛弃了‘革命’而代之以‘改革’，能否走出悖论的怪圈，结果将如何，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前面已提到，按统计分析，激进的造反派中以体制的批判者居多，他们——借用孙怒涛的定义属于‘差质群体’，大多在原有体制下受到压制或感到压抑，有一种变革体制的本能冲动。这种变革要求与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合拍，就产生了‘彻底砸烂’的极左口号。体制的批判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是文革的一大特征。老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激进派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派’，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右派。激进派感到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遂成为崇拜、迷信毛泽东的真诚的‘保皇派’。相反，保守派和温和的造反派以抵制文革的偏‘右’面目出现，本质上却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他们在批判文革的极左方面觉悟较早，同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中的左与右，与文革前传统意义上的左与右恰好是相背的。
文化革命群众运动阶段中，全国各地几乎都分裂成类似的两大派。研究两大派的形成、争斗和命运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简单贴上各种标签，比如‘都是造反派，一概不用’，‘跪着造反’，甚至有‘疯子’、‘傻子’之说，都无益于解读文革，也不利于认识现今的中国。
Y：
反思文革这个课题远没有完成。清华是不是还应该起点带头作用？
S：清华大学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政治漩涡中，先后有彭真、刘少奇、周恩来、江青、毛泽东直接插手，涌现出蒋南翔、钱伟长、蒯大富、迟群、谢静宜等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直到当今的国家领导人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清华学子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虽然官方一直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我们清华人在反思文革和两派和解方面却迈出了较大的步伐，起到某种表率作用，也得到社会的肯定评价。
当然还要承认，与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朋友相比，我们的认识水平还显得浮浅，
视野还不够开阔。切实的亲身经历是我们反思文革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会成为
我们的局限。对此应当有清醒、客观的认识。
Y：
你怎么看清华两派的和解？
S：
当年两派之间的斗争发展为你死我活的‘内战’，伤亡惨重，积怨很深，
和解必定是漫长的，渐进的，逐步积累的过程。我认为，今天两派和解是反思文
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反思文革则是两派和解的思想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停止过对文革的思考。我从9.13 事件开始，算反思得比较晚的。清华有许多人，比如罗征启老师，对文革的反思就更早更深刻，从而率先迈出和解的步伐。1980 年罗老师主动为我解脱，支持我考研究生，在清华树起一个样板。1987 年蒯大富出狱后，在探亲途中受到各地同学的热情接待和关照，其中就有汲鹏等414 的朋友。九十年代，在最具开放精神的深圳集合了众多清华精英，他们促成了蒯大富和沈如槐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时，面对文革研究依旧被列为禁区，‘纪实文学’、野史大兴其道的局面，又萌生了自己书写清华文革史的想法。2004 年，沈如槐同学经多年潜心耕耘，率先出版《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2007 年以后，邱心伟、汲鹏、颜慧中、王允方、张蔼玲等组成‘齐凡思’，策划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约远在美国的陆小宝同学写了后记‘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齐凡思’即一起反思的谐音。其后，邱心伟、原蜀育又编辑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这些工作促进了清华文革的回忆与研究，引起巨大反响。
近几年好多同学以各种形式——或出版物，或网络；或完整，或片断——来回顾、思考文革。比如，叶志江的《走出文革》属于新颖的网络文学，是众多网友参与创作，并在网上发行的第一抢手货。我的中学校友金品玮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非常年代的清华女生》，以清华两派同学的友谊为主线，参照了好多人的真实经历，描写出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在清华校园网63、64 社区，关于文革的回忆、思考和讨论几年来从未间断。这种氛围下，两派的骨干人物陈育延、汲鹏、李自茂、唐伟、张学琛等积极策划组织了2009 年和2010 年校庆期间的聚会。
大家交流思想，坦诚相见，尽管还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毕竟坐到了一起，增加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开阔了彼此的视野，增进了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广度。
Y：这个过程包含了许多有心人的不懈努力，真应该感谢他们。
S：正是在2010 年的卢沟桥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 等414 朋友，见证了团派头头崔兆喜向陈楚三鞠躬道歉的一幕。后来孙怒涛搞‘追寻记’，我充当他与韩爱晶的中间人。其间我与孙怒涛的交流十分坦率，冲撞也不少。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都从对方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感受到别样的气息，同时也在检讨自己的思路。今年春天，孙怒涛发来他的回忆录书稿，让我提提意见。
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而且很赞赏他的立意，所以真心实意地提了不少意见。他还希望我写点什么，我犹豫再三才答应下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和水平写书评，只能说说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一篇广义的读后感，企望与大家共勉，如果真能成为引玉之砖，那就是份外的收获了。
Y：
谢谢你说了这么多心里话。
S：更感谢你耐心听完我的讲述。最后要说明，因为我的大多数文字资料没能保留至今，以上提到的不少人和事，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请予谅解，并望惠予補正。

http://hzqhy.tumblr.com/post/90540048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