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怀印新著《重构近代中国》的一组讨论文字

tuffy05

汪荣祖：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李怀印著
岁有生 王传奇译
中华书局
2013年10月第一版
332页，55.00元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uaiyin Li著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年出版

据知这本书已有中译本，书名为《重构近代中国》，但还不曾读到，本书评所据为英文原著（引文也是笔者所译）。英文本书名主题为Reinventing Modern China，直译就是“重新发明现代中国”。唯不知作者李怀印（Huaiyin Li）只是用一个时髦的字“重新发明”（reinventing），还是真要以“后现代”的概念来论述“中国的历史书写”（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如属于后者，那中国的历史书写只有“想象”（imagination），何来“真实”（authenticity）？因“后现代”以“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就是认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随风而逝，不可复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史家的“发明”，甚至认为历史家写历史无异于文学家写小说。通阅全书，作者不时喜用一些“后现代”的名词，但并没有真用后现代理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有鉴于作者不屑“极端革命史学”之扭曲史实，必然是相信有客观而能够信赖的历史。作者在立论上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难免令读者有不一致的感觉。

此书主要的内容是近代中国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涵盖的时间主要是二十世纪，各章节分别为1949年以前的“民族主义史学”，1949年以前的“马克思史学”，1950年代马克思“新正统史学”之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极端史学”，1980年代挑战革命正统的“新启蒙史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史学典范的转移。从这些章节可知，所谓“重新发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仅限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读者看到书名后的预期有些落差。即使仅涵盖大陆地区，百年之中史家之众、著作之多、议题之繁，也难免有挂一漏万、考虑未周之处。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评论，未必有当，谨就教于作者与读者。

梁启超在上世纪之初，提倡“新史学”，号称史学革命，视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而否定之，欲代之以西方盛行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而民族主义乃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西方列强也有其民族主义，且形之于史学书写，西洋史学史称之为“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史学”，而不称“民族主义史学”。近代中国受到列强侵略，“近代民族主义”自更高涨，然作者并未专注于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却花了许多篇幅旁及193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抛弃民主自由而倾向专制独裁国家（p.38，英文本，下同），引用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政论文字，主张对内独裁，支持南京政府，对外亲善等言论（pp.60-71）。如果当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与历史书写没有直接的关系，岂不偏离了“历史书写”的主题，不免令读者有节外生枝之感。
作者既不深探1949年前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史学，而视此一时期为“近代化叙事的开端”。所谓近代化的本质就是西化，西方国家最先近代化，成为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模式。非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虽采用西方模式，其结果未必与西化同，故称之为近代化，实优于西化。然作者认为“从西化转变为近代化反映知识分子愈来愈感觉到视西方文化或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为非西方国家致富强唯一模式的谬误”（p.42）。非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既尚未近代化或充分近代化，除了唯一的西方模式外，似无别的模式可言。更费解的是，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pp.42-43）。按1950-196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产生于二战后之西方，特别是美国，乃有鉴于殖民地时代终结后，亚、非、拉新兴国家蜂起，学者争相为之设计近代化理论。近代化理论实有丰富的内涵，而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谓近代化多从字面理解，认为传统是近代化的阻力，希望中国排除阻力而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之路，迎头赶上西方国家，与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并不相似。近代化理论并不认为传统是阻力；正好相反，传统往往可以成为近代化的助力，两者截然异趣。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

作者所谓“近代化叙事”的要点是着重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与改革，重视科技、精英领导等议题，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革命运动。其实，就现代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或革命运动无论是近代化过程中的正面或负面因素，都是无法回避而需认真对待的重大史实。作者将“近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分作两种不同的“叙事”，无非要说明对历史事件的选择与解释有异。然而就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而言，近代化项目与革命运动都应该是叙事的内容，不宜偏废。作者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无论在方法上或概念上创造了研究的新风格（p.45）。然而作者只是引用一人的赞美之词为证，却不进一步以自己的论证，告诉读者何以这本偏重外交史的小册子，有这样重大的学术贡献。

作者认为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是众所公认1949年之前最权威的教科书，其主旨是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不在外力，而是由于内部的保守、自大、腐化，所以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p.53，p.55）。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或有争议，但其重要性之巨大却毋庸置疑。如果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完全不提帝国主义，则其权威性至少是相当片面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蒋廷黻和陈恭禄视为“近代化论述”史家的代表，但在小结中又说，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pp.72-73）。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再者，作者称这一章为“近代化叙事的开始”，但这一开始并没有于1949年终结，在港台继续发展的丰富内容，可惜开了天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曾有庞大的中国近代化研究计划，也一笔不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史学才占领史学阵地，在之前马克思史学既非主流，影响也小，以专章处理，有失比例原则。作者以范文澜为此一时期马克思革命史学的代表，但范氏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才出版, 如何能作为1949年之前“马克思革命史学的开始”？中国马克思史学源自李大钊，而此书竟无一言及之。更可怪者，作者认为范氏基本上是一民族主义者，而非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p.104）；又说“范氏在1940年代有关近代中国的著作确实是一民族主义远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p.108）。然则，何不把范氏放在前一章述之？事实上，这一章颇针对上一章“近代化叙事”的选题与论点，何不合而论之，称之为“1949年之前的两派历史叙事”？不过，为了切题，不能仅限于叙事的内容和观点，尚需关照叙事的方法。

作者将1950年代的马克思史学视为“新正统形成时期”（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所谓“新正统”即建立根据正统马克思学说的历史解释，以淡化1930-1940年代较具弹性的革命史学。经过思想改造时期后，于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史学的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绳，依据苏联史学模式，以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准则，观察阶级斗争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发展。孙守任则依据毛泽东的矛盾论，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分期。金冲及则以“生产模式”作为分期的准则，以检视生产法则的发展史。最后胡绳的阶级斗争说胜出，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述向苏联的马克斯主义靠拢”（p.127），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准解释，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史学的“新正统”。然而作者又指出“新正统”有其内部矛盾，中国近代史泰斗范文澜就不认同，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范之信赖也是“新正统”的致命伤，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新正统”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最后演变到剧烈的“史学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关这一段的论述，令读者起疑的有两端。其一，毛泽东是否真如作者所说，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在1950年代的初、中期，全不干预有关历史议题的“自由论辩”（the free debate of historical issues）（p.124）？应该指出，百家争鸣下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开出一百种不同的花，而是要开出一百种同样的花，不同样就是毒草，尚有自由辩论的空间乎？就“新正统辩论”而言，也不过是在狭隘的马克思框架里的争论，如果阶级斗争论是教条，社会矛盾论又何尝不是教条呢？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作者称之为毛泽东主持下的“史学革命”，强调“厚今薄古”、重“红”轻“专”、“以论带史”，以及历史要为政治服务。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毛不仅对历史有兴趣，而且娴熟得很，但他并非要攻击意见不同的历史家或具有争议性的历史议题，而是利用争论来达到共识，以攻击他真正的敌人（p.162），也就是说，把历史作为政治工具。然则，所谓“史学革命”何异于革史学的命，革老一辈史学专家的命？但是在这一章里，作者也以很多的篇幅叙述被革命的“老专”如何维护“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以抗拒史学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学的翦伯赞，作者认为翦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有影响力的学者”（p.149）。

按“历史主义”是西洋史学史中的一种史观，认为任何放诸四海皆准的理性系统，皆不足以解释不同时期与文化里所产生的历史。理性之外尚有特性，历史有其特性，不能被任何通论所概括。但作者的理解并非如此，翦伯赞等也不是要反对以马克思学说来解释具有特性的中国历史，而以历史主义为不受政治干扰的、客观性的与科学性的历史研究，与西方人的概念并不相同。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再者，1949年以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史学三大权威，并不是“资产阶级”或“自由派”的“老专”，他们都是马派史家。所以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所谓史学革命中，毛泽东利用年轻学者斗争老一辈学者，也不过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茶壶里的风波。史学之外，当然有更多更大的风波，以致当“文革”结束时，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大地一片苍白。

“文革”之后，大陆学者争相“补课”，想超越马克思传统，自在意中。作者认为此一新启蒙运动不仅仅摆脱了毛时代，同时延续了被“文革”中断的“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p.171）。作者在书中另有文字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具有活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并认为翦伯赞、吴晗等都是共产党内接受自由价值的民主派，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导致1980年代借新启蒙运动而重生的自由主义（pp.200-203）。这段话极引人注目。但作者至少要让读者知道，自由主义史学如何能持续幸存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1950年代反右之后，不知自由主义者尚能余几？读者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领会自由主义的正解，以致有此一说。事实上，他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

“文革”后的新启蒙挑战马克思史学正统，质疑革命叙事。作者特别提到李时岳，因其否定了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叙事，又回到蒋廷黻以及其他自由派史家的“近代化叙事”（p.176）；但下一页却说李的新叙事不仅与革命叙事背道而驰，与蒋廷黻在1930年代的近代化叙事也相当不同，读到第198页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何前言不对后语如此？作者又说，李时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正统派攻击，向“革命建构”（revolutionary construct）作了让步，将太平天国作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四大面向之一，但仍然对义和团几乎一字不提（p.175）。这段话读来，令人有一头雾水之感，既说李时岳坦然挑战正统，又说李怕正统派攻击；以常情而论，怕热就不必进厨房。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了怕，才把太平天国视为四大史实之一。太平天国史事在中国近代史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不写，请问一本中国近代史如果几乎不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说得过去吗？

更重要的是，李时岳的新叙事的性质与革命叙事未必完全不同。革命叙事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李时岳的“资本主义建构”（capitalist construct），在中国近代史里找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何尝没有政治倾向？作者自认，李时岳利用历史为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政策说话，同时用当前的政策使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与西式改革合理化。作者也同意李氏的新叙事与他所挑战的“极左”叙事一样的现实。“极左”为毛的政策服务，而李时岳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pp.179-180）。既然如此，一丘之貉，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

作者称近代史学者黎澍为“新启蒙思想家”（a new enlightenment thinker）,因其曾大胆提出“西体中用”说，以为中国若不接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灭亡（pp.193、194）。按“中体西用”说，虽嫌保守，仍然可行；然而“西体中用”无异全盘西化而后为中国所用，根本不可行，因中尚未用西体，中体已经灭亡。诚如黎澍所言全盘西化后中国才能迎头赶上近代西方（p.198），请问迎头赶上之后尚有中国乎？尚有中国文化乎？作者不宜顺黎澍之说而不加分析与评论。

作者以真正的“范式转移”（paradigmatic transition）来形容1980和199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就是在选题上从动乱与革命转移到近代化议题（p.205）。这是选题轻重的转移，不是真正的“范式转移”。如果作者是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理论，所谓“范式转移”乃指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转移。无论革命叙述或近代化叙事，无论马克思唯物论或近代化理论都算不上新“范式”，这种转移在史学史上令人有不进反退的感觉。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值得深谈的是，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急速近代化的实际经验是否足以修正，甚至推翻1950年代的近代化理论，可惜作者对此无多兴趣，却花很多篇幅去空谈共产革命是不是必须或正确的近代化道路（p.220-224），即使是不必须或不正确，那是唯一成为事实的历史，任何其他可能的道路，随君设想，岂不等同空想？

作者喜见“近代化叙事”最终压倒“革命叙事”，并以胡绳从“革命叙事”撤退，证明“革命叙事”已向“近代化叙事”“投降”（surrender）（p.244）。既已投降，读到后面忽然又出现：“革命叙事”在中国并未衰退（p.246）。无论“革命叙事”或“近代化叙事”都是“大叙事”，随着改革开放，引进许多西方当红的历史叙事，诸如地方史、平民史、日常生活史，重视空间更甚于时间，总称之为社会文化史；此外，后现代史学在中国大陆也有市场。作者特别提到杨念群与赵世瑜的作品，也很明智地提到杨念群的忧虑，即中国史家将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掌心（p.254）。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整个华文世界的史学界从梁启超开始，一直是跟着洋人走。如何在史学上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至少是应该大胆面对的特大议题。

此书大部分的内容是叙述“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但在结论里用后现代的语气说，这两种叙事基本上是历史家集体想象的产品，旨在解释以及合理化他们所想要的发展。终于见到作者对这两大叙事都不满意，所以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家能摆脱“目的论”（teleology），去除历史必然论；据此，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即“在时间内”（within time）与“无预设”（open-ended）的历史（p.267）。其意要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个别史实多种可能的发展，当时人对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可能结果，未必如后来历史家之所见，故必须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解释中国近代史。同时近代史没有终结，仍在发展之中。“无预设”也就是要看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不能定命于唯一归宿；据此，共产革命的胜利亦非必然的结果。于是作者举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另外可能性，例如没有日军入侵，中间力量不会愈来愈同情共产党，仍然会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共产革命也就不太可能成功（p.270）。类此假设性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游戏，著名的军事史家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在其所编的What If 一书中曾举出美国可能会输掉独立战争的十三种情况。然而，不论多少种失败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撼动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既成事实。作者在结论里也讲了不少其他新议题，诸如中国在全球化世界的前景、立国目标，包括“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等等，似乎已溢出历史叙事的主题；不过，预测未来倒唯有依赖“想象”与“发明”了。作者能注意到西方中心模式之值得质疑，展望多中心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国将会有自己的近代化模式，可称有见识。

作者既然寻求新的历史叙事，对书写中国近代史也有自己的看法，并寄望于未来，为何不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全书的主轴，逐步展开，旁及他认为有缺陷的“革命叙事”与“近代化叙事”，以及深入分析评论，而不必花太多的篇幅复述别人的述论与意见。这样不仅主次分明，而且较能建立自己的创见。

http://info.whb.cn/xxld/view/36201

tuffy05

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 ——答汪荣祖先生 (2014-05-29 22:36:37)

（本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

笔者的英文专著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中译本《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自去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蒙汪荣祖先生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书评，继而又于去年12月8日在上海《东方早报》加以转发（题为《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但读过之后，深觉汪先生未能静下心来 ，读懂全书，误解、曲解之处甚多，现仅将其中着墨最重者，略答一二。
首先，汪先生把这本书的书名给译错了，望文生义地把reinventing一词译为“重新发明”。 其实，老先生只要稍稍查一下任何一部权威的英文字典，便会发现，reinvent或动名词reinventing主要不是或根本没有“重新发明”的意思。 例如《韦氏英文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的界定是：“1. 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improvements to (something); 2. 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or new way.” 在英文学术语境里，reinvent一词在用于话语、表达或叙事构造时，只有《韦氏英文词典》中的第二层意思，即“对某一件事物用不同的方式或新的方式加以表达或呈现”。 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重新建构”或“重新表述”，而不是什么“重新发明。”
汪先生从自己所误译的“重新发明”出发，认定笔者是用所谓“后现代”的方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史学，以“后现代”的所谓“发明”来取代“现代史学所重视的‘发现’”，又责怪笔者“并没有用真正的后现代理论来写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史”。 这里，我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汪先生自己在这里并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后现代理论，遂无端地区分出所谓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畛域，然后人为地加以对立；第二，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历史实际（尤其是社会生活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均没有必要把不同的学术路径，硬性地贴上现代或后现代的标签，然后自奉为正统史学的代言人，拒绝近几十年来源自非西方社会地域研究的新概念、新方法。正确的治学方式，应该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具体的问题意识出发，有鉴别地、批判性地采用最恰当、最相关的概念理论，而不是像汪先生所抱守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第三，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这本书是从后现代史学的视角出发写成的，而仅仅是在个人的学识、能力范围之内，基于具体史实和现有材料，借鉴可取的现有学术成果，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干扰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书写所作的系统分析。
汪先生又写道，“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在我的英文原著中，根本不存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即“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这 完全是汪先生自己杜撰、硬加上去的。这实在令人惊讶。他在做了这样的歪曲之后，宣称：“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其实，犯了错乱的，正是他自己。所谓“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完全是汪先生杜撰了原文中并不存在的那句话之后，自己演绎出来的；我自己的论述里，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我在本书第二章中，除了指出他们的现代化叙事架构与五六十年代西方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之外，更多的是去辨析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奇怪的是，汪先生偏偏漠视了此一更为重要的论点。
汪先生质疑笔者对蒋廷黻、陈恭禄史学作品的解读，认为“近代化叙事”的提法不能成立，理由是笔者在书中提到，“蒋、陈两人‘在他们的书里很少或全不讨论中国在工业、交通、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统、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进步’。”于是他得出结论：“如果连这些近代化的要项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算什么‘近代化叙事’啊！”这里，汪先生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即现代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表征本身之间的差别。我在本书第二、三章已经明确解释了这两种叙事之间的根本不同。蒋、陈二人的专著中，对工业、交通等等具体的现代化表征，未予着墨，这并不妨碍他们用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来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汪先生在论及此书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主义的论争时，又称：“作者以英文写作此书，一再提到historicism，却不加以辨明，西方读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并武断地说：“他（指笔者）对‘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等西方名词也都是望词生义而已。”事实上，我在讨论到国内史学界的历史主义争论时，从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中国史学家所使用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并且在这一术语后面，专门加上“历史主义”四字的汉语拼音（见原著第21、108页），以区别于西方史学史上的historicism。看来，真正望文生义的恐怕是他本人吧。再则，笔者从未用“科学主义”一词来描述当时的史学论争。这是他自己加上的。至于西方读者是否如他所担心的“不知所云”，我只想请汪先生稍微翻一下最近刚刚出版的几则英文书评就可以了（见Choice 杂志2013年6月号,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3年11月号,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13年10月号, 以及即将出版的Pacific Affairs 和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关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史学，书中突出它与以往的正统革命叙事之间的差异。对此，汪先生提出质疑，认为既然李时岳等人的新说与以前的革命叙事都同样有着政治倾向，“从史学史的观点看，是同样的政治干扰，在学术上何启蒙之有？”这里汪先生再次强词夺理。所谓“新启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指改革开放初期一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思潮。所谓新启蒙史学，正是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解读。我从来没有说有什么学术上的“启蒙”，相反，我始终强调的是这种启蒙史学的政治化色彩。至于具体到对新启蒙史学家著述的讨论，汪先生责怪笔者在将李与蒋廷黻做比较时，先说两人之间的历史叙述“相当不同”，后又说“没有太大的不同”，于是感叹“何前言不达后语如此”。这里，汪先生再次发生了错乱。我在说到不同之处时，是在把李时岳与蒋廷黻进行比较，强调的是李时岳对洋务和维新的正面贡献的积极评价，以及蒋廷黻对近代化及改革屡遭挫折的原因的关心（见原著第177页，中译本第184页）；而在后面讨论到相似之处时，是在把黎澍（而不是李时岳！）跟蒋廷黻、陈恭禄等人进行比较，强调的是双方对自强、维新在总体上的肯定和对农民运动在总体上的低调处理（原著第198页，中译本第204-205页）。这里并无前后矛盾之处。至于汪先生责怪“到1980与1990年代再谈近代化理论，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觉”，只能说，他并不了解这二十年中国大陆境内的史学动向。我在本书的第6章，已经把源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以及现代化叙事在当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何以流行一时，解释得足够清楚。
汪先生唯一说对的地方，是这本书没有顾及台湾地区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他们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不过这本书的写作重点，是放在大陆境内的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历史叙事的建构，无意做到面面俱到，把港澳台史学也罗纳进来，何况它们在叙事建构和阐释框架方面，跟1949年前蒋廷黻、陈恭禄的著述或195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相比，并无多大突破。至于汪先生在这份书评中对本书其他具体论点的种种指责，相信只要读者翻阅一下新近出版的中文译本，便不辩自明。
其实，这本书的主要意图，除了厘清二十世纪早期以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建构的脉络，钩沉其间学术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外，更为关心的是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叙事之症结所在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为此，本书提出“在时”(within-time)和“开放”(open-ended)的研究取向。所谓在时，即在探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现象时，要摒弃过去那种从事后的角度，由事件的最终结局，反推和强调导致此种结局的各种原因，而忽视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其它各种可能性，以及其它各种与事件的结局并无直接关系的史实或趋向；而这些趋向或可能性，对于重建当时的历史真相，其重要性并不低于那些导致事件最终结局的诸种史实和因素。所谓开放，是针对中国近现代史整个过程的宏大叙事之建构而言的，即摒弃过去那种为一时的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而臆设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之终点或必然归宿，并且在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时，把对这些事件的评估跟所谓的历史终点一一连结起来；其结果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终归宿做出不同的界定，并相应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不同的定位、阐释和评估。相反，本书强调，始自19世纪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大转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换言之，中国近现代史尚未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实践和今后的不断探索，说明其最终归宿仍在重新界定之中，在中国国家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走向变得清晰之前，对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终点”进行推测，皆为时尚早。此外，提出在时开放的史观，也是对过去西方同行所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China-centered history）和“分叉”史观（bifurcated history）的纠正。后两者所强调的，或是从以西方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社会内部看近代历史的变迁，或是从体现启蒙历史取向、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大写历史，转移到跟主流历史无关、却能反映社会底层日常真实状况的小写历史。换言之，这两者史观所主张的都是历史研究视角在空间位置上的替换，而在时开放史观（within-time, open-ended history）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视角在时间节点上的变换。
最后，我想强调，学术书评，贵在客观持平，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上面提到的数则英文书评，都能秉承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关键论点，如实地介绍给读者，总体上给此书以中肯的评价，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从纯学术的立场，交换意见。一向以严谨著称、用词吝惜的哥伦比亚大学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 ）教授一口气用了三个形容词，“cogent, learned, and clearly written”（论说有力，涉猎广泛，文笔清晰）评价此书，认为“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均应阅读此书 。同时，这本书也为如何思考更广范围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借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沙培德（Peter Zarrow）称此书在两个层面上有开创性贡献，即对主导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书写的重大思潮进行了总结，并对“所有可能出错的叙事历史”作了“透彻”(thorough)、“微妙”(nuanced) 的评析。相比之下，那种盛气凌人，一味强词夺理写出的“书评”，除了误导读者之外，不具任何正面价值。

转自 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9ee22a10101ruhe.html

tuffy05

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回答李怀印先生的回答

汪荣祖

　　暑期远游归来，偶见网上《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刊登了李怀印先生的大作《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答汪荣祖先生》。李先生认为我在2013年9月在台北《汉学研究》以及2013年12月8日《上海书评》发表的一篇书评，几乎一无是处，只是“误导读者”，“毫无价值”。他如此有自信，却一再选用洋人对他的浮泛赞词，而沾沾自喜，似又信心不足。他称我老先生，以为我老而无当，胡言乱语，不值一驳，其实他完全打错了算盘。我四十年来不仅提倡写不偏不倚的书评，以备作者与读者参考，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每年至少要写一篇，无不仔细阅读，审慎评论，至今未歇。我并不在意李先生情见乎词有欠考虑的反应，但面对严肃的议题，无论作者与评者都不能规避。

　　李先生指我望文生义，把reinventing一词误译为“重新发明”，并翻“权威的英文字典”给我看；遗憾的是他不同时去翻翻中文字典。按“发明”一词古已有之，乃昌明发挥、启发开拓、推陈出新之意，并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我的杜撰。李先生以“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为题，显然不知当代学界早已对近现代中国多所“发明”，如台湾的中研院近史所于1996年12月到1997年8月之间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学术活动。在中国大陆，著名的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也早于2000年6月发表过孙隆基的论文，题目就是《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该文认为“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往往是近代的发明”。西方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也有专著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1983），认为“发明传统并无凭空捏造之意，乃指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面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李先生若能“静下心来”想想，近现代中国从帝制到民国，从北伐到解放，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岂不正好符合他举出 《韦氏英文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所界定的第一义：“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improvements to (something)”？事实上不仅仅是“major changes”而已，简直是“amazing changes”。如再去翻牛津字典，“reinventing”可解作“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new form or with a new image”，更符合“重新发明”之意了。“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云乎哉！最吊诡的是，他自定“重新建构”为中译本的书名，但他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革命史学”，请问到底用“重新发明” 还是用“重新建构”较为恰当？再请问“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叙事”，是“发明”呢？还是“建构”？

　　有语文常识者皆知中英文多有一字多义，你不能说你取的义是正解，别人取的义是误解，要看何者较为恰当。不过，李先生当然可以取他认为的“正确翻译”。然而他心中想的是“重新建构”，且用英文写书，却不知用西方通用的“reconstructing”，暴露了他对当代史学理论十分隔膜。凡熟悉当代史学史者，皆知有三大流派：“建构派”（constructionists）、“重新建构派”（re-constructionists）、“解构派”（deconstructionists）。前两派虽有两位名家之间的争论（E. H. Carr vs. Geoffrey Elton），仍同属现代史学，而“解构派”则认为往事既无法“建构”（construction），也不可能“重新建构”（re-construction），如同后现代史家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的作者）所说，无论“建构派”或“重新建构派”，都太天真了。他认为历史仅仅是“文本的话语”（a textualised discourse）。所以现代史学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绝对是“对立”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畛域”是十分明显的，是我的“无端区分”吗？现代史学讲究“authenticity”，而后现代视“imagination”为当然，而李先生专书的副题将两者一锅煮，所以我才以为他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原来他连两者对立的常识都无，当然更不知道两派自上世纪以来的极其激烈的论争，不知是谁“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后现代理论”。平心而论，我们不必一定要用后现代理论来写史学史，但后现代理论涉及历史本质问题，写史学史者岂能一无所知？

　　李先生引了我书评中的一段话：“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然而他为了逃避“时间错乱”（anachronism）之谬，断然说：“在我的英文原著中，根本不存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即“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这完全是汪先生自己杜撰、硬加上去的。”最后一句根本不存在吗？请看他的英文原书第43页第3-4行，明明写道：“Therefore, they shared with modernization theorists in the West.”足以令人惊讶的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居然敢于否认自己白纸黑字所写，这才是他所说的误导读者吧！

　　我在书评中提到，由于二战后殖民地时代终结，亚、非、拉新兴国家蜂起，在此背景下于1950-1960年代在西方兴起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化理论，与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认知的现代化，截然异趣。1930-1940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希望排除阻力，走向现代化的共同之路；而1950-1960并不认为传统是阻力，正好相反，传统往往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何来李先生所说的“极为相似”？

　　“极为相似”从哪里来？所以我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请问到底是谁犯了时间错乱之谬呢？然而他现在又说：“某种相似性之外，更多的是去辨析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某种相似”与“极为相似”之间是有距离的，岂能一跃而过？更何况“某种相似”何指，他完全没有交代。

　　他又说，“汪先生混淆了”“现代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表征”。叙事的形式与叙事的内容如何能“混淆”得了？只有形式而无内容，成何叙事？他自认：“蒋、陈二人的专著中，对工业、交通等等具体的近代化表征，未予着墨，这并不妨碍他们用近代化的宏大叙事来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如何能不妨碍呢？没有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如何能说是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更何况蒋氏的《中国近代史》薄薄一本，像小册子，内容又限于外交史，又如何能“描绘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又如何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

　　有关史学史中许多西方名词也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如historicism之概念对西方学者而言，当然知其所云，但李先生仅仅标示汉语拼音Lishi zhuyi或“o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research”（见李君英文原著第21、108页），西方读者就能知翦伯赞之所云吗？他们想的还是西方的概念。“o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research”在西方史学史中也同样有丰富的内涵，他们会知翦伯赞之所云吗？犹忆已故逯耀东教授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史学与史学家》一文中，有专节介绍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翦氏的意思是，不要把历史上的现实来附和今天的事实，或是把今天的现实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与原来的西方概念可说是南辕北辙。逯教授的对象是中文读者，尚须将此专有名词说清楚、讲明白，你李先生用英文写，一笔带过，洋人能知翦伯赞所云吗？李先生所用其他的西方名词诸如“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 “启蒙”（Enlightenment）等均一笔带过，以为当然，事实上并不当然。你李先生用西方名词有自己的想法，若不详加说明，西方读者只能望词生他们所知之义。我在书评中想要提醒的是，中西在概念上的沟通并不是很简单的事，而李先生全不能接受，且恶言相向。

　　李先生说他“从未用科学主义一词来描述当时的史学论争”，但你李先生是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能绕过“科学主义”吗？傅斯年要把历史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牵涉到“科学主义”，而且有中国的特殊性，郭颖颐教授在其英文专书中有详尽的论述，可惜李先生未能参照，或根本不知有此书。

　　李先生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不提港澳台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就罢了，但他画蛇添足，说什么“它（他）们在叙事建构和阐释框架方面，跟1949年前蒋廷黻、陈恭禄的著述或195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相比，并无多大突破”。如此想当然耳、自以为是的狂言，岂不令人失笑？失笑之余，他们会问，难道六十年来他们对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关注、书写、评论都不值得你李先生一顾？仅举一例，曾在港台执教的逯耀东教授撰有《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时报，1979）与《史学危机的呼声》（台北：联经，1987）两书，后一书尤着墨于李先生所谓的“史学革命”，与大陆学者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与见解，连参考的价值都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不顾前人相关的研究，同意之处要引用，不同意处要辩驳，岂能提都不提？更令人不解的是，他用英文写中共史学，连一本由一群美国著名学者合写的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68]也不知引用，或根本不知其存在。这不是要求“面面俱到”的问题，而是涉及“学”（learned）的问题了。

　　我的书评自问行文平和，且虚心说“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评论，未必有当，谨就教于作者与读者”，李书可取之处亦未尝忽略，只是凡我所见可以商榷之处，不愿放过而已。李先生却把我的“商榷”视为“指责”，勃然动怒，一概抹杀，且不断用“读不懂全书”、“误解”、“曲解”、“歪曲”、“混淆”、“武断”、“错乱”、“抬高自己”等一连串情绪性的“强词”来“夺理”，反而指我“强词夺理”！他如此骄傲，反说我“盛气凌人”，真教人不知从何说起。

　　他一再要读者去看洋人写的书评，大多数的读者没空去找，也不会有兴趣去看，难知真相，但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我在英文期刊上亦曾发表过一二十篇书评。西方学术期刊非常重视书评，然因每期都刊登大量的书评，所以篇幅有限，多半在一千字上下，往往不能畅所欲言，但书评再短，不可能只讲好话而无批评，天下并无白璧无瑕之书。李先生既然如此重视洋人的书评，我就举他提到的沙培德（Peter Zarrow）的书评为例来说明。李先生强调沙先生说他的好话，却不提批评，更不应该把沙先生的“好话”译成中文时就可以说过头，沙氏说“李怀印提供给我们有关中国历史书写有两方面的贡献”，只是总结全书的内容，“开创性贡献”显然是李先生自己加上去的形容词。最后沙先生批评此书后说，无论如何，此书“对毛时代中国以及之后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细部的分析”（presents a nuance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Maoist period and since），李氏所谓“透彻”与“微妙”是加油添醋。然而沙先生书评的精华处是他后半部的批评。

　　沙先生理解李书在浩瀚的材料里只能凸出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史家与议题来作深入讨论，才能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书写的世代与意识形态的转变提供了完整的分析。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李书“遗漏”（neglect）了不属于“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重要史家。他又指出，李书讨论到鸦片战争、自强运动与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共产革命，却遗漏了辛亥革命。沙氏此一批评甚为关键，因漏网的是条吞舟大鱼。犹忆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后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出版品，并于武汉东湖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参与盛会、发表论文，在下亦曾躬逢其盛。李书此一遗漏岂不严重？沙先生进而指出，李书更严重的问题（a more serious problem）是，虽明确批评“秽史”（bad history），而其所谓“良史”（good history）的标准何在却“语焉不详” （ambiguous）。他说李先生认为受制于意识形态与为党国之需的叙事是“伪”（false）史，当历史家超越政治与个人的偏见，才能够有“信”（true）史。沙先生认为“能够有”（can be）此一动词在此意思“混乱”（confusion），因为此句也可意指正好相反的含意，也就是“不能有”（cannot be）。沙先生接着说，李先生指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具政治性与目的论，只有程度轻重的不同，李先生在结论里也说，叙事形式原具目的论，因是从事件的最终结局来反推各种原因。但是沙先生质疑李先生所谓的“在时”（within-time)和“开放”(open-ended)的研究取向，可以解决目的论的问题。沙先生说，假如这种说法是一“诙谐的谜语”（conundrum），解谜不可能完全如李先生所说，仅靠史家的专业、训练、水平与动机，或依赖史家追求真相的责任，不去为政治立场背书而已，因为史家永远不可能免于意识形态或无视结局。换言之，史家居今观古，不可能摒弃从事后的角度写历史。在此沙先生质疑了李先生最得意的所谓“在时”与“开放”说；其实，若熟知近年西方史学理论界之辩论，并非沙先生一人持此看法，而李先生竟不知也。沙先生还没完，他最后说，“以李先生看来，无论想象与真实似乎都很少，而有太多的政治化”（In Li's reading,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very little imagination or authenticity, at least until the last few years, but a great deal of politicization）。按沙先生之意，应作“Politic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才比较恰当，明显质疑了李书的副题“想象”与 “真实”。如果沙先生知道李先生心中想的正题是“重新建构”，恐怕会说，李书所写近现代中国史学史很少“建构”而有太多“发明”吧！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沙先生的书评，是要证明它并不如李先生所说那么美好，相比之下，沙先生批评的力度并不比我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我不受篇幅所限，写得比较多、比较详细而已。同样是批评与商榷，李先生认为我的是“指责”，因而反唇相讥，却视洋人的为“不同的看法”，“纯学术的立场”，且当作“捧场”以自壮，真搞不懂这个年轻人是何心态。

　　走笔至此，已厌文长。李先生的回答反而暴露他更多的缺失，有些言不及义的回答，可置勿论，还有些不回答的，要读者去看他的中译本，说是“不辩自明”。我看要“不辩自明”，尚须同时对照我的书评。我的书评以及这篇回答的回答是否有“正面的价值”，不是当事人说了算，自有公评。■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9/21/1187540.shtml

tuffy05

关于历史书写的想象与真实及其他：再答汪荣祖先生

　　作者李怀印，系美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们所读到的历史，尤其是跟我们所处时代直接相关的近现代历史，究竟是对往昔的如实再现，还是人们想象中的过去?这个问题不仅困扰几乎所有的历史书写者，也让公众莫衷一是。我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中文版;英文版为Reinventing Modern China：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以下简称《重构》)一书中提出，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不同与既往史书的地方，在于它主要采用了叙事的形式;叙事不仅包括个别历史事件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对纵贯某个历史时代的宏大趋势的叙事，也就是“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历史事实本身无法虚构，但是如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形成一个有头有尾、有因有果的故事，也就是叙事，却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不同的历史书写者，可以对同一件事件，讲出不同的故事;整部中国近现代史，也呈现出不同的主叙事。我所讲的“重构”(reinventing),指的正是有关历史叙事尤其是主叙事不断地被建构的过程，没有别的意思。

　　我高兴地看到，汪先生在《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2014年9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中对reinventing一词含义的表述，已接近我在《重构》一书中使用该词时的原意，亦即由这一英文单词的本义【韦氏词典界定为“to make major changes or improvements to (something)”或“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or new way”;牛津词典界定为“to present something in a new form or with a new image”】而引申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叙事重构过程。那么，是不是我误解了汪先生原文中使用“发明”一词的本意，没有顾及到“发明”本身就有reinventing的意思呢?否。是汪先生自己把“发明”与“发现”加以对应(见其原文《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载2013年12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而“发明”一词在跟“发现”对应使用时，恐怕大家所想到的，包括他自己想表达的，都是发明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吧。如果按照汪先生所说，他原文所用的“发明”一词，已经有了reinventing这层意义，那么他岂不应该把《重构》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直接译成《发明近代中国》，何必在自己的书评中画蛇添足，把它译成《重新发明近代中国》?

　　汪先生接着在《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一文中历数史学史上的“建构派”、“重新建构派”、“解构派”，以证明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行家，同时怪我“徘徊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连两者对立的常识都无”。对于这样“情见乎词”(借汪氏语)的话，只好一笑置之。关于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歧异，以及历史书写中的真实与想象问题，我在《重构》一书中(尤其是第一章)已经结合各家之说做了辨析，不再赘述。这里只想强调，具体历史事件的叙事以及整个历史时期的主叙事，作为一种人为的建构，既可能如实地反映过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也可能更多地出于书写着的“想象”(imagination)，背离真实的过去。人们越是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或者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左右，那么所写出的历史跟真实的过去相去越远。换一种说法，历史写作越是政治化，那么，在叙事建构的过程中，想象的成分即越多，反之亦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重构》一书的副标题以及各章中使用了“真实”与“想象”这样的提法。汪先生没有把这本书的基本意思看懂，断言“李先生专书的副题将两者一锅煮”，真不知该如何说是好。

　　关于所谓“时间错乱”问题，汪先生在《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中是这样写的：“作者认为‘1930-1940年代中国近代化论者的理念，与1950-19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近代化理论极为相似，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近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美国受教育，因而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 作者更犯了‘时间错乱’的谬误，请问1930-1940年代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受到1950-1960年代近代化理论的影响?”

　　汪先生这里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在前，美国五六十年代的近代化理论在后，前者怎么可能得以分享后者的理论?这难道不是时间错乱?

　　那么，《重构》到底有没有他所说的时间错乱，请看原文：

　　“Indeed, a strong resemblance existed between the idea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nd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at prevailed in the Unti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es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many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upheld the idea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1930s and 1940s received thei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they share with modernization theorists in the West some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about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and social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at prevail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见《重构》英文版第42-43页)(中文版第45页：“的确，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的思想，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这并不奇怪。1930年代和1940年代，许多拥护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们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共享盛行于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某些历史和社会演化的一些基本假设，以及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

　　很清楚，我所强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共享了关于“历史和社会演化的一些基本假设”，这与谁在先、谁在后并不矛盾。但汪先生却把“他们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共享盛行于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关于历史和社会演化的一些基本假设”这一独立的长句，误译成短短一句“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嫁接到上一句之中，以造成“时间错乱”的效果。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关于历史和社会演化的一些基本假设，跟战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虽有联系，却是两回事。汪先生无视原文，任意剪裁，硬加上原文中没有的内容，是否认不了的。可是在《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一文中，他却辩解说：“请看他的英文原书第43页第3-4行，明明写道：‘Therefore, they shared with modernization theorists in the West.’足以令人惊讶的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居然敢于否认自己白纸黑字所写，这才是他所说的误导读者吧!”我再次被汪先生的任意剪裁、曲解的功夫所折服。既然要引用英文原文，为什么只是引用了这个句子的头九个英文字，并且就此打上句号，连省略号都不用了，造成一个读不通的英文句子?“他们”(中国知识分子)跟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们”(注意：不是汪氏说的“近代化理论”)共享了什么?其实，我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被他刻意省略的这部分，亦即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关于历史和社会演化的一些基本假设，而不是他所强加的近代化理论，汪先生对此却不愿直视。所谓“他们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在《重构》原文中并不存在。刻意误译、剪接，这不是杜撰，又是什么?

　　再则是所谓“面面俱到”的问题。汪先生在其第一份书评中已经责怪《重构》一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排除包括港台在内的广大华文世界”，尤其提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曾有庞大的中国近代化研究计划，也一笔不提”，这次在《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一文中，又举出港台学者的两本书和一本1968年出版的英文集子，责问为什么“提都不提”。照汪先生这么说，此书遗漏的史学界同仁可多了。关于以哪些史家为讨论对象的问题，我在《重构》序言中解释地很清楚：“由于此一领域史家众多，所涉及的题目纷繁庞杂，历史写作中所运用的方法又五花八门，这里自然不可能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丰富多样的史学文献作详尽的考察。因此，我在此项研究中所关注的，仅仅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 (master narratives)，支撑这些叙事的诠释架构，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对近代中国的多样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我将聚焦于那些在本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若干史家，因为他们在建构和解构叙事方面，贡献最著……” 。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政治语境下的叙事建构问题，对于脱离了这一语境的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的著述，当然无法包括进来。

　　最后是海外书评问题。这里只想问汪先生一句：为什么您自己可以在书评里对《重构》漫加指责，却不允许作者引用他人书评里的不同观点?作者置身海外，在国内中文书评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引用国外学术界同仁的英文书评，有何不对之处?汪先生特意举出沙培德(Peter Zarrow)先生的书评，说我回避了书评作者对我的批评，首当其冲的是《重构》一书“遗漏”(neglect)了不属于“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重要史家。查沙氏原文所提到的几位史家，包括柳诒徵、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这几位大家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代史或古典文献方面，涉及到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建构方面的著述极少或影响极有限，一定要包括进来，太过牵强吧(沙氏及其他几位学者的英文书评原文，已放到我的新浪博客上，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查阅)。汪先生接着又说我把原文中的“好话”译成中文时“说过头”，“李氏所谓‘透彻’与‘微妙’是加油添醋”。那么，为正视听，我只好把提到“透彻”(thorough)和“微妙”(nuanced)的原句，照抄如下：“Li offer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al and ideological shifts in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cal writings”;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presents a nuanced analysis of history wri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Maoist period and since.”汪先生不承认nuance(或它的副词形态nuanced)一词有“微妙”的意思，说只有“细部的”意思，那么，我又只好请汪先生再去查一查韦氏或牛津词典了。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 ... 0928113945_all.html

tuffy05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未定妆的历史2013年12月05日 17:32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 张耐冬

　　胡适在某个地方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忘记补充一句：无论怎样打扮，那面容看上去总是不够真实。

　　对历史的妆扮，并非虚构与编造，而是将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某种线索性因素编排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强化线索性因素的正确性。靠着线索的作用，历史被建构成这样或那样历史主题下的运动轨迹，所有历史叙述都围绕着主题而展开，这就是所谓“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本身和化妆术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以实际存在为依据，通过某种手法突出其要突出的部分，淡化与妆扮目标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创造出一个整体协调的全貌。显然，妆扮过后的面貌，与最初的真实存在并非同一事物，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善”、“美”与“真”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是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它只是试图从纷繁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寻找一以贯之的主题，把某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同时，在一定的篇幅内对一段历史做概述，也必须要做内容的剪裁，这种剪裁也只能以叙述主题相关的内容为重点，使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越发突出。

　　在宏大叙事展开时，近代史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结构、时代主题与历史走向，都曾备受关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危机”以来，宏大叙事日趋式微，而代之以个案研究。在今日，这一问题不但在专业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公共史学领域也被各类趣闻轶事所遮蔽。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只强调旧有叙事方式的缺陷，只不过是重弹“史学危机”的老调，若没有对先前各种叙事结构的理性分析，恐怕很难从泥沼中抽身。

　　从方法论上，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者有着高度的自觉。无论是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还是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从研究取向、学理与学术实践以及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上，部分回答了中国史历史叙事的困境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反思确实不及这些美国学者那样深入并全面。不过，美国华人学者李怀印——他曾有中国大陆的学术背景——新近出版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对近代史的叙事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他的著作专门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写作中宏大叙事的形成与形成动因，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叙事目的的转变，和主叙事（与“宏大叙事”同义）衰颓时代如何重建叙事结构。

　　李怀印认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作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两种主要取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前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程，二十年代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举动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后者则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王朝压迫的环境下，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一次次的革命不断涤荡着旧时代的基础，而这一阶段的历史更应以共产革命的胜利作为终结。

　　因为对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叙述历史过程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各自选取最能体现其叙事主题的事件作为历史的关键点。比如，现代化叙事会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三民主义”作为重点描述对象，除了义和团运动作为反面例证外，其他几个被描述对象都是被充分肯定的。与之相对应，革命叙事则会选择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作为正面描述对象，强调这些运动的抗争色彩与革命性，而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

　　正如《重构近代中国》指出的，在1949年之后的“十七年史学”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革命叙事经过历史学专业内的修正，已经成为中国大陆近代史叙事的大宗；之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因受到政治的左右，并非出自学术表述的、非理性的对革命的强调，扰乱了已经成型的近代史表述。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近代史叙事既要清除非学术性的历史叙述，也要对“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有所反馈。学者们受到欧美学术界研究取向与研究方法的影响，通过对个例的分析，对既有的叙事模式进行颠覆，使近代史从整体变成碎片，这就是近代史叙事的现状。

　　作为后现代史学批判的对象，“宏大叙事”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建构，且被视为“合谋”的一部分。正如我用化妆术所做的类比，历史叙事本身并不是对全部事实的再现，而是在某种观念下对历史线索的梳理，和依据线索对历史本身的重新编排，其本意不在于制造历史或篡改历史，而是突出某种观念的力量。展现全部历史事实，无益于我们了解过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未曾记述单纯的文化与经济活动，正是此理。呈现混乱的历史现场，除了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活力之外，恐怕我们能够体会的，只有喧嚣与骚动。我们需要宏大叙事，特别是作为与现实联系密切的近代，需要被反思。被解释，被叙述。

　　近代并不单纯是当代的昨天，也是古代的明天，任何近代史书写者都不可能只谈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他们审视近代的参照系不可能只有当下，还应包括古代。当下作为思考某段历史的出发点存在，但古代作为思考近代的前提存在，过多地强调现实对近代史叙事的影响，而忽视建构近代史过程中对古代史的思考，可以说是《重构近代中国》的遗憾所在。

　　另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无论是现代化叙事还是革命叙事，都被视为“线性历史”，受到后现代史家的质疑。所谓线性历史，就是从一点到另一点，有明确轨迹的发展过程。在结果已经被知晓的情况下，很容易将此前的历史按照这一结果编排起来，造成一个线性的发展序列。

　　线性的历史描述会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也会对很多对历史结果不造成影响的事件采取忽略的态度，比如近代史叙事中，可能徐悲鸿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变就不会作为重要的环节被考察，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表现的个人情绪也不会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的很多史家非常强调这些历史细节的意义，并以书信、日记、档案等材料为依托，展开他们的研究，对原有的线性历史叙述进行冲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考察，很多时候是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果线性结构的历史主叙事是坐标系的话，他们的研究就是在确定某一个坐标点的位置，或者其位移过程。一个又一个坐标点的发现和确认，有时会对坐标系的绘制提出修正，但不能取代坐标系，更无法取消坐标系。

　　在专业领域，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宏大叙事不可缺席，在公共史学领域，它也同样重要。趣味性的历史阅读是消费行为，而非完整的认知行为。坐标系的重新确立，对于“述往事，思来者”的意义不言而喻。重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坐标系，总容易让人忧虑，学者和公众都认为重建近代史叙事会与曾经烜赫一时的革命叙事相冲突，事实未必如此。在李怀印的分析中，现代化叙事在二十世纪末遮蔽或者说代替了革命叙事，而从线性的近代史叙事来看，革命叙事未必是不正确的。只要不将其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就有可能重构完整而立体的近代图景。

　　如果说，过去的近代史叙事有一种“淡扫蛾眉朝至尊”的霸气，未来的近代史叙事，因其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应该有点“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羞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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