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文革”的矿藏：著名作家赵瑜专访

tuffy05

挖掘“文革”的矿藏：著名作家赵瑜专访

赵瑜，1955年生于山西上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作家。

赵瑜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20多年的创作生涯，用力最多处是报告文学。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多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地批判与反思，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界一个独特的存在，评论界曾这样评价他：“参与和推进了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

因为赵瑜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的每部作品都会引起轰动，如《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尤其是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甫一面世，即刻洛阳纸贵，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体育改革问题大讨论，甚至因为对现状尖锐地展现，走到对簿公堂的边缘，也可以这样说，赵瑜是现在国内争议最大的作家之一。

近几年来，赵瑜把视线投向了复杂的历史深处，从对现实的关注转向对历史的审视，他历时5年完成了描述上个世纪长江流域乡村巨变的著作《革命百里洲》，于2004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今年，他又开始写作一部记录山西“文革”历史的作品《太行伤亡》（暂名）。坐在我们面前的赵瑜，气度从容，说话和缓，与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尖锐形象完全不相符合，“文”未必“如其人”———思想深沉超前、写作风格犀利，不一定要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外显出来，倒是我们想得浅薄了。而对于复杂历史的追溯与拷问，更需要这样沉稳的心态。

话题，就从他尚未完成的新作开始……

写“文革”是我长久的愿望

记者：您为什么会写作这样一部反映“文革”历史的作品呢？

赵瑜：我个人对长治的“文革”历史有种情结。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记事了，当时生活在晋东南地委大院里，旁边又紧靠着晋东南军分区，应该说从小生活在太行山上的政治中心，比别的人更能接触“文革”的事情。到1976年“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我已经21岁了。整个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我有责任把“文革”的事情，尽管是局部的，告诉我的读者。

我认为，“文革”这样的矿藏，应该挖掘，把我们民族的这次浩劫，转化成为今天和将来的文化财富，民族的财富、认识自身，防止悲剧重演的财富。

记者：好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忆那段历史，您的采访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又通过什么渠道收集资料呢？

赵瑜：应该说比过去采访“文革”要容易一些。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一直延续了好多年的派性，使得矛盾非常复杂，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说。

但资料的收集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我收集了“文革”大量的文件、资料、传单、日记等，总有数千万字吧。

1986年，我曾发表过长篇《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不过这个小长篇有些局限性。虽然也触及了一些“文革”的人和事，但主要是围绕一个人的命运展开的，二来我那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宏观掌握重大题材的能力也在摸索中。

写作这本书是我长久的一个愿望，一直在关注、收集包括思考这方面的事情。从去年开始，我感觉到这个工作的紧迫性。因为当年的那批人年龄大了，生老病死，不住地会有人去世，即使仍然活着的人，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脑子不行了。所以去年开始，又进行了抢救式的集中采访，并从今年开始专心写作。

“文革”给千家万户造成阴影

记者：您写作这本书跟家里的情况也有关系吧？

赵瑜：当然了，我父母都是当年晋东南地委的干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武斗后，全家都下放了。因为造反派夺权，新贵要进来，你们老干部就要靠边么。我们被下放到晋城市的巴公镇。“四人帮”、“文革”给中国人造成的阴影，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记者：那么，家里边对您写作这本书是什么态度？

赵瑜：我父亲曾是一位宣传干部。作为家长，他对我的创作一直是旁观的。至于看法，从早期的作品开始，他认为我老在“惹事生非”。1986年写《但悲不见九州同》，他就觉得太危险，1988年写《强国梦》、1998年的《马家军调查》引发全国性的争论。他始终觉得很危险。

现在他觉得不稳定的时期也过去了。为写这本书，我也问过他一些“文革”中地委的情况。他是老地委干部，只是担心我写的不准确，真相掌握不了。因为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文革”一开始，长治市长就跳楼死了，紧接着地委书记也死了，可以说长治“文革”一开始就在血雨腥风中。当然全国的情况都类似，这是荒诞、黑暗的东方悲剧。

不过在全书当中，我自己家的故事只有一点点。

外部的压力我不大在乎

记者：您在写作过程中，会不会感受到外部的压力非常大？

赵瑜：书完成后的命运有许多种，也许一些人认为很有必要，应该记住这段历史。还有一种就是等待。这种经历对我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如《太行山断裂》1986年写完，发表在1988年；《马家军调查》1995年写完，发表在1998年。

至于压力，我个人认为，写作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作家只需要考虑是不是能为社会提供好的精神财富，提供进步的声音；社会如何接纳、如何推广，那是社会的事情。作家不应该更多的考虑后果，只要按照自己的写作观、文艺观写作就可以了。“文革”不应该没人去写，一定会有人逐渐把它写清楚的。

一部书的传播和所谓的轰动，不是一个作家应该刻意追求的，甚至不是可以追求的。一部书引起大面积的轰动和讨论，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作家只应该考虑是否对社会的思想有意义。我的一些书好像引起了一点儿轰动，但却不是我的本意。而另外一些书，比如《革命百里洲》，是一本乡村田野考察式的作品，是面向知识界写作的一本书，压根儿就没想过它会轰动，但运气还不错，也就罢了。正在写的这部书，属于“史志性”写作，面向整个读书界、整个老百姓，我认为它读者效益应该更绵长，希望追求更长远的利益。

记者：因为您写作的内容是“文革”，尤其长治“文革”，这本书预计会引起的震动和争论是否也会给您带来压力？

赵瑜：我最主要的压力，是质量。面对庞杂的历史，写作的深度、史实的考察、语言文字的质量是我的考虑，而且，文学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你在具体的创作中有没有创新？这都是我考虑的。至于说外部的压力，我不大在乎。

我可能比一般的朋友经历要复杂点，经历过很多争论。我认为争论是读者对作家的抬举。以往不管多么尖锐和对立的观点，我都觉得这是对我的抬举，我从来没有反驳过来自真正读者的意见。

记者：那么，这本书现在写了多少，什么时候会写完呢？

赵瑜：已经写了30多万字了，估计要50万字的样子。最后完成大概在今年年底吧。

在这里，我想借着咱们报纸的这次机会，向曾经为我在采访中给予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感激。有时候，一部书是许多人共同完成的。

本报记者谢燕李遇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网络编辑：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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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
　　赵瑜，1955年生于山西长治，原籍河北安平。文学创作一级。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调山西省作家协会为驻会专业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文学委员会副会长。作品《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革命百里洲》等，参与和推进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尤以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近期完成长篇新作《开眼》、《晋人援蜀记》、《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火车头震荡》。作品先后获得当代文学奖、中国作家文学奖、中国潮百家期刊奖、全国首届环境文学奖、两届赵树理文学奖、两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华优秀图书奖；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2005年由《中国作家》评选为“二十年最有影响作家”之一，2006年获五一劳动奖章；影视作品有《内陆九三》、《赵树理》、《大三峡》等60余部集，获全国首届纪录片学术奖、最佳撰稿奖；作品《强国梦》、音乐电视《庄稼汉》分别入选全国大学教材。山西作协编有《赵瑜研究资料》。系我国当代纪实文学领域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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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买本书写出来没有，网上没有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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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文革志      

引  子

我的出生地点，在山西晋东南。具体说，出生在上党盆地长治市。长治市古称潞安府，历史很悠久。这是一家由共产党人创办的医院，叫太行白求恩和平医院。

时断时续准备了几个年头。终于在2005年和平岁月春光下，开始我艰难而又危险的叙述。一场旷日持久文革大战，发生在1966年和1969年间，杀伤了许多生命，却全然不为后人所知。翻检当代史册，温情脉脉形势必然大好，遍寻不见这场炽烈炮火的载记。激战流淌出鲜血来，浸染了我的少年时代，数十年未能腿色。尸体横陈残肢飞舞，是伴随我们一代人成长的映象，扭曲我们残破心灵永不康复。

无以名状的文革秘史，太行太岳的生死酷战。

平日里，我不敢把战事哪怕是其中的片断，讲给一代新人听，我耽心这类故事会惊吓着如我女儿她们。恐怖与仇恨只能培育出对立群体。而我又深切地期盼后人，敢于正视和明察真实发生过的文革血火，愿意去考据细节追问原因并且传讲全民族的苦难故事。既然由我们自己打造了这场悲剧，就不应回避忘却，更不允许抹杀掩饰。据中共正式文献记载，文革运动中，山西省可查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998人，还不包括两派武斗的死亡人数。简单地说，至少死了两万人以上；具体到晋东南，批斗致死者150人，武斗及抓打致死者615人，被迫害致死或被逼自杀者1450人，合计晋东南文革致死2215人。这个数字来自山西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虽有案可查，但仍是相当保守的。查不清的案子或是小小百姓死去了，上不了法院的，往往无从录记。还有一些大惨案或史无战例的摧残案，是着意掩盖的。如太行深处的陵川县在武斗结束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当中，一个月光景，活活打死了一百余人，外界几乎不知道。再如1968年2月4日，淮海厂一派展示对方炮击残弹，不幸引爆，当场炸死炸残达84人，受难者全是普通百姓……

任何地区的文革故事，都是一个完整系统。讲好这个故事，很不容易。

先请大家巩固一下地名：晋东南，含长治市等17个县市，文革时人口不足300万。中心地区史称上党郡、潞安府，南部含泽州府（晋城），北部含沁州府。地处山西省东南部的太行、太岳山区。你看，说晋东南，说太行太岳，说长治，说潞安，说上党地区，差不多是同一回事，不要弄错。一条漳河，一条沁河，贯穿了全地区。现在分成了长治、晋城两个地级市，为此我曾写过一部作品叫《太行山断裂》。现在，我想可以讲故事了。
   

  潜入兵营的心跳

文革爆发那年，我从长治友谊小学五年级升到六年级。与此同时，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中学生子弟们，纷纷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附近军分区和太行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中学生子弟，也加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没有我们小学生的份儿。1966年那个夏天热的邪门，街上到处在游行，战鼓擂动，传单飘舞。口号声声时远时近，红旗猎猎四街难行。破旧立新，兴无灭资，一个大颠覆时代轰然到来。后人所见国内外文革资料及文物种种，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附近还有一所大学，现在叫长治医学院，那时叫晋东南医专，出门进门都是大学生，标语口号身高气势更加豪迈。我们友谊学校小学生，多为这几大单位晚辈子弟，过去在上党古城里一向新派前卫，之所以校称友谊，据说是苏联专家伸出友谊之手援建的。这时节友谊小学却显得冷冷清清可有可无。出风头、当社会主角，看英雄遍地，没我们啥事。倒是几所主要中学不少文革战将，是从友谊小学毕业升上去的。他们是我们兄长辈，从这里升到了长治一中或二中，升到了太行中学或潞安中学，赶上了这场大时髦。穿黄军装，扎武装带，女生扎起短硬锅刷辫，忠字舞跳得的张狂，语录歌唱得山响。军帽紧俏，军鞋紧俏。我们凑热闹，他们不待答理。你紧着叫哥，和人家套近乎，浑身带着巴结，人家只允许让你摸一下红袖章，末了，按长治当地惯常话语，轻蔑地回你俩字：“小屌儿！”给你一个快快成长的迫切。

文革风暴中，大中学生和造反民众们，冲杀自如，并没有什么愧疚感原罪感和恐怖感。多数人正在享受一种压抑了许久之后渲泄的快意。从社会边缘和底层，一朝登上政治舞台，什么家庭身份贫富贵贱，人间等级在倾刻间拉平，然后重组。打碎了旧有秩序。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袖教导好像就是直接说给他们本人似的，每个红卫兵神情中都透着演员般的亢奋。“造反有理”，毛泽东高度概括出这四个字，此时和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心理深处那股子乱乎劲儿，结合起来了。——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生当做豪杰，死亦为鬼雄；我们没赶上战争，万幸赶上了造反；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明确说出了平头百姓们平时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出头之日到了，向权贵挥刀，拿当官儿出气，朝宿敌复仇的时候到了，铲平城乡落差，重整旧河山的时候到来了。谁也分不清这场大革命迅猛发展，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上而上。中央发动，全国响应，一人挥巨手，万众喊杀声。中共执政十七年来，在城乡各阶层间积蓄太久的社会矛盾，到了1966年夏秋，得到总爆发。

我属于地委子弟，父亲在地委宣传部管文教（那时宣传部与文教部合并），母亲在妇联会管宣传。文革前，父母每天到地委——苏联专家帮助建造的一座雄伟的五层大楼去上班。红砖砌就的“莫斯科结婚蛋糕式”建筑，是太行山上政治文化中心。晋东南文革运动始终围绕这座大楼展开。地委家属区有东家属院和天主堂大院，行署有西面的红房家属院。我家所住系地委天主堂大院西小院。这里办过报，人称报社院，有军分区几家军官在院中同住，紧靠军分区后大门。这座天主堂及其附属建筑群极其浩大，地委占去一部分，专署占去一部分，军分区占去一部分。关于这教堂社区，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后面还将多次提到。整个大院古木参天，到处是大鸟的飞动。我家所在报社院四四方方，所住干部和军人官职都不很高也不很低，大都在县团级上下，文革前一直和睦相处。大人小孩要掌握时间，每日里只须听取军分区那嘹亮号声就可以了。这一带地形地貌我还将细说，因为这对于讲述后来的战事十分重要。

现在战争还没有开始。晋东南几百万老区人民仍在尽情地升温。

我最早参与的社会活动从这里启步，最早的人生价值也在这里得到可怜体现。当红卫兵老兄们整日张扬街头时，他们发现黄色或绿色的军用品根本不够用。于是我们常被他们催逼着、诱导着，潜入军分区兵营，里应外合里勾外连，为他们偷军装，偷军帽，偷取窗台上湿乎乎的洗不掉脚汗臭味儿的军用胶鞋。这鞋被我们揣入怀中，带出大院，再送给正在社会上露脸儿“拔份儿”的大哥们。与我配合最默契一位同学叫王二灵，一点儿也不像个小流氓，在整个分区子弟中老实温和，学习也用功，最是规矩好孩子。眼下不知怎么就变了。二灵住在军营院内，生来腿脚便捷轻盈。自打做了内线，监侦部队战士搞卫生，进步奇快。为能满足大哥们时常变化的尺码要求，二灵竟然学会了在踩点儿时，凭据洗衣战士身高，迅速判断出所洗衣帽的大小号和鞋号，悟性极好。然后我们根据战士们作息时间，抓住行动良机，猫腰钻洞，一举擒来，居然从未失手。沮丧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就是费了半天劲，一双湿鞋在我怀中都捂热乎了，当我们交给红卫兵大哥时，发现那鞋前头早已磨穿了两个破洞，偷时慌张，并未注意。这种磨出洞的鞋，红卫兵们是宁缺不穿的。这次失误招来兄长们一顿讥笑，显得我们特不中用。这鞋给谁穿都丢份儿。再后来，二灵悄悄跟我说，分区院里丢衣物多了，已引起怀疑，有首长让各家大人看管好自己家孩子。二灵还说，警卫班和保卫处蹲守了好几回，要抓小偷儿。是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缓了一阵儿，军营大院丢东西见少，外面大哥们催逼得却越来越急，偷不来东西要挨骂。二灵又想出一办法，就是专门趁分区露天演电影的夜晚下手。我觉得这招儿很好，分区每礼拜都要放露天电影，此时院内会涌来许多周边顽劣少年，怀疑范围将大大增宽，对我们特别对二灵是个掩护。

夜晚到来，我们又得手，一次就搞了两件上衣，两顶军帽，两双鞋，一条裤子，受到外面大哥们同声夸赞表彰。由于我们保障了后勤供给，某中学红卫兵组织，着装格外齐整，清一色军衣军帽军鞋军挎，以致于让别的组织推测他们特别有背景。是不是军分区直接培植的人马？他们很是牛逼了一阵子。我和二灵自是清楚其底细，你们牛什么牛？又没给我们半些好处。

随着局势发展，文革武斗急剧升级。一位身在某组织的小头目，指令我们去搞军分区的枪弹，还说搞不到枪支，搞几颗手榴弹也行。被逼之下，我们已经踩好点儿看好了门路，还制定了行动方案，终因干系重大，没那个胆子，且无实惠回报，到底没敢下黑手。说不定那次去干，黑手当时就被斩断。

这位二灵兄后来参军再后来转地方从政，眼下官至地师级也就是正局，已追平了当年他爸的官阶。据说二灵至今仍保留着冷不防“顺”本好书之类小偷小摸的癖好。他忍不住，落下病根儿了。

文革后，军分区子弟当中，因盗窃长治县某工厂贵重金材，被判决枪毙一人，重刑数人，另有与我极熟两位伙伴，也因盗窃分别被判刑，解往晋普山监狱服刑数载。这几起盗案在长治地面儿久不被人思解，就是不明白，几位做案人家庭生活均好，并不贫困，家长社会地位挺高，为何还会去当梁上君子？这罪过是怎样造成的？——说句老实话，原因在文革。这类毛病怪癖，在那一代青少年生活中相当普遍，没有偷过东西的孩子几乎不存在 。长时期高度公有制环境，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于财富归属权的传统认识。别说青少年，即便是大人，我甚至敢说干部们人人往家里拿过东西，不过有轻有重而已，实为时代特色。只要不是贪污机关现钞，就不算啥事儿。所有干部家庭中使用床板家具桌椅板凳，本来就是公家编号配置的。对于实物并没有所谓严格公私界线，连房子都是公家的，分不清了。现在许多人，一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干部们多么多么清廉，满不是这回事儿，还应做具体分析。清贫不等于清廉。

此类毛病时弊，当时我陷的不算太深，后来改正的还算自觉。无论从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上说，大凡五十岁以上人，在文革时期，或多或少总有些劣迹，丢东西也偷东西，被人整也整过人，稀有水清至纯者。是我们民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整体上的坠落与悲哀。我们需要一颗自愿忏悔之心，忏悔我们不同程度地做过对不起道义良知的错事。当然，那时深受迫害、没有能力去祸及他人的悲惨家庭可以除外。
血战尚未来临。

文革前，我小学语文教师，名叫王良奇，长治当地人。

王老师生得很男性，挺拔刚毅，还有胳腮胡须。

带我们去学农割麦子，从事农业生产，是一把好手。有时，他在讲台上为我们用手摇唱机放唱片，我总担心他咔吧一声把摇把儿搞断。讲课文举例时王老师多与太行山地实际生活相联系。我受过他教益，也受过他误导。如讲“喜出望外”一词，本意是高兴的好事超出了期望预料。而他讲，喜出望外，就是谁家有了喜事，就往大门外头看，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例如咱家生下一个男孩儿，喜事临头，就忍不住往外头看。——王老师手搭凉棚，面带笑容，向教室外面张望，教书配合以形体动作，模仿生动，印象深刻。造成我的联想是：喜出望外，生怕全村人不知道。

直至数十年后，作家们聚会猜酒，举成语，讲本意，答错罚酒。上座出喜出望外一词，轮我答释，我以王良奇老师为准绳，照答不误，并伸手做瞭望状。下座一位著名女作家怔怔地盯我许久，问：你真是这样想的？我肯定。她说：你幽默。突然，满席爆发哄堂大笑，齐呼罚酒。

我当即意识到大错，脸比酒烧热，于是厚着脸皮大笑。
可见少小概念，影响终身不易改。

文革开始时，我六年级，中学生影响小学生，要造老师反。王良奇老师居然随大流去了北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遭到其它老师嫉恨。有人鼓动我们：你们班为什么不造王良奇的反？班上一伙男生，胆大些的带头举事，叽叽喳喳，摩拳擦掌，单等王良奇归来，上他家去闹革命。

上王老师家那天，我脚步踌躇，一伙同学七八个，均比我大一岁两岁，边相互鼓舞打气，边商议见面后如何“拼刺刀”。

王良奇老师家住健健幼儿园，小两口，单间平房，阿姨不在家。地方很狭小，大部分同学鱼贯进入，我和两个年龄小些的同学围在门外，一心想的是：上学期王老师拿豆腐刀打过我手掌心，我期望大同学们骂他。于是我在门口，怨出望内。

印象中，师生相见，竟然冷场沉默。王老师站在室中央，巍峨高大，比来者高出半截身子。忽而传出王老师热忱笑语：我在北京日夜想念同学们，我见到了毛主席！同学们，来，尝尝从毛主席身边带回的烧饼。

一共两只烧饼，每人接起一小块，当场瓦解了同学们积蓄多日的革命斗志。王老师又出在门外对我说，赵瑜也来了？客气什么，不要客气，并亲手给我掰下一块饼。我看别人正在吃，心想，不吃白不吃。便也貌似从容地嚼饼，暗暗品出一股火车上气味儿，比长治市本地烧饼干硬许多，有些沾牙。

领头的同学咽口唾沫，礼貌地说：“王老师我们走了。”

王良奇老师镇定回答：“以后常来。”口气深沉不可捉摸。
革命就此流产，悲剧不曾发生。要是有暴烈的红卫兵老兄率领而来，今日会怎样？真不敢想。

学校不再上课，同学们自由发挥各自才艺于街头巷尾。我和二灵——前头说过，开始为红卫兵老兄们卖力气——潜入兵营偷窃军用衣帽鞋包，体味人生最初的心跳。再往后，家里大人被关进了“牛棚”，或“学习班”，回不来家，我要果腹只有混饭，一伙人混迹于长治街头。一位比我大两岁的马姓同学，一直混入一派据点里，当小通讯员，称“红小鬼”，保障了吃喝，佩了枪弹打过仗，人称一派“儿童团”。总之，我们告别了友谊小学温馨悦耳的钟声，再也没有回过那校园。

几十年后，在长治街头遇见过一回王良奇老师，我心中有愧。他很普通模样，显然没有过上“喜出望外”的生活。他头发花白了，深情地一直仰头端祥着我，双手紧握我的双手，重复了好几次那句话：当了作家了，好好写吧。我很想告诉他我们对不起您，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来。有一丝小孩儿的侥幸心理，想像他并不知道我们那次去他家，有造他反的意思。既然他不知道，似乎我就不用道歉了。再说我只是跟上去的。
我算不算个成年人？我们很不大气，心理有阴暗处。

不让谈文革，不让后人知道，罪恶就不存在了？

钱锺书先生在《干校六记》的书前小引中，有一段话说，倘写文革回忆录，恐怕连一般群众都得写“记愧”。——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观点。钱先生接着说道理：“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到王良奇老师家里去造反，尽管流产了，但我至今很惭愧，尽管是“不愿记起的事”，我却不应以任何理由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做辩护。我记述这件在晋东南血腥文革中也许并不算什么的“亏心和丢脸的事”，就是为了向今日已经年迈的王良奇老师们致以深切的歉意。——当时同学们本意是去造一次反，流产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我们长得只有王老师胸脯高，怕打不过王老师怕吃亏，并不是因为觉悟或者后悔了。假设他很瘦弱呢？许多中学里打死了尊贵而体弱的老师不就是明证吗？年龄小些的同学最后走上去，朝死尸猛踢几脚，也是常有的。
我们惟有写“记愧”的份儿。岁数大些的红卫兵，也惟有写“记愧”的份儿。忏悔是文革一代人都有份儿的事。倒是那罪恶之源，即造成罪恶的原因，需要细细辨识，是什么东西把纯真的孩子一个个变成小恶魔的？
根子还在于一连多年的魔式教化。

我的北京作家朋友郭雪波，写了一部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长篇小说，名为《大漠狼孩》，讲内蒙古草原上，可爱的幼小的儿子被母狼叼去，哺育成狼孩。这传说本已久远，并不新鲜。憾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书的后半部，狼孩的亲生父亲是位老猎人，他费尽千辛万苦，积毕生经验，终于在茫茫草原上追寻捕获了狼孩。然而这孩子只懂得捕兔和吮血，只懂得撕生肉，啃血骨，为生肉血骨而悲欢。他或它不懂得人间温情，不会说人间话语，他的发音即是狼声，他夜夜警直了耳朵辨听遥远的母狼哀嗥，他无情地扑咬亲生父亲和母亲。于是他光着身子被关在铁笼里，浑身结满了泥茄厚皮。他只会匍伏在地四脚并用奔驰如风，现在他关在笼内向村人呲白牙恫吓不止，全村人为他落泪。他的父母悲痛欲绝。——狼孩的悲剧在于狼对他的早期哺育。

1949年以来的一代人到两代人，从懂事时起，完整地接受了成套的阶级斗争说教。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在于对敌斗争中的成败。巷子里来了生人，不是帮他指路，而是悄悄地跟踪，认为来者咋看咋像个美蒋特务潜入。学雷锋助人为乐，并非以人为本，帮助的重点无疑只能是无产阶级阵营的大爷大娘，绝不是成分高的地富老人——他们是敌人。在全部社会教育体系中，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或者常人，而是告知要做一个红色战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标准悉数颠倒。看过了上百遍的电影，——早期《鸡毛信》讲海娃打鬼子；中期《花儿朵朵》，讲小学生捐钱买战斗机打美帝；后期《小兵张嘎》讲服从组织纪律才能成为好士兵；还有《小足球队》，讲个人不可冒进而要驯化于集体；最后是《闪闪的红星》，讲潘冬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杀死胡汉三。所有教科书里，充满了对领袖盲目崇拜的狂热，对敌人的仇恨。所有歌唱声中，处处是鲜血是钢枪是牺牲是空洞的革命理想，我至今还记得一首同情古巴受迫害黑人小孩儿“哈瓦那”的歌。我们少年时代最多的集体活动，是清明节为政党的死难者们扫墓，说长大了也要做一名为政党而杀敌牺牲的烈士。敌人，是一个使用最多的人世间概念，而在没有外来入侵者的时代，敌人又只能是国内某一部分同胞。

狼孩儿吃狼奶，走狼道，发狼声，随狼群，交流无人语，尽是血肉腥。
红卫兵的身后，分明有着驱动他们的资深教唆者。

红卫兵的怪异激情与狂暴力量，被教唆者充分地利用，又被抛弃。多年后，天安门广场掀起“四·五运动”，抗击“四人帮”黑暗统治，主力军正是一大批觉醒了的青年们，其中不少人，正是从磨难中冷静下来走投无路的老红卫兵。严酷的现实生活，重新教育了我的兄长们。

当初教育成什么人，文革中就会出现什么人。试想，假如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大哥在，把王良奇老师打倒在地，我们这帮小的会不会随后上去补他两脚？吐他一脸唾沫？——可能性太大了。说不定还会以此标榜自身的成长呢。

北方人好把小辈人顺口称为“小崽儿”，同时把小狼小狗之类动物们也称为“小崽儿”，真是惊人地形象化。我们当初正是一群到处嗜血的小崽子，分不清是人还是兽。

几十年后的今天，孩子们则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追其原因，亦在于当代教育。

今天的晚辈不知晓那一段历史，常问我：你们小时候为什么不上学？真是太好啦！怎么，学校还放了假，好几年不考试？那真是更好啦！怎么，还鼓励你们大疯大闹？那真是酷毙啦美死啦！

面对新老两段民族教育大悲哀，我无言以答。

近读文革回忆录。上海造反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先后晋升到了中央，镇守上海的头号造反派首领，就是徐景贤了。当初他背叛了献身教育的父亲，加盟上海帮派，率先造反夺权。文革后被判刑十八年。1995年刑满释放，写了一部《十年一梦》以回顾文革亲历。其中一段史实，正好是关于我们这一代小学生的。摘补于本章以为参考。徐景贤忆及王洪文当时正在闹情绪，嫌夺权后掌权时，排位太低，在上海人称“王小七”，而徐景贤排位高，人称“徐老三”。王洪文因此住进高级医院，消极怠工。徐景贤秉承张春桥意，到医院去找王谈政，以示团结。这一次借口要谈的事，正是小学校复课。徐景贤写道：

我对王洪文说：“最近市革委正抓几件工作，其中一项是有关小学教育的。你生病这段时间，没能来参加讨论。”前一时期由于大学、中学停课闹革命，弄得小学也停课闹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还在学校里斗校长和教师，低年级学生都“放羊”，散到社会上去。我说：“这事情家长们意见比较大，是不是现在小学复课，先让小学上起课来。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在社会上‘放羊’了，没人管。这些小孩子散在社会上也造成不安定因素。学校里除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外，其他的教师还是让他们上课。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现在小学里教职员工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小教司’，单独的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司令部；另一派叫‘工司教’，是与咱们‘工总司’挂钩的教育界造反派。这两派现在打内战，闹得不可开交。老师内部打内战，复课就复不起来了。所以我来找你，一方面看看你的病，另一方面也请你出马，怎么把两派联合起来，使学校复课。”因为‘工司教’是听他的，我又说：“是不是过几天，等你身体好一点后，开一次市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把小学系统的两派都请来，会议由你主持，主要是促进两派联合，然后发一个公告，先让小学复课闹革命，你看怎么样？”
……王洪文看我以这种态度请他出来主持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以前一直是由我主持会议的，现在由他主持，而且是全委扩大会议，他就赶快从床上坐起，说：“我没事，我没事，一点小毛病，算不了什么。老徐，什么时候开会，由你定吧！通知我。”

过了几天，这个会议就在“上体司”的体育俱乐部楼上大厅里召开，把小学教育界的的两派头头都请来，由王洪文主持会议。会后草拟了一个通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他又重新出来工作了。王洪文第一次与我争权，让张春桥平息下去了。

你看看，上海“放了羊”的小学生们在文革中复课，还是人家造反派争权夺利的谋略之一部，还是人家造反派之间平衡妥协的结果。因了此权此利才促进了王洪文“重新出来工作”，这才缓解了“这些小孩子散在社会上造成不安定因素”的社会问题，分明是为了巩固人家当家做主的新生政权。

据徐景贤的叙述，文革中上海小学生复课的时间，应比全国要早得多。他去医院拉王洪文出面主持此项会议，是王在1967年四月争权闹事之后的活动。经过张春桥一番既批又拉，又派出徐景贤去医院交涉，又筹备开会，直到发通告开学，到同学们重新跨入校门，时间似应在1967年夏季的暑假前后。上海小学生停课的时段大约是一年的样子。而山西以及全国城乡的小学生，距复课开学则要晚得多。晋东南在同年秋季以后，才真正燃起了两派武斗的熊熊战火，到1968年春天，长治炮火连天，居民逃难回乡，城里万人空巷，还上什么学？
我们流浪了更长的时间。武斗结束后，我的小学就算糊里糊涂毕了业。又过了一段时间，才糊里糊涂上了长治一中。我们停学的时间至少在一年半以上。在中学我的同年级中，包含了好几个小学两三个年级的毕业生。所谓复课，实无教材，乱哄哄天天开批判会，打群架，跟工宣队闹事，偷吃东西。开全校师生大会，居然公开批斗我们大批小孩儿。往事真不堪回首。

在这里我还要说，当时，东方中国有2.3亿的中小学生由于政府的行为而停课18个月之久，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在现代人类社会，都是无比巨大的悲哀。对于文革劣迹，我们自然应当忏悔，而整个中华民族遭受了如此“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谁来忏悔？谁来负责？当初我们一群小毛孩儿而已，能把全民族推向深渊吗？我重返校园，已是1968年秋季以后了。中学里混了一遭，我只学会了一句英语——毛主席万岁，还不会写。读音好像是：唯唯斯、千门帽！至今不知对与错。

这校园真真教会了我们重新认识人生，重新思考社会。我深情地怀恋教具优厚的友谊小学和历史悠久的长治一中，那里寄存着我悲喜交加的少年时代，我终生难忘。

狼孩儿的生活从校园开始，也从校园猛醒和叛逆。
王良奇老师，请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