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印章及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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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印章及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卜伟华

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几种不同印章
原来我的印象里，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两个印章，在我保存的一些清华附中文革资料上盖有这两种印章。
一为印面为10个字的“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印章，一为印面为11个字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印章。
第一枚印章的来历，源自于清华附中曾经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1966年8月下旬，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改名的确切时间是8月27日。这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一文，首次使用了“红卫兵战校”的名称。《人民日报》8月28日第2版刊登图片，介绍清华附中红卫兵到北京街头宣传“十六条”的情况，还没有使用红卫兵战校的名称。（见图1）8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刊登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介绍清华附中红卫兵学习“十六条”的照片，其文字说明是：“红卫兵战校（原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真学习讨论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见图2）
这枚印章上，北京红卫兵战校这7个字是仿宋体，红卫兵3字则是仿毛体，其中的卫字是繁体字。这枚印章的直径约4厘米。（见图3）这枚印章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一位当年预651班学生手里，在我写作此文的前几天，我请他将这枚印章的图片传给了我。（见图4）
我保存的一本《挑战报》合订本上盖有这枚印章。（见图5）《挑战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1967年8月至11月编辑油印的一份小报。其中11月8日的一篇文章《评最近一时期教育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矛头直指《人民日报》，当时在北京引起不小的反响，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跑到清华附中来讲过话。这本《挑战报》合订本原来是准备在一次“首长接见”时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在《挑战报》合订本的扉页上写有这样的文字：“献给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最最敬爱的周总理及中央文革首长。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红小兵　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字样。后来这次接见因故取消了，于是这个合订本就保留下来了。
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的印章一直使用到1967年底。上述《挑战报》合订本盖上印章的时间就是1967年12月。1968年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刻制了印面文字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印章。这枚印章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这8个字是仿宋体，红卫兵3字也是仿毛体。印章直径约4.5厘米。
1968年，中学生们都要陆续上山下乡各奔他方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给每位成员发了一本红卫兵证，作为纪念。红卫兵证上盖的就是这枚印章。（见图6）
在当年那种混乱无序的状况里，刻制印章并不需要严格的手续，刻制一枚红卫兵组织的印章可能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文革结束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到朋友王云生家去玩。王云生是我校高654班的学生，当年曾为该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组长。他的一本文革期间的日记本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个日记本的扉页上，盖有一个红卫兵印章，印面上的文字是：首都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共10个字。首都红卫兵战校这7个字是仿宋体，红卫兵3字则与前两枚印章一样是仿毛体。这枚印章的直径也是4.5厘米。（见图7）
这枚印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在我的追问下，他道出了其中的秘密：1966年8月底，他从外地串连回北京后，得知学校已改名为红卫兵战校，他想，这个红卫兵战校能存在多长时间呢？应该为这个红卫兵战校留个纪念。于是他私自到新街口一家刻字店刻了这枚印章。据他说，这枚印章只在他自己的日记本上盖过，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用过。
前几年看到王友琴写的文章《记陈彦荣之死》，才知道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陈彦荣就死于“破四旧”的高潮中。他是被北大附中的学生抓去殴打致死的。对陈彦荣之死，我感到震惊和愤怒。王友琴通过大量的采访，记述了许多文革受难者的悲惨事迹。我同意王友琴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而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
王友琴在《记陈彦荣之死》一文中附了一张不太清晰的图片，是一张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介绍信。看到这张介绍信上的红卫兵印章，我开始有些怀疑，因为与我记忆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完全不一样。去年夏天，我找到陈书祥老师，请他亲自介绍有关情况。陈老师向我出示了他保存了46年的那张介绍信，并详细向我讲述了有关情况。我认真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并将那张介绍信拍照留存。
当年陈书祥知道自己父亲被北大附中学生打死了以后，就到清华附中革委会去开介绍信，以便取回父亲的遗体。当天在革委会值班的是革委会委员阎阳生，阎阳生是预652班的学生，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他了解情况后，立即给陈开了介绍信。介绍信的全文如下：（见图8）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
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8.29

介绍信是写在一张边上有四个圆孔的活页纸上的，所盖红卫兵印章印面上共7个字：清华附中红卫兵，7个字都是仿宋体，红卫兵三字略大一些。印章直径约为3.5厘米。
陈老师说：“阎阳生一点也没有为难我，听我讲了事情原委后马上就给我开了介绍信。”
但是，当天陈老师到北大附中后，听说他父亲的尸体已经被拉走了，于是他并没有进入北大附中校园，他把这张介绍信保存下来了。
陈老师对当年的事情讲述得非常清楚，父亲的无辜死亡对他来说确实是刻骨铭心的。
听了陈老师的叙述，我当时就打消了对这枚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怀疑。可以肯定，这枚印章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枚印章。据知情者介绍，这枚印章的刻制和启用时间不会早于1966年8月，这应当是在工作组撤出之后的事情。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后，这枚印章即不再使用。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枚印章的使用时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王友琴《记陈彦荣之死》一文，记述了陈彦荣这名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死亡，是有意义的。但其中对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介绍信的描述却不准确。王友琴在文章中说：“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
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介绍信是写在边上有四个圆孔而不是三个圆孔的活页纸上的，这至少说明王友琴的文字不严谨而具有随意性。所谓“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可能是想形容印章之大，但杯口直径3.5厘米的茶杯确实并不能算大。
王友琴文章中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写上年月日，盖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的一个老师的父亲被另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对他们好像是一件普通公事。”这样的描写，与我听到的陈书祥老师所叙述的情景和感受不符，显然是以作者自己的想象代替了客观记述。
二、清华附中红卫兵对打人风的反对
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北京文革中的暴力行为就普遍增加。8月下旬以后，伴随着“破四旧”的兴起，更是陡然升级。在清华附中校园内，也出现了多起打人事件。不可否认，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员中，也普遍受到“血统论”的影响，在对待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这种情况，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小组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中可见一斑。但是，从总体来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打人问题上始终是旗帜鲜明地一贯反对的。
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北航附中、人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起，发表了表明反对打人立场的《紧急呼吁书》。呼吁“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载于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9月编印的红卫兵大字报选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看后，认为《紧急呼吁书》切中时弊，写得很好，当即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恩来同意并报毛泽东圈阅。后来这个《紧急呼吁书》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在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散发，并作为不编号的文件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员。但这个《紧急呼吁书》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会议印发的文件也被正式通知收回（详情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第338-33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以“红卫兵战校红卫兵”的名义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特别强调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文章写道：“打人，不利于争取团结广大中间群众，反而引起他们的恐慌，使他们脱离我们，脱离改造，脱离革命。打人，不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有许多坏分子乘机起哄，乱打一通。打伤我们的同志，破坏我们的运动，我们要谨防这些坏分子从中渔利。我们红卫兵应该谦虚谨慎，讲道理，尊重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专横跋扈，蛮不讲理，老虎屁股摸不得，草菅人命，把人打死，听到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就动手打人。那样做，是国民党法西斯作风，是恶霸的作风；决不是真正的红卫兵红五类！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最勇敢地捍卫十六条，捍卫党的政策。现在是真正的红卫兵站出来的时侯了！”当天，清华附中组织了五六百人进城，到北京街头各闹市区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六条”，散发《十点估计》。当时有《人民日报》记者随行，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上街宣传的照片。（见图7）
《紧急呼吁书》和《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两篇文章当时在北京，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中所表达的反对打人，反对“破四旧”中的极端行为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三、关于所谓“清华附中模式”
王友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清华附中模式”，并为此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文章将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作用概括为：为文革贡献了“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王友琴《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载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155期）。
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很片面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中打人和纵容打人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部分人是反对打人的，不能否认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打人风盛行的时候公开发表的几篇明确反对打人的文章所起到的较好的社会效果。
笔者作为当年清华附中的一名学生，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名成员，曾经写过《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两篇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80辑），提供了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和相关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刘树华之死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篇文章存在不少史实上的硬伤，现列举如下：
1、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主持了全校性的斗争会。事实上，当晚召开的斗争会并不是全校性的，主要是教职工参加，只有少量学生参加。卜大华并没有参加这个会。卜大华当晚在与其它几个人一起讨论、起草《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文章。
2、文章说，6月9日工作组进入学校。事实上，工作组是6月8日进校的。
3、文章说，“8·18”那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50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里拿到票最多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事实上，当天只是口头分配了各校上天安门的人数，并没有“票”。分给清华附中的名额是40名而不是50名，清华附中红卫兵实际上天安门的人数是26人。所谓“几个星期没有洗手”的事，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里曾有所闻，但王友琴随意将这样的故事安在清华附中身上，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编造和杜撰。有学者说过，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在王友琴的其它一些文章中，也经常能看到用讲故事代替历史研究的情况。
4、文章说，“8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事实上，8月24日12所中学到清华大学“造反”之事是清华大学而不是清华附中召集的（详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43至47页；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页；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414页）。
5、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词。”事实上，“红五类”、“黑五类”的概念和名词是文革初期普遍流行的，具体是谁发明的现已难于考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它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身上，是毫无道理的，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是要不得的。
6、文章说，杨爱伦“在1966年7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事实上，经向杨所在的高652班同学了解，并无此事。
7、文章说，郭兰惠受到批斗后自杀，而且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惠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惠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事实上，郭兰惠在自杀前并未受到过批斗，她自杀后，清华附中革委会派周春晓、申克美、王慧成三人去医院，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医院也确实进行了抢救（卜大华《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
8、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1966年1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我和我的许多清华附中同学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王友琴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9、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和上一条一样，我和我的许多清华附中同学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王友琴同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10、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家庭出身是加入红卫兵的唯一条件，红卫兵又是将此条件明文写在章程里的组织。”事实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并没有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相反，清华附中红卫兵明文规定：表现好的非“红五类”，以至“黑五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吸收入红卫兵（清华附中革委会、红卫兵《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载于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9月编印的红卫兵大字报选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实际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成立到离开学校，始终都不是纯“红五类”的组织，总体上，非“红五类”的成员约占10%左右。有些班的非“红五类”成员比例还要高一些，如我所在的初634班，非“红五类”的成员占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文章还提到了一个有关清华附中“井冈山”的事情。“井冈山”是一直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立的组织，但王友琴在对“井冈山”的一些事情的叙述上也采用了与对红卫兵的叙述基本类似的方法。文章说，清华附中武斗期间，“‘井冈山’为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五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抽打这五个人。”那几天，我本人也在学校，如果真有此等事情，应该是众所周知才对，但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知王友琴这样写的依据是什么。笔者在写作此文前两天，向当年“井冈山”的一位负责人问到是否有此事，也得到了断然否定的回答。


图1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8日第2版上刊登的照片。




　　　　　　　　　　　　　　　　图2　《人民日报》1966年8月30日第1版刊登的照片。



图3　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印章。




图4　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印章实物。



图5　盖有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印章的《挑战报》合订本。



图6　盖有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印章的红卫兵证。



图7　王云生日记本上的首都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印章。



图8　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印章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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