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出版

tuffy05

2014年3月11日，由余汝信先生主编的《罗瑞卿案》一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田园书屋经销。该书秉持“发表珍惜历史文献，梳理事件来龙去脉”的治史精神，邀请国内外文革史研究者对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作了回顾与辨析，将文革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全书作者有韩钢、丁凯文、樊真、沪林、罗点点、余汝信等人，并由萧冬连先生作序。此外，该书还首次公布了叶群在1965年1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摘录以及邱会作关于罗瑞卿事件的口述回忆，这些历史资料、回忆及相关的文献十分珍贵，对这一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


代序　　追寻历史的真相　　　　　　　　　　　　　　　萧冬连

第一辑

“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考辨　　　　　　　　　　　韩钢
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　　　　　　　　　　　　　　　　丁凯文
可悲的谎言　　　　　　　　　　　　　　　　　　　樊真　沪林
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　　　　　　　　　 余汝信

第二辑

叶群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
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口述回忆
九·一三？九·一三！　　　　　　　　　　　　　　　　罗点点

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

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何迫害的情况　林立衡原稿　张清林修改

后记　　　　　　　　　　　　　　　　　　　　　　　　余汝信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３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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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


　　　　　　　　　　　　　　　　　　　　　萧冬连


　　“文革”时期，政坛上的波诡云谲总是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许多炙手可热的重要领导人一夜之间乾坤颠倒就成了阶下囚，令世人惊愕！“陶铸案”如此，“杨、余、傅”案如此，“罗瑞卿案”则是首开其端。时至今日，仍然很难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当年罗瑞卿为什么突然被打倒。许多关键性档案未予公布，研究者只能凭借有限资料拼凑出故事来。

　　近年对“罗瑞卿案”的研究有所进展，这得益于部分历史档案的披露和一些知情人的回忆和口述，由余汝信编辑的这本《罗瑞卿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在我看来，这本书的重要部分就是对这些史料的披露和运用，其中有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叶群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叶剑英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讲话等，书中引用的其它重要人物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虽然不全仍然很珍贵。余汝信根据有关资料撰写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事件的发展脉络。

　　在有关回忆和口述中，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最值得重视，其中《邱会作回忆录》对罗瑞卿事件的记述最为详尽，其次是《吴法宪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又收录了一篇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的专访。这些回忆和口述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参与其事（虽然不是直接当事人），也因为他们都是被抛出体制的人物，摆脱了政治羁绊和顾虑，比较愿意说真话，披露了一些内情，虽然难免带入个人情感。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这在目前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显得很珍贵。其实，一些私密的谈话很可能没有记录，党内高层微妙的人际关系更是非浸淫其中者所不能体察的，这就使知情者的口述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无论回忆录还是访谈口述，大都凭借个人记忆，任何记忆的可靠性都是有限的，很难避免因时间久远而发生记忆错误，更不用说因个人好恶而作选择性记忆（或遗忘）。口述历史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对共同参与或见证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陈述”。因此，采信口述史和回忆录，需要印证其它史料，最好对参与其事的双方的口述进行比照。可惜，有关罗瑞卿案目前还只有倾向林彪一方的回忆，而没有倾向罗瑞卿、贺龙一方的回忆。因此，对一些问题作出定论还很难。

　　除了口述历史的自然缺陷外，借见证人口述之名编造故事的“罗生门事件”也经常发生。对于林彪女儿林立衡写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必下定论。这份材料是１９８０年两案审判期间写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作者急于为林彪辩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篇材料有违事实则是明显的，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见证人口吻，加上编辑者未经作者本人同意而擅自作了颇多改动及在境外公开出版，这就为厘清历史真相增加了新的混乱，依据已有资料对它进行辨伪是必要的，据编者说，组织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书中多篇文章围绕林文的真伪展开讨论，进而对罗瑞卿案的真相作出各自的解释。

　　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无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文革之初，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捆绑在一起，打成所谓“阴谋反党集团”，是服从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部署的。其实他们倒台的因由互不关联。在这四人中，罗瑞卿与毛泽东渊源最深，关系最为亲近。历史上，罗瑞卿与林彪同属“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建国以后，公安部长“罗长子”被看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１９５９年罗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正是林彪向毛提议的。正因为如此，罗瑞卿突然被拿掉，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彪，不仅外界，党内高层都感到很吃惊。

　　毛泽东后来说，罗瑞卿、贺龙等人挨整是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这是事后的一个说辞。我在１９９９年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疑问，“以他（毛泽东）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我的推断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援。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林彪。”〔１〕　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个人判断，与“官史”扯不上关系。只是当时对林彪与罗瑞卿何以交恶并不十分清楚。现在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林罗关系的发展脉络和症结。根据本书提供的线索及其它资料，我列出自１９６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林罗关系发展的１６件事（见注释）。〔２〕林罗矛盾皆由林彪生病请假，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起。林彪对罗瑞卿疏离自己不满，认定罗改换门庭，投靠贺龙。１９６４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大比武是一个爆发点，吴法宪说，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３〕　邱会作则认为，“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只是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实质是林彪发觉　“贺、罗联盟”。〔４〕　据叶群揭发，１９６５年２月，罗瑞卿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有无这“四条”已无法取证，无论罗瑞卿的本意如何，给林的信号是罗要林让权。这是问题的症结。从上海会议到北京会议，对罗的批判都集中在“向党伸手”的问题上，所谓“向党伸手”就是指要林让权，〔５〕　可见林罗矛盾已经很深了。吴法宪说，“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６〕　林立衡在上述材料中说林彪和罗瑞卿关系如何好，整肃罗瑞卿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事后还为罗哀伤流泪，这完全有违事实。韩钢、樊真、沪林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辩伪。根据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林彪扮演的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７〕　

　　现在看来，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据邱会作的说法，“林彪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主要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的砝码逐渐倾向贺龙一边。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等人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了另一个阵营。”“两个阵营的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　两个阵营的力量并不对等，不仅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更在于林彪与毛泽东的紧密关系。表面上贺龙气势很旺，其实“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８〕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感受到军队内部“阵营意识”之强烈，山头主义之根深蒂固。山头主义是历史形成的，无论褒贬它都是一个存在。平时相安无事，关键时候就分出阵营来。正因为这样，罗瑞卿的作为就显得特别的敏感。罗瑞卿不只得罪了林彪，同时怠慢和得罪了军内其他老帅，其中叶剑英、聂荣臻对罗的意见最大。邱会作就曾亲身与闻聂、叶二人发泄对罗不满的谈话，〔９〕　李作鹏也回忆到这种情况。〔１０〕　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也不只是林彪，我们知道的，叶剑英曾不止一次向毛泽东和林彪谈到罗瑞卿的问题，并与林彪商议向军内高层许多人打招呼。造成这种状况，部分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即所谓罗瑞卿“身上有刺”的“霸道”作风。不过不能强调过分，更应看到权力配置失衡引出来的矛盾。罗瑞卿身兼数职，掌控全局，权倾一时，而其他老帅反而只负责部门工作（叶剑英管军训、聂荣臻管国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这种权力配置，加上罗的个性，难免不发生“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韩钢语）的情况，罗却不自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毛泽东是否对罗瑞卿完全失去信任，拿掉罗瑞卿是注定了的，更何况正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稳定。至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这已经是一个惯例，处理高饶问题是这样，处理彭德怀问题也是这样。党内斗争一哄而起，无限上纲，群起而攻之，这种风气也由来已久。

　　当然这只是一种判断。还有另一种判断：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是罗与刘、邓关系密切，毛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１１〕　本书丁凯文和樊真、沪林的文章都持这种看法。丁凯文的文章说：“毛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不能旁落。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它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唯一口实。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樊真、沪林的文章说，“罗的命运不在于林、罗关系好坏，而在罗在毛和刘邓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的立场和作为。毛要捣毁的是刘邓司令部的桥头堡——“彭陆罗杨”。罗瑞卿的生死牌握在毛泽东手上。”这种判断引证的主要是《邱会作回忆录》，而邱也是一个观察，并没有拿出可靠事实来。这里的关键是罗瑞卿与刘少奇、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毛泽东究意怎样看待罗与贺、刘、邓的关系，这都还需要更多材料给予证明。

　　编者嘱我写序，特别说对罗瑞卿案的讨论持一种开放态度，我就写了这篇短文，也算是参加讨论吧！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于北京

注释：
〔１〕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重印。
〔２〕１．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林关于突出政治和批评军训冲击政治的指示。２．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９日，林彪在上海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点后严厉批评刘，并把自己对罗的不满向刘交了底。刘大呼上当。３．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２日，林见毛，商定杨成武增补为军委副秘书长兼第一副总长，似乎旨在削弱罗瑞卿的权力。４．１９６５年５月２日，罗到上海见林，林拿出毛选和党章，批评罗。并给罗提五条要求。５．１９６５年５月，军委战备会议，罗在军委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林十分不满，指示收回已下发的罗的讲话。６．５月１９日，罗提出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林反对，向毛报告获得支持。７．６月，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告状，行前已向毛汇报。林交待叶抽出时间专门做‘打招呼’的工作。８．１０月１５日，张秀川写揭发罗的材料。１９日，林批道：罗“纯属造谣”。９．１０月２５日，雷英夫给林彪送去一封揭发罗的信。１０．１１月１８日，免去被视为罗亲信的萧向荣一切职务。随后林彪下达指示，要求全军“要彻底揭发，不要有顾虑。”１１．１１月１６日，林电话报告毛，提出明年全军工作的五条原则。２０日，毛批示：“同意”。１２．１１月末，叶群授意空军吴法宪搜集并准备反映罗问题的材料，叶群同时授意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三人写信揭发罗的问题。１３．１１月３０日，林给毛写信：派叶群到杭州送材料和当面汇报罗的问题。林还表示随时准备同毛面谈。１２月１日，叶群在杭州向毛作了报告。１４．１２月２日，毛在林报送的报告上作批示，不点名批罗不相信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　。１５．１２月初，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说“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１６．１２月８　－１６日毛泽东坐阵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问题。
〔３〕《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第５５６页。
〔４〕《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７４页。
〔５〕见叶剑英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６〕《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５５７页。
〔７〕《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５６６页
〔８〕《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７０、３７４页。
〔９〕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７７－３７８页。
〔１０〕李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李作鹏　《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第５３７页
〔１１〕见本书韩钢撰文。


　　萧冬连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２０００年前在国防大学任教。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１０卷（香港中大版）、《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