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夏在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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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夏在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 (上）

１９６８年夏初，神州大地上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大、中、小学停课两年多了；而文革“十六条”中列出的几个运动目标，也都“操练”过：批了“四旧”，甚至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省、市委，甚至冲击了军区。这场运动还应该向哪儿深入下去？大学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终日在“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字里行间寻找文革方向的蛛丝马迹，而那些满腔革命理想、浑身血气方刚的大、中学生，则显得既彷徨又焦燥。

那时我是广州广雅中学的初一级学生，在校园里整天无所事事。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里有几个初二级“战友”，错过了文革初期大串联的机会，这时商讨着利用这个“清闲”时间，到北京串联。我也没有到过各地搞大串联，一听当然高兴异常，马上参与进去。想到从未去过北京，我们都努力找关系，寻觅落脚之地。我于是写信给１９６８年春偶然相识的一位清华大学学生梁颂辉，说我们即将到北京，希望能在清华大学侧身，请他帮忙。

当我们四个黄毛丫头在１９６８年四月中抵达北京清华大学时，那里刚刚发生了文革中清华园的第一次武斗。从原来“清华井岗山兵团”中分裂而成的“团派”和“４１４派”激烈冲突，互有伤亡，校园内气氛紧张。

我认识的大学生梁颂辉属于“团派“，是文革的积极分子。他是上海人，在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读一年级，文革前还是清华大学文工团的成员，专长化妆；还写得一手好隶书。“团派”数个月前成功翻演了解放军三军文艺汇演中的一出大型歌舞剧“井岗山的道路”，梁颂辉参与了此次演出中的后台工作，与演出队中的大学生们关系密切。

梁颂辉也参加了四月的武斗，涉及打伤了一位４１４派的人。在两派血腥冲突后，为防报复，他匆忙离开清华园返沪，未能等到我们抵京。临行前，他将招呼我们这几个广州红卫兵的差事，交给了他在团派演出队的朋友。

成功演出“井岗山的道路”是团派的一大光彩，也是那段时间最提升士气的事；因此，演出队的成员们与团派的头头们很接近，不少人一起住在二号楼内。这栋楼本是土建系的学生宿舍，现在自然成了团派的重镇。我们四个女中学生到清华园后，也在二号楼住下了。因此机缘，我认识了好几个演出队的人，如吹小号的石志澄，亦是土建系一年级学生，从河北通县考进清华的；老马，北京人；还有跳舞的老江、老赵等。

刚结束的武斗将清华园笼罩在阴影之下，在武斗中表现突出的团派常委任传仲，一位文革前读工程物理系的大学一年级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他指示各栋由团派控制的大楼安上铁门，团派成员尽快武装起来。这些学理工科的青年学生马上将所学付于实用，利用清华大学工厂的设备，连夜焊长矛，制铁门。工厂的技术员与工人同样分成团派与４１４派，各帮一方制造武器，忙得不亦乐乎。我初来乍到，名牌学府的大学生个个成了我眼中的英雄。尽管对“本是同根生”的团派和４１４派的分歧毫无了解，我却马上与团派的成员们混在一起，跟进跟出。

我到清华园不久的一天夜晚，任传仲计划巡视团派控制的每栋大楼，要石志澄陪同。也许要让我见见世面，便把我也带上了。两位大学男生手提长矛、头戴钢盔，如临大敌一般。他们也给我拿来长矛和钢盔，我一提长矛，哎呀，可真沉哪，竖起来拿没多久，我的手就酸了，只得把长矛横着拿，一头拖在地上。三个人刚起步，石志澄就注意到我拖着长矛的费劲样子。在他们心头有些威吓的装备，在我这里是毫无用处的累赘。他立刻把长矛要回去，另塞了一支短的棍棒给我。

于是我们上路巡察，任传仲每到一栋楼，都与楼内的团派头头交谈“敌情”，检查装备，他神情严肃，似乎真的在指挥一场战斗。只是各楼的团派成员看着他身边的保镖有个陌生的女中学生，都觉得奇怪。幸亏那一晚平安无事，否则我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外省黄毛丫头，肯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不知道任传仲是何省人氏；他黧黑的肤色和粗旷的性格，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提过自己的父亲是位公社党委书记，对儿子热衷文革挺不以为然。记得当时任传仲早上洗脸不用毛巾，只用手往脸上泼水；刷牙既不用牙刷，也不用牙膏，而是用他的食指。他身上穿的衣服不知有多少天没换了，一股异味。这么一副“无产阶级”的模样，使他赚到一个“痞子”的外号，他对别人叫他“任痞子”或者“老痞子”挺无所谓的，于是我也跟着这么称呼他，觉得正儿八经地叫他的大名，反而显得古板。

到北京后不久，就是“五一劳动节”。我们被新结识的清华朋友带领着逛颐和园，一路上遇到好些趁节日雅兴游园的团派人士，包括团派的另一位常委刘才堂；武斗的紧张和压抑仿佛转眼消散。

大学生们还带我们去看圆明园旧址，在断壁残垣中穿行。那时的资讯远不似今天，我对圆明园的历史并不了解。当时圆明园内所存的火烧遗迹很多，我们见到不少横躺在地、几块相叠的大石板，四周长满野草。可惜大学生们讲述的故事，我理解的和记住的都不多。

梁颂辉在上海避祸足足一个月，直至五月中旬，才从上海返回。我是几个月前在广州二沙头岛上第一次认识他，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二沙头岛原是体育训练基地，那时成了广州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总部所在地，有好些外地大学生住在那里。几个月没见，我对梁颂辉的记忆已经模糊；当他回来后，可笑我竟认不出他了。

井岗山兵团有两份重要的出版物，“井岗山报”与“井岗山杂志”。梁颂辉是“井岗山杂志”的编辑，与“井岗山报”的人稔熟，于是他给我找了一套从创刊号开始的装订本“井岗山报”。一天他们要开大卡车到“红旗杂志社”办事，特意把我们几个广州小姑娘带上，见识这个大名鼎鼎的机构。

“井岗山杂志”的主编是叶志江，“井岗山报”的社长是陈育延，他们俩当时挺要好的，俩人都是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学生。陈育延在井岗山兵团史上曾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带头造反。因此，尽管清华大学高干子弟很多，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陈育延在井岗山兵团成立初期的锋头，压过这些名声更大的干部子弟。陈育延后来送给我一张她在“井岗山兵团”成立时致辞的照片，印证了她那时的地位和影响力。梁颂辉与陈育延的交情不错，很想介绍我认识她。

我这个从“祖国南大门”广州来的初一中学生，好奇于文革的内幕和各种消息，梁颂辉便常给我们讲各种逸闻。那时北京红卫兵有“五大领袖”，指的是北京大学“新北大”的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井岗山”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这些学生领袖开会时，显出一副“夫子相”。他会拿出一张张小纸条，在上面写一些词句、指示一类，然后扔给这些学生头头。

事过几十年，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期，我与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震寰将军闲聊天，他兴致盎然地回忆自己的经历，提到建国初期他曾与陈伯达同在中央党校共事，俩人还是邻居。夜晚时会弹墙相问，还曾在图书馆攀梯交谈。这看来印证了陈伯达在文革举止中的“迂”味，他视这些红卫兵为“学子”，恐怕多于视他们为“革命先锋”“运动领袖”。

梁颂辉知道我对“五大学生领袖”缺乏了解，便讲了他的感觉，认为聂元梓革命经历长，党内斗争经验丰富；谭厚兰亦称得上稳重而有城府。蒯大富被清华大学的同派学生称为“老蒯”，只是这个“老”字是尊敬，并非指政治成熟。韩爱晶与老蒯是好朋友，年龄相近，但比老蒯有心计得多了。他还讲了个事例。１９６７年武汉“７２０事件”，中共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去处理；事完之后，谢、王二人“凯旋”回京，中央文革大事张扬，隆重欢迎。学生五大领袖亦被安排到机场迎接，欢迎的人中还有当时被视为“右翼”的叶剑英等老帅。机场内壁垒分明，中央文革自成一组，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另聚一堆。老蒯入场，心不在焉，东瞅西看；韩爱晶察言观色，立即拉了一下乱走的蒯大富，说道“要紧跟中央文革”。而老帅们则话外有音地连声说：“让中央文革先走”。

团派和４１４派武斗，自然使双方的关系从政治观点对立上升到相互视为仇敌。一旦见对方的重要人物单独出外，便找机会绑架，随之关押，还用高音喇叭宣扬己方抓到对方某一人物的重大胜利。一次陈育延独自行走，被４１４派成员抓去，囚禁了十来天。期间她曾试图逃走，可惜又被抓了回去。过了几天，她利用监管人员的疏忽，终于逃了出来。


五月底的一个晚上，逃出来的陈育延到二号楼，其中一个原因是梁颂辉要介绍我认识她，但他事前没有对我提起。我们一班人正在玩扑克牌，陈育延走进来，随后梁颂辉走到我的身旁，小声告诉我“陈育延来了”。我那时全神关注在扑克牌上，游戏正是中途，一时哪能放下。

陈育延与周遭的团派成员也相熟，坐下来和身边的人聊天，大家都问起她被抓和逃跑的经过。这当然是团派的大事，她被关时是团派的失败，逃出自然是团派的胜利。她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被抓、试逃、又抓的经过，说到自己见４１４看守人员疏忽，连忙逃走，后又被４１４成员发现，从身后揪住的时候，她伸出一条纤细的右臂，五指一收，口中模仿４１４人的腔调，“看你逃到哪儿”，既生动，又滑稽。我在桌子的另一头，也被吸引住了，于是留意地打量这位兵团常委。陈育延个头不高，体形苗条，肤色白净，梳着两条小辫；不像个大学生，倒象如我这样的中学生，我不由得顿时产生亲近感。但那天我和她没有多少接触，她是房间里谈话的中心，话题都绕着她的被抓和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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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夏在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 (中）

武斗的病毒在一天天蔓延，团派内对武力冲突表示热衷的人在权力层中渐次上升，而兴致不高的人则慢慢疏离。任传仲的影响力和权力在兵团内更为明显，排名仅在蒯大富、鲍长康之后。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班与他相似的狂热“敢死队”，而石志澄已经不在那个圈子里。我很少见到任痞子，听说他认为长矛、钢盔已经过时，需要研制威力更大的武器，正与几个人搞土炸弹，准备在以后的武斗中使用。清华园内不时有团派与４１４派的小型冲突，任痞子身先士卒，带着他的敢死队，或征讨，或救援。我很想能在现场看武斗的情形，但每次当我知道发生武斗赶到现场时，冲突却已经结束。

我们几个小姑娘住的二号楼的五楼，是团派保卫部所在地。出任保卫部长的大学生身材不高，人挺瘦，肤黑，很少说话。两派尖锐对立，互相戒备对方派“奸细”（其中也指向派别色彩不明的学生和员工），保卫部的角色自然吃重起来。各栋大楼都设立门岗，查出入证。我觉得保卫部长脸色阴沉，话不投机，是我在二号楼里最不愿意接触的人了。

在一次与清华朋友的闲谈中，我无意间得知，五楼还是个监狱，关押着这个把月历次冲突中捉到的４１４派“俘虏”。出于好奇，一天我壮着胆子一个人上了五楼。中间的过道里没有人，令我稍微安心。两边是一间连一间的宿舍，每扇门上都有块小玻璃，供人张望，也作天然采光。我听到离楼梯不远的一个关着门的房间传出声音，便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个门外，探头朝玻璃窗内张望。我看到保卫部的人在房间里拷打审讯４１４的一名“俘虏”，被打的人发出惨叫，审讯的人则在厉声呵斥。我顿时吓得心怦怦跳，连忙低头转身，快快地悄悄地下楼。

六月初的一天，我听说团派与４１４派在校园里又大打出手，数百人混战，已有伤亡，情形紧张。我立即飞奔过去，一看究竟。到了现场，只见几十位披盔带甲的大学生，手挥长矛，正在互相攻击；而围观的人更多，密密麻麻，才是真正的“数百人”。随着对攻的两派斗士的进退，围观人群如潮水般卷过来退回去。我寻觅的目光找到了任传仲，他站在团派执长矛敢死队员的身后指挥，脸色焦躁，话语粗暴。他手中拿着个小匣子，想必是个控制器，遥控研制成的土炸弹。他大声叫道：“扔出去，扔出去”，接着又大吼：“叫敢死队后撤”。当团派敢死队员退后几步，一个形状古怪的包裹便飞到对方阵中，４１４派的人见状连忙后撤。

我屏住气息，紧张地看着。如果炸弹成功，那可是血肉横飞呀。我的心里划过一个念头，这些都是同学，还曾是同个红卫兵组织的，因为后来的观点分歧，就真的成了“死敌”？要用炸弹了？

任传仲一边“他妈的”粗言连连，一边把手中小匣的拨杆推上去；但对方阵中未听到爆炸声。他更为焦躁，骂声不断，让人把炸药包拉回来，接着大吼“再扔”，与再推操纵杆同发，而炸弹依然不响。此时天色逐渐暗下来，双方僵持不下；团派一方用上炸弹，却毫无效果，已是锐气受挫，唯有各自收兵。

此役团派阵亡数人，兵团总部决定开追悼会。蒯大富、任传仲都到场悼念，任痞子还作了三首词，步“西江月”的韵，悼念在这次武斗中死去的一位朋友；而梁颂辉一旁用隶书誊录在大纸上。我到追悼会场时，正见任痞子与梁颂辉合作，一人吟词，一人挥笔；粗豪的任传仲吟出合辙合韵的古词，实在出我意外。

在这种紧张激烈冲突的时候，人们相互间的正常关系很容易受到破坏。不久之后，阴云在我身边聚拢，我却没有意识到那是暴风雨的先兆。

我当时属少不更事，虽然这些清华朋友帮助作政治“催生”，要我理解文革时诡秘多变的政治形势，实在是为难我了。１９６８年夏季全国形势都很混乱，三天两头有各地“赴京汇报团”找中央文革，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人隔不几天就要接见一批各地文革派别头头，作一番指示。大学生们热忱地把这些油印出来的“中央首长讲话”递给我，嘱咐我好好学习。这些传单字粒小，纸上密密麻麻的，还好几页长；讲话者都是些政治游戏高手，词句千篇一律，四平八稳，读来费时烦闷。我三天两头地接到这种材料，哪里吃得消。但我发现，周恩来的讲话往往最长，向各个赴京代表团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要理解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两大派要团结，求大同，存小异”，真是煞费苦心。一位总理，对文革中突然冒起的“群众组织领袖”能诚恳对话，不惜花数小时讲道理，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也令我感动。陈伯达和康生的讲话都很短，通常都在江青说话之后才开口，说些“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回去之后要好好学习”之类，使我感到他们有些阿谀奉承。大、中学生们在文革中都受“怀疑一切”的影响，我亦如此。因此我对陈伯达和康生有怀疑，在清华朋友前也没有掩饰对他们的不喜欢。我的这些情绪被留意上了，接着发生了几件令我疑惑的事。

首先是要我们搬出二号楼，原因是“敏感”和“不安全”，要我们搬到另一栋团派控制、但没有团派总部机构的大楼去。过了几天，一位属团派的清华工厂年轻技术员劝我不要对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有怀疑。他说道：“你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了，那还剩下谁呢？”我对这番劝说感到诧异，一来我那时的情绪仅仅是不喜欢康、陈、江，远远不到要打倒这几个人的地步，充其量是初一小姑娘的胡乱猜想；二来这位技术员与我不算很熟，我亦没有在他面前发过议论，他从哪里知道我的牢骚呢？

不过，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确实不太妙。中央文革小组对各地的两派对立失去控制，对运动的发展更谈不上有前瞻和指导。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与全国各地的混乱，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为求推卸责任，江青等人便使出惯技，说是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中有“黑手”，他们要打倒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们指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抓外地来京的“黑手”。江青等人旨在脱身，使“金蝉蜕壳”之计，却令紧跟中央文革的红卫兵们忙不迭地过滤起每一个来京的红卫兵了。清华园内，顿时忙煞了保卫部。

凑巧的是，１９６８年夏天广州也发生了武斗。广雅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些人与我所属的“４１０红卫兵”的部分成员打将起来，主义兵放一把火烧了４１０红卫兵住的一栋楼，致使几个４１０成员受重伤。４１０红卫兵见校园形势紧张，又见外地群众组织纷纷赴京，他们也想了解文革下步的走向，于是也有不少人到北京。那时我到清华已经近两个月，中学的同派成员知道我认识清华团派的头头，而他们中也有亲戚朋友在清华读书，因此不少到北京的４１０成员选择在清华落脚。当团派保卫部清查在清华住宿的各地红卫兵，查询是从哪里来，谁介绍他们进入清华时，有好些人说他们是广州广雅中学４１０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报上了我的名字。无意之中，使我成了个“黑手”嫌疑犯。

六月中的某日深夜，两位身材高大的大学生来到我们四个广州女孩子住的宿舍，要我跟他们走一趟。他们俩人把我带到一栋大楼的一个房间，推门进去，灯光之下我见迎面是一张书桌，前面一张椅子，桌后坐着的是我最不愿见到的保卫部长，旁边坐着石志澄。一个年青人坐在桌子的边角上，手中玩着一根钢丝弹簧鞭。见这阵势，我有种情况不妙的预感，那钢丝鞭是团派用来审讯犯人的刑具。但我想不出这样做的原因，一脸的疑惑。这时保卫部长开口说话，语调还算温和，他叫我坐下，又说那位青年人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

保卫部长开始讯问：你此行来京何人授意、何人派来、有何目的；在清华园四处走动，探听到什么消息，传递给何人，等等；令我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我的回答自然是一问三不知。附中井岗山人听得不耐烦，口中连叫“抵赖、狡猾”，手中的钢鞭便挥下来，“刷”的一下，打到我搁在桌上的左手臂，立即起了一道血痕。我气愤了，抬头瞪了他一眼。中学生还想挥鞭，保卫部长连忙禁止，说“不要动手打人”，石志澄也在旁边拉了一下保卫部长，附耳低声说了几句。

我手臂上的鞭痕血红肿胀，火辣辣地疼，使我联想起以前偷上团派监狱看到的审讯和听到的惨叫，不知道面前的几个人下一步准备怎样做。我不愿看他们，转过脸望向大门上的小玻璃窗，门外的过道显得黑乎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的清华朋友们，有一个石志澄在参与审讯，其他的到哪儿去了？

石志澄低着头坐在一边，脸绷得紧紧，很少说话，偶尔开口说的是附和保卫部长，劝我说出子虚乌有的“广州指使人”情况。我与保卫部长没有什么交往，被他冤枉我还能忍受；石头（石志澄的外号）是我来北京第一天就认识的，还觉得算是个好朋友呢；从他口中说出无中生有的指控，我可受不了。我忍不住马上横了他一眼，说道：“我来北京纯粹是玩，没有人指派”，把他呛了回去。直到今天，我仍想不透石志澄在我受审被囚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保卫部长没有为清华附中学生打我那一鞭道歉，反而训斥我态度不好；言下之意自然是那一鞭有其理由，如我不合作，也可能再挨鞭。但我确是无任何背景和目的，又能供出什么来？于是保卫部长决定将我关押，说是要我考虑清楚，就会老实交待。


于是，我被关进了二号楼五楼的团派监狱。这间从前的宿舍，为了与囚室的名称相符，已经作了彻底的改造：房间内只剩下一张孤零零的铁床，上面没有床垫，更没有被褥和枕头，只是一副赤裸的铁架。墙上唯一的大窗，被各种木板封钉住，缝隙中露出对面大楼的点点灯光。除原有的木门外，还加了一道铁丝网门，木门上的小玻璃窗也被铁丝网封住。我没想到来北京两个多月，结识了一些团派朋友，初时为座上宾，刹那间成阶下囚。我的心中充满了惶恐、孤寂、与无助，真是百感交集。

我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保卫部的人从我同来的广州伙伴那里取了我的洗漱用具和替换衣物。一天内没有给我放风，也没有人来探望。午餐从铁丝网门外递进来，只有玉米面窝窝头。我的情绪异常低落，毫无胃口，吃惯大米的南方人本来就不爱吃玉米馍馍，此时更甚。虽说仅仅被关了一天，却使我感到漫长得象是一年。

此后我体验到单人囚室的可怕。白天，我都站在窗户旁，从缝隙中看下面的过往行人，空虚无聊地捱度到夕阳西下。夜晚是最寂寞的时候，我睡不着，躺下坐起，在斗室里徘徊，回到床上坐着再躺下，反反复复，焦灼无望地在黑暗中消磨。没有人可以说话聊天，打发时间。我真希望从铁床的支架上、封窗口的木条里，或者房间墙壁上蹦出个东西，与我作伴。

我亦体验到人情的冷暖。我从窗口的缝隙中，看见对面的大楼里走出几个广雅中学同派的红卫兵，我和他们彼此相识；这些比我年长的学生自由自在，而据说是联系他们进来清华园的我，一个初一小姑娘，被关进了文革监狱。还有我的同行伙伴，她们肯定知道我出事了，在收拾我的东西时，是一副什么心情。在我坐牢的日子里，我的中学同派校友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

我也认识到“群众专政”的恐怖。不过是文革中冒起的一个大学生组织，便可以设立监狱；不过是团派保卫部的一抓一关，我便失去自由，戴上罪名；一个文革时充任“保卫部长”的大学生发出关押指令，便令我的朋友同学，一个个避之不及。

我被关押的消息在认识的清华团派人士中传得很快，几天后，我有了第一个，也是除了梁颂辉之外，唯一的“另一个”访客。这个清华大学生虽说认识，但限于一起玩过扑克游戏，聊天说笑而已，也许他与保卫部的个别人相熟，所以“捷足先登”。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吃午饭，啃玉米馍馍。他端了张椅子在我对面坐下，问我感到怎样，需要什么东西。

我自从受审被关后，对这些大学生的好感完全消失，话就说得直截了当：窗子都封住了；床象什么样子，没有床垫被褥枕头；书也没有一本；根本让人没法过。

那个大学生开始听我抱怨时还面露诧异，用嘲讽的口气回答：“你还想要张象样的床啊”，带着“你不知道自己是囚犯”的含义。再听我诉说下去，他似乎感觉到我的强烈委屈与不满，环顾室内，眼前是空荡荡的囚室和光秃秃的铁床架，他好像也觉得不妥。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聊了数句，便起身出门，抱进来一张床垫，放到铁床架上。

我走过去，嗅到床垫上的一股霉味，又看到上面斑斑驳驳的肮脏印迹，不知道这张床垫有些什么经历。但我没有吭声，担心这大学生发脾气把床垫搬走，更害怕以后再没有人来看我。

他再走出去，进来时手上拿着《毛泽东选集》一套四卷，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给你这套书，好好学习，打发时间吧。”

我接过这套书，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但我知道这是那个时候他能给我找到的、给“囚犯”读的最合适的书。

就是在这个囚室里，我第一次通读了毛选四卷。年青记性好，我几天就读完了，印象还很深刻。我在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时就读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但我这次囚室读毛选的感觉中，却没有了以前那种盲目的敬仰崇拜，而是有了疏离感。我在四本书中感觉到历史的流淌和变化，而囚室的孤独，带给我读书时的冷静，这是磨难带来的升华。我想着，自己参加文革，不是在听“毛主席的话”吗？可是被另一群称作“听毛主席的话”的人关起来，还送来毛选供“好好学习”，这真是太荒唐了。

我被关了好些天了，按照保卫部长那些人的想法，倘若我来京的背后真有什么背景，那就会有反应，后台们会采取行动。可是，无论在广州还是在北京，我被抓的事象没有发生，没引来丝毫动静；连我的同派校友都不在意。我不过是个不到十六岁的娃娃，在囚室里不是在翻那几本毛选，就是对着窗外发呆。我的无聊消沉和心绪恶劣，一目了然。保卫部长不是个蠢材，而是个精明人，甚至是过于精明，他当然感到这里有些蹊跷，但他哪里会这样就认错。在他看来，没有用刑折磨审讯，已经是对我很讲政策了。他并没想到要放我，只是允许梁颂辉来看我。这位保卫部长尽管是著名学府的大学生，或许也读过不少书，但自由平等、人的尊严权利这些概念，那时恐怕根本没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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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夏在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 (下）

梁颂辉自得知我被关押，便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四处奔走张罗，既要弄清关我的原因与背景，又要找人说项，放我出来。他第一次来看我，见我着急地催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关押是何原因，便告诉我，团派有人怀疑我后面有黑手，是特意派来清华的。但他没有透露如何会出现这种怀疑，何人起头，是否有人打小报告。不过他透露说，抓我关我一事，团派常委居然讨论过。陈育延对抓一个中学生做黑手，大不以为然，是唯一表态明确反对的常委。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等人，虽同陈育延一样，与我都不过是一面几面之缘，缺乏了解；但他们的想法，更少是基于自己的直觉，更多地考虑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倘若他们反对保卫部长的意见，显然有伤害一个亲密战友和忠实部属自尊心的后果，还可能影响了整个保卫部的士气；如果他们支持或默许保卫部长的决定，那是伤害一个并非属团派的、从广州远道而来的外地中学生。谁近谁远，谁亲谁疏，他们心里明白，自然就态度暧昧。有些团派的人称呼陈育延是“陈常左”，在这件事上，陈育延最有真性情，一点都不“左”。此情形下，关键人物是任传仲。这不仅因为任痞子当时最热衷武斗，最狂热，因此在团派内当时最有影响力，也因为其实他与我最熟。在支持保卫部长的决定、还是相信中学生的无辜两种抉择之间，任传仲选择了前者，说是“澄清事实嘛”，有此必要。这样，蒯、鲍、刘等亦转向，保卫部长得到支持。

梁颂辉见我听后目瞪口呆，似乎对任痞子居然同意将我关押感到难以置信，便接着说他与任交谈后的感觉，说痞子对我并未恶意，只是让保卫部长搜集资料，消除怀疑。

我向梁颂辉再三说，自己此行纯属游玩，毫无背景。他则觉得，如果他照样传话，恐怕达不到要放我出去的目的。于是他要我回忆，是否在我来京前发生过可疑的事，被我忽略了。

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沿用着１９４９年前国共两党激烈对抗时的做法，被抓的人都假定有罪，有怀疑就可以立案可以关押；疑犯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在文革那种没有法治的情形下，事实与证据没有价值；要消灾避祸，就得投其所好。只是在经历了惨痛的政治风暴、平反了许多无辜冤案后，中国才意识到西方刑法体系中疑犯假定无罪、起诉者须证明疑犯有罪的合理性。

梁颂辉自从可以到囚室里看我，就隔几天来一次。他每次来都不忘提醒我，有没有什么新的回忆，如果能想起任何蛛丝马迹，都会有助于我恢复自由。

我自认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如果真有人想利用我，我会感觉到的；因此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也不知是他第N次来访，第N次催促；是由于他多次劝说，还是我实在渴望出去，我想起发生在一年前的一件事，唯一的可说与当权者扯上关系的事。

１９６７年初，我认识了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名大学生黎乔桂。当时他想成立“中大十月火炬”的学生组织，到处招兵买马，特地到广雅中学找我。事后我曾去过中山大学两、三次，与他闲聊，但并没有成为“十月火炬”的成员，更没有参与过什么活动。１９６７年夏，“中大十月火炬”不知为何受到北京红旗杂志社驻广州记者的注意，他们辗转找到我作调查（见文末注释）。我当时连调查单位都没搞清楚，便如实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向他们全盘托出，此事就此了结。我想，难道“中大十月火炬”的事扯到北京？但自己与该组织并没有联系，来北京前，更未与黎乔桂见面交谈，这如何能扯得上关系？！但我还是向梁颂辉提到了“中大十月火炬”这件事，疑惑地表示，是不是该组织又惹什么祸，引起上头的注意，把我给牵扯进去了。

梁颂辉的想法与我不一样；他以为如果能将对我的怀疑转嫁到别人身上，我就可以被放出去。至于我此行是否真有“黑手”，真有“背景”，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因此，他听闻“中大十月火炬”如获至宝，立即报告给保卫部长。也许这件一年前的往事联系到北京红旗杂志社，似乎大有突破；次日，保卫部长与梁颂辉一起来到我的囚室。

保卫部长坐下后，马上讯问“中大十月火炬”的详情。我将所知道的情况如实讲述，也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尤其是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与该组织来往，来京前也根本没与黎乔桂见面交谈，所知实在有限。保卫部长听罢沉吟片刻，要我写一篇与“中大十月火炬”关系的交代材料，并叫人给我拿来纸和笔。

我于是写交代，写下如何与黎乔桂相识、黎到广雅中学找我、我的几趟中大之行，以及北京红旗杂志社驻穗联络站的人找我了解情况，我就已经是“囊空如洗”；因为我实在对“中大十月火炬”和黎乔桂知之不多，更没参加过他们一次活动、没参与过他们一次讨论。

几天之后，保卫部长与梁颂辉一起再来囚室，拿起我的“交代材料”，见只有一页挂零，还全是讲自己如何认识他们，完全不涉及“中大十月火炬”的组织情况和活动，他显得非常失望。但他依然固执于自己的“黑手”及“阴谋”的怀疑，和颜悦色地、但寸步不让地诱导我回忆与交代。囿于事实，我实在说不出更多东西。

看来，梁颂辉实在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无论我如何愿意合作和努力去合作，只要我基于事实说话，保卫部长用“黑手”和“阴谋”来解释我到北京，就是毫无根据。再说，象保卫部长这样偏执刚愎，如果我为出狱而编造无中生有的谎言，那恐怕更让他抓住囚禁我的理由。在文革那样的情形下，对保卫部长这样的人，尽管坚持说真话一时要吃亏，但还是最合理最有利的选择。

看见我这个稚气的初一小姑娘，在铁窗里老老实实地写交代，坚持说自己已经写出知道的一切，来北京与任何人没有丝毫关系，保卫部长实在想不出新的既斯文又有威力的逼迫方法。但他不愿意认错；虽说他不过是在文革的大风暴中顺应时势当了团派的“保卫部长”，这面子可就不得了，这政治资本就不得了。于是，我被继续关押下去的命运就注定了，尽管保卫部长业已放弃要我继续交代的企图；梁颂辉也没有再追问我的“来京前活动”。


转眼到了七月，在这间团派监狱里我迎来了自己的十六岁生日。环绕我身边的是压抑与孤寂，没有被褥枕头的铁床和发霉臭的床垫，一张凳子和四集毛选。我想起几个月前自己缠着父母要钱买车票来北京，如今被关进了囚室，还趴在那张屋子里唯一的凳子上写交代；当初的喜悦早已被眼下的羞愤取代。我心里常常想，囚室生活已经过了四十多天，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七月底发生了一件大事。所有热切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无论当时如何努力地在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的字里行间猜测文革动向，都没有料到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就我的遭遇而言，不管是梁颂辉的奔走，还是我的交代，都没能带来解除囚禁的结果。而这件代表文革潮流转向的大事，倒令我恢复自由；这就如文革风波将我卷入囚室一般，感觉滑稽。不过，加于我的囚禁，来自于一个或几个“文革暴发”的大学生；而指令文革转向的，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两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１９６８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左右，在囚室里我听到外面声音嘈杂，过道里脚步匆匆，有人急促地在楼梯上奔走，还有慌切的话语，情景与往日大不相同。我走至门口留意地听，有人在说大批人士带着武器闯入清华园，与团派发生冲突；来者声势浩大，似乎有解放军后援，大学生们抵挡不住，亦摸不清底细，只得纷纷逃避。几个人在过道里商议这五楼监狱里关的人如何办，我则在囚室内想着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忽然我听到自己房间的铁门有声响，有人在开锁，便连忙退后。开锁的人把门推开，匆匆忙忙地只说了一句：“你可以走了”，便转身离开。我楞了一下，心跳陡然加速，却凭直觉马上收拾东西然后拔脚出门，转头一望，没有人理睬或跟踪；我接着走向楼梯，快快地走下五楼。保卫部在四楼和五楼间安了一副铁门，往常有人值班，眼下不见踪影。我飞快地下楼，心里明白自己终于走出了囚室，恢复自由了。我顾不了许多，更不想停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路飞奔回没有被关押前与其他三个同来的广雅女生居住的大楼。

但我们曾经同住的房间内没有人，我楞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办。这时，在囚室里听到的对话慢慢泛起，我便走到大楼过道尽头的阳台上张望。那里已经有一对男女大学生，手拉着手站在阳台的护栏上眺望。我知道他们是情侣，利用文革时校园宿舍无人管理也少人居住的机会共赋同居。我没有打扰，站到一旁向远处看，见有人拿着长矛四处奔走。隐隐地听到人声喧哗；清华园内确实陡然增加不少人，显得比往日纷乱紧张。

梁颂辉显然也知道情况突变，一会之后他就来到房间里。他告诉我，北京好几间工厂的工人开进了清华大学，找团派的头头，声称是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来的。他感到校园很混乱，预感到一时间也平静不下来，于是提出找个清静地方，躲过这个风头，以后再回清华园。凑巧他有个好朋友是香山园林学校红卫兵的头头，那时这个身份已经足以使我们能住进该校；这样他带着我及两个广雅学生进了香山。

这便是文革史上有名的“七二七工人宣传队进校”历史事件。到清华园的有数千工人，同日还有大批工人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学府。工人们均戴安全帽，部分还持有木枪或棍棒；他们颇有秩序，显然是策划有时、安排周详。但“五大学生领袖”事前并不知情，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向他们打招呼；也许是估计到如果让他们知道如此结束文革，他们会不接受，因此会引发新的混乱吧。总之，毛泽东调动工人和部队进大学，并没有向那些过往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露出一点风声。

如果说１９６７年初毛泽东曾想通过军事管制使全国形势恢复正常，慢慢在文革上刹车，却因同年“七月二十日武汉事件”告废；那么这次“七二七工宣队进校”是成功了，北京高校武斗终结，局势终于得到控制；大学的权力落到“革命委员会”与“工人宣传队”手中。

七月二十七日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与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一起接见“五大学生领袖”，这是文革群众性“疾风暴雨式”运动结束的前兆。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都被工宣队及时找到，因此依时到了会场。唯有蒯大富，由于自己的团派成员与工宣队激烈冲突，他将工宣队看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情绪非常抵触。当工宣队进校并宣布要找他时，老蒯东躲西藏，中央文革的人费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他。蒯大富是哭着进入毛泽东接见的会场的，觉得很委屈，开口就向毛泽东告状，中央文革江青等人想拦都拦不住。接见谈话中，毛泽东对这几个学生领袖毫不留情，尤其对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语带嘲讽，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说道“你们要揪后台吗，后台就是我”。

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见自己的走卒被批，也极为尴尬；但在毛泽东面前，没有他们说话和辩解的余地。康生曾试着插了一句，说大学生们两派武斗冲突到此地步，是“骑虎难下”，毛泽东马上说：“骑虎难下，我就将老虎打死”。显然，他要结束这种混乱的决心已下。几个月后，大学生们毕业分配，中学生们上山下乡，派性组织这只“老虎”，就寿终正寝了。

接见中，毛泽东对中央的决策与意图常常流传出去，造成计划未施行便被各种群众组织闹出事件而冲垮，大表愤怒；他对众人说，他的这番讲话不准流传出去，若发现有公开流传的，不管是张贴成大字报，还是油印成小字报，他都会找与会者是问。

然而，受伟大领袖接见毕竟是学生领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事后蒯大富还是与其他与会者拼凑出毛泽东讲话的全文，并且将此文抄给了团派的其他常委，陈育延亦得到了一份。梁颂辉在她那里读了这份讲话后，央求让他抄一份给我，陈育延答应了。于是她在门外把风，梁在室内笔走龙蛇，使我也有了这份毛泽东对五大学生领袖的讲话。

此时的北京，已经不是文革大串联、造反有理的气氛，而是“大乱转而大治”，群众组织横行的局势已经到了尽头；可以想象我们不能再到清华园随意居住。我们从香山园林学校转回北京城内，我准备回家，广州的家人早就希望我回去，于是我买火车票打道回府。

几个月后我知道，工宣队进校后，任传仲与他的敢死队骨干受到严厉的审查，任痞子的情绪开始时颇为对立，后来才有所改变。团派的保卫部长也受审查，不过与关押我的事无关。若干年后我还听说，保卫部长在分配到工厂后，还因文革中的言行有不少审查麻烦，因此也有人同情他。

我被保卫部长关了四十几天，要我同情他在文革中的作为，当然是挺难的。我和他一样，都响应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但我们的作为实在不同，我还比他小好几年呢。“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东汉马廖的这段话，人们常引用其最高层领袖对底层民众重大影响的含义；但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即下层民众的盲目愚昧跟风追“星”，各层执政者的讨好谄媚层层加码，也同样值得发人深思。历史不会总是那么厚爱，只让明智的、面面俱到的、毫无缺点的人当上领袖。

我的个人前途，总算幸运地没有受到这场文革磨难的影响。我回到广州后，母亲就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段关押。我在团派监狱中写的交代，也许就在七二七那天失落了，没有进入我的档案。１９７３年我从下乡知青被招为“工农兵大学生”，在离开农村之前，在落户的小屋里，我将带到乡下的大批文革资料，一一烧掉，包括几年前梁颂辉视为宝贝的订装整套“井岗山报”。文革经历是我理解政治的开端，七十年代的下乡和读大学使我更理解中国社会；八十年代我有幸到香港当记者；九十年代到美国留学。因此我看文革，多是混乱，不是血腥。

当我在几十年后记录下自己的这段经历，会想那些当年搞保卫部、审查奸细和“黑手”的团派大学生，回首他们当年煞有介事、如临大敌般的审讯，甚至棍棒交加的用刑，他们是否会感到惭愧，感到可笑？！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将所有过失，一股脑儿地往上推到高层。近年读过一些延安时期“抢救运动”“审干”的回忆，觉得四十年代那种“遍地奸细”的头脑发热，文革时的造反派极端分子们，是何其相似。

（全文完）


注释：１９６７年时是我的朋友、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的刘铁扣带我去谈“中大十月火炬”的。由于谈话的人穿军装，我一直以为是广州军管会的人找我了解情况，也是以此说告知清华“井岗山”团派的保卫部长。直至２０１１年刘铁扣和我恢复了联系，更正说是北京红旗杂志社驻穗记者要找我。我想，这大概由于“中大十月火炬”的人将我列为他们的成员，或者是他们联系过的人而引起了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