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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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作者陆渭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风起云涌
一、“逼上梁山”
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四、工人造反
五、“12.4”事件
六、“741”轮船会议
第二章 血与火的回忆
一、取缔“红总”
二、二中“七 .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三、“红总”平反
四、“大武斗”
1、“6.20”事件
2、西门桥“6.23”事件
3、“6.27”火烧装甲车事件
4、“7.3”大撤退前后
5、“8.9”抢枪
6、武装进驻无锡县
7、在无锡县发生的几次武装冲突
8、武装小分队撤回镇江
9、“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五、“大联合”和“三结合”
第三章 流亡和狱中
一、造反派的无奈
二、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2、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3、在山东的日子里
4、在浙江的日子里
三、十年牢狱之灾
1、在牢笼中
2、清查“5.16”运动
3、狱中后事
尾声
结束语

前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近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党中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全盘否定的《决议》，重新提出了对“文革”的反思，并引发了对文革的争论，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人民心甘情愿参加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运动，同时这又涉及到，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
    近年来对文革评价的争论，实际上是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阴暗面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的反映。这种“争论”，也是人们想“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去寻找改变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道路。在当前对文革评价的争论中，有些人采用了“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去攻击论战的对方；然而，“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决不能达到以理服人、统一认识的目的。如何来认识和评价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最好的方法应该首先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去总结这段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以回忆录的形式来真实地书写江苏无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为实际地了解文革的真相，同时也可以让无数当时身在文革中的普通群众知悉“庐山真面目”，知道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
    作者的自我介绍：本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是一个工人，现已步入“古稀之年”。在文革中任“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是“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是无锡文革中的一个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的中心组成员；本人不仅是无锡文革大武斗中“六派”方面的总指挥，而且是1968年无锡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受迫害逃往徐州的“流亡政府”的总头头。本人在无锡文革中的这一特殊身份，使我成为对无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核心知情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已经为时不多的有生之年中，将无锡文革历史中许多从未公开的内情与活动的真实情况，献给锡城的百姓。为了表达方便，本人在正文中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敬请谅解。

第一章 风起云涌

“无锡”，因为是“无锡锡山山无锡”而取名。地处于宁沪线的中段，从建国前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由于交通运输方便，又是苏南地区有名的商埠，工商业发达，在解放前，素有“小上海”之美誉，非但经济繁荣，而且因为还座落在太湖之滨，有山有水，山青水秀是座名驰中外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
    如果在早春二月，人们踏步无锡“梅园”，可真是：
    湖滨青山千枝梅， 春寒未尽独吐艳。
    报春有意争春早， 傲骨风姿惹人醉。
    如果在初夏季节，人们去游览无锡五里湖畔的“蠡园”又见另有一番风情
    （西江月一首）
    柳堤清风拂面， 桃李竞相争艳。
    不知胸中何是愁？ 欢歌笑语一片。
    游鱼穿梭戏水， 兰天飘落飞燕。
    楼台亭阁把酒处， 逍遥恰似神仙。
    在秋冬交换的季节里，踏在太湖边沿的“鼋头渚”更有一番景色。
    当你抬头望山上是： “满山枫叶红。”
    回首看近处湖水是： “山湖映青天。”
    远眺太湖是：“飒风起银浪。”
    回过头见坐落在中独山畔的工人疗养院是 “红瓦斜阳艳。”
    文革前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着六十五万乡亲父老。正因为无锡这块土地，在苏南仅次于省府南京市，也算是苏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整个苏南地区在文革中出现的“善”与“恶”，对与错。就从这里开始，他是苏南地区文革的“龙头”城市。
    一， “逼上梁山”
    从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从根本上篡改了了苏联共产党的路线之后，毛主席就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当时除了以中共中央的名誉发表了“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论战文章之外。同期毛主席又以诗人的情怀作“七律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同期还有“满江红”等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从诗文中可见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的激愤，分析了当时共产国际出现的恶劣形势，又十分自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一次再次地提醒人们在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在公开的教育中一再指出干部变修的“懒、谗、钻、贪、变”的规律。可见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境界，并对全党，全国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教育，直至在全国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可见毛主席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内容，已经不是在政治，经济上被剥夺了权力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的主要危险。是防止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党变质，国变色。而当时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刘少奇主席，他同样也是在搞“阶级斗争”，但他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然是对着“地，富，反，坏，右”等已经失去阶级属性，不再存在有任何作为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的阶级敌人，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四清运动”中，就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一位是党中央主席，一位是国家主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奠定了文革中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基础。
    一九六五年冬季，锡城社会上一片祥和之气，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男女老少，闲来无事嘴里轻轻哼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等当时最为的流行革命歌曲，为自己生活在安实，祥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而自毫，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欢欣鼓舞。此时按中央的指示，有一个“四清”工作队，静悄悄地来到了“无锡铸造厂”开展“四清”工作。
    无锡铸造一厂是当初由众多的小翻砂工场在56年“对私改造”中公私合营起来的铸造专业工厂，经过了大跃进年代，几经发展现在已经是拥有1千多工人的国营企业，“四清”工作队进厂以后，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向厂党委提意见揭厂党委的盖子，帮助厂内干部“洗澡”，“四清”工作队队长徐有恒在铸工车间蹲点，选中了做炉工的陆渭文，作为车间“四清”代表，做陆渭文的思想工作要他出来揭露厂党委内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知识精英的眼里，普通工人一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陆渭文这一个人也确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一些，如果头脑不简单又怎么敢去向党委一班人去提什么意见呢？再说了党委一班人中间有些人与陆的关系还算是相处得不差的。
    陆渭文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旧社会因父亲过早地亡故，直至解放，只断断续续地读到小学毕业。解放初期，在幼小的心灵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民政府将白花花的“救济米”送到他家中的情景，他从心底里热爱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后，他以失学青年的身份进入“无锡市民主青年联合会”（青年夜校）学习，白天搞社会活动，晚上读书。在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以后入团，并担任过街道团支部书记的职务，58年进铸件厂工作后，在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水里火里不要命地工作，这时20多岁的陆渭文又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值班长等职务，也算是在厂内一度的“红人”，并且陆在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坚持业余学习，补习完了高中课程，又进了“无锡市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年，所以陆渭文此时在工厂内除了是普通劳动者之外，还挂了“无锡日报”“电台”通讯员之名，平时帮其他工人群众写写“忆苦思甜”，通讯报道等小文章，正因为陆渭文在厂内的实际活动情况，是工厂内的“活跃分子”，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多，了解厂内的情况也广。这时“四清”工作队找到了他，也算是找对了人，陆欣然地答应起来提意见了，就调进厂的保卫科科长XXX与X车间机床女车工在半人高麦穗将成熟的麦田里“绊跟斗”（意欲强奸），厂工会主席的妻子放高利贷，逼得本厂职工XXX走投无路几乎去卧轨自杀。原来这位职工到了付工资的日子一个人呆坐在车间门口的地上，闷声不响，作为好管“闲事”的陆渭文就关心地问他：“唉，怎么啦？”工友回答：“今天领了工资还不够还人家的债。”“那你欠了人家多少债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呢？原来这位工友在困难时期，开始因为肚皮吃不饱，向厂工会主席的老婆借了一笔高利贷，买了高价粮，结果二、三年下来，利上滚利，到现在究竟欠了人家多少，对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为人善良的工人来说已经是一笔“糊涂帐”了，想想日子过不去，还是死了的好。当陆渭文知道了这一内幕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果断地对这位工友说“这个帐不还！我作主，你仔细算一算当初借了他多少钱，分期分批还他本钱，其他利息不采他。”工厂内发生这样的事情，陆渭文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今天“四清”运动来了，当然要揭这个老底，揭露这些人间不平事，事隔个把星期，厂党委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算是洗过了澡，大概都是居于可以教育好的干部，所有干部都已官复原职，继续开始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四清”尚未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北京的“邓拓、吴含、缪沫沙”三家村里店“燕山夜话”黑文，铸件一厂也开始搞“文革”了，全厂首先倒霉的批判对象，就是那个好管闲事，向党委提过意见的陆渭文，他们先抓住陆曾为同厂职工写的“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的标题上用错过一个字，并在文章未刊登之前已经作过更正的这一点上开始，大批陆渭文的“黑文”“黑诗”“黑话”，陆渭文就是无锡铸造一厂内的“三家村”。一个一千多人的工厂内，在党委领导下的“文革”大批判就贴了六十多个对陆的大批判专栏，陆渭文面对那种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造谣，污蔑的不实之词，以泰山压顶之势，汹涌而来。陆渭文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他在工余的休息时间，独自点燃了一支香烟，闷坐在炉台边，胸中的怒火要崩发。这时只有知情者的好友偷偷地在陆的耳朵旁，真情安慰，善意地告戒千万别硬顶，要沉住气……，陆渭文这时在自己的工厂内已经是内定的“黑帮”人物了。与此同时，工厂内那些净“红五类”的青年职工，已经和社会上的“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老红卫兵）联结在一起采取了对厂内的以前的资本家实行抄家，古董、玉器、字画席卷一空，对“四类分子”挂牌在厂门口示众的革命行动。可幸的是他们口诛笔伐陆渭文，但因为他们知道陆是“无产者”，所以他们没有抄他的家，因为陆没有历史的污渍，所以也免遭了挂牌的劫难。这是在党委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无辜人群的第一次侵害。
    陆渭文的耿直、倔强，又善于同情弱体人群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高压下的暂时沉默。迟早是要爆发的，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在下一段文革中必然会拼得个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二，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是一群有知识，讲道理，怀着一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一腔真诚的心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十年路程，好比是那批曾经步行串联上延安的红卫兵队伍，走上了一路山石的崎岖道路，走得那么艰难，走得那么筋疲力尽，最后又被那些知识精英们拿着他们手中的画笔，迎合了政治舞台上导演的意愿，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几笔，使一张张青轻俊逸的脸上几乎成了不三不四的文革怪物，然而终究经过历史真实的冲洗，使人们慢慢地认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
    文革中“红卫兵”有两大类，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是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执行了“破四旧立四新”大肆抄家，对“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一切阶级敌人挥舞了往死里打的无产阶级铁拳的任务之后，又继续了他誓死保卫各级党委的神圣职责。直至他们的最后胜利。在文革中深受红卫兵之害的人们，用血泪控诉红卫兵的错误及罪行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红卫兵中丑恶及光明的两个区别。
    1966年7月锡城的天气，显得那样的闷热，太阳象一团火球，悬挂在高高的天幕上，叫人感到到处是滚滚的热浪，无锡市第一中学的学院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真在熊熊燃烧，前一阶级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指引下进行的。工作组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材料点XX老师，XX职工是“叛徒”（汪澄曾参加过抗日军政大学）“坏分子”孙希民（原是清华大学优等生，据说有生活问题）“右派”张其栋等由革命师生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声讨批判。这就是所谓遵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办事。“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而年轻的学生们对于这个“党的指示”逐渐地清醒过来。产生了怀疑。因为从最近阶段以来，代表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文章精神与“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差异，指导文章一再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党支部工作组致所以抛出那些所谓“叛徒”“右派”“坏分子”等等这无非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有思想，有感情的青年学生们意识了这一点，就终于摆脱了党支部，工作组原先设计的轨道开始了叛逆行动。
    7月2日，由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等一大批在校学生中的优秀生，上百名学生，联名贴出了《张其栋是位好老师》的大字报，这张与工作组唱反调的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轰动全校，由此引起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成员的震怒。、
    7月3日，工作组组长立即找了一位姓王的在这张大字报中起重要作用的学生去谈话，工作组组长先是铁青着脸，对王同学一顿训斥。最后开导地说：“今天我看你年纪轻，好多事情还不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就是‘反右’斗争的继续，先让‘右派’分子跳出来，暴露、暴露，然后一网打尽，你知道高二班有多少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党报称你为革命小将，你对得起党吗？我今天就是代表党找你谈的，希望你悬崖勒马……。”王同学受到了工作组的训斥，倔强的性格，坚定的意志，并没有退缩。退出工作组办公室门后，便将工作组的训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同学们。
    7月4日，由该校学生陈友根（以后是该校红卫兵头头之一）贴出《告全校革命师生书》呼吁革命师生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还责令学校党支部立即向全校师生传达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即64年春节，毛主席就教育工作的指示）
    7月7日，校园内似翻了热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万炮齐轰校领导和工作组第一次出现了三百名学生的联名大字报，这使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7月8日，当这位姓王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提笔构思新大字报的内容，刚提笔写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这十一个字，工作组组长带了5.6名工作组成员闯进了教室，一把抢去了王同学手中笔，桌上纸，凶狠狠地把他带进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工作组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你向党进攻，反党支部，成了大胆妄为的反革命。现在我宣布，撤消你团支部书记职务，隔离审查，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接着被几名工作组成员押进学校的宿舍大楼，看押在其中一间作为临时隔离室，责令王同学交代反党材料，从这天起校园内有的大字报被全部撕毁，换上了全新的大幅标语。“坚决粉碎陈、王向党的猖狂进攻。”，“揪出陈、王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陈、王必须向全校师生低头认罪”等等。大幅标语的口气，来势汹汹，确有57年反“右派“时的那种气派。工作组勒令王同学交代反党罪行，这位小将在白纸上写上了豪情满怀的词句：
    昨天，我还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今天，我成了跌落深谷的鸟雀，
    明天，我将是展翅万里的鲲鹏。
    1966年8月，这是中国政坛上很不寻常的岁月。
    8月1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同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谈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用心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右”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0日，毛主席会见首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进异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并发表了“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的讲话。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
    中共中央在8月党的会议上，作出了重大决策，颁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毛主席的亲自号召，讲话，鼓动了红卫兵起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这些都成了革命小将强大的精神武器。这个无锡市一中的王同学等自然地从“反革命”的帽子下争脱出来，对文革五十天中所受的委屈，以百倍的仇恨发出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宣言书”。
    “战鼓咚咚，红旗飘飘。”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喜讯频频传来，所有这一切是那样激励我们去战斗，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如雨露，滋润着我们干裂的心田；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我们最爱毛主席，永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我们积极投身到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大风大浪不可怕，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经受考验，增长才干，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游泳难免要吃水，前些日子里，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乱套，他们说我们要“暴动”，骂我们“狂妄”，还污蔑我们有“反党野心”，他们趁机会进行阶级报复，揪住我们工农子弟不放，肆无忌惮地整工农子弟的“风”，把我们的行动污蔑成“妖风四起，乌云翻滚”，他们转移斗争目标，在学生中进行大混战，他们实实在在地对贴党支部大字报的革命师生进行反革命的大围攻，大镇压。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阶级仇，血泪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忠诚，我们是天生的“大头”，“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显得实在太小，是戴不上我们的头颅的，我们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能做到甘洒热血，甘捐身躯。
    有人认为，给我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加了那么多的压力，造了那么多的谣言，进行了那么多的批斗，我们就会安分守己了，缄口沉默了。告诉这些人，你们完完全全地想错了，我们要继续战斗，要坚强地战斗，更聪明地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压是压不服的，吓是吓不倒的，我们要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造反，敢革命，坚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到低，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耀下，忠实地贯彻《十六》条，为三大任务而战斗。
    为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战斗，这是我们的行动和准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自观世界，跟全校师生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战斗！
    我们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
    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锡市第一中学高二丙班《红卫兵》战斗小组，1966年8月15日
    这个中学的造反“红卫兵”，在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重压下，杀出重围在与“老红卫生”的对立中诞生了。
    无锡市唯一的一座高等学府……无锡市轻工学院坐落在惠山相连的青山弯，66年5月开始，由校院党委书记陈德钧，从北京回锡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有关中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陈书记的传达中，所谓文革只准批“三家村”“四家店”，处此之外，宣布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一条列“不准”的规定，陈书记在传达中的条条框框，引起了许多师生的质疑。直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祖师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党委的反。同时毛主席又称他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代表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发出了毛主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号召。由轻院631班的学生首先站出来，在校园内贴在了第一张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他们也经历了无锡市一中一样的激烈斗争，贴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争论斗争，直至6月26日，由市委副书记吴镇来到轻院，发表了他对大字报“不反对”，“不支持”的观点，在轻院内宽大的讲台上，全校师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大辩论。在辩论结束后，代表院党委的领导发出通知，把一切支持党委的师生全部集中。与此同时，凡坚持造党委反的师生员工也同样发出通知全部集中，二派不同观点的师生阵线分明。坚持造反的师生以大辩论的日期为标志，建立了轻院“6.26”造反兵团，要革命的师生为了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又被迫步行北上告状，直至南京后返回，以后将“轻院”改名为“长征大学”。在大辩论中击败了工作组所推行的“资反路线”及保皇势力的围攻，全市各学校的造反红卫兵揭竿而起，成立自己的造反集体。
    无锡市轻工业学院为“长大6.26造反兵团”
    无锡市一中成立“红革会”
    无锡市二中为“七.五造反兵团”
    无锡市三中为“红旗造反兵团”
    无锡市二女中“红革会”
    抗大财会战校“毛泽东思想”一反到底战斗兵团
    锡师：“8.18”
    机床“4.15”
    印染厂“锡印九、一九”
    ……
    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无锡市成立了他们的总部-无锡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从此，他们以红卫兵的战斗集体出现在无锡文革历史舞台上。那些原先在各级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以对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实行抄家、挂牌为“斗争大方向”老“红卫兵”们，或者加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成为一些人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这支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红卫兵中，轻院“6.26”兵团是他们的老大哥；在文革的历次斗争中，轻院“6.26”兵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就自然地使轻院“6.26”兵团成为无锡文革的“龙头”。故而“六派”，就成了无锡造反派的代名词。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中，由刘少奇的路线，将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小将们经受了批斗压制的无情打击，再由毛主席将这一大批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从受压制，打成“反革命”的绝境中解救出来，“爱”与“恨”的阶级感情不言而喻的产生了。
    这些红卫兵们，自然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心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文革中的中共无锡市委
    文革初期，中共无锡市委领导班子是由以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12位常委组成（市委常委原来是13名，文革开始后，代表人武部的常委吴体仁退出了常委会议）。除韦永义外，还有江坚（市长）、吴镇（市委副书记）、田洪（副市长）、张再生（副市长）、马健（副市长）、孙富中、克宁、徐静渔、杨增、宗毅、任贵发等人。
    市委书记韦永义中等身材，解放初期当过地方军区司令，是个有少将军衔的九级干部。在文革中，保守派开始死保他；后来，因为他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造反派，保守派又抓住他加入过国民党这一点（他在历史上曾经按共产党的指派打入过国民党内部），企图将他定为“叛徒”。
    市长江坚，身材矮小，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在文革前，主抓全市的工交工作，为无锡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因为他平时工作时习惯对下级训斥，态度不好，所以“人缘不好”，文革中被人称为“江坚老贼”。
    副书记吴镇，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相貌堂堂，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本当是内定省委领导的接班人，来无锡任职是下基层锻炼的。在文革中，支左部队领导原准备让他出面支持市内工作，但因为他按当时共产党中央精神办事，没有污蔑造反派，而表态“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违背了无锡支左部队主要领导的意图，故而他在文革被打成“黑手”，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最后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死，子女流离失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势不可挡地席卷无锡。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批市委干部来感到一片迷茫。平心而论，在一定时间内他们也弄不清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党政干部，有他们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切运动、生产建设，都有中央发出的文件，逐级向下传达，先党内后党外，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程序。而在文革中，共产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方法，许多都是直接由媒体传达的。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时下达的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把“文革”的主要对象指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后来，共产党中央又公开说“文革”的主要对象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这叫他们感到难以适从。这是客观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指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这样的主观客观条件下，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按文革初期的文件精神，派出工作组，走上一条压制群众运动，将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资反路线”道路，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他们先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控制学生运动，续则暗派“联络员”进驻工矿企业“控制”工人造反，再扶植“保皇派”与“造反派”相抗衡。这是文革初期无锡市委的主要表现。
    在文革中期，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从迷茫中逐渐地清醒过来。无锡市委先委派吴镇进轻工业学院，委派田洪进市一中等学校，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做一定的安抚工作；以后又派马健作为市政府与“红总”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既符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又能避免各种矛盾激化、维持无锡市的社会秩序的办法。无锡市委的这一批当权派在混乱复杂的环境里，为党的事业和恢复政府的职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时无锡市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对他们的处境和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解和谅解。因此，在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代表无锡市委的12个常委，与以“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相处过程中，除了受到过按政策进行的“批判”、“审查”以外，没有受到过象现在有些“文革”小说中出现的那种虐待。
    “9.2”事件，66年9月2日，由无锡“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小将揪斗他们的当权派而去市委施加压力逼市委表态，要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在市委的指挥下，最后在“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的围攻下，以失败而告终.
    “9.3”大慰问。66年9月3日，在无锡市委的指示下，发动了全市工矿企业中的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市委“慰问”，参加慰问的队伍红旗飘飘，呼喊着“誓死保卫市委”的口号，声势浩大的游行，以压倒一切的气魄，显示了“工人阶级”保卫党委的巨大威慑。力量的相比之下，上百名红卫兵小将就变得“势单力薄”，在短暂的几天里“坚决支持无锡市委的正确领导”，“誓死捍卫无锡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等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锡城市中心的“三阳”街头。造反的红卫兵一下字跌进了深谷。
    四， 工人造反
    无锡市委首先动用了“工人阶级”，围攻红总兵。同时也等于无锡市委作了工人造反的“催生婆”，使无锡的工人造反走在上海工人之前。
    无锡市中心“三阳”街头，有一处以无锡特色的“拱北楼”面店。这个面店正好是大字报的“闹市区”，对大字报的争论，进入人们的眼帘。客观的现实必然地进入人们的大脑进行“思维”，然而再产生大脑对客观事物作出不同的反映。这是很正常的所谓从“感性”向“理性”的发展。在这个面店里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职工，他的真名叫曹桂宝，初中文化，文革前在这种服务行业里的初中生已经算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他还是一个“党报”（无锡日报）的通讯员，他的文化程度在大字识不得几箩筐的老职工眼里，小曹这个人他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人物。于是在早市忙碌以后的空余时间里，职工们拉了个板凳，坐在一起，喝口茶，叼支烟，闲聊起来，老职工开口：“唉，小曹，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法？”小曹根据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性质，及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明朗地表示：“学生当然是无罪的。”这一鲜明观点，小曹他非但在口头上表明了他对“9.2”事件，“9.3”慰问的看法，还竟然将他的观点，以他“卜岩”的笔名，写成了“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贴上了“三阳”街头。这张在全市工人中第一张支持学生的大字报似一枚炸弹爆炸，震动了全市，轰隆隆地热闹起来，许多人要找这个“卜岩”辩论，从这时起，就在“拱北楼”的店门外面，在老红卫兵破“四旧”中从许多人家中搬来的不少“寿材”（是尚未亡故老人备用棺材）因为不是“破四旧”中的金银珠宝，古董玉器，名人字画而可以入库，所以堆集在“三阳”街头的人行道上了。堆边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作为“大辩论”的讲台，晚上灯火通明，那些市民，下班后的工人，人山人海地围挤在台下，都想去听听双方辩论的观点。在这个“论台”的附近，有人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对联，这种鲜明的“血统论”者代表了文革中的一股势力。在辩论的现场，谁想上台发表观点，台下先有人发声质问：“你什么出身？”如果上台人回答：“工人”，或“贫下中农”，这还可以让你说话，如果说：“出身小业主”（当时属于“地、富、反、坏、右”出身中的人是不敢出来讲话的。）台下立即吼叫：“滚下去！”
    这种大辩论的热潮也吸引了身在铸造一厂的陆渭文，每天晚上中班下班后的午夜11点前后，还踏了自行车去辩论台前听听造反的观点。
    “辩论”至9月下旬，卜岩等人压力重重，于是在辩论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总共集结了81人，有工人，学生组成一个小的战斗集体，取名为“星火战斗队”，队长是江汛，指导员是卜岩，韦晓鸣是卜岩的所谓”秘书”，“星火”之名，当然意味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含义。步行上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无锡文革的情况，这支“星火战斗队”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安排，并且还赶了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况，这一下他们受到了鼓舞，造反的劲就更高涨了，他们完成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任务之后，于10月26日返回无锡，仍在“拱北楼”门口的台上向全市人民“汇报”，“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毛主席支持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一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台下的听众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有许多没有见过世面的群众在台下发问：“我们没有地方设立我们造反队的办公室，怎么办？”这位年轻的“卜岩”也正是“大胆妄为”，果断地回答：“抢”。“我们没有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怎么办？”“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在造反派的嘴里，尊称他为“卜司令”，而在不同观点的群众嘴里就称他为“抢司令”。当然这个“抢”字人们十分理解当时的特殊含义，只能是指去抢为文革服务的办公用品，而不是唆使人去抢他人的钱财。无锡广大群众由这帮从北京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口中得到了启示，壮大了胆，从此在无锡的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赶走了市委派出的“联络员”，纷纷揭竿而起，所谓“抢”只是壮了“造反”的胆气，实际上全市所有造反队的一切用品均有本单位当权派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造反团”似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地面。
    10月26日，由“星火战斗队”的秘书韦晓鸣，根据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发来的函件精神与无锡市人委（市政府）副市长XXX谈判经市人委批准成立“无锡市红色造反军总司令部”后改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三皇街“工人俱乐部”树起了“无锡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的造反大旗，第一届“红总”中心组人员由卜岩，江汛，李希生（钢铁厂），何达明（国棉一厂），袁向东（建筑公司）周炳荣，等人组成。“红总”下面的造反队员，根据何达明的建议，因为这次运动，工人阶级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这一层意思，所以称为“主力军”。“红总”的成立，下面各基层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纷纷前来“挂钩”，“红总”的造反势力不断壮大，没有多长的时间，“主力军”队伍竟发展到十万之众。其他还有与“红总”同观点，但又各自为政的造反组织，如占市内第二位的“野战军”，由名叫周雷的工人当“司令”；“挺进军”“司令”果品公司的蒋俊，代表失业工人的组织“10.18”，“亦工亦农”“造反兵团”“红色公安战士”“无锡市机关革命造反团”“红艺兵”等等，一时间真是司令多似牛毛。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拉开了无锡工人运动的序幕，是由学生“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的划时代转折。“卜司令”是“有功之人”？还是“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卜司令”为此而二次跌进监狱，他的行为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落在真正的国民党手里，恐怕早就成为“烈士”了。
    66年11月初的一个午夜，在无锡市铸造一厂的铸工车间工人下班时，全厂的路灯突然全部熄灭，暗洞洞大炉工段的陆渭文等人骑着自行车在向厂门口踏去，突然发现在厂区的阴暗处开出了二辆草绿色的小吉普车，关闭着车灯，偷偷地溜出厂门，陆渭文同他一起下班的工友便踏着自行车加速追赶，二个轮子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不一会吉普车在夜色中消失。事后才知道，当夜是保卫科偷偷将全厂职工的档案材料运出厂去，目的是防止起来造反的“牛鬼蛇神”抢档案，这时在当权派眼里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们心里怕啊，在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在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的时候，还时这个造反头头陆渭文将这批档案“完璧归赵”地送回厂里，这时接到归来档案的保卫科科长才感慨地说了，如果这批材料真的遗失了，特别是厂内十多份重要档案，那我真是犯罪了。
    当陆渭文等人追不上那二辆吉普车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恐怖感”。于是第二天上午就去了“红总”反映了自己厂内见到的事。“红总”的人就建议，你们可以上北京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陆渭文当时就决定与同厂的锻工顾XX俩人立即“赴京告状”，从无锡买了二张到南京的火车票，正好赶了红卫兵串联的列车。车厢里人头挤挤，塞满了身穿草绿色旧军服，臂戴“红卫兵”袖套，肩上横挂着绿色小包的青年学生，车厢的座位上，地上过道，座位的靠背上，甚至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车厢的进出口已无法通行，只能在火车的窗口爬进爬出。在北上的红卫兵列车上充进了二位年轻的工人“老大哥”，列车开开停停，几乎经过了二天多时间，才抵达了首都--北京城，陆，顾二人抵京后，找到了无锡“星火队”驻京联络站，第一次结识了卜岩.以后再上国务院接待站，由国务院接待将陆顾二人安排在招待所，大米饭，土豆粉丝炒肉片的大锅饭，陆顾二人在向国务院反映了一些无锡的情况后，走进过清华大学的校园，看到一些校园内的大字报，在天安门附近的大街上，已经见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陆渭文领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含义。在北京这个免费吃住的五、六天中，使陆开了眼界，于是就返回无锡，在自己的工厂里，第一个贴出了“控诉党委对我的迫害”的大字报，将文革初期在党委发动下把自己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怒气一瓜脑儿的吐了出来，并把“四清”时揭露某些厂领导的阴暗面全数地向全厂职工作了披露，并在厂内组织了第一个造反队，取名为“保卫毛主席敢死队”这个“敢死队”不吉利的名称，在文革中后期一名头头鲍惠兴在被对方抓去后活活打死，尸体抛进太湖，一名队员任永泉在清队时被迫害自杀身亡。成立了造反队并与“红总”挂上了勾，随着造反形势的发展陆渭文被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四兵团”（重工系统）头头的位置，直至67年1月进入了“红总”的中心组，成为“红总”宣传部负责人。红总第二届中心组成员，由：江汛，殷松勤，李希生，袁菊余（袁向东）。第三届中心组成员，由：政治部金坤泉（党员），钱祖根（党员），殷松勤(党员)，陈胜度，陈志文。宣传部陆渭文，后勤部周炳荣等人。
    五， “12.4”事件
    66年12月4日，这是无锡文革历史上，在工人内部“革”与“保”的第一次直接没有流血的冲突。无锡"红总"等造反组织，在中央至地方没有明确可以组织“造反队”的形势下揭竿而起以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允许，被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承认。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曾一度按党委步骤办事的群众，才敢公开组织自己的队伍，以有组织的集体与造反派对抗，他们先后以转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了“五军”，以工人为主体组织了“工联”。以66年12月1日，"工联"在看不惯"红总"到处楸斗老干部，并任意挂牌，戴高帽子等革命造反行为的指导思想下[王德冀所著，长篇小说<清清太湖水>如是说]，宣布成立，革命不分先后，他们树起“造反”大旗，也是他们在文革中应享有的权利，12月4日下午，他们集中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委大院，强烈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呼喊着“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强烈抗议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等刺激性口号，和大幅标语，激起了主力军的极度反感。
    当”工联”的游行队伍进入市委后，一队”国棉二厂”的”红总”造反队员，举着<欢迎国棉二厂的”工联”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幅标语，亦进入市委，当即被”工联”的队员围困了起来，有人报到已搬至原”总工会”的”红总总部”，并同时找来了市委书记韦永义和市长江坚，”6.26”的浦湘海也已赶到”红总”，几位头头在市委头头们在场的情况下，当即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国棉二厂”的部分主力军被包围在最中间，无法脱身.为及时解救他们，先是由“卜司令”带了二名造反队员，从市七中挤进市委大厅，轻院的”6.26”浦湘海因为是学生，从大门进入市委，江汛从市委后门进入，这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希望找到“工联”的头头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结果遭到了围攻，愤怒的拳头，落在“卜司令”的身上，副市长顾玮璜为解救卜岩，以自己的身体拼命护着，戴在手上的上海牌手表也在混乱中被打落，并始终没有找到.这里已不再有大辩论的场合与条件，难以以谈判达到和解.
    与“卜司令”一起进入市委的两名造反派队员，许建平，王国忠翻墙逃出包围，向“红总”讨救兵，“红总”派出了主力军的筑建兵团，和港务队等，同时许多单位的主力军亦问讯而赶到现场，救出了被围困在市委小礼堂的”卜司令”，同时，外三层，里三层地将市委围个水泄不通，围困整一夜，“工联”队伍中的那些受蒙蔽的女工在露天树阴下熬过了冬季寒夜的霜冻，大院内到处是大，小便之类的污物，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最后“工联”群众以失败而告终。
    紧接在无锡文革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轮的挂牌游街风，从北京悄悄地吹进无锡城，不过这次被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对象已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资”，而是挂着“铁杆老保XXX”“叛徒走资派XXX”的字样成串地在街头上游走遭到群众批斗。
    67年1月初，无锡“工联”与上海“赤卫队”互相呼应准备数万人赴京告状，无锡“红总”接到上海工总司的电话，请求无锡“红总”配合上海工总司拦阻这批庞大的“告状”队伍，无锡“红总”派出了交通系统的主力--“海燕兵团“等队伍，从锡沪路开始，一直到无锡市区“五爱广场”拦阻了上海“赤卫队”六卡车的“上京告状”队伍，由铁路走的上海“赤卫队”经过南京时，在南京饭店被南京的群众组织阻击。结果为此事上海一个“通令”北京的一篇“社论”使上海“赤卫队”和无锡的“工联”土崩瓦解。
    同是工人阶级的”工联”兄弟姐妹，何以在文革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和认真总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在”工联”成立的一开始，作为市委书记的韦永义就已经表态，你们[工联]是保守组织，我们已经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你们保市委和各级党委实实在在的是帮了倒忙，请你们理解市委的立场，市委是不能支持你们的，还有”五军”，你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是立了大功的，党和人民是感谢你们的，但你们同样不要帮倒忙，希望你们尽快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要不断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红总司令卜岩在与五军司令郑挺谈判时，韦永义书记当面对郑挺说的，那是在1966年11月份12.4事件前夕].所以，一开始，无锡的造反派就认识到无锡市委只是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只要检讨得好，又在行为上与刘，邓资反路线划清界限，广大造反派群众是会原谅他们的.
    现在有人说，许多人都喜欢，赞赏的美国，美国也在包容和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可以容纳”6.4”自由主义精英们，但决不会容纳文革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以至于象上海潘国平这样的造反英雄，也不得不以美国”反共产主义斗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六， “741”轮船会议
    67年1月，所有的造反派神气了，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几乎人人的左臂上套着各种名称的造反队员的红袖套。由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无锡市委，市人委（市政府）瘫痪了，书记，市长和他们的常委们已转入“地下”，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都躲在家中观望，一部分即使想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已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一度进入“无政府”状态，处于“权力的真空”，但全市的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群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东家家中夫妻相骂无处调解，西家家中自来水笼头坏了，无人管理，一切发生的事都到“红总”去求解决，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趋势，这怎么得了？而“红总”及其下属组织也只能应付，而无实际解决能力。有责任感的造反派急需政府出面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企求支持原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领导恢复他们的工作。当时正值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在那些不能夺权的地方，可以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政府进行监督，促使机关工作正常运转，“抓革命，促生产”。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吹到无锡，无锡“红总”等群众组织，根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无锡市委内“走资派”不明确的这一实际情况，决定按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采取上海的夺权方式，由无锡市机关兵团牵头联络“红总”“野战车”航运公司的“海燕兵团”，轻院“6.26”兵团，等群众组织与无锡市委书记韦永义进行一次会晤，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探讨无锡未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恢复正常秩序。
    67年1月上旬，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第二天，原定参加与韦永义会晤的群众组织没有到齐，到会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市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野战军”的周雷“海燕兵团”的姜文泉，轻院“6.26”兵团浦湘海，“红总”负责人江汛缺席，会议是在航运公司的一艘编号为“741”的轮船上进行，故而历史上称为“741”轮船会议。
    待人员到齐，已近上午10点，当时韦永义身穿黄呢军大衣，戴着军帽和红领章，身边还带着一名市委办公室的秘书，正式参加会议的共五人，为了排除可能发生的干扰，“741”轮船从大洋桥登船走运河向西行驶，船边行边议，通过“大扇口”行将进入太湖，会议由周雷支持，徐志纯介绍了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以及“机关兵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分析和看法，提出了无锡市群众组织不能照搬上海的夺权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实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谁是“走资派”的情况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由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对市委，市人委（市政府）实行监督管理，让市级党政机关的所有各个部门和全体人员正常上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该批的批，该斗的斗，该工作的工作，使机关的工作正常起来，解决无政府状态，以恢复全市的生产秩序和市民的生活秩序。一席话表示了造反派的一番诚意，其实对于一个无锡党政的老干部出于他们对党的工作的责任性，他何尚不想尽快地结束当前的混乱，早在11月份韦永义已经和“红总”头头卜岩吐露过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心愿，这时群众组织提出建议，可以说正合韦永义的心愿，所以双方很快达到共识，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问题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
    一，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红总”，“6.26”“野战军”，“机关兵团”，市一中“红革会”，市二中“七、二，五”兵团，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抗大临革会”，等十七个群众组织组成。
    二，由 机关兵团支持起草“监管会”文告，根据韦永义提议起草文告可与市委副秘书长邓平一起商量（后由邓平起草了三个文告）
    三，立即召开一个有十七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共同参加并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
    “741轮船会议”的(第二天1月20日)第一次十七个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如期进行，会议地点设在轻院“6.26”总部，由浦湘海支持会议，徐志纯讲了建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开展工作等要求。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在无锡市实行对市委，市人委进行监督管理，以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1月22日上午，第二次十七个群众组织的联席会议在机关兵团会议室进行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勤务组，组长由“红总”的江汛担任，副组长，有浦湘海周雷，徐志纯，在监管委员会下设办事组，分市委监管组和市人委监管组，分别负责对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与会人还一致通过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公告，并确定1月23日上午八点，在市机关小礼堂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当天上午会议一结束，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欢欣鼓舞，立即进入各自的办公室，开始准备工作了。
    1月24日25日两天，市委全体工作人员秩序井然地到机关上班。
    1月25日早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社论，人们奔走相告，中央要派解放军到地方参加“三支二军”的喜讯，全市人民欢欣鼓舞，1月25日下午，联合监管会成员机关兵团负责人徐志纯等人满怀希望携带着“联合监管委员会的1、2、3、号通告，前往27军军部请示汇报，尤太忠军长亲自接见在场的还有军部保卫处长王明清，和参谋林镇廉等4、5人，尤军长听完徐志纯的汇报之后，当即表态”你们这种联合监督管理，是不撤底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我们不能支持，你们如象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那样夺权，我们坚决支持。“支左”部队的首长简单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一个造反派企求恢复正常秩序的良好愿望，从此“流产”了。“741”轮船会议被定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在清查”5.16”的过程中，又定为了无锡造反派的”5.16”一大罪状。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无锡造反派与原市委领导达成的协议，用成立“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监管委员会”办法处理文革期间的社会秩序，无锡的文革中可能不会出现以后发生的那些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际上，无锡驻军介入地方文革前，无锡市的社会秩序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发生过几次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但都是不流血的冲突，冲突中没有死过一个人。
    自从无锡驻军介入无锡地方文革以后，无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失衡了。由于部队的各级领导中，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不多，对文化大革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数不少。这种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混乱的思想经“支左”带到地方上后，使地方上的文革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有些原来可以用辩论、用示威游行等比较文明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变成用刺刀和枪杆子来表达意见了。从此，灾难降临到了无锡造反派和无锡人民的头上。
    就如李宪源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受地方与军队干部之间同类利益关系的制约影响，实际出现了军队几乎全面“支右”的情形。从中央到地方，以军队为主角对群众批判冲击当权派作出强烈反弹的“二月逆流”，不仅颠覆逆转了“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反而在全国造成了更大规模失控形势，直接导致了军队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混乱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无锡家乡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时的形势可以说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业造反派已经自觉形成“革命大联合”的基本势态，并且参照《人民日报》有关外地“夺权”经验的介绍，难能可贵地排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极左”思潮干扰，遵循“团结两个95%”的中央指示精神，与受到群众冲击但已经初步认识到文革正面意义和“资反路线”危害的原市委领导班子，达成了不搞“一锅端”、不搞“改朝换代”的协议草案，而是维持市委机关正常运作，造反派派代表全面进驻市委大院实行民主监督，构成了一种后来被军方指责为“和平让权、联合办公”的“夺权”模式。面对“资反路线”制造“停产、停电、停水”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政治反扑，全市广大工人造反派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学生造反派深入工厂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一起开展“斗、批、改”。受“资反路线”蒙蔽煽动脱离生产岗位的保守派群众，也逐步醒悟反戈一击，纷纷自愿返回原单位上班工作，各行各业和公交战线生产正常秩序井然，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文革初期因为独立思考和看不惯单位领导官僚习气受到迫害打击的受害者们，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个人尊严，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颂歌，常常会使他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热情燃烧岁月的人，恐怕真是无法深切领略体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节日”的那种滋味！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层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却在无锡引发了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镇压造反派“二月逆流”历史倒退，不仅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而且种下了而后两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种子和起始缘由。"
    这是江苏无锡地区当时”文革”形势的最客观描述，也是一条十分值得总结的文革经验.

第二章 血与火的回忆

人民解放军解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全市人民来说心中都十分喜悦，“喜悦”的出发点首先在文革前解放军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次在造反派方面认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他们期待着解放军能按毛主席的指示，支持自己，在部队的支持下尽快地使社会生活进入正常化，而“工联”的群众心中同样是万分高兴，他们知道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救星到了。
    在苏南地区能够有资格参加“支左”的部队有哪些呢？毛主席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枪多权大。苏南地区最有力量的是属南京军区管辖的6410部队，军部在无锡，79师在苏州，80师在无锡，81师驻镇江地区。其次省军区在镇江属空四军的15师在硕放机场，硕放空军的驻地在无锡与苏州之间，空军在文革的后期也加入了“支左”，凭军事实力，在苏南地区支左的当然是非6410部队莫属。
    在67年1月下旬，先由驻军代表进入“红总”，在铁道兵团所在地和“红总”的中心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向“红总”了解了目前“红总”中心组成员的名单，及这些中心组成员的个人情况。
    在部队参加“支左”后的日子里，“红总”总部不断听到原“工联”的群众前往军部设立的接待处去“控诉”造反派对他们的种种迫害，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去“控诉”造反派的成员中还有许多是原驻锡部队的随军家属，大概在他们去反映的情况中，可能漏掉了文革初期，自身死保各级党委和自身的利益如何去揪斗“牛鬼蛇神”这段历史中，曾一度充当了“资反路线”的打手。他们去反映情况，自然会激起部队的“阶级感情”，同时作为军人，从首长到战士，他们也是人，也有思想，他们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在未参加“支左”之前，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早有了他们的观点，最主要的部队上面有军区领导，军区上面还有老将们的观点影响。
    一， 取缔“红总”
    66年2月8日，“支左”部队首先以武力取缔了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并逮捕该组织头头周XX。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2月X日“支左”部队宣布建材仪器厂主力军为“反动组织”，以予取缔。逮捕“坏头头”。
    这一文革动态首先由敏感的学生组织“长大6.26”兵团察觉，他们召开了“中心组会议”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必须对“支左”部队目前的行为作出反响，于是他们派出他们的联络员冷老师，向“红总”通报了他们学生方面决定在2月16日这一天举行全市红卫兵上街游行，以示抗议。
    从这时候起，无锡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队伍开始分化了。其实，驻锡部队一些领导人采用的这种手段，对无锡其他的一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采用了。只是绝大部分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认为，部队镇压无锡工人造反派组织是错误的，如果屈服于部队的压力，这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无锡绝大部分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坚持原则，坚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毫不犹豫地参加了“2.16”大游行。1967年2月16日，数万无锡红卫兵在无锡大街小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在游行中高呼：“坚决支持工人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在这次“2.16”学生上街游行中，原先以“9.2”事件中出了名的“抗大一机校”的红卫兵事先得到了“支左”部队中的宣传处长王晏的警告，王晏说如果你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他们的头头在王晏的警告下屈服了。于是非但决定不参加游行，而且在行动上向支左部队倾斜，在以“6.26”为首的学生游行时，在大街上刷出了“6.26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幅标语，这种屈服于压力，见风使舵，实在是识时务的聪明人，因为这种识时务的俊杰，使他今后能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因为他的聪明日后投靠更大的后台，最后被定为“三种人”而被赶下了历史舞台。“2.16”的学生游行，他们不断地高呼“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
    2月17日，“红总”方面集中了三、四千的主力军队伍，前面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紧跟着由“红总”宣传部负责人陆渭文扛着“红总”大旗在前领头开道，从学前街“红总”总部门口出发走中山路，崇宁路，经市公安局门口，绕道返回，游行队伍一路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无锡文革历史上“2.16”“2.17”二天的游行被定为“反革命游行”。
    学生与工人的二天游行之后，“支左”部队也作出了反响，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全付武装的军用卡车游行，并配有数十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高昂激烈的词语要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镇压，再镇压!打击，打击，再打击!
    2月28日中午，支左部队一个武装连包围了“红总”由无锡市公安局配合宣布“红总”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当场逮捕了“红总”主要负责人金坤泉，江汛，周炳荣三人，把“红总”工作人员的自行车堆集在一起拍成照片，把“红总”向市委领用的经费摊在桌上拍照，这些照片就是“红总”“抢劫”财物的“罪证”。“红总”这个造反派的“龙头”被砸烂了，原“工联”的人员， 弹冠相庆，各单会把主力军人员低头，受斗争批判。红总除三个主要头头被抓之后，其余工作人员数十人被公安局集中审查。无锡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取缔造反组织，在北京出现了众位老将与副总理“大闹怀仁堂”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事件。
    中央斗争的反复，反映到地方上，造反派是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批斗的受批斗，一时间数十万之众的造反派“万马齐喑。”早春三月，太湖之宾寒气袭人，而此时的人心更冷，造反派由地面转入地下，原“工联”人物由地下进入面上，一个天翻地覆。
    附四十年前文革，<红总>中心组成员老照片四张
    二、二中“七.五”树战旗“红无锡报”静坐
    经过1967年2月到3月的逮捕、审查和批斗，除了上面所说的以邹海根为代表的“红卫兵”外，无锡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解散了。无锡的文化大革命就象被春寒打蔫了的秧苗，没有一点儿生气。
    1967年4月，正好是农历的阳春三月，这是个百草回春、大地返青的季节。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周国彦、傅耀良等返回无锡，组织了“又来了”战斗队，把毛主席在北京怒斥“二月逆流”的春风带到了无锡城；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报刊上，也出现了为造反派说话的文章。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撑腰，被踩在脚底下的无锡造反派又开始活动。一批以陆渭文为首的在公安局接受审查的“红总”工作人员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除了上面所说的舆论情况外，据当时27军宣传处处长在2000年写的“回忆录”中说：尤太忠（27军军长）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会议安排他第二个在会上介绍27军“三支二军”中的经验。第一个介绍的是青海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全国第一个向造反派开枪的人）。他介绍取缔青海“8.18”造反派的经验。他正在介绍时，林彪突然来到会场。他宣布青海军区取缔“8.18”造反派是“反革命事件”，下令逮捕赵永夫，解散军级干部会议，立即在全国展开痛击“二月反革命逆流”的斗争。这一军队内部的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对无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月下旬，骄阳当空，火红的石榴花在阳光下照射下显得格外的鲜艳。一阵阵春风开始化解“二月逆流”在造反派心中留下的寒冰。受压的造反派要翻身，要求解放，可是，驻锡部队仍旧不肯承认介入无锡地方文革时镇压造反派的错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造反派与部队发生矛盾时，不能采取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怎么办？怎么样才能既保住驻锡部队的面子，又能督促驻锡部队纠正所犯的错误。无锡的造反派都在想办法。当时无锡市二中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即“7.5造反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可以从要求“红无锡报”（当时的无锡日报的名称）承认批判“6.26”是犯了方向路线为突破口。这样做，表面上是针对“红无锡报”而不是针对驻锡部队；而如果“红无锡报”能真正承认了错误的话，也就等于驻锡部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时候，驻锡部队就会自己纠正前段时间所犯的错误了。当时市二中的红卫兵认为，驻锡部队只要能认识错误，就会改正错误。但是，如何能促使“红无锡报”承认错误呢？你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无锡报”不理睬你怎么办呢？我们既不能采用不合法的手段，又要迫使“红无锡报”回应我们的要求。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中心组商量了多次，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时候，“7.5造反团”的负责人匡建中在翻阅学校图书馆书籍时，看到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仔细阅读了宪法。当他看到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结社等自由的条款时，一个大胆的设想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召开了“7.5造反团”的中心组会议，在会上他提出：“红无锡报”在2月、3月间发表了大批的攻击轻院“6.26”兵团的文章，这是攻击红卫兵小将的明显错误。我们可以抓住“红无锡报”的这个明显的错误，贴出声明：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如果三天后“红无锡报”仍拒不承认错误，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就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写在标语牌，抬着这个标语牌去“红无锡报”社门口静坐示威。“红无锡报”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的静坐队伍就一天不撤。由于这个办法中没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又能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设想得到了“7.5造反团”中心组全体人员的赞成，并讨论好了分批去静坐的名单、争取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支持的联络工作等。
    1967年4月23日，“7.5造反团” 贴出了要求“红无锡报”在三天内向全市人民公开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声明；贴出3天后，“红无锡报”仍无承认错误的动静。“7.5造反团”又派人去交涉，“红无锡报”仍不予理睬。1967年4月26日上午，无锡市二中“7.5造反团”的第一批自愿去“红无锡报”门中静坐的队伍，在匡建中的带领下，抬着写有宪法条文的标语牌出发了。当二中“7.5造反团”数百名红卫兵在“红无锡报”门口静静地坐下来之后，无锡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政策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斗争开始了。当天下午，二女中红革会的红卫兵在沈红军带领下参加到了静坐示威的行列；市一中“红革会” 的红卫兵在马金山的带领下来支援了。紧接着，锡师“8.18”、八中“8.18”、二女中“红革会”、机床技校“4.15”、七中“4.23”、“抗大红旗”、抗大财会战校由李福阳带队下进入静坐现场，“农机红旗”等全市各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起来声援，并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静坐的行列。一批“6.26兵团”的大学生，也到现场， “九.一三”火箭造反司法部为中学红卫兵们的静坐示威维持秩序，防止外人破坏。红卫兵们的战旗一面面地增添，他们的队伍逐渐增加到几千人。当天晚上，经过参加静坐的全体红卫兵的代表讨论，决定除了继续静坐以外，自愿以绝食抗议的形式强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红卫兵们不顾白天的烈日和晚上的寒风，静坐绝食；从第二天开始，队伍中已经不断地出现有人昏迷倒地，但清醒着的人仍旧坚持斗争。4月底，静坐绝食仍在进行着。这时候，随着北京反“二月逆流”斗争的形势的明暸，在27军干部内部对红卫兵静坐绝食的看法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表面上是以军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为一方、以宣传处长王晏为代表的另一方）。由于受到北京政治形势的转折和地方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27军委派了作战处的解经伦处长出面与学生代表匡建中进行了谈判。由于绝食，谈判前匡建中已经接近昏迷。在接受注射了一支葡萄糖盐水后，匡建中向解处长阐明了学生尊重部队，同时又要求“红无锡报”承认错误的想法。经过2次谈判，解处长代表军管会承认了“红无锡报”在前阶段批判“6.26”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谈判结束后，由各参加静坐绝食的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宣布静坐绝食取得胜利。1967年4月30日下午，几千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喜悦的心情红卫兵，返回了各自的学校和家庭。这次静坐绝食胜利结束后，静坐绝食临时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加上“6.26兵团”，开始组建无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红代会（筹），以此代替因被“二月逆流”的打击而自行解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总部”。
    如果说1966年9月卜岩一张“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市，支持了受压的学生，为文革中无锡“工人运动”的提前爆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1967年4月在“红无锡报”门口的静坐，是以无锡市二中“七、五”造反团为首的红卫兵在无锡文革中又一轰动全市的英勇之举。这次行动的胜利，不仅为轻院“6.26”兵团向“红无锡报”讨还了公道，而且实际上是为“红总”这个无锡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平反铺平了道路。这是学生支持工人，使无锡文革进入第二高潮的重要转折。
    三， “红总平反”
    “红无锡报”事件的中学生斗争的主题是为轻院“6.26”兵团讨还公道，实质上是在“资反路线”围剿造反派的包围中发出了“反围剿”的冲锋号，杀开一条血路，为“主力军”的平反铺平了道路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红总”平反已是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聪明的支左部队主角王晏，想出了新花招，在5月份，他先找原“红总”中心组成员殷松勤等人去27军军部，找他们谈话，他的谈话要点是企求让殷松勤等人站出来，作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用原“工联”的群众作为核心班底，重新建立造反组织，“我们部队支持，一切费用等由部队解决。”殷松勤是由建筑系统推荐到“红总”的代表，35、6岁年龄中共党员，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像参军一样怀着一颗保卫国家的赤子之心，投入了文革运动，出于对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理解，有自己的信念，在原则问题上不能为自己的私利而变节。当他听完王晏讲话的含义之后，他当即回绝了王晏的“好意”，他不愿意接受用造反派的牌子去扶植一个保守派的“造反派”队伍。王晏的第一次收买造反派失败了。于是王晏他们就找到了无锡机床厂主力军人员周锡林充当了他的代理人，于是在工人中挂起周锡林的牌子，在学生中找到了“无锡抗大一机校”的邹海根，召集了原“工联”的人马，树起“十三系统”（按行业划分）的造反组织。一个由部队一手扶植的新的保守派诞生了。
    5月底支左部队决定为“红总”平反，在狱中放出了金坤泉，周炳荣二人。江汛于67年8月出狱，金坤泉等人的出狱后，主力军的战友们为他庆幸，到他门上去看望他，殷切地希望他带好主力军这支队伍，但金坤泉当即表态，“我不敢了，里面（监狱）日子不好过的。”“红总”的一大批老人员再三劝说，金始终保持不想再干了的态度，人们出于无奈，但又必须“保住”这块共产党员及老造反的“金字招牌”，只能让他挂着牌子随意他在家休息。“红总”的主要头头被三个月的“官司”吓退了，主力军队伍不能跨，于是数十万主力军的领导及指挥责任，落到了军方背后称之谓“黑秀才”的陆渭文身上。在红总平反前，第四届红总中心组调整由金坤泉（挂名），陆渭文，殷松勤（党员），陈书刚（轻院老工人党员），章传贤（党员市劳模）等。
    6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上召开了十万人的“主力军重震军威大会”。上午九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次平反大会的主力军群众们喜气洋洋，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跟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旗飘扬，几个月来放在口袋里的主力军的红袖套，从新套上自己的左臂，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由这个当时29岁的年轻工人陆渭文站在宽阔的主席台中央支持了这次会议，他操着带有浓重的常熟土音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头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呼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台下十万主力军同时振臂高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毛主席诗词，作为大会主席的开场白。
    会上由“6.26”兵团负责人浦湘海发言，由清华大学“又来了”战斗队代表众多的外地学生代表上台作祝贺词，在十多位代表发言之后，会议宣布结束。
    经过了这段曲折的历史，教育了人们，革命造反的目的是一致的，命运一也是相同的，从此无锡地区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部自动倒旗，全部同意称主力军，在这时“红总”的内部组织作了明确的调整，“红总”下属十二个兵团。
    一兵团，（建筑兵团）下面还有辖管的小兵团。
    二兵团，（财贸兵团）
    三兵团，（纺织兵团）
    四兵团，（重工兵团）
    五兵团，（轻化玻陶兵团）
    六兵团，（交通运输）
    七兵团，（轻工兵团）
    八兵团，（塑料系统）
    铁道兵团，（无锡火车站）
    电讯兵团，（电讯系统）
    邮电兵团，（邮电系统）
    市机关兵团，（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主力军队伍号称三十万之众，实际估计在20万左右。
    从另外一方，在支左部队扶植下的“十三系统”改名为“九、二革命串联会”（简称“九、二”）从此无锡地区的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正式确立，“六派”与“九派”，两大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工人阶级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由此开始。
    “红总”平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揭旧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盖子，于是在轻院内召集了由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红色公安战士”，市机关兵团等单位联合，对旧市委的斗批。这个“联合”名称一致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派联总”）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由于红总方面殷松勤推让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在才干上并不十分相称的年轻工人陆渭文任“总指挥”，真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由徐志纯，浦湘海为“付指挥”。这个“革派联总”在轻院内让十二位旧市委常委们大家坐在长桌上同“革派联总”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互相揭发当时旧市委所执行“资反路线”，会议进行了三天，第四天晚上在三阳街头，公开斗批十二位常委，也算是向全市人民公开汇报斗批当权派的实况，同时还表示了“革派联总”方面企求让这些常委在全市人民面前公开亮亮相，取得全市人民对他们的了解和谅解，并无摧残老干部的恶意，时局一步步地在向有利于“六派”方面发展。
    四， “大武斗”
    在“红总”平反前，曾发生过“火烧”小延事件，这是“六派”学生向“九派”学生发起的进攻，“红总”平反后，“6.17”事件是“九派”学生向“六派”学生进攻，在中途六派学生得到了主力军一兵团的拔刀相助使“九派”学生在砖头瓦片下头破血流的败走，但这些另另星星的冲突，不属于正规的大武斗。
    这时有一个武斗的巨大恶魔的暗影悄悄地笼罩着无锡的上空。这个恶魔真似的三国演义中杨修的吊丧中曰：“君在梦中，丞相不在梦中。”“六派”方面从上到下并没有意识接着来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相搏。
    66年6月中旬，据王晏《回忆录》第25页记戴的一段文字：“‘九、二’总部见‘红总’对他们的抗议不予理睬，反而把九个市常委藏起来，觉得‘红总’太有点猖狂了，立即决定进入战备状态。
    (1)，成立‘文攻武卫’（当时还没有这个口号，只能说武斗指挥部）聘请五位高级参谋，一位是军队转业的英雄团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团参谋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坦克团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侦察处长，一位是军队转业的师政治部主任。
    (2)，挑选大批转业复员军人组建四个基干团，担任应急任务。
    (3)，选准‘红总’主力队伍，给予狠狠打击，以示警告。
    按，原九派观点的无锡搪瓷厂团总支书记刘祝林，批林批孔时，公开在无锡当时的三阳门前贴大字报揭露，曾担任”9.2”武斗高级参谋的董万华，在一次布置武斗的会议上表示，打人[武斗]就他膝盖骨，让他终身无反抗能力.这就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对待无锡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主导思想，所以无锡的两大派武斗，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谁是真正挑动两大派武斗的罪魁祸首，也同样是不言自明的.
    这天，（准确时间应是67年的6月20日）下午1点，‘九、二’派出基干团六百多人，突然袭击主力军建筑兵团指挥部驻地，因为建筑兵团没有预防，只一个小时就把整个建筑公司全部捣毁了，打伤七八十人，烧毁了旗子，牌子和一切办公用具……”
    大武斗 1、“6.20”事件
    作为“九、二”后台的王晏文字记述，真是这个称为无锡大武斗的开端“6.20”事件。
    6月19日晚，西门桥附近又发生了自发性的武斗，现场人头挤挤，这天正好“红总”有陆渭文，陈书刚等人值班，得悉在西门桥地区发生武斗，情况不明，这时由主力军群众来“红总”报告情况，并请求总部派队伍前去增援。当时值班的陆、陈等人因对情况不名，为避免事态的扩大，故没有派队伍去增援，但有一点比较明确，近几天来，市内不断发生武斗，事态日益严重，目前是军管时期，军队有责任出面制止武斗的权力，故当晚作出决定，明天（6月20日）组织主力军游行示威，目标是去军管会请求军方制止武斗的发展。
    6月20日中午，主力军数千队伍按计划集结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军管会，办公所在地--无锡饭店时，竟发现军管会人去楼空，不见一兵一卒，军管会在当时是无锡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何不见人影呢？回想历史，在国内战争时期，由美国大使出面调停国共二党的矛盾，当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就绪，美国大使就宣布“调停无效”走之夭夭，可以让国民党放开手脚向解放区大肆进攻。当时军管会不宣而走，也是附合这个道理。当陆渭文带领的游行队伍真在找不到管事的主人，处于为难的当口，忽有人来报告，主力军建筑兵团受“九、二”攻击，同时“九、二”武斗队伍已包围轻院“6.26”，陆在人民路段得到二个消息，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赶奔建筑兵团所在地救援，一部分队伍自由散去，自己亲自率领500名左右的队伍赶奔轻院前去“解围”，陆渭文带领了这支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赶到轻院时并无拳脚相见的武斗，只是以声势逼退了“九、二”队伍，从这晚起，陆渭文作为“革派联总”的总指挥，暂时脱去了斗批旧常委的职能，挑起了“六派”方面指挥应付武斗的艰难担子。
    从这天起全市数千名工人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守在自己的据点里，第二天又有无数从农村赶来的“六派”农民进入轻院。“6.20”当天夜里，就有许多年轻人自动来指挥部报到，自动组成了在无锡武斗中的“五虎”队，其中有无锡市二位拳教师的徒子徒孙。一名叫许寿康，他的徒子徒孙，有王明华，苏金坤，小铁功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小猛虎”队，由叫名徐才宝的拳教师下面的徒子徒孙，有吴阿二，王波，王销，陈凡等二、三十名人员组成“游击兵团”，负责指挥部的保卫工作，另外还建有“小老虎”，“夜老虎”，“老虎警卫团”人称“五虎队”、“6.20”事件以后的第二天“六派”与“九”派之间各自建立了据点，这些据点的地理位置，处在“犬牙交错”之间，“六派”的大本营在轻院内处在青山弯向左，惠山方向延伸，市一中由主力军一兵团和一中的学生“红革会”驻守，再向前，由主力军“四兵团占领”绿阳点心店，四层大楼，西门桥畔“机电大楼”由主力军锡柴“东方红”驻守，六兵团驻大洋桥一带，七兵团一部驻守在湖光议器厂，市内现商业大厦[原称东方红商厦]，由“6.26”兵团等学生负责宣传广播等等。
    而“九派”的大本营设立在与轻院相对的“抗大机校”，轻院右面相隔二、三百米的“742厂”和荣院由“九派”驻守骨干队伍，在主力军四兵团对面是“九、二”的“二、八公社”（无线电厂）两军相对似同仇人，分外眼红，主力军四兵团与“九、二”的二、八公社相距最近，由于“九派”预作准备6月21日起，已全部冷兵器武装手执钢管做成的长矛，主力军方面不敢出面接触，只能是坚守防御，从工厂内弄来的罗帽，作弹子，用弹弓射向“九、二”，“九、二”群众当时还无钢盔，只能临时用面盆或者铝锅顶在头上作防御工具。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革派联总”立即召开全体总指挥部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总”主力军的一些兵团头头、“626”兵团头头、红代会（筹）负责人等数十人。在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保守派”用武力向造反派的反扑；同时又认为，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我们，“保守派”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争取他们站到造反派一边来，我们不能靠压服，要靠说服。因此，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文攻武守”。“文攻”，就是要加强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宣传；“武守”，就是要守住目前还在我们手中各基层单位和总部所在地，守住我们原有的宣传阵地。不要用武力去进攻对方，若对方用武力来攻打我们，为了自保，只好自卫。这些基本想法，贯穿了“六派”在整个武斗的全过程。后来，总指挥部又下令，对于在武斗中抓到的俘虏，一律不准欧打，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做工作争取他们；谁欧打俘虏，一律要严肃处理。正是这一决定，确保了在整个武斗期间，主力军方面没有打死过一个从“九.二”方面抓来的俘虏。而“九.二”方面认为，主力军队伍中牛鬼蛇神多，对于牛鬼蛇神就要打，以不打死为限。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在武斗期间有几十个被抓的主力军被活活打死。这是后话。
    6月21日，体育场桥发生二派冲突，“六派”派出队伍增援，“九派”已使用土制的燃烧瓶攻击，在这次武斗中有一名主力军群众躲在树上，可能是暴露了身份，结果被“九、二”一武斗人员将长矛从下向上对准这名“六派”群众，从肛门口内刺入，死于非命（这名“九、二”人员在文革后期被判刑）。
    6月22日，由无锡市印染厂技校学生（锡印九、一九）去无锡红星刀尖厂抢出一批向古巴出口斩甘榨用的古巴刀，领头去抢刀的学生陈X，文革后期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批抢来的古巴刀当夜就武装了“六派”的武斗队伍。从这时起“九派”是长矛，“六派”是大刀，“大刀”“长矛”势均力敌。
    大武斗 2、西门桥“6.23”事件
    “6.23”事件。6月23日晚上，在西门桥至“五爱广场”路段人头挤挤，大部分人是在马路二旁看热闹，一边是主力军占领的“绿阳点心店”，一边是“九、二”的重要据点“二、八”公社，这时有七、八个十多岁小孩子，他们自称为“红小鬼”，人们说他们懂事吧？不见得。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吧也并不一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可能认为“主力军”好“九、二”不好的“六派”观点，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思想感染，所以才会称自己是“红小鬼”，这批“红小鬼”究然大胆妄为，在“二、八”公社门口放火，他们与“二、八”公社的敌对行动立即受到“二、八”公社内“九、二”的驱赶，这时正好由“锡印九、一九”的学生组织，100多人的队伍，自由行动经过“二、八”公社门口，见到“红小鬼”们受欺，即上前帮助，“九、一九”的学生年龄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嫩皮嫩骨，在“九、二”武斗人员面前简直是一盆豆腐，不堪一击，被打得头破血流，败阵下来逃回指挥部报讯，“九、一九”队伍被打散，由三兵团一部群众前来支援，被"九.二"用长矛刺死俩名纺织厂工人.又正好“小猛虎”队二、三十人从市区返回指挥部途径“二、八”公社，见状立即接替了学生，“小猛虎”正好昨夜在“九、一九”手中接过了一批古巴刀，古巴刀敌住长矛，双方对阵。轻院指挥部见到跑回来受伤的学生，又接到从市内的灯光讯号在手工业商场楼顶上用红黄白三色灯光向指挥部报告市内发生了武斗，指挥部根据这一情况先后派出了一兵团下属的“房管兵团”，五兵团一部约500人左右的队伍赶奔前去增援（增援队伍大部分没有兵器）双方以四路纵队的队形，僵持在从西门桥下到“五爱广场”的路面上，当时的局面“九、二”进出的大门已被封住。“九、二”百名左右的武斗队伍处在被人群的包围之中，（正面是手执古巴刀的主力军，周围是围观的“六派群众”右前方是“绿阳点心店”的主力军据点，后方是“机电大楼”主力军“锡柴东方红兵团”，据点内在摇旗呐喊助威，围观中的“六派”群众还不时地向“九、二”发出砖头瓦片的“暗器”，正在“九二”处于劣势的时候，又有主力军六兵团数十人问讯后从“锡师”出发向西门桥奔去，这批运输工人，有的上身赤膊，下身穿条短裤，有人甚至光着脚板，个个是五大六粗的壮汉，一阵奔袭从西门桥上向“九、二”的背后杀将过来，“九、二”队伍腹背受敌慌乱了，真是兵败如山倒，败兵向西门桥二侧散去，向右“棉花巷”，向左“棚下街”，谁知在旧城没有改造的“棚下街”下去是一级级的石级，人轧人，互相挤压，不少人跌翻在大地上，无情的古巴刀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向下砍去……，一个又一个的“九、二”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这次事件的结果“九、二”留下了9条不能动弹的死尸。
    直到黎明前主力军队伍整队返回轻院。这次事件，如果发生在反对外围侵略者身上，那些打了胜仗的战士凯旋归来，一定要庆功表扬，但这不是对敌斗争，主力军内部“军心”亦发生了微微的震动，有一部分主力军群众偷偷地离开了他们集中地，有的从此远走他乡投亲，靠友“避难”去了，他们是怕死吗？可能有一点，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不忍心见到这种无为的流血与牺牲，作为“指挥部”当然知道这种倾向，但作为群众组织，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对群众的态度只能是顺其自然，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绝不用“纪律”去强留任何一个人。
    大武斗 3， “6.27”火烧铁甲车事件。
    6月27日下午，因为轻院与“九派”的荣院和742厂相距只有三百米左右，实在是近在咫尺之间，下午三点多钟，由无锡化工学校的几个学生，在荣院边上捡起地上的砖头往里面投掷，引起双方互为砖头石块的掷投战，以后化工学校的学生被砸开了头，血流满面。
    下午4.5点钟，由“小猛虎”队出动对付荣院的“九、二”，即着又从轻院内开出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向荣院方向开去，站在轻院化学楼顶的总指挥陆渭文见状，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即单身下楼，意在阻止自己的队伍继续向荣院方向开进。在这辆消防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车内还坐着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名叫杨树华，小杨生得清秀可爱，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三兵团主力军）留在战乱中的轻院内，今天他身上打扮成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卫生员，身上上身口袋中装满了红药水，纱布，消毒棉之类的急救物品，他什么时候留在车子里，为什么要进入车子的目的谁都不清楚，当这辆红色消防车经过荣院时，被“九、二”拦截，“小猛虎”队的王明华见到车子被截，急忙上前一手手执单刀，一手抱着驾驶员逃离现场，小杨与车子便成了“九、二”方的俘虏。这个14岁的小杨在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敲掉了牙齿，抛尸在荒野。
    在5点多钟时，身为总指挥的陆渭文只身前往荣院方向走去，准备唤回自己方的队伍，这时在荣院内开出二辆“铁甲车”，前面一辆是用五吨卡车改装而成，整卡车用10cm/m厚的钢板封闭起来，在驾驶室前方留着两个大饼大的园孔，园孔中间用5厘园的铁条一根根地焊好，似现代人家的防盗门上的条子，车下面只露出三分之一的轮胎。后面一辆是用公交车改装，在每个玻璃窗口封上2.3cm/m厚度的铁板。二辆铁甲车在前面S形地开路，S形地前进目的是撞人，二辆车后面紧跟着四、五十名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九、二”武士好似现代战争中在坦克掩护下的冲锋队伍，当第一辆“铁甲车”向轻院方向冲来，离陆渭文接近约十米距离时，陆已经无法退回轻院，只能随身一转，向身边的轻院学生宿舍内躲去，并一直奔向学生宿舍的楼顶，这时“九、二”武士已经把学生宿舍包围。大约再过去了一、二十分钟，轻院门口已浓烟滚滚，包围学生宿舍的“九、二”也随之撤走，这时陆渭文立即赶回轻院门口， 但见前面一辆铁甲车在撞到了路旁二、三棵手臂粗小树之后，轮胎被卡住动弹不得，并且车身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第二辆铁甲车已逃之夭夭，周围围满了主力军的群众，陆见状就呼叫众人，赶快抢救，围观的人告诉陆“来不及了”，据说，车子被卡停后，立即起火，外面的人高喊：“缴抢不杀”。在车厢开处，先由一名“九、二”握着长矛冲杀出来，这第一个冲杀出来的“九、二”被人一刀砍伤，掷进车内，以后车里的人就抱成一团，死命不肯出来，现在要救为时已晚，只有一名驾驶员被火烧伤后，被主力军从车内拖了出来，现在正在抢救，这次“6.27”事件待到第二天早上，火熄车冷以后，才从车内钩出了九具被烧枯的尸体。全车除驾驶员一人被主力军所救外，无一生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如果不是有人挖空心思地制造这秘密的杀人武器就不会有这种恶果；如果不是以害人之心，就不会兴冲冲地放下手中的晚饭碗钻进这辆自缚手脚的“铁甲车”；如果车内的死者肯放下架子，举手投降走出车厢，也不至于使自身“灰飞烟灭”；如果他们的冲锋队不将“六派”的总指挥包围在学生宿舍，形成火烧铁甲车的现场“群龙无首”的状态，后果就不一定如此严重。这一事件的后果有谁来承担呢？在《血火痴情》的作者笔下，对遇难者临死前写下了许多心理描述，这是小说中的逻辑推理，这些逻辑思维忽略了点，就是这些死难的灵魂深处，中了“血统论”的毒太深，他们无法理解主力军大部分群众的善良心情。他们认为主力军是无恶不作的魔鬼，于是他们放弃了生的渴望，而选择了死的道路，四十年过去以后对于那些挑动武斗，设计制造这种杀人武器的人，不知他们的内心是否内疚，是否有所反思，及忏悔，当然对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反思的思维能力。
    “6.27”事件发生之后，对两派群众组织内部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就“六派”方面来说，头头们已感到武斗的形势日趋严峻，在不断地升级。这里要引出“六派”方面的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原轻院的副院长--何泄，何泄四十多岁年龄，是原X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地方后，在轻院任副院长之职，文革中学生造反，何泄表态站在“6.26”兵团一边，因此“6.26”的学生称他为“革命干部”，受到“6.26”学生的尊重，“6.26”对何的尊重，也是整个“六派”群众心目中尊重的“革命干部”。他在整个武斗中一直在轻院，当“6.23”，“6.27”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他的年龄，经历，他当然比起年轻的学生和主力军群众更清楚以后的后果会怎样，“六派”原来所占据的地方大多是学校，物资、资金和设备匮乏，难以支撑这愈来愈严酷的局面。“九派”可以利用所占据的工厂的设备制造长矛、装甲车这样的武器，而“六派”手中除了那批“古巴刀”外，无法寻求更好更多的武器；几千人的吃饭问题、伤员的治疗也是这些学校难以承受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就有了找一家大型工厂作为后方基地的想法。6月28日前后，红代会（筹）的负责人、二中“七.五”的匡建中带了一批人去处于东北角的大型工厂国棉二厂作了侦察，发现国棉二厂已经停工，食堂、医院一应俱全。他随即向总指挥部作了汇报，建议派一队主力军占领国棉二厂，把国棉二厂作为“革派联总”的后勤基地。这时候，“革派联总”指挥部对大局起指挥作用的实际上是三个人：陆渭文、浦湘海、何泄。当时何泄，可能考虑今后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于是他在寻找“退路”，他表面不动声色，却秘密地找“6.26”兵团中心组成员商量，准备他将“6.26”兵团的学生拉出无锡，让主力军单独留在无锡顶住局面。他的这一设想并没有被纯真的学生接受。于是在6月28日，指挥部根据何泄的建议，将指挥部从轻院转移到在周山浜的国棉二厂内。“指挥部”的转移，客观上反映了，1，何泄的内心打算，2，动摇了军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武斗形势的格局，原来“六派”与“九派”之间所设立的据点，是各占“半壁江山”，而从“六派”指挥部转移之后，在无锡市区，“九派”控制了“东南西”三面，“六派”的实际控制区缩在北面一角。当时的“六派”防区，由六兵团驻守“中国饭店”“航运大楼”，实际上是守住大洋桥。火车站是铁道兵团，坚守岗位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兵团。铁路后面是周山浜国棉二厂，七兵团等驻“湖光仪器厂”，一兵团，十二中学生守市一中，四兵团守绿阳点心店，仍未变动。而每个据点，仅有数十人，并没有武斗能力。六兵团是一个有实力的兵团，头头叫李文庆，他26岁，部队复员军人，但在武斗中李文庆基本上是“佣兵自保”，对武斗形势采取观望态度。
    7月2日晚，“九、二”武装冲进轻院校内，对留守学校的少量学生发起攻击，只烧去了校内的大字报棚，并无伤亡。
    大武斗 4、“7.3”大撤退前后
    7月3日傍晚，忙碌一天的陆渭文在“指挥部”的屋角里沙发上偷偷地闭上已经十分倦劳的双眼，养足精神。这时有一个属六兵团的小青年，急匆匆地奔来，将陆推醒，神秘地告诉陆“我们六兵团全体马上出发去上海‘休整’”。陆急忙翻身起来问：“是谁决定的？”“我们头头通过何泄同意。”小青年说完就匆匆而去。陆得到这个消息不能再休息了，于是找来浦湘海，王明华等兵团负责人，召开了“指挥部”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陆渭文，先将六兵团私自撤出的消息告诉了大家，然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六兵团撤走上海，等于将我们目前防地的大门主动打开，火车站就暴露在‘九、二’面前，如果‘九、二’控制了火车站，我们指挥部就好比将可能是‘瓮中之鳖’，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为此陆向大家提出建议，立即将主力军队伍撤出无锡，当大家接受了陆的建议后会议上进行了第二个主题争论。“撤向何方？”有人说我们也去上海，根据陆渭文心中把握的“有理，有利”的“尺寸”，提出应该撤往南京，“理由二点，一、南京是省军管会所在地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省军管会告状。二、南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虽然他们内部之间有对立的观点，但这两派都是支持无锡主力军的。”陆的撤离方案被大家所接受，当时作出决定：在10点钟将撤离无锡的决定传达到兵团一级，在11点钟传达到群众，为了队伍的安全，不准提前走漏消息并由陆派出周炳荣一人前往火车站，通知“铁道兵团”，在今晚11点前为主力军撤离队伍准备一趟列车，铁道兵团头头，陈志文（文革后期入狱，出狱后病故）高汉卿（在深挖“5.16”中受迫害致死）龚太泉，三人，他们是车站调度室的文职人员，有能力有权调动列车，等到10点半左右，由周炳荣回报“铁道兵团”已将一列有20多节车皮开往北方运煤的货车，停靠在“木专线”上候命出发，一切准备就绪，在午夜11点半左右，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在国棉二厂将睡梦中的主力军唤醒，只通知转移，并无诉说撤退，于是在国棉二厂内二、三千之众的主力军男男女女，秩序井然的列队出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主力军作出撤离决定后，指挥部即去通知“革命干部”何泄，但来人回报，在1小时之前，何泄带着一名“6.26“的亲信，化了装，已不别而行，扬长而去了。）当整个队伍撤离国棉二厂时，指挥部的警卫人员向陆渭文请示：“12位常委怎么办？”“全部带走。”“还有几名‘九、二’俘虏怎么办？”“就地释放。”（包括“6.27”事件中的铁甲车驾驶员在内）此时7月的午夜天气闷热，在主力军队伍登上列车后，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列车在雷雨中启动，徐徐向北面方向开去。
    7月4日上午，9至10点钟，在宁静的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批身穿汗衫，短裤，拖着拖鞋，有些人手里还提着古巴刀这样不伦不类的人群，引起了南京市民们的惊奇，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议论纷纷，这支无锡主力军队伍都往南京省军管会方向集中。江苏出现了这样的大事，省军管会不会无动于衷，当天中午就有省军管会三位首长，接见了无锡来的陆渭文、浦湘海等三、四人，这三位军首长，一位是梁辑卿，一位是杜方平，一位是吴大胜，当时总称为“梁、杜、吴”，在这次接见中由善于严词的浦湘海向省军管会首长汇报了无锡发生的武斗，并请求省领导能给予支持，这三位首长耐心地听着汇报，最后表示，你们既然来到了南京，先把你们的人安排住下来，你们的问题由我们同无锡市军管会来商议解决，热情的南京两派群众组织亦主动前来联系，拉无锡主力军这支队伍到他们单位去具体地落实吃、住等问题“革派联总”指挥部，“红总”这个首脑机构，被南京军事校院的“屁派”拉进了他们一处非军事区的大院内居住起来，主要队伍也集中在这里，其他学生等队伍，也被“好”，“屁”二派群众拉进他们的单位。近千名学生被安排在中山路307号省委招待所内居住。
    在“7.3”撤退中，虽然是“秩序井然”地离开无锡，但还有一部离开指挥部较远的据点，市一中，“湖光仪器厂”，等地，因为没有通讯设备，便成了撤离的遗忘之地，当这些据点里的群众发现“突然寂静”的异常之后，立即探听出指挥部已撤离的信讯，在7月4日凌晨之前便各自为政地带上自己的队伍赶上了去上海的路，同时在7月4日清早起，许多原在家中的“六派”群众，得讯后纷纷以上海为近的缘故逃往上海，这样便形成了无锡主力军在上海“华师大”，等地的集中地，以后建立了“上海分指挥部”。再说由李文庆带领的六兵团，十多辆公交车的队伍走常熟往上海方向而去，结果受到了常熟反对派群众的阻击，再转江阴，又遇困难，转辗路途，以7月4日上午也比较艰难地进入上海。“7.3”撤退在民间及某些官方的记载中由无锡市委内当权派的策划而引成，这不过是一种误传。甚至是对市委内吴镇、田洪等人的栽赃陷害。
    “7.3”撤退以后的无锡当然是“九、二”一统天下了，从7月4日上午起“九、二”各基层单位纷纷出动队伍抓捕留在无锡的“六派”群众，正如王德骥先生最近出版的文革小说“清清太湖水”中描述的那样“铁滚皮鞭顿时雨点般打在被抓人的头上，腰上。倒似乎象当年红军撤离之后，地主还乡团进村向农会群众报复那样，抓、打、杀的疯狂。无锡铸造一厂主力军头头之一鲍惠兴（电工）从“红总”平反后，特别在武斗期间，由于身体欠佳，故而基本上已退出了“是非”圈子，班不上，一直在家中打打扑克，消遣时光，谁知在主力军撤走之后，你要想安稳，可人家还是把你当作“敌人”，被本厂“九、二”抓去一顿敲打，半死不活，再把他捆绑在电线杆上，身上绕满了绳子，直至他的胫部，鲍惠兴有气无力的瘫下去，结果被胫部的绳子勒死身亡，“九、二”群众将鲍的尸体抛入太湖，（文革后期，二名杀害鲍的替罪羊判了有期徒刑6年）这期间，太湖漂浮尸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不管算是“红色恐怖”也好，还是“白色恐怖”也罢，无锡在恐怖的笼罩中，人性被兽性所代替，恐怖的消息不断从无锡逃往南京的人口中传来。前往上海的六兵团数百人，也由水路奔向南京。市机关兵团数百人员也由上海经水路来到南京，在宁负责对12名常委的生活管理，并在宁期间组织过两次小型斗批会。武斗能把“六派”的群众赶出无锡，着实在是个好经验，无锡的魔爪在向周围城市伸去。常州没有几天时间武斗也把常州主力军赶出常州，苏州武斗把“踢派”打到城市的边沿，“踢派”群众不断地向外发出阵阵的呼救。
    无锡主力军在南京军事学院得到了暂时的安置。陆渭文主持带好这支队伍，上管“国家大事”下管“肥皂草纸”，浦湘海每天奔走在外，与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等保持着外交联系，无锡“红总”的头头金坤泉带着他的老婆在这支队伍中避难，7月10日左右，“小猛虎”队全体接受了南京“好派”的要求去X地占领一个“据点”，这处正好是百货公司，任务结束后，有整卡车的生活用品运回军院，傍晚，由“小猛虎”队队长苏金坤叫人把自己的身体用绳索捆缚起来，效仿古代人向指挥部“负荆请罪”，陆、浦二人通知全体“小猛虎”队集中，“立正、稍息”，口令传出，小猛虎队队员立得整整齐齐，接受“训话”，指挥部表扬了他们自觉遵守纪律的榜样，并“迫使”队员们交出了实际需要的球鞋，毛巾等生活用品，并将这些抢来之物，仍用卡车运回原地。在乱糟糟的造反队伍中许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7月中旬，由“革派联总” 新任副总指挥匡建中带队，500多名无锡红卫兵到长江以北的大厂镇为“好派”驻防。为制造声势，这500多人举着红旗和铁棍，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来到江边，再分乘几艘江轮，直驶大厂镇。由于声势造得大，这批人在大厂镇期间，没有人敢来进攻。（后来，无锡主力军从南京撤到了镇江。8月下旬，这支500多人的红卫兵队伍被船接回镇江；这是后话。）
    7月23日，在官方的报道中传出了江青的就武汉“7.20”事件，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南京的无锡主力军一下子沸腾起来，许多人骂“指挥部”头头“右倾”，“你们看，中央首长都讲话了，你们带头撤离无锡就是错误的决定。”“文攻武卫”给受压的群众，原本满肚委屈的复仇心理火上加了一瓢油，同时“文攻武卫”也被挑动武斗者接过口号，披上了武斗的合法外衣，更嚣张了，整个文革的形势，变得更复杂，更激烈。
    无锡主力军中群情激昂，要“杀回无锡”。但苦无办法。由省军管会出面与无锡27军的交涉无效。摘王晏回忆录43页：“7月下旬，南京军区一位支持工作的领导，指示尤太忠（军长）马杰（政委）A主任（政治部主任吴戈华）三人到南京A、B大楼，解决27军‘支左’的问题。尤太忠，马杰决定带王晏参加……”时间不到十一点钟，一位秘书带他们四个人进了B楼，上了二楼会议室，还有十几个人都已经等在那里。等大家坐好后，那位领导说，今天请你们27军的人来，不是开什么会，是由我代表军区领导和江苏省军管会给你们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你们写的镇压造反派那个错误检讨问题。那个检讨我们都看了，觉得根本不像个检讨，不痛不痒，不象个样子。你们一点也没有放下架子，你们把人家一个几万人的一个组织给镇压了，把头头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几个月。你们还说这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理解怎么知道他们是反革命？这个检讨是谁写的？
    A主任指着王晏说：这是王处长写的。领导瞪了王晏一眼说，你这个处长有点乱弹琴，把你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里，我说这是不理解，你愿意吗？还有什么不理解呢。你们本来就是出来镇压的嘛。不是你们招待所有人布置的吗。你们要好好地写，写不好就要被动，现在你们27军够被动的啦，把这么多人赶到外面来，听说你们还使用坦克打他们。同志哥，这太不像话啦！你们看现在全军，全国都说话啦。同志哥，你们争取主动吧！等着中央说话就晚啦。
    尤太忠有点忍不住了，插话问“你听哪个说的我们开坦克车打造反派的？”领导说“还用听说吗？火车上，汽车上，大街上，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写着，还问个啥卵球！”
    领导不太高兴地说：不管用没用坦克打，反正坦克是有的，反正他们是被你们打出来的，反正你们的检查要重新好好写。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充实无锡军管会组织的问题。我们考虑，无锡驻军单位很多，他们应该参加军管会。空十五师，炮九师，无锡人武部，工程兵，还有海军航空兵，他们都应当参加，这样有了事大家商量着办就好了。只有你们27军一个单位包办，这样不好，你们回去做个准备，过几天他们的人就到了。
    尤太忠说：你不要学着文绉绉的说，你不就是要给我们掺沙子吗。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作风的问题，听说在取缔“红总”的时候，A主任就不赞成，你们硬是不接受他的意见，结果搞到这个样子。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听说A主任坚决主张“转屁股”全部支持“红总”，解散“老保”，你们还是不听，反而把“红总”打跑出来，同志哥，不行啦！军管会里搞那些没有路线觉悟的人，不是坏了事吗？应该把他们请出去，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手一挥说完了，老尤，你看还有啥格说话。
    尤太忠说：“马政委，你先说吧。”
    马杰说：（1）关于检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写，（2）关于“红总”是打跑出来的，还是有人指使他们撤出来的，是会搞清楚的，（3）关于坦克的事，请领导上打个电话问一问装甲兵部，不就清楚了吗？（4）关于A主任提出“转屁股”的问题，我们军党委讨论过多次，觉得屁股绝对不能转，若是军区党委认为一定要“转屁股“，就请下个文件，我们照着执行如果哪个领导个人意见，我们是不会执行的。（5）关于驻锡单位都参加军管会的问题，请军区与他们联系好，他们提出名单，什么时候到，我们都欢迎。
    尤太忠说：“我完全同意马政委的意见。”然后转身问王晏：“今天谈的都记下了吗”？
    王晏答：“记好了。”
    尤太忠又问那位领导，你还有什么指示？若是没有了，我们马上就走。说完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下楼走了。
    军党委常委会是在军机关会议室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马杰，尤太忠，王铤，徐学忠，A主任，秘书蔡惠然，因为工作需要吸收王晏，王明清二人参加会议，会议马杰主持，他宣布会议议程：
    1 讨论军党委的检查。
    2 讨论要不要“转屁股”。
    3 讨论要不要撤换军管会的人员。
    他接着说：“前几天，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受军区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的委托，召见我和尤太忠，A主任同到南京，向我们传达了以上三个问题的意见，他指示（1）我们党委取缔“红总”的检讨写得不象话，要重新写。（2）他说我们党委应该接受A主任的意见，彻底“转屁股”支持“红总”，解散“九、二”。（3）他要把我们军管会里没有路线觉悟的人请出去，（4）他决定驻锡的各个部队和南京步校，都要派干部参加军管会。这几个问题，我和军长在南京都表了态，我们俩的态度是不同意他的意见，若是一定要我们执行，就请军区党委正式下个文件，今天，我们军党委的常委都在，大家讨论我们在南京的表态，常委若是认为我们表的态不对，可以否定，按常委多数人的意见办，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要不要重新写，怎么写？
    王铤说：“你们在南京的情况，王晏昨晚已对我说了，我同意你们俩的全部意见，也没有补充。
    徐学忠说：“那么我看问题很明白了，屁股是不可以随便转的，好转老早就转了，要派人到军管会来的问题，那么要是军区相信27军，我们就自己干，不相信，我们就不干，叫别人来干，军管会是个军事机关，不是个大杂烩！”
    雪国衡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
    尤太忠说：“马政委咱们把意见再明白地说一下，检讨不再写，屁股不能转，军管会的人不需要清理，不要外单位来掺沙子。
    马杰说：“为了郑重起见，常委对上面的意见进行表决，赞成尤太忠意见的人请举手。尤太忠，徐学忠，马杰，王铤，雪国衡都举起手来。
    马杰又说：“反对的请举手。”A主任举起了手。
    马杰说：“常委五个人，四个赞成，一个反对，多数通过。
    马杰对蔡秘书说：“按照今天会议讨论的结果，正式给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
    27军在无锡“支左”中的态度如此的坚决地支一派，打一派，通过这段军方的内部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大武斗 5， “8.9”抢枪
    8月9日上午，南京军事校院内的“屁派”军人，来到指挥部找上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并将他们带到他们“外人不准进入”的办公室内，介绍了有镇江252部队李德康等俩人认识，同时在场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李德康热情地询问了无锡常州主力军情况，开口讲，你们无锡，常州主力军总不能老是蹲在南京，总要想办法逐步向本地靠拢才是，我们镇江“三代会”（镇江群众组织）欢迎你们到镇江去，并愿意帮助你们杀回本地，陆、浦、梁三人对李德康的承意表示了感谢。李德康又说：我们同这里的负责人，已商量好了，你们可以在今天下午把这里军院的枪抢了，带走。陆渭文，浦湘海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枪支的仓库在什么地方？”回答：今天下午你们行动时可以由“屁派”军人派人给你们带路。军院的人又详细地介绍了，他们仓库位置的大概方向。这里有一个武装连负责保卫工作的，他们的位置在那个方向，抢枪主要是仓库里的枪，仓库保管员，也是他们的人，等等情况做了较详细地介绍。这次商议结束，李德康从他们的小挎包内拿出了二支“五四”式手枪送给了陆渭文，浦湘海俩人，商议结束各自返回，做各自的准备工作。
    陆、浦俩人回到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各兵团头头，指挥部警卫班（游击兵团）“6.20”部队（原小猛虎队改名）等人。陆渭文把任务布置完毕。
    中午饭后，12点半开始，先由“游击兵团”的人走到由哨兵站岗的大院门口，先向哨兵敬了个礼，然而将哨兵抱住，夺下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哨兵解决后，才由千人左右的队伍，冲进了存放武器的大院，由内线带路，直进武器仓库，七手八脚地将仓库里的武器（没有弹药）尽数地搬了出来，由于这里的武器主要是军事教育所用。所以品种上从18世纪的木柄手枪开始，一直到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日本的水桶机关枪，苏联的各式轻重机枪，应有尽有。这次“抢枪”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结束，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的队伍和手无寸铁的群众组织，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这时252部队的李德康他们提出了改变原设想在南京本地整顿队伍的方案，立即通知镇江252部队派出数十辆军用卡车，将在宁的主力军全数当夜运回镇江，住进了镇江金山寺，陆渭文带二、三十人留守南京三天，亦去镇江。
    南京主力军抢枪的消息，当晚就传到无锡王晏他们的耳朵里，王晏要向“九、二”送枪，当然比主力军抢枪更方便，（王晏回忆录54页）：“周锡林和邹海根从无锡市人武部一位外号叫‘豆腐部长’的副部长那里得知，无锡市的民兵武器和弹药，都放在27军二号坑道里。这条坑道有二个出入口，一个通向武器库，一个通向弹药库。坑道离市区有二十公里，坑道口在一个大山的岙里，大小汽车都可以通行。看守坑道的是陆军八0师的一个步兵排。”这天上午7点钟，邹海根带领一女中“红革风雷”造反兵团和二女中“云水怒”兵团，共三百多人分乘十辆卡车向坑道进发。周锡林带无锡柴油机校造反派‘1018’兵团和动力技校造反派“小延”兵团共五百人，分乘十五辆汽车，随后跟进。半小时后邹海根的车队到达坑道口，哨兵放下栏杆，表示不准进入。
    邹海根跳下车，走到哨兵面前说：我是“九、二”中心组的邹海根，是到这里来搬运民兵武器的，哨兵拿起电话向值班室报告，不一会仓库主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走到哨位口，问邹海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邹海根笑嘻嘻的样子向主任招手，请他到跟前来，库主任走过来了，邹海根递给仓库主任一支香烟，主任挥手说“这里不可以吸烟。”邹海根收回香烟，又把嘴巴贴在主任耳边，低声地说：我是“九、二”总部的邹海根，现在“红总”要来进攻无锡，他们在南京抢了军事学院的枪，装备了自己。现在他们各种武器都有，还有飞机配合。我们“九、二”什么都没有，我们向人武部说好了，他们同意把民兵武器借给我们用，现在我就是带着人来搬的。
    主任问：“有批示吗？”
    邹海根说：“没有。”
    主任说：“没有批文不能搬。”
    邹海根说：“情况太紧张了，你先让他们搬，我陪着你一块到人武部去办批文。”
    主任说：“不行，那不行！武器不好开玩笑，我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要不我请示一下我们团长，你看好不好。”
    邹海根说：“来不及了，让我们先搬吧。”
    主任一再说不行，不行。我担不起。
    二人在说着，争着，三四个身材高大的女学生来到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说：“解放军叔叔，实在对不起，再晚了，‘红总’就要来啦！我们无锡人民就没命啦！”说着，几个人前后包围，把主任抱住了。主任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嘴里喊“太不礼貌了！太不礼貌了！”一个女学生把主任手中的钥匙夺到手里，朝汽车上的人一挥手，几百个人蜂拥而上，哨兵见势不好，拉响了警报。接着一个排三十多人荷枪而出。
    三百个女学生毫不犹豫把战士们团团围住，战士手里虽然有枪，但一点都没有用处，因为一来早就有命令不准开枪，二来他们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开始只是后退，后来退到坑道口，再也没有地方退了，嘴里叫着我们开枪啦！实际上毫无办法，七、八个学生包围一个战士，使他们不能反抗，也跑不掉。不多一会，连他们手里的枪也被夺走了，这时周锡林带领“1018”兵团也到了，这些小伙子冲上去拿钥匙就去开库门。门开不开，就用斧头砸，主任急着喊：“不要砸锁，我给你们开。”坑道门开了。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武器弹药全被搬走了。“8.9抢枪”，由不同的军方“后台”把现代化的武器明抢暗送地送到了两大派不同观点的群众手中，“武斗”在向更尖锐、更激烈的阶段上升。
    8月10日以后主力军方面由浦湘海带队又从镇江出发去扬州打开了一个抗日时期留下的弹药库与军院抢来的枪配套起来，完整地装配了主力军队伍。
    8月10日以后，陆渭文最后地到达镇江金山寺，便有252部队通知陆渭文、浦湘海二人去受江苏省军区赵司令的接见，赵司令大约五十多岁年龄、头发微带花白，同时受接见的有常州主力军头头梁炳生。宾主坐定，主人热情接待，中华牌香烟招待几位客人。首长说话保住一定的分寸，除了表示关心的话题之外，连明确的“坚决支持”都没有表明，一切尽在不言中，招待几位客人在省军区午餐。这次接见之后，便有252部队帮助无锡、常州主力军在金山寺等地进行军事训练。还在7月份流向上海的无锡主力军传来了上海当局对暂留在上海“华东师大”和“同济大学”二处的无锡群众仃发伙食费，目的是赶无锡人离开上海，发生了这一情况南京指挥部不能不管，将数千人的群众集体转移到南京集中，在条件上不允许。于是陆渭文主动地与主力军头头金坤泉商量:“老金，上海出现了这一情况，我们不能不管，我的意见是否请你带几个人一起去上海解决这件事，你看好否？”金坤泉很坦率地回答：“去上海坐火车要经过无锡，我害怕的，我不去。”陆渭文无可奈何只能自己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周国彦俩人，从南京乘火车经过无锡抵达上海“华东师大”，在和许多群众见过面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陆渭文发现在沪的人员中有轻院王国栋老师在内，于是在上海帮助他们建立以王老师为首的六、七人为上海分指挥部的领导班子，全权处理上海主力军的一切事宜，陆渭文这次到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无锡主力军的吃饭问题，于是就东奔西走的找关系，当然第一个首先想到“上海工总司”这个工人造反组织，想寻访他们的头头王洪文。与他商量，祈求他的帮助，陆渭文找到了上海国棉X厂王洪文的“老家”，王洪文没有找到，却见到了几个曾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小兄弟”们。陆渭文向他们表明了这次找王洪文的来意，这帮“小兄弟”对陆说：“侬不要去找伊(上海话他的意思)，这个小赤佬现在找不到伊了，找到伊也不能解决问题，伊现在到东到西身边有个军代表陪同，一切问题都要军代表表态，伊才敢作主。”陆渭文听了这番对王洪文的近况介绍后，心中就想用无锡人的土语说法“这个表浆呒不(无锡土话，不够交情之意)交易的”以后陆对王洪文产生了一种轻蔑的看法。以后在王洪文奉命到无锡来“作报告”，并没有见到主力军的热情态度，只能受到“九.二”群众的欢迎，在陆渭文等人的眼里“王洪文算什么造反派？它只不过是张春桥的傀儡代理人而已”。
    同期上海出现了“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的武斗事件。“工总司”出动十万人马封锁了上海郊区进入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的农民，对“上柴联司”进行了一个个车间，一座座大楼的强攻，使“上海柴联司”的造反派在孤不敌众的情况下伤残无数的后果。使陆渭文拍案而起，心里骂张春桥披着左派外衣，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实际上是啥人不听张春桥的话，他就镇压啥人。陆的这种思想直到68年陆逃到徐州的所谓“流亡政府”时，由陆亲自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中暴露了对张春桥的看法，以后被无锡当局抓住“辫子”定了陆渭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这是后话。
    陆渭文这次上海之行是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上海分指挥部成员的努力，才解决了留在上海主力军的吃饭问题。8月中旬，苏州踢派与支派的武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苏州由27军79师支左）踢派又面临被打出苏州的危局，踢派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向上海无锡主力军求救，上海主力军分指挥部负责人王国栋即派人前往镇江，说明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出武装力量，支援苏州踢派，总指挥部接受了这一要求，由陆渭文派出一支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为主体的武装连，一百人左右取名为“7.22”部队随上海分指挥部来人奔赴姑苏城，从此随这支“7.22”部队之后，大批在上海的无锡主力军涌进苏州，经过多次激烈的巷战，帮苏州踢派守住了苏州城。
    到文革后期，苏州踢派兵团级以上头头大部分进入监狱，支派主要头头因为是“四人帮”的人，华xx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8月中旬的文革形势，似乎在向有利于主力军的方向发展，过去纯属“民办”的造反组织，现在有省军区，硕方空15师的支持，使原主力军头头金坤泉的头脑发热起来了，从原本避难者的身份转换为当然的“红总”头头，跳出来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了“主力军杀回无锡的誓师大会”，并且为了自己今后能踏进仕途与原市委常委的关系也显得十分亲热，在不经过“红总”中心组的讨论，与不通过“革派联总”的情况下，力图单独宣布，原市委副书记吴镇为“红总”的“顾问”，副市长田洪，张 再生为xx部长的职务。金坤泉的这一企求，有自己的目的，但可悲的是在运动后期，使吴、田、张三位老干部被打成“黑手”吃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更为可悲的是到无锡市实行大联合、三结合的关键时刻，又是这个金坤泉坚定地站在27军方面，不承认“吴、田、张”是革命干部，排斥在三结合的范围之外。历朝历代总是有忠奸二派，国难当头总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金坤泉的行为，他不触犯法律，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处分，他是无锡文革中唯一的“既得利益者”，最后以“副局级”待遇退休养老。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需要澄清的事实，在无锡文革中，“吴、田、张”三位干部，从未参与过对主力军做任何“参谋”决策。在以前的某些无锡文革是上记到“吴、田、张”三人在主力军的某些事件中，参与他们的意见，这是误传甚至是故意的陷害。
    8月中旬，由镇江252部队李德康在252部队内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无锡的陆渭文，常州梁炳生，上海工总司身份的戚丞，镇江三代会的李玉宝等人，李德康主持了会议。
    李德康说：“这次召集大家一起来的目的是商议如何帮助常州主力军杀回常州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清无锡主力军帮助常州主力军一起杀回去。”
    梁炳生详细地介绍了杀回常州在常州外围的对立派的一些武斗据点的情况三代会李玉宝表态：“你们常州，无锡主力军杀回去的一切后勤供应由我们镇江三带会包下来。”参加会议的无锡陆渭文有自己的考虑，考虑的问题有二点，（1）首先是无锡主力军去参于常州武装攻打常州，是否妥当。（2）如果参于了攻打常州，“战争”难免会有流血与伤亡，如果在帮助外地武斗中，无锡主力军出现了伤亡，自己如何向无锡人民交代。由于陆的思想顾虑，所以在会议中迟迟不作表态。
    接着，省军区赵司令第二次接见，被接见的有无锡陆渭文，常州梁炳生，陪同接见的有省军管会的XXX及“252”部队李德康。
    赵司令员很关心常州主力军返回常州的问题，在听取了梁炳生的汇报之后，赵司令提出了一个送常州主
    力军回去的方案，他可以派出XX部队思想倾向主力军的一个解放军连队，在前面开道护送常州主力军回去。正个接见都是谈的常州问题，陆渭文等于旁听，可能也是接受对无锡主力军的一种思想感染。在接见将近结束时，陆渭文开口询问：“我们无锡主力军怎么办？”赵司令没有回答，而在旁边的省军管会的XX首长接口：“你们也可以逐步向本地靠拢嘛。”陆渭文得到这句话，做到心中有数。
    大武斗 6、武装进驻无锡县
    “逐步向无锡本地靠拢”的基本思想已定。在陆渭文的思路里在设计如何使主力军接近无锡的方案。陆渭文首先找到了五兵团头头蒋群商议。蒋群是无锡农药厂职工，原坦克兵复员军人，二十四岁，陆向蒋群表明了准备让他们作为先头部队进入无锡县洛社地区。无锡县洛社镇是无锡县内的工业镇，镇上有一个洛社造纸厂，厂内有一名叫大彭的科室人员和一名姓杜的技术人员，是这个厂的“六派”头头，这二位头头来镇江指挥部联系，希望主力军首先进驻洛社镇，同时洛社地区包括石塘湾，玉祁镇等附近地区都属于“六派”的势力范围，如果主力军进驻这一地区，等于进入了过去的“抗日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一情况，所以陆渭文所下的第一枚“棋子”，就选中洛社地区。蒋群当他明白了陆渭文意思之后，当即表态“过去使用大刀长矛，我没有本事，现在用枪动炮了，我不是外行，你可以决定由我们前去就是。”但蒋提出，因为他与电讯兵团头头周文宝的关系比较亲近，请陆渭文考虑同时安排俩人一起去。陆渭文同意了蒋群的要求。但进驻洛社，从镇江出发，到无锡县必须经过常州，常州当时是在“常州联指”的控制之下，想要安全抵达无锡县，必须想法避过常州这一关。
    因为这是军事行动，必须注意保密，陆渭文先将五兵团一部约八、九十人先从金山寺主力军的大本营内调到镇江师范，指挥部所在地，造成这支部队“不知去向”的假象，然后再由无锡铁道兵团头头龚太泉去上海铁路局借二节车厢，事先“埋伏”在镇江车站。在8月22日半夜，由南京开往上海的92次快车经过镇江车站，将这支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小分队偷偷地进入车厢，然后由龚太泉亲自将这二节车厢挂在92次列车尾部，92次列车在寂静的夜色中“轧、轧”作声地行使，在黎明初现出东方的鱼肚白时光，列车停靠常州车站，下车的旅客秩序井然地离开列车，列车继续向上海方向驶去，当列车到达洛社时，调度室来了临时停车一分钟的指令，在这一分钟时间内二节车厢内的主力军武装小分队已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第一次偷渡常州的计划成功了。这一行动很快引起了无锡当局“九、二”派的高度警惕。
    在镇江的陆渭文又在布置第二次大队伍进驻无锡县的计划，第一次的特点是人数少，而且是在“敌于无备”的状况下进行的。第二次武装人员多，而在“敌”有备的情况下，不能再用老方法实施。
    8月31日，由陆渭文亲自带队，组织了一兵团，七兵团，“6.20”部队，及二个“老虎队”，全员有5.6百人，向镇江三代会商借了二艘大型木船，经长江水路，走江阴进无锡洛社镇，临登船时发现船小人多，不能容纳所有队伍，于是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将一兵团全数3百人暂留镇江码头，由陆渭文带七兵团等3百人队伍按计划先行，木船向江阴方向进发，江水滔滔，木船在破浪前行，等到满天繁星稀落，东方将晓时刻，陆渭文根据手中的地图，指挥木船在离江阴市不到5公里处停船上岸避开了江阴反对派的阻击，领队伍从江阴郊区的缝隙中步行向洛社方向走去，木船返回镇江，准备载后续队伍前来，从江阴到无锡步行一天，露宿在荒郊，直至第二天9月2日到达玉祁镇，受到玉祁“六派”群众的热情招待，下午到达洛社镇，队伍住进洛社师范学校。
    当夜由周炳荣带了七兵团一百多人进驻张村东北塘地区，陆对所带队伍进行了“布防”，由五兵团“飞虎警卫团”驻守二面临水，一面通往市区的唯一的一座水泥长桥--皋桥，背靠铁路，看守了洛社的“东大门”，由“6.20”王明华及机床“4.15”一部驻守石塘湾，由“小老虎”队一个排驻守在通往钱桥的小道，守住洛社的“西大门”，陆渭文带一个警卫班及电讯兵团三、四十人坐镇洛社师范，洛社造纸厂，作为主力军搞宣传工作的文职人员留守，是表面上的“指挥部”，作为一个没有当过兵，没有军事知识的年轻“总指挥”认为这样的布防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格局。9月3日过去了，不见后续部队到来，9月4日从洛社的火车上来来了镇江指挥部的副指挥，徐志纯等人，找到了陆渭文，并当面传达了“指挥部”的最近决定。从8月31日陆渭文带头离开镇江后不久，由硕放空15师政委吴世俊赶到镇江，阻止了在镇江码头等船出发的一兵团所有人员，继续向无锡县开进，这一决定引起了原野战军头头周雷的不满，周对空鸣枪，为此“指挥部”对周雷作出了处理，空军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派出以徐锦平为首的中央文革“无锡问题调查组”来到江苏，并通知“六派”“九派”双方在军事上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责任。陆渭文接到这个严肃的口头通知之后，理所当然地绝对服从，对无锡市内作出不越雷池一步的打算，留守在洛社待命，但由于这个决定亦使已经进入无锡县的主力军队伍变成了“孤军深入”的被动局面。但“九、二”方面由于有后台的支持，他们就根本不理睬什么中央决定不准任何军事行动。这样无锡主力军方面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出现了“9.6”事件。
    大武斗
    7， 在无锡县内发生的几次冲突
    9月6日深夜由“九派”的武装人员从河对岸泅渡到皋桥，将“飞虎警卫团”放哨的芦洪生活捉过去，以后将芦洪生装进麻袋后活活打死。
    9月9日深夜，一支“九、二”武装小分队从皋桥上偷摸过来，与五兵团发生“遭遇战”，冲在前面的“九、二”人员被主力军方面击毙，主力军方面，五兵团头头蒋群，身中对方一梭子子弹而死亡。
    9月13日深夜，在东北塘有“九、二”一个东片武装连私自行动，偷袭东北塘主力军，“九、二”前哨一个班由连长徐耀富带领，在刚进入东北塘地区，恰好由七兵团头头华仁良，李伏阳，许万祥等四人出门巡哨，在黑暗中相距不过10公尺左右，当华仁良发向口令时，对方回答了一个主力军七兵团内的名字，华仁良误为自己人，准备上前握手之际，对方发出“叭叭”二声枪声，击中华仁良胸部，随接一枚手榴弹在华仁良腿部爆炸，当时华仁良与陆志良两人应声倒地，华仁良身边的其他人迅速伏地，身边的警卫员对准从黑暗中发出火光的方向“嗒嗒嗒……”回射一梭冲锋枪子弹，将“九、二”连长徐耀富当场击毙在草堆旁，同时冲锋枪子弹亦击中徐耀富身后的二名机枪手，二名机枪手受伤到地，主力军方面听到枪响，纷纷出动，由于“九、二”方面既对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故在主力军的包围中俘虏“九、二”武装13人，“九、二“出动的一个班一死两伤俘13人全军覆没。一夜激战之后，由驻守张村的主力军七兵团人员立刻赶到东北塘，主力军的增兵，吓住了潜伏在模具厂的其他“九、二”武装，东北塘发生夜战和七兵团头头胡仁良，陆志良牺牲的消息，于9月14日早晨，通过电话传到了设在洛社师范的前指挥部.由于洛社”9.6”事件，”9.9”事件的发生，陆渭文与副总指挥徐志纯商议，准备将驻守在张村，东北塘的七兵团队伍调回洛社，当时徐志纯的意见，因陆渭文要照顾全局，还是由他去张村传达指挥部决定，于是，徐志纯带领一个警卫班和七兵团头头金浩良从9月13日出发前往张村，巧遇”9.13事件发生，于是9月14日清晨，由徐志纯，，金浩良，蔡艺群，杨锡昌等人带领队伍接应东北塘队伍，并执行指挥部决定，将该地区队伍全数撤往洛社地区.在9.13事件中主力军撤离东北塘，这时由主力军内部有二名队员，一叫李介明，一叫王耀坤，处于气偾，偷偷地返回当地医院对二名受伤的“九、二”“叭叭”二枪，结果了他们的生命，这二人在运动后期被判处“无期徒刑”。（王耀坤现已减刑出狱，李介明死于狱中）但撤离队伍受到了当地“支左”部队的阻挡，这时在刚刚撤离战场的主力军，面对这一情况，也顾不得尊重解放军这一传统观念了，立即端起手中枪，在半自动步枪上推上刺刀，子弹呼拉一声上膛，逼退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带领所有队伍包括东北塘地区的“六派”群众3百多人迅速撤离，主力军一走“九、二”增援武装马上赶到，“九、二”的气出在主力军居住过的房东身上，将一家的住房拆掉，把他家饲养的肥猪杀掉。
    “9、15”事件：洛社“9.15”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武斗事件而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在“中央文革调查组”进入无锡着手解决无锡问题的历史背景下，由“九、二”发动大批武装进攻洛社围歼主力军的事件。根据王晏《回忆录》记载：……“九、二”早有准备了，他们的力量，主力军根本抵挡不了，他们组织也很周密，半夜十二点，他们的水上部队就秘密地运动到洛社附近，早上六点钟，他们东面一路来五节火车，沿铁路直接攻击洛社车站。西面一路来15辆卡车沿312国道迂回到洛社侧后，切断了洛社主力军的退路。七点钟打响，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了。王晏的“回忆录”内容有相当的夸张之词，但他不敢说出制造这次血案的真正指挥者，支持者是谁？指挥制造血案的是原27军转业团长徐××（“九、二”参谋团）支持者笔者缺少真凭实据，但不难想象可以得出的结论。把责任推在“九、二”头头周锡林，邹海根身上，这是推卸罪责的手法，凭周锡林，邹海根二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能力，指挥这场战争式武斗，在9.15事件中主力军所受到的严重损失，作为年轻的“总指挥”也犯有错误，9月14日，在发生东北塘事件之后，洛社也得到了“九、二”将要大举进攻洛社的“情报”。9月14日当晚洛社主力军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九、二”大举进攻洛社，我们怎样应付。会议由陆渭文主持，除自己主力军方面的人之外，还邀请了洛社当地“六派”头头大彭等人参加。
    强敌压境，怎么办？三种意见，
    1，暂避锋芒，将主力军暂时撤离洛社。
    2，以洛社头头的意见，主力军不能撤离，撤离算什么意思。
    3，最后会议决定主力军坚守原地，但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于是陆渭文安排增加哨位，由单人放哨改为双岗，等等，但因为陆渭文在军事上缺乏“知己、知彼”，对“敌”没有估计到如此强大的武力，对已没有看到自己队伍的素质，二点估计错误致使吃了大亏。
    9月14日夜，洛社地区显得分外宁静，半个月来，从皋桥到洛社的沿线，不断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全然消失。陆渭文和他的参谋周梅泉（原太湖游击队队员）俩伏在洛社师范学校的室内，整夜守在电话机房，洛社师范的指挥部里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指挥东北塘主力军在深夜撤退的行动.这支队伍的行动是这样: 向洛社靠拢的一切情况。
    徐志纯电话告诉陆渭文，撤下来的”主力军”已经到达离石塘湾东面约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庄，因队洛社地区的情况不明，拟在原地休息，待天明后再行动，陆同意徐的意见，不料从此和总部失去联系，直到7点钟左右听到石塘湾方向传来阵阵枪声，又同从石塘湾那边走来的农民说，洛社已经打起来了，徐志纯打电话给陆渭文，无人接听，感到情况严重，立即和七兵团的头头们商量，决定先派3名主力军前去侦探，待弄明情况后再行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回来说，”九.二”进攻洛社，石塘湾没有发生什么事.八点钟左右主力军全体及东北塘群众300人向石塘湾挺进，在部队将到石塘湾，整个石塘湾已经战火冲天，这时一名陆渭文的通讯员找到徐说，”我是老陆派我在此接应你们的，总部将要移到玉祈，陆命令七兵团向玉祈方向靠拢。”
    9月15日清晨6点左右，忽然，听到洛社镇上传来了“叭、叭”二声清脆的枪声，陆抓起电话与造纸厂内通话，电话里不断传出“嘟嘟……”连续的“忙音”，陆再与洛社或车站值班人员通话，值班员电话中回答，造纸厂已被“九、二”占领。这支迅速占领洛社造纸厂的“九、二”队伍，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支“九、二”约二百人左右的精锐队伍是从钱桥方面走小路直插洛社镇的，中途遇上埋伏的“小老虎队”一个班，这一个班由于不是正规的军人出身，遇上这支“九、二”队伍之后，心急碰上机枪卡壳，打不响，立即撤离阵地，结果另外二个班的主力军被“九、二”活捉，所以“九、二”武装能顺利进入洛社直扑“指挥部”，“九、二”武装开枪击中宣传组负责人XXX，XXX中弹倒地，无人救治，后因流血过多死亡，一名宣传组成员跳窗逃跑，一名冒充外地业务员混出造纸厂，其余数人被抓。陆渭文得到造纸厂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指挥部所有的四、五十人冲出洛社师范，将队伍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洛社小石桥并进，企图抢占洛社桥，陆渭文自己带着中路10多人进入离洛社桥约50米处的一片桑树地里，伏地观望，但见洛社桥顶已有一名头戴钢帽的“九、二”机枪手架设好机枪，凭陆渭文在文革前民兵训练中的八环、九环的射击能力，只要将手中的苏式步枪瞄准，手指一扣有十分把握将这名“九、二”机枪手击倒，但陆渭文下不了这个手，所谓枪声一响，爷娘白养，眼看洛社镇上制高点已被“九、二”抢占，只得下令队伍向后撤，数十人的队伍伏在与洛社镇相对的洛社医院等高地与“九、二”隔河枪战，机枪、冲锋“嗒嗒嗒……”的对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身边飞过，主力军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下来。
    大约到9点钟左右，离洛社东面三公里处的石塘湾亦是枪声大作，“九、二” 的水陆二路武装正面向石塘湾主力军“6.20”部队进攻“6.20”部队由王明华指挥，机枪扫射阻击来犯的“九、二”，一名由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机枪手，站起身来端着机枪扫射，结果腹部中弹，可幸的这名机枪手因人高腹大，射来的子弹竟从他的腹部脂肪层上穿过，并无进入腹内，他再次射击，一颗子弹又中了他的面部，这颗子弹又像长了眼睛一样，并无进入他的头颅却从他的牙齿缝内钻过，打掉了二颗牙齿，他真是命大，没有死在罪恶的子弹中。
    陆渭文在洛社接到石塘湾的战况报告，在陆身边的二名参谋，周梅泉，邱旭东（原无锡红卫玻璃厂厂长，解放前是镇江茅山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文革后期被“九、二”打瞎一只眼睛，而精神失常）向陆渭文提出建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九、二’有十倍以上的兵力包围我们，我们不能硬拚，要想法脱离战场”陆渭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石塘湾“6.20”立即撤出战斗，向后方玉祁镇集中，这时东北塘主力军亦已赶到，陆命令队伍亦向玉祁集中，石塘湾“6.20”部队接到通知后，因为自己没有吃到亏，十分恋战，机床厂技校“4.15”学生丁小波（是市内举重一级运动员）园混混的身体，手端机枪，不断连续地向冲锋而来的“九、二”发射，突然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小波的后脑，丁小波应声倒在地上，当担架抬着他撤离时，在昏迷中的小波躺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念着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表示了他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结束，无悔无恨的心情，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这时东北塘主力军已经到达石塘湾，七兵团的头头立即组织了一支60多人的队伍准备进入阵地参加战斗，徐传达了陆的命令后才阻止，徐接到五兵团彭永锡的电话，彭说，我这里形势大好，要全歼”九.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徐告诉彭和五兵团，”对方人多势众，后方比我们近，供给，救治伤员，增援都比我们有利，要听从指挥，赶紧乘隙撤下来，向玉祈方向靠拢。
    在洛社方面，激烈的枪战，无法停歇，到上午10点多钟这时正好有洛社驻军出面，找到了陆渭文建议双方停战，陆渭文接受解放军的建议，抓起车站上的电话与“九、二”方不知名的代表“谈判”，“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陆渭文乘这2.3分钟的枪战停息，立即通知自己的队伍撤过铁路线，伏守在铁路的路基上，“谈判”失败，主力军守住铁路线，这时才使主力军在铁路边的农民村巷上喝上一碗稀粥。到11点钟将队伍徐徐向玉祁镇方向退去。“9.15”事件使沪宁线上交通停了半天。傍晚时分三路队伍全部在玉祁镇结集，从9月1日起到9月15日半个月的时间内武斗这个恶魔夺去了20多位主力军中年轻的生命。
    在玉祁的集中地，一边是主力军的伤员和遗尸，一边是13名活生生的“九、二”“俘虏”，主力军中的许多人真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着“俘虏”拳打脚踢，“九、二”人员拼命抱头躲闪，陆渭文知道，如果听其自然13人的生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群情激昂，难于止住，于是命令自己身边的警卫班将13人隔离起来，一起带回镇江。
    主力军在“9.15”中虽败而不溃，在当夜请当地农民作“响导”要绕过“敌占区”，戚墅堰机车厂，和情况不明的常州市，向镇江方向退去。
    农历8月中旬，一轮明月当空，在田间的小道上一队5.6百人的队伍，一字长蛇地在缓缓行动，直到人们习惯的中秋节，这支撤退的主力军队伍已抵达“奔牛”车站，每人二个大饼算作“月饼”充饥，陆渭文此时此境写下了“卜算子”词一首：
    “岁岁中秋，今又中秋，六七中秋走‘奔牛’，佳节亲人不聚首，枪林弹雨，数百战友，峥嵘岁月写春秋。”
    这个中秋之夜，二个大饼之后遇上了镇江金坤泉带队的六兵团船队，将这支败军之旅接回了镇江。
     大武斗 8， 大联合，谈判和主力军返回无锡
    9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无锡“六派”，“九派”各派出九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两大派的谈判，最后商量“大联合”。“六派”方面，派出了浦湘海，陈象川，杨仁荣，匡建中，戴永刚，裘家栋，金坤泉，李文庆，徐志纯等人，“九派”方面派出了周锡林，邹海根，陈卫等人，部队的代表：27军方面有副军长王挺、宣传处处长王宴、侦察处处长王明清；此外，还无锡人武部部长吴体仁、炮九师高师长、硕放空十五师师长郑刚。谈判在国务院办公厅派出的联络员和部队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开始后，首先谈交枪一事。当时中央已经有命令，在群众组织手中的枪支弹药，一律就地交给当地的驻军。无锡造反派当然听中央的话，二话没说，答应立即将手中的武器全部交给所在地驻军。当时无锡“六派”代表还提出，交出武器后，人身安全由谁负责给予保障？这时所有在场的部队代表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军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都在相关的协议上签了字。在后来的大联合谈判中，“六派”代表在大联合的协议中又要求写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的条文。这些协议还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认可，并说“谁不遵守协议，谁就是蒋介石！”当时无锡“六派”的代表深信解放军代表的承诺，立即要求在镇江和上海的“六派”人员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就地交给所在地驻军。无锡造反派从拿起武器的第一天起，心中就把武器仅作为自己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想靠武器去取得压倒对方的胜利。交出了武器，也就交出了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手段。但是，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27军在无锡军管会中的代表，辜负了无锡造反派的信任，他们没有能够保护无锡“六派”人员的生命安全。在无锡“六派”交出了手中的武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主力军或支持主力军的群众被“九派”人员抓去殴打致死，被殴打致残的更是难以计算。两派代表从9月26日离开江苏去北京“谈判”达三个月之久，于68年1月28日返回无锡。
    在上海，苏州的无锡主力军于67年9月30日被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人员数千人暂时全部集中居住在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院内。在镇江的主力军于67年10月15日，由无锡军管会接回无锡，全部集中居住在老轻院内，二地在外的主力军群众回锡后，仍在“九、二”的武力包围之中，虽回到了无锡，但仍不能回家，凡自私回家的人仍经常被“九、二”打伤后送回一中和老轻院住地。
    “11.1”事件，11月1日下午陆渭文正好离开无锡“九、二”无故包围老轻院，人山人海将老轻院住地围个水泄不通，“九、二”武装发起冲击将老轻院后面围墙打破，企图冲进轻院，“九、二”邮电局职工，万常培头戴钢盔，手执长矛，探头探脑，试图在围墙的缺口处冲进轻院，正好被主力军中的王建昌，手中私藏的卡壳枪横向放出一枪，“碰”的一声，正好击中万常培的钢盔，脑袋开花，倒地毙命。王建昌到文革后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次事件老轻院被围36小时之久。
    “11.26”事件，无锡市国棉三厂的位置就在老轻院的背后，主力军三兵团头头李兴宝找陆渭文来商量，“我们主力军一直被围困在轻院内总不是个办法，我们兵团人员商议，是否可以组织些力量，护送国棉三厂的职工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陆渭文想想三兵团头头们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现行政策，再说自己的队伍目前基本上“手无寸铁”又不准备回去挑动武斗。于是表示赞同李兴宝等人的想法。就在11月26日下午，陆渭文在轻院内组织了近三百名群众，列队护送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回厂。当陆渭文亲自带队走出老轻院大门口，巧遇了弹丝一厂主力军头头王炳贤，王对陆说：“老陆，你是总头头，家里事多，国棉三厂还是我替你去吧。”陆一想也有道理，于是这支队伍就由王炳贤带头前往，队伍刚进国棉三厂厂门，外面“九、二”武斗据点里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主力军在镇江返回无锡时，全部交出武装（除有二、三人私藏几支短枪外）而“九、二”方面从“11.26”实践中暴露的情况看，他们根本没有交枪，这里不能不说明当时27军对“九、二”的庇护。进国棉三厂的主力军全部被包围活捉。代替陆渭文进厂的王炳贤被抓去后，被“九、二”人员用外表包着橡胶的铁棍猛击头部，无外伤而使头颅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在北京的无锡军管会代表交涉。开始无锡军管会代表只是说做工作，实际上无锡仍旧不动。后来，在北京谈判的“六派”代表全体绝食抗议，惊动了接待这次谈判的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严令之下，被抓的主力军才获释放。
    五， 大联合和三结合
    随着之间的推移，在直68年1月28日，在京的“六派”“九派”代表，经过了周总理的接见后，返回无锡，无锡的两大派组织被定为“二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毛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下，无锡文革进入了“大联合”，“三结合”阶段。
    革命的“三结合”是由“支左”部队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红总”中心组会议上，讨论革命干部代表时，以陆渭文为首的一帮人，坚持支持吴镇，田洪他们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这个权力机构，陆在会议上表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进入革命委员会，他们把无锡市的权交给我，我懂什么？如果没有革命干部的加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的态度是：我今后在街头上走路，只要背后的老百姓说一声陆渭文这个人是不错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愿自己坐在小车内，被群众指指点点骂山门。而这时的“红总”首席代表金坤泉，忘记了当初在镇江时极力吹捧吴镇，田洪，要请他们担任“红总”顾问等职务的亲近态度，而为了私利倒向军方赞同孙富中，马建两人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三结合”机构，将吴，田等打成黑手，受尽折磨。
    “群众代表”进入三结合权力机构，从表面上看有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推选，实际的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军方代表手中，在“九、二”方面他们是自己人，他们选择了他们的精干力量进入权力机构，在主力军方面，他们在物色有利于他们一统天下的合适人选。“红总”的主要头头中，一个是挂牌头头金坤泉，一个是实力派头头陆渭文，军方王晏力主选择绵羊式的金坤泉，而害怕主力军中的死硬派陆渭文，怕担心陆是一个牵不住的猴子。直到以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王晏他受到上级的指责，后悔没有将陆渭文锁住。“红总”方面推派的工人代表，除金坤泉，李文庆之外，其他推选的代表大部都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劳模”等等的老好人，就此无锡市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班子军队代表是“九、二”观点的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是“九、二”观点的干部，“九二”代表是相对的精干班子，尽管无锡市革命委员于68年3月1日在无锡市体育场宣告成立。但狼走千里改不了吃人，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派革会”的诞生，没有给无锡人民带来安居乐业，他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利，更合法的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挂起“群众专政的牌子”，“专政群众”，激起陆渭文、匡建中等一批人的反抗，逼出了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来。

第三章 流亡政府与狱中

1， 造反派的无奈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
    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任，“付指挥”由”九.二”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一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查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谓“小船会议”。
    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里，停靠的小渔船上，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到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5月10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2， 流亡生涯
    1，陆渭文被宣布为反革命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再去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月12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两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乘上302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1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一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3， 在徐州的流亡政府
    陆渭文只身由匡建中用自行车送到硕放以后，等到天明，去上海和自己的妻子张毓珍，无锡印染厂的陈东兴三人，坐上北去的列车，踏上了素称“南蛮北侉”交叉之地--徐州城。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徐州“革委会”主任由一名铁路工人叫杨振祥（以后被判刑）的担任，副主任中有一位徐州淮海大学的女学生叫周明霞等。陆渭文到徐州，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去找谁联系呢？于是首先找到了徐州“工总司”这个群众组织，由他们的头头顾炳华（文革后期因反邓小平判刑18年）等人接待了这三位江南的来客，他们听完了陆的介绍之后，将信将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收到了无锡市革会寄给他们捉拿陆渭文的“通缉令”，他们相信了，于是他们将陆等人暂时安排在徐州市一中的校园内，陆渭文逃往徐州的消息在无锡市革会的宣传下，在无锡地区传流开来。没有几天，无锡的群众接二连三地逃往徐州，由丈夫被抓后打死的孤儿寡妇，由屁股被打烂的工人，又从“工纠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内逃出来的，随后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匡建中，周志鹏等人亦来徐州。
    无锡是“样板”，这股“十二级红色台风”刮向苏南各地，常州“揪李、戚死党”（李戚反革命集团亦是冤案）见过李顺之，戚承的人是“李戚死党”，与“李、戚”素不相识的群众是“李戚”“小爬虫”，“李戚”的“毛毛虫”，常州主力军被逼得无路可走，也来到徐州，苏州踢派，整个苏州地区农村都有人逃往徐州，镇江“三代会”的头头也逃到徐州，逃往徐州的人越聚越多，直至8月份，苏南地区逃往徐州的总人数已有500多人，这里众多的流亡人员，是不是因为陆渭文的号召而来的呢？并否，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求生存””反复辟”而走到一起来了。
    这500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借徐州这块可以使他们生存之地，写材料，揭露各自本地所发生的种种罪恶，向中央告状，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大幅标语，控诉苏南地区的暴政，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支逃难队伍的存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江苏省革会的错误政策相抗衡的一支政治力量。使无锡当局既恼怒，又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在无锡又宣布：陆、匡他们在徐州组织“流亡政府”，“他们的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这个“流亡政府”的存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苏南地区各级革委会推行错误路线时起到了“牵制”作用。
    有关当局在内部发出一条命令，在江苏各地各级革委会如果抓住陆渭文，可以不问口供“就地枪决”。无锡尤太忠，在某些公开大会上也宣称“只要陆渭文能够回来，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还是留着”。他们以”就地枪决”和”市革会副主任的位子”这两手来打压，坚持真理，正义的文革捍卫者，陆渭文，及这支反抗各地革委会压迫的造反派队伍中潜逃者。
    在徐州的人群中，又一位从无锡市供电局逃出来的青年职工华文良，在徐州的交往中相识了“徐州淮海大学”无锡籍的女大学生，小尤，年轻活跃的女学生，对无锡主力军的遭遇，十分同情，通过小尤的关系，与徐革会的副主任周明霞有了间接联系，于是无锡主力军的外逃人员住进了宽大的淮海大学，华文良与小尤之间“他乡遇故知”，你来我往，日久生情，爆发了爱情的火花，在文革结束后华与尤“喜结良缘”，这是在“文革”悲剧中的喜剧。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这首打油诗体现了徐革会其实也在动荡之中，也说明了不问三七二十一的一刀切的不成熟弊病.这是一条值得总结的又一文革教训。
    4， 在山东的日子里
    68年8月下旬，徐州市传出了：徐州“淮海八三一”（支派）要从南京回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消息，没有几天“淮海八三一”的群众，进入徐州市，数百人的队伍一进徐州，迅速占领了火车站附近的“淮海饭店”，在淮海饭店垒起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露在饭店的大楼窗口，徐州开始骚动了，徐州踢派也建立起自己的武斗据点，徐州踢派眼见自己也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没有力量再帮助这帮来自苏南各地的逃亡人员，苏南来的数百人员又面临了何去何从的选择，陆渭文在徐州“淮大”召集了头头会议，决定在徐州的数名有关人员，立即离开徐州。
    往何处去？举棋不定。山东济南，在济南军区王效禹的治理下，社会已经稳定，要想在济南立足的可能性极小，于是会议决定，派丁可南等十多人，由丁可南带头前往武汉试探性求助。由陆渭文，匡建中等人率队前往山东济南，将数有人员分散，作为普通旅客身份，乘上往济南的列车，约定在济南“大明湖”集中，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这天傍晚，在济南风景优美的“大明湖”畔，坐下了数百名“不速之客”，这使济南的安宁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好奇心的山东人纷纷前来，观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男女老少，衣衫不整的人群。第二天上午，由陆渭文、匡建忠、蒋文明（江阴）徐光耀（常州，死于深挖“5.16”）芦向阳（苏州，他妻子×老师死于“5.16”）几人前往山东省革会，代表苏南“四市十八县”的受压群众，向山东省革会提出收留的请求，受到了山东省革会的热情接待。第二天有关方面派出了医疗队前来对苏南人群进行体检，同时在山东济南也传出了苏南地区“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流言。据悉王效禹为这帮人特地向中央文革写过“紧急报告”请示，中央文革如何答复，虽然内容不详，但从以后的行动中看来，中央文革对此并不表示支持。所以山东省革会最后以“收容”的名义，将这数百人的队伍“收容”在济南，每人每天二个白面馒头，二只山芋粉窝窝头，二碗玉米糊，一碗白菜汤，不管怎样，山东省革委总算将这批“难民”收留下来，使他们能够度过了68年严寒的冬天。
    “千佛山会议”，时间进入10月份，丁可南等人去武汉等地试探的人员返回济南集中后，无锡主力军在济南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朱砚龙，殷松勤，丁可南等在济南郊区，“千佛山”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听取了丁可南等赴武汉的情况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山东对苏南人员的热情，改为“收容”，说明了王效禹的为难及策略对待，会议认为：“我们逼走济南，离开无锡越来越远，但仍要加强与本地群众的联系，要派出小队人员进入靠近江苏，无锡地区开辟新的联络点，到无锡发传单等。会议之后，即派出戴国荣，张永康等人进入连云港等地区开辟新点，这时的无锡外流人员心中唯一的希望是祈求着争取中央对苏南地区的“表态”。
    11月份，由于常州主力军内部发生争吵，山东负责管理这帮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出面驱赶常州主力军数十人离开济南，双方发生冲突。陆渭文为维护常州主力军人员的利益卷进了这场小小的冲突，结果常州主力军在第二天被迫离开济南，陆渭文被山东“文攻武卫”抓进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了起来，关押十多天后，陆渭文亦被“驱逐出境”。
    陆渭文带着妻子，母亲和六岁的小女儿离开了济南，先到达山东枣庄煤矿，在山东枣庄煤矿先期到达的有常州主力军数十人，及无锡主力军方面十多人与当地枣庄煤矿踢派方面的头头，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吃在煤矿食堂，住在附近的驴马旅店，济南的队伍在逐步收缩，由于无锡的外逃人员内部的团结，及“领导班子”的坚强尽管在一系列不顺利的事件出现之后，整个队伍并无受到影响，陆渭文仍然在指挥全局，济南的“摊子”，由匡建中等人在支撑，陆渭文在枣庄逗留了大约半个月左右时间，便带了自己的家属和当时的秘书朱砚龙等十多个无锡人进入了地处江苏和山东的交界之地，微山湖畔。
    在津浦线上微山湖边有一个小站，“韩庄车站”，韩庄车站全部人员，包括他们的铁路家属都是“踢派人员”，他们对这些苏南来的“难民”寄予十分的同情，他们在韩庄养路工区内让出了家属宿舍，由陆渭文等人居住。“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在当年“铁道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无锡的一部分人在这里安下营寨，由于铁路职工的支持，陆渭文等人弄了个铁路“路徽”挂在胸前，在徐州，韩庄、枣庄三点之间的走动，既安全，又可免费乘车。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陆渭文又即兴写下了几句：“早饮微山水，午燃枣庄煤，夜宿千佛山，议事徐革会”。
    “微山湖”会议，陆渭文，匡建中等人分别了一段时间，需要大家在一起砰砰头，讨论一下，以后所要做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由陆渭文，匡建中，朱砚龙，殷松勤等十多人，在韩庄养路工区召开，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无锡文革初期，卜岩写的“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作了历史的评价。朱砚龙提出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体系”，匡建中提出了“怎样提出我们今后的口号”，“口号”好比是一面高举的旗子，可以起到号召群众如何去奋斗的作用，会上听取了戴国荣等人在连云港地区的工作汇报。，会议进行了一天时间。会议结束，匡建中等人仍然返回济南。
    在冰天雪地的微山湖畔，陆渭文等20多人过渡了68年的旧岁，迎来了69年的春天。
    69年3月，党的“九大”在北京胜利召开，陆渭文，匡建中等人认真地学习，研究了“九大”公报，在欣喜的心情下，但没有看到有关对“文革”的遗留问题作如何处理的任何讯息。
    “九大”的胜利闭幕，象征了无产阶级已全面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象征了由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之后，以后的一切都应该是在政府领导下的稳定，不可能允许众多的群众继续留在外地，对于这一点大家心中都十分明白。
    69年4月，江苏省革会与山东省革会取得联系之后，由无锡市革委会派员要将济南的无锡主力军人员接回无锡，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但无锡市革会与陆、匡之间，双方的“敌意”并无消除，无锡市革会已将陆渭文、匡建中定为“陆、匡反革命集团”，陆、匡对无锡当局的认识不可能会“放下屠刀”。
    无锡当局在接回无锡在济南的主力军时，考虑到因为陆渭文等人在韩庄车站，恐怕会发生劫车事件，故而他们将济南人员由走青岛，由海轮“接回”无锡，将数有人员送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匡建忠为了逃避回锡，带着干粮躲进了济南住地的天花板上面，待队伍全部走后，只身离开济南，来到韩庄与陆渭文等相聚。
    4、在浙江的日子
    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在韩庄相聚后，召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商量今后怎么办。大家认为，“九大”结束后，应尽快靠近无锡，这样一方面便于听取无锡“六派”群众的呼声，以继续在新形势下为无锡“六派”群众的解放做点事；另一方面，由于离无锡近了，就有可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返回无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陆渭文和匡建中带了在韩庄的无锡“六派”人员于1969年4月份离开了山东韩庄车站，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为什么会选择浙江湖州呢？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浙江由南京军区下辖的20军“支左”；20军政委南萍，与南京军区在“支左”观点上不同，是支持浙江的老造反派的。因此，陆渭文和匡建中等人估计可以在湖州地区依靠当地的造反派站住脚跟。这时，到湖州地区的“六派”外逃人员仅有二、三十人了。但在“九大”结束后，无锡尚有那么一帮人以躲避殴打的名义留在外地，这对无锡市革会来说也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急于想拔去的这个“钉子”。虽然湖州与无锡是仅相隔数百里地的“近邻”，但江苏省却不能直接采取措施。于是无锡市革会只能报告省革会，请省革会出面解决。
    6月下旬，湖州市当局突然包围了无锡二、三十人的住地，并说明无锡将派人来接你们回去。湖州当局采取的行动，被当地造反派得悉后，立即设法营救。连夜派汽车将二、三十人分批送出湖州。当无锡二卡车全副武装“工纠队”到达时，非但人去楼空，而且被当地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你们说来接他们回去，怎么是全副武装来的。”于是大打出手，将二卡车无锡“工人纠察队”打得人仰马翻，只能空手灰溜溜地回锡。后来，在20军的干预下，在1969年7月7日晚上，陆渭文和匡建中被驻浙江的解放军送到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靠近宜兴），交给了驻无锡市的解放军。据说，驻浙江的解放军的这次行动，是由江苏省革会中的军方与浙江省革会中的军方的一次谈判的结果。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江苏军方把浙江躲在江苏的浙江“红暴会”头头送回浙江，浙江军方把躲在浙江的无锡“六派”头头送回江苏。至于是否有这样的谈判和“政治交易”，无锡的“六派”无法考证；但最后发生的结果是如此。
    自从陆渭文和匡建中被浙江的解放军送回江苏后，在浙江剩下的无锡“六派”人员，大部分先后自行回无锡。有一部分“六派”人员因为原来受殴打太厉害了，仍不敢回无锡。其中戴国荣，张永康等十多人继续向浙江舟山地区谋求出路。他们在当地利用自己各自的技能与当地群众相结合，办工业、搞生产，一面为当地发展生产出力，一面也为躲避可能的报复，隐居他乡求得生存。直至70年全国性地开展深挖“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时，才被全数送回无锡。到这时，前后为时二年左右无锡“六派”人员被迫流亡历史才彻底结束。
    5， 十年牢狱之灾
    陆渭文回到无锡后，先是被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多。1970年9月，“工人纠察队”撤消了。在“工人纠察队”撤消前夕，有关当局讨论了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处理办法。把他们放了吧，不甘心，好不容易把他们抓回来，怎么能轻易放了呢！放了他们的话，万一他们又要来揭市革会的疮疤怎么办？（因为有关当局心里清楚自己有许多做法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不放他们吧，把他们关到什么地方去呢？以前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在“工人纠察队”，就是因为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够判他们刑的“罪行”，才关在以“群众专政”名义建立起来的“工人纠察队”里，这样上面问起来也好说“他们还在受审查，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当敌我矛盾处理”等等。现在“工人纠察队”要撤消了（据说这是当时中央的决策，其目的就是防止各地滥用群众专政的名义抓人、关人），对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模棱两可的处理办法再也不能采用了。怎么办？当时，无锡有关当局下了决心，在1970年9月把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关到正规的监狱中去，名义是“拘留审查”。促成无锡有关当局下这个决心的是从1970年春天起在无锡秘密开展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无锡有关当局认为，虽然在刑事问题上没有可以关押陆渭文、匡建中这类人的事实依据，但是，可以把他们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挂上钩。如果查出他们是“5.16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无锡有关当局就立功了；即使查不出来，先以这个名义关他们一下，以后用一句“运动中偏差是难免的”就可搪塞过去了。
    公元一九七0年的冬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寒流侵袭大地，天寒地冻，人心更冷。 在无锡市东门看守所中漆着黑色的铁门，铁窗，更显得阴森恐怖。
    监狱中的午夜，一片肃静，唯有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在铁丝网的上面，荷枪实弹的值班部队“咯、咯、咯……”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突然思晴空霹雳的一声“狱--警--传，似--狼--嚎--……”悲壮激烈的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在狱中小监房内响起，震碎了狱中宁静的空气，铁丝网上的值班武警的脚步声乱了，监房走廊中传来了值班看守匆匆的脚步声，“哐啷”一声响，小监房的铁门被打开，这个高唱《红灯记》革命烈士李玉和唱段的“犯人”，被推出了监房，不一会监房外面的水泥地上发出了“嚓啷--嚓啷--”有节奏的铁链拖地的脚步声，一步一响地回进监房，铁链拖过“013”监房门口，“013”监房内的“文革犯”陆渭文静心地在倾听，他已经从刚才唱腔的口音，及镣铐拖地的走向判断知道有一个难友的入狱在遭受磨难。
    今年33岁的陆渭文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013”大约四平方米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18只大监房，16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泅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监狱内虽然没有像敌伪时期，对待共产党，革命人民用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但也有一套比较“文明”的手段，在折磨着每一个“犯人”，首先是饥饿，每人每天八两，二粥一饭，一碗青菜汤，以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其次，每天要犯人坐在监房的中央，不准靠墙，屁股下面不准垫任何物件，甚至一张薄薄的草纸，稍有违反，拳打脚踢，上铐，带镣，任意“惩罚”。陆渭文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之后，此时正蜷缩在草垫上进入梦乡，现在却被狱中的震动而惊醒，睁眼望见头上昏暗的灯光，想起此时此刻同在受难的同伴，有多少个青年工人，学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倒在血泊之中，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监禁，陆渭文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的消息。陆渭文身处逆境，把思绪拉回来，思考着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危局。监房的粉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尽管目前共产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举起屠刀砍杀无数无辜群众，“相信群众”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人口是堵不住的，相信迟早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狱内经过了一番骚动，随着“铿锵”的铁链声停息之后，狱中又渐渐地恢复了宁静。陆渭文在迷迷糊糊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的长夜。
    淡淡的阳光，从天窗上照射在监房的墙上。看守俞天杰，似猴子般消瘦的脸盘，竹竿似的身材，学着人样，手中拿着一大串象征权力的监房钥匙，在走廊里高声嚎叫：“各监房听着，从现在起，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律明投降书》要背出来，突然间房内有个病号在开口，“报告俞干部，我身上有病，请求给我一点药。”俞天杰面无表情，迅速将监房门打开，举起他擦得逞亮的黑皮鞋，对着“病号”一阵脚踢。口中还骂道：“你这个婊子养的，有什么病？不老实，站好！”这个“病号”只能服从命令，站在监房中间的地板上。这种治疗方法，在押的“犯人”称他为“踢打疗法”。陆渭文听着邻监房内发出的嚎叫，轻轻地叹息一声，大监房内服从命令使劲力地在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岂不知这篇文章的本意矛头是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文革期间，“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章的内容可以对“张三”，也可以对“李四”，“犯人”高声朗读这篇文章，有何乐而不为呢？正是愚昧的时代，造就了愚昧的人才，也干出了愚昧的事情。
    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一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别人可以去死，我陆某人就不能去死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嗡”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06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20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心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64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陆、匡等人囚禁于铁窗之内，而无锡社会上又怎么样呢？笔者捧上一份由无锡市原“工艺品美术公司”孙维申先生写于2003年4月3日的《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
3，狱中后事
    陆渭文在狱中，在提审员徐世忠等人面前最后果断地否定了自己不是“5。16”反革命之后，徐世忠无可奈何，徐世忠咬着牙说一声：“好，如果今后查出你是‘5。16’时，新帐旧账一起算。”陆渭文否定了自己不是“5。16”，但全市列出的“5。16”十大罪状还得交待，在这“十大罪状”中陆渭文直接参与，甚至是“组织者”占了“八大罪状”。
    写交代材料的材料纸写完一本又一本，不过对陆渭文来说写交代材料也是一件“好事”，首先可以背靠着墙，在自己的膝盖上写材料，总比空身坐在监房中间，人要舒服一点再说自己在文革中并无亏心之事，写就写，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本身的心态十分平衡，心中唱响着文革中曾一度流行的一首词句：“革命无罪罪何来。听毛主席话参加了‘文革’有什么罪？”“造反有理理应该”，对待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造反”并没有错，“含笑甘当反革命”，今天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有什么了不起。“昂首走上断头台”，如果真要将我五花大绑推出去，我就准备着昂首阔步地走。
    陆渭文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停地写，累了停一停手中的笔，呼一口气，擦擦手，轻声地吟一段毛主席诗词《送瘟神》，“千村霹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声音警动了铁网上面值班的“天兵”，扛着枪的值勤向下怒目训斥，“反动！”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毛主席诗词。不过用的场合不同，词义有了不同的含义而已。
    “铁门呵--铁窗--铁锁链，锁在我牢中想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呵，我却在牢中受折磨……”“囚歌”轻轻地时断时续地牢房中回荡。这不知道是那位囚徒在狱中的杰作。向世界在倾吐受苦受难的悲苦。
    在“013”隔壁的大监房内，同时也关押着一名“政治犯”。他与陆是同一单位的一名青年工人，并且在“文革”前与陆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那是在1961年的事，铸造一厂的翻砂工潘学明，因为受了精神刺激，突然精神失常，变了神经病，厂方将潘学明交给了陆渭文，由这个年仅20多岁的青年单身护送潘去南京五台山标精神病医院治疗。一路上陆既要防止病人武力伤人，又要服侍病人上车，走路，生活起居。潘在南京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病情有所康复，潘学明康复后回厂上班，与陆在感情上比较接近，但同厂的工友都知道，潘的病虽然已好，但毕竟还是语无伦次的“十三点”。 “文革”开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潘学明是个“神经病”，谁也没有让他参加什么组织。谁知文革后期，“革委会”建立之后，他竟闯下了弥天大祸，因为有厂革会的人向他借钱，他开始骂人，骂到了厂革会的头上，那还了得，这不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吗？马上实行“群众专政”，送进“工纠队”，“你是疯子吗？”把大粪塞进潘的嘴里，“看你疯还是不疯。”潘经过了一段群众专政，作为一名“政治犯”被送进了大牢。此时真好关在陆伟文临近的大监房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直到潘学明受迫害之死，陆与潘始终未能见上面。
    77年7月14日，炎炎的夏天，“革命”的政权将潘五花大绑，押上刑车，绑赴刑场，所谓“假枪毙”。烈日当空，火辣辣地照射得“犯人”光头上发烫，使他汗流浃背，身边有同厂的“群众专政”的勇士，故意在潘的脚面上砸了一记，潘出于生理的本能出声呼叫，于是“革命”的勇士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将一团破布塞进了潘的嘴里，不够，往深处塞、塞、一直塞到潘的咽喉深处，潘的脸色开始由白变青，发紫，直到倒在车上一命呜呼。潘的老母亲得到了一份“中暑身亡”的死亡报告，厂里出了几百元钱的送葬费，就算了结。这可能就是无锡市一打三反中的政绩之一。那年代人命就是这样的不值钱。人已死了，当官的很忙，白天他们要耗去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内查外调”寻找更多的“隐藏”的“反革命”。晚上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抱着妻子，搂着孩子，享受那“天伦之乐”，在中国反正人多，多死几个小百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哪里还有空闲时间去做那些可能吃力不讨好的追查伤害人命的真凶。
    “文革”的历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滚滚，时间推移，陆渭文自比“立关和尚”，剃了光头，闷坐在半阴半暗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六年多时间过去了。“5。16”反革命集团全国性的冤案，得到了纠正。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但终算得于真相大白。千千万万的“5。16”分子得到了“解放”，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5。16”平反了，但是，他们的头头陆渭文、匡建中怎么办？社会上要求释放陆、匡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是摆在掌权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如果陆、匡无罪，他们自己就彻底的错了，更主要的社会上成千上万被“平了反”的“5。16”分子，他们准备在陆、匡释放时“夹道欢迎”，这样的群众情绪，陆、匡出狱，岂不是“革委会”又要摇摇晃晃了，为了表示他们一贯正确，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只能是硬着头皮顶，于是市里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陆、匡为“反革命”把群众中准备迎接陆、匡出狱的热潮再次压了下去。直至75年匡建中在江苏省领导的干预下才于释放恢复“职务”。
    76年冬天，由看守所干部出面找陆渭文进行了一次试探性地谈话。
    在看守所的院内，放着一高一低二张方凳，看守所的干部坐在高凳上问：“陆渭文你承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陆坐在低凳上不亢不卑地回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既然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何来方向路线错误？”陆心里明白我不承认犯有错误，势必要革命委员会承认把我关错了。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样下去事情 必然继续僵下去，但自己不愿意屈膝求饶，就只能这样回答。
    看守所干部是受人之托找陆谈话的，简短的“问”与“答”，已经决裂，没有更多的废话可讲，于是陆只能继续回到小监房内坐下去。
    “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新的“政治犯”进来了，监狱中人丁兴旺，已容纳不下这个关押六年多放又不能，关又不好的“老反革命”了。陆渭文被排挤到四面是水的北堵农场去“恢复一下身体”。陆渭文开始了与大自然的接触，抬头能望见蓝天白云，俯首看去碧波涟漪，但虚弱的身体几乎不知道讲话舌头是如何转动的。
    北堵农场当时是“强劳农场”里面一半是社会上犯有一些打架之类的小错误的年轻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强制劳动中耕田种地；另一部分人是被“砸烂”了的“公检法”人员。陆来到农场里与猪为伴。见到了过去公安局的副局长，科长等等。大家见面，发自内心有点好笑。昔日文革初期，“造反”群众在正统公检法眼里，视作“牛、鬼、蛇、神”。世态的变化，真是“此生何料？”昔日的正统人物，今天也与“牛、鬼、蛇、神”为伍，而且他们吃的苦，遭的难偏偏又不是“牛、鬼、蛇、神”赐给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互的“敌意”在共同的处境中淡漠，带来的是谅解和同情，但是旧的封建的等级观念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于是这种“理解”和“同情”也是有限的。
    初冬，地处无锡县与江阴交界的农场里，农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堤边上的林木开始枯黄，大地在沉沉地睡去。陆渭文一人在北风呼啸的傍晚，用冻木的双手在堤边的空地上栽冬菜，突然从空气中飘传而来隐约的声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沉痛哀悼……”传来了毛泽东主席撒手西去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震动，打倒了“王、张、江、姚” “四人帮”。
    历史往往会闹出“笑话”，其实也不过是“职业官”的权属变化而已。在革委会的统治下，有些人为林立果“选美”效力，高呼“永远健康”，对曾一度大权在握的军区政委张春桥捧场，吹喇叭，抬轿子之流。当陆、匡等人反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时，陆、匡就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四人帮”打倒了，曾反对过张春桥的陆渭文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在政治舞台上，登台表现的“演员”行行色色，各自做出了本能的精彩表现。正派的“小生”使人敬佩，最能使人发笑的可能是“跳梁小丑”，“白鼻头的奸臣”，在帝王面前三呼“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背地里却干着“谋王篡位”的勾当。“化妆师”的技能更大，非但可以使自己为了扮演各种角色的需要乔装改扮，更有本领为他人改装，根据他的需要，抓起手中的彩笔，在你脸上画上几笔，把你变成“天使”，由抓起一把黑灰，往他脸上一抹，把它叫做“恶鬼”。经过年长月久，风吹雨淋，这些“演员”脸上的油彩与黑灰，也慢慢地退去，渐渐地露出了本来面目，到了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才看清楚，发出一声惊叹，“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陆渭文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失去自由，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才算“无罪释放”。（与苏金坤两人同时释放）历时九年另九个月，从历史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从人的生命来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陆渭文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在“跌、打、滚、爬”中度过。现在还在地上不停的爬着。一爬、一拖地慢慢地寻找在“文革”中贫病交迫而离世的母亲，被打成“5。16”反革命而跳河自杀的妻子，还有那些同样身遭飞来横祸的朋友们。在陆渭文爬过之处--太湖之滨一块狭小而泥泞的土地上，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痕迹。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七绝一首：
    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尾声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曾被“砸烂”的公检法人员大部都已复员职，权力回到了他们手中。1969年，27军调防归属北京军区，军部设在石家庄市，由于27军很多干部家属是无锡、苏州、镇江等苏南人，子女也有在苏南各地城市工作成家的，一些27军的离休干部很想回到无锡来，因为27军留在无锡市革会掌权的王晏等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时”，非但大整“主力军”、“红代会”的群众，而且原市委的老干部也是吃尽了苦头。他们砸烂了“公检法”，凡吃过这些苦的人，真是寒天吃凉水，点滴在心头。27军在无锡十分孤立，别的队伍来无锡建造干休所，热烈欢迎，27军来无锡建干休所，坚决反对。
    27军无法，只好通过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出面，与南京军区聂凤智司令员打招呼，聂司令出面做工作，好不容易才在属于锡山市的前桥镇无锡火葬场的旁边让出了一块地皮，建造了27军的干休所。抬头就见冒烟的火葬场的大烟囱，随时随地可以闻到烧死人的枯焦味，天天可以“享受”到军乐队吹吹打打的哀乐。
    无锡市里有关领导还是不肯放过27军的某些人，在各个方面力所能及地“管、卡、压”，公安局招收新民警，27军干部子女就是坚决不收，已经进了公安局大门的，必然天天夹紧尾巴做人，否则，毫不留情地清除出门。卡住27军离休干部的子女户口，是十分厉害的一招，这些离休干部，不管你有三、五个子女，在无锡只准迁进一个。户籍警多次接到指令，“要严格把住27军干休所随带子女的户口关”。这是文革中27军内的某些人多行不义的报应。
    1984年在无锡市石门下看守所中关押着一名来自四川的×××，他的亲妹妹是文革传说中王晏的“情妇”，这位老工人的女儿长期居住在无锡他的姑妈家，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由婚配也是正常事，谁知这位老工人的女儿与男友同居半年后，被男友抛弃，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女方的莫大耻辱，在一般民间，也必然会引起是非、风波。于是这个老工人接到无锡妹妹的情况通报后，立即从四川赶回无锡，与他的外甥两人赶到男方的家中，将男方家中的一套家具打坏。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通的“民事纠纷”，无锡市公检法方面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男方抛弃女方是“道德问题”，但动手打坏男方的家具，则是“侵害了他人财产权利”，这样完全合法有据地判处这个为女儿之事的老工人，有期徒刑二年，缓期执行，老工人的外甥则在看守所拘留半年。问题很明显，有关方面对原27军在无锡掌权的王晏非常气愤，但出气却出在与王晏最亲热的人身上。这位老工人吃了哑巴亏，“赔了夫人又折兵”。

结束语
    笔者----当时“陆、匡反革命集团”的陆渭文在文革中关押审查了九年另九个月后，时隔三年，为在家中与朋友议论了“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等问题后，被以“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主要罪名，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苏北五河图农场服刑，正可谓：
    十里芦塘十里田，粮棉芦草两无边，
    田间少见农人过，遍地囚衣下夕烟。
    至今在全党，全国“反腐败”的浪潮中，仍然不能纠正我“污蔑共产党腐败了“的罪名，不能要回本应有的老有所养的经济基础。
    原“陆、匡反革命集团”的匡建中，文革中被关押了六年左右时间，释放后，被剥夺了报考大学的权利，现在私营企业帮助搞企业管理。

    本文最后衷心感谢王协昌，徐志纯，卜岩，匡建中，浦湘海，李伏阳等文革幸存者，为本文文革初期提供了真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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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
        公诉人: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
        被告人:陆渭文，男，四十六岁，常熟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铸造一厂工人，住本市南长街一百二十五号。现在押。
        被告人:袁达洪，男，四十二岁，无锡市人，汉族，捕前系无锡市第十中学教师，住本市塘泾新村十二号204室。现在押。
        辩护人:无锡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孟邻。律师工作者李雪芳。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因反革命一案，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纪民生出庭支持公诉，经本院依法不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自一九八另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污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一次和平演变"，我国是"封建专制主义";恶毒诽谤党的中央领导。"寄希望X的死"，妄想变天，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等。
        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被告人陆渭文伙同丁XX以帮助社队办厂为名，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上列二被告，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严肃国法，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处被告人陆渭文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前羇押的日期，以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止]
        二，判处被告人袁达洪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羇押的日期，一一日折抵一日，即自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起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员 汪承苍
        人民陪审员陈锡彬
        人民陪审员陆华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院印章]
        书 记 员 赵宛聪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无 锡 市 中 院 驳 回 通 知 书》
        [1992]刑二申字第49号
        陆渭文：
        你不服本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判决的申诉悉。
        现经复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和量刑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维持。你提出“原判决定性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市中院印章]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 苏 省 高 院 驳回 通 知 书》
        [1997]苏刑监字第223号
        陆渭文：
        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84]锡中法刑字第26号刑事判决不服，以事实有出入等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证实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正确的。原判决认定你与袁达洪自1980年以来，经常纠集在一起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密谋潜逃苏联，，台湾后窜至福建晉江县安海公社探听沿海情况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犯罪事实有你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你申诉中否认犯罪事实的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特此通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江苏高院印章
   
    二00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陆渭文的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陆渭文，男，67岁，汉族，江苏常熟市人，高中文化，原无锡市铸造厂工人，现无正常职业，现在住址是，无锡市江海
        新村15号202室，邮编是214026，电话号码是8292153
        申诉事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84]锡中刑事第26号刑事判决书[附件]认定本人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本人表示不服。
        于1992年曾向无锡市中院提出申诉，92年8月由无锡市中院“予以驳回”[附件]
        于1997年曾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直至98年12月“予以驳回”经办人于法官[女][附件]
        本人对以上两次驳回仍表示不服，
        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以权代法，野蛮硬判。原判决，罪名内容，五句言论，“一个企图”。
        所谓“胡说共产党腐败了”，“我国是封建主义专政”，“鼓吹用三民主义取代党的领导”，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与当时原话
        有原则的不符“一次政变”，“寄希望x的死”这两句与本人无关。 所谓被告人陆渭文，袁达洪还曾多次密谋潜逃苏联，台湾，是故意
        捏造，陷害。在庭审时，公诉人拒绝当庭出示证据，证词[以上庭审记录在案]
        所谓窜到福建省晋江县安海公社探听金门岛等沿海情况，并无此事[由同行人丁可南作证]
        无锡市中院根据《刑法》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指以反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
        命标语传单或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
        本人在82年左右，与袁达洪，李伏阳，二，三人，闲谈的地点在袁达洪家中，方式是茶余饭后，观看电视节目时，言论内
        容中，从未谈到不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不好。这样归纳：A，主观上从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目的。B，并无故意宣传煽动。C，即使是有错误观点，并无向社会扩散，不存在客观上的反革命行为。按《刑法》规定就不构成犯罪。
        历朝历代，衙门审案，只有屈打成招，而从来没有不要当事人承认，不听当事人申辩，不要证据或与证人对质，而判处刑罚的。
        二，1992年，本人接无锡中院“驳回通知书“时，[经办人一男一女]说，你的事表面上是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现在还是党的一元化理领导。。。，本人当时完全谅解中院及经办人的为难之处。但足见是，“以权代法”的司法不公。
        三，1998年11月，由江苏省高院经办人于法官[女]俩人在无锡三凤楼饭店房间内找本人谈话，内容，A，从现在看你的言
        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B，判你的刑是根据他人的揭发材料。C，你的案子是省，市委共同定的案。
        本人当时就表示不服，理由：
        1， 1， 1， 1， 本人并不要求用现在的法律来处理我过去的问题。
        2， 2， 2， 2， 在省高院的复查中仍然是偏听偏信，当时的所谓揭发材料，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记忆，有人因诱供交代问题，有人为
        立功交代问题，对待言论的回忆，以谁为准？
        四，如此简单的案情，当事人申诉20年，而不给平反纠错，问题的结症所在，恐怕省高院还是不敢推翻省，市委作过的决定。
        经办人不敢违背领导的意图，如果这样，要法律何用？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句空话。
        要求，请求省高院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本案再次复查，纠正这一冤案。
        希望，不要让国际社会笑话，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居然一个普通老百姓，因为在家中私下里议论了有关政治的话和到福建厦门在鼓浪屿上出于好奇想看看金门岛而就成了反革命，吃了五年官司。至今当事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人权何在？
        今年年初本人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几日后答复曰，该案已多次书面答复作出处理，今后不再受理，来信也不再回复。
        即将此申诉打入死牢。当事人实难瞑目，充分相信法院乃人民法院之心不死，苦心等待。
        近日，又闻肖扬院长之声，”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有错难纠，甚至有错不纠，则不仅使公民权利一旦受损再无从恢复，而且严重者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再审作为给公民权利提供救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是一扇门，而不是一堵难以撞开的墙。司法的权威正来自于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
        尽一切可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此语当能为我的申诉起死回生。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谢谢，谢谢!
        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申诉人陆渭文上
        2004．10．28．

http://www.hst1966.net/archiver/showtopic-956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