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区域研究》：一本书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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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问世经历不少曲折。本来它应该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那套《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的一本，但是里面的文章颇有几篇是关于“geming”的，于是出版社就不淡定了，怕出问题，拖延了很久，最终决定只出其他几本：妇女史、中古史、上古史、宗教、思想文化。这本其实最能引起国内学者兴味的书，反而流产了。

　　去年10月，我和几位同事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访问，期间听董玥说起这事。她非常失望，因为这本文集里的文章，几乎是她一篇篇亲自问作者要来的，有几篇甚至是作者特地为这本文集写的，后来因为迁延许久不出，这些作者只好把文章先发到其他刊物上去了。为了审查的事情，作者们也已经做出些许让步，同意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但最终因为毫无道理的“主题涉及敏感话题”而不能出版，实在让主编者董玥和作者们都感到十分无奈。

　　编这本书已经投入了很大的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一篇在《亚洲研究杂志JAS》上发表过的文章大概需要160多英镑购买版权，翻译的费用，董玥甚至花了很长时间校对修改翻译。就这样付诸流水，实在不甘心，于是董玥想把这本书送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但是在香港出版又实在有违编者和作者的初衷。原本他们的想法，是让国内的学生和学者能接触到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从中借鉴西式论文的写法——问题意识、论点展开、论述过程、史料运用等等。若在香港出版，那么国内大部分学生学者势必无法读到了。那天吃饭的时候，听着董玥絮絮地抱怨，同行的金以林老师，灵光一现：就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吧！

　　于是，从西雅图回来以后，我就帮两边牵线搭桥，两边都对这个出版计划很满意。董玥开始紧锣密鼓地按照社科文献的要求修改脚注——所有英语文献要还原到原文，一直到圣诞假期过后，才做完（干过这个工作的人就知道有多繁琐了）。然后就是等待编辑处理排版。直到5、6月份，初校清样出来了，董玥发给各作者过目。结果没想到，这版的错误率相当高，尤其是脚注中的英语，于是董玥和作者又抓紧时间修改。董玥后来又好气又好笑地跟我抱怨：这些大牌作者，送出版社定稿之前让他们改，他们都没动作，等校样出来了，各种大改，简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老实说，这些作者大概都有点怀疑这本书是否能在大陆出版吧，以至于只肯在看到校样的时候才真正动手，免得又做无用功。我自己还陪着周锡瑞改了整整一天的论文，从上午9点做到下午4点，真是逐字逐句的读，有问题的地方核对原文，改得满屏的红字。老一辈学者的认真，就是在这种细节地方体现出来的。而社科文献的徐思彦老师，更是超级负责的出版编辑，她凭着几十年的编辑功力，给我们抓出了好多我们平常都意识不到的文字错误，对敏感内容的修饰也恰到好处，让作者和出版总局都能接受。

　　现在看到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编者、作者、译者、出版社——真的都很高兴，甚至可以说松了口气：好歹总算是平安无事地出版了！

　　最后想说明一下这本书的主标题。 最最初的标题原本是《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近代史卷》（老实说，我一直反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用“汉学”这种说法，因为这个领域大部分的学者都在历史系，而非东亚系，从学术训练和学术谱系而言并非“西方汉学”的一部分）。后来要拿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去出版，董玥根据这本文集里几个大主题，将其定名为《国家·geming·日常》。再后来，决定在社科文献出版，我们都觉得这个题目里有敏感词，有点“危险”，徐思彦老师请王奇生老师来定题目，据说王老师是起标题的高手。没想到王老师更加大胆，建议把里面关于“geming”的文章抽出来，和欧洲、中国、港台等地研究geming的学术论文凑成一堆，出一本专门讲geming的文集；剩下的文章则归成一本，叫《国家与日常》。我们都觉得这未免太伤筋动骨，出版日期不免又拖延，所以还是决定保持原样出版。

　　现在这个题目，是我在跟董玥skype的时候想出来的，说实话也是受她的导言启发。作为北美史学研究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其问题意识往往受到更为普遍的历史学命题启发，例如国家和国族认同的问题、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问题、公民意识形塑的问题、革命和社会动员的问题，因此并非像汉学那样把中国作为另一个文明来研究，而是努力在普遍性范畴和命题中思考中国的特殊性，并且在中国的特殊性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论点，反馈和补充那些普遍性范畴和命题。在北美，作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中国研究，的确可以说是某种“西方的视角”，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把中国当做一个“他者”，一个解剖和审视的对象，一个潜在的敌人或朋友。而摆脱“区域研究”的思维，正是为了突破这种视角的局限，把中国当做更为抽象的历史过程中的某种具体表象（reification），与其他的具体表象（西方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印度的等等）进行对话和商议，共同构建起一个关于“近代史”的叙事。走出区域研究，意味着不把中国当他者，尽管海外学者的确也无法具有和中国人同样的主体意识，但他们在努力超越“他者”和“主体”的截然两分，用一种更为诚恳、开放和非民族(non-national)的方式去研究另一种文化。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学者也以同样的热忱和好奇心去研究欧洲史、美国史、非洲史、中东史、拉美史、印度史。等到那时候，我们才更有资格说“世界的中国”。

　　有次吃饭的时候，王奇生老师说“走出区域研究”这个书名太糟糕，放在书店里会没人买，因为大家的第一反应，这大概是本关于地方史的书吧。其实里面猛料很多，但我们不敢写在封面上，而写在封面上的书名，又是从英语(area studies）翻译过来，在中文语境中失去了原有的涵义。这个主要怪我没考虑周到，所以总觉得欠徐主编和董玥一篇书评，至少应该再多说明一下这本书的前因后果，能让大家多知道点这本书的内容，也不至于因为书名而错过了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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