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苏尼 另类文革史：飘派拾零

tuffy05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506/2235.html


作者：贝苏尼

（一）

明年就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那时候我还是“小屁孩”，当时不明白，到现在也对名目繁多的派系十分茫然，什么“红卫兵”、“东方红”、“造反派”、“主义兵”、“红造司”、“好派”、“Ｐ派”……。其实，当时如果有全国“一片红（橙，黄，绿，青，蓝，紫？）”真正实现“大联合”的派别，那就是“男焊（半导体收音机）女织（毛衣）” 的“逍遥派”。不过，“逍遥派”要在运动之前就已经工作，至少要混进大学才资格，中学生当中则有一个所谓“飘派”。

“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难下定义。“干部子弟当中的花花公子和风流女郎”？不对，有的高知子弟也挺飘的。“老三届当中的俊逸之士”？也不对，张郎郎先生回忆文章里的那些风流人物都是老大学生。但是大体上还是以老三届为主，七Ｏ届以后的叫wan zhu，当时以为是“晚主”，“晚于老三届”之意也，也可能是“玩主”，“会玩的主儿”之意。王朔给写成“顽主”，不知什么道理？

“飘派”存在的时间段则相对比较容易定，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五年左右是飘派的活跃期，此前革命热火朝天，此后就成了“晚主”的天下。

现在想得起来被叫做“飘派”的，大体上需要符合这么几个条件。家庭出身是干部（包括“革军”和“革烈”）或知识分子（高级最好，实在不行低级也凑合），看别人没看过的书，听别人轻易听不到的音乐，会唱歌跳舞或某种乐器，具备某种体育特长，会照相，冲洗放大。另外相貌一定要好，男女平等。有人说，“所有动物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只有人类相反。”这话需要修正，大部分女的比男的漂亮，可男的要漂亮起来，就能把所有女的比下去。

六十年代末的一天跟女友走进西单的冷饮西点店，看见两三个“前老兵儿” （即最正宗的红卫兵），身高大概有1米85，宽肩长腿，浅黑色的脸上有一丝忧郁，大眼睛深不可测。他们穿的也是蓝咔叽制服，但是颜色更接近正宗的藏青，剪裁和做工都很考究。

怎么能断定这几个男孩当过老兵儿呢？人们总是说那时候的服装整齐划一，无非是蓝绿两色，其实在这蓝绿两色的制服中，阶级界限却比任何时候分明，看一眼就可以准确地判断他或她的家庭出身，高干和高知也不会混淆。

高干子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端正”二字，不论男女几乎都是舞蹈演员或运动员身材，相貌也是端正的，却比较缺乏个性和韵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有个性韵味，却不大端正。当年四中排球队的主攻手，据说是教授的儿子。此人的长方脸非常白皙，高鼻梁，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长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高强度劳动都没有将这一切摧毁。他能当扣球主力，身高肯定在1.80米以上，闹不好得有1.85（当时有个名二传才1.70），胳膊和腿都短不了，可惜有点溜肩，破坏了总体形象。此人我只从远距离看过一眼，大名鼎鼎的运动健将正在矜持地微笑着和人谈天，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不知是否“耐看”。

一个高干子弟则和他正相反。说是他是高干子弟，其父乃是某报主编，家学渊源是有的，不过参加了革命而已。此人原来是篮球和乒乓球健将，却由于某种我至今不甚了然的机缘参加了排球队，很快就压倒群芳，脱颖而出，成为副攻。他扣过一个压线球，那叫一个犀利，事隔三十多年还历历在目。可毕竟没有基本功，篮球反应似乎一直在潜意识里作用，排球动作怎么看怎么别扭。猛一眼看上去，天下要是有“美男子”，那是非他莫属。作为篮球运动员，此人不算很高，大约1.79米左右，身材是标准的三角形，胸肌发达，长胳膊长腿，动作轻灵敏捷。浅黑色的长圆脸，五官也没毛病。可过几天再看，就毫无光彩了。

说了半天男的，再说女的。有一家三姐妹，父母是“起义人员”，在北京的高干和高知圈子里非常popular。这三姐妹有两件怪事。一是父母的特征都在脸上挂着，彼此就是不像！二是除了老三之外，老大老二的脸都是歪的，还不是歪一点，歪得厉害，连牙都不整齐。可她们仨还就是美，公认的美人儿，有专业摄影师照的逆光大头像为证。她们美在哪里？大概就是所谓“气质”吧，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雅，即便是破旧的蓝布制服也不能掩饰。有人说，出生地会给相貌风度留下痕迹，老大和老二都出生在巴黎。法国女郎本来就不是以N围胜，而是以风韵胜的。

凡事都有例外。我也见过“高干子弟体型端正”的极端反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之一，是我大学同学的先生。她是班上第一个结婚的女生，开口闭口“My husband”如何如何，我们就叫他“husband”。不避“whose husband”的嫌疑也是有理由的。听她唠叨了一个学期“my husband如何如何”，就想见见，说好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去吃西餐，她有点勉强地同意了，说，“他比我矮”。于是我们就把husband想像成敦敦实实的样子。到了西餐馆，只见从人群中擦着地皮翻滚出来一个人，张口就是一长串流利的英文。碰巧那天去的几个女生都是学德文的，目瞪口呆可以用听不懂来掩饰。Husband 见我们没反应，就改口说中文了。他说的话也有标准的干部子弟特征，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措辞和句式都很典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放，肯定迷倒一大片。奇怪的是，我们班的女生无所谓，反而是男生特别不喜欢他，有机会没机会都要挤兑他几句。也是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时候吧，看到仲维光先生在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后的长文里提到，此人摇头晃脑地反复朗读某篇《人民日报》社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云云，不禁哑然失笑。就他，一张《人民日报》展开，还看得见人么？

区别“高干”和“高知”子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说话。高干子弟说话特别典雅，决没有“粗俗”或“低俗”的字眼，没有“胡同串子”的发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不仅不避俗语土话，还有意识地去学，词汇量越大越光荣，发音越准越能耐。插队的时候常听说邻村某聪明能干之女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可惜缘悭一面。若干年后有幸瞻仰她的“玉照”，实事求是地说，从有些角度看还可以，另一些角度看甚丑。又过了几年，有事不得不去找她，一开口那叫一个土！说穿了，都不过是snobishness罢了，尤其是后一种，拉出的架势就是，“我有家底我怕谁？”

（二）

严格地说，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可能都不算“飘派”，因为他们虽然才貌出众，都还是很老实的，缺乏“飘派”的一项重要指标：（广义）性开放。他们当中有的严格遵照“晚婚晚恋”的国策，连异性朋友也迟迟不敢交，有的则忠心耿耿，从一而终。就说那“为篮球意识所主导的排球健将”吧，当时有个女朋友，有人说“极镇”，有人说“极有限”，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尤其是对此人而言。上面调侃了他几句，实事求是地说，此人还是相当优秀的，后来学的理科，很早就到美国做生意。可就这么个 “极有限”的女朋友，也把他折腾得够呛，X退（不记得是病退还是困退了），回城，转户口，找工作，足足跑了好几年。最后还是吹了。但与“开放”无关。

文革后期，北京某中学有两个“老初一”的女生突然声名大噪，碰巧她俩一黑一白，人称“黑牡丹”和“白牡丹” 人人争说。她俩都是鹅蛋脸，都喜欢留修剪得很整齐的前刘海，不管短发还是长发，都是“童花头”的变体。

“白牡丹”小学跟我同校不同班，就一年级时有点印象，后来转学走了。当时也觉得她比较出众。夸张点说，“白牡丹”的脸跟普希金那位让他送了命的太太差不多意思，身材则是东方式的修长窈窕。70年初在上海街头看见一个很美的女孩静静地站着，苍白的脸上表情高深莫测，似乎是记忆中的“白牡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她也看了我几眼，但是都没有说话。这时候，从马路对面的糕饼店里出来一个男孩，必恭必敬地把新买的奶油蛋糕递给她。她接过来，慢慢吃着，男孩不时讨好地对她说些什么，走远了。这男孩中等身材，宽肩，微驼，满脸“青春豆”，让我很失望。后来听人说“白牡丹”和她的男朋友，想起这一幕，就把见到的男孩形容了一番，得到的答复是，“她的朋友长得不错啊，就是脸上有点疙瘩。”

“白牡丹”无才。

“黑牡丹”其实也没那么黑，浅黑色的鹅蛋脸，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微笑起来极其迷人。身材适中，四肢和躯干的比例也正确，就是总体感觉不太对头。她可以算个才女，会唱歌、跳舞、朗诵、弹钢琴。“黑牡丹”也免不了插队的命运，但大部分时间在报考文艺团体，当她经历了很多周折，终于被录取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她都演过别的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意外地在一部相当轰动的电视连续剧里发现，那个“身患绝症返回故土死在心爱的人怀里”的“美籍华人老姑娘”，闹半天是她！导演找到她也算是有眼光的。轮到她的角色表演弹钢琴的时候，摄像机罕见地对准了包括手在内的上半身，还有手的特写。背景音乐未必真是她弹的，可她起码知道把手按对地方，不像刘晓庆等人，露张脸，摆动的节奏还是不对。Ingrid Bergman 在《插曲》中演钢琴家，给小提琴家（好像是在Gone with the Wind里演 “窝囊废”Ashley的Leslie Howard）伴奏，大段大段的练习和音乐会场面，这二位都比划得够像的。可是中国影视作品里，我就看到过这么一个敢把手亮出来的镜头。说起来，冒充弹钢琴还是最容易的，姜文演《北京人在纽约》，怎么就把主角是大提琴手这茬儿给忘了呢？《新世界交响曲》还挺长，连我这观众都替他痛苦。

一两年后，“黑牡丹”又出现在电影屏幕上。这回可是洗净铅华，演个国营菜场经理，进进出出穿的都是工作服，迷人的微笑毫无用武之地。那部电影也没什么情节。菜市场发生质量事故，顾客投诉吃了不新鲜的螃蟹泻肚子，经理亲自登门道歉。顾客是个八十来岁胖胖的老太太，像只面口袋似的堆在椅子上，说话却非常通情达理，“也怪我自己不好，吃着不对味儿，就别吃呗……”这句台词念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可以跟张伐最后的台词“万恶淫为首”相比，绝非等闲之辈。仔细瞅瞅，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远东第一老太婆”吴茵呀！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让我记住这么句话，也是“黑牡丹”倒霉，跟吴茵演对手戏，哪里招架得住？

她有什么“飘”的事迹呢？好像也不多。听说她比较敢穿。在满街灰白蓝绿的确良的时代，她穿着绯红色半透明尼龙丝绣花衬衫到处闲逛，明摆着就是“找拍”呢。果然也就让人盯上了，找茬跟她搭话，欣欣记录的那些过场对白都说完之后，男孩直奔主题：“交个朋友吧？”她才故作吃惊地“哎哟”一声，娇滴滴地说：“那我已经有朋友了，怎么办呢？”

（三）

第一部分“尖头马”（gentlemen）first，第二部分专讲ladies，现在又轮到“尖头马”了。

话说有两兄弟，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相差四岁，也许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也许其中之一是，或者二者都不是。他们的父亲没见过，母亲很普通的圆脸，要是白点可以算张爱玲说的“粉扑脸”，戴眼镜，其余部分无关紧要。

哥哥继承了母亲的圆脸，有的女孩认为他长得好，not my type。此人身高约一米七Ｏ，驼背却比较严重，超过吸引女孩视线的“微驼”。从他当时的女朋友那里得知，此人小时候不愿作“羊群里的骆驼”，努力降低身高，等习惯养成，却不再蹿个儿，亏了。

弟弟的脸长得“七出八进”，跟哥哥一点不像，除了白。符合“高知子弟相貌欠端正”的“贝氏定理”。然而正如博学的钱钟书老先生所说，“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他的身材就是可供检验“贝氏定理”的“例外”。弟弟比哥哥高，能打篮球，但不会超过1.80，宽肩，发达的胸大肌和两头肌。

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分别上了两所中等偏上的学校——这是我说的，他们一定说“都是老教会学校，解放后不受重视，师资还在那儿”。考分不能说明智力，却反映一个人在学校功课上的“投入”。这兄弟俩从区少年之家到市少年宫，从少年宫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外带溜冰、游泳、打篮球、下围棋、打桥牌，人是聪明的，在学习上却不太用心。

这哥儿俩值得一说的地方不少。前面简单提到“飘派”的打扮，这哥儿俩就比较有代表性。从说话可以分出“高干”和“高知”来（这哥儿俩就说的一口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穿戴就不那么容易了。相对来说，女的还比较容易分辨。干部子弟的穿戴可以用“标准”二字来概括，穿的都是现成的制服和毛衣皮鞋；而高知家庭出身的则多少带点“海派”，或自己动手制作，比较独特。这哥儿俩有个表妹，其出身是“高干”兼“高知”，她的蓝制服就有些“海派”，一字领，有机玻璃扣子，暗兜。上面说的三姐妹，印象中她们的母亲永远在织毛衣，晴纶线，甚至劳保手套拆出来的白棉线也能织出别致的式样来。有一件是以白棉纱线为主，加上红绿图案。从蓝制服的领口看到的白色线衣，隐隐露出一点红绿，与众不同。

“飘派”的服装似乎都是冬装。女的一身蓝咔叽制服，多半为男式，内穿中式棉袄，脚蹬半高腰黑色皮靴，戴黑皮手套，拉毛长围巾。也难怪上海人都对我“嗤之以鼻”，硬着头皮说上海话也还是得不到承认，我的审美观完全是“京派”的，在我看来，女孩穿男式制服就比一字领更有韵味，用现在的话来说，更sexy。拉毛围巾首先必须长而且宽，天冷刮风的时候能把头包住再在脖子上绕一圈，不那么冷的时候可以在肩头摆出各种“飘逸”、“浪漫”、“潇洒”的形状。“飘派”的拉毛围巾多为鲜红色，蓝、灰、驼色的就等于“自我宣示”放弃。有个女孩多年后说，戴着鲜红的方头巾，黑皮手套，很神气云云，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到街上让人一看就是老实人。她的鲜红色方头巾我没见过，第一次看见她围着绿色的拉毛围巾，长度和宽度都够了，颜色是非常雅致柔和的粉绿，大约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不算。

也难怪她不敢穿戴得太标准。既然有“拍婆子”这回事，有“刀子里面出爱情”的说法，当时敢在大街上“飘”的女孩鞍前马后都有人暗中“戳着”（保护，撑腰），可能是兄弟，兄弟的哥们儿，也可能是男朋友。像“黑牡丹”那么勇敢地独自到处乱逛已经是文革后期，“供给”虽无“保障”（恭录商店门口的先主席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大街上搭话交朋友的还有，动刀子的毕竟少了。而在那些“动乱”的年月里，即便穿得非常“疏离主流”还是难免无妄之灾，飞来横祸。一年冬天回北京，跟三个女孩出去玩儿，就高潮迭起，险象环生。

先介绍一下那天穿的什么。一个女孩穿的是墨绿色带暗格的中式棉袄，第二个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第三个和我分别穿的是旧呢大衣改的短外套，都非常低调。我们先到动物园附近的“老莫”照相，其实早已改名“北京餐厅”，可人们还是叫它“老莫”，封闭环境里保留对异国风情的向往格外强烈，也是人之常情。那里的米黄色石墙和雕花立柱在黑白照片里效果甚好，颇得附近摄影爱好者的青睐。刚拿出相机，还没来得及摆姿势对光呢，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两三个男孩，嘴里不干不净，说的也不是“拍婆子”的开场白。见他们来头不善，“中式棉袄”从地下拣起一块小石头冲他们扔去，喊道，“滚！”他们见势头不好，飞身上车，留下一句话，“你们不——狂，还穿着青布懒汉鞋呢！”一溜烟跑了。

这就说到鞋。最“狂”的当然是正宗的将校靴，其次是市面上卖的仿制品，再次是白回力球鞋，至于懒汉鞋，则雅俗共赏。懒汉鞋的鞋面一般都是黑色灯芯绒的，塑料底以白色的为贵，棕红色的不入流。那女孩的鞋面是布的，市面上少见，原来是自己做的，还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过，结果挨了句骂！好在她本来也跟“狂”无缘。

让这几个男孩一搅和，动物园附近是不能久留了，赶紧坐上汽车奔颐和园。进园门不久就碰上那两兄弟一帮人，有十来个，在雪后的昆明湖冰上走，黑压压一片，衣服的质量明显较高，大概是正宗的“飘派”了。这帮人有的穿蓝咔叽制服，里面衬了呢制服，有的是军礼服，有的是藏青色或黑色的呢制服，一下子就撑起来了，显得很挺刮。另一些穿的是蓝棉大衣。其中一个穿的是长呢大衣，据说是某要人的侄子。当时的印象，此人面阔口方，堂堂一表，颇有乃伯之风，很多年后再见到，却变成了缩头缩脑的“猴儿精”，怎么看怎么不像。人们就叫他“某人的侄子”，言下大有将信将疑的意思。此是后话。这些男孩穿的衣服虽然不同，却一律歪戴着羊剪绒帽子，很俏皮，有俄罗斯风。羊剪绒帽子皮面，质量明显高于普通栽绒帽子，从身边骑车人的头上把帽子摘掉不难，当时也流行抢羊剪绒帽子。因此，男孩也难得敢一个人戴羊剪绒帽子上街。有天看见那弟弟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天很冷也没戴帽子。这天他们人多势众，就都把羊剪绒帽子戴上了。听说羊剪绒帽子的戴法还有讲究，有些男孩里边还戴着白色的“回回帽”，露出一圈白边，透着讲卫生，跟女孩戴口罩异曲同工。

我们从佛香阁下来，正走在一个什么回廊里的时候，横里突然跳出一个男孩，开口就说，“拿钱来！”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嘣儿”的一声亮出四寸来长的弹簧刀，身后还“压”上来两三个同伙。我跟“青布懒汉鞋”发楞的功夫，“中式棉袄”和“蓝制服”已经奋勇地跟他吵了起来，一个说，“为什么要给你钱？！”一个说，“就不给！就不给！！就不给！！！”

吃西餐——“飘派”拾零补遗之一

因为生怕有始无终，闹了个虎头蛇尾，挨了许多砖头。想想也对，区区“将校靴”、“刮刀”都有那么多讲究，写了半天“飘派”还没定义，不是自找砖砸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先把“飘派”的定义确定下来再说。先google了一通“飘派”，调出来全是我写的，此外只有一条里提了一句“中学生里的飘派听三十年代歌曲”，上下文讲的全是音乐。碰巧这里有两个朋友都是老三届，都是干部子弟，应该有权威性，就去问她们。

结果第一个说，文革中父母受审查，家里三个弟妹，全靠她里里外外张罗，（一九）六九年下乡，七Ｏ年当兵，一当就是四年不能探亲，回北京已经是七五年了。“飘派？连听都没听说过。”也难怪，她家那个“大院”离城特别远，快到远郊区了。

再问第二个，“到底什么是飘派？我写的那些，人说全不对。”她的回答倒干脆，“像你我这样的都是飘派。”

“啊？写来写去我自己成飘派啦？”

“上学放学的路上，从四面八方投来异样的目光，找茬儿跟你说话，就是飘派。还有，就是家长特别紧张，检查你的信，就是飘派。”

“那会儿没男孩给我写信，倒是我写给女同学的信引起过她哥哥的注意，我的字儿像男的写的。那时候的打扮，拉毛围脖，羊剪绒帽子……”

“军帽里面戴回回的白帽子，露一道白边。还有戴口罩。”

“对对对，戴口罩。去年非典期间满街的大口罩，上岁数的人就说‘三十年没见了’。那会儿都有什么活动？看小说，听唱片，看《红色娘子军》演出，照相，我都写了，还有什么？”

“还有吃西餐。”

对，还有吃西餐。

当时北京的西餐馆子还剩两家，一个就是早已改名“北京餐厅”的 “莫斯科餐厅”，简称“老莫”，一个是新侨饭店的西餐厅。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并改建之后里面的“和平”（德法式）、“和风”（顾名思义，日式）都没了。老莫和新侨经历了“破四旧”，一度卖过炸酱面，但很快又恢复了西餐供应。当时是吃新侨的“份儿”比老莫大，我想大概是地段关系，就餐厅本身来说，老莫的厅堂远比新侨宽敞，打腊地板，顶天立地的钢窗，丝绒和纱窗帘都没有被“破”掉，暗绿色的柱子上有可爱的猫头鹰浮雕，靠近厨房出口的水池里金鱼没了，有时还喷水。从穷乡僻壤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足够造成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此外老莫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餐具地道。不知是从苏联运来，还是专家设计在中国烧制的，那些蓝边白瓷碗碟、刀叉、酒杯、装胡椒和盐的小瓶，周游列国之后想起来，还是正宗俄式餐具。“老莫”盛红茶的是玻璃杯外面套镂空金属的带把套子，后来在阿萨拜疆人家里见过。中式和日式的茶具万变不离其宗，无非“陶瓷”二字，以英国人为首的欧洲人喝茶也多用瓷器，偶尔有用全玻璃的，在玻璃外面套金属是典型的中亚风格。二是最早的一批服务员也是苏联专家培训的，尽管后来招的服务员能把汤洒一半，碰上老师傅还是能充分“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

“飘”和“非飘”们热衷于吃西餐固然有附庸风雅的意思，究其根本还是缺油水。红菜汤（borsch）、火腿沙拉、炸猪排、奶汁烤鱼、甜点……对身体发育阶段人们的诱惑力，跟俊美异性一样难以抵御。不过，不管这些“早期汉奸”如何崇洋，也要面对中国人吃西餐时“永远的挑战”：怎样吃进嘴里。我就见过不止一位实际或自以为美丽的女孩，叉着涂了黄油果酱的整片白面包，环顾左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跟必须有三代以上“富贵”经历才敢说话“土得掉渣儿”相类似，宣称“爱中餐”也要有吃西餐的经验作底子。一个围鲜红色拉毛围脖的女孩就这样勇敢地说过。据说她的酒量十分了得，白干四两不醉，葡萄酒能喝一瓶。这样的人当然不止她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中餐馆计有丰泽园、马凯饭店、新疆餐厅。马凯至今没去过，丰泽园毫无印象。关于新疆餐厅，值得一说的是馕。当时就觉得非常香甜可口。出国后住学生宿舍时，见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等国来的学生经常烤馕，发音约如nan，他们给我尝过，味道跟新疆餐厅的相似，是发面上涂了蛋液，在烤箱里烤熟的。但是当年新疆餐厅的馕是圆的，形状跟烧饼差不多，这些中亚邻居烤的却是一掌宽，半米多长。黎巴嫩人开的店里卖的馕则有一米多长，可以弯曲和折叠而不断，“筋道”极好。几个星期前到巴基斯坦人家作客，席上有主妇手制的馕，形状又变了，是长圆形。看来馕也有多种变体，自东向西越拉越长。

西餐也好，中餐也好，都是在北京有名堂的地方吃的。回到乡下，就是无穷无尽的“精神会餐”材料。

看小说——飘派拾零补遗之二

老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要能“飘”得起来，完全不读书是不行的，那叫“土鳖”。“地下读书运动”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了，其实当时读的书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数理化、文艺小说三大类。肯下功夫“啃”前两类的，大概都不承认自己是飘派，合格的飘派要看文艺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即所谓“世界文学名著”。

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计有：

俄国：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陀斯托耶夫斯基：《白痴》、《罪与罚》、《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
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父与子》、《初恋》、《罗亭》；
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诗体小说）；

英国：
狄更斯：《大卫·科伯菲尔》、《双城记》（后者可能记忆有误）；
高尔斯华绥：（书名忘了）
拜伦：《唐璜》；
勃朗蒂姐妹：《简·爱》、《呼啸山庄》；
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法国：
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斯汤达：《红与黑》；
梅里美：《卡尔曼》（卡门）；
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
小仲马：《茶花女》；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傅雷译出部分；
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我们的心》、《一生》；
左拉：《娜娜》、《金钱》；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勒萨日：《吉尔·布拉斯》

德国：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
席勒：《阴谋与爱情》（当时有东德电影，记不得书是否翻过来了）

西班牙：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意大利：
但丁：《神曲》

美国：
杰克·伦敦：《热爱生命》；
德莱塞：《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钱》、《金融家》、《天才》（德莱塞死前几个月加入美共，给人们翻译介绍他以理由）；
马克·吐温：《镀金时代》。

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写实主义”的，熏陶出来的人，其审美趣味也基本上是清晰的，即所谓“雕塑感”一类，与“晚主”（一九五五年后出生者）的崇尚“现代派”构成鲜明对比，也是二者之间的“代沟”。“朦胧诗”可以算是一个异数。

《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形形色色的案件》，以及《汤姆·索亚历险记》文革前就流行过，不再此列。另外，Gone with the Wind，名副其实的“飘”在“飘派时代”知道的人不多，到一九七Ｏ年代后期才流行。也是一桩怪事。

在“西学东渐”中碰到的最难翻译的词之一就是sexeuality，福柯的Histoire de la sexualitié以前译为《性史》，增补修订后成了《性经验史》，其实都不全面。Sexuality的含义很广泛，包括性行为、性心理、性道德、性禁忌……等等等等。在大街、公园或冰场众目睽睽之下问女孩“你哪儿的？”说它跟性毫无关系吧，问答（或不答）双方都知道下面要谈恋爱；硬说这是“性行为”，又实在勉强。欣欣已经考证出来，轻易发生性关系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青少年都“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恰当的表述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某“飘”先交一女友，门第甚高，容貌欠佳，且有些傻气。未几生厌，遂曰：“你去把那个谁谁给我叫来。”“谁谁”和“傻大姐”相反，门第不高，相貌出众，光洁的浅黑色鹅蛋脸，轮廓分明，大眼睛很“飘”，人称“印度美人”。不久该“飘”因故入狱，“谁谁”回乡下老家生下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故事后曾在西单见到一个相貌身材无可挑剔，却面容憔悴衣衫破旧的女孩，回来形容给讲故事的人听，“好像劫后余生的样子”，讲故事的人说，“她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劫难吧。”

胆儿最小的当然是谨遵“晚婚晚恋”的国策，生怕影响招工上大学。（带“婆子”下乡的，两人在面临招工上大学时都被往后排，实在挺不住结了婚的，后来都要经历更多曲折才能回城。）但是根本不谈恋爱还能叫“飘”吗？所以一般人都取“中道”。

看了外国小说，难免想效法，可像巴尔扎克的那些“人间喜剧”人物的动力是欲望，在试图泯灭一切欲望的环境里，别说是效法，连共鸣都难以产生；狄更斯的“苦孩子turned out to be somebody’s son”模式也比较boring，因为飘派之成其为飘派就是门第高贵确定无疑；居于N角之上的人可能对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同情，当时延续的还是“真诚的爱情不能见容于虚伪社会”的解读，毫不犹豫地站在卡列宁的立场上，众声唾骂安娜是“破鞋”，是电视剧播出后的奇观。效法安娜的前提条件是“居于N角之上”，不在“角”上的人如何进入“角”色呢？这就用得着普希金了。

当时《叶甫根尼·奥涅金》在女孩当中十分流行，好多段落都能背下来，就效法达吉雅娜给心上人写一封信。根据遇罗锦回忆，哥哥遇罗克曾鼓励她给喜欢的男孩写信表示好感，可见女孩采取主动早在文革开始前就有了。不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采取这种方法却往往失灵。看过《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男孩不多，收到信后的反应难得回信或当面把女孩教训一顿，而是转手就给别人看，以便撇清！我这个人比较缺少“道德义愤”，对上面说的“大出格”行为也未加谴责。三十多年后“忏悔”，也只能说当时羡慕他们胆儿大，有些好奇，剩下的只有同情。唯独这个收到信给别人看，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呢？表明自己能耐，讨女孩子喜欢？柳下惠？

也许，这些男孩竟是对的。对女孩们来说，达吉雅娜和奥涅金的故事只是前半段，后面还成了将军夫人呢。真正让女孩们潸然泪下的是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告白：“不错，我爱过您，但是我现在有丈夫，我要对他忠实。”因此，她们在写信的时候潜意识里并未将收信人当作未来的结婚对象。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始终是女性自觉或不自觉的观点；而“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则是男性近百年来所坚持的。即便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也不例外。

“飘派”拾零（完结篇）

到紧要关头打住，且听下回分解，外国叫做cliff-hanger。“蓝制服”和“中式棉袄”跟那男孩吵，他手里拿着刀子一步一步往后退。这时背后出现了几个穿制服的中年人，似乎是警察或准警察，男孩见势不好，翻过栏杆跑了。中年人也不去追，好生安慰我们，我们也感恩不尽。“悬念”就这样完了，Sorry。

我原来觉得只要才貌出众的， 都让我这个“初一小孩儿”景仰，后来才知道不然。先“跟名人撕咬”一下。我有一个早成“老朋友”的“小朋友”，插队时跟郑义先生同村，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大飘儿”——不是“小飘儿”，她特地强调——来到他们村，看什么都不顺眼，入乡随俗嘛，也只好忍着。最后看到灶上晾的袜子掉进粥锅里，本村知青拣出来，说，“没事儿，没事儿”，该“大飘”的忍耐到达极限，撂下一句话：“你们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飘”然而去。这件事借着网络的便利向郑先生求证过。

得到答复如下：

这么多年的事儿，实在想不起来了。当时到我们村来的人很多，同是天涯沦落人。当年我们村的同学们干得很苦，袜子掉粥里当然不算个什么事儿。记不得有哪位“小飘儿”有这么大口气。两点：第一，他得“份儿”极大，谁到我们村来还能显摆“份儿大”呢？至少不多吧。第二，大家混得都不是人样儿，谁不是呢？破衣烂衫，撒过粪的爪子来不及洗，抓起干粮就往嘴里塞，但精神状态极高昂，能侃点儿西方哲学史萨特德热拉斯带星星的火车票什么的，到我们大坪村来，可能才有资格评价我们是否有做人的资格。他若是读过这么多书了，也不会在意那只袜子了。——是吗？

那是一个“份儿”极大的人，所以不叫“小飘儿”，是“大飘儿”。飘派不论大小，大概没兴趣看萨特、德热拉斯，也没有在猪圈旁边拉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揣着笛子上山放牛，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付诸实践的雅兴，看看《红色娘子军》，听听“老贝”、“老柴”，够吹牛的就行了。因为居于或接近上层的缘故，“飘派”们重要的资格之一就是在天桥剧场看过“原装正版”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能当场抓拍舞台剧照的“拔份”（提高身价），要是通过某种途径跟演员们认识，知道些八卦，“份儿”就更大了。

可见当时“才”与“貌”，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沟”的两边一勺烩了，难免掉进“沟”底，永世不得翻身。好在我从15岁起就“认同”萧涧秋，作“永远的外来石子，在任何机器里都不会成为润滑油”，下面是从“沟底”发出的“山谷回声”。

有一项 “沟”的两边所共同喜爱的活动，那就是照相。大概从一九六七年起，中学生里兴起一阵照相风。照相技术已经发明了近二百年，此前此后都有人照相，专业的，业余的，但是可以算作identity一部分的照相，似乎非“老三届”莫属。原来也没这么想，那天接待诗人们时忽然发现，除了京不特摄像机不离手之外，只有北岛拿着数码相机摆弄不已，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杨炼不是“老三届”，他就不照相，发现被镜头对准了，就摆出post让人照，其他更年轻的也这样。玩儿乐器是为了报考文艺团体，有二十出头开始学手风琴的，嫌指头太硬在热水里泡泡再拉，玩儿照相又“图”个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跟焊半导体，织毛衣类似，照相“不着一字”，凡是没被砸烂的，大概也就是被默许存在的，原样照下来，责任不在我，却可以“尽得风流”。二是快要下乡了，在生长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风景名胜留下点纪念。第一批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就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后来山西、陕西、云南、吉林……一拨接一拨，持续到一九七Ｏ年，再后来多是北京郊区。

“老三届”里照相upgrade为“摄影”，参加正式影展的也有，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几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是大学里不同系的同学，是专业摄影师的老公，大二那年的暑假他到北戴河照的一张《渔归》，落日余晖中近乎黑色的海浪、水面上翻腾的白色泡沫、礁石、蹒跚而行的渔人……非常清晰。后来每看到类似题材的照片就有意无意地跟他的比，不知是不是先入之见太强的关系，总觉得不如那张好。再就说到那两兄弟。因为认识那哥哥的女朋友，沾光也让他照过几张相，他为了取景，攀上跳下，几次差点掉进水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辛辛苦苦给你们照相……”但是——如果他上网看到这篇文章，请原谅我——似乎未见精彩，只能说曝光基本正确，构图连老套都谈不上。另外，他的眼睛只盯着女朋友，集体照抓的全是她表情最生动的瞬间，其他人只求不闭眼，让雪地上的强光晃得皱紧眉头也不管。弟弟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男孩坐在颐和园长廊的顶头，人，柱子，和上方的雕花呈剪影框架，中景石舫，远景玉泉山的宝塔，层次分明，中规中矩，半点不“飘”。后来在照相馆找到工作的是弟弟而不是哥哥，并非偶然。

现在想起来，“飘派”们的趣味还是非常保守的。他们看的世界文学名著到十九世纪末戛然而止，二十世纪作品只有苏联小说，难得有现代派作品。高行健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比别人先走一步，完全是因为学法文出身，萨特、卡缪等“荒诞派”作品可以看原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则是受《麦田守望者》影响，据说她就看过这么一本小说。他们听的唱片，不管是抄家抄来的，还是逃脱抄家留下的，多始于巴赫亨德尔，止于肖邦、李斯特、“强力集团”。能听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是王昆的儿子及其朋友。（见张郎郎先生的有关回忆）五十年代批判德彪西影响了一代半人的审美趣味，知识分子们多反对现代派音乐。某工程师热爱西洋古典音乐，制订了庞大的唱片搜集计划，到文革开始时已有五百多张，自然都被抄走。他本人则接受例行审查。一日，忽然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并播放一段爵士乐为证，不禁勃然大怒，找到造反派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我没有这样的唱片！”八十年代电视上采访申葆青，记者最后问她对摇滚乐有何看法，她坐在钢琴旁莞尔一笑， “代表”专业音乐工作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太吵闹了一点吧？”

上面说的这些人如果看到我的文章，也许会愤怒地抗议：“我不是飘派！”尽管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可能失去朋友，我还是希望得到原谅；虽然语带调侃，我写的时候却怀着温情。那是我们的青春，那每人只有一次，永不复返的青春。在那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乏中，青少年们是怎样近乎绝望地抓住任何可以称为“贵族”或“文化”的东西，来抵御粗野和愚昧的压迫。然而书中的“上流社会生活”毕竟要在现实中碰壁，这就是“飘派”不得不通过打架来“拔份儿”的原因。不过，贵族本来是武士，在终绝了十几个世纪（隋唐）之后居然能发出微弱的回响，也未必不是好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