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凡：平民记忆之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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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记忆之1967年（上）

一九六七年，我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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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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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一年，是非常时期。对于大人们来说，这是很紧张、很伤脑筋的一年。但对于我们小人来说，则不搭界，我们照样玩我们的游戏，快乐地生活，拥有一个大时代下的小世界。
我们少儿时代玩过许多游戏，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带有赌博的性质。现在的人们回忆起小时侯玩的游戏，往往都只说它纯真、童趣的一面，而把其中的赌博性都隐蔽或过滤掉了。其实，正是由于赌博性的刺激，才使得游戏更加好玩，更加想玩。
赌博的习性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之一。九十年代初，民间有一句戏言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形容人们下海经商之多；新世纪初，又有一句戏言说：“十二亿人民十一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形容社会上的赌风之盛。
尽管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赌博的习性仍然通过少儿游戏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得以传承。现在五十岁上下的人为什么赌性特别强？就是因为在其少儿时代经过了许多赌博性游戏的历练所造成的。
我们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玩赌博性的游戏，最初是玩“猜车票”。
所谓猜车票，就是猜公交车车票上的票价。双方对猜，猜对了就将对方的车票赢过来；猜错了就赔付给对方一张。
我们当时见过的车票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内公交车的车票；一是郊县及外地长途汽车的车票。市内公交车的车票又分为两种：一为汽车票；一为电车票。
汽车票的票价分为三档:伍分、壹角、壹角伍分；电车票(无轨电车)的票价分为四档:肆分、柒分、壹角、壹角叁分。唯有25路电车底到底(即终点站军工路至十六铺)的票价是壹角陆分，这也是市区公交车的最高票价。
六十年代中期市区还有三条有轨电车：1路(虹口公园——东新桥))；3路(江湾五角场——四川路桥)；8路(杨树浦底——东新桥)，票价分为四档:叁分、陆分、玖分、壹角贰分。
为了进行猜车票的游戏，我们经常要到公交车的站头上去捡乘客下车后扔掉的车票。在捡车票的过程中，偶尔会捡到有人从别处带过来扔掉的票价在贰角以上的郊县或是外地的长途汽车车票，如获至宝。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这类少有的高票价的车票不会让它参加猜车票的游戏，而是被我们视为车票中的精品予以收藏起来。
猜车票的游戏中有一条规则，就是“大头票”不带的（即不允许参加游戏）。所谓“大头票”就是指站头票，公交公司的地面工作人员向站头上侯车的乘客预售的车票，就叫站头票，它在票面的中间比通常的车票多出一行字样，很容易辨识。
接着是玩“猜糖纸头”。
所谓猜糖纸头，就是猜糖纸头上生产厂家的名称。也是双方对猜，甲方猜中乙方的，乙方就把这张糖纸头输给甲方；猜不中，甲方就赔付一张给乙方。
糖纸头上设计有各色各样的图案，五彩缤纷，惹人喜爱，上面还注明商标和生产厂家。在猜糖纸头时，被猜的一方除了把糖纸头上的厂名用手指遮住外，把商标也要同时遮住，否则对方一看见商标就会知道是什么厂家生产的。比如“青年牌”商标，是上海正广和汽水公司生产的；比如“三喜牌”商标，是公私合营上海爱民糖果厂的（“大白兔糖”是其产品之一）；比如“冠生园”商标，是上海冠村糖果厂的（“小白兔糖”其产品之一），等等。还有“老大昌”、“伟多利”、“天明”、“天山”、“大乐”等商标，都与生产厂家同名。
再以后，玩赌博性游戏的品种就多了。
“叮铜”。——铜是比较常见的金属，因为它可以拿去卖钱，也可以在小贩那里换糖吃，所以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就有了它特定的价值。一九六六年底的一天，我等“流窜”到附近的凤城中学去，想要“打劫”点什么。到了后才知道那里面早已被人洗劫过，有用的东西都不见了踪影，剩下的没用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槽、撒满一地。其中锣鼓家什中铜质的锣、钹、铙等，据说都被人敲成碎片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去了。
所谓“叮铜”，就是在地上或凳子上用粉笔划出一个手帕大小的方格，如甲方先将铜块放在格子的中央，乙方从上面瞄准了把手中的铜块落下，砸在格子里甲方的铜块上。如将格子里的铜块叮出了格子，铜块就被乙方所赢得；如果一下子只把铜块叮到压（沪语读音ke）线，那么乙方还有权连续再叮一次。如果乙方没把甲方的铜块叮出格子，那么乙方把铜块放在格子里，由甲方来叮。双方轮番进行，也可多方参与，交替进行，以此叮出输赢。
“叮铜”用的铜块大都是工业用铜，如废弃的铜丝（粗的、细的都可以）、铜螺丝、铜螺帽、铜的零部件碎片等。也有家用的，如废弃的铜锁、铜钥匙、铜把手、铜调羹、铜的水龙头碎片等。凡跷七跷八的铜块都要先用榔头敲平整、敲踏实，以免在“叮铜”时被对手轻易地叮出格子赢走。
玩“叮铜”的游戏首先是你手里得有铜块（相当于参赌的资本），“空麻袋背米”是不行的。“叮铜”赢了的人，自不必说；输了的人，就要去寻找继续参与游戏的铜块。家里的废铜烂铁毕竟有限，真正的来源还是要到外面去找。
宁国北路至双阳路一段的控江路的中间，曾经有一处专门倒工业垃圾的场地，我等到那里去过好几次，用自制的铁丝耙子在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油污的尘土、铁屑、回丝、断损的钢、铁、木料里，仔仔细细地寻觅我们所需要的铜块。每当有一车新的垃圾倒下来，我们就像苍蝇一样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卖力地在垃圾里扒拉。这时我们的人物形象既像是一个拣垃圾的瘪三；又像是一个充满欲望的淘金者。
“刮四角片”。——上面说的“叮铜”是不花力气的，而“刮四角片”则是地道的力气活，得抡圆了臂膀干，一般都在冬天玩这个游戏，刮得满头大汗，把棉袄都甩到一边去。
所谓“刮四角片”，就是如甲方先把像豆腐干大小的纸片放在地上，由乙方拿手中同样的纸片瞄准了去刮地上的纸片。如把地上的纸片刮翻了过来，就赢得；刮不翻，则易位乙方把纸片放在地上由甲方来刮。双方轮番进行，也可多方参与，交替进行，以此刮出输赢。
“四角片”多是把用过的作业簿或课本上的纸撕下来，每两张各自折叠，再交错结合在一起，折成正方形的“四角片”。这是单面的，还有一种双面的，就是把两块“四角片”背靠背结在一起。这种双面的“四角片”两面要做记号予以区别，否则会分不清是否被刮翻过来。
“刮四角片”赢了的人，手里往往抓着一叠战利品，洋洋得意；输了的人则溜回家去赶制新的“四角片”。新做成的“四角片”一般不宜马上投入“战斗”，还得经过一番后处理。
先把做好的“四角片”用水浸湿，然后压在桌子的脚下压实、控干。经过处理后的“四角片”由“脬货”变得“死板”，躺在地上就不会被人轻易刮翻了。
至于一些用上好纸张如道林纸做成的“四角片”，经过使用后越来越结实，屡建战功，把别人的“四角片”一一掀翻，而自己则保持不败之身，这样的货色当然是“王牌”，轻易是不肯出手的。另外要说明的，用报纸做的“四角片”是不带的（即不允许参加游戏）。
来香烟壳子。——即以香烟壳子（现在收藏界的叫法是“烟标”）作为赌注，把各种不同的牌子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定下各自的价值。凡“上海菸草工業公司”出品或“上海卷烟厂”出品的香烟，其牌子的价值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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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大联珠为10；青鸟、飞马为20；红金、长风为30；群英、光荣为40；大前门为50；凤凰为60；新上市的上海为70；牡丹为80；中华为100 。还有勇士等“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出品的牌号，作价10—30，其它外地产的香烟壳子牌号因为在本市比较少见，一般都作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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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赌的香烟壳子两边要竖的向里各折进四分之一，再拦腰横的对折。赌博的方式是由一人坐庄，其他三五个人先下头注，然后根据情势可再下二注，也可以“跟捎”（即在别人的二注上加注）。赌家与庄家以“掷骰子”来搏输赢，两颗骰子（北方人或叫“色子”）各六面，每掷一次，以上面的一组点数决定大小胜负。其点数大小的排列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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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点——大子（都是我们当时的叫法）
一/二点——小子
一/一点——地子
六/六点——天宝
四/四点——银子
一/三点——俄罗斯
二/二点、三/三点、五/五点——长山
一/五点、一/六点、四/六点、五/六点——短拖
三/六点、四/五点——格九
二/六点、三/五点——格八
二/五点、三/四点——格七
一/四点——红的
二/三点——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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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吃小，如点数相同大小，则庄家赢赌家。
经过许多回赌香烟壳子的游戏后，约有二十多张香烟壳子的精品被我保存了下来，转为我的烟标收藏。一九八七年，我五妹厂里的团委举办青工收藏品展览，五妹把我收藏的烟标借去展示，后来归还时我发现缺失了一张六十年代的红塔山牌烟标（蜡光纸质地，很精美）。又过了一年，我三弟开始热衷于收集烟标，我就把我的藏品都赠送给了他。
打弹子。——弹子又可写作“弹珠”，两者上海话的读音相同，我以为叫“弹珠”更为确切些。所谓打弹子的弹子是一种玻璃球，直径约1.5公分，中间包含有彩色的芯子，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也有黑色和白色的。它的来源主要是一种六角型的游戏棋盘，其中的棋子就是这种彩色的玻璃弹子。
弹子新的时候非常光滑，晶莹剔透、五彩缤纷，很可爱。一旦投入到打弹子的游戏中之后，它的表面很快就被打得坑坑洼洼、疤痕累累、体无完肤，连里面彩色的芯子也看得模糊不清了。
还有一种半透明、无内芯的弹子，很混沌的样子，直径比上述弹子略大，我们俗称之为“野胡弹”。这种弹子在打弹子的游戏中一般是不带的（即不可以参加游戏）。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到棉纺厂去学工，我在车间里看到，原来“野胡弹”是放在纺纱机上一个白瓷凹槽里用来压纱以增加阻力的。
再后来听人说上海话，把遇事装糊涂、装戆，说成是“装野胡弹”。（按照报纸上的词语解释是——沪语把懂而详装不懂；听到、看到而详装末听到、末看到，称之为“装野胡弹”。）
那时我们的住房周围，除了人行道外，都是光秃秃的泥土地，这就为我们玩打弹子等游戏提供了合适的场地。玩打弹子游戏的方式有好多种，其中一种是：在地上划出一个约三平方米的长方形的框子，在框线的一端用红砖头竖起一座45度的发射台。然后游戏参与者分别把各自的弹子垂直落在砖头的斜面上，落下后的弹子顺势朝前滚去，谁的弹子滚得最远，谁就拥有最先的打击权。但弹子不能滚出另一端的底线，出了底线，就叫做“出庭”；也不能出边线，凡“出庭”或出了边线的弹子都要受罚。在发射台前划有一道竖线和若干道横线，“出庭”和出边线的弹子都要依次放在这里先被人打击，经过一轮打击后仍然存活的，才可去打击别人。
还有一种打弹子游戏的方式是：各人把各自的弹子放在等距离的位置上，靠“猜冬里格猜”来决定各自的先后打击顺序。凡弹子被击中的人就退出了游戏，打到最后，如只剩下两个人作战，则交替打击，一路追杀，大范围，无确定方向，弹子打到哪里就哪里，树叶旁、草丛中、屋檐下、阴沟里、垃圾箱边上，直至一方的弹子被击中决出胜负为止。
打弹子正确的手势是：用拇指弯曲的关节和食指的指尖卡住弹子；拇指的指尖用力一弹，弹子就发射出去。有些初学打弹子的人往往把弹子卡在食指的弯曲处，我们见了都会嘲笑这种手势叫“老太婆打法”，这种打法也会影响到打弹子的准确性。
至于打弹子的射程远近则取决于手指的发力大小，而打弹子的目的在于能否用手中的弹子准确地击中别人的弹子，在这一点上靠的是经验和感觉，没有什么别的窍门可寻。
在打弹子的游戏中，弹子本身就是赌注，凡被人击中的弹子就输掉了。赢得多的人往往上衣口袋、裤子口袋里都鼓鼓囊囊地装满了赢来的玻璃弹子，这也是我们小人衣服最容易磨损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文革的形势正激烈地向高潮发展，我们玩的赌博游戏也升级换代，开始正式以钱来作为赌注。
这个时候，我与403室的钱同学聚集在402室的汪同学家里，三个人开始玩打“派司”（即打扑克牌）。打的是一种叫“杜洛卡”的，游戏的规则大致是，各人先轮番摸五张牌，然后打出几张补摸进几张（手中始终保持五张牌）。打牌的过程也即做牌的过程（与叉麻将的过程差不多），直到桌面上的一副牌全部摸完，最后摊牌，以各人手中五张牌的牌势来决定胜负，谁最大就是赢家；最小即为输者。牌势大小的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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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花顺子（即相同花样的五张连续号码牌）。
2、
四加一（即四张相同号码的牌加一个单张）。
3、
三加二（即三张相同号码的牌加一对）。
4、
二二一（即两个一对加一个单张）。
5、
其它排列若干等级（略）。

（相同的等级里又以号码数的大小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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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每输一副牌，就要付给赢家一分钱。虽然金额很小，却是我人生最早开始的赌钱行为。
我们一边打牌，一边信口胡说些什么。看到外面文化大革命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我们也嚷着说要成立一支造反战斗队，队名可以叫“卫东”，或者叫“金猴”（我们几个都是属猴的）。
每天下午都在汪家打牌赌钱，累计下来我输得最多。现钱输光了，就开始“空”着（欠款）。
有毛主席语录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我这时是“赌博，输掉；再赌，再输，直至债台高筑。”每到晚上睡觉时，躺在床上，想到欠债的事，我就悔恨自己的赌博行为。随着欠款金额越来越大，深陷“债务危机”的我悔恨的心情也愈来愈强烈，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甚至为之难过得流下热泪。
每次夜晚都痛下决心不再参予赌钱，但到了第二天光天化日之下，我又把自己的誓言淡忘了，仍然继续参赌，妄想着要把本钱翻回来，这是很典型的赌徒心理，其结果当然是越赌越输。一直输到总计“空”人家六角三分的“巨款”时，才因为学校开学而终止了这场赌钱的游戏。
除了以上说的玩赌博性游戏外，还有是玩惩罚性的游戏。
打“菱角”。——这里所说的“菱角”指的是陀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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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儿童玩具，形状略似海螺，通常用木头制成，下面有铁尖。玩时用绳子缠绕，用力抽绳，使之直立旋转。
——《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1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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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的菱角，形状多数是呈水滴状，我们称之为“盆子菱角”；也有少数是橄榄形的，就称之为“橄榄菱角”。后者稳定性差，在旋转的持久性上远逊于前者。
菱角的底部是突起的伞状铁尖，即是菱角在地上旋转的支点，铁尖越尖，摩擦系数越小，旋转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铁尖原来就是纺织厂里织机上用的梭子两头镶嵌的部件）。
菱角的制作多数是机器加工的，在江浦路近陈家头处就有一家小店，专门贩卖这种机制的菱角。机制的菱角是用车床加工出来的，体形匀称，外观舒适，令人爱不释手。
也有一些菱角是手工制作的，取一段合适的树干，用刀慢慢地削出菱角的形状来。这种手工活费时费力，弄不好把手都会削破，而且削出来的菱角形状不确切，旋转的持久性完全不能与机制菱角相比。
菱角的好坏与所用的木料也有关系，有人用檀树木制作了一颗菱角，就是其中的精品。
菱角的顶部有一个突起的“奶末头”，绳子的一端就是从这里开始缠绕，一圈一圈往下缠绕到菱角的腰部为止。然后把绳子的另一端卡在无名指与小指的指缝间（为了能有效卡住绳子，往往要在这一端的绳头上打个结并串进一枚“乾隆通宝”或“光绪通宝”的铜板），把菱角底部朝上，用手掌虚握着菱角实则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举过头顶，从上往下用力一甩，绳子被迅速抽出，菱角就在地上飞速地旋转起来。
影响菱角旋转时间长短的因素有好几种，如菱角自身的形状；菱角铁尖的锐度；打菱角时的用力程度；菱角着地时的角度；以及地面的质量等等。打菱角游戏就是以菱角的旋转时间长短来决定输赢的，谁的菱角最先转停下来，就算输了，就要被“吃生活”（受惩罚）。
惩罚的办法是把这个输了的菱角放在地上，其他参加游戏的人则三三两两、气势汹汹地缠绕着各自手中的菱角，准备着给地上的这个菱角“吃老斗”。所谓“吃老斗”就是赢者把菱角打在输者的菱角身上，输者的菱角每被铁尖击中一次就会留下一个凹痕。一些木质较差的菱角如经历多次被“吃老斗”，那么它的身上就会伤痕累累，犹如生过天花的麻脸。但是因为菱角体积不大，放在地上也不太容易被其他人菱角的铁尖精确地打击到。
打菱角还有一个损人的伎俩，就是在菱角上绕绳子时，先顺时针绕到一半；再逆时针绕一半，然后把菱角交给别人来打。打的人不知底细，把菱角用力往下一甩，菱角向下后很快又被绳子牵引向上，反弹着击痛到打菱角人的手。
我大伯在厂里的木工间工作，他的木匠手艺是我们家祖传的。我曾经要他帮我做过一个菱角，但是因为他不懂怎么做，所以当他把做好的“怪胎”菱角交给我后，打在地上转都转不起来。
还有一种陀螺我们称之为“贱骨头”，它在地上旋转时得用鞭子抽，谓之“抽贱骨头”。越抽得厉害，“贱骨头”越转得飞快。
“吃弹簧屁股”。——玩这个游戏是由一人往上空抛一个皮球，另外一人在下面等着接落下的球，其他人则在抛球时赶紧四处逃散，一旦接到球的人喊停，所有的人都应立即站住不得再动。然后由接住球的人选择对象（肯定是选距离他最近的）并朝他身上投掷皮球，谁被投中，谁就成了被惩罚的对象（如无人被投中，则投掷者自己受罚）。
惩罚的办法是这样的，受罚者面朝墙双手趴在上面，同时要撅起屁股；其他人则在距离他三、四米的地方用皮球来击打他的屁股，参加游戏的每个人都享有一次这样的权利。
还有玩角力性的游戏。
“斗鸡”。——斗鸡（现在起了一个好听的名称，叫“脚斗士”）的姿势是：勾起左腿用右手抓住其脚踝；左手辅助在左腿上，成“金鸡独立”状，然后以右腿跳跃前进。
玩游戏的人分成两派对阵，双方开始捉对厮杀，攻击的武器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肉体——支起来成三角形的左腿前突的膝关节部位（因此也可以说是肉搏战）。双方的斗法有许多，因人而宜采用不同的战术，可正面撞击；可左右横扫；可自上而下的打压等等。
斗鸡不但要有右腿强劲的支撑力和弹跳力；要有左腿骨骼的坚硬和身体的冲撞力，还要有野蛮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文质斌斌者是玩不好这个游戏的。
我小时侯体格较弱，性格也胆怯，所以最不擅长玩这种游戏，每次都是滥竽充数，混个脸熟。一旦开战，我总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最先败下阵来。有时见到有强悍的对手冲过来，我甚至不战而逃。逃得慢了，屁股后面还是被对手顶了一下，顶我一个趔趄。
拉绳子。——参加游戏的双方相隔一米，侧身而立，叉开双腿。一根稻草绳呈S形分别绕在两人的腰间，绳头的两端由各自的右手抓紧。游戏开始后，各人靠手和腰部的力量扯动绳子，双方斗智斗勇，看谁能先把对方拉得移动了脚步，谁就算获胜。
还有玩健身性的游戏。
踢毽子。——这个游戏多数是小姑娘玩的，我们男小人有时也掺和一下。大都是在冷天踢毽子，而且最好是穿那种“蚌壳棉鞋”。做毽子的鸡毛都出自公鸡的身上，平时要注意收集，看到好看的就把它夹在书本里，以待备用。
跳绳子。——有单人跳；双人跳；多人跳等多种方式，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中也有这个项目。
跳“山羊”。——以某个人体作为“障碍物”，弯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其他人则双手撑在他的后背上并劈腿从他身上跳过。凡跳不过去的人，就要顶替来做人体“障碍物”被别人跳。如全体都跳过去了，人体“障碍物”就要升高一节，以增加难度。
还有一些纯粹玩耍的游戏，如滚铁环、“造房子”、“白相猫猫”(即捉迷藏)等，包括 “放鹞子”(即放风筝)。
四月初，清明时节，凤城中学的教学楼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学生都在放假闹革命），但在操场上，却是一派热闹景象，住在周围的许多小人都不约而同地到这里来放鹞子玩。这个中学的操场虽然已经拦出一块造了我们的小学，但剩下的部分仍然很大。
我们做的都是那种最简易的鹞子。先用细竹签用线扎成一个“干”字形的骨架(骨架的大小不一定)，然后把白纸（纸要薄些）糊在骨架上，下面再贴上两条纸做的尾巴(八十年代初，作家王蒙用“意识流”的手法写过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篇名就叫《风筝飘带》)。
最后还要在骨架中间的上方系上“丫”形线(丫的上方即鹞子上的两个牵线点)，完成后，鹞子就可以拿去放了。
放鹞子时要逆风而行，一人在后面双手扶着鹞子，伺机往上空一送；一人在前面拉着鹞子的牵线朝前奔跑，一边跑，一边还要把牵线有所扯动，并视鹞子的升高程度适当放长引线。鹞子左右摇摆着尾巴慢慢地扶摇直上，放得很高的鹞子在天空中看上去只有手指甲那么大。
以上所说的都是别人放鹞子的情况，至于我自己，辛辛苦苦、反反复复做出来的鹞子没有一个能放上天的，有的还往下倒栽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直没能查明。
在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当中，有时会遇到分组问题，一般是用“乒令乓郎猜”（即用翻手心、手背的方法）来解决。
有时会遇到程序上孰先孰后的问题，通常是用“猜冬里格猜”来解决，这其实也是一种猜拳的方式。

“猜冬里格猜”的手法有三种，用现在书面的叫法是“剪刀、石头、布”，我们当时的叫法是“包子、榔头、剪刀”(与北京人的叫法相似，北京人叫“包、锤、剪”)。那时候我们尚不明白这样叫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剪刀”能胜“包子”；“包子”能胜“榔头”；“榔头”能胜“剪刀”。长大以后才理解到，这是用一种物体战胜另一种物体的借代意义来命名的；采用的是循环战胜法。有一首民谣也是反映上述两层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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癞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公鸡，公鸡吃蜜蜂，蜜蜂叮癞痢。（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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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所在的工厂里，一些老工人喝酒时喜欢“哥俩好啊”地划拳：“五魁首”、“六个六”、“七个巧”、“八匹马”等等。我们年纪轻的不会划，他们就教我们用另一种简易的方法，即斗酒的双方各用筷子敲一下桌沿，并且同时喊出一个字——“虎”(或“鸡”；或“虫”；或“杠”)，它们之间连锁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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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杠，杠打虎。（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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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上述关系，喊输的人就得被罚喝酒。由于这条绕口令比“猜冬里格猜”还多了一重关系，所以它一次性决出胜负的概率大为下降，比如双方同时喊出同一个东西是平局；又比如一方喊“虎”；另一方喊“虫”，互不相干，也是平局；还有一方喊“鸡”；另一方喊“杠”，也是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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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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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二月份的时候，我等在同学汪家打牌赌钱。汪同学有一个姐姐，视力不好，从小就戴眼镜，我们就叫她“四只眼”。汪的爸爸爱好集邮，汪多次把他父亲的集邮薄拿出来给我们细细欣赏。其中的邮票约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集起，直到当下。我看了以后，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几个大套的邮票，如“菊花”、“牡丹”、“蝴蝶”、“儿童”，及“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等。就这样看了几回集邮薄，竟然使我等迅速地喜欢上了集邮这件事。
虽然对集邮有了爱好，但我们没钱买邮票，只是凭着兴趣瞎起劲，一有空就跑到邮局去察看有什么新邮上市，关心新出的邮票是什么品种，好看不好看等。
一九六七年的头两个月没有发行新邮，至三月十日才发行了当年的第一套新邮:《向32111英雄钻井队学习》（纪124、一套三枚、面值均为8分）。32111钻井队的事迹是去年九月开始宣传的，他们最豪迈的一句话是: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至三月二十五日发行了第二套纪念邮票:《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纪123、一套六枚、面值均为8分）；至四月十五日发行了第三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纪118、一套两枚、面值均为8分），这也是邮政部门发行的最后一套“纪”字头邮票。从上面三套邮票的发行时间先后来看，邮票上的“纪”字编号已经乱了套。
四月二十日，发行了一套毛主席语录邮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套九枚、面值均为8分)。这套邮票的发行，标志着建国后实行的“纪”、“特”邮票发行体例的终结，从此进入了“文票”(文革邮票)时代，上述这套邮票的代号后来被称为“文1”。
我们这里的邮局，开设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的西南角一排南北走向楼房的一楼最北端的一间屋子里。门面不大，进门后迎面是一排通栏的营业柜台。柜台的台面高度到我们的眼睛这里，又由于柜台的外面用木板全封闭，所以我们完全看不见里面在卖什么邮票。
要想看到的话，须两人通力合作:一人双手扒住柜台的边沿；另一人抱住他的双腿，然后上下一起用力，往上一猴，一人的上半身就趴上了柜台台面，这样伸头就能很清楚地俯瞰到柜台里营业员桌面上的状况。
但见整版的、崭新的、不同品种的、色彩鲜艳的邮票，一叠叠摆放在营业员的桌面上，你想买哪种就买哪种；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当发行“毛主席语录”邮票时，整版的邮票看上去一片红红火火；当发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邮票时，看上去一片花花绿绿，这种惊鸿一瞥、梦幻般的视觉印象，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深处，数十年后都能回忆起。
五月一日发行的一套包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内的邮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即文2)最为热销。它全套八枚(其中后三枚延至九月份发行)，总面值只有0.62元，但对于我来说，仍然是远远买不起的，我只能看着别人买而羡慕不已。
后来我老是在想，如果我父亲当年把收集徽章的精力和财力用在买“文票”上，那么放到现在，不论从文化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说，意义要大得多。
尽管有人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议不断，但官方的纪念活动一直都有，最隆重的一次莫过于一九六七年五月纪念《讲话》二十五周年。当时的声势搞得很大，除了发社论、写文章、开大会、创作歌曲、搞文艺演出等纪念活动外，还有就是首次为之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即文3、一套三枚、面值均为8分)。
新的邮票买不起，我就收集信封上用过的邮票（盖销票）。家里收到的来信信壳上很多都被我剪了一个个窟隆，剪下来的邮票先放进温水里浸泡，然后揭下邮票贴在玻璃上阴干，再夹在书籍里压平整就好了。在一九六七年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就收集到了十多枚这样的“文票”，保存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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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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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大标语开始上街。到这年年底的时候，大字报也从单位里贴上了街头，至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三件法宝:传单、标语、大字报都到齐了。
大字报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的一种，它一直盛行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比如北京西单所谓的“民主墙”)。之后在一九八0年九月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四大”就被取消了。
大标语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可刷上一条，而街上的大字报则是相对固定地贴在一个集中的点上。我家附近贴大字报的点有两个：一处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的西北角上；一处在对应的东南角上。
西北角上的大字报是贴在百货商店的橱窗上。这种临街的玻璃橱窗，每扇都有两米多高，两米多宽，因为早就不作布置展览商品之用，所以在它的上面张贴大字报非常合适，相当平整，视野开阔，高低正好。一扇扇的橱窗一个接一个地排过去，上面很快就贴满了大字报，满到完全看不到底下的橱窗玻璃。
东南角上的大字报是贴在一个新建的宣传栏上。前文已说过，控江文化馆前有一块空地，这个特制的宣传栏就建在这块空地上。宣传栏依据地形建造，南北长约十五米；东西宽约两米；高约相当于二层楼房。里面是木桩和角铁支撑的骨架，周边的表面都一排排等距离间隔地钉着五公分宽的木条。它的东面(背面)朝着控江文化馆；西面(正面)朝向马路(宁国北路)，前后两面都覆盖着薄铁皮，再涂上白漆。它的正面就是用来专门贴大字报的，也可刷大标语。
当这个庞然大物赫然矗立起来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有些突兀。
大字报一般都是由各个单位预先写好，然后折叠起来或者像卷席子一样卷成筒状带到大街上来张贴。还要带上浆糊桶和长柄刷子，如往高处贴大字报，还得把竹梯子扛来。三九寒天里贴大字报是很辛苦的，我看到有的贴大字报人的手指头冻得像胡罗卜一样。
贴大字报的面积毕竟有限，先来的大字报贴满了，后来的大字报就要覆盖着贴在前面的大字报上。就这样一层一层贴下去，大字报越积越厚，过一段时间就要像脱壳一样，撕去一层积累的陈纸。
有的大字报想要不被很快覆盖，就在大字报的后面写上“不得覆盖，请保留一周！”等字样。按照当时的说法：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由此可见，大字报能“保留一周”已是相当不容易了。如果遇上意见不合、针锋相对的两派，那么前者刚贴上的大字报马上就会被后者撕下，连一天都保不住。
一九六七年初的时候，上述两处的大字报已是铺天盖地，遥相呼应，每天都吸引大批的观众前往浏览。
我当时已识字较多，所以对看大字报绕有兴趣，经常会跑到大街上去检阅大字报，看看有啥新奇的内容。我当时的视力已经有些近视，所以对于那些贴得很高的大字报就看不太清楚了。
大字报的内容根据文革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从全国范围的内容来看，主要就是批判刘、邓推行“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到一月上旬，忽闻陶铸被打倒，就开始批判这个所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到了二月底，又要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等。
从上海范围的内容来看，则主要是批判陈、曹等人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还有“一月革命”风暴骤起、“红革会”事件等等。
大字报上的有一类内容我比较喜欢看，这就是总称为“动态”的，专门转载各地红卫兵发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消息。这类消息如“抓叛徒”、“招降纳叛黑线图”等等，涉及到不少的人和事，其中不乏惊奇和怪异的见闻。
在有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里，专门有一批人是抓“动态”的，有的还设有“动态组”，也就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情报工作既是归纳、分析的重要一环；又是判断、决策的关键一步。曾有过来之人说到红卫兵的抓“动态”，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真的很强。
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在宣传栏上看到一张大字报，内容是转发北京的红卫兵批斗王光美的情况，其中有双方的一问一答，颇为有趣。大字报上还配有一张影印的照片，照片上王光美的装扮是：衣服外面罩着一件紧绷绷的旗袍，头戴宽沿礼帽，脚蹬高跟皮鞋，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从大字报的内容上来看，这些都是红卫兵强迫她穿戴的）。
我看大字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喜欢看大字报里的漫画插图。我后来对画画的兴趣，进而对美术的爱好，就是从看大字报里的漫画开始萌芽的。
在这些漫画里，最多的攻击对象是刘少奇，对他丑化的形象已经得到固定，大致上都是:驴脸、大鼻子、两颗暴牙、还要在脸上点一些麻子。我当时还买过一本批判刘少奇的漫画书，从他的家庭出身画起，画他为什么改名字叫“少奇”；画他在罢工中向资本家妥协；画他要“工纠队”缴枪；画他炮制黑《修养》；画他鼓吹“进入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画他娶校花王光美为妻；画他宣扬“剥削有功”；画他推行“三自一包、三降一灭、三和一少”；画他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画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画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书里面刘少奇等人的形象画得维妙维肖，由此可见作画者的美术水平不低。
我在大字报上看到过文革中最著名的漫画《百丑图》（详细的内容就不说了）。
记得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挥动板斧，正起劲地在砍一棵果树上的果实。此人的身上写着“邓子恢”三个字，果实上则是写着“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
在此类漫画里，对反派人物都是竭尽丑化之能事（有人还发明了把“刘少奇”三个字写成狗的模样）；而工农兵的形象则个个都画得方脸阔嘴、浓眉大眼，神态也是咬牙切齿，以示对阶级敌人充满愤怒。他们握笔的手或挥起的拳头，都超出人体比例地有整张脸那么大。这些工农兵的形象与当今炒作的“现代艺术”画家曾梵志等人的画中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印记。
大字报都是用毛笔书写的，有的字写得较好，也有字写得很差的。至于大字报上的文章写得如何，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对此作不了评判。只是大字报上的一些常用词句还略有记得，如“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形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显示造反派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如把谁谁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句话大概比说“打入十八层地狱”还要厉害)”；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警告对方己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如“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向对手喊话，进行策反)”，等等。
大字报里还经常有我以前没有学到过的词儿出现。比如“勒令”一词，我开始不解其义，后来我们里弄里的一些墙壁上；学校的告示栏里都时常出现这种“勒令”的通告，我才渐渐明白，这个词不光有“命令”的意思，同时还包含“必须”、“强迫”和“限期”的意味。
大字报里毛主席语录是必定要引用的，有时还要引用毛主席诗词中的一些句子以增加文采，如“六月天兵征腐恶”、“狂飙为我从天落”、“横扫千军如卷席”、“今日长樱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等。
某个冬日融融的下午，我正津津有味地在看贴在商店橱窗上的大字报。突然，有我奶奶气急败坏地跑来找我，问谁把晒在阳台上我五妹的棉裤(开档裤)给烧掉了。我说不知道。
棉花的燃烧不是明火执仗而是隐蔽进行（隐燃）的。后来查明是楼上人家(即我的康姓女同学的家)扔下的香烟庇股引燃的，为此，楼上的人家赔了一条新买的小棉裤给我家。
二00二年的时候，在营口路、松花江路路口造地铁（8号线）的工地前面，搭建了一个贴大字报的宣传栏，为的是要拍电影或电视剧里的文革场景戏。我看到那个贴大字报的宣传栏就觉得布置得很不真实，但我也认为这种场景要与当年文革的情形仿造得一模一样也是做不到的。
外在做不到的事内在可以做到，比如现在有些批判文革的文章，从语句腔调到思维逻辑都与文革时的大字报没什么两样，这或许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进入一九六七年后，上海就掀起了震动全国的“一月风暴”，又叫“一月革命”，从而顺利地完成了造反派在上海的政变。
二月五日的中午过后，我在家里忽然听到空中传来很响的飞机引擎声，就到阳台上，仰面朝上张望。很快就看到一架飞机，带着轰呜声，飞得很低，像大鹏展翅般地从楼顶上掠过，由北面而来(估计是从江湾军用机场起飞的)，往南面偏西方向去。
就在飞机飞临我们这儿上空的瞬间，我分明看见它的肚子下面打开一个方孔，并且从孔洞里抛出一叠纸片。纸片在空中飘飘然往下落，我以为是飞机撒传单，这种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到。已经好久没有抢传单了，我马上就很激动地跑下楼去。
纸片绝大部分都飘落到了上海电焊机厂及其西南的区域，我在控江路的沿线进行搜索，总算在路边的角落里被我捡到一张。原来它不是传单，而是一份报纸的“号外”，上面大大小小的字都用红色印刷，分外耀眼。我看了上面的内容，说的是：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
当天傍晚发行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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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祝贺上海人民公社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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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引和领导下，从上海开始的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席卷全中国，震憾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我们欢呼，我们歌唱：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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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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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一月，以上海“一月革命”为标志，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空前惨烈的夺权斗争阶段。在夺权斗争的形势下，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进入了异常激烈的时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氛围也逐渐形成。
从一九六六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四类分子”很快就升级为“黑七类”，再加上“走资派”，革命的对象越来越多，打击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厉，这种局面时称“红色恐怖”。
在这种“红色恐怖”的高压态势下，阶级斗争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在各个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等内部，一方面是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上纲，弄成大问题来争拗；一方面是长年累积的私人的恩怨情仇与冠冕堂皇的政治斗争和错综复杂的派别纷争结合在一起，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使得更多的人被笼罩在“红色恐怖”的巨大阴影之下。
我家的阳台与隔壁人家的阳台左右相连，中间只隔一道墙。当时的阳台都是敞开式的，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我父亲与隔壁人家说好，如在晚上遇到紧急情况，就从我家的阳台翻墙过去到隔壁人家躲避一下。为此还在我们这个单元的大门上的一方玻璃窗上贴上纸头，以遮挡视线，免得被人从外面就看见里面房间的人员走动。
在这种形势下，大字报的夹缝里就开始经常出现“通缉令”一类的告示。这种所谓的“通缉令”并不是由公安部门发出的，而是由某个单位的某个派别组织印发的。我在这些“通缉令”中特别记住了两份:
一份是通缉国棉十九厂党委书记江某的“通缉令”。行文很正规，铅印，右上方还附印着江某的半身照(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头势也不错)，照片的形状与常见的不同，是椭圆的鹅蛋形。我之所以会特别记住这份“通缉令”，是因为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就是这家棉纺厂。
另一份是通缉我的班主任老师刘某某的“通缉令”。写在一张书本大小的白纸上，用复写纸写的字迹，张贴在贴大字报的橱窗之间的柱子上。我是在一月中旬看大字报时无意中发现这张“通缉令”的，我看了后感到非常惊讶。“通缉令”上给刘老师按的罪名是“阶级异已分子”，我当时尚弄不明白这个“阶级异已分子”是什么意思。
我家虽然有卫生间和浴缸，但没有热水器，在冷天里洗澡还是要到公共浴室去。我家附近的一家公共浴室叫控江浴室，由控江路沿宁国北路北上，在半站多路的右边有一条横向的沙石小路(即现在的延吉中路)，沿小路走进去二、三十米的路北就座落着控江浴室，它的路对面是控江一村的两万户住宅区。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等到控江浴室去洗澡。当我走到浴室门口的时候，恰巧碰到有人洗完澡撩起门帘子从里面走出来。我定眼一看，此人正是被通缉的我的班主任刘老师，他没注意到我，与我擦肩而过，给我留下了又一个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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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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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中央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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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中发<67>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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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积极参加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并组织学生学习。
（三）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也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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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基层单位和小学校中张贴。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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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春节是二月九号，之前国务院发过一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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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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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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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生本来就放假在家，所以春节放假不放假与我们无关。但做生活的大人因为这个通知都不放假，所以这年的春节就等于被删除了。
过了正月十五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二月二十七号，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我们结束放假，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参加学习。如按原来正常的进度，我们在这个新学期应该是读小学四年级（下）。
到了学校后，我发现班主任还是刘老师。他像没事人儿似的在讲台上夸夸其谈，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被“通缉”的事，使得我觉得很有些纳闷。
开学后的学习，主要就是上政治课。从一九六五年起就强调要“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所以对我们学生的要求也是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上政治课的内容太多了，学习的材料也很好找。比如学习《毛主席语录》；比如学习“老三篇”；比如学唱革命歌曲；比如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及文章；比如学习印发的各种小册子，等等。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开大会、“讲用会”、大批判、“忆苦思甜”、学习班等等。
这个时候已形成惯例，不管什么单位开任何的大会，会标前面一定要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字样，譬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会”，全国一致，无一例外。
去年（1966年）年底的时候，林副主席就提出“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的号召，于是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在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同时，又掀起了学习“老三篇”的热潮。
所谓“老三篇”，指的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及《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我们小学生在学习“老三篇”的热潮中也非常投入，经过反复学习后，我们把“老三篇”读得滚瓜烂熟，几乎每个同学都能把它从头背到尾。“老三篇”的一些段落谱成歌曲，也成为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又学会了歌唱。比如经常唱的一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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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从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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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英维人物的事迹及其革命精神，也是我们上政治课的内容之一。这些英雄人物大都出自解放军，所以解放军被誉为“革命的大熔炉”，毛主席还号召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
解放军里的英雄人物，除了老牌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杨连弟、安业民、杜凤瑞等，至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每年都出现新的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人物。如一九六四年的欧阳海；一九六五年的麦贤得、王杰；一九六六年的刘英俊、蔡永祥；到了一九六七年，又先后推出年四旺和李文忠等。
一九八一年，我到杭州去游玩，在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大桥一端，看到有蔡永祥烈士的纪念馆。过了几年后，就听说蔡的事迹是假的，纪念馆也被拆除了。
当时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里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十六字口诀，叫做：“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其根本的意义就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因此，也像社会上一样，我们学校，我们年级，我们班级，经常要举行大大小小的“讲用会”来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这方面的活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因为在我们小学生的头脑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活学活用”心得体会。于是硬要写什么心得体会，就只能挖空心思、绞尽恼汁、凭空想象、胡编乱造。
后来当我看到顾阿桃（江苏太仓人氏）的绘图本活学活用心得体会后，就觉得很惭愧。你看，一个乡下不识字的老妈妈都能把我们以为很难的事做得这么出色，可见她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相比写心得体会，写大批判文章就好过多了。学校里开展大批判，主要就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批判“师道尊严”、批判“分数挂帅”、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等等，以及批判刘少奇等人的一些所谓谬论。写大批判文章可按照市面上通行的套路去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抄报纸上的文章，脑筋也不要动。
“忆苦思甜”是当时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学校曾数次请某个工人老师傅或某个农民老伯伯来给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他们都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解放前遭受资本家或地主剥削、压迫的血泪史；畅谈了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说到幸福的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批判黑帮分子，说他们的“三反”罪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说走资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妄想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因此，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最后是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我保存有一张这年(一九六七年)台历的封面，封面上画有两个民兵握枪图，图下有一行字：“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
除了听“忆苦思甜”的报告外，还有看幻灯片进行“忆苦思甜”，学校还组织我们吃过一顿“忆苦饭”。每个学生发了半个粗糙的窝窝头，我们的心情都很好奇，所以在吃窝窝头时并没有吃出什么“苦”来，有个同学甚至说还要再多吃半个。
六月份的一天，学校在操场上举办文艺活动。操场的边上留出一块空地当作表演的舞台，我们观看演出的学生都围着这个表演区盘腿坐在地上。学校的文艺小分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也选调了一些班级同学自行排练的节目。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歌舞节目，由多名女同学边唱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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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布满星，月芽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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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观众区的第一排，正看得起劲的时候，有一个边唱边舞的女同学因为表演太投入，又没有把握好台步，她突然带着“悲愤”的表情扑到我的跟前，相距只有十多公分，使我吃了一惊。
附录《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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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布满星，月芽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了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半夜就起身，归来落日头地主鞭子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可怜我这放牛娃，向谁呼救？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永远跟党闹革命，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天上布满星，月芽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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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五十年代流传下来的儿童歌曲也是唱“忆苦思甜”的，歌名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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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侯，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狸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时光。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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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文艺演出上，不管什么人唱这首老歌，翻来覆去都只唱前面和后面重复的两段，中间一段都不唱，使得60后以降的人们都误以为这只是一首充满温馨的怀旧歌曲。
除了以上所说的政治课外，也上少量的文化课——语文和算术。仍然没有教材(课本)，上课时老师凭手中的讲义在上面讲，或在黑板上写，我们则在下面听，或作笔记。
放了暑假后，八月下旬继续开学。这个新学年的新学期，我们是升读五年级（上）。
开学不久，就遇上了九月份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宣传部门把它解读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如果说大批判是批别人；那么“斗私，批修”就是斗自己，这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的目的真正落到了实处。
这下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挖空心思、绞尽恼汁、凭空想象、胡编乱造，以应付声势浩大、深入开展的“斗私，批修”活动。
这时，提倡绝对的大公无私，“私”字成了万恶之源。每个人都要坦白自己的私心，并且深挖思想根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时时刻刻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言行，还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如同宗教上的忏悔和救赎，没完没了，永无止境。
在一般的“斗私，批修”会上，每个人都心怀愧疚地现身说法，作践自己，许多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即使是无中生有也在所不惜，仿佛都是负有原罪的罪人。如果问题严重，就要升级为办“学习班”了。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是对全国而言的，其实上海早在七月十三日市革会就召开了“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一万多名红卫兵及师生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且通过了有关的《倡议书》。
在复课闹革命的新形势下，我们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珠算。于是我们去上学时，除了背书包，还要带上一把算盘。
我家里正好有一把现成的、档数不是很多的算盘，算盘的框架和珠子都涂着枣红色的漆水，油光光的。
上珠算课，先要练习最基本的指法（即怎样用手指拨珠子）。如同学算术一样，珠算也是从加法开始学起，学珠算加法要背加法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去六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以后学珠算的减法和乘法也有口诀要背。
某日，在上语文课的时候，我等思想不集中，竟然把算盘拿出来玩。面朝下，把算盘珠子当成车轱辘，在桌面上辗来辗去。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被我们弄得很烦，偏偏选中了我作为打击的对象，把我的算盘收了去，并且扬言要告到我家里去。
当时，我们学生中有人套用《我为祖国献石油》中的一句歌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来形容老师上门告状的厉害，但我对此倒觉得无所谓。
当天晚上，平安无事，老师并没有来我家。
第二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他说昨天晚上在去我家的路上不小心把我的算盘摔到了地上，算盘摔散了架，算盘珠子也洒落一地，所以我家没去成（现在想来，怎么会把算盘摔得这么厉害，似有疑点）。今天一大早他就把算盘送到地摊上去修理，现在把修好的算盘还给我。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结果也不错，就取回算盘回到了教室。待我对算盘仔细察看，发现经过修理后，在算盘上造成了两处重大的创伤：一是算盘上十位数的定位杆，原来是一根黄铜柱，现在被置换成了一根铅丝棒；二是缺失的两颗珠子用别的珠子代替上去，颜色，大小都与原来的珠子有较大差异，看上去很不顺眼。后来上语文课，学到“鱼目混珠”这个成语时，我就会联想到我的算盘上这个珠子的问题。
一九九四年时听到老狼唱《同桌的你》这首歌，我就在想，只有对于异性的同桌才会这样来歌唱一下；来缠绵一番。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读书时异性的同桌是很少的，且都是在无邪的童年。
程某某，她是我上小学后第一个与我同桌的同学，也是第一个与我同桌的女同学。
王某某，个子长得比我高，肤色白净，是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她就住在我家右边隔壁的门牌号里，家在二楼。一九六五年放暑假期间，有一天返校，老师临时按排我与她同桌，互相查阅对方的暑假作业。虽然我那时还小，且同桌的时间如此之短，但本能的异样感还是很明显，否则就不会留下如此深的印象。
我还与几个女同学同过桌，但由于年纪尚幼，没留下什么特别的感觉。
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学校里，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还是技校、中专等，上课时一律都不实行男女同桌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征，就是具有浓厚的禁欲主义的色彩。它从一开始就把我们这些只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牵扯了进来，使之产生出一些怪异的行为。
春节后，我们重回学校上学。这个时候，除了男女同学早已不同桌外，男女同学之间也没有了交往，一般情况下连话都不说。两者中间似乎已经构筑起一堵高墙，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双方都弄得神秘兮兮的。
下课以后，我们男同学都一窝蜂地跑出教室，到操场等处去，教室里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女同学。这时如果发现有个别男同学没有来得及撤出来，那么在教室外的男同学就会挤在门口，集体朝教室里喊:“嘎西度(上海话:这么多)大米，夹了一粒洋籼米！……”这一招很灵，听到喊声后，教室里的男同学立即就会逃了出来。
上课铃响了，外面的男同学谁也不肯率先走进教室，到最后都是挤挤挨挨一哄头一齐涌进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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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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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底新开学后，父亲每天给我一角钱在外面买早点吃，这样可能对我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在我上学的路上，凤城路东边——莱场的左侧，搭出来一个饮食店的棚子，店里卖的早点有大饼、油条、豆腐浆、粢饭糕和粢饭团，好象还有阳春面。
大饼是放在炉膛的内侧烘出来的，有两种，咸大饼，圆形，三分钱一只；甜大饼（饼中
夹层有糖浆），长圆形，五分钱。
油条是两根面条绞在一起放进油锅里煎炸，四分钱一根。
豆腐浆（豆浆）有三种，淡浆（原味豆浆），三分钱一碗；甜浆（豆浆里放一勺子砂糖
）和咸浆（豆浆里放一些盐、碎油条、虾皮、榨菜末、辣油等）。因为我很少吃甜浆和咸浆，所以到底是甜浆七分钱一碗、咸浆一角一碗；还是甜浆一角、咸浆七分，就记不大清楚。
粢饭有两种，粢饭糕（将粢饭做成厚约一公分的长方形糕块放进油锅里煎炸）和粢饭团（双手隔着布将粢饭捏成团，中间裹进一根油条）。这两种粢饭我也很少吃，所以价钱不记得了。
我吃早餐用的一角钱，每天都固定用来买一只大饼(三分钱，一两粮票)；一根油条(四分钱，半两粮票)和一碗淡浆(三分钱，半两粮票)，正正好。
俗话说穷则思变，其实富更会思变。自从每天有一角钱的“资金到账”后，我就打起了歪主意，不能保证这笔钱每天都“专款专用”地花在吃早餐上。有时会克扣粮晌，或少吃一根油条或少喝一碗豆腐浆，把节省下的钱挪作他用，如还赌债、买零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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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与“拷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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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我与几个同学看到有人去钓鱼，我们就商量着也想要去。要去钓鱼，首先得置办钓鱼用的家什。从我们家沿控江路往东一站路，有一条横马路叫双阳路。
再沿双阳路往北走半站多路，这里有一段商业街。商业街上有一家“控江商店”，这是附近最大的百货商店。虽然“破四旧”早已破过了，但钓鱼可能不属于“四旧”的范围，所以在这家商店的二楼有一个柜台里，钓鱼的工具照卖不误。
有粗粗细细、长短不一的钓鱼竿；有专门的绳子，可用来放长线、钓大鱼；有浮标，其中有一种新型的浮标是直立式的，即竖在水面，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下。浮标上有醒目的红色刻度线，观察浮标的动静，就可知道水下是否有鱼咬钩或拖钩。
还有鱼钩，鱼钩有小、中、大、特大等多种型号，价钱也不等。鱼钩的尖头上有倒钩，以使上钩的鱼儿难以挣脱。
对于我们来说，钓鱼只是一时的兴趣，没有必要买齐所有的钓鱼家什，真要买也买不起。钓鱼竿，我们就找一根细竹竿代替；钓鱼绳，就用稍粗的缝衣服的线；浮标，则是把鹅毛的杆子截成若干段来充当；只有钓鱼钩不能自行解决，需要到这家商店去采购。
最小号的钓鱼钩价格大约两角几分钱，我急着想要去钓鱼，所以就连续两天不吃早饭，要用省下来的钱去买钩子。第一天反应不大，到第二天就不行了，上午上课上到近中午时，我几乎快要饿晕过去，脸色惨白，有气无力地被老师搀扶回家休息。我父亲很快就知道了实情，从此以后他就不给我在外吃早餐的钱了，我只得重新开始在家里吃好泡饭、罗卜干去上学，资金来源也中断了。
好在买鱼钩的钱已经凑齐，并买了回来。然后开始装配钓鱼的工具，把钓鱼的线一头拴在竹竿的顶端；一头系在鱼钩上，在钓线接近鱼钩的地方把浮标穿在上面。
钓鱼的诱饵是活杀的蚯蚓。立夏以后，蚯蚓开始活动频繁，要弄到一条蚯蚓很容易。在略微湿润的土地上，只要看到表层上堆着一堆蚯蚓拉的屎，就从这个位置往下挖去，很快就能挖到一条蚯蚓。表面的屎量越多，挖到的蚯蚓也越肥大。然后把蚯蚓切成段，切成段的蚯蚓仍在蠕动，取一段穿进鱼钩里即成为钓鱼的诱饵。
我家马路对面的农田早已平掉造房子了，但在控江文化馆的后面，还有更大的一片农田。它的范围大致是：东面、西面和北面，分别接近双阳路、宁国北路和控江路的路边建筑；南面则直接抵达周家嘴路的路边。这块地方当地人叫“唐家塔”，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里有塔，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这里误称之为“唐家滩”。
从离控江文化馆不远的控江路上的一条小路穿进出，很快就豁然开朗，见到了广阔的田野。入口的最近处有一条近十米宽的小河，东西走向，河面碧波荡漾，岸边稀稀拉拉地种着几棵歪七歪八的杨柳树，这条河就是我们前来钓鱼的场所。（这条河也是断头河，它的东头流经控江中学的后面被双阳路阻断；它的西头被宁国北路阻断。据分析，它最早的流域应该是东面连接到现在的杨浦公园里的河流；西面则与杨树浦贯通。）
在钓鱼开始之前先要玩一会别的，拣碎的陶瓷片或扁薄的石块，沿河面的水平方向投掷出去，看谁的投掷物在水面上落点最多(最多的可达五、六点)。
然后开始钓鱼，在岸边选个地方坐下，把装了鱼饵的鱼钩垂到水里，白色的鹅毛杆做的浮标漂浮在水面上。我们的眼睛就盯在浮标上，注视着它的动静。一有异常，我们就紧张起来，浮标略有抖动，可能是鱼在咬饵，这时不要急于起钓，要等到浮标被拽入水中、拖着走时才可提竿。更多的时候是百无聊赖地长时间的守侯、等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我们去钓过三、四次，对我来说总共只钓到几条小毛鱼，用来喂猫差不多。像这种正襟危坐、心无旁骛，又耗费时间的事业，很不适合我们少年活泼多动的习性，所以等到兴头过了，我们就不去钓鱼了。
我们在钓鱼的时候，根本不具备淡定的素养，一门心思想着要钓到大鱼，功利心太强，这其实是钓鱼的最低境界。在中国，最高境界的钓鱼都不是为了钓鱼。比如姜太公的愿者上钩；比如富春江上的严子陵钓台；又比如袁世凯的洹河垂钓；还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的著名诗句。
六月份，天气开始热了。我们又弄出一个新花样来玩，这就是“拷浜”。现在报纸上有人说小时候玩“拷浜”是把一段河流的水车干，这是乱说，因为凭几个小孩子家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我们所谓的“拷浜”，只是借用这个词的意思，对象并不是河浜，而只是弄干一段水沟里的水，然后把里面的鱼虾全部捕获。这件事比钓鱼好玩多了，既用得上力气，又能收获良多。
“拷浜”的地点仍然在唐家滩，选一段(约三、四米长)农田旁的沟渠（宽约六、七十公分），沟渠的两边水草丰茂。接着在水沟的较远处用竹竿搅水，感觉上是要达到把鱼虾赶拢来的目的。然后众人赶快分头在水沟选段的两端同时用泥土进行拦堵截流。
拦截完成后，就要把拦截段水沟里面的水弄干。用抽水机，这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自力更生，大家轮番上阵，站在水沟里，弯着腰，双手捧着从家里带来的碗盆、脸盆等工具往外舀水。虽然这个活儿比较费力，但眼看着沟里的水位在不断下降，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当沟里的水快要见底的时候，里面的小鱼儿自知无处逃遁，开始挣扎、蹦达。等到水被基本车干后，里面的鱼虾都被我们手到擒来，一一活捉。小水沟里的鱼都不是很大，品种有昂刺鱼(嘴角上有两条须)、河鲫鱼、塘鳢鱼和穿条鱼等。还有泥鳅，都钻进了沟底的淤泥里企图逃避，经过我们仔细地排摸，它们终于都被搜捕出来。大家的身上、脸上，甚至头发上都沾上了污泥浊水，但对于获得的成果还是感到非常兴奋。
当地的农民伯伯对我们这种破坏农田基本建设的行径非常恼火，当我们第三次去拷浜的时候，刚开工不久，就有农民前来抓我们。我们见状都丢盔弃甲，慌不择路地四处逃散，我独自一人也不知朝什么方向迅跑。忽然听到后面有狗叫，我回头一看，猛然发现有一条大黄狗，像二郎神的“哮天犬”一样朝我追来。我顿时心慌意乱，腿脚发软，越是跑得快，那狗越是追得紧。被狗撵着没跑多久，我就从田埂上摔到一边的庄稼地里，吓晕了过去(短暂的)。
醒来后，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看看身上也没有被狗咬过，就回家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到唐家滩去拷过浜。

http://www.longdang.org/bbs/view ... 6amp%3Btypeid%3D106

tuffy05

平民记忆之1967年（下）

夏天玩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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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八月间，学校要放暑假。暑假里有三样昆虫我们是一定要捉来玩的，它们是：知了、天牛和金乌虫。
先说说金乌虫（北方人叫“金龟子”），甲壳虫的一种，椭圆形，五分钱硬币般大小。金乌虫是统称，常见的有两个品种：背壳呈铁锈色的叫金乌虫；背壳呈亮绿色的叫银乌虫，江北话叫起来更干脆，就叫金虫、银虫。
对于捉到的金乌虫，用细线系在它的颈甲与背壳之间的缝隙里，这样就可以牵着它四处飞翔。给它吃的食物是番茄或西瓜的一丁点。
如果先后捉到好几个金乌虫，就要给它们建造一个笼子。笼子的建材用的是棒冰吃完后剩下的木棒，每四根棒冰棒头两根横的、两根竖的按“井”字形交错叠起，叠到一定高度(一般在十公分以下)后，四个角分别用橡皮筋扣紧，这样笼子的四面墙都竖起来了。底板和盖子也是用棒冰棒头平铺而成。笼子造好后，金乌虫就可以关进去(我们在地上捡来的棒冰棒头，上面粘着别人的唾液和地上的灰尘，再被我们的手拿来摸去，极不卫生)。
天牛也是甲壳虫的一种，体形狭长，一般都有我们的手指那么大。浑身黑色，背壳上点缀着白色的斑点。头上有一对竹节状的触须，其长度相当于它的身体。它还长有两颗大牙，像钳子一样，吃起东西来很利索。
小暑节气一到，知了就普遍开始鸣叫。我们常见的知了也有两种：一种浑身乌黑，体型较大；一种绿褐色相间，身材略小，根据其叫声，又称它为“叶知头”，或为“夜思多”。前面一种比较多，后面一种较为少见。两种知了的叫声大不相同，前者的叫声比较粗犷；后者的叫声比较悠长。
也有不会叫的知了，我们称之为“哑（沪语读音wo）壳蝉”(我后来知道，原来是雄蝉鸣，雌的不叫)。捉到这种哑巴知了，就把它们放掉，也有人割下它们身上的肉烤着吃。
知了较难捕捉，图省事的话可到有的地方去买，两分钱一个。买的时候都要查验一下它会不会叫，被捕的知了一般不再主动地鸣叫，只有受到压迫后它才叫唤，比如用手捏它。
有一次暑假期间返校，大家在教室里专心听老师讲话。某个同学的口袋里装着一只知了，大约受到了挤压，知了突然大叫起来。那个同学急忙想要制止它叫，不料越是拍它，它越叫得凶，老师也只好等它叫停下来后再说。
捉来的知了只要把它的翅膀剪掉，它就飞不走了。但它不像金乌虫和天牛，它什么都不肯吃，过不了几天就饿死了。
从控江路沿宁国北路往南走不到一站路的地方，有一条横马路与之形成丁字路口，这条横马路叫周家嘴路（1953年修筑），我们有时会到这里去捉知了和金乌虫等。
当时的周家嘴路是一条沙石路，路面狭窄，不通公交车，其它车辆也很少，也没有什么行人。只闻知了的聒噪声此起彼伏，使这条小路愈加显得宁静、安逸，充满野趣。
路的北边是唐家滩的农田，路两边的行道树种的是榆树，从而形成了一片榆树林。在暮春时节，树下就会飘落一地的白色的榆荚，这种东西又叫“榆钱儿”。
由这里的榆树林就会联想到“榆林”这个概念，五十年代，杨浦区的区境里曾经并存过两个区，即杨浦区和榆林区。1959年12月2日，杨浦、榆林两区合并为杨浦区，区委、区政府设在原榆林区的榆林路上。
（1967年9月26日，在杨浦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杨浦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杨浦区周家嘴路的西面，虹口区的境内也有一条周家嘴路。这两条同名的路原本是连贯在一起的，后来因为中间陆续建造了上钢二厂等工厂和一些居民搭建的住宅，才使得一条道路阻隔成为东西两段。到了一九九八年实施市政工程，终于把两条周家嘴路重新打通，并将路面整修、拓宽，使之成为杨浦区又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干道，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八、九月间，我们的兴趣转向捉赚绩(蟋蟀)。在距我们家以北约一公里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叫“走马塘”，这是当时杨浦区与宝山县的界河。我们从双阳路往北穿过去，越过架设在走马塘之上的一座小木桥，名叫“池塘桥”，就进入了宝山县的农村，那里的大片农田就是我们捉赚绩的场所。
来捉赚绩的小人很多，在田地里到处乱翻，使得当地的农民经常组织人马来围剿我们这些破坏分子。每当我们听到有人喊：“农民大包围喽!”就吓得胆战心惊，纷纷往回撤退。
有时刚跑到半路，就听到前方传来消息说有农民拦截，我们就只好掉头，另外择路而逃。有一次在逃跑途中，我把家里带来用于捉赚绩的挖掘工具——一把水果刀扔进了田埂边的水沟里，想要湮灭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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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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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天气开始转凉，我们玩过一阵棋类的游戏。
象棋我们是不来的，下象棋太烦神、太深沉，弄得像“思想者”似的，上了年纪的人玩玩还可以，对我们小人来说，则全无乐趣可言。这时象棋虽然没有被说成是“四旧”，但棋纸当中的“楚河、汉界”字样也改写成了“河、界”。
跳棋也不大来，因为跳棋的棋子都是玻璃弹子，所以跳棋价钱较贵，买不起。我们玩得较多的是登山棋、飞行棋、斗兽棋和军棋等。
登山棋可以有四个人一起来，下法是：各人都从图纸上的“大本营”出发，以转动标明“1——6”号码的六角形纸伞来决定各人的棋子走几步，看谁最先攀登上顶峰。在登山的线路图上设有多个特殊的点，有的点规定正好到达该点的棋子要向后倒退几步；有的点则规定可以向前跳跃几步。最惨的是有人的棋子正好踩到某个点，按这个点的规定得“返回大本营”，努力白费，前功尽弃。
飞行棋怎么个下法我忘记了，只记得棋子上有不同颜色的飞机图案。
斗兽棋是两个人来下，双方都拥有相同的动物和数量，然后进行一对一的较量。棋中的游戏规则似乎是根据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法则来制定的，大象可以吃狮子以下的动物；狮子可以吃老虎以下的动物，以此类推，及至豹、熊、狼等等，直到最弱小的老鼠，它什么动物都吃不了，惟有反过来却可以吃大象（这个道理可以解释为：老鼠从大象的鼻孔里钻进去，钻到大象的肚子里把大象弄死）。这样的设置使得游戏规则更加完整，其实也是一种循环战胜法，说明世界上没有绝对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事物。
在下斗兽棋的时候，引起我们最大争议的是老虎与狮子的关系，到底该谁吃谁。按这副棋里的游戏规则是狮子吃老虎，但我们中的有些人总认为狮子打不过老虎。
军棋主要是指陆战棋，但这个时候我在商店的文具柜台里看到还有一种新上市的“海战棋”，就买回来玩(这副海战棋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是由“旭光玩具厂出品”的，售价多少不记得了)。
所谓海战棋，顾名思义就是海上作战的军棋，比陆战棋的设置简单一些，也是两个人对下。作战双方都拥有相同的战力，分别把它布置在各自的战区里。旗舰必须呆在大本营里不能移动，类似于陆战棋中的军旗，谁先攻击到对方的旗舰，谁就获胜。双方参加作战的棋子依次是：航空母舰、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炮艇、潜水艇、扫雷艇，上一级可以吃掉以下各级。还有鱼雷，它除了遇到扫雷艇没门外，对于其它所有舰艇一律大小通炸。
我在这时还买过一副“体育游戏”棋，由“上海市地方国营幸福玩具厂”出品，价格多少忘了。这副棋的棋子早已散失，但下棋的图纸却被我保留至今。
从图纸上来看，标明从起点1开始至终点冠军奖杯100，共设有一百个格子。格子上还绘有田径、游泳、乒乓、羽毛球、举重、射箭等二十二个运动员的图形。游戏的方法很简单（与上面所说的登山棋的下法一样），参加游戏的棋子都从起点出发，凭转动六角形的纸伞来决定各自走几格。行进途中，有的格子上标明“休息一次”；有的格子上标明“连转一次”，谁的棋子如果正好走到上述的格子里，则要按游戏规则接受上述奖惩。游戏的结果是，谁的棋子最先到达冠军的领奖台，即为优胜。
这张保存下来的棋纸边上当年曾撕开过一条缝，并且用一张过期的台历纸贴在棋纸的反面将裂缝糊住。这一页台历上的日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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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大/8（日）/星期二
夏历丁未年/七月小/初三
今日十三时三十五分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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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玩下棋外，我们还玩过挑游戏棒。把一捧五颜六色如铅笔长短的竹签子放倒在桌面上，然后从横七竖八堆在一起的游戏棒中把它们一根根挑出来。挑的时侯除了被挑的这根外，不能触动别的捧头，否则就失去挑的权力要让给别人来挑。最终看谁的棒头挑得最多谁就获胜。
这时，有些年龄比我们略大的小孩从五角场的什么地方捡来许多废弃的灯泡，或者是玻璃灯罩。这些象形的玩意儿与核桃差不多大小，形状各异，有的是“老人头”；有的是“辣椒尖”；有的是“大象”；有的是“兔子”等等，很有意思。
他们同时还捎带捡回来许多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玻璃管子，最细的如同我们上画图课用的蜡笔；最粗的如同化验室里用的试管，都是一头封闭的。
我们要了一些这种玻璃管来玩，比较特别的玩法是这样的：取一盒洋火(火柴)，把若干根洋火棒头上的火药刮下来，装进玻璃管内；然后把玻璃管的出口插进皮皂(肥皂)里，再拨出来，这样玻璃管的出口就被皮皂堵住。接着把玻璃管放在一个支架上，点燃蜡烛灯，用火烧烤玻璃管的末端。不用多久，管子里末端的火药受热后就会药性发作，积聚能量，最后爆发，把堵在出口的皮皂“啪！”的一声，顶射出去。
这时的家庭里都不用香皮皂，一般都只用一种“固本”牌皮皂。当我们玩上这种游戏后，家里的皮皂就遭了秧，上面被大大小小插了许多洞孔，大人们也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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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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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棋类等游戏的同时，“打弹子”的游戏又重新开场了。因为玻璃弹子的来源有限，所以打弹子的赌注由弹子本身改为由糖纸头代替，即弹子每被他人击中一次就赔付若干张糖纸头。
我一直赌运很差，在这年的整个秋天和初冬时节的打弹子游戏中，我又大输，总共输掉了将近一千张糖纸头（我记不清为什么会输这么多），而且这些赌债都还“空”（欠）着人家。
为了尝还这笔债务，入冬以后，我就“发动群众”，要家里的弟妹们一起帮我去拾糖纸头。为此，我还制定了“路线图计划”：我与堂弟走西线一路，即从家里出发，沿控江路往西至江浦路一带搜索；二弟与四妹走东线一路，即从家里出发，沿控江路往东至宁国北路商业区周边搜索；三弟与堂妹走北线一路，即从家里出发，沿凤城路往北至凤城一村地区搜索。我五妹时年三岁不到，有时她也像跟屁虫一样要随我们一起外出活动。
除了按“路线图计划”分头行动外，我还向他们提出要求，即除了在地上寻找糖纸头外，凡见到的垃圾箱、垃圾桶也不能放过，都要在里面检查一番，以免遗漏。
真是人多力量大，每次的行动都有不少的糖纸头被我们拾回家。然后把各路拾来的糖纸头集中起来，捋平整，每五十张一扎，一叠一叠放在装水果用的竹篓里，先堆在卫生间的水斗下面，待以后即可分期分批地拿去还人家的赌债。
这时候拾到的糖纸头绝大部分都是纸质的，也有少量的“玻璃纸”糖纸头，可用水洗一下，再晾干、压平。
这时我伯母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叠“天山”牌的糖纸头给我，这些糖纸头都崭新地粘在一起，还没有被使用过。
文革开始后出品的包装用的糖纸头，上面的厂名、商标和图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厂名上的“公私合营”字样都取消了，比如“公私合营上海爱民糖果厂”，文革开始后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厂；比如“公私合营清真天山食品厂”，改名为上海天山清真食品厂，“公私合营天明糖果厂”则不知道改名叫了什么。
其次是一些国营的厂名也改掉了，比如“地方国营伟多利食品厂”，文革开始后改厂名为上海华山食品厂；比如“西区老大房”改名叫“新风尚食品厂”；又比如有一家叫“红卫糖果厂”的就不知是哪家厂改的名。还有的糖纸头上干脆没有了厂名，只写“中国/上海”。
文革前一些著名的老牌子商标，如“伟多利”、“冠生园”、“沙利文”、“老大昌”、“三喜”、“天明”、“青年牌”等等也都取消了。
文革前的糖纸头，上面的图案设计得很漂亮，赵宏本、贺友直、戴敦邦等都曾设计过糖纸头。文革开始后，糖纸头的图案设计则趋于简单，有的用梅花、万年青等来点缀一下，有一款新设计的图案画的是一盏红灯，可能是受样板戏《红灯记》的启发。
除了以上所说的变化外，唯一不变的是一些糖纸头上依然写有“太妃”两个字，比如“吉祥太妃”；“万寿太妃”；“朱古力太妃”，甚至上面所说的红灯图案的糖纸头上也写着“红灯太妃”。
我们当时尚不认识这个“太妃”的妃字，只把它读成“太记”。我后来想想觉得有些蹊跷，这“太妃”的意思好象跟“清宫秘史”有点关系，明显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了还能冠冕堂皇地保留在糖纸头上呢？
再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作家程乃珊）说上海的糖果分为两类：牛轧和太妃（都是英文译音），牛轧是有果仁的；太妃为奶油巧克力味。原来如此。
当年拾到的糖纸头（现在的收藏界叫“糖标”）里，最终有三十多张我比较喜欢的、文革前及文革中的糖纸头被保存了下来，成为我的一种收藏，也是一段个人历史的见证。
前文已经说过，在控江路、宁国北路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楼房底层开着一家“凤翔”百货商店，其橱窗和门面呈圆弧状从西面延伸到北面。从商店最西面的一个门进去，左边是卖鞋帽的柜台，柜台靠门的边上设立了一个公交月票的代售点（公交月票售价6.00元）。
每个月新买的贴花就覆盖在使用过的贴花上，两张月票卡轮流使用。等到卡上的贴花多次覆盖增厚到了一定程度，就被一起撕下来，从新开始。
当我们拾糖纸头拾到这个地方时，发现柜台下面的地上有许多撕下来废弃的月票贴花。因为觉得贴花上面的图案不错，就爬在地上从柜台下面捞出许多这些东东，把它们顺便也捡回家，放在温水里泡上一会，然后取出，一层一层小心地揭下来，晾干、压平。
这些贴花的月份多数是一九六七年的，也有少量一九六六年的，甚至还有一九六五年的。这些当时收集的月票贴花后来都弄没了，上面的图案我只记得一种，就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份公交月票贴花的图案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这种设计是为了纪念一年前发生的“一月革命”（由此可以确定我们拾糖纸头的时期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初至一九六八年的二月初之间）。
秋天的时候，在控江文化馆南面不远处的宁国北路上新开了几家商店，有绸布店、食品店等。十二月底的一天，我们拾糖纸头拾到了那里，我二弟在商店的一个垃圾桶里意外地拾到了一块钱（用现在收藏的行话来说，叫做第二套人民币“一九五三年版红壹圆”）。
这可是“天降横财”啊，二弟把拾到的钱与拾到的糖纸头一起交给了我，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把这个钱据为了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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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婆家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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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家居住的工房在军工路近周家嘴路处，与我母亲工作的棉纺厂仅一墙之隔。工房的大门前面有一块空地，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桥上”，据此可以推断这里早先是一座桥，桥下当然有过一条小河。后来都填平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老的叫法没有改变，还叫它“桥上”。我觉得这个地方与儿歌所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很贴切。
“桥上”的左边有一家小百货店，供应周围居民的日常食、用品。冬天里，“桥上”的空地上经常聚集着老人们前来孵太阳，还有孩子们嬉戏玩耍。
某个礼拜天，我等到外婆家去玩，当我在“桥上”呆了一会儿后，就注意到商店一边的墙角堆着几筐水果。我慢慢地转移过去，坐到地上，把背靠在水果筐上，详装着晒太阳的样子。然后双手背到身后，用手指扒开藤条编的水果筐，从缝隙里抠出一个苹果塞进了裤兜里带回家吃了。第一次小偷得手后，胆子也大了，又连续作案多次，还把这个经验传授给了二弟。但二弟不但不学我的样，反而把我的事告诉了大人，使我“罪行败露”，受到大人的批评，遂不复盗窃。
外婆家工房大门的马路斜对面，对着上海水产学院（后来改为水产大学，再后来改为海洋大学）的大门。某日在外婆家玩的时候，听说水产学院里正在开批斗会，就跑去看热闹。临去的时候我乘人不注意，从外公的糖缸里抓出一把蜜枣（不知是否产自伊拉克），一边吃，一边就来到了水产学院内。
这天天气很好，太阳把大地照得亮堂堂的。批斗会的现场围观的人群稀稀拉拉地站在四周，中间的一块空地上站着三个被批斗的人，都是女的，两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好象是附近街道里的人借这个场地来开的会，这三个女的犯的是什么事，以及她们之间是否有着什么关系等等，我都记不清了。
被批斗的两个中年妇女还算老实，一直默默地把头低着，而那个年轻的姑娘则不肯低头，只是眼睛朝下看着。边上有个人看不惯她的傲气，就把她的头按下去，待一放手她又抬起头来；再按下去，再抬起来，像弹簧一样，边上围观的人见此情形都笑了起来，我也觉得好笑，把批斗会的严肃气氛给冲淡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春节期间，我们又到外婆家去玩。我二弟上学前的小时候长期寄养在外婆家里，因此他在这里的人头比我熟。外婆家的隔壁邻居有一个男孩，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其时他正在自行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这一次他说通了我二弟来找我，声称要为我二弟也装一台半导体，关键是要我把之前二弟在拾糖纸头时捡到的那一块钱还出来，给他们去买“二极管”等零配件。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击懵了，先假装答应了他们，并表示愿意陪他们一起去购买。其实那钱早已被我用完了，我只能心中暗自盘算，到时再作计较。
下午，我等三人从我外婆家出发，走一站路到平凉路，再沿平凉路西行六站路到了“杨百”（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进了商店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终于找到机会把他俩给甩了，然后独自一人沿宁国路/宁国北路逃窜回家。
不一会儿，二弟带着外婆家的那个邻居男孩也追赶了回来，我见状连忙叫楼里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去把那个邻居男孩给我轰走，于是那个邻居男孩在众人的追打下只得落荒而逃。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从外婆家传来的消息是那个邻居男孩扬言要报复我，吓得我好长时间不敢到外婆家去，直到半年多以后经我二弟斡旋才化解此事，由此可见我小时侯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再说一下当天的一个见闻，就在我逃回家的途中，在宁国路近长阳路处看到附近一家工厂有些人正在厂门口前的空地上开批斗会。十几个人围成圈子，中间站着一个被批斗的男子，四十多岁。他的腰弯成90度，一根约半米长的绳子，绳子的下端拴住埋在地面的金属钩子上；绳子的上端则咬在那个男子的嘴里。只要让被批斗者咬住那根绳子，就可以自动地强迫他一直保持这种低头哈腰的姿式。当批斗他的人要他回答问题时，他就用手拿掉咬在嘴里的绳头直起身来说话；回答完问题后他又弯下腰去，把绳头重新塞进嘴里用牙齿咬住。
这种批斗人的办法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很奇特，也很“促掐（沪语读音ke）”，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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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下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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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发生的事，多少都会对我们小人在言行上、心灵上产生相应的影响。比如当社会上广泛使用“打倒”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应用。如有的同学发生矛盾或闹着玩，就会在书本上，在课桌椅上，在墙壁上，写上“打倒”对方的标语。今天“打倒”张三同学；明天“打倒”李四同学。
一月份的时候，我姨夫等来我家玩，顺便给我们小孩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与三弟在楼道里拍的，从照片上可以看见，在我俩旁边的墙壁上也涂鸦着“打倒”的字样。
如果同学之间或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之间的矛盾闹大了，那么就不是写个“打倒”就算了，而是要“采取革命行动”。我们所谓的采取革命行动，主要就是晚上去“敲”（砸）对方家里的玻璃窗。
砸玻璃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石子扔，适用于住楼下居民的玻璃窗；一种是用弹皮弓弹，适用于住楼上居民的玻璃窗。
这时的弹皮弓已经升级换代，之前的弹皮弓只是发射纸做的子弹，后来在橡皮筋的中间连接了一块皮革，用这块皮革可以包裹石子甚至小铁块，并将它们弹射出去，其威力大大提高。为了增强弹射力，弹皮弓上的橡皮筋可由单股改为多重复式的勾连法。这时用在弹皮弓上的橡皮筋有两种，一种质地像脚踏车的内胎，弹性差；一种叫“牛皮筋”，弹性好。
窗玻璃被石子击中后往往会出现自击中点向四周呈放射状的裂缝，好似漫画中常见的太阳的光芒。于是有两个小孩在吵架时，一方若恐吓对方说：晚上叫你家“东方红”！这个意思就是说，晚上要砸你家的玻璃窗。
四月初的一天，我在风城中学的操场上看别人放鹞子。在操场东边的围墙墙体上有一些被人捅开的砖缝，围墙外面的人可以透过砖缝朝里面窥视。我听到有人通过一条砖缝在墙外叫喊，像是在叫我过去。我就走到墙边，把眼睛凑到砖缝上，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就在这一瞬间，墙外面的那个人突然猛吹一口气，把砖缝里无数细微的沙粒都吹到了我的双眼里，使我的眼睛顿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奶奶连忙把我送到新华医院去看医生……。
前文所说的那个在里弄里被批斗的中年妇女，后来就放在我们家的周围“监督劳动”。她态度很老实，每天都可以看到她默默无语地握着一把长扫帚在打扫道路和阴沟。她左胸的衣衫上别着一块白布条，看上去非常醒目，布条上用毛笔墨汁写着她的姓名，叫马某某。有些刚刚认识这几个字的小孩经常跟在她的左右，嘴里不停地叫喊着:马某某!马某某!也有的小孩有时会戏弄她、侮辱她。
我在一九八八年买过一本书，书名叫《生死在上海》（郑念<1915—2009>著，另有程乃珊和其母潘佐君合译的一种，书名叫《上海生死劫》），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当年我们里弄里这个叫马某某的妇女。
在暮春的一天，有几个小人在虐杀一只猫。边上还围着一些小人在观看，到我加入围观者时，虐杀行动已经进行到一半。
我看见躺在地上的那只虎纹大花猫已经奄奄一息，眼睛半开半闭，露出垂死的眼神。它的身上皮开肉绽、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虐猫者见这只猫生命力如此顽强，老是死不掉，就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疯狂。他们三次把猫拎到五楼，从走廊上扔下来，想要摔死它；他们把猫放在阴沟里，朝它身上撒尿，想要淹死它；他们把废纸堆在猫的身上，点火要烧死它；他们用石块投掷在猫的头上，要砸死它；即便是这只猫最后已完全死去，他们仍然不放过它，把它的尸体拖到前面控江路的马路当中，要让过往的车辆辗压。
这个过程用了很长时间，那种猫体从高空摔到地面时沉闷的撞击声；那种火烧在猫身上的“滋滋”声，——令人发指的惨状无法详细描述。除了虐猫者外，所有的围观者，包括我，对此都无动于衷，只是一群麻木的看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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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打“联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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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2日，以复旦大学为主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成立，明显是要与受当局掌控的“上海市红卫兵”分庭抗礼。
之后，同济的“东方红兵团”、交大的“反到底”、“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以及中学跨区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红反会”）等等纷纷成立，呈现出一派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在上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里，“红革会”一直是充当造反的急先锋。
11月22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到沪与“工总司”、“红革会”共同策划打倒中共上海市委。

11月25日，“红革会”召开批斗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炮轰中共上海市委大会。

11月30日，“红革会”和“工总司”因《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造成轰动一时的《解放日报》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知》。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此向他们发了贺电，等于确认了造反派在上海的主导地位。
“红革会”当然是上述三十二个造反组织之一，但在随后进行的对市委、市人委夺权的过程中，“红革会”因为受到排挤而极为不满，他们的一些头头更是恼羞成怒，策动绑架徐景贤；炮打张春桥，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拍发特急电报予以制止。之后“红革会”战士又集体向毛主席“请罪”，“红革会”最终也因此招致自身的覆灭。
上述这种造反派之间的内讧本来不值一提，现在却被有的人当作是反对张春桥的“英雄事迹”拿来吹捧，写成文章刊登在专门研究“历史真相”的《炎黄春秋》杂志上。
上海的“红卫军”(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也是上述发《紧急通知》的三十二个造反组织之一。因为中央在去年年底(1966年12月3日) 就下达过文件，不准转业、复员军人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军”组织，又因为在“一月革命”当中，“红卫军”也想染指权力分配，并与“工总司”发生纠纷，于是上海的“红卫军”在二月份也被取缔，逐出文革的历史舞台。
作为“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二月五日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不到二十天(二月二十四日)，就改名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这场权力争夺的政治游戏中，最大的嬴家是“工总司”。
由“工总司”把持的新政权不要以为抹平了“红革会”以及“二兵团”等一些不买帐的组织，就可以天下太平了。以后更大的挑战、更强劲的对手还在等着他们，这个对手就是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即“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他们脱颖而出，锋芒毕露，跳出来充当了反对派的头。这是继“红革会”反水之后又一起严重的造反派内讧，只不过是当事的一派已成为当权者，趾高气扬；一派则沦为臣民，于心不甘。
“联司”本来也是“工总司”之一部，因为在派系斗争中对“工总司”不满而分裂出来。“一月革命”前提出“上海必须大乱”的口号，是对付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一月革命”后“联司”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则是公然挑战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于是社会上各种大大小小的反政府（市革会）势力都以“支联站”（即“支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络总部”）的形式纠集在“联司”的大旗下，与“联司”一起汇合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广泛的对抗新政权（市革会）的局面。他们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想要重新坐地分赃，进行权力再分配。上海的局势一时间闹得犹如《说唐》里所说的“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
在上柴厂，有一个与“联司”对立的组织，叫“东方红”(即“工总司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它既是“联司”施展抱负的绊脚石；又是市革会认定的在上柴厂的代理方，是其打入上柴厂用以对付“联司”的一根楔子。
“东方红”在与“联司”的派系争斗中一直处于弱势，于是“东方红”老是利用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像怨妇一样来向社会大众诉说悲情。特别是“东方红”的解福喜被“联司”打死后，“东方红”更是借此大做文章，我看到的一份传单上还刊登着解福喜遗体的影印照片，血肉模糊，触目惊心。“东方红”的宣传攻势嬴得了许多人对其同情，以及对“联司”的愤慨，我也是其中之一。
但“东方红”的控诉并不能打动所有的人，“联司”依然在一天天坐大。上海的新政权不会容忍“联司”及其所代表的势力与之长期对抗，阻碍形势的发展。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会采取断然措施来割掉这个“毒瘤”。
在软硬兼施，“招安”、打压都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下很心，由“工总司”出面，“替天行道”，要把以“联司”为首的这股反叛的异己势力予以彻底剪除。
八月四日这天，天气晴朗、炎热。听说今天要打“联司”，我们几乎一整天都泡在大街上，想要看到些什么新鲜的情景。
上午九点钟不到，附近的新华医院就派人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的树荫下设立了临时救护站，临战的气氛顿时就弥漫开来。
上海柴油机厂的位置在市区以外、宝山县境内的军工路上。我们家附近的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是市区西南方向过来的车辆通往上柴厂的最主要的路口。因此，在上午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有装载人员和物资的卡车从我们这里驶过。有的人是去参战的；有的人是去观战的，即声援、助威的，也可以说是去看热闹的。有的卡车上还插着造反派的大旗，迎风飘扬，猎猎作响。当我们在马路边看到其中有一面旗帜上写有“反到底”三个大字时，都叫了起来，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个牌号（大字报看多了）。
有几辆卡车上的人员最为引人注目，他们装备很特别，都头戴藤帽(一种藤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握一根一米二三长、大拇指般粗的钢钎(或许是铁棍，或者叫长矛)，朝上的一端是尖头，看上去既威风凛凛；又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看到这些人都雄赳赳地奔赴打“联司”的战场，心里感到很欣慰，也觉得很鼓舞。
虽然“十六条”里早就明文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到了派别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都把武斗当作法宝祭出；当作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终极的手段。
前几天（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某个讲话（接见河南造反组织“二七公社”的代表）中很有创意地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全国“全面内战”的熊熊烈火上，再加一把油。
上海很快就接过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并且更有创意把它变成了一个组织的名称，即九月一日正式成立的“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于是“文攻武卫”就由动词变为名词。
上面所说的八月四号打“联司”这天那些头戴藤帽、手握长矛的队伍，就是上海后来的“文攻武卫”组织的雏形，也可以说是“文攻武卫”组织的初次亮相。
“文攻武卫”成立后，作为市革会的一支武装别动队，有逐步取代民兵的趋向。后因毛主席批文撤销“文攻武卫”组织，上海遂于1970年5月将“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
“文攻武卫”佩戴的胸牌与后来“上海民兵”的胸牌式样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字不同。
四平路上同济大学的大门口对面，有一条纵向的马路，名叫彰武路，彰武路上有家“彰武饮食店”。一九八四年十月，王若望在《新民晚报》“夜光杯”里发表一篇文章《命名的稳定性》，他在文中凭想象地指责彰武路上“彰武饮食店”的“彰武”是源自文革的“要武”或“文攻武卫”。
其实在上海的这个东北角区域里，有多条马路的路名都采用我国东北地区的地名来命名，比如四平路、鞍山路、铁岭路、本溪路、抚顺路、阜新路、苏家屯路等等，也包括彰武路，与王文所说的“要武”或“文攻武卫”毫无干系。
继续说八月四号那天的事。下午，我们都在荫凉头里等待着打“联司”的消息。偶而见到路面上有卡车运送伤员到新华医院去，至于车上的伤员是打“联司”的人；还是被打的人，就搞不清楚了。
下午五时许，参与打“联司”的各路人马开始陆续返回，凯旋而归。马路边的人群也越来越多，自发组成了欢迎的队伍。大部分的人群都聚集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西北角的宁国北路路边，我也是混迹其中的一个。
每当有关的车辆从北面驶来，聚在车子右侧、马路边的群众都要朝他们挥手致意，大声欢呼。有的卡车特意在欢迎队伍的面前停顿一下，以接受群众盛情的慰问。于是许多人都涌到车边，兴高采烈地争相与车上打“联司”的战士握手。有的还向他们发问，比如问：联司全部被消灭了吗？比如问：杨仲池(“联司”头头)被抓住了吗？等等。
车子上打“联司”的战士虽然风尘仆仆，一身汗味，却也是一脸的自豪。个别人面对群众的热情实在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就把装盐汽水的瓶子上下摇几下，然后打开瓶盖，一股汽水就喷射而出，又迎来群众的一片喝彩。
第二天，各种各样关于打“联司”的消息开始出现在大字报上，或在人们三五成群的议论中流传。我也忙着到街上去看相关的大字报，或到人堆里去旁听一些小道传闻。
据说打“联司”这天，一早就有各路人马汇集，将上柴厂三面围住。因为上柴厂的东边面临黄浦江，所以江面上安排了驻沪海军出动舰艇负责把守，以防止浦东农民兄弟的“支联站”前来驰援。
据说一开始是用高音喇叭对“联司”进行政策攻心和劝降工作，在宣传攻势失效后才开始发动强攻。因为“联司”之前已把工厂的大门关闭，并用杂物堵住。所以攻方先用重型吊车把两扇大铁门吊走，然后由推土机和铲车将杂物弄到一边，从而打开一条进攻的通道。
据说这次行动的前线指挥部是由“公革会”（即“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组成的（这时“公革会”在公安系统的派别斗争中刚刚胜出）。之所以要选定让公安局出面来充当前线指挥的角色是有道理的，一是要突显这次行动的运作国家机器这一特征；二是要给这次行动挂上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幌子，从而为打“联司”提供合法性的背书。
据说这次行动的主力军是“工总司”(现在的报刊杂志以及网文上，有的说动用了十多万人；有的说出动了二十四万人，等等)。
据说这次行动的现场总指挥是陈阿大（八十年代初，陈阿大被判刑，攻打“联司”是他的罪行之一）。（现在有人说是耿金章，也有人说现场总指挥是王洪文。）
据说“消革会”(即“上海市消防战线革命造反委员会”)在这次行动中担当进攻的先锋。其它诸如宣传、后勤、救护等，则由各有关方面负责。
据说“联司”是抱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决心，打算顽抗到底的。“东方红”的人员之前已被赶出厂区，厂里的各条要道都设置了路障。留在厂里的“联司”人员大都占据各厂房、高楼，控制制高点，企图居高临下，进行防守反击。
据说“联司”对抵抗的器械也作了准备，其中比较特殊的有两种:
一是把我们小孩玩的弹皮弓做大，做成巨型，浇铸在窗台或屋顶平台的边沿，一字排开。又定制了许多鸽蛋般大小的铁弹子放在一边。使用起来，一旦被巨型弹弓的铁弹子强力击中的人，立即就会翻身仆地。
一是用喝完的盐汽水空瓶子装进硝镪水，可当作手榴弹来使用。扔出去后，瓶子被砸碎，硝镪水就会迸溅出来。硝镪水是什么东西？有人举例说明它的厉害：如果把一个人扔进硝镪水的池子里，倾刻间就会变成一堆白骨。
应对“联司”的防守形势，打先锋的消防战士，头戴钢盔，除了架设云梯，手握太平斧外，还使用两件利器：
一是高压水龙。被水的激流扫射到的人，马上就站立不稳，失去反抗能力；
一是二氧化碳灭火器（后来有人说是二氧化硫致冷剂）。据说液态的二氧化碳有零下250多度，喷到人的身上，可迅速把人冻住。
据说有一个楼面被攻破后，来不及逃走的两名“联司”女战士不愿当俘虏，选择了跳楼自杀。这种故事听起来好象带有巾帼女烈的味道，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关于在这次行动中双方人员伤亡的话题还有很多，一时众说纷纭，弄得云山雾罩。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情况下，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打“联司”到底伤亡多少人，全凭臆测。
一九八0年审判“四人帮”时，打“联司”是王洪文的罪状之一，起诉书中说到在此次行动中共“关押、伤残六百五十人”，并没有说到有人致死。
另据《上海志》称：在打“联司”的行动中，“联司”成员被打伤120多人，其中伤重送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的有30人。当天，还有570多名“联司”成员被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关押，并连夜组织力量审讯。第二天分别送往市公安局和其他区公安局的有350多人。上述资料也没有说到有人被打死。
2009年我在网上“天涯社区论坛”里看到过一篇网文，言之凿凿地说在打“联司”的行动中“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关押663人”，这岂不是在造谣惑众。
在整个“联司”事件中，只有一个人被打死，就是解福喜（该厂动力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而且他是被“联司”打死的。这对于现在某些写打“联司”这件事的人来说，心里很不爽。他们一定在想，如果这个人是在打“联司”那天被“工总司”打死的，那该有多好哇。
据说在打“联司”的当天，全市统一行动，把大大小小的“支联站”都一并给砸了。造反派作为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组织严密、意志统一的单一团体。特别是到了各单位展开夺权斗争时，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都想在其中分得一杯羹。经过一番争斗、分化、改组、整合，大部分派别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也有一些派别死不买账，冥顽不化，坚持与主流派作对。现在市里出面把“联司”等对立面彻底铲除，于是上行下效，下面的主流派也借此东风，把各自单位里的眼中钉一并拔掉。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九年末开展“三大讲”，厂里指派我担任这项活动的会议记录。在某次会议上，有人“控诉”了这样一件事：在“八四打联司”的当天下午，我厂得势的造反派趁机把机修车间里一个对立派组织给取缔了。并且当场把该组织的三个负责人抓起来，用卡车送往杨浦分局关押，说他们是“支联站”的坏头头。那三人被关了三天才放出来，十多年后说起此事，仍然显得很气愤。
所谓“杨浦分局”，杨浦区的人民都知道指的是杨浦区的公安分局。它位于平凉路、隆昌路口的东北角上，所在的场地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其前身是1932年租界工部局建造的格兰路（今隆昌路）巡捕房。
从大门的门洞进去，迎面是一块空地，空地上停放着各种车辆，也可用来车辆调头等。空地的四周包围着楼房，在进大门左手拐弯，经过几个楼道，就是公安局附设的临时羁押所。半地下式的房屋结构，凡被杨浦分局新抓进来的人，初期都关在这里。
打“联司”后的第三天，杨仲池和陈卜昌(“支联站”的总头头)两人关在杨浦分局里的照片就被人贴图在大字报上，引来观者如堵。
我也钻在人缝里看了大字报上的照片影印件，但见杨、陈二人各一张照片，姿式差不多，都是垂手站立，腿脚微开，脸部表情难以描述，因为他俩的脸都肿得厉害。看照片的人都议论说，这是被殴打所致。
又过了几天，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说“联司”的“狗头军师”被抓住了。大字报的标题醒目地写着：“千里活捉全向东!”文章详细叙说了追捕全向东的经过，说他在打“联司”后即逃窜到武汉，企图联络和投靠“百万雄师”。不料“百万雄师”及陈大麻子(指陈再道)时已自身难保，经过一番周折，全向东终于落网。
以“一月革命”为代表的夺权斗争开始后，矛盾的双方很快就由造反派VS走资派转变为造反派的内斗，并且在全国演变成“全面内战”。当上海以打“联司”的行动终结这种内斗时，外地的内斗仍是方兴未艾。
九月十四日，报纸上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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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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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指示明显是想要早日结束国内造反势力群雄并起、派系混战的局面。
打“联司”后，上海的文革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掀起了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有一篇报纸的社论，标题是《让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吹遍上海》。许多单位的“老大难”问题也得以解决，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明朗和稳定，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上海的各工厂里形形色色、杂七杂八、名目繁杂的造反派组织最终都被“工总司”大小通吃、全部降伏。再发展下去，“工总司”就将各级工会取而代之，摇身一变，就实现了其在新形势下角色的转换。
我奶奶作为退休工人，她也以工会会员的身份领到了一块“工总司”的红袖章。奶奶不识字，不知道红布条上写的是什么，拿回家后，左看看，右瞧瞧，就把它与“老保卡（退休证）”放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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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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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月下旬，报纸上开始报道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消息。十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13号)，发布了毛主席在视察期间作出的重要指示。其中包括前几个月已经发表的一条，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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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那么广泛，那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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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语录很快就被谱了曲，成为一首新的语录歌而广为传唱。这首歌旋律流畅，很好听，但是早就不唱了。现在想要听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可以自己唱给自已听。
除了毛主席语录被谱成歌曲外，林副主席的语录有的也被谱成歌曲，大致上有四首，我们当时基本上都会唱。
最早的一首开始传唱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歌名叫《永远学习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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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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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根据《毛主席语录》里林彪撰写的《再版前言》的前几段作的曲，开始传唱于一九六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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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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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首是根据《毛主席语录》里林彪的题词谱的曲，歌名叫《读毛主席的书》，劫夫作曲。
笫四首是根据林彪的一段语录谱的曲，歌名叫《毛泽东思想颂歌》，田光作曲。
文革前的地摊上有一种照相版的歌片卖，巴掌大小，用橡皮筋扎成一捆一捆的扔在地上任人挑选。歌片所选的都是近些年来的流行歌曲，有刘秉义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有胡松华演唱的《赞歌》；有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生茂作曲）等等，也有《草原之夜》、《敖包相会》等民歌。这些歌片大都是“公私合营上海光荣摄影图片厂出品”的（1969年6月，这家光荣摄影图片厂被撤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中央决定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在此背景下，有一首拥军歌曲开始热唱，歌名叫《见到你们格外亲》，也是生茂作的曲，也是由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演唱。这首歌在一九六三年就创作出来了，直到这时才真正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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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咳咳咳），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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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涛一开口就唱得嗓音嘹亮、腔调高亢，带有河北梆子的韵味或信天游的风格。这首散发乡土气息、歌颂军民鱼水情的歌曲，因其曲调优美，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八十年代初再唱这首歌时，里面的一句歌词就已经被改动了。原来的歌词：“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的村。”改成了：“搞土改，合作社，胜利的红旗插在咱们的村。”
这一年，有好几首新、老西藏民歌也颇为热唱，比如《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的思想放光芒》等。
这一年的流行歌曲还有许多，其优美的歌声，仿佛要为一九六七年来减轻一份沉重；抹平一些严酷。
在《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部记录片电影的解说词中，有好几段被谱成歌曲。其中最流行的一首歌，是由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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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男声）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
（女声）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给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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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歌感情真挚，非常动听，又流传最广，所以我把这首歌定为一九六七年的标志性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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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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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的时候造反派还在指责当权派“刮经济主义妖风”，企图收买人心。到了“一月革命”胜利造反派掌权后，经济主义的诉求反而更加强劲。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参加造反的目的即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解决民生上的困难和问题。于是“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临时工转正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派)等组织纷纷成立，连文革前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想通过造反来返城。
另有一些人趁着天下大乱，混水摸鱼，寻找各种机会来哄抢国家物资，及至包围银行，强行提款。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
离我们家不远的商业街上有一家门面很小的银行，一月中旬的一天，银行的门口突然开始有解放军站岗。我们小孩子觉得好奇，都跑去围观。只见一名战士站在银行门口的左侧，面无表情，右手握着一杆带枪刺的长枪（步枪），枪柄柱地。
大约在一九六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父亲到云南去出差前，带回家一把手枪（还有持枪证），式样很土，枪柄的两边镶着木条。父亲让我把枪抓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好多年过去了，现在终于又见到真的枪，我就想要仔细看看，毕竟年龄增长了几岁，认识事物的能力也大有提高。围观的小孩很多，挤来挤去，但如果我们凑得太近，那个站岗的军人就要挥挥手，叫我们离开。
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如影随形的利益争斗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青少年中的社会治安问题也渐渐显露，最突出的就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就听说我们居住的地盘上有两个“撑市面”的人：一个绰号叫“杨铅桶”；另一个绰号叫什么，忘记了（如果是写小说的话，可以编造一个）。所谓“撑市面”的人，大概就是指称霸一方的龙头老大，他的手下控制着一定的势力，在操纵纠纷的进程或摆平事端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时社会上开始盛行好斗狠勇的风气，与当下造反派的脾气非常吻合。有一次我家附近东面居住区的某些青少年准备与西面居住区的某些青少年打群架，像我们这些年龄更小的“小八腊子”就跟随在一方队伍的后面，与之一起振臂高呼着:“扫平!踏平!——扫平!踏平!——”，为其助威呐喊。
前文已多有叙述，302室的宋同学是我们这个门牌号楼里以及班级同学中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之一，我俩经常在一起玩耍。去年（1966年）年末，学校停课后，我们都呆在家里。今年年初的一天下午，宋突发奇想，说要到他父亲的厂里去玩。我听了后表示愿意陪他一起走，我想顺路到我外婆家去玩。于是，两人就结伴上路。
这天天气阴冷着，我俩从家里出发，沿控江路东行五站路，到了军工路。军工路是1918年开始修建的，线路很长，从最南端的平凉路起，一直往西北通到将近吴淞的张华浜，是一条沿黄浦江西侧延伸的公路，也是杨浦区最东边的、纵向的交通干道。
再沿军工路南下一站路，就到了我外婆家所在的工房大门口。这时我突然顾虑重重，不敢进去，遂放弃到外婆家去，陪同宋一起继续南下。又一站路，到了平凉路。
又沿平凉路西行，在一站路的地方，右手边有一条横向的小路，名叫爱国路（1954年修筑，这个路名可能是上海滩最牛的路名），路面狭窄，铺着碎石，上海人称之为“弹硌路”。宋就在此路口与我分手，从这条小路走进去，到他父亲的厂里去。
前文已经说过，宋父工作的厂也就是我长大以后读技校和工作的厂，所以说眼前的这条小路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将无数次的从这里走过。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听过张行吉他弹唱的歌曲《一条路》，感触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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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落叶无迹，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
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春天，走过我自己。
悄悄地，我从过去，走到了这里。我双肩，驮着风雨，想知道，我的目的。
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春天，走过我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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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00四年，狭小简陋的爱国路终于被整修拓宽成为一条正规的马路。
话说当时与宋分开后，我独自继续往西走。再走过五站路，到了宁国路。再沿宁国路、宁国北路北上三站路，回到了家里。这天下午，我等于沿长方形四条边的道路兜了一个圈子，走了相当于公交车十五六站的路。
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与宋同学在控江文化馆附近闲逛。忽然，宋指着一个走过去的女青年说了一声:“奶山。”
我不明白宋说的是什么意思，就问他，什么叫“奶山”？
宋用手在胸前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指女性隆起的胸脯。
就从这天晚上开始，我知道了有“奶山”这个口语流行。没过几天，“奶山”的发音改为“拉三”，它的意思也不是如宋所说的指女性的乳房，而是指的是女性的“流氓阿飞”。后来，又扩大到凡不正经的女子，都被人称作“拉三”。
我在三十多年后的报纸上看到过一则关于“拉三”的注释，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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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三”或称“辣三”，是英文Lassie的音译。原义是情侣、可爱的姑娘，从Lass（小姑娘）一词的昵称衍生而来。抗战胜利后，美国大兵在上海滩到处叫嚷要找“辣三”寻欢作乐。后来就把放荡不羁、行为不端的女子，都称之为“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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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最激进的时期；在充斥着最革命的语言的当口，竟然会有“拉三”这么陈旧的词崩出来充当大众化口语中的流行词，这种现象似乎反映了历史吊诡的一面。“拉三”一词自此一直流行到一九七二年前后才从社会话语上淡出。
除了“拉三”外，之后又有一些埋在尘土里很久远的旧词、切口也被挖出来重新使用，其中可与“拉三”一词的使用价值相提并论的，当属“扎台型”和“坍招势”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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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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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公安局从一月份开始，内部也形成两大派进行恶斗。直到七月底，“公革会”一派才占了上风。由于公安局忙于自身的派系斗争，所以对抓刑案工作就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当年杨浦区某厂发生的破坏国旗案，一直拖到七十年代初才抽调专案组进驻该厂侦查。至于社会上一般的治安问题，派出所也难以顾及周详。因此，早在二月份就把社会上一般的打架斗殴、男女风化等问题，都交给了群众组织“上体司”去管。（与之同期的北京红卫兵的“东纠”（东城区纠察队）、“西纠”（西城区纠察队）等，大概也是担当这项任务的。）
据史料记载：1967年2月14日，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上体司”成立了治安组，当年非法抓人达827人。至1968年9月，“上体司”治安组宣布结束。
“上体司”的全称叫“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1966年11月27日在卢湾区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从事体育的男子汉，给人的印象似乎都是孔武有力，模子(身坯)蛮结棍(很利害)的。由他们来管治社会上的流氓阿飞，可谓是一物降一物，也可以说是以暴制暴。
因为“上体司”只是个群众组织，不是名正言顺的、合法的执法机构，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秋后算账，“上体司”的胡永年胡司令因此被判了刑。他代表“上体司”背负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是非法拘禁；二是私设公堂。
说到“上体司”的非法拘禁和私设公堂，就要说到“八机部”。我们家住的控江大街五层楼房，一幢一幢沿控江路往西排过去，门牌号码也越来越大。楼群在近控江路桥处终止，边上（即现在的“新凤城迎宾馆”这个位置）一处有若干建筑物，“上体司”的治安组就设在这里（或许是“上体司”治安组设在杨浦区的一个据点），外界后来都把这里称之为“八机部”。
从国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至第八机械工业部为止，简称就是一机部至八机部。“上体司”盘踞的这个据点，为什么风马牛不相及地也被叫作为“八机部”，我至今没有弄明白。
经常有所谓的流氓阿飞被抓进“八机部”关押。据说被抓进去的人先要吃一顿生活，被打得鬼哭狼嚎。又据说里面还有许多进行体罚的花招，如“掼大背包”(即把人从背后摔到面前)；如要被抓者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边打一边还要数数，数得不对就要重新打；如要被抓者跪在砖头上，双手扶满满的一脸盆水顶在头上；如要被抓者“开摩托车”，即蹲成马步，双手握拳、两臂前伸，嘴里还要模仿发出马达的轰呜声，等等。
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人的本能。但文革开始后，在所谓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阶级性压倒了一切，男女之间必须先有阶级友爱而后才能谈私人恋爱。比如在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男女关系全部都是革命同志的战斗友谊，没有任何私人感情。
文革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它在本质上宗教性的一面，这种宗教性与其它宗教的最大共同点，就在于都信奉禁欲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稍有不慎就会被说成是伤风败俗。即便是男女之间正常的谈恋爱，也要注意检点，遵守规距。当时的情况虽然不像文革后相声里所说的，男女双方要隔开一条马路谈恋爱，但在公共场合下过于亲昵（比如抚摸或接吻等），就有可能被请进“八机部”。至于有些忍耐不住性爱的诱惑，又控制不住情感冲动的男女，经常勾勾搭搭，厮混在一起，男的就被称作是流氓阿飞；女的就是“拉三”，他们随时都会被抓进“八机部”。
随着形势的发展，“上体司”退出了这个机制，由一些工厂选派保卫干部介入管理。目标还是抓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但强力作用减弱，这个地方的名称仍然叫“八机部”。后来，“八机部”的体制演化成“工纠队”；再演变到今天的“联防队”，群防群治，等于是公安部门抓社会治安的协管员。
可能是杨浦区的流氓阿飞以及“拉三”比别的区多，所以当时的“八机部”威力特别强，名气也很响，在杨浦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九七四年初的时候，我在读技校，班主任老师是厂里派来的。有一次他放出话来，说他以前曾在“八机部”干过，言下之意是想借“八机部”这块牌子来强化他的吓阻力。班里几个南市区来的同学听后木知木觉（沪语读音go），没什么反应，而杨浦区的同学大都明白班主任老师说的意思。因此，有同学背地里就指责他想要用对付流氓阿飞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学生，并且把此事当成了以后反对他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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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裙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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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有两个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的之最，一个是最迟入霉日:7月2日入霉(至1982年7月9日才刷新该项记录)；一个是最长无雨日:从7月23日至9月9日共四十九天没有下过雨。
这一年上海还有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即“无裙之夏”。
去年（1966年）的“破四旧”行动对人们的服饰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除了“三包一尖”等奇装异服在扫荡之列外，西装、旗袍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批斗王光美时逼迫她穿上旗袍就是这个含义)；女性穿裙子，特别是穿花裙子，也被指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就在人们对“破四旧”的浪潮记忆犹新且惊魂末定、谈虎色变的时候，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忽然就来到了。其时又正值文化大革命最火爆的年头，一为避嫌；二为顺应最革命的形势，因此，所有的上海女性在这个夏天里都不穿裙子，使之成为服装史上最荒诞的一幕——“无裙之夏”。
解放以后的服装史都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特别是遭遇到文化大革命，其影响更是颠覆性的。虽然“无裙之夏”只是一种短暂而特殊的现象，但由文革引起的服饰观念的变革，却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它的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逐渐破除。
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特别穿上了军装，同时参加接见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也都穿上了军装。时尚总是由青年人引领的，横空出世的红卫兵们很快就效仿领袖们的穿着，把军装(仿军装式样)当成了他们统一的制服，并由此开启了大众服装军装化的新潮。
即使是后来军装式样不流行了，但其中的两个要素仍然被继承下来，体现在大众的穿着上。这两个要素一是色彩单一；二是性别模糊。比如在满大街都穿着蓝色或灰色衣服的人群里，你很难一眼就辨认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
当时因为革命就是要提倡艰苦朴素，所以不但服装要越简单越好，而且连皮鞋也很少有人穿，男女老少，无论地位高低，几乎都穿布鞋或胶鞋。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外滩看见有两个外国人，边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女翻译陪同。那时外国人很少见，由此我对那个女翻译也很钦佩。她的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这本来很正常，但我突然发现她的右脚的鞋面上脚趾头处有个洞，我立即大吃一惊，想不通像她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把磨破了的鞋还要穿出来。
在文革的非常时期，除了穿着上的变革外，女性的梳妆上也要有相应的改观。美容取消了，口红之类的化妆品也都取消了，姑娘们都响应毛主席的诗句“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号召，开始索面朝天。烫发取消了，长辫子也与花裙子一样，都被指责为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于是妇女们积极行动起来，或扎短辫；或剪短发，显现出女性的干练和英姿飒爽，以符合革命化、战斗化的要求。
她们所梳的短辫，在文学作品里往往被形容为“像两把小刷子”；而这种挂面式的短发，书面用语则叫“齐耳短发”，京剧样板戏里的一些女主角，如阿庆嫂（《沙家浜》）；方海珍（《海港》）；江水英（《龙江颂》）；柯湘（《杜鹃山》）等，都是梳的这种短发发型。
任何的革命，在斗争最激烈时，都带有非理性的极端倾向。比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描述法国大革命时的某种情形；比如文革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当这种运动的惯性停摆后，有些事物和认识就会很快地回复原位。
在装扮上，女性的长辫子最先脱离非议，有的人还没来得及剪掉就可以继续留着长辫子了。《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不也是梳长辫子的；芭蕾舞里的喜儿、吴清华，一开始也都是梳长辫子的。到了第二年（1968年）的夏天，上海的女性又重新开始穿裙子，只是款式单一，好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裙子里常见的连衣裙，基本上还是沿袭苏联“布拉吉”的样子，后来江青倡导的一款连衣裙（为出国的女文艺工作者定做的），似乎并不为社会大众的女性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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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饮与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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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夏天比较热，热天里吃冷饮是必需的。在我们当时的观念里，冷饮分为三类——
一是捧冰。又分为两种：赤豆捧冰，四分钱一根；雪糕捧冰，八分钱一根。
棒冰除了在食品店里卖，街头巷尾也有摊贩卖。小贩们把批发来的捧冰用棉花胎包裹，装在一个像擦皮鞋用的小木箱里。或走街串巷；或坐在荫凉头里，手里拿一块小木条，一边用木条拍打木箱，一边大声吆喝:“（啪!啪!）捧冰吃伐——捧冰!（啪!啪!）……”
我们一般只买赤豆捧冰吃（雪糕捧冰价钱贵，很少吃），吃赤豆棒冰时，先把棒冰顶上面的赤豆用牙齿咬掉，以下部分则用嘴唇和舌头慢慢地吮（读音so）。把棒冰吮得又薄又尖，状似一把匕首。
二是雪糕。也分两种：纸杯和冰占。冰占又按照购买能力划分为小冰占、中冰占和大冰占(以上纸杯和冰占的售价我都记不清了)。对于我们小人来说，雪糕属于高消费，吃不起。
这年的热天，在控江路、宁国北路路口的西北角上，食品商店在拐角处开设了一个卖冷饮的专柜。专柜的门面直接冲着大街，门面下方放置着一个外面包着铝皮的大冰柜，也当作售货柜台使用。冰柜上面有两个翻盖，翻盖一边有铰链，掀开盖子就能从柜子里取货。
某个晚上，我等三人就站在这个卖冷饮的柜台前，因为之前有人在这里拾到别人买东西时遗落下的两角钱找头，所以我们财迷心窍，也来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也捡个一毛、两毛的，即使是一分、两分也行。
我们就这样热哄哄、汗津津地站着柜台前，等待着奇迹的出现。柜台上方点着两盏白炽灯，热力四射；冰柜一边的马达声“嗡嗡”地响个不停。买冷饮的大人都在我们的头顶上频繁地与售货员进行交易，取货时冰柜的翻盖不断地被翻上翻下，翻盖很厚，每次关上时都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
售货员不知道我们几个老站在这里干吗，也没赶我们走，我们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苦苦坚守着、期盼着。呆了很长时间，最终仍然是大失所望、徒劳无获、空手而归。
三是冷饮水。又有三种：
1.桔子水。我母亲有时下午早班下班回家，用军用水壶从厂里装桔子水带回来给我们吃。因为时间隔的长了，冷饮水已经变热，所以也就没什么吃头。
2.酸梅汤。当时一些小厂家的运输工具大都依靠黄鱼车或人力拖车，我们家门口的控江路上不时有这种运货的车经过。有一次我等二人与一踏黄鱼车的运货工人讲好，我俩帮他推车推到厂里后，他给我们吃冷饮水。
于是我俩赤膊上阵，在烈日炎炎下冒着酷暑帮人推车。马路上铺的柏油也被太阳烤烊了，我们怀着为了能吃到冷饮水的信念，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终于把车子推到了周家嘴路上的一家工厂。
我俩在厂门口等着，那个工人进厂后不久，就端来两碗冷饮水——酱紫色的酸梅汤，冰冻的——给我们喝。我俩接过来，一人一碗，如牛饮水般地喝下，用现在的广告语来说，真的是“透心凉”，感觉很爽。
3.盐汽水。装在像啤酒瓶一样的瓶子里，吃到嘴里有些麻，也带有些咸味。汽很足，几口一喝就会嗝气。这个东西不大容易吃到，据说即使在厂里也是特别高温的工种干活的人才有得吃。
说了冷饮后，来说一下热天吃的水果，我们当时主要吃的是西瓜和黄金瓜。
我们这里常见的西瓜有两种，一种叫“解放瓜”，瓜皮上有花纹，瓜瓤红色；另一种大概叫“平湖瓜”，瓜皮墨绿色，瓜瓤黄色。
西瓜的销售方式也有两种:整体和局部。整体就是把一只西瓜都买回家去；局部就是把西瓜切成片零卖。切片零卖的西瓜都放在路边一个玻璃罩子里，小片的是五分钱一片；大片的一角钱一片，现买现吃，瓜子就吐在边上的一个箩筐里。
夜里十一点半许，我母亲中班下班回到家，父亲就杀一个西瓜，把我们叫醒起来一起吃。那时我们小人吃西瓜都吃得很有深度，不但把瓜瓤吃个干净，连瓜皮也不放过，一直啃到很薄为止。
曾经在《十万个为什么》一书上看到说，把一只西瓜朝一辆高速行驶的车子扔过去，这辆车就会被炸翻。我对这个说法比较怀疑，心想最好有人能当场实验一下，看看是否真的会炸翻车。
黄金瓜，椭圆形，如两个拳头般大小，皮上有浅色条纹，因皮色金黄而得名。黄金瓜用刀切开来后，立即有一股特有的浓香扑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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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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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家庭的户口簿里每个人的登记表上都有“兵役状况”一格，通常是用来填写本人的收入。我父亲当时的行政级别好象是十九级，户口薄上记录的收入是74.00元。
我母亲是上三班的纺织工人，且解放前很早就做童工，所以她的工资比我父亲还要高一点，户口薄上记录的收入是78.00元。我母亲解放前没有读过书，解放后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参加识字班的学习才认识了一些字，所以有人戏称她们这些人是“大字不识，工资八十”。
我奶奶虽说也是退休工人，但因为她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响应政府号召提前退休（被劝退）的，所以她的老保工资只有18.00元（实际是17.80元）。
以上三笔账加起来约170元左右。我家三个大人、五个小人，共计八人，人均每月21元。当时国家规定的困难补助线是人均每月12元，如此看来，我家的经济状况还算是可以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次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处的。
我父亲喜欢交际，于是就把相当一部分养家糊口的钱用在了交友待客上，还有就是近来用在收集徽章等额外开支上。对于我父亲在外面花钱的风格，我奶奶有两条概括性的评语：一是说他“有一千，用一万”；二是说他“钱缕子(钱包)倒拎”。
我外公、外婆都没有老保，我母亲是她娘家的长女，因此每月都要承担一定的赡养费。
我奶奶唯一的女儿(即我姥姥)家在乡下的山沟里，生活很苦；又因为从小就把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所以我奶奶后来总是觉得过意不去，每年都要攒一点钱寄到乡下去，以示安抚。
乡下如有到上海来求医看病的亲戚，大都投宿在我家。这年的夏末，就有我父亲的一个表舅来看病，吃住在我家。他在新华医院治疗眼病后一只眼睛包扎着，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觉得与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独眼龙”一模一样。彼时乡下人都很穷，这些亲戚（那怕是远亲）只要来上海办事，我父亲多少都要接济他们一些盘缠。由于我家来的乡下亲戚都是我父亲这条线上的（即父系），所以家里每次有乡下来人，我母亲都恨得牙痒痒。
这一年的八月下旬，我升读小学五年级；二弟升读小学四年级；三弟是小生日，今年刚入学，读小学一年级。三个孩子上学读书，可能也要增加一些开销。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家庭经济一时较紧，父亲就把我母亲陪嫁来的一根“韭菜边”金条拿去卖了，按照当时的收购价，一两（可能是十六两制）黄金九十六元的价格，卖得八十多元。
与此同时，我母亲也把我外婆家老底子的存货十一块面值“壹圓”的银元，也一并拿去卖了。十一块银元中有六个“袁世凯”（袁大头）；五个“孙中山”（孙小头），银行当时的回收价是按面值一比一，因此，十一块大洋换了十一块人民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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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影院看电影，检票后观众一般是单号座的往单号门进场；双号座的往双号门进场。
男左女右，左边的入口处设有男厕所；右边的入口处则是女厕所。
电影放映结束后，场内观众一般都从若干个边门退场。这些边门初时都叫“太平门”，后来有人觉得“太平门”与医院停放尸体的“太平间”听起来差不多，遂改名叫“安全门”。
初秋的一天下午，我等几人到控江文化馆去玩。放映厅里正在放电影，我们在场外时而把耳朵贴在边门的门缝上，听里面放电影的声音。后来，我们在一处边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闲聊。
一起玩的几个人中，有人看过一本大概叫《小灵通漫游二十一世纪》的书（现在知道是作家叶永烈21岁时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于是他就把书中的一些内容吹给我们听。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具体什么内容我都忘了)，觉得未来的生活真是太诱惑、太神奇、太美好了，同时又感到这只是一种科学幻想，距离我们非常遥远，遥不可及。
没想到在我写这篇拙文时，转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从那时到现在已四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对于个人来说几乎是半辈子，而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只是一刹那。当年那本书里描绘的愿景可能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将要实现，梦想终将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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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曾于2009年6月15日在某网站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