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华：青岛“122夺权”

tuffy05

青岛“122夺权”

齐晋华

这篇帖子的内容是研究文革“夺权”的，先谈点对文革的看法。
文革又称“十年动乱”。
个人认为：揭开动乱序幕之日是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大字报的那一天。但这个时期还不是全国动乱，动乱仅局限于大中学校等教育系统和文艺等少数领域。
全国正式进入动乱是1966年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百万学生和红卫兵。
“动乱”是否有10年之久呢？
个人认为：真正的动乱，是文革初期的一段历史。
“动乱”要有具体内容，或者说表现。
从内容和表现来看，文革的“动乱”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内，“动乱”的表现和内容不同。
第一次动乱：1966年8、9、10三个月，以“破四旧”为主要内容。大量文物古迹被砸毁，许多教师、文艺工作者和所谓“黑五类”人员被殴打致死。
第二次动乱：1966年11月至1967年3月，主要内容“造反夺权”。在此阶段，除了“党中央”和军队，全国各省市区以下的党委、政府全部陷于瘫痪。全国没有地方政府。
第三次动乱：1967年4月至1968年上半年，主要内容“武斗”。如果同淮海战役相比，只能说全国陷于小规模的激烈内战之中。这是名副其实的“内战”。因为“国共”两党的内战，还有美苏等外国的插手。
1968年下半年之后，全国逐步平稳下来。虽然还有武斗，相对前期比较，毕竟安定多了。

此帖只牵涉文革中的第二乱：“造反夺权”。
全国夺权成功的，只有6个省市，哪6个省市呢？请看帖子。
当然，本帖主要谈青岛夺权。

1891年6月14日，“清朝内阁发布上谕，批准在胶澳设防”（1），这是青岛建市的第一个政权机构。从那时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青岛地区重新设立过多少次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呢？没有详细统计过。清朝大约有两次，一是胶澳，二是直隶州；殖民和伪政权应该是三次；北洋以及国民政府大约也是三次。1949年以后不知道应该算几次？1949年6月2日宣布成立的人民政府算一次，1967年1月22日成立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应当是另一次。
本文主要叙述1967年1月青岛部分群众造反组织夺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动乱”，“动乱”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叫内容，是1967年1至3月群众造反组织的乱夺权。初期夺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由夺权引发全国各地许多相互对立的造反组织之间争权夺利，逐步酿成大规模武斗，1967年7、8月份，全国各地的武斗达到高潮，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和国家及私人财产的极大损失。
全国夺权，1967年1月6日首先从上海开始。受此影响，各省市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地进行夺权。但各地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的权力机构只有6个，按实施夺权的时间排列，顺序是：上海（1月6日）、山西（1月12日）、青岛（1月22日）、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山东（2月3日）。全国其它省市的造反组织，虽然也都夺了省市委、人委的权力，中央却不予承认。“青岛122夺权”，是6个省市中唯一的市级夺权。所以，“青岛夺权”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中国“文革”这一特殊历史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山东以后，实质上说，就不是夺权了。正规名称：成立革命委员会。

上海夺权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6年12月，由于毛泽东支持群众造反，全国各级党委、地方政府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法系统先后陷于瘫痪。此时，执政党以及政权组织在全国各省市的体系，可以说相继土崩瓦解，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造反组织各自为政，中央政令得不到有效贯彻执行。除了中央和军队，国家在地方的权力机构基本失去作用。
1966年12月31日20时30分，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根据毛泽东12月26日生日那天的谈话精神，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起草。
12月26日，毛泽东满73岁的生日，临时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远等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处吃饭，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1966年即将结束，1967年马上来临。全国造反轰轰烈烈，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发表长篇谈话，提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2）。这句话在社论中出现。毛泽东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改掉。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2）等等。
元旦社论不顾已经危机四伏的社会形势，继续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影响的一年。”认为：“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社论提出了1967年的四项“政治任务”。12月31日晚间，新华社同时播发《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
1967年1月1日凌晨3时，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告诉上海的陈丕显：“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3）。早晨5时，陈丕显向上海造反组织负责人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传达周恩来指示。
徐景贤当场表态：“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3）。因为在此之前1个小时，张春桥打电话告诉徐景贤：周总理要陈丕显出来工作，“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要让‘造反派’抓”（3）。2日王洪文、陈阿大等人乘飞机到北京，通过聂元梓找到张春桥、姚文远。王洪文3日在《解放军报》社二楼向张、姚汇报了上海的情况。
张春桥、姚文元1月4日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同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一起研究在上海夺权。5日张、姚接见“上海工总司”代表时大讲夺权问题，作宣传鼓动及舆论准备工作。4日、5日两天，《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分别被接管。5日《文汇报》发表《急告全市人民书》，拉开全国夺权的序幕。6日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联合32个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夺权。大会上批斗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狄秋。上百名市委和人委的各级干部陪斗。此行动简称“上海一月风暴”。
毛泽东1月8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上海的夺权。《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刊登时将题目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编者按语。（4）
1月11日，毛泽东提议，林彪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4）。贺电支持上海造反组织的夺权行动，这也是第一份由四大领导机关联名发出的中央文件。12日山西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联合山西造反司令杨成效等人，宣布在山西夺权。
中央11日给上海发出了贺电，夺权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县的党委、政府，各个工矿交通企业、商业事业学校、科研医疗文体、街道服务单位、农村公社大队等等，全部陷于混乱的夺权之中。
上海《文汇报》1月14日发表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明确提出：“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要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统统从那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夺过来”。
受此影响，青岛的群众造反组织也要行动了。

青岛造反组织夺权前的行动
1967年1月4日，“青岛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成立，负责人是市公安局的造反女将季铭玲，乔吉全等人。青岛老干部造反派、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代表王效禹，以两人的名义，到会宣读贺信。
1月6日，王效禹等人散发《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紧接着，以他个人名义印发《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
同一天，市级机关造反组织“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召开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鞠维信，代表王效禹、冯起，在会上宣读《致青岛市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支持造反组织的行动。
青岛“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部”等8个造反组织10日封闭《青岛日报》；11日“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等13个组织在青岛广播电台造反；13日“大中学校联络总部”等7个组织接管市公安局，发布《告全市人民书》：“从造反之日起，市公安局工作由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接管。”（1）
《青岛日报》18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在青岛首次公开提出夺权。
1月17日，海洋学院造反组织负责人、院党委副书记冯起，“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学生牛家骥带领一些造反组织代表，到沂水路8号王效禹的家中商议夺权等问题。王效禹和冯起两人产生分歧，一直争论到18日凌晨2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不欢而散”（5）。青岛因为夺权问题，形成对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
此时，有一个“青岛市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小组”的四名成员起程奔赴北京。四人中有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康生的儿子、青岛市教育局长张子石。另外三人既有青岛疗养院党委书记、老干部造反派孙枫丹，还有学生中的造反名人，山东大学在青岛的王世岐，青岛医学院东方红组织负责人、62级学生张汉祥。1月18日，他们到达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于19日17时至19时在青岛“行动小组”下榻的北京中苑招待所，同张子石等四人谈话。他进屋刚坐下就说：“你们到街上看了没有？昨天晚上10点，北京新市委被30个革命造反组织接管了！现在斗争的新形式就是夺权。”王力交底说：“主要还是以工人为主，特别青岛这样的城市。革命的大联合很重要！上海革命派大联合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主席很支持。在报纸上发表，在电台上广播，都是毛主席指示的。”他在讲话中批判刘、邓、陶、谭启龙，询问了青岛的情况，同意揭发陈少敏，明确表示支持王效禹。要求4人“赶快回去，机不可失，一天一个变化，旗子不要让人家拿去。主要问题还是权。”“现在就是夺权”（6）。
19日23时15分至20日2时15分，康生、王力、关锋3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青岛的这4个人。康生发表长篇讲话，高谈阔论，讲了国际共运历史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原则问题。他从德国考茨基、俄国苏汉诺夫谈到苏联的托洛斯基、布哈林，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从19世纪谈到20世纪60年代，从德国、俄国、苏联谈到中国国内，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青岛“行动小组”的4个人听的云山雾罩。最后，康生才说到正题：“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理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7）。
青岛“行动小组”的人提问：“青岛市委是不是全部接管？”康生答复：“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还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7）等等。
青岛市工厂企业的夺权，从现有资料看，首先是1月19日国棉九厂造反组织在厂内实施。1月20日晚上，青岛轻工系统杨保华为首的29个造反组织召开反对经济主义大会，王效禹出席，造反派接管了轻工局。同日，青岛船舶修理厂“捍卫军”等6个造反组织夺权。21日供电局、自来水厂、国棉六厂等多个单位被夺权。

夺权前的预备会议
经过联络准备，1月21日9时，“青岛东方红”、“崂山东方红”、“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轻工分部”等造反组织代表，从“轻工分部”分乘多辆汽车，来到位于八大关的太平角一路2号会议室，召开准备夺取青岛市党政领导权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参加。会议地点由青岛疗养院负责人孙枫丹提供。
出席会议的造反组织还有：“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市级机关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八一革命造反兵团”、“文艺界造反联络部”等12个造反组织负责人。
会议主持人“轻工分部”负责人杨保华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形势，以“轻工分部”造反组织名义提出夺权。其它组织的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了各自组织的造反情况。经过讨论，各位代表的意见基本一致：同意夺权。
王效禹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把市委、市人委一脚踢开，我们造反派要有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建立一个指挥全市的领导班子”，“彻底打烂旧市委这个烂摊子，把它搞得个天翻地覆”。“江山只有争斗之理，没有撤让之理”，“可能要流血”，“杀他一批，关他一批，管他一批，没有专政，就没有民主。”（5）等等。
会议确定杨保华，“东方红”的1个人，“大中学校联络总部”杨云良，这三人为夺权行动的临时总指挥。委托“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起草《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紧急通令》、《向毛主席的致敬电》三份文件。
张汉祥没有参加会议，他当时正往返于青岛和北京之间，同中央文革小组等进行联络工作。
会议要求参与夺权的造反组织22日11时集中到新建礼堂，召开大会，采取行动。此时，有4人来找杨云良，商议第二天召开揭发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的情况。有人提出利用这个大会夺权，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会议决定成立《青岛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属警卫组织“红卫团”，主要任务负责保卫发电厂、自来水厂、港口等重要单位。决定刻制夺权后青岛权力机构的第一枚大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公章。
第一次夺权预备会议15时结束，有关人员分头去做准备工作。通知更多的组织参加晚上的第二次会议。
当晚约23时，19个组织的负责人在八大关老地方召开第二次夺权预备会议，新增加“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联络站”等7个组织，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出席。签到后，各组织的代表先汇总情况，公章已经刻好。
随后，王效禹在讲话中继续强调：“要夺权，夺权进行完后要巩固政权”，“要加强专政，必要的时候可以捕一批，关一批，杀一批”（8）。对于市委、市人委原有的干部处理问题，他说：“先关他几个，让他们下去集中劳动”，“咱搞政社合一，搞几个通令，杀几个。没有强有力的专政，就没有民主”（8）等等。
因为有“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所以对“联络总部”下属的“青岛医学院东方红”等大学组织是否单独署名的问题有不同意见。王效禹一锤定音：把青医东方红公社也列上个名，最低限度是看着单位多一些。（8）
鞠维信在会上也讲了话：“来几号通令”，“乱打乱闹的抓过来一批”（8）。
“八一兵团”的负责人孙相银等人，对王效禹等人的讲话表示支持和赞同。
22日零时30分，杨云良从“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在中山路的总部拿来起草好的三份文件。
会上，“杨保华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文艺造反联络部萧竹宣读《紧急通告》和《致敬电》”（5）。
进行讨论时，大家对三份文件意见比较多，会议决定重新“起草修改”，“委托造反团老牛，青医老张和青岛日报罗珂起草修改”（5）《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委托造反团刘颂东起草《向毛主席致敬电》”（5）。研究完文件，部署22日夺权大会。确定大会主持人、程序、入场、警卫等问题。布置完毕，已是22日凌晨，
这时，重新起草的《给毛主席致敬电》和《第一号通令》写好，宣读后，代表们通过。
马上散会，各造反组织的代表立即赶回各自单位，组织队伍，到汇泉广场参加夺权大会。
“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负责人曹智水等三人参加了第二次夺权预备会议。

“1.22夺权”当天的过程
1967年1月22日早晨，18个群众造反组织的数万人队伍，从全市各个地方汇集到青岛汇泉广场。青岛“八一兵团”、“青岛东方红”、“公安局造反联络部”的人员，佩戴“赤卫队”袖章，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
19个造反组织21日参加夺权预备会。其中“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退出夺权行动，22日还余18个组织。
在太平角路一路2号，几个人从22日凌晨分头赶写修改三份文件。“把告青岛全市人民书起草完毕，已是第二天黎明时分”，“修改润饰完，此时上午十点多钟”（5）。这是22日的10点左右，离召开夺权大会只有1个小时。
“外地赴青造反团”的牛奔东等人拿着起草好的文件，乘坐吉普车从八大关“直奔大会主席台找到行动总指挥杨保华、杨云良以及‘青医’的老李等同志，转到下面房内，把《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宣读了一遍，被通过了”（5）。准备工作结束，一切就绪。接着，几位造反组织负责人走到主席台上。
11时5分，青岛夺权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杨保华第一个讲话，说明夺权的重要性。他代表青岛工人造反组织表示坚决夺权的决心。
牛奔东宣读《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宣布：“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诞生”。
接着发布《第一号通令》，“通令”共七条，第一条是：“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第七条：“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
最后，宣读《向毛主席的致敬电》。现在所能看到的“致敬电”，也就是1967年1月24日《青岛日报》刊登的“致敬电”，其中一段：“今天我们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1月22日大会上念的“致敬电”原文，参与夺权的造反组织是“二十三个”吗？应该不是。1月24日公开发表的“致敬电”是23日重新修改的。
大会结束，参加会议的造反组织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以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为先导，拿着“热烈欢呼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成立”的横幅大标语，几万人从汇泉广场出发，沿莱阳路来到青岛市委、市政府门前。
同日，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夺权后两派造反组织的斗争
对于夺权，青岛的造反组织意见并不一致。以“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首的一些组织持反对态度。
23日凌晨3时，参加21日太平角一路第二次夺权预备会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一.二二大会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个大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革命群众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谨防政治扒手”。全国著名造反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是“首都三司”司令，“三司驻青联络站”反对王效禹夺权，给反对派很大的支持。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青岛的马路上贴出了很多攻击夺权的大标语、大字报。
海洋学院“毛泽东时代革命造反军”23日散发传单《揭开“1.22”夺权大会的内幕》，认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汇泉广场召开的‘夺权’大会，是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一小撮政治扒手耍的大阴谋”。
海洋学院、39中“红旗军”等反对派23日冲入《青岛日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不准拣排有关夺权的稿件。
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王效禹不太害怕。夺权大会第二天（23日），王效禹在太平角一路2号召开的会议上说：“这次夺权是轻工分部杨保华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我坚决支持”（9）。会上，“当场有些人讨好地向王效禹汇报，当天是如何如何把XX组织拉进来了。会上凑了一下‘战功’，这就是24日《青岛日报》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落款的单位由原来的十八个增加到二十三个的内幕！”（9）王效禹在会上还说：“今天出现的大反扑，比原来预料的要好一些。明天若不出现高潮，形势就会稳定下来。咱们一方面抽几个人坐镇市委，另一方面大造舆论。”（9）
支持夺权的一派不甘落后，上街帖大字报，散发传单。“青岛东方红公社、外地赴青造反团、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小组”的“赴京代表”23日印发传单《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谈王效禹》，表明青岛夺权是由中央文革支持的。当天夜间，他们开着汽车、摩托车，提着浆糊桶，满街张贴拥护夺权的大标语。24日“青岛航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轻骑》游击队”和“青岛市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联名印发传单《坚决打垮冯起的新反扑》。
王效禹在23日“八大关会议”提出：“权夺过来了，就要有坐镇的，花果山上要坐个孙猴子嘛。”参与夺权的造反组织负责人讨论商定，由青岛轻工分部等9个组织各派出1人，作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常委。9人是：杨保华（轻工分部）、张珂亮（青岛东方红）、杨云良（大中学校联络总部）、张汉祥（青医东方红）、高志宏（化院东方红）、孙相银（八一兵团）、鞠洪林（市级机关造反总部）、李守丰（崂山东方红）、季铭玲（公安联络部）。
第二天（24日），正式公布“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常委名单，九大常委走马上任。
1967年1月24日，已经被接管的《青岛日报》第一版发表青岛市的夺权消息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第二版刊登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署有23个参与夺权的群众造反组织，名称是：
1、青岛东方红
2、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
3、青岛市化工企业革命职工联络总部
4、青岛市“八一”革命造反兵团
5、铁道部四方机车厂工学指挥部
6、山东省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联络站
7、青岛畜产品公司红色造反联络总部
8、青岛市粮食局第三粮库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9、青岛革命工农造反军联络总部
10、青岛市邮电局东方红战斗兵团
11、青岛市遵义公社
12、崂山东方红公社
13、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
14、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公社
15、山东海洋学院中南海兵团
16、山东化工学院东方红联络站
17、青岛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色敢死队
18、青岛航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青岛市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部
20、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
21、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
22、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
23、鲁迅大学（原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反修战斗兵团（注：原件中没有顺序号）
在此需要说明：1月22日，参与青岛夺权的造反组织是18个。23日王效禹主持的太平角一路的会议上，与会人员提出又有几个造反组织要求参与夺权，这才形成23个组织。24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刊登了23个组织的名称。从此，一切文件资料，在提到“青岛122夺权”的造反组织时，均以23个为准。这与22日的实际情况有出入。
如果是1月22日夜间编排，23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刊登青岛夺权的消息，参与夺权的组织就不是23个了，应该是18个。实际情况是1967年1月23日的《青岛日报》没有刊登，拖后一天，夺权消息登在24日的报纸上。
《青岛日报》第三版刊登“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第一号通令》。发表欢呼夺权的社论：《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社论的副题：“欢呼本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1月24日，王效禹起草了一份电报，让孙枫丹发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对这份电报，孙枫丹回忆：“主要内容是说：当时青岛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左’的方面”（10）。25日王效禹和孙枫丹谈话，说到对待反对夺权的一派时表示：“我是不愿磨牙的，我主张给他们来点硬的，不压不行。”（10）
对于《青岛日报》24日刊登青岛夺权消息一事，“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主力军造反联络站”、“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站”等反对派组织200多人，25日分两路冲击日报社和印刷厂。
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二号通令》，立即取缔查稽“红旗军”等组织。
26日起，青岛海关、省商检局、银行、市属各大局先后被夺权。

中央的态度
1月23日，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联名发出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驻青67军政委陈继德首先表态支持王效禹等造反组织，28日驻青陆海两军武装上街游行，拥护夺权。
“青岛122夺权”，事先经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等人同意的，青岛驻军也表明了态度。
1月27日晚间，关锋从北京打电话到青岛，了解夺权情况，再一次明确表态支持“青岛122夺权”，要求对各种“反动分子”进行镇压。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是否是在这个电话里要求王效禹前往济南，夺取山东省的党政权力。第二天（28日），王效禹、孙枫丹带领青岛市赴省夺权代表团一行22人起程并到达济南。（11）
蒯大富的“首都三司”得到消息，方才明白中央文革小组策划和支持青岛夺权，急忙于28日零时发出电报，全文：“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及王效禹同志：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全体战士充分支持你们夺市委的权，你们的行动好得很！一切站在你们对面反对你们的人都是极其错误的。祝你们夺取新的胜利！”（5）
《人民日报》1月30日就“青岛122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社论第一句很抒情：“凯歌阵阵，喜讯频传。”紧接着的一句是：“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了过来！”第三句就是：“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人民日报》肯定了青岛夺权。
这说明“青岛122夺权”得到中央的承认。这是中央在全国第三次表态支持的造反组织夺权，也是唯一一次表态支持的市级夺权。反对夺权的一派没了办法。许多反对派的组织赶快承认错误，有些组织自行垮台。
这篇社论的题目体现了那个年月的黑色幽默。青岛市的两派造反组织根本没有实现大联合，当时，青岛的造反派们正在为夺权问题，相互间进行肆意攻击，满街都是互相指责谩骂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
1月27日下午，海洋学院反对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海院联合行动委员会”（12），准备继续反对夺权。28日早晨他们得知关锋的电话，开始不太相信，同时认为“中央文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12）。
直到29日，两派还在那里吵的不可开交，3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青岛造反组织已经“大联合”的社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叙述青岛夺权时，先说23个“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再进行夺权。夺权是1月22日上午实施的。但是，实际情况是：1月22日参与夺权的青岛造反组织没有凑出23个，只有18个。夺权第二天，也就是23日，在太平角路一路2号，王效禹主持的会议上，才凑够23个造反组织。《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数字不准确。
2月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新建礼堂召开“青岛市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造反委员会常委张汉祥在会上讲话：“同志们！一月二十二日，青岛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把青岛市党政财一切大权，从以张敬焘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了过来”（13）。
实话说，这篇讲话确实存在问题，1966年8月31日，谭启龙在青岛宣布：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即没职务又没权。事过近5个月后，不知道造反派“从以张敬焘为首的”那里又夺出了什么权？
对于“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的问题，康生2月20日15时，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代表时说：“三司在青岛的联络人员犯了错误，在济南也犯了错误。现在北京学生在全国各地都有，调都调不回来”（13）。
周恩来2月22日凌晨1时30分，在北京听取山东省赴京代表团汇报后说：我们夺权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山东从青岛发展到济南，正在向全省发展，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卫是不可能的。（14）

尾声
中央支持青岛夺权，青岛铁路分局造反组织1月31日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青岛文艺界造反联络部”等15个造反组织，2月3日举行大会，夺取青岛文化党委、文化局一切大权，成立“青岛市文艺界革命造反委员会”。“崂山东方红”等9个造反团体，2月6日在李村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在崂山县夺权。2月8日，市北区等单位被夺权。1月22日之前，青岛市只有个别单位被造反组织接管，“122”以后，全市进行自上而下全面夺权。
2月1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一号紧急令》，宣布解散“青岛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和“青岛红卫兵卫戍司令部”。这两个造反组织都是第13中学的中学生组织，“第一司令部”是王司令，“卫戍司令部”是单司令。青岛夺权前这两个组织占据青岛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楼，为争夺这座大楼正在使用“冷兵器”进行武斗。杨保华1月24日指挥职工造反组织把第13中学的中学生们赶出市委大楼，“青岛市造反委员会”正式进驻。
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针对不少单位发生两派武斗、随便抓人、强占房子、抢夺物质等问题，1月29日发布《第一号紧急通告》。2月6日发布《第二号紧急通告》，响应“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等组织2月1日发出的《关于加强一九六七年春节市场管理紧急通告》，决定打击投机违法行为和投机倒把分子。
同一天，“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三号紧急通告》。6日，接连发出两份“紧急通告”。
青岛夺权初期两派的混战谩骂攻击总算平息。山东省2月3日夺权，得到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接收中央和省的文件指示，并且依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新华社的消息，开始起草制定各种文件、通知，行使自己的职权。当然，初期的文件，基本照转中央文件的内容。
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对于反对夺权的造反组织负责人，王效禹、杨保华等人采取抓捕镇压的措施。
1967年1月26日，青岛市造反委员会派原团市委的造反派吴学功和“海洋学院中南海兵团”等20多人组成一支小分队，乘火车从青岛出发，到北京抓捕1966年下半年曾经一同造反，青岛夺权后，反对派的负责人冯起。
“122夺权”后，根据参加夺权的组织23日散发的传单，冯起才明白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是王效禹的后台。于是，他马上来到北京，住在国家海洋局内，到处寻找关系，以求得到支持。中央广播电台播发青岛夺权的消息，“海院中南海兵团”发现冯起的住处，他立即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还是被青岛小分队抓住。从北京开往青岛的火车上，小分队在车厢里批斗了冯起。押回青岛，2月11日，青岛公安局、法院等政法系统夺权后成立的“青岛政法公社”宣布：依法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冯起（15）。那时候，中国的法律基本已经作废，无人理会，各种法律被批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谓“依法逮捕”，不知道依据的是那一种法律。
“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牛家骥等人，也被抓进了监狱，好整一顿，惨遭折磨。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2月10日发布《第四号通令》，宣布解散青岛反对派造反组织“革命主力军造反联络总部”、“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部”、“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先锋总部”、“革命工农造反军联络总部”、“中华全国红色造反者联合会青岛分会”、“青岛市秋收起义战斗师”。（1）表面上，反对夺权的一派垮台。
但反对派并没有销声匿迹，一些反夺权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改名为“红旗”。中央“四一”指示下达，牛家骥等人被释放，将海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旧反王效禹，活动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2月12日在北京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针对上海夺权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毛泽东表示：叫革命委员会好。3月1日，青岛市正式将“革命造反委员会”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12年后，“青岛122夺权”被彻底否定。1979年1月30日，山东省委批复青岛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二二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认定“青岛122夺权”是反革命夺权。王效禹、杨保华早已于1969年“九大”结束后，一起被拿下批斗。王效禹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杨保华1979年2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2年5月改判有期徒刑20年。文革结束，批判清算康生的问题，张子石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1980年7月24日，青岛市八届人大决定，撤消“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恢复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市人大。

附录：
（1）《青岛市志.大事记》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一版
（2）《王力反思录》 作者：王力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一版
（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陈丕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
（4）《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记事》 姜华宣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2月第1版
（5）《苍茫大地 我主沉浮》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印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6）《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与我们的谈话》 张汉祥 王世岐 张子石 孙枫丹 1967年1月
（7）《康生同志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他》 张汉祥 王世岐 张子石 孙枫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整理
（8）《揭开“1.22”夺权大会的内幕》 海洋学院毛泽东时代革命造反军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9）《从“1.23”黑会看王效禹》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驻青联络站 1967年1月27日
（10）《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孙枫丹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青岛班”书面发言 1969年12月
（11）《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8月北京第1版
（12）《揭穿海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扒手的反动嘴脸》 山东海洋学院中南海兵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13）《提高思想 团结对敌》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4）《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山东、山西省赴京代表团时的指示、讲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挥部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15）《现行反革命分子冯起的言行录（三）》 青岛东方红海院红闯战斗兵团等组织合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齐晋华

这是老文章了，已作废。在此基础上重新修改，没发。

hachen

那期待齐先生能尽早公布关于青岛夺权这一重要事件的大作修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