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 四中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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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与乌托邦

秦晓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哪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后来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打倒了，批判对象中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傅洋、傅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傅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宣，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照了像。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呢。
“八•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的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扇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一五”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我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这么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话的时间。而且，回想起来很奇怪，主席怎么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还谈那么长时间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西纠”的成立有这么个背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就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写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红卫兵一下子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当时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去搞“破四旧”，而是希望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立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蜂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10个《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写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了，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就负责组织人员去行动。记得“西纠”在地质部跟地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长时间，使地质部免于受到冲击，也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像西方一位哲人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关于《通令》的内容，我们是一起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是比较重要的《通令》。当时，李三友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写得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写了两个。六中当时办了一个“红卫兵报”，我们就想收编它，谈的时候很难缠，不过报纸最后还是被我们收过来了，成为“西纠”的机关报了。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以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大会声讨。这个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地押到台前。会场气氛很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给人的直接信号就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候，街头上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他们还以为地盘是他的。以后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会议。
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叶帅（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妈妈，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总理了。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这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国务院给配的。
“西纠”也就存在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串联去了。我们走了以后，“西纠”总部剩下几个留守的人，也不是正式委任的。陈伯达有次带人到“西纠”总部来了。听说陈伯达当时挨个问他们的父母都是谁，当时，有人属于比较冲的，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地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就呛起来了。陈伯达后来就提出来要看“西纠”用刑的地方，“西纠”哪有这种地方呀？六中打人的事，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所以，两边就呛得更厉害了。之后，他们就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是因为“西纠”的原因被抓，对“西纠”其他的人没有抓。我串联回来时，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一个总理在场的活动，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要从政治上考虑，保护总理，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的领导层集体辞职，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到大连，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几个人正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就从上海返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的。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人，而且，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那时对毛主席还是相信的、迷信的，不可能去挑战毛主席。但是，对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了，把江青弄出来，却不能接受。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是从内心有抵触的，可是，并不一定表现得那么自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了，也不只是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去煽风、点火，就是去了解情况、看一看。我第二次出去串联是和孔丹一起去的，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先去广州，一路我们了解到两件事：一件事是，广州八一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当时干部子弟被冷落了、被打压了，所以他们变得很消极，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还有一件事是，像四川、湖南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人组织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和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管会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有目的地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情，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苏静（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长）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时任建材部长）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长）的女儿在一起开会的事，都记录在案了。“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间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了局面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劲夫没地方呆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议。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也没做出什么决议来，大家都是在谈情况。但是，这就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了，成了秘密会议、黑会。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中央文革想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保张劲夫很难了，可又要把控制权给保住，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这些人。随后，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来做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在和中央文革的斗争中也是能拿一块是一块。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还有国家那些大的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啦，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没有被抓，只是隔离审查。这事出来后，从我爸爸到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怨恨过总理。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我妈妈是睡在柜子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的时候，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从质疑到抗争

1966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在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这么个观点：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是，开小会的时候，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的时候，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变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注：《联动宣言》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
那年，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会。当时，老红卫兵已经被排挤了，但还没有完全死掉，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也是折腾。那次会上，我上台讲了话，是我、王向荣、戴晓明三个人上去讲的，我提到中央文革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底下跟疯了一样，哗的一片掌声，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个时候，老红卫兵中间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对毛那个时候依靠江青在那里折腾，把社会搞得那么乱，整了那么多人，肯定是不理解。其实心里很明白，但对毛还有幻想，也是自己骗自己吧。
1967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带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白显英雄气概了。
李三友被关进来，他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三友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宣。我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没过两天，我们就把口风串好了。孔丹有经验，我们心里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所以也不怕他们。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开始互相串供。关我的那个屋子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后，用手指了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面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没有这些事。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的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的时候一个人给你的，你就抄下来了，那个人你也不认识，那诗也看不懂。反正，我们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大概关了有二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插队了。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学校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是当工人，这跟我们都没啥关系，也不让我们走。据说，第二批当工人的，工厂在青海西宁、乐都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也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了，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到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思就是：你们几个甭想走，得整你们。
1968年10月，到内蒙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老乡怎么热情，草原怎么美丽，怎么浪漫。我们在北京已经被整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可我有个习惯，从小不吃羊肉。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弄了个烧饼夹羊肉给我吃，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一次，包的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的，被我吃出来了，于是，我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做饺子，都是做两种肉馅的。可是要去内蒙，我知道非要吃羊肉了，这关如果过不去，在内蒙怎么生存啊？于是，我一咬牙，离开北京之前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去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下去两盘，感觉还可以，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起来的嘛，而且解放以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去呗。我们也没犹豫，扛起背包就走了。我们坐火车、坐卡车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内蒙阿巴嘎旗。到那里后，觉得挺好，有解脱的感觉。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人都是四中的，彼此都熟悉，经历也差不多，而且还都是世交。另外，还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她们是一拨。我们到内蒙阿巴嘎旗，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分配我们。于是，我们就在旗里呆了一个多月，住到大车店里，是男女混住的那种。有时早晨起来，见一个老太太睡在我旁边！挺不适应。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去，帮知青办刻蜡版、帮他们干活、跟他们聊天。知青办的人都觉得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说文化有文化，说思想有思想，而且我和三友还都是学生党员。后来，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发表那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于是就把我们分配下去了。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于边境的二线。

此文由作者的朋友推荐。后编入北岛主编之《暴风雨的记忆》一书。本刊所发是编入该书前的原稿。

《记忆》七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