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无成《青岛往事》

bluesky

作者：多事无成  原载  青岛知青网

一、因事故遇难的第一位开国将军

　　邱蔚，著名的开国少将。1929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任晋察冀军区老三团的团长，是一名善打硬仗恶仗的团长。1940年9月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邱蔚指挥三团全歼了由日军主力井田部队防守的坚固据点东团堡，聂荣臻评价:“东团堡之战，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日军曾作所谓《大日本皇军驻东团堡井田部队长恨歌》，刻于石上，可见此战对日军打击之深。东团堡之战和邱蔚早就上了描写抗战的电视剧了。早在上世纪50年代，邱蔚已经上了电影，只不过没有名字，只有职务，这就是电影《狼牙山五壮士》。那时邱蔚已调任一团团长，五壮士是他这个团的，电影中有团长布置战斗任务的场面，当时的团长是邱蔚。解放战争后期他任65军军长，抗美援朝时，67军军长李湘不幸在朝鲜去世，邱蔚接任军长职务，回国后，67军驻在青岛，他也就来到青岛。

　　1957年8月邱蔚在青岛疗养，一次出去散步后失踪了，一个少将军长失踪可是惊天大案，很快汇报到了中央，成立了调查组。后来找到了遗体，分析遇难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被敌人暗害，二是失足落入海中。邱蔚一开始失踪的地方在青岛太平角，驻有海军一个雷达连，他是偶然选中这里来散心，到海边钓鱼，就在连队眼皮底下，可海军的官兵谁也没注意到他。因为此地风景优美，经常有休养的老干部来散步，只要不到雷达跟前，警卫战士一般不管。太平角这个雷达连还有个海军之最，1951年9月华北防空司令部的雷达五连进驻太平角阵地，与海军青岛基地防空指挥部建立了空情指挥关系，但雷达五连是属于防空军部队的。1954年3月23日海军组建的第一个防空雷达连也进驻该阵地，27日海军司令部将海军的第一部101对空警戒雷达调拨到这里，海军雷达一连和防空军雷达五连共同编组工作，从此标志着海军对空监视从目力观察开始转向雷达监视，此地是海军对空警戒雷达部队的创始地。该部队正规，警卫战士对不三不四或同时出现多名非部队人员比较注意，到此散步的老干部能看出来，所以很少过问，当天没发现异常现象。调查组分析邱蔚被敌人暗害虽然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因为8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住在青岛，在青岛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安全部门对敌情特情很重视，监视相当严格，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敌特不太可能有胆量在部队警戒范围内作案。分析失足落海也解释不通，当天的风浪不是很大，即便掉到海中一呼救，部队人员能够听到。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8月份，从中央到青岛多个部门的调查人员聚集在太平角。雷达连属于海军雷达一团。因此调查组召来了团长等负责人，团长汇报了部队和当地的情况，调查组听后理不出与邱蔚失踪有关的线索。雷达团领导不敢擅自离开，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下，以备随时召唤。再说点题外的话，这团的政委是1937年底参加八路的，团长是38年的。都是三级独立和三级解放勋章，1952年任团长和政委，1955年都授空军少校军衔。

　　青岛公安局有多人参加了调查工作，二处的处长和市局的刑警队长都在调查组。处长是38式，7月底刚有了小女儿。青岛市夏天有很多机关干部利用中午午休时间去游泳，当地称为洗海澡，公安局的人员吃过午饭后结伙前往海水浴场，也曾邀处长一起去，因为他不会游泳，从来不去。有时还开玩笑说海里出事的都是会水的，我不会水不下水，在海中不会出事。

　　已过了8月中旬，调查组的工作进展不大。那天数十名人员来到太平角，雷达一团的团长等负责人在阴凉地里等待询问，海中有些风浪，可不很大。二处的处长等几个人走到邱蔚曾经呆过的，紧靠海边的一块大礁石上，这块礁石在满潮时高出海平面约1米多，处长和刑警队长等站在礁石边，脚下就是海水。几个人正在谈话时，看似风浪不太大的海面突然卷起一个大浪，直接扑上礁石，把没有任何防备的处长等多人卷入海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现场人员马上施救，可水性好的人不多，在岸上帮不上多大忙。在人被卷入海里的同时，那位在阴凉地里的团长听到喊声，知道出事了，首先想到救人，立刻命令雷达连水性好的战士跑步前往。6、7个浪里白条跳入海中，落水的几人相继被救上岸。那几个海军战士下海后，开始没有找到处长，几番潜水才把他架出水面，并套上了救生圈。这个时候正是退潮，3、4个海军战士在海中架着他却怎么也游不到岸边，反而随着浪波离岸越来越远，附近又没有船，可把个现场指挥救人的团长急的上窜下跳。救处长这段又费了番周折，那是另外一个情节，在这就不多谈了。

　　处长就这样在海中遇难了，遇难时小女儿仅半个多月。这时候调查组才开始研究分析海流，潮汐，海浪形成原理等等纯海洋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结论邱蔚也是这样被卷到海里遇难的。

二、

　　这篇帖子还没有想好题目，是关于开国元帅授衔的文章，因为没有调查完，也就没有写完，估计有关资料1年内收集不齐，先发个求助稿件。这是第一次发。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对开国将帅的历史很有研究，平时在一些出版物上，也能看到十大元帅的标准照片，但不少青岛人却不知道，这十名元帅的标准照中，有两张跟青岛有很大的关系。

　　1955年9月27日17时，在中南海的怀仁堂里举行了庄严的授衔仪式，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宣读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向元帅们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这是共和国的大事。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十张身穿元帅军服，胸佩三枚一级勋章的元帅标准照片，也就是目前仍能看到的十张照片。

　　可是27日怀仁堂里只到了7位元帅，有三位那一天就不在北京城内。缺席的三人中有两人当时正在青岛，是刘伯承和林彪。从资料上看，两人因病在青岛疗养，没有去北京参加授衔仪式。

　　林彪的女儿曾经说过，她在青岛嘉峪关路小学上过学，从这点证明，林彪在青岛住了很长时间。这就不仅仅是夏季在青疗养了，夏季学校是放暑假的，不上学。

　　有一篇回忆录，是描写专门派出两名摄影师，在授衔后坐火车到青岛给刘伯承、林彪补拍标准照。拍摄的过程叙述的比较详细，有对话和具体拍摄过程，给刘伯承照相的时间比较短，给林彪照相的时间拖的很长。但看后有很大的疑问，如果这次拍摄是真实的话，在27号之前，还应该另有一次拍摄。因为上述回忆录中明确说，是授衔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8日才从北京坐火车出发，前往青岛。按照那时候的火车运行速度，到青岛已经是什么时间了。再加上拍摄的时间，无论如何当天是赶不回北京的。问题的关键是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刘伯承、林彪两人的标准照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呢？而且28日的报纸，应该是27日夜间，或者是28日凌晨就制版印刷了。如果只有一次拍摄的话，那篇回忆录有可能把时间搞错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元帅的命令、服装、勋章不知道是如何送到青岛的。

　　我写这篇文章是另有初衷。十大元帅的授衔命令虽然是在怀仁堂宣布的，可当时只有7位元帅在现场接受了命令和勋章。有两位元帅应该是在青岛接受的命令、服装、勋章，在青岛第一次穿上元帅服，拍的标准照。这是否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两位开国元帅是在青岛授的元帅军衔呢？

　　不管怎么说，27日的授衔作为国家大事，已经记录到共和国的历史中了。个人还认为，刘伯承、林彪的授衔，在青岛也应是一件大事。毕竟全国只有十位元帅啊。可我看了很多青岛有关部门编辑的资料、军事史志、大事记等书籍，却没有任何记录。还有刘、林两帅当时分别住在哪两座楼中呢？找了一些人，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是想有这两座楼的照片，有两位开国元勋是在这两座楼中接受的元帅军衔。这篇文章能配上这两张照片，效果会更好。在此，想请了解情况的网友帮忙提供线索。当然，林彪以后走向了反面，在那个时期，还是个正面人物。

三、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

　　青岛上了点岁数、有些文化的人，基本都知道王效禹。并且知道他是因为文革初期“青岛825事件”而一夜成名，在政治上突然发家，红极一时，以至有了“山东小太阳”之别名。但1969年“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用形容词来说是“第二天”，却轰然倒台，成为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本文试图叙述他下台的原因。王在青岛任过职，又是从青岛发家的，所以此帖也算在《青岛往事》中的一篇。本文的题目是《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时，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王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任青岛市的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825”事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后，破例通知王参加。应当是在此时，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在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有了依靠，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夺青岛市的权，王于1月22日在青岛夺权，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又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青岛的一些造反派到济南后，受到省城一些造反派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理由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同青岛市的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方设法保护过被斗的地方干部。在王效禹夺权时，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但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领导换了人，仍旧受王的压制，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包括林彪，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胡作非为，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在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所在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连云港还有个独立师，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成立革委会，不仅报到了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王效禹对上认为济南铁路局是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他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王效禹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的组织，占领了徐州，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中旬后，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那些各行其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力，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竟然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局面。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人民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和模范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武汉720事件”后，陈伯达、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批准新华社于1967年7月30日，播发了准备于8月1日出版的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要揪“揪军内一小撮”时，加上“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对第12期《红旗》杂志等文章作出批示，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山东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原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他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山东重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1969年5月7日，湖北的造反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又是周恩来信任的人。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油田，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济南王效禹却自以为是，根本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支左标兵67军的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倒过头来整67军。对有抵制情绪的68军他竟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济南军区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王和杨等人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老许立时就火冒三丈，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麻子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原来支持王效禹的王力、关锋等人早已“请假检讨”去了，老* 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王效禹开了火。“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196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王虽然还挂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69年11月，山东正式公开批判王效禹。

四、青岛825事件

　　1966年8月，青岛发生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825”事件，说是重大，因为毛泽东，党中央都对事件作出批示，周恩来多次打电话下达指示。这一事件，是青岛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全市从此进入了混乱时期。“十年动乱”的概念，具体到青岛市而言，应该以此事件为“动乱”的开始之日。事件也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同年10月22日，前苏联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登载了“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的《青岛“825”事件调查报告》。

　　“青岛825事件”是以8月25日发生的事情而命名的，但事件的前因后果却经历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即从1966年6月至10月。

　　1966年6月1日晚，新华社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2日中午，海洋学院少数学生贴出响应的大字报。到了6月20日，在“北京大学618事件”的影响下，海洋学院一些学生不顾院党委的劝阻，对地质系主任丘捷，水产系主任尹左芬等人批斗，拳打脚踢。28日山东省的工作组进校，29日院长曲相升，党委副书记高云昌，副院长许亮既开始作检查，并很快靠边站。青岛的动乱揭开了序幕。

　　当时青岛医学院有一部分学生在市立医院实习，6月25日青医的学生杨xx等人在市立医院贴出“揭开七病房的内幕”，“严重警告市立医院领导”等大字报。当晚青医学生在市立医院病室召集青岛卫校的学生开会，鼓动他们贴大字报，医院的医生职工发现后同学生展开辩论。值班护士认为妨碍了病人治疗休息，向院党委作了汇报。院领导要求双方立即退出病房，经劝阻，学生们离开了医院。此既为市立医院压制革命学生的“625”事件，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主持工作，她做了一些说明解释工作，张成了“罪魁祸首”。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和学生，红卫兵从学校杀向了社会，青岛医学院的学生闻风而动。21日，就有学生到市立医院串连，要求揭发医院党委。但张秀文等领导为人正派，在医院的威信比较高，学生的鼓动不起作用，因此学生们准备亲自到医院来点“文化大革命之火”。这个时候，青岛的中学生们在社会上大破“四旧”，23日冲入天主教堂，砸毁全国最为珍贵，亚洲唯一的一架大型管风琴。中学生“破四旧”的行动，更加激发了大学生的造反热情。在这里说点题外的话，我打算写一篇8月23日“天主教堂蒙难记”的回忆文章，已采访到那时在现场的两名关键人物（不是参与者，是组织者），有些事情他们已记不太准确了，不知网友中是否有知情人。

　　8月24日青医的一百多名学生带着两份大字报，“为纪念‘六.二五’革命风暴两个月”和“‘六.二五’革命风暴的真相”到市立医院，矛头对准了张秀文。在市立医院贴大字报时，学生们围斗了卫校的张淑梅，攻击她是“保皇派”。学生的言行引起医院职工的不满，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晚19时，青医的部分人又来到市立医院，要参加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的大会，市立医院根本没有召开，上级也没有布置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拒绝了青医的人。青医的学生联合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静坐，要求罢免张秀文。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市委书记张敬涛召开常委紧急会议，23时作出决定，撤消张秀文的职务。学生们听了传达后，立即返回市立医院，准备连夜斗争张秀文，没有找到张，学生们抓住了认为是“保皇派”的张淑梅，于希恩等12名医院的干部职工，其中9名无辜的人被按头下跪戴高帽，满脸涂上墨汁，对不服的拳打脚踢，有名女的被撕破上衣。9人中，5名党员，3名团员。至此，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被简称为“三大院校”。

　　8月25日上午，青医的学生来到市立医院，占领了党委办公室，砸破玻璃，进入广播室，向全院广播张秀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午市委到医院传达对张秀文的处理意见，青医的学生强行主持了会议，会上不仅斗争张秀文，还把多名医院的职工，作为“保皇派”揪到台上进行批斗，有意见的职工耿xx，项xx等多人当场被殴打。市委派出李克前来劝解，被学生轰了出来。此时学生们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

　　面对混乱的局面，青岛市委认为是“十六条”的精神没有学习和贯彻好，市委作出决定，各单位组织队伍，连夜上街宣传“十六条”。因为有很多职工知道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曾到市委静坐和殴打市立医院的职工，当晚到青医门前宣传“十六条”的队伍特别多。一来二去职工和学生展开了辩论，形成对立。职工多，学生少，学生认为遭到了围攻。此既闻名全国的“青岛825事件”。

　　8月26日，青岛市委作出四条指示，职工要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到学校去辩论，职工不参加学生的活动，大型宣传一律停止下来等。可是很多到市立医院慰问被殴打的医院职工的人，对青医少数红卫兵打人的行为，非常义愤。职工同学生的对立一时难以平息下去。

　　在26日之前，青岛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分别接到在西安的同学来信，得知“西安交通大学事件”。26日凌晨，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到市委，要求到西安去支持西安交大的学生，市委有关人员答复：不知道西安交大事件，同学们要组织去，市委同意。学生们对市委答复不满意，不肯离开。这段时间是晨练和职工上班的高峰时期，聚集的市民和职工很快达到万人，职工中传开学生殴打市立医院职工和其他人的事情，群众在愤怒之下，将学生围住不放，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此事被定为“826”事件。同日，青岛三大院校的学生向全国发出最紧急呼吁：“中共青岛市委制造了大骗局，大阴谋，造成群众斗学生事件。”很快北京清华大学，矿业学院，山东大学，西安工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工程学院，山东商校等众多大专院校云集青岛，有声援的，有调查的，好不热闹。

针对“青岛825事件”，周恩来26日在电话中指示谭启龙，到青岛处理发生的事情：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

　　27日，谭启龙等省领导到达青岛，调查“青岛825事件”，然后向中央汇报。山东省委调查组也已抵达岛城，调查组仅在三大院校匆忙开了座谈会，听了学生的汇报，马上返回济南。28日省委听取了调查组长于明《关于青岛8月25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后，决定张敬涛先行向三大院校师生检讨，听取批评。省委给青医等院校发了电报。

　　8月29日上午，青医的学生在市委会议室批斗张敬涛，同时通知张晚上参加三大院校召开的“革命造反誓师大会”。20时，三大院校的红卫兵押着张坐车从市委前往会场时，被一群职工截住，职工不让张书记去参加会议。张跟他们说：“我如果不去，说明市委更有问题，回来也不好向党交待。”大会约22时在第二体育场召开，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杨绍衍主持会议。会上宣读了山东省委《关于责令张敬涛作检查》的电文。在张敬涛作检查时，红卫兵们给张戴上高帽，挂上“反革命”的大牌子，跪在台上，进行体罚，还用大头针刺张。会议一直开到30日凌晨2时多。30日上午9时许，部分学生又在市委门前批斗张敬涛，让张跪在地上，一只手扶住头上的高帽，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作检查，时间一长，张晕倒在地。

　　月底，周恩来再次电话指示谭启龙，到青岛时：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职工和学生双方的工作。

　　谭启龙等三位省领导第二次到青岛。8月31日，在三大院校师生会上，谭启龙宣布省委的决定，撤消张敬涛的职务。张敬涛此时深深体会到了，25日张秀文被他宣布撤职时的冤枉心情。但这一宣布，引发青岛职工的更大不满。

五、青岛“825”事件之二

　　1966年8月30日谭启龙第二次来到青岛，31日在全市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决定撤消张敬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此决定和29日批斗张的行为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当晚，一些群众也按照学生的做法，自发在市委门前静坐抗议，并成立了11人的大会“临时服务小组”，职工夏xx表现的很积极，事后夏成为青岛著名的“保皇派”。大会决定向中央发出“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825事件’真相，作出正确决定”的急电。

　　9月1日凌晨，在市委门前播发了谭启龙的讲话，传达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讨论决定”，“张敬涛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群众大会也提出要撤消对张敬涛撤职的错误决定，恢复职务的“六项决议”。谭的讲话和“六项决议”经群众流传，很快变为中央已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群众以及各单位从上午开始，到市委门前和在全市各处游行，声讨“右派”学生，参加的人数各资料说法不一，有说40万的，有说15万的。此即为“青岛91事件”。2日市委为了避谣，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涛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同日中央办公厅也给青岛复电：“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但2、3两日，青岛仍在混乱当中。全国各地到青岛的40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展开调查，形成两派意见。有支持市委，谴责三大院校学生首先打人的一派；也有支持三大院校，谴责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一派。国棉一厂、国棉六厂、铁路医院等单位印发传单,揭发批判本单位支持三大院校学生的个别职工蒋xx、孙xx等人的问题，好不热闹。

　　9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共四条，中央决定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按照中央的电报，谭启龙等人4、5两日连续开会、座谈，6日谭启龙发出《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约四千字。“公开信”谈了六方面的问题，可没有平息职工和学生的矛盾。

　　再谈王效禹，王到青岛后，虽说是副市长，具体安排到崂山四清工作团任副团长，总有些不如意。“825事件”发生后，位于崂山的青岛41中的李xx、孙xx等10人，于30日写出“呼吁书”，仿照聂元梓大字报的口气，批判上级党委，支持学生红卫兵，呼吁造反。31日41中教师派代表到青岛市区声援三大院校的学生。

　　王效禹看到机会来了，30日即在崂山工作团串连，给团长周化南写大字报，可没人理他。31日得知张敬涛被撤职，王约22时左右来到41中教师宿舍问：“你们是写‘呼吁书’的中学吗？”得到肯定答复后，王说：“你们行动晚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动？我不要党籍了，冒着危险来搞革命，你们快串连吧。”孙xx立即召集10人到党校卫生室开会，会议中又有1人加入，王在会上说：“我们要造反，化南（指周化南）已经跑了，他是保皇派，对红卫兵不支持，市委有问题，省委也有修正主义。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现在小将们都起来造反了，保证中国五十年不出修正主义”等等。在青岛可以说王效禹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也有修正主义”，理由是“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因为王是副市长和工作团副团长，第二天一早，参加会议的11个人分头传达会议精神以及王的讲话，准备给四清工作团党委写大字报，王效禹同这些人一起吃了早饭。谭启龙得知王的这个讲话后，很有意见。

　　9月1日上午，中央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也传到了崂山，王效禹听说后立刻紧张起来，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马上承认犯了错误，并说自己是右派，王害怕被批斗，提出想找个静的地方休息一下。这时崂山工作团的人给王贴出大字报，还准备了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大牌子。2日41中的11人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鉴于此种情况，崂山工作团报上级后，在县人委安排了一间房子，2日0时左右让王住了进去，为防止意外，派了四名看护。3日王认为自己是被关了起来，质问工作团。但王当时还可以自由外出发电报。4日凌晨2时35分他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谈了对形势的看法：运动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大的；运动初期有缺点，需要接受教训等等。4日11时看护的四人撤走。

　　9月7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全文如下：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此件请看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拟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大调六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没有其他，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1966年9月7日毛泽东批示中的“此件”是份什么文件，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副市长”已知道是王效禹。“此件”是否包括谭启龙的一份报告和王效禹的那两份电报呢？毛泽东如何知道王的“意见”的，谁批准呈送给毛泽东的，这些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形势急转直下，青岛市委和保市委的职工们很快败下阵来。9月9日、11日谭启龙先后发表讲话，20日在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段毅等人主持下，召开了有1174人参加的“青岛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代表协商会议”。21日会议形成《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赞成的938人，反对的136人，军队代表100人未参加表决。该文件写道：“我们高兴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青岛市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谭启龙同志的亲自领导与帮助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青岛825事件”远没有划上句号，只是暂时告一段落而已。直到文革结束后，“825事件”又重新给予定性，在批判会上有时还提到此事件。

六、青岛地区上空的空战

　　本帖的题目是《青岛地区上空的空战》，这是指上世纪5.60年代与台湾当局空军的空战。

　　青岛地区的空战，在《青岛市志》的“军事志”和“大事记”两本书中，记录了1958年2月18日击落美制蒋军rb-57型侦察机1架，以及1964年6月11日击落p2v型侦察机1架。书中没有记录青岛地区的第一次空战，记录的两次空战写的也非常简单。

　　青岛地区的第一次空战发生在1953年3月6日。

　　1951年9月，为了加强青岛防空作战的情报保障，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命令其下属的雷达五连进驻青岛太平角阵地，担负对空侦察任务。1953年3月6日，敌人小型飞机一架接近青岛地区，雷达五连及时发现，驻流亭机场的空军航14师先后起飞两批四架米格-15战斗机升空。当敌机从东南方向窜入青岛防区时，空14师的米格机当即进行拦截，在千里岩附近打下敌机，首创青岛防空作战击落入侵飞机的战绩。

　　另外谈一下《青岛市志》书中记录的那两次空战，主要叙述书里没有描写的情节。

　　1958年2月18日正是大年初一，蒋军rb-57型飞机被击落在千里岩附近海中时，海军青岛基地水警区的615号猎潜艇，正在海上执行春节港口战备值班任务。当天因为云层太厚，艇上人员听到空中飞机和机关炮的声音，及飞机的怪叫声，却没有看到飞机。约半个小时，基地通知615艇一架敌机被击落，命令猎潜艇前往搜索。到达相关海区后，发现两只飞行员用的救生艇，可上面没有人，在附近有几艘渔船。615艇靠上一艘渔船，问看到了什么？渔民回答看到一架飞机掉到海里，还看到有两个飞行员跳伞落海，过了一些时候，来了一架水上飞机，把两名飞行员接走了。海军人员问：你们为什么不去抓呢？渔民说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又问：既然认为是自己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呢？渔民红着脸没有回答。海军对渔民没有办法，回去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原来当年台湾与南朝鲜有协定，只要蒋军飞机到山东半岛活动，南朝鲜空军即做好营救的准备，那两名飞行员就这样被救走了。

　　615艇当天就地待命，监视整个海区。第二天青岛基地派来多艘舰艇，准备打捞飞机。美军发现了中国海军的行动，天天派飞机从南朝鲜的机场起飞，到这一海区上空侦察骚扰。海军航4师也派出飞机掩护。经过数天的工作，敌机的发动机和一些电子仪器被打捞上来。

　　1964年6月11日，海航4师独立大队的一架轰5和一架歼5飞机，在平度.莱西.莱阳上空两次拦截，击落台湾p2v型飞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空战，此次空战，已记录到世界空战史中。

　　50年代末期开始，美制蒋军p2v型侦察机经常利用暗夜低空窜犯大陆，由于我空军飞机和装备落后，初期拿p2v没有一点办法。p2v竟能深入到河南.四川.京津等大陆腹地低空到数百米侦察。1958年6月19日一架p2v从海阳以北入侵，因为超低空飞行，雷达跟丢了。1959年11月2日p2v从潮里西入侵，经莱阳进入大陆腹地，从800米降到500米，在张家口.大同.邯郸.郑州等地兜了一大圈飞回台湾，航空兵虽及时升空拦截，未获战果。对p2v海航和空军多次备战迎敌，可是根本打不着。进入1964年，美国估计到中国要爆炸原子弹，仅3至6月p2v就6次进入大陆侦察。因为政治影响实在不好，中央很着急，总参谋长罗瑞卿发了狠，命令就是海底捞针也要把这种飞机打下来。

　　打p2v飞机的战法，主要是驻青岛的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思广益发明创造的。陈士珍长期住在青岛福山路，1937年参加革命，1955年授上校军衔，2002年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他发明的空战方法，在世界空战史中是首创，用落后的飞机和“笨”办法，成功击落先进的美制侦察机。此战法得到北航司令员杨力，海航参谋长纪亭榭等人的坚定支持。开始时有争议，因为初期的近百次演练，不很成功，在一次实战时，没有打下敌机。当时北航七名常委，1名病休，1名弃权，世界上没有此种空战的先例，4名反对这种作战训练方法，只有杨和陈坚持训练，经过数百次的演练，终于打下了敌机。世界空战史中，增添了一种新的战法，如果标明此空战方法的创始地，那就是青岛。创始人可以说是陈士珍。

用了陈士珍的空战方法，空军也击落了一架p2v飞机。海军航空兵在青岛地区上空击落一架p2v飞机后，空军副司令员成钧马上从北京乘飞机赶到敌机坠毁现场，从飞机上缴获2部用来收集中国核武器试验资料的空气采样机，4枚响尾蛇导弹和一批电子监听干扰设备，中央也就知道，美国已经分析出中国即将爆炸原子弹。从此美国不再向台湾当局提供此类型的飞机，蒋军也就没有了这种飞机，p2v型侦察机在大陆上空绝迹。　

七、青岛122夺权

　　今天是1月22日，39年前的今天，青岛出现了一次“122夺权”，本帖的题目是《青岛122夺权》。

　　1891年6月，清朝内阁发布上谕批准在胶澳设防，这是青岛建市的第一个政权机构。从那时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青岛地区重新设立过多少次不同的政权机构，没有详细统计过。清朝大约有两次，一是胶澳，二是直隶州；殖民和伪政权应该是三次；北洋以及国民政府大约也是三次。1949年以后有几次呢？1949年6月2日宣布成立的人民政府算一次，1967年1月22日成立的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应当算是另一次。本文主要叙述青岛1967年“122夺权”的情况。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从北京返回上海，同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一起研究在上海夺权。5日张、姚在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时大讲夺权问题，作宣传鼓动及舆论准备工作。4、5两天《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分别夺权，就此拉开全国夺权的序幕。6日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联合32个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夺权，此行动简称“上海一月风暴”。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支持上海革命造反团体夺权的贺电，这也是第一份由四大领导机关联名发出的中央文件。12日山西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联合宣布夺了山西党政权利。受此影响，青岛的造反派也要行动了。

　　1967年1月10日，青岛的8个造反组织封闭了《青岛日报》，11日在青岛广播电台造反，13日接管了市公安局。

　　1月17日，海洋学院的xx带领一派的代表到王效禹的家中商议夺权等问题，两人产生分歧，一直争论到18日凌晨2时，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不欢而散，青岛形成都想夺权的两大派组织。

　　此时，有一个“青岛市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小组”的四名成员起程奔赴北京。四人中有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另外三人既有青岛老干部中的造反派xxx，还有学生中的造反名人王xx、xxx，1月18日到达北京。

　　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在2002年8月编写的一本资料中写明：“1967年1月19日，康生接见青岛赴京代表时，表示支持王效禹在青岛地区实施夺权”，康生的讲话我没见过。我手头有一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于19日17时至19时在青岛“行动小组”下榻的北京中苑招待所，同张子石等四人的谈话记录整理后的原始材料。王在谈话中批判刘、邓、陶、谭启龙等人，同意揭发批判陈少敏，明确表示支持王效禹，要求四人“赶快回去”，“现在就是夺权”。

　　1月20日，青岛轻工系统29个造反组织接管了轻工局，21日供电局、自来水厂等多个单位被夺权。

　　21日9时，青岛的12个造反组织在湛山路某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王效禹参加，会议主持人轻工造反组织的杨保华首先发言，提出夺权。王效禹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把市委、市人委一脚踢开”，“建立一个指挥全市的领导班子”等等。会议确定杨保华，青医东方红的xxx，大中学校联络总部的杨xx三人为夺权行动的临时总指挥。决定起草《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向毛主席的致敬电》三份文件。准备利用第二天召开的揭发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宣布夺权。会议15时结束，有关造反组织和人员分头去做准备工作。23时19个组织的负责人在老地方继续开会，新增加了7个组织，王效禹出席，研究布置了夺权的其它事项。

　　1967年1月22日11时，23个造反组织参加在青岛汇泉广场召开的大会，杨保华第一个讲话，说明夺权的重要性。外地赴青造反团的牛xx公布《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宣告“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诞生”，并发布《第一号通令》。“通令”共七条，第一条是：“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利，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同日，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24日，参加夺权的23个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讨论商定，由青岛轻工分部、东方红、八一兵团、大中学校联络总部等9个组织各派出1人，作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常委。9人是杨保华、张xx、杨xx、张xx、高xx、孙xx、鞠xx、李xx、季xx。26日开始，青岛海关、省商检局、银行、市属各大局相继被夺权。

　　对于夺权，青岛的造反组织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以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首的一批造反组织持反对态度，并得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的支持，全国著名造反名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蒯司令”就是“首都三司”的。所以，没有参加夺权的一派从22日开始很是忙活了一番。

　　1月23日，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联名发出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驻青陆军的领导陈xx首先表示支持夺权，28日陆海两军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青岛122夺权”原本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等人一手操纵的，又有军队的支持，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说明青岛夺权得到中央的承认，反对夺权的一派没了办法。后来王效禹、杨保华把曾经一同造反的反对派负责人xx抓了起来，好整一顿。但反对派并没有销声匿迹，还活动了很长时间。

　　12年后，“青岛122夺权”被彻底否定。1979年1月30日，山东省委批复青岛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二二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认定“青岛122夺权”是反革命夺权。王效禹、杨保华早已于1969年先后被拿下。王于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杨于1979年2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2年5月改判有期徒刑20年。

八、1949年6月2日青岛成立的权利机构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同日组建了多个权利机构，相继开展工作。众多的权利机构中主要有四个，分别是：青岛军管会；青岛警备司令部；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政府。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青岛军管会领导其它三个机构。也就是说，青岛警备司令部，青岛市委，青岛市政府这三个，都是青岛军管会的下属单位。

　　1949年4月28日，中央军委同意山东军区进攻青岛的请示电，青即战役拉开序幕。

　　为了保证青岛解放后的各项工作能够及时顺利开展，经军委和华东局同意，5月4日，山东军区决定成立青岛军管会，同时明确，在接管青岛后的军管时期，军管会统一领导党政军的各项工作，是青岛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任命向明、赖可可、谭希林、刘涌、彭林、贾若瑜、王少庸、薛尚实、刘坦、马保三、冯平11人为军管会委员，主任向明，副主任赖可可、谭希林。5月24日军管会组建下属机构，设16部、1厅、1处等部门。6月2日青岛解放，军管会随部队进入市内，负责青岛市的全面工作。这段时间，青岛市的一把手是向明，二把手是赖可可，三把手是谭希林。

　　在成立军管会的5月4日，同时决定32军兼任青岛城市警备任务。军管会副主任，32军军长谭希林兼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军管会委员，32军政委彭林兼任政委；军管会委员，32军副军长刘涌兼任副司令员。5月24日青岛警备司令部成立，进入青岛后驻馆陶路。警备司令部主要负责青岛地区的军事和城市保卫等工作。

　　在国民党占领期间，青岛有数个独立的中共地下组织，如青岛市委、青岛工委等等，分属不同的上级领导。5月5日成立统一的中共青岛市委，军管会委员薛尚实任青岛市委书记，主要分管党务工作。

　　6月2日青岛解放的当天，成立青岛市人民政府，军管会委员马保三任市长。

　　这样，1949年6月2日青岛新一任的四个主要权利机构同时在青岛正式宣告成立，同时进行各自的工作。在6月2日这一天，新青岛的第一任一把手是向明，职务是青岛军管会主任；青岛警备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员是谭希林；中共青岛市委的第一任书记是薛尚实；青岛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是马保三。

　　1949年10月底，青岛的军管时期基本结束。1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青岛军管会和青岛市委合并，成立青岛临时市委，书记向明。11月26日，中央批准了新的一届青岛市委，书记向明，副书记薛尚实。向明成为青岛解放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1950年3月21日，马保三调任山东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山东省政府任命向明为青岛市长，向也就成为青岛解放后的第二任市长。

九、壮族将军吴西与青岛

　　2005年7月21日，海军后勤部原副政委吴西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是目前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最长寿的人，享年105岁。

　　吴西出生于1900年，壮族。但他的简历中却是1903年生人，原因是上世纪20年代，吴西在报考一所学校时已超龄，无奈他把自己的岁数减去了三岁，这才被录取。估计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户籍、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就这样吴西本人把出生年月改为1903年，并一直延续下来。

　　吴西1929年入党，1930年参加广西龙州起义，加入了红八军，是曾经跟随邓小平等人从广西打出来的壮族将领，经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年是在青岛结束了23年的陆军生涯，调入海军工作。

　　1952年11月2日，西南军区转发总参电令：“原川北军区直属机关上调军委海军，组建潜艇学校”。吴西时任川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准备之后，他率军区机关人员以“北海部队”的名义离川赴青，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青岛，部队驻在登州路77号。第二年4月7日，海军决定：“海军北海部队”组建成“第4海校筹建委员会”，任命吴西任筹委会政委。

　　1953年8月13日，中央军委命令：原川北军区机关改编为潜艇学校，校名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海军学校”，8月20日海军根据军委指示发布命令，第四海军学校正式成立，下设五部两室一科和六个学员队，编制人员449名，在校学员600名。

　　4海校正式成立的同时，任命傅继泽为校长。吴西在4海校没有行政职务，原筹委会的党委直接成为4海校党委，仍是吴西的党委书记，在4海校中吴只有这一个职务，也就主持了第四海校初期的党委工作。后来任命王昕为4海校政委。这就是说，第四海军学校成立后，第一任校长是傅继泽，第一任政委是王昕，第一任党委书记是吴西。这在军事单位中是少有的人事安排。

　　潜校成立后，成为海军最主要的院校之一。这是因为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还不能建造大型军舰，为保卫海防，只好发展潜艇和小型快艇。而小型快艇不能前往远海，只能执行近海的战术或战斗任务。潜艇却可以出远海，还可以执行战略任务，潜艇部队成为发展的重点。吴西在筹建潜校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海军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潜校也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量人才。从1949年12月至今，海军共有六位司令员，前三位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后三位之中的两人就是潜艇学校的毕业生。潜校成为海军唯一一所培养出两名海军司令员的院校。

　　2005年10月25日，遵照吴西的遗嘱，他的骨灰分别安放回老人的出生地广西扶绥县和红八军曾经战斗过的龙州县两个地方。他同当年红八军的先烈们会聚在故乡的大地中了。在老将军光辉的一生中，曾经在青岛为国防建设而忘我的工作过。　　　　　

齐晋华

这里的错误较多。“多事无成”是我的第一个网名。

tuffy05

请齐先生修订后贴出来和大家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