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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卫兵经历（1）
卜大华
卜大华，上海崇明人。1948年8月出生于苏北。1958年随父亲到北京。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初，参予发起组织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曾任清华附中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月到延安地区插队。1971年至1973年，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六团当兵。复员后在沈阳化工部橡胶研究所工作。
家庭和少年时代
我老家在上海崇明县。爷爷是贫农，解放后在村里当过贫协主席。我父亲原名卜文达，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华翔。他出生于1921年，阳历是7月1日，跟中国共产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父亲十几岁到上海当学徒工，后听说新四军在苏北盐城成立了抗大五分校，他就与人相约前往，参加了新四军。先上抗大，后在解放区做公安工作，当过公安局长，又当过海防团长。
解放以后，父亲进入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上学，他在校时是优秀学员，我见过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奖给他的一支钢笔，上面刻有“优秀学员华翔”几个字。毕业后留校做教师。1958年，国防部五院组建，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搞导弹方面的尖端科研。父亲就调到了北京，我们那时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是保密的，单位对外称为0038部队。1965年，五院改组为七机部，父亲在七机部一院一部，当政治部主任，就算集体转业了。
我母亲叫李新亚，参加革命也很早，一直在新四军的总部，开始是做妇救会，群众工作，然后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协理员。1953年复员，到南京白下区委工作，以后就一直当小学的校长。
我出生在苏北的如皋。1952年随父亲搬到南京。我小时候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生活比较单纯。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干部子弟的感觉，那时候是部队子弟小学，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父母亲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教我要为人正直，实事求是。
我10岁左右来到北京，上的是东高地小学，有很多工人家庭的同学。同学之间没有什么界限，甚至生活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上小学时，不太努力，但学习成绩很好，以至校长、老师对我有所偏爱。有次我和同学上课时说话，校长只批评了那个同学，那同学不服气。校长就说，他考试能考100分，你行么？我属于那种老师不太好管，总有自己的主意的人。虽然从入队的第一天就是小队长，到我摘下红领巾时还是小队长。
我从小学就爱看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书很多，什么《三国》、《水浒》、《西游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因为上课看课外书，书几次都被没收了。记得有一次，我看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就和同学说，朱德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长。[1]有个孟老师，真当回事来找我谈，说你不能瞎说。我说，这是真的，1927年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就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长。这件事印象很深。
我们小学不算什么重点，但教学方法还比较好。那时候中学是全市统考，考试的时候，错一个字就要扣一分，很多学生在错字上被扣了不少分。学校就对我们进行强化训练，要考中学的那段时间，每天留20个字，每个礼拜考一次，错一个字就不及格。这样，连续考了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错过。当时在学校里是唯一一个，老师对我很满意。考什么中学呢？我就想，要考北京最好的学校。当时清华附中最好，我就报考了。
1960年开始，因为当时粮食不够吃，学生每天上半天课，叫做“劳逸结合”。对我们来说上半天课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不过我们家孩子多，吃的方面还是受影响。当时国家对科研单位还是很照顾的，五院还到内蒙去打黄羊，回来分给各家吃。我父亲还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补助，每个月有一两斤油。有时候还有农场分一点黄豆啊什么的。那时候确实很苦。1961年我考上清华附中后，学校基本还是上半天课，经常吃红薯面窝头。那时，因为生活苦，班上也出了不少事，我们班先后出了五个小偷。
初中我们班50来个人，干部子弟也就五、六个。那时，基本上是兼收并蓄，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能考上，都收。全班有18个人在小学时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学生总体水平很高。清华附中有个优点，它对学生要求不是特别严，作业负担不是很重。我们住校，全天在学校里，所以经常有时间到圆明园去玩，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我初中三年，大致是一个从不很努力，到开始努力学习的过程。
初一时有一次数学竞赛，那次是以考基础知识为主的，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答很多的题。我得了100分，但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二名。为什么呢？我忘了写名字了。有两个100分的，我因为没有写名字，得了第二名。
初二数学竞赛的时候，我得了一个三等奖。那次因为迟到了，我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了。前面的小题都来不及做了，只做了后面的几道大题。那几道大题比较难，但我都做对了，最后得了一个三等奖。
初二是我比较闹的时候，一年受了两个警告处分。清华附中有几个不能违反的“天条”，一是不许打架，学生之间只要打架都要受到处分。二是不许顶撞老师。我犯了第二个“天条”，顶撞老师。那是在一个外语老师的课上，其实她是错怪了一个同学，我替这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越说越激烈，事情算到了我头上，受了个警告处分。学校还有一个规定，旷课10堂，要给个警告处分。迟到 4次算一次旷课。因为是住校，尤其是早自习、晚自习，作息时间不是很严格。有时候到清华去，回来时自习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班长，看着谁都笑咪咪的，但下面就给你记上了，你也不知道。到期末，我们班有十几个人得了处分，都是迟到多次累计折合旷课堂10堂，真能把人气死。
初三可能因为大点了，知道该好好学习了。那是我最努力的一年，一下子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时北京市教育局实行金质奖章、银质奖章、优良奖状的制度，1964年结束的。我初三得了北京市的最后一次优良奖状。
初三考高中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报的清华附中，依次是北大附中、一0一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京工附中。考完以后，同学们都收到通知书了，只有我没有收到通知书。原来应该7月份就应收到通知书，我到了8月还没有拿到。我考完试觉得自己考得很不错，所以到返校日那天，我就到清华附中去了。到学校后，我才看到自己的通知书，学号是48号。
后来才知道，我没拿到通知书就是因为受处分的事，原来有规定，受过处分的一般不收。学校还挺慎重地研究了这个事情，最后还是网开一面，收了我。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初三的时候进步比较大。
政治化的高中
1964年上高中，感觉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困难时期刚过，学校也变得很活跃。特别是高中来了些新同学，其中有些是初中没考上清华附中，憋着劲高中时又考的。
新来的同学在一些方面很强，有些可以说是站在教材之上学习的。邝桃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初中考清华附中分没够，上了白纸坊中学。结果，他初中几年不但把高中的数学学完了，他姐姐是北大数学系的，干脆拿他姐姐的书开始读大学的数学。我感到非常震撼,对我压力很大。我过去是吊儿郎当，不是刻苦主动地学习。邝桃生知识面很广，不过有时候不够严谨，我们俩辩论的次数特别多。高中的第一课，是到冷泉农场下乡劳动。晚上我们一个炕上睡四个人。我和邝桃生，还有另外两个很老实的同学。我们俩能够从晚上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有时候睡一个钟头就起床。那两个同学苦不堪言，但有时候听着也觉得好玩。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辩论题目。涉及哲学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审美，审美的阶级性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啊[2]，还有历史方面的，像李秀成自述[3]等等。几乎我们能碰到的所有问题都会引发辩论。高中时期，是青年人的思想、心智比较开放的时候，对很多新知识都感到好奇，每次辩论，都会促使你更关心某一方面的知识。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开始有政治活动了。我是1964年入团的。当时在先发展谁入团的问题上有一点争论。一些人认为应该先发展我，认为我思想活跃，做事认真。一些人认为应该先发展另一个人，认为他学习成绩好，人更稳重、踏实。最后决定先发展我入团。入团时开了年级大会。入团以后，我也很努力，觉得入团还是很光荣的。
那时候，学校开始对干部子弟有一些特殊的教育，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成立了射击队、报务队、60炮队等一系列的民兵性质的队伍，进行军事训练，还准备参加大比武呢。工程兵司令部有一个副司令，叫王耀南，和清华大学的关系非常好，一方面负责清华，一方面负责我们附中，帮我们成立了工程兵队，有爆破队，以后又成立了折叠舟队，每个礼拜到颐和园去划一次船，也是准备参加大比武的。我因为视力不好，所以就到了工程兵队。
二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学习。有时候礼拜六下午自习课的时候，学校把干部子弟集中在一起学习。1965年，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对毛远新的谈话。[4]这好像是在高一的下学期。这种学习不多，还传达过毛主席和王海容的谈话。[5]我觉得教育意义还挺大的，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因为毛主席谈了一些学习，谈了一些人生，说不要读死书，上课不愿意听可以打瞌睡。听了这些东西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1965年，我们学校分了预科[6]。预科是作为中央教育改革的一个试点。从高二开始，从原来的六个班里选出两个预科班。预科班开宗明义，就是以上清华大学为目标。搞预科就是为了与大学建立更加密切的衔接。预科班的学习打破了原来教材的范围。数理化全部用自编教材，而且打乱程序，高二时学物理，高三学化学、立体几何。高二数学一直讲到高等数学知识。语文课强调“一篇文章定胜负”，只考作文，写得好就通过，语文基础知识基本就不考。如果你认为你能把命题文章写好，语文课可以不听。数理化的老师清一色都是清华的教授，但也清一色全是右派。数学老师吕森，后来当了清华的教务长。物理老师张三慧，后来是全国模范教授。化学老师是王洪逵。我们当时对这些老师都是尊重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学习方法，对我们的思想活跃有很大的好处。
分预科班以后，那时候发表了“九评”[7]。“九评”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气氛越来越浓了。“九评”中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在这个事情上，我开始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当学校的团干部、班干部，也是一种锻炼，也是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途径。而这个途径应该让更多的学生去接触它。也就是说，班干部、团干部，重新打乱，让更多的人担任班干部、团干部，得到锻炼。
因为高三的学生要准备高考，主要精力放在准备高考上。学校就拿我们预651班作改选干部的试点，拿出了一份名单，交给我们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是高三毕业留校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当时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副书记，也跟我们比较谈得来。这时候，我、骆小海、邝桃生几个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说，希望这次改选幅度大一点，过去经常当过团支部书记的，这次最好不当。过去没有当过班干部的，这次最好多选一点。有人问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学校是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学生干部是培养接班人的途径。应该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这个途径，接受这个培养。我们班为此事讨论了很多次，在板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最后，我们说服了班上的大多数人。我们班后来为什么那么团结？就是因为思想活跃。
我们提出骆小海当班长。骆小海这个人跟大多数人关系比较好。当班长也未必不行。但他有一些弱点，常被人指责，比如说他考虑问题不周全，顾此失彼，不爱洗脚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就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方面是骆小海要保证做到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其他人可以辅佐他。我们提出班委会可以精简，一个班长，两个副班长，一个管生活，一个管学习。再有一个体育委员，一个文艺委员。五个人，很精干。被选的几个人特别激动，特别愿意把事情办好。
团支部的改选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们班团员很多，一个班48个人，有40个团员，原准备让我当团支部书记。后来学校让我到工程兵队去当队长，说你当了学校的干部，就不要再兼班里的干部了。这是学校对我们的反制，他们不想都按我们的意图去做。于是在确定团干部的时候，他们来了这么一招。最后，我们推选刘尚志当了团支部书记。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其实人也很好，初中就入团了，从小学起一直就是班干部。我们说应该加强团小组的力量，就选她当团小组的组长了。这件事，她其实很不高兴，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就表现出来了。
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个人考虑和恩怨在里面。那时候的讨论，没有以势压人，也没有多少阶级斗争的内容。有的人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的人刚入团不久，这回当了干部都非常高兴，干劲很大，效果很好。我觉得现在的学校里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这件事是个前兆，学校领导不高兴，对我们的班主任也不满意，认为她太软，整个改选过程被学生牵着鼻子走。但也没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不好，只是我们提出的一些做法和他们原来的想法不一致。
不久,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8]，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讲的是要破除框框，破除迷信。小海以后在他的《心路历程》[9]中说，所谓造反，就是不要做精神奴隶，就是不要被传统的东西束缚。小字报贴出来以后，我们认为很好。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我们有点狂，开始有意见。
不久，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10]发表了。在讨论所谓“清官”问题时，小海说，我觉得就是有清官。我是反对“清官”论的，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后来我们说服了小海。他写了一篇检讨，谈了自己的认识转变。我和邝桃生还写了个编者按。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开始往政治方面转了。
1966年4月30日前后，我们组织了班里十多个同学到潭柘寺去玩。自己带上挂面，背上两个铝锅。坐火车到房山，然后很多地方就走路。我们在外面住了三天，玩得很高兴。那时候脑子里开始有了阶级斗争的弦，经常谈到阶级斗争了。有一天晚上，住在戒台寺的大庙里，我们谈起最近中央出了很大的事情，就是听说了罗瑞卿被揪出来了的事[11]。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辈子不会很平淡了。
红卫兵出世
我们跟学校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66年5月13号。学校好像传达了个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我们有意见，希望找校长，或分团委书记谈谈。后来我们又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学校的问题，在清华工字厅，一个干部很客气地接待我们，听我们反映情况。他说，你们做得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我们很高兴地离开了。
附中的分团委书记顾函芬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气氛就很不愉快了。她非常不高兴，说学校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就行了，你们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我们也很抵触，于是矛盾就加深了。学生就是这样，如果你很认真、很客气地对待他们，他们可能就没有气了。如果附中的领导一开始不是用压服的态度，可能情况就会大不相同。这之后的一个晚自习的时候，学校对全校广播讲话时，点了我们班。说有的班，对学校工作指指点点，这不好，这很危险。这天下了晚自习后，很多同学都跑到我们班来，来看我们的小字报，了解情况。因为我们几个在工程兵队、射击队和学生会里担任职务，和全校接触比较多，在全校的影响也比较大。
就在这个时候，王铭、张晓宾[12]开始介入了，他们都是高三的，本来都是要准备考大学的。他们介入以后，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一些情况。王铭原来是四中的，他就讲了四中的一些情况。四中原来在1965年四清中就有过一次学潮，涉及到教育路线和阶级斗争问题。清华附中之后的事情也开始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到了5月下旬，我们与学校领导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了。
顾函芬在和我们谈话时就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学校搜集我们的材料，把我和骆小海、邝桃生的学籍卡片拿到校长那里，准备要整我们了。我们为了给学校提意见，也开始找，开始查，尤其是搜集学校在运动中一些做法的材料。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校长[13]去我们家了，也就是到家里告状。我爸爸对吴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5月18号，我弟弟卜伟华说他们要给学校写大字报。我还到他们班，劝了他们半天，不然的话，他们就第一个把大字报写出来了。我说，不要写，写了我们就被动了。不写，我们还可以继续提意见。王铭、张晓宾5月2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14]，但这件事没有和我们商量，是以后告诉我们的。
那时候，我们经常是晚自习完了才去圆明园聊天。学校就采取了一些行动，加强校卫队，晚上9点学生一律回宿舍，到时候就锁门。我们谈完回来，学校大门紧闭，敲门也不开，我们只能从旁边的拉圾道钻进去。结果发现有人就把很重的暖气片放在垃圾道的上边，弄不好就会掉下来砸着人。
这样，矛盾逐渐激化，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一些共同行动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被当成另类处理，干脆不妨就自当那个另类。我就建议，高二、高三几个班的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有更大的力量。那时批“三家村”，几个人一起写文章，就署一个共同的名字。当时我看到张承志他们写小字报时用了“红卫兵”这个名字[15]，我觉得还不错。于是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小海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用“红卫士”的名称[16]，这种说法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也可能有的班、有什么人用过这个名称，但我们肯定没有统一使用过这个名称。因为使用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提议的嘛！
5月29日，我们高二、高三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确定了要共同行动和采用统一名称的原则，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我们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除了陶正，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更敢于讲话，他们经受打击的能力更强一些。这些人本身的素质就是这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在辩论中能讲话，善于想问题。干部子弟这种特殊的敢想敢说敢干的特点，是从1964年以来形成的。后来有人问我，那时候是不是上面某些人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指示之类的东西。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保证。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严谨的组织，只是为了搞一些统一行动而采用的名称。而且对到底要搞多长时间，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时候，经常在下了晚自习后跑到圆明园里去，搞到很晚才回来。因为在学校里已经没法活动了，我们都是已经入了“另册”的，很多同学对我们也是侧目而视。一些初中的同学见了我们还“哼”的一声。学校里有一部分人支持你的意见，但大部分人还是愿意跟着学校走。我们本来设想，会受很长时间的打击，整个前途未卜。没想到事情来得挺快。
[1]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2] 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在在1963年和1964年给学生讲课时，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两位教师循着他的思路，写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康生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当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以后又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杨献珍……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是，“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从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内，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380多篇。
[3] 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被俘后所写自述之真伪及如何评价历来众说不一，历史学家罗尔纲曾提出“伪降”说。1963年8月，《历史研究》杂志第4期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为李秀成是叛徒。遭到不少史学工作者的反对和批评，但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戚本禹《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4]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当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侄儿毛远新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应该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到工厂去搞“五反”。还谈到了反对注入式教学法等。毛远新对这一谈话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后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当年11月9日内部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5] 1964年6月4日，毛泽东与他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读书的侄孙女王海容谈话，谈到可以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瞌睡等。
[6] 1964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二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年2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7]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8] 1965年下半年，《光明日报》上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清华附中预651班在这个讨论中经常进行激烈地辩论。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本班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了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和尚的偶像很多，什么阿弥陀佛，弥勒佛，观音菩萨之类的，是多神教；穆斯林的偶像只有一个——真主，是一神教。保皇‘同志’的偶像比和尚还多，什么‘书本’呀，什么‘高等数学’呀，什么‘学校的规定’呀，……是万花筒。万花筒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既然有了偶像，自然是正教了。既然是正教，自然有资格骂造反的异端分子：‘你们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半年多以前，清华附中预651班的这些中学生就已经在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讲话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并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9] 2006年5月28日，在清华附中校友聚会上，骆小海做了题为《心路历程》的长篇发言，谈了自己对40年前的红卫兵运动的反思。
[10]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海瑞罢官》是吴晗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姚文元的文章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称《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1]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进一步批判罗瑞卿。
[12] 王铭、张晓宾均为清华附中预642班的学生。
[13] 吴裕良，当时任清华附中副校长兼教导处主任。
[14] 1966年5月20日，清华附中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他们在这份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其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讨论）。在当前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5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按语后，清华附中有相当多的同学认清了学校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错误，纷纷要求党支部开展‘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里’的讨论。然而清华附中的党支部躲躲闪闪，一直不公开表示态度。他们一方面不准对学校工作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话，另一方面，四处宣传，歪曲或夸大学生提意见中的某些错误，企图制造舆论，压制和打击学生的正确批评，情节较为恶劣。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两年、三年以上，而且大多数人是清华附中团委会、学生会、班级团支部及其他学校工作的学生干部。我们对于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了解得比较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党支部提出批评，均未得到党支部郑重的答复。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爱的党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错误言行。我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个革命一定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别是要落实到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15] 张承志，清华附中高642班学生，文革后发表过《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文学作品。关于红卫兵这个名称的由来，张承志在《红卫兵时代》（日文版，日本岩波新书1992年版）一书中写道：
“清华附中党支部领导了全校对‘三家村’的批判。作为共青团员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抱着像红军长征、奋起抗战那样严肃而神圣的心情投入了这场运动。
班里的运动形式是在教室里贴小字报，凡是共青团员都要负责联系一至两名要求入团的同学，我和我负责联系的周向明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在我们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征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红铅笔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名字写在小字报的末尾，并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
这种小字报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满街的大字报是不一样的。这只不过是按老师的要求制作对教室的一种漂亮的装饰。在中国的学校里，过去就有在教室里以墙报形式贴出学习成绩和国家政策的习惯，所以，我最初以‘红卫兵’署名的小字报，不是以后红卫兵式的东西，也不意味着‘造反’。
这种小字报当时一共写了三篇，末尾照例都用红铅笔仔细画上了骑士图案，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卫’字用的是简体字。在班里这种装饰美观的小字报，大部分都相当醒目。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字报上的‘红卫兵’这个署名，竟引起了预651班，还有其他班的几个人的注意，这几个人后来成为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我也参加了从预651班开始的，以后扩展到全校的大讨论，我和同班的哈鸿兴、周春晓三人站到了反对校领导的一边。”（第39－40页）
[16]骆小海在《宋柏林日记》一书序言中说：“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红卫士’被采纳，并改为‘红卫兵’[16]。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
转自 卜伟华的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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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4 12: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