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斌 青青的岁月——清华附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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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

1961年8月31日，我和90中同学曹前中（已故）一起，拎着脸盆兜，扛着铺盖卷，乘31路汽车到清华附中报到，开始了新的学海生涯。安顿好后，我到邮局往玻璃厂打个电话，告诉父亲，我已安全到达。

清华附中是座老学校，然而，高中部是从1960年才开始招生，而且是面对全市招住宿生。有不少优秀学生慕名而来，大概因为清华大学名气高，又有阵容强大的师资力量。我们进校那年，教学楼已经装备完善，但是，还没有自己的宿舍楼，食堂及操场。我们暂时住在离清华北门较近的13宿舍，吃饭则在西大饭厅。 在一个大屋子里摆满了双层床，三，四十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像大车店一样。那时候的学生不大讲究生活条件，有个床位就蛮好，何况，住宿费一律减免。 这年入学的共有6个班，其中5个班都是学俄语的，只有我们高612是英语班。

开学后，我发现高中和初中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环境。90中学地处居民区，西接天桥，北通珠市口， 南邻天坛公园，商店，影院，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不要说厌恶学习的孩子，就是爱好学习的，也难免分散注意力，用心不专。而清华附中位居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之北，西边是人迹罕至业已荒废的圆明园。周围是一块一块的稻田。不要说听戏，看电影，就是买根冰棍也不知得走出多远。学府气息与田园风格，相得益彰，对于读书与修行是最理想不过的地方了。我们班后来能有那么多人考进了大学，同这种清幽雅致的环境，恐怕不无关系。

这第二个区别则是师生关系。初中时，老师，教导主任，甚至校长，都与学生亲密无间，老师同家长也联系频繁。 老师把学生当成小树，唯恐他们经不住风吹雨打，长偏了。老师们早来，晚去，甚至连星期天也用来关注着这些孩子。这种像火焰般的工作热情，把老师和孩子紧密地溶化到一起，真有点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间的感情也经久不衰. 老师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在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到了高中，似乎小树已经长直，老师们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授业与解惑。上课来，下课走，给了学生更多的独立空间，同时师生感情远不如初中时那么深。

第三个区别则是学生与学生的关系。 初中时男女同校不同班，同学之间比较随便，开玩笑也不拘小节，甚至骂骂呛呛。到了高中，男女同班， 因而，在教室里大家都比较拘束，言谈也相对严谨。初中时，不住校，下了学，各回各家。上了高中，同学们不仅在一起学习，而且，还在一起吃饭，课后也在一起复习，做作业。因而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较多，相互间更加了解。不仅能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遇到困难，大家也能伸出友谊的手。像初中的师生关系那样，高中的同学能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联系，相互帮助。

第四个区别在于学生成分。初中时学生以劳动人民家庭为主，一个科级干部的孩子是班上唯一的革命干部子弟。到了高中，学生成分则是以书香门第为主，而且，干部子弟的级别和数量都远比初中时高，多。厅，局，军级以上的有四，五个人。有为数不少的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如工程师，医生， 翻译。还有好几个同学来自有历史问题的家庭。 来自工农家庭的不过7，8个人。由于家庭的熏陶与感染，这些学生能自觉地学习，而且比90中的学生文静，知书达理。就学生本身素质而言，大部分在初中时就很优秀，有不少来自名校，如二中，三中，四中，女十三中，女六中，男一中。获金质奖章保送来的有6，7个人。同初中相比，这些学生目标明确，就是要考大学。这个目标促成了酷爱学习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像附中的环境一样，使那么多同学成绩优秀，升入了大学。另一个特点是干部多，除了班长，三个团支部委员，还有4人在学生会工作。我在第一学期被指定为学生会副主席。干部多使得班上自律精神强，政治空气活跃。

高一的课程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英语，语文，政治和体育。代数老师兰榕树兼班主任，广西人，不大爱讲话。几何老师曹德杰与她的丈夫孔令贻都在附中教数学。三角老师姓裴，化学老师姓郑，政治老师姓冯。英语老师王蒂徵，语文老师黄淑环，体育老师姓潘。物理老师张能光。 代数老师先后又换成清华教授胡路西和孔老师。老师们教学水平都比较高，对学生也比较严格。对这些新老师，新知识，我还都能接受。比如，在几何作业里，有一道题要求画出单位长度的线段，2倍长的线段，根号2 和根号3长的线段，我能比较快地想到用直角三角型的斜边长度来提供无理数长度的线段。但三角课却给我来个下马威，在第一次小测验上，我用错了公式，得了个2 分。初中连续三年全五分的历史令我汗颜，无法面对这个现实。我只好把它当成沉痛的教训，以后，凡遇三角公式一定自己推导一遍，并且弄明白如何应用。此外，还读了三角课外书《加法定理》。从那以后，我所有的三角大小测验从未得过4分，都是5。

1961年，经济困难的阴霾继续笼罩着全国，这些青年学生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 一天八个小馒头（16两一斤）根本不够吃。父亲怕我饿着，影响学习，曾几次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馒头，这馒头是父亲，母亲和姐姐一点一点省下来的， 用他们的饿换来了我的饱。家里人为了让我念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我只有用全心全意努力学习来回报他们。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有几个人在教室里学习，可以听到骨碌碌肚子的叫声。一个同学熬不住了，说要到食堂去买馒头， 另外几个就说，帮我带几个。 馒头买回后，三口两口就咽进去了。 这饿的念头没有则罢，一上心来，就越发不好制止。第二个又站起来去买馒头，又是一人几个。如此这般重复了多次，竟然出了个冠军，有个人吃了16个。 我估摸着，如果能多给几斤粮票，他会吃出更好的水平。班上有的同学出现了浮肿，学校就补助几斤黄豆 增加营养。 有一次，为了到颐和园的集体活动，我和一位同学负责筹备干粮，到了清华南门外的饭馆去买火烧，推开门一看，屋里零星几个顾客，每人面前放着几块白薯。我随口说了句，‘都是白薯’。出来后觉得有点失言，如果那几个顾客吃得饱，劲头足的话，说不定得揍我一顿，谁愿意当白薯呀。有个同学，叔叔寄给他一罐大油，每天在食堂吃饭时，都就上几勺，令同桌的同学赞叹不已，那时候缺的就是这点油水。春节快到了，买不到蒜。同班柴大成带了10头大蒜到我家来，可说是雪中送炭了，总算没断了泡腊八醋的民族传统。由于口粮紧张，大成送完蒜就走了，连口饭都没有吃，弄得我们全家都深感歉疚，过意不去。61年的困难程度比61年似乎还要严重。中国有句古话，叫穷文富武，还好，我们当时算是习文，饥饿对学习成绩似乎还是一种激励，至少，除了专心学习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念头。

高一开始两个月后，不知是由于饥饿还是不习惯离家太久，我患上了喘病，又产生了转学的想法。 附中的老师同意了我的请求。回家后，父母也未反对。我开始去北京二中，既而又到家门口的11中， 都没有空额。 怀着惆怅的心情，我去初中的陈老师家，请他指点迷津。 陈老师坚决反对我转学， 让我有病治病，万不可离开清华附中，不能当逃兵。 于是，我不再想转学到城里。这是陈老师第二次为我人生的方向掌舵，使我在附中坚持了三年。 大概是因为我革命意志不够坚强，高一第二学期，我从学生会副主席，贬为学生会生活组长，我倒也没太介意。一来我的确有畏难情绪，意志上有点衰退，不堪为众人之表；二来我当时把学习放到了首位，对于社会工作的分配不作计较。 看了几次医生后，再加上体育锻炼，喘病很快就好了。

附中的学习风气很浓。每天清晨，一个个在宿舍里，或在路旁，抱着本英语书读课文，记单词。朗朗的读书声和清脆的鸟鸣，交相成趣，显得那么有生气。早饭后，大家回到教室，准备好当天的作业，等着老师来上课。 上课铃声响了，教室里寂静无声。老师讲课时，大家一边凝神注视，一边做着笔记，不愿漏过每个细节。那时的讲课方式以老师讲和板书为主，很少有师生间的互动。上课时，除非老师发问，学生很少打断老师讲话。有时，老师偶尔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教室的气氛。课间休息时，学生也不像初中那样，打扑克，大声喧哗， 只有同学间的简单交谈， 放松放松。下午下课以后，先复习功课，做作业，然后到楼外锻炼身体。晚饭后，又回到教室，安安静静地自习。只有一次例外，恬静的气氛被打破。不知哪位同学吃了什么好东西，出了个虚恭，一股臭里带酸的气味由后至前，很快扩散到整个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同学正忍俊不禁，心不在焉地看书，跟着是一阵骚动。但事件很快就平息下来，继续学习。 一直学到10点多钟，然后，回宿舍洗漱入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简单呆板的模式重复了900多天，最后终于一起历尽三年的寒窗之苦，考进大学。

高中是人生的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学生的年龄还在10多岁上（Teenager），说懂事又不全懂，说成人又未成人。在美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最容易出问题的。高612 班的孩子，虽然好学向上，不至于招惹那么多麻烦，但总还是有些童心未泯。他们喜欢相互起外号， 叫起来显得格外亲切诙谐。比如，把一个瘦得可以见到肋骨的同学叫搓板 ， 有位姓刘的同学腿受过伤叫刘拐子，老刘为人厚道，随遇而安，也不大在乎。被窝里打电棒的名字送给了一个叫赵柱的同学。有位同学在念英语单词Prepare时， 读成pia pia，于是获得了老pia 这个称号。 有个同学长得象美国总统，于是获得肯尼迪的外号。搓板送外号给一个能写会画的同学， 二巧， 二巧当仁不让，立马回赠给搓板一个日本绰号，三板瘪搓，倒也别饶风趣。有个同学说话爱夸张，曾经炫耀过轻工业部的苹果流油，于是获得了雅号‘苹果流油‘。几十个人住在一间大房里，经常开些玩笑。入睡前有个人穿着裤衩踩着凳子，把一盆水放到门沿上，期待着晚回来的人猛一推门浇一头水。 另一个人则随手抄起一把牙刷，去刷凳子上的人的屁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团支部书记叫黄胖子，有一次，回来晚了，脱了衣服，刚进被窝，忽然大叫一声，跳下床来，原来，有人事先放进了一只冷冰冰的大蛤蟆 。一天早晨，刚刚起床，一个同学拿着5块钱，问大家，谁借给他的。另一个忽然想起，半夜睡梦中有人向他借钱，他拿了5块借给了那个梦游的同学。

到了高二，附中的食堂和宿舍都已建成，我们的生活局限于院子里的小三角中，即教学楼，宿舍和食堂。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修建操场的任务中。垫炉渣，平地，经常干得汗流浃背。 有一次，在劳动休息时，有人提议大家凑钱去买西红柿，有两同学骑着三轮买来一大筐。大家围在一起，边说话，边吃西红柿。不一会，全部吃光。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操场建成了。 清华大学教务处总支书记邢家鲤专门来附中作报告，他的报告一不谈国际，二不讲国内，只是号召共青团员上跑道，炼成好的身体，将来为祖国服务。 他的报告卓有成效，每天下午课后，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到操场上跑步，打球。锻炼身体一时蔚为风气。 在那年冬天的附中运动会上，万没想到，我还拿了名次，400米第四名（1‘3.7“），800米第六名(2’36”).

高中的老师们虽然在课后很少来到学生中间，但每个人还都很认真负责，孜孜不倦。教语文的黄淑环老师50多岁，戴副度数较深的眼镜。面带忧容，眼里似乎总含着点泪，但又流不出来。偶尔在联欢会上能见到她的一丝微笑，属于抑郁质类型。黄老师大概没有什么亲人，给这些年纪轻轻而富有朝气的学生讲课或许是她的唯一的乐趣。 黄老师通晓音韵，每遇到古典诗词，她都会俯仰吟哦，讲清平平仄仄。她很注重个别字的发音，如‘诸’有时要读作‘居’的音, 班上有位同学叫郝迳，她总是叫他‘喝’迳。 她喜欢明快流畅的文风，不反对用词，但须确切 。 遇到词不达意，她会批上‘牵强附会‘； 用词过多，她便称之为 ’词藻堆砌，矫揉造作。有一次，在形容老者走路时我借用了‘步履维艰’ ， 被老师批为 ‘文白参用’ ，老师对学生在写作风格上的严格要求可见一斑。一次，她拿班上一篇《雨后》的作文为例， 让大家讨论， 文中写到了喜鹊‘唧唧’的叫声， 有人站起来说，喜鹊叫声应是‘喳喳’。 老师细心地引导学生体物入微， 在生活中认真观察， 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她时常随机地叫几个学生分不同角色朗读课文。有一次读一篇叶圣陶的文章，我演旁观者， 只有一句话五个字。‘哼，板还不错’，没想到她老人家说我语气恰当，我还拿了个 最佳配角奖。跟黄老师学了两年语文，增加了我对古汉语和诗词的兴趣， 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

王蒂徵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夫人，50岁左右，每天从北京大学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来清华附中教书。王老师在美国居住过，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国音，我初中的林老师讲的是英国音。原来管鸟叫博的， 现在得叫博儿的，好在区别不大， 改起来也不难。 王老师对学生耐心、友善，从未见过她对任何人发过火。对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做些单词听写和翻译的练习。她喜欢用成语，每遇成语，就会听她说，‘idiomatic’。为了增进学生的兴趣，她教唱过英文歌曲，比如《old black joe 》(老黑奴)，《row your boat》。 为了加强口语训练，她借来一台录音机，事先请一个有广播员水平的人读课文，并录下来，然后再放给我们听。他把同学分批叫到录音室，每人自选一段课文， 朗读并录音。之后，再回放出来，使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语音， 寻找差距。王老师曾几次邀请我们到她在燕南园的家中去玩，然后，拿出许多她自费买的书借给大家看， 大多是英语小说的缩写本。我从她那里借过好几次书，先后读过《哈姆雷德》，狄更斯的《大卫 科波菲尔》，《双城记》 ，《青青的岁月》等，帮助很大。王老师还组织过一次单词听写比赛，一次翻译比赛。我还记得那篇英语原文作者是英国共产党人，汤姆 麦恩，记载着他在某次共产国际的大会上，见到列宁同志时的激动喜悦的心情。里边有许多长句和生词，篇幅也不算短。 尽管可以查字典，但时间来不及。我做事喜欢一个快字，比别人多翻译了几行，于是落得个以量取胜， 捡了个冠军。奖品是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典。 上面的题字是‘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马克思’。偶尔，王老师也介绍点礼仪常识，比如，上车时要让女同学在先。同学中有些不大理解。现在才知道这乃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东方古国，遵奉孔夫子的教导，‘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在我们老家，每逢家宴，那些嫂子和姐姐们都得在屋里忙前忙后，做饭上菜，那些老爷们儿则推杯换盏，喝上个一个时辰。 然后，才轮得上妇女们上炕入席。 在那个年代，如果让妇女们先用餐，老爷们儿在下边伺候着，非得炸了锅不可。

张能光老师不满30岁，是老师中的少壮派。在我的印象里，他身穿蓝裤子，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灰色鸡心领毛衣，干净利落。他是我唯一记得的晚上能到教室答疑的老师。 他讲课注重基本概念，运用实例。在讲静摩擦与动摩擦时，他以火车为例。火车头在停车后要一节节后退，为的是在启动时，一节一节地拉动车厢，因为动摩擦比静摩擦小。 他还时常带些实物来帮助大家观察物理现象，如用复摆来演示全同钢球的对心碰撞，用一个松弛的螺线管形的大弹簧来演示 纵波。他把初中引进的平均速提高 到 即时速度。 另外，对加速度和矢量这些新的概念，他都介绍的很清楚。 加速度不仅改变速度的大小，也会改变速度的方向。 高三时，物理老师换上了大学的张三惠，他说话有点河南口音，年近40， 短裤短衫，半长的洋袜，精神抖擞。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个个性活跃闲不住的人。不仅物理课上得好，还在大学校运会上得过跳高冠军。在高612班的联欢会上，他也唱过《谁不说俺家乡好》。 除了概念严谨，他还喜欢用口诀协助记忆。比如， phi（磁通量）变， 右手旋， 请楞茨。 在讲反电动势时，他诙谐地用回光返照一词来活跃气氛。这两位张老师给我的物理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以后的发展做了准备。学物理的好处是遇事思路清晰，概念严谨。对于一个物理量，从定义，单位，量纲，都要一清二楚。缺点是喜欢循规蹈矩，很难接受新鲜的提法。 记得一位春节晚会主持人曾豪迈地宣布，让世界按北京时间的速度前进。 我一直弄不明白，时间还会有速度，即使真有，那么北京，华盛顿和伦敦的时间的速度，又能有多大差别。 报上常见到人们用折射来歌颂英雄人物。从他们身上折射出民族精神。折射指的是普通的多色光经过棱镜后，由于单色光折射率的不同， 因而观测到分散的、不同的色谱。如果一个英雄的品质得经过棱镜才能看到，起码，这英雄也不那么纯粹。 也许从文学的角度是褒，而就物理概念而语，那就是贬了。 高一和高二的班主任兰，郑二位老师，很少在课外光临教室，与学生接触不多。 到了高三，班主任换成教语文的高添惠老师，与前任 截然不同，她不光与学生和班干部联系密切， 而且开展了多项活动。一来高三是关键的一年，二来63到64年也是个多事之秋。从63年始，全国兴起了学习雷锋，学大庆，学大寨的运动。高老师教导学生艰苦朴素，学雷锋，做好事。我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步行回家的，从附中到我家要用3个小时走完30里路，既节约了车票又锻炼了身体。效仿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高老师安排了评功摆好的活动。 大家一起对班上的某位同学列举他的优点及做过的好事。 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如此热情的表扬和夸奖，有的人竟然承受不住，乃至呜呜地哭了起来。应当说，评功摆好对加强团结鼓励上进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班里请来了一位同学的父亲，将军，来做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告，老红军的一席话对同学教育很深。在农村劳动期间，请了公社知青典型宋晓禾，邢燕子和侯隽式的模范，讲心得体会，从而树立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观念。据高老师说，上一届毕业班有个姓陈的同学，听了晓禾报告后，不想回去了，好不容易做思想工作才把她带回学校。

那年，中苏关系破裂，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多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班里经常组织学习讨论，听清华党委副书记胡健的报告录音，听中央台广播。这些评论文章措辞犀利，夏青老师的 声音又高亢激越，咄咄逼人， 好像每个字符都是从定音鼓上敲出来的，铿锵有力，当当作响。聆听这样的广播，不仅是一次政治教育， 而且还是一种艺术享受。 就像得了感冒，喝了碗姜汤，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顿觉清爽。可惜当初没有录音机，如果见到夏青老师播音的光盘，我一定会买几张收存。为了让大家努力学习坚持到底，高老师常告诫我们，行百里者半九十，凡事不能半途而废。为了克服考题可能会容易的侥幸心理，高老师则用水涨船高来告诉我们，考题容易不见得就容易考上。高老师对班上每个人家庭状况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对学生也很负责任，高考以后，还坚持家访，关心学生的去向。决定高考志愿的前几天，高老师发现第一志愿选清华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要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是她请来大学教务处总支书记邢家鲤来班上座谈。当听完大家的想法后，邢家鲤不慌不忙地像拉家常一样一一作答。明确表示，哈军工有的，清华有；哈军工没有的，清华也有。清华毕业后也有许多人分配到解放军去，一样穿军装，一样为人民服务。还讲了许多清华优于其他院校的长处。座谈会后，同学们一下子像一把像磁针一样，纷纷指向了清华。最后，有11人被清华录取，是6个班里考进清华的人数之最。

高中三年，我的基本要求是继续像初中那样，全面发展， 争取都是5 分。 在班上学习成绩算比较好，由于大家都很优秀，很难分出个一，二，三。这倒有点像美国的NBA， 队队旗鼓相当，很少有一个队接连得胜，而且第一和第二也差不了几分。这三年，读过的小说有《新生代》， 绥拉菲莫维之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小托尔斯泰的《复活》 。还读过《古文观止》，《新唐诗300首》 ，《宋词选》，《三曹诗选》，散文集等；数学书有《均齐对称》，《杨晖三角》等。喜欢看的杂志是《英语学习》，《人民文学》 和《知识就是力量》 。经常参加一些课外讲座 ，如段学复群伦，赵仿熊的计算数学， 及江泽涵的拓扑学， 由于我水平有限，很难听懂并吸收。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化学，读过课外书《氧化还原反应》，做过格林卡《普通化学习题》。定氧化还原反应式是化学里的难点。我课下学会了用原子的外层电子数来平衡反应式 ，在一次测验中，做到全部正确。

高二 暑假我为了准备高考，我留在学校集中全部时间复习功课。在一起生活的有同班的柴 大成，高614班的蔡某和一个初中生曾安贵。那年，北京发了洪水，附中周围稻田全部淹没。我们找了一块大门板当船，一直划到清华的围墙。从水里出来后，发现一个小虫叮在我的腿上，流着血。这就是曾听说过的蚂蟥， 按照听说过的办法，我用鞋底在伤口边上，用力拍打，蚂蟥终于脱落下来。一个多月的假期，我做完了所有的高考复习资料，打下了好基础。到了高三， 我从学生会回到班里当了团支部宣传委员，书记是黄欣，组织委员是刘延东， 班长还是安连生。那年，由于高老师抓得紧，活动多，社会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我还帮助过班上的文艺活动，指挥全班合唱，参加歌咏比赛并拿了第一。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原想走出北京，到外地去磨炼， 第一类的10个院校都在外地，父亲母亲反对也没办法。我又到初中的陈老师家去征求意见，陈老师坚持要我把第一志愿放在清华，这是他第三次为我的前程掌舵。于是，我把清华列为首选，填写的三个系是工程物理，自动控制和工程数学力学。可能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高考前的那个晚上，我彻夜未眠， 仗着年轻，居然没有影响竞技状态， 第一天顺利地完成了数学和语文的试卷。我是穿着带补丁的短衫和带补丁的短裤进入考场的，一来，那时没有新的衣服，二来不忘记来自贫穷的家庭，想亲身体验，穷家的孩子只要努力，也能考上大学。

1964年八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全家还有初中的陈老师一起坐在屋里，等待着邮递员传送的消息。那急切的心情令人觉得时间过的如此缓慢。突然， 院门口有人喊着我的名字。我连窜代蹦地跑了出去，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一只重似千斤的信封。 清华大学，我激动地告诉父母，姐姐和老师。然后，打开信封，取出了上面印着红字的录取通知书。我被第一志愿工程物理系录取了。全家都含着热泪，沉醉于无限的喜悦之中。是啊，我们这个祖祖辈辈非农即工的王氏大家，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在一个最好的大学里的最难考的系之一。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谈过去想未来的时候，父亲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出声来。我母亲感慨地说，‘得了，你爸爸没有白白地吃苦受累，总算熬到了这一天。’正在我有些诧异时，姐姐向我解释着，在我上高二时，父亲已经被迫退休。为了让我安心读书，一直没让我知道。退休后，收入一下子减少一半。为了支撑着这个家，为了让我继续学业，父亲夏天去给人家当小工，冬天帮人家拉白菜。我当时住在学校，很少回家。于是我想起有一次看到了父亲腿上的泥点，我问过母亲， 哪儿来的那麽多白灰，母亲推说是工厂在盖房。原来，60多岁父亲那时在做苦工啊。看着我发愣的表情，母亲又接着说，你爸爸在冬天拉白菜时，常常累得上不了炕，但一想到，儿子要进大学，他咬着牙挺了过来。今天，他觉得自己没白受苦，儿子要强，总算把他的愿望实现了。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冲出门外，趴在对门邻居的炕边，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放声痛哭，直到我感到眼皮发肿，眼底发涩。那滚滚的珠泪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怎么说呢，别人被录取时，留下的是欢快和喜庆， 而我留下的却是永刻在心的伤恸。

高考的结果是我们高612班有11人考到清华，2人到北大，5人到医学院校，三人到电力学院，两人在铁道院校，四人到北工大，石油，钢铁，和地质 学院各有一人，师范学院一人， 三个人去军事院校，一个人去语言学院。43人里有35人升入高等院校。万邦儒校长治校有道，高添惠老师理班有方。在未能考取的学生中，有5个人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不清，占全班10%。还有一人因家庭需要，未经高考，参加工作。如同长跑一样，虽然当初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但由于多种原因，在似水的流年里，差距逐渐拉大。最优秀的当属刘延东，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凄惨的莫过于包长林，因出身问题失去上学的机会。返回原籍后，生性耿直的他经受不住反复残酷的批斗和折磨，还没跑出多远，就自杀两次，过早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每当我在612班的合影里见到他青春年少的身形时，总免不了一阵哀叹和惋惜。愿长林能在九泉之下远离是非，安详静谧。其他的同学，有的当了区长，有的当了野战军师长，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总管，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当了主治医，有的当了教师，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我后来有幸赴美留学，从事了实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

如果说初中三年诱发了我求知的欲望，并装上风帆驰向海洋，那么高中三年则使我找到了目标，并且有能力登上一块陆地。在人的一生中，能成为清华的学生，不能不说是一种荣幸。感谢清华附中，感谢她的老师，感谢她的环境，感谢她的学风，感谢高612班同学间的相互帮助。没有这张跳板，我未必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我父亲的愿望。那年暑假，我期盼着早日跨进这工程师的摇篮，苦学6年，然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没想到两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把这些已羽翼未丰的学子们冲出摇篮，放到了大风大浪里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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