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橦：李人杰四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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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人杰四十年祭

李橦

　　　　　　　　　　　　　　　　（一）

　　二月二十二日，一个普通的日子，非节非假，不是纪念日。

　　手头的一份发黄了的文件把我带到了四十年前的这一天，它是“中共北京大学化学系总支委员会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会关于李人杰同志的平反决定”。

关于李人杰同志的平反决定
　　李人杰，男，原化学系六三级学生。在一九六九年北大清队扩大化中受到隔离审查，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去世。
　　李人杰同学，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共产党，一九六三年入北大化学系学习期间，一贯要求进步，积极参加农村四清运动，遵守纪律，作风正派，团结同学，学习努力。文化革命初期，曾参与了批判聂元梓的斗争，是个好同学，好青年。驻北大工军宣队在清队中严重违反党的政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大搞逼供信，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将李人杰无故隔离审查。李人杰同学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不幸去世。
　　经复查，李人杰同学是北大清队扩大化的受害者，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完全是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北京大学化学系总支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同意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

　　文件如果现在拿到化学学院，李人杰的名字没几个人知道了。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编写了两卷本校史，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只有正教授的名单，他不够格。但是，他名字收入了在民间文革史册。文革受难者研究专家，北大校友王友琴访问了上千名文革经历人，以五十万字的篇幅记载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难者，其中的《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有一段描述李人杰的：

　　受难者中有学生九人。除了在两派对立武斗时被杀死的三人外，其它人都被指控为“反动学生”。李人杰是化学系１９６３年入学的学生。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北大“揪”出了一百多个学生中的“反革命小集团”。他遭到指控，被关押在宿舍里。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３日晚上，看守他的人到锅炉房打开水时，李人杰走出北大，在小雪中走到了清河的一个村庄。在一个马厩里，他把围巾挂在马槽上方的横梁上吊死了自己。他的尸体运到学校后，有人还指着尸体骂“你这个死反革命”，用脚踢他已经僵硬的尸体。全年级还开大会声讨已经死亡的李人杰。他的“反革命”活动是甚么？据他的同学回忆，最“严重”的一条是，中央电台广播了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关于“知识青年”要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后，学校里举行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李人杰不参加，躺在床上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这里说到李人杰吊死在马厩的横梁上，而我记得从同学中听到的，他是吊在一个老乡家门外的大树上。据说第二天清晨大早，老乡一推开门，竟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连忙报案，在北大派人领取尸体时，他还在抱怨李人杰坏了他家的风水。这件小事说明，由于时间渐远，历史会蒙上尘埃，记忆会变得模糊，很多细节已经难以复原，无法苛求。但是，李人杰死亡的时间是应该统一的。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是相信官方的说法：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可是，不知何种原因，《决定》把李人杰被关押说成二月二十一日，好像他刚一隔离，第二天就自杀了。这就不对了，李人杰，杨惟立和我是在同一天被隔离，一月八日晚上。我们班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刘大麻子宣布的决定，横眉怒目，声色俱厉。那一天对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二）

　　在我回忆李人杰的时候，首先闯入记忆的竟是我们演出的一出小闹剧，发生在我们被关押一个星期前的晚上，一九六九年元旦之夜。

　　北京有家，有亲戚的同学都过年去了，宿舍里空空荡荡，少点人气，让人没着没落。晚上，我，李人杰，还有另外一位同学，闲极无聊，在宿舍里闲扯。我们看见白天里这位同学站在洗脸房和一个女生谈话，时间不短，就拿他开心。哪知他说，他其实非常苦恼无奈，那位女生又追又缠，而他根本不愿意。我和李人杰情绪来了，也是又追又缠，来龙去脉套出个底朝天。我以一个资深专家的口吻忠告他，这种事一定要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明确表态。我甚至毛遂自荐，愿意帮他写一封绝交信。李人杰则自报奋勇，甘当跑腿的，送信，不是传情拉媒，而是拆桥断路。

　　说干就干，我当场写了一封信，劝那位女生断了念头，好自为之，移情别恋，强扭的瓜不甜，云云。晚上九点多了，李人杰围上他的紫红围巾，戴上狗皮帽，习惯地把那撮让他心烦的小白毛掖到帽子里，跑到３６楼，通过看楼的大婶把那女生叫出来，当面交信，一句话没说，得胜回朝，回来后大家开心得哈哈大笑，睡了个好觉，新的一年开门有戏。

　　还没有来得及跟踪我们杰作的后续发展，我和李人杰就被关押了。两个月以后同样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李人杰再一次跑出３１楼，围着他的紫红围巾，不过这一次他跑得很远很远，回来的时候也不是兴致冲冲，他的灵魂已经和我们阴阳两界，天各一方了。

　　其实在恶作剧的时候，我们都处在精神高压心绪惶乱之中，不过是借机发泄一下而已。年级揭发批判陈醒迈齐菊生反革命小集团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方兴未艾，丝毫没有收兵的迹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被悄然无息地关押。我和李人杰被工宣队编入了同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那时的学习班就是一种整人的方式，这十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知肚明，它就是陈齐小集团的外围。这个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被隔离审查，少数幸免的，也受到不同形式的冲击。

　　吕成信是我们化三一班的主心骨，可是他已经被关到不知什么地方了。李人杰只有向我诉说他的不祥预感，其实我自己也已是惊弓之鸟，泥菩萨过江，只能安慰说，被整怎么也不会轮到你，前面还有一大堆人呢，这也是我的真心想法。

　　灭顶之灾还是来了，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和他抓起来，丢进了北大清队中敌我矛盾性质的行列，里面共有５４２个同命相连人。

　　　　　　　　　　　　　　　　（三）

　　李人杰基本是一个思想单纯，循规蹈矩的学生，甚至有点稚气未脱。在文革中，他不过是井冈山中最普通的一员，“小砍草的”。没有上台参加过辩论，只是跟着喊喊口号，没有写过大字报，只是跟着提提浆糊桶。工宣队选中他下手，为什么，我想过很久，没弄明白。

　　他是井冈山的铁杆。

　　他是武斗中为数不多的坚持留校守楼的。

　　在３。２９被赶出３１楼之后，他没有回家，没有投亲，和其他０３６３的井冈山的男生一起，二十来人，住入了３７楼。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轮流值班，守卫那条木板床排列搭起的对外通道，保护外出的战友顺利穿过马路，离开北大。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们打麻将，翻中文系学生的杂书，闲聊。新北大公社将井冈山团团围困在五座楼里，文吓武攻，“挖山不止”，置于死地，井冈山处境十分险恶，大家心情有时也很压抑，“敏感的”话题一律不谈。

　　新北大公社经常派全副武装的小分队前来骚扰，大多数情况，双方保持一定距离，对骂一阵，扔几块砖头，甚至比划两下，他们就撤了。也有的时候，他们来到通道跟前，用长矛乱扎，我们则躲在里面回敬，从木床的缝隙中伸出长矛胡捅一气。李人杰别看个子小，每当这个时候总是情绪激昂，奋勇当先。

　　我们一起参加的唯一一次短兵相接，是３６楼争夺战。战前齐菊生作动员，说，“咱们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就拚这一回！”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我特别记得李人杰手舞足蹈的样子，后来，“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们身穿旧棉袄，头戴破钢盔，手持用暖气管做成的长矛，一幅杂牌军的样子，缓缓向３６楼挺进，李人杰和我并肩。对面压来的公社武斗队，统一的黄军装，柳条帽，红缨枪，整个一个正规军，气势威武。那次战役我们失利，交火不久，就被两面夹击，败退而撤，夺下３６楼是后来的事。

　　文革结束后，聂元梓指定的新北大公社武斗总指挥高云鹏因策划，指挥北大武斗　被送上法庭，判了十年徒刑，这是北大，也许是北京高校，唯一的“武斗罪犯”。这就表明，新北大公社是武斗的非正义方。李人杰所参加的，是反击聂元梓“组织灭绝”的正义行动，是被迫的，自卫的，反对邪恶的。

　　　　　　　　　　　　　　　　（四）

　　０３６３案子最后搞到二十几个人被隔离，成了全校大案。工宣队办案有两条法宝武器，使他们敢于无所顾忌，能够为所欲为：一，关人不必有证据，二，定案无需有交代。李人杰就成了这套东西的牺牲品。

　　工宣队整人初期时，还搜罗一些材料，似是而非，定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再关起来逼供信，对陈醒迈齐菊生就是这样做的，手里有一封齐的信，也算出师有名。可是北大分两派后，彼此长期隔绝，对方私人的谈话，通讯，日记根本得不到，整材料无从下手，抓辫子几乎不可能。所以０３６３清队到后来，就另辟蹊径，要关谁，手头没有任何根据，只有一句指控“问题严重”。什么问题，多么严重，那是秘密，不能透露。这一来他们就省事了，只要订出名单就行，几个心腹说了算，他们作后盾。

　　思维正常的人会担心，他们如果整不出结果怎么收场。他们不怕，有法对付。他们明确告诉被关的人，你们可以不交代，可以一字不说，可以顽抗到底，我们就把“有重大问题没有查清”的大章盖在你的档案上，转给你今后分配的单位，如果还有那个单位而不是被劳教的话。你将一辈子背黑锅，一辈子受审查，一辈子查不清，永生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知道年轻学生的软肋，最注重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未来，就从这里下刀子。

　　二十三岁，身材瘦小，精神脆弱的李人杰，自以为“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这回才开了眼，知道了什么叫交代没有出路，不交代也没有出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没有能熬过精神摧残和心理折磨，没有能顶住黑白两道的软硬兼施，在被关押一个半月之后，精神崩溃，选择了死，弃世而去。

　　都说人生苦短，李人杰小小年纪，在我们年级率先走了。

　　他是一个弱者，任人宰割，凭人恐吓，无处伸冤，无人倾诉。他也是一个强者，死死守住一个底线，就是不乱咬０３６３任何一个人。他走得悲惨，也走得高洁。

　　　　　　　　　　　　　　　　（五）

　　北大六十三名受难者，包括清队扩大化中的二十四人，绝大多数是死于北大校内，包括在北大宿舍，有被打死的，有服毒的，跳楼的，投湖的，绝食的，自缢的，开煤气的。而李人杰却跑出北大，到一个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没有任何瓜葛的清河小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这样做，又是一个谜。

　　据说他在早先已经向专案组工宣队表示了自己实在交代不出，宁愿寻死，而工宣队根本没当回事，认为那只是个要挟。

　　但是李人杰是认真的。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他一直在筹划，在准备，在等待时机。

　　机会来了，他没有犹豫，踏上了不归之路。一般人自杀，都求速死，减少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几分钟，几秒钟了事。李人杰却跑了三个小时，那时候正是寒冬，北方冰封大地，那时的清河还是农村，夜间一片漆黑。我们无法猜想他这一路都在想什么，但是支配他的，肯定是必死的决心。

　　有人告诉我，围着李人杰吊死的大树的有转圈的脚印，如果确如王友琴女士所说那天下着小雪，这不难发现。也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位置悬挂围巾？也许他是在最后的关头闪出了对人生的留恋？不得而知。没有现场记录，没有法医分析，没有照片存档，我们无法推断李人杰自杀的详细过程。那个年代，死人见多不怪，只要不耽误工宣队定性反革命，谁还有心思管那些呢。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时，身边有许多人，对我们笑；离开这个世上时，身边有许多人，对我们哭。可使，李人杰走的时候，却是形只影单，孓然一身，没有亲人的陪伴，没有朋友的送行。随他而去的，是对人世间的绝望，对不公道的怨恨，和对作恶者的恐惧。

　　他的尸体被抬回北大以后，发生了王友琴前面提到的一幕。一个同学用脚踢他的僵硬的身体，说，“你这个死反革命”。当时我不在场，后来多次听人说过，网上的帖子里也几次谈到。这个同学本来是看管李人杰的，除了带着他做早请示，晚汇报，跟着他去食堂打饭，就是保证他不出事。可是，就在疏忽之中，李人杰跑了。他恐惧，焦虑，悔恨，自责，带着一丝幻想，迎来的却是李人杰的尸体。他自知责任重大，难辞其咎，也许是出于怨气，也许是出于惶恐，也许是想要洗清，也许是要对工宣队表明立场，做了那件不光彩的事。

　　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失职会得到工宣队的惩处。工宣队不在乎死个把人这样的小事，他们关心的只是李人杰死后怎么能把他批倒批臭。

　　历史像海潮，冲上冲下，卷走了人们很多记忆，却把这件事清楚地留下了。这本身就是对这个同学的惩罚。我想说的是，他所作的应当不是出于对李人杰的仇恨，他已经受到了许多心灵的责问，他在做看管时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李人杰的事。

　　我自己假设一下，如果当年我不是被隔离的，而是被工宣队指定为专案组的一员，参加对李人杰的审讯，今天我还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回顾往事吗？我会不会也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呢？看来当时受了一难，实际也是躲过一劫呢，免得日后良心的不安。我在隔离审查后被放出来做的检讨中，曾经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挽救了我”，现在我倒要拿这句话当真了。

　　　　　　　　　　　　　　　　（六）

　　李人杰尸骨未寒，工宣队组织了一场全年级的鞭尸问罪大会，一方面表示继续在０３６３学生里深挖阶级敌人的决心，一方面掩饰他们严重错误的恶果。我也被拉去“受教育”，或者叫杀鸡给猴看。这对我正是一个机会，可以摸到他们到底整了李人杰什么材料，李人杰交待了哪些问题。

　　当时的重罪，就是“炮打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简称“恶攻”，等用于古代的“谋反罪”。一个玩笑，一句口误，就可陷入此罪。传一句“江青当过演员”，弄脏了主席像，都会被定为反革命。可是我听来听去，对李人杰没有一条一款这方面的揭发批判，全都是“自绝于人民”，“以死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空洞口号，无限上纲，连王友琴前面提到的“物种起源”一事，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发言里，我还是从她的文章中第一次得知。我听得仔细，如果有“重型炮弹”，是不会忘记的。

　　在那个年代，只要自杀，仅凭这一条就足以定罪。逻辑很简单，“自绝于人民”，就是敌人，“对抗革命审查”，就是反对革命。毕业前化三同学去楼子水劳动，我被派去东方红炼油厂，领队是原总支副书记王长富。忽然有一天宣布，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错误只有一条：文革初期自杀未遂。自杀就是叛党，就是背叛革命，等于叛徒。

　　李人杰原来以为死可以得到解脱，哪知道被套上了新的枷锁。生前工宣队挖空心思找不着他的罪状，死后却被轻而易举安上了反革命的罪名，“罪上加罪”。原来工宣队的尚方宝剑还有第三条：逼死人无罪有功。他们在０３６３整肃了二十几个人，正愁着没有一个能有证据定成反革命，现在总算有一个他们认为可以盖棺定论，板上钉钉的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整死人的，逼死人的，正义凛然，堂而皇之。冤屈而死的，无奈自尽的，身败名裂，死有余辜。这就是那个疯狂的年代，扭曲的人性，荒唐的事件。

　　　　　　　　　　　　　　　　（七）

　　李人杰的死，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的母亲了。这位妈妈当时不过五十岁，早年丧夫，中年丧子，这是多么大的人生打击！含辛茹苦二十年，把孩子养大，有了出息，从广州到北京念书，千里迢迢，马上就到了毕业的时候，却突然走了。而且是以这种方式，落个这种名分，怎么能不柔肠寸断，肝胆俱裂！

　　她没有力气来北京，而是由李人杰的姐姐来处理的后事。所谓后事，不过是领取骨灰，听取宣布反革命的决定。没有致哀信，没有抚恤金，只有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语言。李人杰反正也没有什么遗物，他的东西在武斗清楼时全都丢光了。他也没有遗书，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写的，却走得毅然决然，不留只言片语。姐姐提出要看遗体，拒绝了。姐姐提出见见老同学，拒绝了。是啊，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有什么理由提要求呢。再说即便是让她见老同学，无非是那位把李人杰亲手抓起来的刘某人，又能指望听到什么好话呢，没让她参加李人杰批判大会就算是客气了。

　　我能想象这位姐姐抱着李人杰的骨灰，坐在一天一夜返回的火车上的凄惨悲凉心情，但是我无法知道这种牵连亲友的事后来对这个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九年之后，官方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北大那位乱世女狂聂元梓终于当啷入狱，受到正义的审判，李人杰也平反了，按照当时的统一口径，都说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反正他们都是死老虎，再扣几个屎盆子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决定太姗姗来迟，那位抱回李人杰骨灰盒的姐姐已经辞别了人世。

　　按照系里提供的地址，我和蔡小海代表化三一班的同学给李人杰的母亲卢琼铣，李人杰的哥哥李英杰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难写，不是报喜，不是祝贺，不是安慰，不是忆旧，我只记得说，卢妈妈就是我们的妈妈，李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李人杰永远在我们心里，自己也感到苍白无力，语枯词穷，笔重千斤。时间不能倒转，人死不能复生，一纸决定，一封信，不能解除压在他们心中的痛苦。

　　据网上说，在那场大规模，系统化的“清队”中，光是北京就有三千人自杀，二百人被打死，李人杰只是沧海一滴。

　　李人杰走了以后，得到的只是一场批判会。他平反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四分五散，也没能开个追悼会。四十年过去了，人生路漫漫，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有好几位同窗，随他而去。现在我们有了网络，可以聚在这里，追悼他，纪念他，说一句——

　　李人杰，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不会忘记你。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 ... p%3Farticleid=28710

hachen

看着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