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芳：１９６８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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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

陈继芳

　　自从一九六八年三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倒台之后，围剿派性宣告失败，派别之战越演越烈，各地形势日趋紧张。康生、陈伯达等人多次提到“四川等地斗争白热化”。在“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指示下，支左的军队开始表态，明确支持一派。于是，一部分枪支从部队转移到了人民群众手中。

　　继而，《人民日报》传达了最新指示：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五花八门的派别，唯有这一点的认识是共同的，因为这一论点出自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既然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

　　大规模的武斗终于爆发了，当然首先又是四川省。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两派革命群众各自怀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信念投入了战斗，江青发出了“革命造反派要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号召……

　　全国形势的变化波及到了清华园，两派之间已经剑拔弩张了。

　　四月二十二日晚在新航空馆，一场空前严肃的总部会议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任传仲、刘才堂、周大卫等一些人坚持要打，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指出，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我、王良生、陈育延等人表示反对，在戴国祯、范希明等人的推举下，我代表他们发了言，指出，应该坚持大批判，要文斗不要武斗，提防有人把水搅混。我的话也是有所指的，对“团派”中某些想借武斗之机拉山头的人，我十分不满意。

　　但我的话马上被那些极力主张打的呼声淹没了。当然，他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央已经明确指出了要文攻武卫，眼下只有“武卫”才能保证“文攻”，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两派都已准备了武斗器械，北大两派之间已经交了一次火，学校里“４·１４”派已经开始制造长矛、兵器……

　　他们念了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的人们切不要太善良了……”

　　鲍长康的见解很独特，他说：“中央对清华两派的斗争始终不表态，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与‘４·１４’僵持着，也许只有武斗才能迫使中央尽快对清华问题表态。”

　　会场议论纷纷，显然主战派占多数，我们这些“文人”则很不以为然。会议没有结果，决定第二天到北京市革委会找吴德或丁国钰汇报情况，探探上面的风声再说。

　　翌日，我、鲍长康、王良生、陈育延等人陪同蒯大富到市革委会去，等了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任何领导，只好悻悻而归。回到清华时，天已擦黑，方才知道，电机系馆前一场武斗已经结束。

　　我叹了一口气，“终于爆发了”，我想，这也许不是以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吧！

　　这天晚上，我睡在了一教“前哨”广播台，我所住的女生宿舍五号楼已被“４·１４”占领了，我的全部财产只被同学们抢出来两条被子、一只箱子，其余全部落入“４·１４”手中。作为一个穷学生来说，那可是不小的一部分财产啊——穿的、用的不说，大量的书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拿来的世界名著，什么《红与黑》、《俊友》、《温泉》、《唐·吉柯德》、《呼啸山庄》、《唐·璜》……包括学习用品，还有一个九十元钱的存折。

　　更使我忐忑不安的是，我还有两份未来及退回的情书，我怕它给我和“团派”带来灾难，因为人身攻击是最容易把一个人乃至一个派别搞臭的。果然，在双方武斗最激烈的时候，“４·１４”广播台公开广播了那两份东西，弄得我十分难堪。还好，幸亏听到的人不甚普遍，总还算是平安无事。

　　武斗后，老蒯召开了总部扩大会议，重新分工。成立了三大区（东区、西区、大礼堂区），任命了大区武斗司令，组织机构仿照部队的政治部、参谋部、后勤部三个部分组成。我的任务自然还是搞宣传，开展大批判，按中央的讲法，可谓“文攻”，尽管我对此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

　　我厌恶某些占山为王的人，他们初期加入工作组营垒，卖力气地整我们，比谁都右；而今又一反常态，大打出手，比谁都左。现在为了“团派”的最后胜利，我还得与他们并肩战斗，所以我巴不得躲到明斋广播台，为广播台和《井冈山报》把把方向，找几个人写写批判稿子。

　　就在我住进明斋广播台的这段时间里，清华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即５·３０武斗。这是我生平见过的唯一一次武斗，也是清华大学文革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一次武斗。

　　五月三十日这天早上，　“团派”和“４·１４”派不知为什么交上火了，“团派”开始攻打学校东区浴室。当我得知消息跑到现场时，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了。现场十分混乱，围观的人很多，“４·１４”的人死守在浴室里面，“团派”的人攀梯进攻，虽然外围有人在往浴室扔燃烧瓶，以掩护进攻，但是对于一个钢筋水泥的封闭小楼来说，“攻”与“守”的难易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我不明白这儿是什么战略要地，“团派”为什么要进攻它，但是只要来到现场，马上就理解了此前党中央、毛主席所说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是怎么一回事了。

　　双方已经打红了眼，当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段洪水（一个年仅十八岁的修缮科工人）和许恭生（我们系八字班的同学，北京市高校击剑冠军）都已经阵亡时，我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眼泪夺眶而出。

　　段洪水，就在昨天还和我聊天，说等武斗结束后，要骑摩托车带我进城去玩，我还逗他说：“我比你大，应该是我带你去”，他怎么转眼之间就会没有了呢？

　　还有许恭生，那么熟悉的身影、那么英俊、那么矫健　，他怎么就会这样轻易地走了呢？

　　理智告诉我，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武斗，可是在这一片要“报仇”的嘶喊声中，双方都已经打红了眼的情况下，谁能言退？怎么言退？难怪现场这么混乱，兴许武斗的指挥者们也是进退两难。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在举国闻名的清华园，武斗就可以这么存在，就没有人来制止。为什么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三天两头接见我们，而现在学校打成这样，也没有人来接见、来管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联想起一年前的今天，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三十日，也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

　　此前，“团派”多次接到周恩来总理、谢富治副总理的指示，要清华成立革委会、实现三结合，而且说，成立之日周恩来总理一定亲自参加。之后，两派草拟出了革委会的组成名单，只不过因为双方都想在其中占优势，所以对双方的人员比例一直争论不休，但毕竟有谢副总理亲自指挥、操办，所以大家还是在观望、等待。

　　然而，五月三十日——这个成立革委会的日子到了，却突然传来了上面的指示：原本一口答应来参加成立大会的“周总理因为忙，不来了”，显而易见，这一闷棍直把“团派”打得懵头转向。而此前，我曾代表“团派”发过誓言：“老子铁了心，五·三○一定要成立革委会”！

　　当然也随着革委会的“流产”，在清华园落下了永久的“话把儿”。

　　毫无疑问，至此以后清华两派的分裂也就愈演愈烈了。

　　这一天，我不知道武斗是何时结束的、怎样结束的，我只知道从段洪水家中出来以后，他妈妈悲恸欲绝的样子始终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他和许恭生一样——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啊！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团派”专案组在南口２００号原子能试验基地，搞“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专案，不时传来惊人的消息。

　　罗征启（原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年３４岁）与文学宓、李康、饶慰慈等人，都是原清华大学的中层干部，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主要观点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林彪，对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不满。秀才造反，言论为主，什么“文化革命是场灾难”、“毛主席利用林彪、江青搞掉刘少奇，是过河拆桥”、“林彪是野心家”、“江青是慈禧太后”等等。

　　如此大胆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党中央，如此尖端的观点、犀利的语言，把我们全给震惊了。别说是议论，就是想，我们也从未想过，也不敢想，这是思想领域内禁区中的禁区。

　　因为他们都是“４·１４”派的干部，所以“团派”一些人认为，这是整垮“４·１４”的最好契机。

　　“罗文李饶”问题的出现，把我们的思想也推向了新的深度，才知道原来有人这样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这场文化革命有被否定的极大可能，但这场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所以我们认为那将是复辟。

　　记得当时，我曾在《毛主席语录》本的扉页上写下：“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值得。”

　　似乎还隐隐约约意识到，将来会因为捍卫文化大革命、捍卫毛泽东思想而遭到打击迫害，会像“罗文李饶”一样被关押、甚至被推上断头台，但当时之所以仍然斗志昂扬，是因为我相信，跟着党中央、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错，如果我们因此而受到打击迫害，那一定是反革命势力对我们所进行的疯狂报复，那一定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是反革命的复辟。

　　每隔一星期，我便约几个人一起去北京郊区的医院里看望正在治疗肺结核的马小庄，唯有在那儿，我才感到空气的清新。

　　我把和马小庄的事情告诉了家里。　妈妈带着大姐的两个孩子——十岁的小巧、三岁的今明，风尘仆仆地从沈阳赶到北京来了。她要一举两得：一来相女婿，二来要把我从武斗战场上拖回家去。

　　历来传说中都是三女婿傻，而这个三女婿又是农村长大的，三女儿不管怎样叱咤风云，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妈妈总是不放心。我与马小庄、王庭佛、金利华等人陪妈妈玩了几天，这是妈妈第一次到北京，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进入了七月份，中央仍没有对清华问题表态。自武斗以来，两派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４·１４”抓走了“团派”干部陶森、还抓走了“团派”的总部委员陈育延，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被抓、被打、甚至被害的准备。

　　我越来越烦躁，自从王庭佛告诉我，“团派”的武斗战士用手榴弹炸“水木清华”里的鱼吃，我就感到眼前一片迷茫。我想，“团派”已经没落了，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央迟迟不肯出面解决清华的问题，也许是对“老蒯们”失去了信心。

　　我决定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马小庄支持我。于是在静斋老蒯的房间里，我向蒯大富、鲍长康两人叙述了自己的失望及思念父母之情，要求回家探亲。他们阻止不住我，只好应允等学校局势一明朗，立即给我发信，以尽早返校。

　　７月２０日我回到了沈阳父母的身旁，这真是莫大的幸福。但那时并不太理解“天伦之乐”，才住了几天，就想学校了。尽管马小庄来信也让我多住几日，但我总是放心不下学校，我决定返回北京。

　　说来也巧，就在我提着包、拿着火车票和妈妈告别，走出家门的时候，一份电报到了，上面写着：“暂勿回校，详情见信！”

　　妈妈一下子拽下了我的包，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只好把车票退了。大姐见我急得坐立不安，当天晚上便陪我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询问一下学校的情况，谁知清华总机２８—２４５１根本要不通。

　　“肯定出事了！”我马上这样断定。

　　是的，这一天正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早上，以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六厂为首的首都工人阶级，号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顿时校园里人山人海。工人们手拿《毛主席语录》本，高声呼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动手拆除工事，这下激怒了武斗中占优势的“团派”。
　　“为什么要拆除工事？”
　　“为什么要庇护“４·１４”？”
　　“你们是谁派来的，有什么资格这样作？”

　　双方由争论到漫骂。工人们仗着人多势众，黑压压的人群拥向各大区的武斗据点，学生们慌了，开始把长矛横过来赶他们走，继而更多的工人高声喊着又冲上来了，于是长矛竖过来了……

　　终于，在主楼区响起了第一声枪响。这本是对天空放的一枪，以恫吓不断扑上来的工人群众，但这一枪使清华园炸了营，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枪声。工人们被激怒了，以为学生朝他们开枪了，于是愤怒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冲向学生。这一枪也乱了“团派”的阵脚，以为已经开了杀戒，于是各大区的枪声随之响了……

　　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老蒯估摸着我会从沈阳回来，所以一大早便要了辆吉普车和鲍长康一起去北京火车站接我，没有接到，待他们返回学校时，才发现风云突变，此刻，大批的工宣队员正在潮水般地涌进学校。他俩不明就里，赶紧弃车、翻墙进校，一溜烟跑回静斋。这突如其来的“工人阶级制止武斗”把他搞得懵头转向，为什么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事先一点消息也没透露？这数以万计的工人是自发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还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来的？他作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清华井冈山的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情，事先怎么没有人和他打个招呼呢？

　　楼外面工人和学生激烈的对抗容不得他思索答案，枪声响起时，他正在静斋，出不去，看不见。工人群众已经迅速地控制了每一个楼，所有的学生都出不去、进不来。他望了望电话，总机早已被切断，工人队伍一进校，首先占领的就是电话总机房，切断了校内、外的一切联系，他们大概是为了阻止清华两派各自的指挥与联络吧！

　　老蒯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听到枪声，他猛然一惊，无论如何不能伤着工人，否则难以向上面交待。他隔着玻璃窗只见外面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工人们高声呼喊：“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同时向各工事据点发起了冲击。

　　啊！后果不堪设想，老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下午，战斗还没有结束，一辆载着北京市卫戍区司令李钟奇的吉普车来到清华园，随车喇叭不停地呼喊：“蒯大富！蒯大富！请马上到市革委会，有重要事情！”

　　吉普车风风火火，开遍清华每一角落呼叫，声音是那么急切。此刻毛主席要召见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领袖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那四位均已到场了，而且主席已经开始讲话，唯独这位蒯司令还不见人影，这将来还不落个“抗旨不遵、拒绝召见”的罪名么？（后来不出所料，果然给他戴上了这顶帽子，而且扣上了是他下令开枪的罪名。）那么，老蒯此时此刻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原来，他在静斋收发室工友的帮助下逃出了静斋，和鲍长康商量后决定，由鲍长康打探一下情况，再设法通知各大区武斗司令，避免和工人冲突，并命令他们放弃学校，马上撤退到北京航空学院。接着，他带了陈育延、段永基等人驱车前往市革委会，想问个究竟，却没有见到任何领导。于是赶到西单电报大楼，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报告了清华大学发生的这一突变，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呼救，同时顺便给正在沈阳的我也拍了一个电报，怕我一头撞回学校里来。之后，犹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惶惶然、茫茫然，漫无边际地在街上兜风，待他得知毛主席召见，来到人民大会堂时，本次接见已经过去了近三小时。

　　毛主席批评了五大领袖“头脑膨胀”，又告诉蒯大富：“对这次事件，不要揪什么后台了，我就是后台……”

　　晚上七点多钟，暮色降临了。愤怒的工人群众坚持在清华园捉拿凶手，为死去的三名工人弟兄报仇。此时他们已经红了眼，见了学生就抓，名为辩论，实则是拳头加棍棒。

　　为了不吃眼前亏，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携着大包小裹，冒着鼢细雨，在暮色的掩护下，顺着清华附中旁边的水稻田，跟头把式地逃离了清华园。泪水混着雨水在他们脸上流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七事件”。

　　《清华井冈山兵团》被驱逐出清华园，到北京航空学院去建立流亡政府，“北航红旗”的师生们热情地收留了他们。事后我们得知，就在同一天，北京大学的枪、炮均已架好，只要工人队伍一进北大，立刻枪炮齐呜、以死相拼，损失将远比清华大得多。

　　“七·二七”，这一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一举登上上层建筑，从此开始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纪元；这一天是清华大学百日大战的结束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七日）；是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夹着尾巴退出历史舞台的纪念日。

　　我无论如何在沈阳呆不下去了，信件不来，电话不通，不知学校出了什么大事，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八月一日我决定回京，和大姐夫的五弟王殿真搭伴而行。火车到了北京，一出北京站，醒目的大字块赫然映入眼帘：“欢迎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回校闹革命！”署名是“首都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马上意识到，清华确实出事了，不能贸然回校。

　　我当即决定，先和王殿真一起到八大处疗养院找马小庄，这才弄清事情的缘由，然而对于清华的现状，他也不甚清楚。就在前一天，他悄悄溜回清华，不敢从大门进，刚想从清华附中的一个小边门钻进学校，就看见在他前面的一个清华学生，被守在小边门的工宣队队员抓住后，被拳打脚踢得嗷嗷直叫，他急忙转身离开了学校。

　　不管怎样，武斗的局面终于结束了，中央准备解决清华的问题了，可是今后又将怎样呢？我和小庄望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河水，陷入了沉思……


转自  文革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