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的《我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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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1年3月3日
遇罗文是遇罗克的弟弟，很多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记得遇罗克，他因为撰写《出身论》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公审大会后被处决，那一年他才二十七岁。遇罗文在文革期间曾与牟志京和王建复等人一起在北京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等文章。遇罗文和他的家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四口人共五次坐过监狱。遇罗文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我家》，讲述了家人的命运。记者采访了住在北京的遇罗文先生。

主持人：《我家》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关注，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您想告诉读者些什么？
遇罗文：我写《我家》着重写遇罗克，为了告诉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者提醒那些虽然经历过，但是很健忘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还很怀念过去，比如怀念毛泽东。我想在《我家》这本书里以我切身的经历告诉人们，过去是什么样，那时候有没有民主和自由？尤其到今天，那些宣传媒体极力回避的文革，到底是什么样？它是突然发生的？还是几年前就营造了一种适宜的环境？我在这本书里没有，或很少下结论，我尽量用一种平和、客观的口气叙述我个人和我一家人的遭遇。我当然也没有指望通过我的这一本书就能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历史给予总结，但是我希望和我有同样愿望的作者也能写出越来越多的回忆文章，这样就自然会对那段历史有了一个鲜明的总结，因而人们也就能够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因为我们的努力，避免了过去的愚昧，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另外，我很希望年轻人成为我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我在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写了我的知青生活，而且这是我最得意的一笔，因为我知道，许许多多的知青在前途无望和恶劣的环境下，往往很消沉，当然就谈不上生活的质量了，而不去奋斗，反过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更差，甚至还不如拖家带口的当地农民。我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够糟糕的，我遭受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所没有的那种政治压力，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居然也能在苦中寻求一点快乐。我后来成了我们村里的首富，而且还自己办起了工厂，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我母亲的乐观向上，还有我哥哥的奋斗不止的精神。
我非常想通过我的经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不要丧失进取的信心，努力了，也许达不到目标，但是总还有一线希望，可是如果不努力，就肯定永远达不到目的。
有人说过，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而每次运动都会造成大量的冤案，使无数无辜的人惨遭磨难，以致全国民不聊生，假如允许作统计的话，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程度一定是触目惊心的，这还不包括难以计算的、对人心灵上的伤害。一般而言，一个家庭不可能历次运动中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我们家算是遭遇迫害够多的了，但是也有几次重大运动与我们家没有多大关系，比如土改、镇反、四清等等，所以我们家没有人在这些运动中丧命或坐牢，但是难免有恐惧之感，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理由，照样可以把你变成下一次运动迫害的对象，我想大多数善良的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当权者发动运动的目的，这是一种统治人民的方法。
毕竟我们家被迫害的次数和程度还算比较集中，我认为我们家的遭遇是中国亿万家庭的一个缩影。本来《我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亿万中国家庭的缩影”，但是在书出版的时候给删掉了，也许出版社认为这有点刺激性。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家的这种遭遇，《我家》这本书很受读者的重视，书刚问世，北京地区就有十几种影响比较大的报刊发表了介绍和书评，有两家电视台采访了我，有一家杂志想要连载我的这本书。按照出版社的说法，这种反应算是比较强烈的。一个网上书店很长时间都把这本书列为畅销书。最近，我听说《广州日报》的“读者评选三本好书”栏目，其中就有《我家》这本书。
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我家》这本书中涉及到的您的几位家人的命运？
遇罗文：我们家经常生活在一起的有七口人，我的姥姥、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林、哥哥遇罗克、姐姐遇罗锦、我(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
首先谈谈对我哥哥的看法，在我们家的成员中，我最敬佩的就是我哥哥遇罗克，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出身论》，这篇文章发表在我与人合办办的《中学文革报》上，让数百万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影响比较大，之所以影响大就是因为它反对“血统论”，而当时文革的时候，“血统论”又特别盛行。在文革前，“血统论”就压制了无数的青年，让他们抬不起头来，使他们感到没有希望。到文革的时候，可以说“血统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出身问题使很多人死于非命，所以，遇罗克能写出《出身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当时很少人敢于这么做，因为只要你有出身问题，即使你不说
什么也会有危险，更何况要替这么多受压制的人说话，那种危险是可想而知的。遇罗克除了勇敢以外，他确实有一定的才华，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在书里我着重描写了我的哥哥遇罗克，他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只活了二十七岁就被剥夺了生命，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好学、勇敢、有正义感，所以他才能写出《出身论》，才敢道别人之不敢道，敢言别人之不敢言。他在狱中有一段经历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我也在那所监狱里呆过。我觉得在监狱里最大的一种折磨人的方法是让你吃不饱，每个人每天都在饥饿当中煎熬着，那些刚刚入狱的人也会感到非常痛苦。
在一九六八年有一个阶段监狱方面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他们把那些不认罪的人送到社会上不相干的单位去作为活靶子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大部分都是拳打脚踢式的体罚，每个被批斗的人回来往往都是鼻青脸肿，有的甚至都被打得爬不起来。遇罗克因为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被批斗的次数很多。被批斗的人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中午可以多得两个窝头，但是被打的人往往吃不下这两个窝头，也没有心情吃，遇罗克也不想吃，但是他想到狱中有人挺饿的，他舍不得扔掉这两个窝头，就把它们揣在怀里带回来了。有一次他被打得最严重，一回到牢房就爬不起来了，同牢房的人都很同情他，围过来看望他，没想到他在这时还艰难地又从怀里掏出窝头，给一个叫刘文海的难友吃，刘文海当时就感动得哭了，狱中许多人都哭了。这只是他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的一个例子，他的这种事很多，在我的书里写了很多。
主持人：您在《我家》中，写到您的姥姥，她是唯一的隔代长辈，您为什么专门用一节来写她呢？
遇罗文：我的姥姥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北京，她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勤俭持家，并且助人为乐、彬彬有礼，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没有人说过她一个“不”字。
在《我家》这本书中有关我姥姥我专门写了一节，限于篇幅，写得远远不够，我想以后有机会多写写她。从她身上我知道了老北京的可爱之处，而不像很多作品里把老北京描写成油嘴滑舌、口是心非，或者阴阳怪气那种人。其实那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并不是北京人的主流。真正大多数老北京的特点是：忠厚、有礼貌、热情、好面子，具有严格的道德尺度，但是这些美德不被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教育制度看重，甚至把它们归到资产阶级名下。在文学作品中着重描写的是拉洋车的、地头蛇、不如意的遗老遗少这些人物，使人对老北京产生了一种误解。文革的时候，北京红卫兵的表现又让许多外地人望而生畏，使人误以为他们就代表了北京人。我很想在我的书里为老北京正名。
主持人：您的父亲是从日本归国的工程师，为什么他一直没能发挥所学呢？
遇罗文：我的父亲一九一零年出生，是一个典型的、埋头钻业务的书呆子，他学的是土木建筑专业，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给他扣上一个行贿的罪名，其实他不仅很反感行贿和奉承那一套，而且一般人常见的点头哈腰那一套他都不屑于作。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巧言令色鲜于仁。他沉默寡言，不会应酬奉承那一套，我们也曾经批评他说：“您为什么不爱跟人多说话，多应酬呢？”他说，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太能说会道了，可能在仁义方面就差一些。他把正直看得十分重，但是在五十年代，他的这种性格不能为各级领导所容忍，所以一
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把他打成“极右派”是必然的，很可惜他从日本回国想报效祖国的愿望根本就无法实现，他四十几岁就和他的专业无缘了。
他被劳动教养七年，在劳教期间，只能干些粗笨的体力劳动，后来在文革期间的高压管制下，他只能被迫去干扫大街、挖防空洞这类的“义务劳动”，他甚至想和我到乡下去走街串巷给人做木匠活，他跟我说假装他是我的师傅，实际上是给我打下手。他还对我说；“我在家已经琢磨桌椅板凳的做法，我都会划线了，能不能带我去？”
我其实当时技术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我知道这种走街串巷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往往吃住都很难保证，更何况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当一个木匠，很容易就会被人识破技术不行，人家也不会愿意找一个吃闲饭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但是，我父亲非常想这么做，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当时被残暴地摧残到了什么程度！
主持人：您父亲被判劳教离开家那么多年，妈妈一个人承担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又经历了后来遇罗克的遇难，她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遇罗文：很多人看了《我家》以后，对我母亲非常敬佩，就在一九九九年我们《中学文革报》成员的一次聚餐会上，同学们首先向我的父母敬上祭酒，因为他们几乎都在我家享受过我母亲的烹调手艺。我母亲当时是专政对象，她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们办报纸的支持。多年来，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父亲离开家被劳教期间，是我母亲承担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用微薄的工资和难以想象的能力支撑了这个家，让我们这几个子女完成了学业，度过了三年大饥饿。我母亲非常乐观和刚强，在文革期间，警察通知遇罗克被处死的消息时，我父亲痛苦得哭坐在地上，而我母亲能坚持不掉眼泪。我父亲也很敬佩我母亲这点，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从中感到了支持的力量。
我母亲当时说：“哭有什么用？有用，咱们都哭！”她不痛苦吗？不是。
哪一个母亲能不为那么好的儿子死于非命而心碎啊！但是她知道，只有她的坚强才能减少我们的痛苦，以及我们这些生活在几千里以外的儿女对父母的惦念。在母亲去世以后，从她的日记里我们才知道，她是把痛苦强咽到心里了。她每天上班都要路过宣判我哥哥遇罗克死刑的工人体育场，每次走过那里的时候，她都把头扭过去不往那里看。她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哥哥遇罗克的生日五月一日，在三月五日，就是遇罗克的祭日，她因为怀念自己的儿子就犯了病，从此就住进了医院，到我哥哥生日的那一天，也一定是她最难受的一天，她再也没有力量熬过这个日子了。
罗克被捕以后，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家中每一个人都被牵连进去了。一九六八年春节期间，我母亲和弟弟才陆续被单位放回家，我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孙钢，他是沈阳的一个中学生，他因为看了我们的报纸，跟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遇罗克被捕的时候，他正好在我家，当公安局搜查我们家的时候，他跟搜查的人顶撞起来，结果就被逮走了，并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我母亲知道孙钢的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一定也十分惦念她的儿子，所以特意安排我弟弟罗勉去沈阳看望孙钢的母亲，因为孙钢被捕后，家人离开了原住处而没找到，在自己尚且自顾不暇的时候，能够想到别人，这就是我母亲的人格魅力。所以，她才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主持人：对于熟悉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人来说，遇罗锦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请您介绍一些有关她的情况。
遇罗文：我的姐姐遇罗锦是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比我大两岁，她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冬天的童话》，这本书以文笔的优美和感人的情节受到世人瞩目。八十年代她的离婚案又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按她自己的话说，在争取自己幸福的权利上，她首先迈出了一大步，她是在跟哥哥遇罗克学习，遇罗克可以说在争取人权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我姐姐的前半生是非常坎坷的，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别人可能正在筹建自己的小家庭，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憧憬甜蜜的爱情、浪漫的生活的时候，她却因为几篇日记被投入监狱。在三年的劳动教养生活中，她只能与小偷、流氓为伍，在这种处境下，她根本无法考虑到美满的婚姻，社会对她的不公影响到她的性格，但是，我们家人对她还是能够理解的和同情的。
我觉得，她这种争取幸福的权利的行为还是很有魄力的，但是，在我的书中我主要描写了她在东北当知青的那段生活，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在东北，我还特别拣选了许多幅她的照片，她和她的前夫有一个儿子，我特别希望她的儿子能够看到这些照片，尤其是看到他母亲背着他去锄地、哄着他玩耍和讲故事这些真实的写照能够唤起她儿子心中的爱，但是至今也没有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遇罗锦一九八六年到德国定居，并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此后就再也没有
回到中国大陆来。我很理解我姐姐不愿意回来的原因，她年轻的时候太坎坷了，虽然后来落实政策，她又写书，好像挺风光，但是，她的第二本书《春天的童话》在发表的时候，忽然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好多刊物都在批判她的这本书。另外，当时北京开展了一个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虽然没有全面搞起来，但是她的单位也要求她作检查。她出国后，可能感到国外没有这种压力，而在中国总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决定不再回国了。她在德国也成了家，生活比较清闲，也写写书。我们有时劝她回来看看，她也没有兴趣，可能是这块土地对她的伤害太重了。
主持人：请介绍一下你们兄弟三人中，还没有详细介绍过的遇罗勉。
遇罗文：我的弟弟遇罗勉是一九五零年出生，比我小两岁，在我家是最小的。
在我哥哥被捕以后，全家人除了被抓走的，剩下的人都被群众专政，当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要忙着往我们被关押的监狱、教养农场和单位送日用品，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中学生。我和哥哥、姐姐的童年还算有过短?旱暮萌兆?，而弟弟罗勉从记事起就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当时我们家总是在提心吊胆当中生活，唯恐我的母亲又被抓走，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被抓走了。
弟弟罗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无忧无虑的童真，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才造成他那种内向的性格。我弟弟从小体质就很弱，但是他特别能吃苦，当我们在东北插队落户的时候，农民认为最累的活是割庄稼，许多知青到割庄稼的时候都请了假，想躲过这个活计，最后一直能坚持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连农民都很惊讶。他不仅能吃苦也挺能干，当时我们干过好多种副业，最有成效的是走乡串村的给人照相，同时我们也结交了许多知青和农民朋友。我听罗勉说，前几天他的一个棋友，恰巧就是我们过去结识的一个知青，他风趣地说：“遇罗勉是最前卫的，三十年前就下海经商了。”
改革开放以后，遇罗勉因为带领他们科室创下可观的经济效益，而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不料转了年，因为姐姐遇罗锦在德国政治避难的缘故，罗勉出差想坐飞机领导都不敢给开介绍信，从此以后，罗勉就毅然地辞去了工作，下海办了自己的公司，经济效益也挺好的。现在，他和我共同研制高压水射流切割机床，同时还搞了好几项其它的发明。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才华被那种畸形的环境消耗了一大半，他三十岁才开始上大学，我想假如他的童年得到的是健康和愉快，假如他能够受到正常的文化教育，假如他的青春不是消耗在低效率的农业手工劳作上，我相
信，他一定能有更多的、闪光的成就，一定能作出更多的贡献。当然了，被埋没的岂止他一个人，那是一代人！我认为，这真是中华民族不可估量的损失。
主持人：您在《我家》这本书里介绍你们家八十、九十年代的事情并不多。
遇罗文：对，我的这本书只写到一九七九年年底。
问：您有没有计划继续写下去呢？
答：这不好说，因为我即使写了也可能被删节，因为涉及到政治敏感问题，《我家》这本书就被删掉了好多，我觉得很可惜，如果要写离现在更近的这段历史，可能被删掉的更多。所以，我想把写作计划往后再拖一拖，当然我一定要写。
问：您父母后来的情况如何？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答：我庆幸的就是，我父亲母亲都活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总算看到了希望。我母亲落实政策以后，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她就回到了东城区政协，继续作政协委员，分管的工作就是落实政策。她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因为她自己就深受不落实政策之害，所以干得很有兴趣，她一九八四年去世了。我父亲的专业荒废了，根本不可能再搞土木建筑专业了，可是他的日语很好，所以他翻译了几本书，同时还去教日语，八十年代学日语很热门。我父亲是一九八八年去世的。
问：现在有没有当年经手遇罗克案子的人出来讲话，承认当时的错误，或者证实当时的情况？
答：没有。不仅如此，就连当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从我们家抄走的大量的日记、信件、相片到现在也不发还给我们，我去要了多少次都没有要回来，我觉得非常遗憾。
问：还有没有别的遗留问题？比方说官方对遇罗克的评价、对家属的抚恤等等后来是怎样处理的？
答：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政府应该懂得道歉，其实我们家没有过高的要求，并没有要求追认遇罗克烈士，因为我们并不看重这种称号。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伟大，人们自然会纪念他，相反如果一个人被定为烈士，如果他不够那么伟大，人们很快就会忘掉他，像这样的所谓烈士，不用我举例，也不乏其人。让我特别遗憾的是，我们家虽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不等于做了坏事的人就不该忏悔，并为错误作出补偿。
事实上，不仅像我刚才说的应该还给我们的那些被抄走的日记、信件和照片没有还给我们，甚至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份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据说还成了禁书！出这本书纪念遇罗克有什么错误呢！发行单位还受到了中宣部的批评。对此我非常不理解，遇罗克被平反是在一九八零年，首先是《光明日报》刊登出来的，还发了很长的文章，称遇罗克为“划破夜空的殒星”，“逆风恶浪中的雄鹰”，溢美之辞很多。而且继《光明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都转载了。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遇罗克在现在的政权下就是一个正面的人物，政权并没有变换，可是我感到遇罗克居然好像成了反面人物了。
虽然有不少报刊在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把遇罗克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刊登出来，但是往往有些情况不是这样。比如《人民画报》曾经跟我约稿，他们想在五十年大庆的时候出一个集子叫《中华儿女》，已经选上了遇罗克，我写了文章，他们也准备为遇罗克留出一页的篇幅，但是，在快付印的时候，突然把有关遇罗克的一页撤掉了，对此我非常不理解。
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是文革中影响很大的一份民办刊物，我们的报纸当时发行了几十万份，甚至有人把它抄成大字报，有无数的人读到了它。我认为，回顾这段历史是很光彩的事，他们反而很回避、甚至不提它。
主持人：谈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常常和《中学文革报》联系在一起。您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之一，能不能谈谈当时办报答情况？
遇罗文：近两年我们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后，当时跟我们一起办报的牟志京从美国回到了北京，我们组织了一个人数最多的聚会，牟志京提议让大家都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可以纠正记忆上的偏差，使有些问题得以澄清。
《中学文革报》的发起人有三个：我、牟志京和王建复，在创办《中学文革报》之前，我曾经在我所在就读的北京六十五中成立过一个叫“北斗星”的战斗队，在这个组织中油印过《出身论》，并且组织过座谈会，我还把油印的《出身论》到处张贴，贴到了北京四中，牟志京他们看到以后就到六十五中找我，我们一起商量怎么能够扩大宣传《出身论》。当时就想到要办一份铅印的报纸，这样印数会比较多，影响也会比较大，这样，我们就开始筹备纸张，寻找印刷厂。
第一期我们只印了三万份，出版以后我们发现读者非常欢迎，效果特别好，所以马上我们就出版了第二期，大概也印了三万份，报纸上四分之三以上的文章都是遇罗克写的。遇罗克不仅文笔好，而且写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有时候一两万字的文章往往一天加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以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的。
第三期开始我们就增加了印数，当时纸张供应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的报纸影响大，所以批发部门特别多批给我们纸。我们还为《出身论》印了专刊，印数达十几万份。《中学文革报》一直出到第六期，第七期在排版的时候，当时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大毒草。社会上就开始对我们进行攻击了，其实此前也有人攻击我们，但是还没有武力的行动。戚本禹的讲话发表以后，有人就开始抢我们的报纸，砸我们的版，我们就不能往下办了。我们这六期可以说都是围绕批判“血统论”这一个话题。
主持人：你们有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整套的《中学文革报》？
遇罗文：我们当时严格地按照通知，即所有的报刊都给北京图书馆寄三份，可是他们是不是保存了下来，我们不知道。我的这一套报纸是任众保存的，他是右派，当时也面临随时会被抄家的危险，报纸是由他的弟弟妹妹保存下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知道我非常需要这套报纸，就给了我，我还没有听说我们中有谁保存了完整的一套《中学文革报》，因为所有参与办报的人当时都面临抄家的危险，没有办法保存这些报纸。本来报纸的铅印纸版是在王建复家保存的，他母亲害怕，就都烧掉了。我们后来见到她，她也感到非常可惜，但是当时也没有办法。
主持人：给《中学文革报》写信的读者你们有联系吗？他们有没有受到连累？
遇罗文：我只知道那些跟我们家通过信的人，比如孙钢，他被判刑十五年，实际坐牢十一年，一九六八年被抓，一九七九年才获释，他后来到了美国。我还知道一个因给我们写信被判刑的叫云杰，是银川人，他好像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实际坐牢十年左右，落实政策以后，他开了一个小书店，还能够维持生活。还有一个被判刑的，叫丁广武，是合肥人，他是我们报纸的读者，因为和我哥哥通信受到牵连，被判了无期徒刑，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被放出来。他的命运很惨，原来和母亲相依为命，他是独子养活着寡母，他被逮捕以后，他母亲就靠卖冰棍维持生活，就盼
着儿子出狱，所以一直顽强地活着，结果儿子获释回家，没有几天她就去世了。丁广武很能干，在合肥当过干部，又办过一个小纺织厂，他现在的生活不错。
问：在书中提到一位因为参与《中学文革报》的工作，代替遇罗克接待读者，后来受到严刑拷打，被监禁几个月的郝治，他的情况怎么样？
答：郝治学的是造纸，落实政策以后，他就到北京造纸十一厂当了搞技术的副厂长，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可能让他当正厂长。一直到一九九八年，终于让他当了正厂长，据他说，他是他们局的系统里唯一的一个非共产党员的正厂长。一九九九年他的工厂被一家合资企业收购，他就回到了造纸研究所。
问：您书中的人物，除了您的家人，其他人都是用真名吗？
答：不是，因为有些人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不便写出他们的真名。有的人曾经给我们的编辑部带来灾难。比如有一个人，我们原来都是朋友，遇罗克也非常喜欢他，他的文笔很好，我们在辩论会的时候他也很爱发言，很能切中要害。
他是北京四中一个小组织的头。但是，当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说我们是大毒草以后，他却成了反戈一击的急先锋，本来外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印刷报纸，就是想抄砸我们也找不到地方，可是他知道，因为我们关系不错，也没有瞒着他，他们就来抄砸我们，而且做得很过份，显示自己跟我们划清界限。到现在我们对他也很反感。
问：能不能谈谈您后来所从事的工作？
答：我下海很早，一九八四年就辞职，开始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到一九八七年我和我弟弟共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九九二年这个公司就不再办了，我们决定继续研究技术，就是水利切割设备，这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能够生产。我们研制的是这类设备中比较先进的型式，叫前混式，它比原来的那种后混式先进得多，很节能、成本很低，所以它很有前途。我们经过努力终于把它研制出来了，据我们所知，现在能够造出商品机型的只有我们一家，为此我们也很自豪。一直到现在，我和遇罗勉都在这家公司工作。
问：您自己的家庭，以及遇家下一代的情况在书中没有详细介绍，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现在在清华大学二年级，是在生物医学电子工程系，小儿子上小学六年级。我弟弟遇罗勉有一个女儿，现在在复旦大学四年级，学物理专业。我姐姐遇罗锦只有一个儿子，现在有三十岁了，但是一直没有联系。
主持人：你们的儿女对父辈对遇罗克和你们的上一代是不是有了解？他们现在看到《我家》这本书以后，有什么反应？
遇罗文：本来他们对我们的过去不太了解，我们之间毕竟有所谓的代沟，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他们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都不想去了解一个他们不熟悉的过去。但是，自从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有意识地让我的儿子参加了一些座谈会等活动，他才开始知道他们的大伯遇罗克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座谈会上，一些专家学者对遇罗克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比方说，他们把《出身论》说成是中国的人权宣言，认为遇罗克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所以，我的儿子才开始想了解我们的那段经历。我曾经让我的儿子为我的书写了一个简短的介绍，他写得挺好的，本来想印在书的封底，但是后来改变封面设计，就没有采用。我认为，我的儿子终于比较成熟了，我的侄女也是这样，她读了《我家》这本书以后，也对我说：“大伯，我觉得你写的书很好，非常感人。”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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