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 一个普通学生成为清华红专典型的故事

tuffy05

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一）

副标题:一个普通学生成为清华红专典型的故事

在清华校友网上的前言

四个多月前，写了《非常年代的清华女生》这本书的金品玮到上海访亲寻旧，约我见了一面。见面时谈到了我写的东西，她说：你的文字前后风格不一。
我的文字断无风格可言，但她的话确有道理。刚开始写时还比较严肃，后来越写越油腔滑调、嘻皮笑脸了。为了一致，我决定听取金学长的意见，改写旧文。
俗话说：“学坏容易学好难”，因此，我的改写，便是拉下严肃的面具，露出油腔滑调的本来面目，对“我的前世今生”大开杀戒。《槐树下的记忆》便是从“前世今生”脱胎而出的，《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算是第二胎，还刚露出头来，见网上诸位学长争得面红耳赤，便急着出来见世面……。我只好再使点力气，尽快将她“挤”出来吧。

初进清华

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活到八十四岁，死了也不忘数学。他的墓志铭是便是一道数学题，让过路人从他何时长胡须，何时结婚，何时生子等推算出他死时的年龄。
我母亲没有文化，不懂数学，但她的生育史却可以和丢番图的墓志铭PK一下：大姐、二姐、我和大妹依次相差三岁，而这四人依次相差的年龄总和恰好是大妹和小妹相差的年龄。因此，只要你知道其中一人的年龄便可推算出其他几个人的年龄。
年龄依次相差三岁的大姐、二姐和我居然是同一天进的学校门，那是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的一九五○年。
晚了六年上小学的大姐忍受着同班同学的讥笑，读到初中毕业便跟着招工的人跑到了四川，晚了三年上小学的二姐中专毕业后也跑到京郊沙河当了工人。只有我的运气好，解放军不早不晚，在我该上小学的时候进了大上海，十三年后我又得天独厚地走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

在学校迎新站，接待我的高年级学生是力803的祁力群，扁圆的大脸，穿着朴素，苏北口音。他一路帮我拎着被子，一边介绍着系里的情况。
六十年代初，清华最拔尖的学生被称为“万字号”。很巧的是，我走进校门遇到的第一个学生便是个“万字号”，属小概率事件。我后来常常被人误传为万字号学生，其实是完全不确的。走在祁力群身旁称得上是我和清华“万字号”称号最“接近”的一次。
文革刚结束时，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祁力群曾向蒋南翔校长提到了我。据祁说，蒋答复他：“没什么印象，大概是个‘千字号’学生吧。”
虽说被校长“钦定”为千字号学生，却来自非官方渠道，也不能算数的。但这段“史实”应当公诸于众，有利于否定万字号的说法，可免谬种流传，有损清华“万字号”的声誉。
“万字号”学生祁力群后来成为颇有名气的数学家，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首席教授(Chair professor)和系主任。

我最喜欢的称号是“文弱书生”，这倒是有目共睹的。在刚进清华的那段日子里，我徘徊在荷塘四周。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我追寻着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意境。
我也曾在新林院和胜因院一带寻寻觅觅。在绿树参天浓荫环抱下，一幢幢西洋别墅若隐若现。那是一代大师闻一多、俞平伯、陈寅恪、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住过的地方。
在我的心目中，这片绿洲如同科学和文艺的圣殿，让人顶礼膜拜。
共产主义革命给了我走进学校的机会，但引导我走进清华园的却是那些科学和文艺的大师，是我躺在北京图书馆院内的石凳上时产生过的那些梦想。
然而，就像解放军不早不晚地在我该上小学时解放了上海一样，毛泽东也不早不晚地在我进大学前夕的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彻底堵塞了新一代清华学子通往这片绿洲的道路。

初进清华读的那些子丑寅卯，大多不记得了。但清华文艺社团在大礼堂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倒是记忆犹新。剧情很简单，但好就好在符合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剧中，干部子弟林育生成了“忘本”的典型。他贪图安逸的生活，挖空心思要在毕业后分配到大城市工作。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他读了母亲牺牲时写的血书后幡然醒悟。
林育生痛哭流涕时当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农村跑到城里，为了“让城市更美好”而贡献青春，没有人指责他们贪图安逸。
虽然演的是革命戏，但女主角总是最吸引眼球的，扮演林育生女友夏倩如的是工程化学系学生秦茗。《年青的一代》的幕后花絮和我的一篇文章同时登在校刊《新清华》上，让我始终记得秦茗这个名字。我从网上得知，秦茗后来不幸因病早逝，而她的母亲宋书如却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登上舞台，搽口红，描眉毛，在全国形象大使大赛中得了第三名，让新一代的年青人刮目相看。

但林育生毕竟是舞台上虚构的人物，让我们这些新生惊心动魄的是后来“反右教育”中那些活生生的故事。
袁永熙，党委书记，在清华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豪门三少爷英俊潇洒，当了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又和陈布雷的女儿一起投身革命，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蒋介石的身边。
钱伟长，从美国归来的大教授，闻名全国的科学家，传说中的“三钱”之一。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经历不怕方舟子打假，因而深受学生敬仰，但追随他鸣放的清华工程物理系物八班学生在反右时几乎全军覆没。
黄万里，留美教授，水利专家，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三公子。在治黄会议上，众人皆醉，唯他独醒，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大坝修起来了，又没有采取黄万里提出的补救措施，结果祸害无穷。
项志遴，青年才俊，年纪轻轻便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人在中国科学院，但既是清华毕业，又是科学院的二号大右派，人才难得，被清华“回聘”当了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又被刚创办的中国科技大学如获至宝地聘为物理教员。
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史诗，但在“反右教育展览会”上，这每一个人都成了凶神恶刹似的右派分子。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这是黄万里当时发表在《新清华》的杂文《花丛小语》里的一首词，曾被毛泽东斥之为“这是什么话”。
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虽然都和“三”字有缘：三少爷、三公子、三钱、三门峡、三等奖，但他们独独忘了“三思而行”的古训，在一九五七年的早春不惧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鼓起笙簧舌，也绝非如黄万里的自谦，仅仅是“花丛小语”，每个人都有过精彩的表演，他们被批斗的下场自然就不是林育生在舞台上痛哭流涕后幡然醒悟那样简单了。
应当说，年年为入学新生举办的“反右教育”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教案之一，它让数万清华学子从此不需埋头读书，而是努力洗心革面，惟恐像三少爷、三公子那样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虽说是“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但人人都必须将这些尚未飘忽的“曹公黄祖”揪出来口诛笔伐一番，以示接受教育云云。我后来被清华党委授予“典型”称号，“反右教育”中的思想转变便是一个重要环节。
但反右教育办得如此成功，让舞台上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而观众往往会被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出色表演所吸引。这些大右派的精彩表演和命运不仅在当时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日后又奇妙地在我的人生途中如影相随，难以忘却。因此，反右教育也在我的潜意识中播下了“异化”的种子。我既钦佩他们的勇气和学问，也始终疑惑着他们的原罪。在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别人，竟然是项志遴。当黄万里的女儿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时，也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当然，袁永熙的夫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年轻时仰慕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叛逆者，在文革时跳楼自杀的悲剧更让我唏嘘不已。
在这些人中钱伟长是我唯一见过的人。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日，我忽发奇想，独自一人悄悄地溜进了钱伟长在照澜院的家。四合院，门开着，虽是白天，但室内有点昏暗，他像一个百无聊赖的老人枯坐着。我自报了姓名，他面露惊讶，但回答说：“我知道，你是力学系的学生。”作为老师，他没有谆谆教导，作为学生，我也没有虚心求教。我没提反右事，老师也不问文革事，昏暗中有的只是一种受难者的心灵交流，但我表达了藏于心间多年的对老师的敬重。出门时，他站起来送我到门口，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


叶志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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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二）
(2010-08-13 15:53:37)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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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们一进清华便丢掉了书本，那也是不合事实的。尽管革命的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但对我们这些新生而言，起初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每个人都还沉浸在考进清华的兴奋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个美梦正在等待我们去实现。
“Try，Try ，Try again”,不知什么原因，临床的四川同学高声朗读课文时的这句英文会一直留在脑中。
图书馆,不仅是藏书的地方,也藏着我们许多美好的记忆。紫色的花，红色的砖墙，白色的大理石，曾经编织着我们彩色的梦。
抢占图书馆里的座位，好安安静静地读书，成了初进清华后每天的头等大事。但粥少僧多，难求一座，抢到了比进世博会的沙特馆还让人兴奋。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除了反右教育展览会上右派分子的照片挂多了外，大概也和那时候图书馆的座位太少有关。大英图书馆的座位便很多，马克思每天都可以坐在同一个座位上，还留下《资本论》是将这座位下的水泥地磨出坑后才完成的佳话。我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退而求其次的是到自修教室看书。我们班的自修教室在旧水利馆，但我很少去，这原因一是远了点，二是见不到美女。可见，初进清华时真正影响读书质量的并不是革命宣传的“隔靴搔痒”，而是“少年维特之烦恼”。

H，苏州姑娘，力学系9字班的美女，常在图书馆见到她。苏州人说话像唱戏，但几乎没听到她说过话，只是埋头在看书。她和我不同班，后来上数学提高班（就是岑付校长扔粉笔头的课堂），才算是和她“同班”了，但也还是很少听到她说话。不久便听同学传说她家庭出身不好，有一个身世复杂，但令人同情的母亲。H立志要发奋读书，将来好让可怜的母亲过上好日子。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女生中是数一数二的。
在书读的越多越愚蠢的年代，她的梦想自然很快便破灭了。她学的专业和陀螺力学有关，但被分到安徽一个小城的卷烟厂当了卷烟女工。
那真是一个命运的大转折，她觉得自己就像陀螺一样被完全转晕了。在这小城里，爱情的挫折更使她感受到母亲的红颜薄命。好在中国社会也同那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终于转到了新的一页，读研究生，出国留学，让她重拾起遗忘在图书馆的书本。

秋天的清华园是美丽和迷人的。那本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晚风习习，灯光树影中，我常常独自在校园中沉思，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是那样短暂。
深秋时节，作为党史教育中的一课，全班同学随辅导员朱育和盘腿坐在圆明园遗址的废墟前。
今天，那遗址已被锁在深闺，四周是亭台楼阁、茂林修竹，成了“景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也需要付钱了。但买了票进去，有的只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少了英法联军劫掠焚毁的历史感，那几块断石也失去了当年的苍凉感。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写于清华图书馆。我人生中的“雷雨”发轫于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兮。
“隔靴搔痒”式的思想工作开始触及灵魂。
世纪之交，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面对那些直立着的，横躺着的，仰卧着的，斜依着的断壁残垣，深感羞愧，写下了三十多万字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有揭露，也有忏悔。
一个外国人尚且如此，我们这些中国人面对这片废墟时当然个个义愤填膺。我们不仅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且将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一起放到了历史的审判台，国仇家恨，忆苦思甜，从来都是激发力量的重要元素。
许多同学出身贫寒，自然有苦可忆，我也声泪俱下地讲述了母亲悲惨的童年和她遭受日军欺凌的故事。
就我而言，那次“忆苦”既是触景生情，也是对母亲所受苦难的真情表露。
我的发言一定生动感人，不仅听者凝神，事后不久，校刊《新清华》便来约稿。我入学三个月后，以我母亲童工生涯为主题的文章《话苦甜，决心要接革命班》刊登在《新清华》上。
文章是由徐宝耕老师将我事后追记的发言稿改定的。改稿时，朱育和老师带我去见了他，并告诉我徐老师是政治教研组的才子。那时候他还年轻，我印象中他的话并不多，三言两语。园脸，微胖。而我当时觉得才子都应当是瘦瘦的，如鲁迅，如郭沫若，所以有点奇怪他怎么会是才子。他后来的文字，我还是在他去世前后才看到的，确实非常有才气和深度。难怪他后来做了清华人文学院副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受到那么多人的赞扬。不过，那时候他一定已很瘦了。

从此，我进入了清华党团工作者的视野。新林院和胜因院那一片绿洲则逐渐退出了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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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三） (2010-08-15 12:25:48)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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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箭原理到两架发动机
在数学提高班教课的是承毓涵老师，不到四十，很饱满的脸，只有冬天围条围巾时，我才觉得他有点教授的味道，不像教力学的张福范老师，第一天进教室时我便觉得他很有大学教授的派头。但承老师很和蔼，总是面带微笑，即使有一位后来当了清华副校长的学生往黑板上扔了粉笔头，也未见他发脾气。他讲课时颇用力气，声音宏亮而有节奏感，和他的脸一样显得饱满。
有一次去看苏军红星歌舞团演出，我代表观众向演员献花时注意到那雄浑的男高音、男低音和脸部、喉部的肌肉很有关系。
和普通班不同的是，提高班的数学分析课用了G. M. Fihtengoltz的《数学分析原理》做教材，书有七、八册之多，配有四、五千道习题。有的题很难，让人望而生畏，但有个姓沈的学生花了一年半时间，牺牲了每天的午休时间居然将这些题目全部做完了，他后来也就成了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出了几本教科书和习题集。他在书里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士名就万卷破”，或许对学数学的人而言，应是“一士名就万题破”。
一天下课后，我正要离开教室，承老师叫住了我，他从放在讲台上的包里抽出一叠纸，问我：“这是你写的吗？”我一看便红了脸，仿佛被老师看到了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叠纸是我在北京图书馆自学时寄给《数学通报》的一篇稿件：《火箭飞行的数学原理》，因为没有回音，我早已忘了它，不料竟在清华老师的手里再次见到它。我自觉文章幼稚可笑，却又装成大人的口气说话。站在老师面前，我顿感无地自容。
但承老师说：他从班上学生名单上见到我的名字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他大为惊讶。文章虽无创新之处，但他认为一个中学生能将火箭的相关理论归纳整理成这样一篇叙述十分清晰的文章是难能可贵和值得鼓励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进入清华后不到一年，这篇文章刊登在《数学通报》上。三个月后，承老师又将我的一篇算是有点创新的论文拿去发表了。
就承老师而言，他只是尽了一个教师和编委的责任，并无任何“政治企图”。但此时的我已进入清华党团工作者的视野，这件事显然让他们觉得这数学里面有政治。

清华园本是藏龙卧虎之地。近百年来，这座既带有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奇耻大辱，却又十分西化的学校，倒也以它得天独厚的条件培育了无数出类拔萃的人物。
无论是学术大师，风云人物，乃至真命天子，清华园里应有尽有。
即以学业而论，当年各系都有万字号学生在，如今和我同时在校的学生中也出了好几个院士、名流。在这个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里，仅凭我母亲那些受难的故事，政治辅导员朱育和纵有天大的本领和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恐怕也难以将我塑造成一个“典型人物”。
虽然“我另辟蹊径“，但发表了我的论文的《数学通报》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术刊物，只是一份以中学数学教员和数学爱好者为对象的专业杂志，偶尔登几篇小有心得的论文。这样的“成功”在各类杂志多如牛毛的今天当然是很容易被复制的，大概不需要获得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才办得到。
我之“幸运”是当年的出版物太少，一个中学生或大学一年级学生想要发表文章确实有点难度，起码得自己的老师碰巧是杂志的编委才行。于是，世缺杂志，遂使竖子成名。
我“根红苗正”，又年纪轻轻发表了数学“论文”，从清华党团工作者的视角来看，这和“又红又专”也就相距不远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便是如何同党的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考入清华前我因病休学，在这一年休学期间，我在北京图书馆埋头苦读。我不仅因此而写出了《火箭飞行的数学原理》，而且阅读了大量科学家的传记。
“高祖常繇（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当我从书中读到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人在科学史上的丰功伟绩时，也不禁叹曰：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一理想自然成了我发愤学习的动力。然而，当我跨进清华大门后，我被告知，这是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想要成为“资产阶级”，没有一点真假本事或社会地位或许不太容易，但在我们那个年代，似乎人人都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譬如，在党史课上，一位教员十分雄辩地提出了一个命题：“如果你在银行里有一万元存款，那你一定是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台下的学生都笑了。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而言，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既觉得一万元存款多么不可思议，又庆幸自己大约一辈子都不会因为拥有一万元而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然而，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却富有思想，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十分宽松，只要你有一、二条胡思乱想，便可准于加入资产阶级分子的行列。
正在追求革命的我当然不甘愿滑入资产阶级的泥坑，但我也还是疑惑。于是，我的既为革命又为个人而努力学习的“两架发动机”设想便出笼了。
“两架发动机”这一提法既形象，又是当时众多清华学子或明或暗的真实想法。
朱育和老师敏锐地抓住了我的“话思想”，并从哲学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对“两架发动机”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他雄辩地证明了“两架发动机”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我终于成了清华园里的“典型人物”。

tuffy05

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四） (2010-08-16 12:22:0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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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和困惑
和清华同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有一个大人物，付校长杨献珍。一九六四年，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这一哲学命题。毛泽东说“一分为二”是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律，“合二而一”一出笼便遭受围攻，被认为是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提法唱反调。
显然，“两架发动机”的核心正是企图将“为革命”和“为个人”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合二而一”。
忆苦，反右，批“合二而一”，我的“两架发动机”被大卸八块，清除污垢。修复后的发动机不转了，或者转得慢了，而我也就在一年以后“被红专”了。
四十多年后去追寻文革前几年中包括我在内的青年学生的真实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头脑中的“发动机”在不断的批判学习过程中被磨损了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在清华，有一批特殊的教师，授业为次，传道、解惑为主，传共产主义之道，解资本主义之惑，因而被称为政治辅导员。
朱育和，政治辅导员，我的“红专道路”总设计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却成为中共党史教员，仅比我年长六岁，白面书生一个，但充满着活力和热情。
我第一次在宿舍见到他时留给他的印象并不太好，我始终记得他当时微微撇嘴的表情。班上的团支书记孔延后来告诉我，我给人的最初感觉不像是一个纯朴的工人后代。
是我在圆明园遗址的声泪俱下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其实，他们当初的印像完全正确，我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除了从未忘记，也不打算忘记是一九五○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我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一事实外，已经和工人的后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文革前的两年中，朱老师老师孜孜不倦地对我进行着思想教育，我也亦步亦趋。但我从未听到过他一句“温情”的话，我们之间也从未涉及个人生活或爱好之类的话题。因此，尽管我日后的命运和他有很大的关联，但我并未和他建立起私人的情谊。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磨难后，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对他的敬重和对当年这段历史的无可奈何。
文革中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其主要罪状便是将我树为“典型”一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数力系学生在第一教学楼批斗他，我和团支书记孔延被勒令陪斗。当学生要求我和孔延揭发他如何推行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我们作了简短的发言。我已不记得发言的内容，但我们的发言一定伤害了他，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他看我们时痛苦的眼神和无力的辩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他的痛苦并非来自于我们的揭发内容，而是因为我和孔延曾是他的两个最信任并呕心沥血培养的学生。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却是那样刻骨铭心，我后来一直为他的眼神感到内疚和良心的不安。
幸运的是，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获得过这类“经验”。在我被斗得七荤八素后，我连作“污点证人”的资格都丧失了。
在中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政治压力下被迫伤害过自己的至亲、爱人或师友。我相信这中间绝大多数人像我一样受到过良心的煎熬！
“四人帮”垮台后，我去清华看望他，他非常高兴，并带我去艾知生家里。作为党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艾曾是清华党委中将我树为“红专典型”的主要支持者，当时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工作组进校后，艾知生曾代表清华党委召集党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开会，宣布移交权力。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艾知生在主持会议时镇静自若、临危不惧的神态给我很深的印象。事隔多年，我旧事重提，并表达了我的钦佩之意，因为那几天我曾经是那样害怕和软弱。艾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答我：“我还不是和大家一样紧张害怕。”
也许是谦虚，也许是真情。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外宣传的最后一道手续。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校刊《新清华》以整整两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文章：《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这前后，从团中央来的“一老一少”两个干部住进了我们的宿舍。他们通过“内查外调”和多次个别谈话，确认了我的“事迹”并无虚假成分。临走前，他们暗示将会在中国青年报上报道我的事迹。
一九六五年七月初的一天早晨，当我正背着书包去上课时，校园里的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内容：北京日报今天长篇报道了清华大学学生叶志江学习毛泽东思想，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事迹。
这使我略微有点感到意外，恐怕也是团中央那两个“一老一少”干部始料未及的。我后来得知，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的范瑾打电话给报社，抢在团中央之前发了关于我的报道。
随后不久，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相继刊登了我的文章。
我成了全国学生中的“名人”。

从清华校刊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刊登我的文章算起，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清华党委在文革中垮台，我恰好扮演了一年的“红专典型”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让我所扮演的角色嗄然而止是对我个人的一种解脱，它将我转换成悲剧中一个让人多少有点同情的角色。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文革，我这场戏会如何收场。
我完全不适合我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系列偶然的因素将我推上了舞台。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业务上，我都是不合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势必会破绽百出。
更为关键的是，我的个人气质完全不适合扮演这种需要抛头露面的角色。
在我行将谢幕的四个月前，我随艾知生参加北京市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交流会。
在西苑宾馆的卧室里，艾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我说：“你太书生气了。”
邓拓主编《人民日报》时，毛泽东批评他是“书生办报”。邓拓只得挂冠而去，留下“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的满腹牢骚。
可见在共产党的词汇里，“书生”两字等同于不称职、不合格，甚至于思想不纯正的意思。
艾知生果真人如其名，他太知道他的学生了。在这一年中，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有“书生累”的感觉。
那些必不可少的礼仪活动，如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纪念大会或外国歌舞团的开幕式之类，我的表演还差强人意，那毕竟可以沿用南郭先生的经验：滥竽充数。
最最要命的是一些大专院校，甚至日本青年访华团和外交部出国留学人员集训都会通过清华团委要求我去介绍我的经验。
对于这些必须单独表演的场合，我还是照搬南郭先生的办法：落荒而逃。
在那个年代，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人物经常如演员的巡回演出一样，到处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我最钦佩他们的倒不是报告的内容，而是他们每次作报告时都能充满感情。
就我而言，在圆明园讲述母亲遭受的苦难时泣不成声，那是一种真情的表露。当我在班上第一次讲自己的学习体会时，也是有感而发。然而，当我被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去重复讲同样的话时，我便会觉得是在演戏，浑身不自然起来。更何况，面对那些认真听讲的听众，我的“严肃不起来”的秉性会使我觉得这场面实在太滑稽。那时候，我不仅做不到“泣不成声”，说不定会笑得不可抑止。在我的入党宣誓仪式上，面对人人一脸严肃的表情，我使劲咬住下唇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来。
我的书生气质，我的无法严肃起来的秉性都使我难以将我的角色扮演下去。

tuffy05

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五） (2010-08-18 10:24:25)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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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文革爆发，两架发动机折戟沉沙。东风不与叶郎便，我只有卸妆下台，被锁在13号楼的宿舍里接受批斗，同室操戈，惊心动魄。
这同室操戈也是事出有因，一个连我自己都认为不合格的典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引起了争议和不平。那些不赞成将我树为典型的“异议人士”在文革中有了过激行为，如毛泽东所说，应属于“矫枉过正”，并不能将责任完全推给这些同学，对于他们的正确意见在文革前被压制，我甚至偶尔会在心中掠过一丝欠意。
“和谐社会”的好处是难以在一夜之间挑起仇恨，而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积冤甚多，文革成了“积冤”爆发的导火索。

四十年后，对于我被清华党委树为典型和最终未成正果一事又引发出议论，有了新的“异议人士”。
高子正，清华校友，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譬如，他对“五花八门的厕所问题”所下的功夫便很惊人，从“全球最佳风景的15个厕所”一直讲到俞敏洪的“清华高材生为啥要从扫厕所做起”，共有八个专题之多。
文革前的清华，毛泽东讲它是“盘根错节”，文革后人们又发现那里曾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样的地方闹起革命来，自然是风诡云谲、扑朔迷离。阿忆哥哥为探究清华文革真相而牺牲了，少杰先生走进这藏龙卧虎的大森林后，至今也并未闹清可以“一叶知秋”还是易被“一叶障目”。子正兄凭借他刨根问底的本领，自然善于对付那“盘根错节”的迷宫，因而能高举“谁来揭开清华文革重重迷雾？”的大旗，一连破解了六个清华文革之迷。
有了这样的功底，子正兄环顾四十年后朝野尽是清华毕业的朝廷重臣和院士名流，不禁叹曰：作为当年清华大学树立的学生中“又红又专”的典型，叶兄的能力和表现应该是无愧的，为什么树立的标兵未能起到预想的结果，也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和当初的“异议”不同，他强调的不是“因”而是“果”。对此一问，我原拟一笑了之，试答曰：当年清华党委在树标兵时显然没有注意到人才的培养和厕所问题有何关联，而我也一定没有“从扫厕所做起”，所以后来也就“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自然是在和子正兄调侃，但却让我想起班上的一个同学，文革时因被批斗而跳楼自杀的张怀怡。
“从扫厕所做起”在六十年代有一个更响亮的说法，叫“学雷锋”。当然，学雷锋并不限于扫厕所而是包括一切助人之事。譬如，孔和尚写北大往事，去开水房打水虽是小事，却是47楼207室里的学生每天都会遇到的“生计问题”。没有人喜欢提几个热水瓶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更不用说因为开水房较远，在烈日酷寒下打开水的痛苦了。打开水成了孔和尚们谈笑的素材。
张怀怡却乐于每天为同学去打开水，也乐于扫厕所，默默地做着这些“小事”。
他又是个严于律己的人，无论是学习还是练体操都极为刻苦。他被选入清华校体操队后便搬到代表队的宿舍去了，除了一起上课，不再看到他提着热水瓶的身影了。有一次他约我去健身房看他练习翻单杠，那一丝不苟，一遍又一遍的苦练让我非常佩服和感动，至今都能想起他双手揉搓着防滑的白粉的模样。那时候他已是校体操队的骨干了，获得了一级运动员的称号。
班上的“异议人士”认为，张怀怡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型，不像我既不能“从扫厕所做起”，被人称为“工人贵族”，更不注意锻炼身体。我也自觉不如，曾 向朱育和老师反映“异议人士”的正确意见，可惜未被采纳。
再后来便是他在被批斗前跳楼自杀的那天，我赶到现场，将他送到医院。一路上小护士直流眼泪，我也含着泪花。我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中说“大多数自杀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玩世不恭’，而是对人生十分认真。我的同班同学张怀怡在文革初期自杀而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对人生十分认真，也就难以接受像被批斗这样的羞辱。
张怀怡短促的一生曾让我感叹“峣峣者易折”。
或许，因为俞敏洪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主张“清华高材生要从扫厕所做起”。

其实，子正兄的问题已有不少人正面或非正面地提出过。国屏兄写过《历史的误会》一文，从人生行路的宏观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疑问，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高考时“选择哪那一类的专业”这种小事。 国屏兄的结论是：

当年我阅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感慨颇多。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历史的误会”这个词，还有他对自己的评价——“小布尔乔亚智识者”。这个翻译词在文革时是有些坳口的。说叶兄经历了一些“历史的误会”大致也可以，但是若说他也是个“小布尔乔亚智识者”，就略显不足。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BoBo族，是Bourgeois（布尔乔亚）和Bohemian （波西米亚）的结合。叶兄是浪漫之人。

人一浪漫，便不可以常理推断其行为，再加上“历史的误会”，便会有各种可能的结果，譬如“后来也就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说起历史的误会和人生中各种可能的结果，倒使我想起可爱的大邦同学，因为背着家庭出身包袱，当人人都在关心政治时，他惟恐躲之不及，也是全班最后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几十年后，当大多数同学都“淡出”政治后，他却以国民党元老的家庭背景而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频频发表政见。
这政治有时也真的很浪漫的。

也有人颇为严肃地“探讨”过子正兄的问题，曾昭奋教授便是一个。每年校庆前后，他都会著文反思清华的风风雨雨，十多年来已结集成册（《清华园随笔》）。十一年前，他在《科学春秋》一文中已对我“后来也就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一事下过结论：

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那时的清华大学要求他这个小青年做的则是高高地举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旗子，让他用太多的时间去批判自己。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仅在校内的报纸上就发表了三篇文章，批判自己“两架发动机”（一为党为国；一为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取代了数学，改造思想成了他的主课。事实上，即使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在当时那种“左”的引导和关怀下，多少个叶志江，也出不来第二个华罗庚。

今年二月间，曾昭奋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又发表了《寻找北大 回望清华》一文，将我“后来也就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的原因再一次归结为六十年代的清华教育：

叶志江，一九六三年考入清华数学力学系，他在数学方面显露出的才华远远超过当年的杂货店小伙计华罗庚（参见拙文《科学春秋》，《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然而，同一个清华大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华罗庚，却在六十年代毁掉了叶志江。今天，当叶志江回望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时：“我已年过花甲，也离开大学圈子多年，我早已醒悟到在科学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需要一个人潜心以求。潜心不下来是不行的。‘文革’前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潜心’，它所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几十年中偌大中国几乎没有培养出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今日清华学子中会有人能不受环境之诱惑而潜心于书斋吗？”
从陈寅恪到资中筠到叶志江，几代清华人回望清华时，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共同的诉求和企盼，至今没有放弃。

这段话中起码有两点是不正确或不够正确的。
一是说我的“数学方面显露出的才华远远超过当年的杂货店小伙计华罗庚”，这用子正兄的话便可反驳之。按子正兄的判断，我当年就不应该考清华数学力学系，而应“选择北大之类的文学艺术学院”，可见我的数学“才能”不足挂齿。
二是将我“前程”被毁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或“六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教育）”都有失公允。
文中引用我的那段话出自我的一篇文章：《我的前世今生》。我确实讲了“文革前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潜心”所造成的后果，但我最终走上默默无闻的道路却有着更多的内在原因。
文革前各校树的“标兵”并不是全军复没。中国戏曲学校的李维康便脱颖而出，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南京大学的温元凯和浙江大学的竺苗龙也都成过气候。
但清华大学将我树为“标兵”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为此，我探讨过“牛和马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总书记翟秋白在福建长汀临刑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他称自己以一介书生、“懦怯文人”而虚负共产党领袖的名义为“历史的误会”。
在他看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群龙无首的共产党一时找不到强壮的马来拖这“几千斤的辎重车”，只好在他这头“牛”身上套上辕具。几年后，当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雄赳赳地从莫斯科杀回中国时，瞿秋白遭到批判。他却如释重负，因为“马”来了，他这头“牛”可以休息了。或者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几十年中，我对瞿秋白产生浓厚的兴趣，多半是他的这段人生经历让我产生共鸣。
我也曾当过拉车的“牛”。
日后，我也并未像大邦同学那样“官运亨通”，也就自知之明地为自己制定了人生策略：“深钻研，广交友，不做官。”
即使我后来混上个一官半职，恐怕也早就犯错误下台了。因为如国屏兄所说，我属BoBo族，而Bourgeois（布尔乔亚）会使我犯政治错误，Bohemian （波西米亚）会使我犯生活错误。
“不做官”我是做到了（这应当是很容易的，除非你是黎元洪，躲在床底下都会被人拉出来做了大总统），但“深钻研”却并未做到。因为人到中年后，我自觉已无可能在科学上作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我既不想玩“俺把你哄也”的学术游戏，也不愿流落为蒋春暄那样的“民间科学家”，于是便远走他乡，为稻梁谋了。或者，如柳三变那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醉卧温柔乡。
像我这种不止“三变”的经历当然不足为训，也不能为任何关于“人才的培养或者扼杀问题”的研究提供正面或反面的依据。
人生行路，会遇到无数的歧路和穷途，或让你难以选择走哪一条路，或让你无路可走。我既非千里马，连老黄牛都不是，能混出个人样便不错了。
但我自觉此生非虚。

tuffy05

清华校友在《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后的留言（一）
(2010-08-18 13:10:27)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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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川
“我知道，你是力学系的学生。”“谢谢你来看我。”
叶志江
沈兄，我知道，你是力学系的学生。谢谢你来看我的文章。
毛荣田
“年年为入学新生举办的“反右教育”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教案之一，它让数万清华学子从此不需埋头读书，而是努力洗心革面，惟恐像三少爷、三公子那样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叶公依然大才子也！
叶志江
毛公过奖，不批评我“这是什么话”已是皇恩浩荡了。
林海
油腔滑调轻悲欢，嘻皮笑脸重情义。
叶志江
林海兄还是不忘严肃之事。
侯国屏
看来骨子里是“右派”了。
叶志江
是左派的骨头，右派的头脑，中间派的心。
英英
还好嘛, 看你走路并没有左倾, 哪来的左骨 ? 嘻嘻 ! ( 不习惯严肃 )
左派的骨头，右派的头脑，中间派的心。" -- 至少有平衡点. 了不起 !
叶志江
老了，不参加运动，腿骨往哪里倾斜已不重要。但敲键盘的手骨恐怕有点影响，写出来的东西“左倾”，只值“五毛”钱。
英英
哈, 还说呢, 你的 blog 文章都给五毛"没"了, 可见, 五毛不欣赏你哩 ! 不理他, 有我们欣赏足够, 谁看他们啊 !
叶志江
两边都有人不喜欢我的文章。右派不喜欢我的骨头，说太轻，只值五毛钱；左派不喜欢我的头脑，说太敏感，抡起板斧排头砍去。
英英
好聪明的回答 ! 过去, 概念中对 " 中庸" 被灌输成贬意词. 其实, 或左或右的过激/过偏才让渐渐老去的我们, 看出了笑话.
杨雨甡
还是应该摸摸脖子后面有没有突起的一块骨头，呵呵。
叶志江
是脑后的反骨吗？原来好像有，懒觉睡多了，睡平了。毛泽东说黄万里有反骨，他气不平，睡不着，九十岁时反骨还在。
杨雨甡
老了，脖子后面的肉厚了，那骨头，看着似乎没有，细细摸去，依然在。
顾耀文
“文质彬彬”——叶公从青年到老青年皆一如既往。
人的“文质”和“音质”一样，往往千人千样，各有特点，比如老友来电话不用自报家门也能听出是谁。看鲁迅文章，不具名也可识得是谁。
“文质”是相对稳定的，而“文风”却可以危坐论道，也可嬉笑怒骂，皆随内容而变。像张艺谋，既拍“红高梁”，也拍“三枪”，相对而言中国的京剧是很程式化的，花脸是花脸，青衣是青衣，老生是老生，但有时也“反串”一下，给人惊喜。
窃以为，“油腔滑调”也罢，“字正腔圆”也罢，有“文质彬彬”在都是好的，决不会像郭德刚那样犯“三俗”。
顾耀文
MS。H 是我高中同学，卷完烟之后终于回了苏州，后又出国，现在在加拿大，愿她苦尽甘来。
想做“才子”，先得减肥。
肖宁
毕业三十周年返校时，在大礼堂前遇到了几位苏州老乡，合影留念。
谁有胡XX加拿大的联系电话或电子信箱，能否提供给我？趁我还没离开加拿大，跟她联系一下。我起码要告诉她，这么多的清华才子至今对她念念不忘，哈！起码让她多活十年，苏州人叫“OU  SIN！”。啊对？
叶志江
真糟糕，季羡林老先生虽然在他的书中用了“H”一类的代码，但他说：“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这样的书”.。
那是北大，清华的学子更喜欢搞点索隐，还图文并茂，让我怎么写得下去。
林海
叶志江引《离骚》句：“朝发轫于苍梧兮，夕馀至乎县圃。”我以为，这里不能用“馀”，应写作“余”。“余”字指“我”，但“馀”字不能指“我”。“馀”的简化字是“余”，它们都可以表示“剩余”等意义，或作为姓氏，在这些方面两者是相通的。但不能反过来说，“余”字的字义就等同于“馀”，“余”字表示“我”的字义即是一例。
我还想起类似的一件事。旧鼓楼大街改造之后，家家户户的门上都写上了对联。时下风气，以写繁体字为“有文化”，写对联尤其如此。有一家门上的对联原本要写“青松翠柏”如何如何，但想起“松”的繁体字是“鬆”，于是把“青松”写成了“青鬆”。把我看得倒噎了一口气。自仓颉造字以来，就没听说过“鬆”是一种树啊！
叶志江
林大侠，你的说明很好。我是一边写，一边学。看起来是“旁征博引”，其实是利用互联网的便宜之处，临时找的。这有点像文革时写大字报，写到某处，觉得应配上一条毛泽东语录，便去翻红宝书，找一条合适的放上去，有时也会抄错，抄漏，记得有人告诉我无九的高光荣写大字报是个快手，其秘诀便是先写文章，再找语录“嵌”到文章里。
石恩潮
铁嘴钢牙嚼人生，怡情才气闯江湖。
迟延崑
佩服叶公的胆量。敢去看钱伟长。文革中许多人都想到反右，但只有两个人跟我议论过简短的几句，但是多数人都知道那是个暂时碰不得的问题。
叶志江
迟兄，谈不上胆量，那时候常有一种内心的冲动，想去看望和自己的命运有关联的人。七十年代初至文革结束，我“走南闯北”去看望过很多人，有名气的和无名气的。记得有钱伟长、温元凯、李维康，和复旦的“黑桃皇后”邱励欧等人，也去过安徽那个小城看望了H。我因帮车辆厂搞科研，有一张全国通用的火车免票，可免费坐卧铺。四五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便跳上火车从武汉去了北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出事后的天安门转了一圈便回到武汉，单位里没人知道我居然去了一趟北京。我也没有做什么英雄的举动，只是一种内心的冲动想“见证”历史。
侯国屏
我高中同桌是个女同学，她父亲毕业于清华，57年成了右派，到河西走廊劳改，死了。（当时我不知道）她没考上（？！）大学，发榜后，我去她家道别，见到了她母亲，一个非常文静的女人，听说我考上清华，说了两句她父亲：“那个人，就是太骄傲了！”。我记住了这句话。
进了清华，深感清华学生个个聪明非凡。参观“反右展览”后，我又深受教育。清华出去的学生，特别是到了小地方的，瞧不起几个人的，领导是土包子，同事是笨蛋。所以群众关系也不好，运动来了，不整你才怪呢！
所以，听话出活那句话确实是谆谆教导。
再后来，“九评学习”，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学习也一般的人算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尽管高中时，据说差点入了党，但这时已基本绝望了。
再后来，文革开始，自然不会当出头鸟，基本是当看戏的观众。
连果义
候爷的感受、经历，有代表性。
杨雨甡
说起反骨，其实不是。
那时候的人，还是站在党国的立场上看问题，毕竟49年后，国家的面目发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只是一些人还有一些“傲骨”与自尊，然后以此去衡量他人。所以，主张宁可实事求是地谈问题，也不愿意当“歌德”派，不想靠歌功颂德换得自己的一官半职或是什么好处。
这些人本来是国家宝贵的财富，但是却被错把“傲骨”当“反骨”而遭铲除，真乃国家社会之一大损失与久不得愈的创伤。
后来的那个“反右”展览影响了几届清华的学子，“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们自然是被去掉了“傲骨”，而“闻风而动”的“驯服工具“们许是被植入了一块“媚骨”。
后来，孩子们的无知不再此列，许多事情的发生，或许是因为少了一点傲骨，多了一点媚骨的缘故？
沈惠川
叶兄，当时你与钱先生的交谈如果再深入一步，也许你以后会发展成一名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的编委。
叶志江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帐话．"
沈惠川
原来叶兄成了叶宝玉、叶黛玉。呵呵。
曹雪芹害人不浅啊，误人子弟！
林海
多了一名著名力学家并不打紧，少了一位侠肝义胆的顽主，岂不可惜！
贺曙东
肖宁同学，
提起来，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见过一面。当年是由万绍鸿带你到我处。
由于无九高光荣全家和我家是朋友，多年后，在电话上我与高光荣及他太太高屏聊天时提及此事。我告诉他，在北京曾见过你们无九的一位女生，是位军官（好像是大校）。但可惜忘了名字。高屏在电话另一端大声命令: "高光荣, 把你的梦中情人一个一个报给贺曙东听，帮他回忆。“
结果高光荣第一个报出”肖宁“。我当即说道”正是肖宁, 不用往下报了“。
讲出这个故事，希望能让你高兴，起码让你多活十年，“OU SIN！”。
叶志江
建议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梦中情人报出来，让更多的人多活十年！
沈惠川
每个时期的“梦中情人”是不一样的。例如关之琳就曾经是。
顾耀文
“焐心”--把心焐得暖呼呼的。
卢有杰
“发动机”这词儿在清华很有讲究，但诸位知道“不漏气的发动机”作何解吗？在这里考考叶学长。
叶志江
答：领导班子里没人当叛徒。
卢有杰
换句话说，没有胳膊肘往外拐的。谁要是稍有异议，有你的好果子吃。这个领导班子，听谁的指挥棒？所以，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下面的人都已经垒起了自己的窝，除了阿谀奉承之外，没有多少人真听他的了。当初批判高教部和清华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有道理的。自从那时起，几十年过去了，各个地方，各部门的发动机都修理得不漏气了，都按照自己的意图高速旋转着。这种不漏气，也是目前官员贪污受贿总是一窝儿，一窝儿的原因之一。
沈惠川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士名就万卷破”。
惭愧！
顾耀文
当年清华学生午后都有午睡习惯，沈同学从不午睡，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的8000多道微积分题全部做完，写满四，五本日记本，据说考试 时老师也借他的“日记本”出试题。
数学里的确有政治，从“三七开” 到华罗庚的0.618，都是政治。
沈惠川
耀文兄言过其实了。“吉米多维奇”习题4481道（？），写满8本日记本。没有老师借我日记本一事。倒是最近几年，有学生（出国的和未出国的）死缠硬磨向我借印《经典力学题谱》的原稿。
肖宁
晚饭后与胡XX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普通话夹着苏州话，还有英语单词，语速极快。
胡XX现在一个人工作和生活在加拿大东部魁北克市，女儿一家在蒙特利尔。
听她一番介绍，她生活得非常充实，自在。上班搞科研（振动研究及其应用），下班种地（有机蔬菜吃不完），空闲时间不看电视不上网（不操闲心），读经（古今中外），夏练瑜珈，冬天滑雪（我尝试过好玩但我怕摔），还有做慈善(资助两个孤儿读书）、教中文，姥姥当得很开心......。
她的“活在自己”，她的当科学家的“野心”（这是她的原话），她的至今不减的搞科研的兴趣，以及通过修炼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量的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快感，她认为年龄对她没有限制......都深深感染了我。也使我感觉到我的初衷显得一钱不值，她的心是不需要外界来“焐”的，她的心之所以如此年轻，来自内心的自省和坚持不懈的行动。
当然，电话结束时，她说让我问候诸位关心她的校友。
林海
叶志江在文革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正是文革救了叶志江。丢弃了虚妄的羁绊，人活得自在，踏实。

tuffy05

清华校友在《被磨损的两架发动机》后的留言（二）
(2010-08-18 13:16:59)转载

标签： 大学岁月 反右 清华大学 又红又专 杂谈   

沈惠川
看来肖宁同学是个美女。可惜对不上号。
叶志江
革命可以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驱赶不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喜欢到三院的教室自修，那是无线电系九字班学生的自修教室，一个美丽的身影吸引着我的脚步和视线，令我惆怅。（《晚风轻轻吹过树林》）

我写的是大一时的“恋情”，我还未“成名”，可以私自闯入无九的自修教室而不引人注意。因为“动目不动口”，这记忆也就只留下了婀娜的身姿。那当然是无九的学生。文革后，有不少人为我做媒，有个校友向我提起一位无九的女生，我心中为之一动，见了一面，却不是。
我写《又见皇后》，也有潜意识在起作用。
得罪之处，请无九的学兄学妹们多多包涵。（《晚风轻轻吹过树林》的跟贴）

我一直在寻找旧时的梦，后来也见过不少无九的女同学，可惜对不上号。
沈惠川
如果对上号了，就娶回家！娶个媳妇好过年。
林海
对不上号是美文，想象空间无限。
对上号了是美女，想念时间无限。
叶志江
妙言，妙不可言！
石恩潮
叶兄说：“建议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梦中情人报出来，让更多的人多活十年！”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中情人，包括我们的“胡哥”。可是，事情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喜剧，也不一定“杯具”都能转成喜剧，有好的结果的事，人大多愿意回忆，对没有结果的往事，人大多就不愿意回忆，也不愿旁人提起了。前些时，与一些清华同学好友聚会，谈起往事，我说我想写下来，过后，有好几位来电话，说你千万不要上网“发布”，我当即保证，我做过25年的保密工作，“保密条例”我懂。
　　我们在清华时有严格规定的，不准谈恋爱。我班有一位男同学，大二时给一女同学写一小条，受到“组织”的批评，也受到全班同学的“孤立”，毕业后40年，我们多方打探，也不知他在何方，我们只想与他联系上，当面说一声，对不起。
　　今日看到下面的一条新闻：大学生“二奶”将开除学籍引发公众热议。想到这个社会确实是“进步”了，但是，大学的管理，教育的水平也“进步”了吗？
叶志江
一般来说，应掌握几条原则：一是不造成伤害，二是不歪曲，三是不以言情为主，而是反映时代造成的悲欢离合和个人的命运。
我写《斑竹一支千滴泪》时便想到了H，也很想写下来，因为那更曲折和令人伤感。但我知道“圆圆”不是清华的，没人会联想，而H却会让“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因此我没写，这次略为提及的只是我们许多人共同的经历和命运。我总觉得大男人到人间“摸爬滚打”一番也就罢了，可怜的是那些弱女子。

“建议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梦中情人报出来，让更多的人多活十年！”当然是戏言。
马联成
孙子都不小了。还从来没谈过恋爱。真正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梦中情人就是）。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指具体的，不是指那种广泛的）！我的爱在小说里漂浮。
林海
大理歌
老友见面，热泪盈眶。
卌年风霜，两鬓苍苍。
风流才子，尚能饭否？
昔日恋人，不再漂亮。
圣贤权贵，视同粪土。
恩怨情仇，一概遗忘。
鼎食槽饮，放浪形骸。
何日再聚，敢有奢望？
叶志江
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蘋。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林海
无需感慨多唏嘘，任凭议论加剖析。
历史误会皆多余，波波红酒醉娇妻。
沈昆
林海兄，诗中可有暗喻，以解叶兄“少年维特”之疑难？
叶志江
一波三折，两波六折，难合梦之曲折。
王大定
我理解你的“因为人到中年后，我自觉已无可能在科学上作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你想到，成为牛顿、莱布尼茨、高斯或拉普拉斯这样的成就不可能了，就“为稻梁谋了”。并非你是牛才比不了马。
侯国屏
叶公在上文中说“清华大学将我树为‘标兵’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反对！你是我们青年时的毋庸置疑的偶像。至于我说过你的“历史的误会”，不是指这个，而是后来。从反蒯大字报被误认为是保蒯大字报开始，一系列鬼使神差般的误会和偶然，使一个本来似乎应该是保守派立场的人一步步站到了激进的造反派一边，甚至被沈如槐封为团派的“理论家”。
回首往事，当然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其中有一种解释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我自觉此生非虚”，说得好！
沈昆
叶兄表示其成为标兵乃是“历史的误会”，显然是过谦了。曾先生所说，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还有更多因素。
首先，暂且按照子正兄对贡献的衡量标准考察一番。从叶兄的“救美”以及后来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却因为有人制造不快而执意转学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叶兄对自己人生原则的执着。而这种执着显然不为官场所容，所以通过仕途做贡献对叶兄而言也就免了。至于通过专业上的成就起作用一途，在当代的工程技术以及科学领域，恐怕还是外因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的前提下（比如叶兄那样的才智），外部条件是否给以机遇就成了决定因素。
不过，我并不同意子正兄以做官当院士来作为衡量贡献的判据。我以为衡量人的贡献，大概应该借鉴评价公司使用的考察“资产回报率”的方法。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是公司盈利对公司资产的百分比，考察人的贡献是否可以考察其行为产生的社会总效益对其拥有资源的百分比？人的行为的社会总效益应该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效益，当然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比如，一个民企老板，其行为的经济效益可以用其缴纳的税款与发放的员工工资及其它福利待遇来衡量，社会效益应该包括其对社会的捐赠，对改善其员工家庭情况的影响，其产品与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等等。政治效益当然就是其言行对推动社会进步．建设稳定和谐社会的影响。民企老板掌握的资源当然就是他的资产了。为了避免类似用资产回报率评价公司造成的“皮包公司倾向”（减少资产以提高资产回报率），应该按照掌握的资产适当加权，以免鼓励逃脱责任的倾向。
当然，应该包括哪些效益，各种效益如何量化，需要研究，这个题目大概足够作为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专业的博士论文。
如果真能确定这样一种衡量人的贡献的方法，就会鼓励任何人，不论能力大小，尽力为社会作贡献，也体现了平等精神。
如果以此为判据，叶兄的贡献显然非同一般，仅是叶兄发表在社区的文章，其效益（给大家带来的快乐、思考与教益）就非同小可。
高子正
谈起叶兄的大名，当年的清华学子无不知晓，一个学生中“又红又专”的标兵，可谓“闻其名，名扬四海”；“文革”中，一个“修正主义的苗子”，却阴差阳错的成了了激进红卫兵的组织蒯派的成员；再后来，观其人，似乎一介书生；再看其文章，一派“侠骨柔肠”。虽几度被人精心雕刻，却依然有棱有角，……这里许许多多，都发人深思。
本人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涉及个人的兴趣爱好与成功的关系；另一个涉及到人才的培养问题。应该说明的是，本人不想过多的涉及到志江兄的私人隐私等等，而是希望借此话题，引出对第二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我思考这类问题由来已久。虽希望深入钻研一下，无奈水平太低，力不从心。现有叶兄和众学友的关注与帮助，想必能有一些进展。
我现在没有保留叶兄当年的事迹文章，却发现保存着一本清华大学团委1965年内部出版发行的小册子《做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其中收集了蒋南翔校长的讲话，和林宗堂等学长的事迹文章。从中，人们可以看出，当年清华大学对于培养“又红又专”革命接班人的目的意义是很明确的，小册子引用了三段毛主席语录，包括了“接班人5条”。
所以，叶兄说自己是个“误会”；那也许是谦虚；也许是不得不做出的违心的解释，那我就不好说了。反正，我以为，当年叶兄被树立为标兵，没有什么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中，以团委副书记身份出现的谭浩强，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写出了计算机普及教材“BASIC语言”，从而奠定了他作为计算机行业的先驱者的地位。直到不久前，我看到在2008年的《电脑报》名誉编委中，还有他的名字。
叶志江
关于“成才”的问题，子正兄引用过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一句话：“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进入新东方在我看都应该从打扫厕所开始做起”，说明扫厕所对“成才”的重要性。在同一篇文章中，俞敏洪又说：他“上大学没谈过一次恋爱”，如果“把四年的时间用在谈恋爱上……，这怎么能成就一番事业呢？”可见，要“成才”，这恋爱应当不谈、晚谈，至少应当少谈。
同样的道理，吴忠超先生也当面同我说过。据他引证，某位名人曾说过；一个人如果一生谈过三次恋爱，便不可能有大的成就，因为恋爱太耗费精力了。
我谈恋爱的次数远远超过三次，仅此一点便足可推断我不会有大的成就。所以，我更喜欢将我没有“成才”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因素，而不太赞成将其责任完全推给别人。
当然，扫过厕所，恋爱次数又少于三次的大有人在，倒也并不是个个都成才的。而且，这一限制似乎只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人则完全无视之，如毕加索、如郭沫若等。
所以，我也就只能写写“救美”、“晚风”一类言情小品，据说还能让读的人“津津有味”，有一点用处。
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动荡年代的遭遇。一个人不能成才，无关大局，但一代人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则兹事体大。
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的民族依旧屹立于世界之林。
林海
说到人一生谈几次恋爱与成就大小的关系问题，我还真说不清，因为缺乏统计资料。我很难得知某个人到底谈了几次恋爱，也说不清他的成就到底大不大。为了凑个热闹，我贴上一篇短文，是历数一个人结了几次婚的，我看不出结婚和他的成就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一天，我到望德楼吃饭，路过一个卖羊肉的小店时，我朋友告诉我：开店的老头儿已经86岁了，他娶了个30岁的妻子，还生了一个孩子呢。中国民间确有一些老少夫妻，虽然为数不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因为都是草根老百姓，他们的故事一般都传播不远，只是在街坊邻居乡亲朋友之间传为笑谈。能够把笑谈传为佳话的老少夫妻，一般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比如一些文化名人。
无论是成为美谈，或传为佳话，或流为笑谈，老少夫妻们都是一样地在流光河里泛舟。谈不上谁短谁长，无所谓谁是谁非。男女情事本质上是私事，社会的公权力是不宜过多地介入的。


附：子正兄在《晚风轻轻吹过树林》后的跟贴

最近，应学友的要求，志江兄一连发表数篇文章。阅后，深感志江兄聪颖过人，才华横溢，智商很高。看似一个文弱书生，却能够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救美”；在朗朗读书声的清华园，还能颇有一点“桃花运”(如”树林”)，看来，情商水平也不低。
他的文章，文字流畅，情感含蓄；也许是淡淡的描述，却让人回味无穷……引得众多学友的喜爱。
不过，坦率地说，似乎志江兄的“官商”不高（注：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意思是指想当官的意愿，以及对中国官场习俗的适应能力），所以，他的文章很少涉及官场和高层。……
阅读志江兄的系列文章，我不禁反复思考两个问题，特提出来请教。如果，不便回复，也请说明一下：
第一个问题：志江兄博学多闻，包括文学艺术，但是，为什么不选择那一类的“专业”，不选择北大之类的文学艺术学院，而偏偏选择数学应用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为自己的专业呢？
第二个问题：作为当年清华大学树立的学生中“又红又专”的典型，叶兄的能力和表现应该是无愧的。但是，四十年过去了，清华出了不少高层领导人，也出了不少院士和学科带头人；仔细观察，当初他们并不突出。为什么树立的标兵未能起到预想的结果？当时，干部中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是吕应中，也未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规律或者道理而言？对于人才的培养或者扼杀问题，有什么启发？我还联想到，当时，北大中学生比较出名的有两个：懂得十国外语的“王十国”（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后来看过他主编的词典）；另一个是善于写科普文章的叶永烈，他后来成了写人物传记，特别是“四人帮”问题的著名作家。这里的变化，也是蛮有意思的。